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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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毛主席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毛泽东传说
毛泽东的传说
毛主席是南人北相。一般来讲，那个年代的南方人身材都不很高大，很少有超过一米七的，但毛主席身高1.83米，这在当时非常少见，预示其要超越常人，出人头地。
毛主席是男身女相。他是不长胡须的，这我以前还真没有注意，这次仔细看了他的一些照片，还真是没有胡子。
毛主席是中年得痣（志）。他年轻时是没有嘴巴下面那颗痣的，那颗痣是在他中年——就是遵义会议后，成为中国红军的主要领导者后，才有的。
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这一天在佛家也是观世音的诞辰，所以当地人都称毛主席是观世音转世，来救苦救难的。
毛主席的铜像，是为了毛主席百年诞辰纪念，由上海制造的。在运往韶山的途中，一路顺利。但当经过江西井冈山时，车忽然开不动了，怎么检查都没有问题，但就是走不了。当地的百姓说，毛主席在这里闹革命，不想这么快就走，他想住住，就在井冈山住了一夜。司机向主席铜像三鞠躬并说：主席我们要赶时间，如果完不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我们的任务，责任太大了。第二天也没有修理，车就可以正常行驶了。在百年诞辰纪念日，毛主席铜像如期抵达韶山。六米高的铜像安放在十米的高台上，用绳捆绑着铜像的颈部后吊上去，怎么也放不稳，当地老人提醒快解开绳子，将绳子捆绑在腰部位置，铜像很快就位了。东方的太阳与西边的月亮，竟同时高悬空中。每年只在春天开一次的杜鹃花，却在12月份的那一天，开的漫山遍野。百姓说这是在欢迎毛主席回家。那一年杜鹃花开了两次。
毛主席回韶山工作的地方滴水洞，有会议室、卧室、浴室、活动室、地道，给江青也准备了卧室和浴室，不过江青从没有到过韶山。据说毛主席曾邀请江青到滴水洞住，江青提出了3个要求：用专列接送；要在《人民日报》专文报道；将毛主席故居杨开慧的照片换成江青的照片。毛主席说：算了，该来的都会来，不愿来的就不该来。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阔别23年的故乡，陪同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毛泽东对周小舟说，想在滴水洞修几间茅屋，“你们省委研究一下也可以嘛！”于是，湖南省委开始修建滴水洞工程。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〇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只因毛泽东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1962年底竣工。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到故乡韶山，就住在滴水洞，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住在滴水洞，就在这期间，他形成了发动“文革”的思想。
8341之谜。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一天毛主席来到陕西佳县白云山白云观抽签算卦，当将抽出的签交给银须老道士时，老道士一看此签大惊失色，不敢解签，推脱说过两天来告诉你。几天后，毛主席派人去白云观再问情况，谁知那位银须老道士却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其他道士将一张纸条交给来人，什么话也没讲。回到驻地后，纸条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打开一看，上面只写了四个数字“8341”，毛主席不解其意。此后就把中央警卫团的代号定为“8341部队”。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有人才突然醒悟，“8341”四位数字代表着毛主席活83岁（1893年-1976年正好83年），当领袖41年（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至1976年正好41年）。
还有更神的传说，听矣，信不信由你。
清朝，乾隆皇帝某一次下江南的时候，就来到了湖南韶山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就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500年内这个地方必然会出现一位杰出的大人物。身边的很多人就问这个人姓什么，干什么的，但是乾隆皇帝却只是笑笑并不回答，而是把手掌正过来后又翻了过去——把手字反过来看正好是毛字。500年内，韶山冲里果然走出了一位伟人，他就是毛泽东。
将韶山行政区划图倒转过来，竟与中国地图惊人的相似！而且韶山地图倒转后，毛主席故居所处位置与中国地图中首都北京所处位置又惊人的相似！
世界人民如何评价中国总管家周恩来
1936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到“红区”之后，周恩来是斯诺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建国后，斯诺曾于1960年、1964年、1970年多次来华。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陪斯诺游览密云水库，泛舟长谈。1964年10月，周恩来在自己的住宅里，再次同斯诺长谈。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领到毛泽东主席的身边，由此产生了轰动世界的独家新闻：中国愿意接受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斯诺对周恩来交之甚笃，知之甚深。他说：“周的经历表明，他正是人们所说的总管一切的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他在探讨毛周关系时说：“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则对此感到厌烦。周会大刀阔斧直抓事物的核心，摒弃无关紧要的东西，必要时采用绕道走的方法，但从来不轻易下赌注，除非他拿了一手绝妙的好牌。革命形势呈现稳定之日，就是周工作得心应手之时。”斯诺：《尼克松棋逢对手》，《西方人看周恩来》第46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
美国《纽约时报》的远东记者约翰·麦克库·吴德施出生在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重游中国，周恩来曾三次接见他。他说：周恩来“是北京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他在党内最高层任职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者毛泽东还长。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他就担任总理，作为国家的代言人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8页。
美国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说：“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都是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在文职政府的管理方面显示了近乎天才的能力。实际上，他掌管了国内经济和政府为他的数以亿计的同胞们所操心的事情”。《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52页。
1971年7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写道：“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1949年获得胜利后，周恩来在北京新政府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从而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作为中国的主要行政领导人，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政府机构以管理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西方人看周恩来》第122页。周恩来逝世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曾这样评论：“周恩来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惊人精力的人物。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为‘新中国’制订主要的方针政策，但是他依靠周加以贯彻执行。”《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99页。《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周是一个具有远见的人，他敏锐、多智、不知疲倦和注重实际。他一生的经历大体上也就是本世纪的中国历史。评价他的生平也就了解了本世纪的中国史。”“因为他的想象力不仅包括管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指导它的发展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还包括指导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适应性强的方针。”同上书，第297页。
英国学者约翰·吉延斯认为，周恩来“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和经济事务至高无上的管理人”。《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33页。针对“文化大革命”，柯莲娜·麦克杜高在1976年1月9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没有周恩来的话，这种动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50年代以来，周在国内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负责收拾类似的残局。没有他的智慧，没有他的行政权力，没有他安排人事的本领以及灵活性，看来中国是无法克服和解决毛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连串实际问题的。”《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47页。迪克·威尔逊认为，“周是一位极优秀的外交家、调解者和行政官”；“周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是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的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79页。
周恩来逝世时，丹麦《日德兰邮报》发表文章指出：“周恩来作为一位领导人对现代中国的建设起了最重大的作用。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他把毛主席的思想变为现实。”挪威《晚邮报》的文章说：“毛主席和周恩来是相辅相成的，毛主席作为思想意识和人民的领袖，周恩来则作为现实主义的和重实效的行政管理家。”西班牙《终极日报》的文章说：“毛提供经验和政治哲学，而周恩来是整个这一伟大事业的管理人。”日本《北海道新闻》的文章说：周总理的功绩之一是，“建国以来每当国内出现重大的变动，他就防止政治、行政方面出现空白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年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等重大的变革的动荡中，使难办的行政管理顺利进行，使国民生活不受影响。”同上书，第291、287、262、89页。
周恩来的管理才能曾受到斯大林和米高扬的赞赏。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西柏坡，2月5日，他在和周恩来就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新政府的组成形式及其职能、对外关系等问题作过一次谈话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私下同师哲交谈时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同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谈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时曾说，在这方面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
第三世界国家对周恩来管理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大国的才能与政绩普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马达加斯加《新闻报》的文章说：“管理一个有八亿人口的国家是一项责任重大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是一位杰出而机敏的领导人”。《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206页。印尼总统苏加诺曾感慨地说：毛泽东真幸运，找到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一位像周恩来这样的总理，那就好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悼词中说：“周恩来总理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行政官和卓越的谈判者。他是一个拥有八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理。他以他的智慧和领导才能，帮助解决了中国的许多困难，并且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国际问题。”同上书，第25页。
说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当然不是仅仅指经济工作而言。但是，经济工作无疑是周恩来管理国家摆在首位的工作。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在评价周恩来时都曾指出，不要以为周的特长在外交，而忽略他经国济民的治国之才。本杰明·艾·施瓦兹说：“我一点也不怀疑，自始至终，他是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创建一个‘强盛富裕’的中国。”《西方人看周恩来》第338页。阿尔登·魏特曼说：“这位总理工作中的劲头是出自为中国的强盛”，“他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同上书，第303页。现代化是周恩来追求的富强的具体目标，正如尼泊尔《前导》社论所说：“周恩来在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为中国通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方面的现代化迅速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136页。
左宗棠曾经写过这样一副诗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指的是司马迁和司马相如，“一卧龙”说的是三国时的蜀相诸葛亮。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海外华侨，特别喜欢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人大会堂主席庄汉良说：“他由学生的时代，就已献身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担任了二十六年的国务总理，公而忘私，日理万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比于西蜀丞相诸葛武侯。”《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13页。
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同周恩来会晤过十来次。关于第一次会面的情景，韩素音回忆道：“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序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周恩来杰出的管理才能和卓越的奉献精神给韩素音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出色的传记作品中，韩素音曾这样书写传主：“他天生就是一位管理人才，对面临的大量问题一一加以考虑，并想方设法以最小的冲突和损耗取得最大的效益。”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50页。该书有一章即冠以“中国的大管家”的标题。这一章中韩素音写道：“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任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周转向他的‘外事’人员，要他们确保把毛的话翻译好，通过电台，广为传播。‘要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必须从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秩序。毛说过：‘我们继承的是一条布满窟窿的毯子’。当时中国可谓千疮百孔。一切要仰仗毛称之为‘大管家’的周恩来修补这条破毯子，并在有朝一日提供新的毯子。”同上书，第274页。
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从1946年到1973年曾多次见到周恩来。他回忆说：“记得在重庆和谈时代，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喟然长叹国民党里怎么就出不了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他认为“周总理是八亿中国人民口中最亲切的名字。‘周恩来’三个字，不论以任何语言出现，都代表着尊敬与荣誉，因而他的逝世受到中、外一致的哀悼”。《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第437页。
美籍华人张大卫博士在对中国国内各阶层广泛采访的基础上，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研究。张大卫说：“在管理公共政策方面，他有无可匹敌的能力。”“鉴于中共政策的形成是政治局决定的产物，周恩来总是无私地和理智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派别政治活动常常有碍于他提出自己最合理和最客观的见解，然而在政策执行阶段，他总是始终如一地通过管理权限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作为一个管理者或一个外交谈判能手，他擅长于有效地执行他的职责。”在分析毛周关系时，张大卫说：“周恩来作为一个忠实的总理，他弥补了毛泽东在外交事务和技术现代化方面的经验不足，在这两个领域，他在其生命有限的最后几年内，似乎提出了他自己的紧急创议。”张大卫：《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邓小平》第38、40、59、5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年版。“鞠躬尽瘁（力），死而后已”，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名言。周恩来多次引用这句名言以自律。他在为中国的富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追求中，对国务活动方方面面的管理中，给当代人留下了最崇高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的总管家，他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周恩来从不怕忙，也从不怕累。他爱对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负责人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周恩来的秘书们各自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向周恩来汇报，以便周恩来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各项政务。周恩来认为，既然是一国总理，天下大事应该最先知道，第一个知道。他要求秘书们，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给他，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哪怕刚刚吃了安眠药在睡觉，也要立即叫醒他。所以，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发生重大事件时，周恩来先于主管部长知道了情况。
周恩来日理万机、总管一切，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往往是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秘书们逐个地请示和汇报工作，并且当场答复秘书们提出来的问题。他甚至连上卫生间时也在审阅、批改文件。晚年时上床后，他还常常在邓颖超专门设计的小床桌上伏案工作一阵子。
中国古代有过“无宿政”之说，强调政务处理要迅速、敏捷。周恩来处理政务经常强调当天的事情当天办完。他白天不是去开会，就是接见外宾，或者参加别的什么活动。尽管他回到办公室已是深夜了，还要处理当天所要处理的事情，包括阅批各方面的文件、报告和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何其芳曾亲眼看到周恩来连续工作的一夜。当时，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报告。这个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便由何其芳整理后，把稿子送给周恩来审阅。何其芳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用手指着写字台上重叠在一起高达一尺许的文件对何其芳说：“我今晚上要批看这样一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我看到你们送来的稿子的时候，再叫你。”何其芳睡了一觉，值班室同志才叫醒他再回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要何其芳坐在他的对面，陪他审阅。当周恩来审改完这篇稿子，雄鸡已高声报晓了。
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谷牧同志曾回忆：1966年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马上打电话找谷牧。周恩来向谷牧谈了大致情况，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谷牧当时考虑已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通完电话后，谷牧就睡下了。可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第2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周恩来总理国务26年，像谷牧、何其芳所见的事例何止万千！李先念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写道：“在‘文革’以前的几十年中，他平时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有时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专心一意，日夜操劳。”“到了‘文革’时期，恩来同志工作更辛苦，往往夜以继日，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有时连半个小时的休息也得不到。他后来得了重病，是同操劳过度和精神郁闷分不开的。”
周恩来生前留下20多本工作日历，记载着他从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26年间每天办理的重要事项。它是总管家周恩来体国经野辅世长民日夜操劳的历史记录。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室里的两份日历，能使我们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一份是周恩来1961年在邯郸农村调查期间5月7日这天的工作日历：
晨二时与汉夫就老挝问题通电话
三时向主席作口头报告
上午十时与许明、马列谈食堂菜地问题
十二时出发往涉县
下午三时到涉县县委谈话
三时四十分与堰头干部、社员谈话
六时参观食堂
七时五十分始返
有多少个日子像1961年5月7日一样，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是那样的满。
一份是周恩来1974年3月26日这天工作日历的记载：
下午三时起床
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陪餐
晚十时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休息
有多少次像这份工作日历记载的那样，周恩来整整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
有人曾经查实，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的五个月中，周恩来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他一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的共44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然而，就在这一年半身住医院的最后岁月里，周恩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周恩来是人民心中的当家人。有多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的身影、累得日益消瘦的面容，难过得流下眼泪。有多少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提起周恩来忘我工作就激动得不能自己。人民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多休息一下。
1967年2月，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为他的健康担心，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请求总理注意休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张大字报用图钉钉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邓颖超又提出五条“补充建议”的小字报贴在这张大字报上。叶剑英、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大字报都在上面签了名。周恩来则在上面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他理解大家的心情，尊重群众的意见，但休息问题还要看实际工作允许不允许啊！
听说1968年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治病，也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周恩来回答说：“我做不到。”胡志明说：“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时吧。”周恩来说：“尽量做到。”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未做到。参见陈浩《一片公心永鉴青史》，《我们的周总理》第531页。
难道周恩来不需要休息？不！他曾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晚年，他的病情已很严重，特别需要多休息！但是，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不能够放下管理国家的责任啊！“我是总理，要负全面的责任，上对中央，下对群众，不多管一些怎么行呢？”“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就是周恩来拼命工作的答案。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累死了。他没有子女，没有任何一星半点的私人财产。然而，作为当代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杰出的管理家，周恩来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无法度量的精神财富。
彭德怀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生活的光辉岁月
彭德怀在资历上比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都要浅，但是在军史上的地位则仅次于朱德，从红军早期的红3军团司令员到红军后期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再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直至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直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兵权。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初期，他又一直担任我军副总司令员。抗美援朝是彭德怀的军事生涯达到特别辉煌的时期，担任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全军首次授衔时，彭德怀是主持军委工作的领导人。纵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彭德怀从平江暴动到朝鲜停战，一直都在第一线统领部队、指挥战斗，这一点在全军独一无二。所以，1955年全军授衔时，彭位列元帅第二位。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全师，实现了三个巨人的第一次握手。彭德怀用湘潭口音对毛泽东说：“对毛委员仰慕已久啊！”“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毛泽东用和彭德怀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说：“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这句话，彭德怀记了一辈子，成为俩人并肩战斗生活的开始。
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彭德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重新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开始牵住蒋介石的鼻子，夺回红军失去很久的主动权，渡过赤水河，攻克娄山关。作为红军主力之一的彭德怀红3军团，此刻在行动上更表现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赤胆忠心。彭德怀率领他的部队跑步向前，冲锋陷阵，力克娄山雄关，再占遵义古城，并指挥部队乘胜作战，接连击溃黔军3个团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这次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压抑已久的毛泽东，兴奋地挥笔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吟唱着“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开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的转折从此开始。
然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张国焘野心膨胀，搞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险些把长征的胜利毁于一旦。彭德怀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分裂行为，坚决拥护中央北进的方针。为了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他率红3军团走在北进队伍的最后面。1935年10月19日，红1、3军团到达吴起镇，与红26军及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接着，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部利用直罗镇镇西南的高厚深沟地形击溃了敌人5个骑兵团的尾追。直罗镇一仗是红军进入陕西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捷，从此结束了敌人对红军的追剿。毛泽东非常兴奋，立即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一次写诗明确赞扬一位高级将领，既是对彭德怀勇气和才能的赞赏，亦是两人间真挚感情的流露，更是自长征以来毛泽东与彭德怀共同战斗，同舟共济，克服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战绩辉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1940年8月20日晚，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129师、120师主力各一部首先开始行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同一小时内，我军在华北，以正太线为主干，包括平汉、同浦、津浦各线，五千余里漫长的交通线上全面出击。战斗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破坏敌人交通线为目标；第二阶段是以攻占据点为主的攻坚战斗；第三阶段以反日寇大规模报复性“扫荡”的拉锯式消耗战为主。战斗中，我军由参战的22个团，逐渐增加到105个团，共40余万人。占当时我军总数的80%。这次大战前后约进行了1824次战役战斗，历时将近4个月。“百团大战”发动以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表示“佩慰”，蒋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怀颁发“特电嘉奖”。社会各界舆论反响强烈，赞扬之声一片。“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常大。
彭德怀称“这种胜利是华北抗战局势开始转折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引起国际国内人士的很大注意”，对“全国抗战外交”，“也将产生良好的影响”，“是八路军战斗史上光荣传统”！“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华北抗战历史上，乃至在全国抗战史上，都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敌人后方，进行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是第一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在国际国内引起的巨大影响是：第一，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推动全国军民更加坚决抗战，更加团结进步。第二，在敌占区内及敌人远后方也起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粉碎了日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企图。第三，向全世界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力量。因而在全国抗战外交方面，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解放战争初期，面对陕甘宁边区部队与进犯的国民党军是1:10的悬殊力量对比，面对强敌，历来敢于勇挑重担的彭德怀，向党中央主动请缨，临危受命，负责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2万余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保卫陕甘宁。
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部逼近延安城，城内能听到清脆的枪声，延安的机关和群众也已撤离完毕，毛泽东才最后撤离。临走，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
彭德怀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他不断地把胜利的捷报送到毛泽东手中。
3月24日，敌军向青化砭进犯，早已布好口袋的彭德怀，亲自指挥5个旅从正面攻击，两翼夹击，一步一步地把口袋扎紧。经过1小时激战，歼敌2900多人，这是毛泽东撤离延安仅6天后取得的首战胜利。两天后，毛泽东兴奋地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敌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重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
针对青化砭伏击战的胜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今后要继续采用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方法对付敌人才有效果。彭德怀认真考虑之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敌人已改变孤军深入而变成方阵推进后，像小米碾子一样，这样，三面包围的战术就不能奏效，因而建议毛泽东改变作战计划。毛泽东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判断。”对彭德怀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深为赞许。
接着，彭德怀牵着胡宗南的鼻子，打起了“蘑菇战”。毛泽东认为“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须之路”，把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歼灭。很快，彭德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西北战场三战三捷，消灭胡宗南军1.4万多人，有效地策应了其它战场的作战，为西北战场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7年7、8月间，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8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了小河村，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靠拢。转移途中，中央机关和野战军被挤在佳县、榆林、米脂3县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毛泽东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危十分严峻。彭德怀立即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前往乌龙镇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这时，天降大雨，毛泽东指挥警卫部队抢渡五女川，18日晚到达佳县杨家园，为山洪所阻，不能向北转移，只好改为向西北方面冒雨行进，但仍未脱离险境！
得知这一消息，彭德怀坐立不安，心急如焚。当他了解到此时刘戡正带着5个旅由绥德以东的义合镇继续北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整36师师长钟松，孤军深入，派第123旅等部作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时，便果断决定：歼灭整36师。彭德怀的决心和部署，立即得到中央的批准。彭德怀断定钟松主力必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之前，在运动中以伏击姿态歼灭之。20日拂晓，彭德怀命令发起攻击，将整36师两个梯队分割包围于沙家店附近及常高山以南地区，激战至黄昏，歼灭该师师部及两个旅。
23日上午，毛泽东亲自参加彭德怀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饱含感情地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利用一天的时间，就在沙家店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
1948年1月底，根据毛泽东关于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彭德怀提出以一部分兵力围攻宜川，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灭援敌，再夺取宜川城。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种“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
2月下旬，彭德怀指挥整军后的部队转入作战，包围宜川，把敌人压缩在东西长不到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3月1日拂晓，发出总攻命令，战至第二天，全歼刘戡所部共2.9万人，国民党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
战后6天，毛泽东挥笔著文，称：此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次大胜利。
4月22日，延安解放。彭德怀提前两年使这座革命圣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4月24日，彭德怀和徐向前共同指挥数十万解放军解放了太原，结束了华北最后一个攻坚战。打下太原之后，毛泽东将第18、19兵团调西北战场，归彭德怀指挥，参加对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此时，国民党反动派自知华南无望，遂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东山再起。
1949年7月，按照毛泽东、中央军委“钳马（步芳、鸿逵）打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指示精神，彭德怀组织了扶（风）眉（县）战役，扶眉战役经历4天，消灭胡宗南4.3万人，使骄横一世的“西北王”胡宗南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至此，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
尔后，彭德怀与毛泽东函电往返，商讨“击马”战策。在局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彭德怀“不要一石二鸟”，并坦诚指出，“不要性急”。在胡、马联合，大军压进西安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询问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接着，又给彭德怀单独发来三个A的电报，说“胜敌若有困难，或可再增调第20兵团于你。”秉性刚强的彭德怀为毛泽东的关心所感动，经过反复决断，他决心固守西安，“不要”援兵，“以患为例，险中求夷”，以果敢的魄力和勇于冒险的精神，用胜利向毛泽东报捷。
接着，彭德怀挥戈西上，进军兰州、西宁、银川，歼灭马步芳、马鸿逵主力。10月上旬，彭德怀和率部起义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及新疆省府主席包尔汉在迪化握手，新疆国民党10万官兵倒戈，迎来了新疆和平解放的曙光。至年底，西北五省已全部解放。彭德怀再一次给毛泽东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1950年秋，出兵抗美援朝已是万分火急的事。“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彭德怀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彭德怀也于同一天过江，并立即会晤金日成，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部署，大意是26万人已过江，准备先进行改装和训练，尔后再发动进攻。
这时，毛泽东从大量情报资料中发现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渡江，“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在督促部队不顾一切地向鸭绿江挺进。于是马上决定改变原计划，电告彭德怀，抓住战机，尽快完成战役部署，争取初战胜利。彭德怀回电毛泽东，打算我军以运动战的方式歼灭敌人。
新的作战方针使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上处处主动，“联合国军”处处被围被歼。但彭德怀对与“联合国军”初次交锋的战果却不完全满意。为取得更大的战果，彭德怀很快召开了志愿军党委关于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方针和布署研究会议。决定先避敌人锐气，故意示弱，边打边退，迷惑敌人，诱其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
很快，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敌我态势，确定集中9个军共30个步兵师，在东西两个战场同时对敌发起第二次战役。结果，第二次战役比第一次战役打得更为漂亮，共歼敌3.6万多人，其中美军2.4万多人，迫使敌人在三八线以南进行防御。
我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到了三八线，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在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精神振奋地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打；二是能不能守；三是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部队休整两月之后，彭德怀准备发动第三次战役。他冷静思考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表明了自己对第三次战役的态度。毛泽东立即复电彭德怀，同意他的看法和作战部署：“你对敌情况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在打法上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休整再战。”
根据毛泽东继续南进的指示，彭德怀将志愿军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突击进攻，发起了第三次战役。经过连续8昼夜迅猛追击，中朝军队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但因敌军主力不战而退，只歼敌1.9万余人。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是企图诱我南下，造成军队后方供给困难，侧翼暴露，以便其利用海空优势，重演仁川登陆。于是，在1951年1月7日夜，彭德怀果断命令左、右纵队各军停止追击，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防敌反扑，从而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有了这三次战役的经验，志愿军相继发动了第四、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使美军遭遇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强大的对手。
美国不得不建议双方停战谈判。7月10日，中朝与“联合国军”双方正式开始谈判，但是缺乏诚意的美国侵略者在谈判桌上多次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采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老办法，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成，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全世界人民明白，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决不惧怕战争！
经过谈判桌前两年时间的反复较量，内外交困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7月3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
彭德怀一生军事著述颇丰，重要著作已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撰《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等著作，对建设农村根据地，运动战原则等问题作了理论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等论著，就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解放战争时期所撰《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等著作，系统论述了建军、作战等问题。
泽东身边的N个“秘密小组”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是反对特权的。毛泽东也从不讲特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最穷困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女儿李敏、李讷都与全国人民一样，吃不饱肚子。
但是，到了毛泽东的晚年，因为他身体方面的原因，他无法不“特殊”了。当时各个方面的机构和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晚年的生活质量，为毛泽东成立了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各自展现自己的“身手”，也算是特殊年代里的一道特殊记忆。
医疗小组
毛泽东的医疗小组及其成员多有变动，前后两次成立过医疗小组。第一次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毛泽东的医疗小组为毛泽东服务着，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才解散。“大字本”组
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的编辑出版组。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吟唱小组
与大字本相关，又产生并成立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并“秘密”录制。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人员前后有过很多，为了便于演唱者更准确地把握诗词的含意和意境，又从北京大学调来4名古典文学教授为演员们讲解。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
戏曲小组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雪茄特制小组
毛泽东原是抽“中华”香烟的，之所以改抽雪茄，要从贺龙（一说由李先念）说起。1956年的一个午后，贺龙在与毛泽东聊天时，向他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来，说这烟味道是如何的好，如何的解瘾。毛泽东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哎，还真好，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并认准了这种产自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烟。
于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没有惊动什邡烟厂。但这毕竟不是很方便。经研究后，从什邡烟厂选中了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成立了“一三二小组”，时间是1972年的3月。几位四川师傅都举家迁至北京。之所以称为“一三二小组”，是因为雪茄所采用的柳烟和毛烟，型号分别为十三号和二号，均产自新都县独桥河两岸的200亩油沙地，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年底，“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第二章 毛泽东秘闻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故事
1927年，18岁的外婆随队伍上井冈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战士。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见到外婆这位“永新一枝花”，外公愣住了。
外婆记得：当时外公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几个人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他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了脚，没有及时治疗，伤口化脓了。
当袁文才领着外公来到外婆面前时，外公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外公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呐！”他握住外婆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袁文才是外婆的义兄，也是外婆与外公婚姻的大媒人。在见到外公之前，外婆已有了心上人，那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欧阳洛。当时两人天各一方，失去联系，外婆又从未对他表露过，只有把思念埋在心中。
我的外婆又是一位热心肠的人。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发现了他磨伤化脓的脚，当天就不由分说为他擦洗换药。这件事外公一直记得。外公明白：这确实是一位今后可以与自己共同战斗的好姑娘。
1928年春，外婆和外公先后来到井冈山下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当地客家方言难懂，外婆是外公的翻译，两人有了比较密切的接触，感情有了微妙的变化。
外公没有忘记自己在长沙的家人。当时共产党人被通缉杀害，他与杨开慧的联系通过宁冈县一家店铺秘密中转。1927年底，杨开慧得到过外公告知到达井冈山的消息。1928年上半年，外公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外公觉得情况不妙，为不连累家人，忍痛废止了这一联络渠道。后来，又传来杨开慧、欧阳洛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不幸确实每天都在发生。正如外公所说的：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
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
苦苦追求
这次妈妈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20年未见的舅婆（82岁）。舅婆的女婿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
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
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座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
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己。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这次，丈夫躺在自己面前。一层透明但冰冷的水晶，将外婆所在的人间与外公所在的真空隔绝开来。外婆觉得：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在罩子外面，包括他的妻子、女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外婆更熟悉外公的睡姿，也没有谁对他的睡眠更有感情。从井冈山到凤凰山，十年来一个个不眠之夜，他们共同度过。
她一天所忙碌的，为之付出半生的，无非就是让失眠的丈夫睡个好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
泪水不听外婆的，它又涌出来了。外婆紧咬着那块白手绢，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婆听组织的，整个参观过程中，外婆无语。几十年来，为了丈夫毛泽东，为了爱情，为了家庭，她流过多少次泪，只有自己知道。今天，70岁的外婆流下的，可能是人生最后的眼泪。现在，这滴泪正含在她的心中。
妈妈也哭了。她想起三年前，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那天。
当时的外公，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发现女儿站在自己面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左手便用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给李敏看。泪水模糊眼帘的李敏不解其意，但她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
外公去世后，她把此事讲给朋友听，有人帮她分析：“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名字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妈妈觉得很有道理。
然而，近年我从民间又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外公去世那天，正是中秋月圆之时。1976年是闰年，9月8日是农历八月十五，9月9日是八月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天都可以说是中秋节。八月中秋，正是外婆的生日。桂子飘香，花好月圆，所以得名桂圆。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外公所想起的，是月亮，还是桂圆？也可能是盼望亲人团圆！“红太阳”毛泽东，此时想起了向人间洒下柔美银光的月亮，想起了给予他家庭温暖和儿女亲情的妻子。据说，在病危前夕，他还想起了故乡韶山冲，想回到终生疼爱自己，自己终生挚爱的母亲身边，颐养天年。
然而，时间结束了。就在妈妈泪别外公后的几个小时，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他在月光照耀下离开人世。此时，中秋刚刚过去十分钟。
外婆与外公的北京相会就要结束了，一共也还没有十分钟。轮椅缓缓前行……
被人扶下轮椅，外婆坐进车里。妈妈也在母亲左边座位坐下，母女不约而同望着窗外。此时，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外婆的眼眶也湿了，泪水却落不下来。
她看见了，“台高里各十丈白玉柱”，远远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望红台。
她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千万人一辈子都在守望的地方。
封存50年绝密档案：毛泽东躲过多次暗杀
共和国警卫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肩负保卫领导人的重要使命，除了要有精明的头脑和过硬的本领，还要随时做好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共和国警卫纪实》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者孙国）撷取了共和国保卫战线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开国大典时的内卫工作、黑水剿匪、押解万名犯人大转移、保卫APEC会议等，真实记录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警卫工作。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
一、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七十诞辰，毛主席决定率代表团前往祝寿，并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讨和签订有关条约、协定等。
毛主席临行前，斯大林又电告：“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成了当时重中之重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打电话，找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这些天为了安排毛主席出访，罗瑞卿和杨奇清忙着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保卫毛主席访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关系着国家的安危和稳定。对毛主席访苏可能出现的情况，他们已经制定了完善的措施，但仍然不敢大意。按计划毛主席一行出访所经过的地区，大多为新解放区，土改镇反工作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了，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尚缺乏经验，铁路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中。而且，沿途有众多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加上可能出现的里应外合，危险性绝不可低估。
周恩来对他俩说：“主席马上就要动身了，公安部队要全力以赴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在这之前，为了毛主席出访的安全，公安部队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公安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了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
周恩来说：“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大意，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敌人，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帝国主义曾以暗杀共产党领袖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球一曾先后遇刺。”谈了一会儿，周恩来说：“敌特已经将主席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了台湾保密局，中央担心敌对势力利用我们的出访搞突然袭击。因此，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安全，中央军委已经命令在主席出访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罗瑞卿问周恩来：“主席出访的日子定了没有？”
周恩来说：“现在还没有最后定，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刻通知你们。不过，这次重大行动属最高机密，无关人员一个也不要告诉，一定要严格保密。”周恩来沉思了片刻又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两位要将主席送到满洲里，密切注意沿途情况，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每4个小时报告一次，特殊情况随时报告。”
罗瑞卿说：“我们已经对沿线铁路警卫的部队进行了严格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警卫的公安部队都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时要求各级党团，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值班干部都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听后说：“这一点很重要，要发动群众，不要搞孤立主义。”
罗瑞卿说：“专列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检修，并派部队工兵用雷达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周恩来说：“一点儿都马虎不得，就这样办。”最后对他们二人说：“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都要为专列设代号，公安部的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为专列规定为9002。第二，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从北京出发，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保卫工作由你们公安部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专列尽快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1949年12月6日，北京被一场大雪装扮得银装素裹。毛主席身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头戴呢帽，外罩一件大衣，在站台上神采奕奕地和送行的人员话别。上午8时，毛主席坐着新中国第一列代号为9002的专列驶出西直门火车站。列车吐着团团的白烟，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驶去。车头上悬挂着金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公安部队司令员罗瑞卿亲自随车警卫毛主席。接到护送毛主席访问任务后，罗瑞卿既紧张又感到光荣。党中央将护送的任务交给公安部队，是对这支部队的充分信任。这支部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以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以高度的责任心，谨慎细致地护卫了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京，参加了警卫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保证这次出访的绝对安全，主席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全部实行戒严。公安中央纵队派出了一部分部队，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布置了警戒哨兵。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纵队司令员吴烈一起坐压道车，护送毛主席专列到天津。吴烈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保卫战线上工作过，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和国家保卫局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在延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并兼任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对保卫工作很有一套。但这一次他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外面天气很冷，为了看清铁路路面，吴烈叫司机打开了车窗，凛冽的寒风冻得脸生疼，他认真细致地观看着铁路的路况，不放过任何可疑物。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1926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决定用武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是头目和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罗便会四散。”于是拟定在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的途中炸死他。由于事先得知张作霖所乘火车是蔚蓝色的钢铁车，车身坚固，便在铁路上连续安装了三个炸药包。因为这个颜色的车辆晚上很难辨认出来，他们又在交叉的地方安装了探照灯。6月4日凌晨，张作霖所乘的火车来到时，他们用电钮引爆炸药，当场炸毁了列车，张作霖不治身亡。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借鉴。
二、刘居英说，谢天谢地，总算没有出事
专列风驰电掣般地行进着，公安部队沿铁路早已经开始警卫执勤，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专列上的服务员则都是从中央警卫部队一一挑选的。
专列一共三节，前面是前驱车和警卫人员，后面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考验、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稳。肩负着保卫毛主席出访安全重任的罗瑞卿、杨奇清和同往的铁道部部长滕代远、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人，每到一站都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为了保证毛主席的正常工作，罗瑞卿下令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
毛主席的旅途生活并不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亚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下午5时，专列缓缓地停靠在山海关附近车站站台上。毛主席走出车厢休息。雪已经停了，罗瑞卿和滕代远等人陪同毛主席走下火车。
望着那气势磅礴的“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毛主席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对随行的人员说：“你们看，天下第一关何等雄伟，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毛主席走到警卫列车的公安战士身边说：“你们辛苦了。”
之后，毛主席又沿着铁道两边走了一会儿，雪后乍晴，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了毛主席宽大的脚印，抬头望着茫茫一片的山峦，出神地凝思起来。
滕代远紧随着毛主席左右护卫。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毛主席中途休息都有严格的规定，每一次停车时间都很短。毛主席见他不停地看表，收回思绪对他说：“是不是时间到了？”
滕代远回答道：“我们已经下车20分钟了，是不是该走了？”“你是保护大臣，这一次一切都听你的。”毛主席深吸了一口烟，扔掉烟蒂风趣地回答，说完，便径直来到车上。主席上车坐好后，罗瑞卿就下达了专列继续行驶的指令。
12月6日，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到达满洲里进行部署。满洲里车站是毛主席在国内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毛主席要停留一下。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等党政领导也陆续到达，视察准备接送主席的情况。12月9日上午9时，专列停靠在满洲里车站站台南侧线路上。站台上迎接毛主席的有先期到达安排迎送事项的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铁路部门有关负责人等。欢迎的人群中还有来自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也夫、七塔州苏维埃主席乌洛夫以及外贝加尔军区负责人等。在主席下车的地方，公安部队战士荷枪实弹警卫着主席，警卫的密度几乎达到了两步一岗，任何人没有特别通行证都无法通过公安军组成的铁墙。
一会儿工夫，上车会见的几位中苏负责同志陪同毛主席走下车，来到站台上。毛主席精神饱满，面色红润，头戴高顶皮帽，身穿大衣，笑容满面地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在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满洲里车站站长徐良晨引导下，毛主席一行进入车站贵宾室。
贵宾室是一座平房，离主席停车的地方并不远。室内摆放着一张精致的条桌，桌子上铺着绿色呢料台布，条桌两侧摆放着十几把皮椅，桌子上放有烟茶水果。毛主席坐下后，听取了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关于换坐列车出境的安排汇报。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安排得很周密，按你们的计划进行，坐火车就要听从你们指挥。”
余光生把满洲里车站站长徐良晨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问：“全站有多少人？任务有多大？”
余光生先就总的情况作了汇报后，徐良晨用具体数字作了补充说：“每天平均有9～10对列车的工作量。”
毛主席关切地问：“有什么问题吗？”
徐良晨说：“主要问题是宽轨来车少，大批积压了中国货。”一个大门，是重要口岸，一定要管理好。天气这么冷，设备条件差，任务又繁重，大家辛苦了，代我向职工们问好。大约一刻钟，罗瑞卿进来，告诉毛主席发车的时间到了。毛主席只吸了一支烟，便站起来。在徐良晨站长和苏方站长等人引导下走出贵宾室，来到候车室北面宽轨一侧。苏联铁轨比我方的铁轨要宽9厘米，进出的列车都要在这里换轨。公安部队两步一岗五步一哨，站成两排背对着毛主席。许多人都梦想亲眼目睹一下伟人的风采，现在只要转一下身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但为了主席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为此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这里停着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用列车，是派来专程迎接毛主席的。列车服务员都是苏联人，唯有餐车配有中国厨师，为的是给毛主席一行做中餐。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陪同毛主席登车，并为毛主席安排好座位。然后，拉夫伦捷夫、乌洛夫等又下车对送行的人们说：“请中国同志放心，我们保证一路照顾好毛主席。”
专列徐徐开动，离开了满洲里向苏联境内驶去。
毛主席访问苏联，整个铁路沿线像一根神经枢纽，动一发而牵全身。车上和沿途警卫的公安部队干部战士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前方的人紧张，后方的人员也不轻松。东北铁路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刘居英，比跟主席车的罗瑞卿压力还大。主席出国，安全问题非常重要，主席和斯大林一样不愿意坐飞机，从前门坐上火车到满洲里，铁路上一切都属于他指挥和调度。
中央开会部署他也去参加了。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他负责铁路列车的调度，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车辆不断进行调度，一共五辆车，主席的车一般不放在列车中间，那样目标比较大，一般情况就放在第二或第四的位置。毛主席的车到达苏联境内，刘居英得知后，对着主席列车的方向鞠躬说：“谢天谢地，阿弥陀佛，总算没有出事。”
历史尘封解密：“第二个皇姑屯事件”计划泡汤
为了保证绝对不出问题，沿途公安部队都是几个人守一个扳道叉，主席的车没过前，扳道叉都锁着，主席的车过去后才把扳道叉启开。
除了加强专列的警卫外，他们曾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内将五辆车来回调整了十几次后，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主席在哪辆车上了。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敌人知道主席的车辆位置而搞破坏。在一个小车站将车辆调来调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来到莫斯科的北车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在车站迎接毛主席，他们知道毛主席在路上感冒了，身体不适，临时取消了在车站隆重的欢迎仪式。因天冷，一切从简，只有一个仪仗队举行迎接礼，只要绕行一圈就可以。如愿意发表谈话，可以把发言稿子给报社发表。欢迎仪式后，毛主席来到斯大林的第二别墅下榻，这里是斯大林卫国战争时期的住所，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指挥部。
斯大林当天晚上会见了毛主席，关心地问：“路上还安全吧？”
毛主席说：“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很关心我的此次之行，他肯定要给我点小动作，不过我们已经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
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七十诞辰祝寿大会。他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及5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他的贺词引起了全场如雷的掌声。在毛主席发表贺词之后，斯大林马上和他握手，把大会团结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为斯大林祝寿的活动非常成功，尔后便开始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工作。毛主席考虑此项工作以政府总理名义较为合适，便指示国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赶来苏联，参加中苏会谈并签订条约。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毛主席这次访苏取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他同斯大林的了解和友谊，加强了中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合作。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2月26日，安全抵达满洲里车站。
50年过去了，历史尘封的东西大多已经解密，关于毛主席访问苏联前后，敌人破坏和暗杀的许多档案已经公开了。从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敌特制订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台湾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特务，要在列车运行中将毛主席暗杀。毛人凤命令：“通知情报总署，按计划执行。赴大陆人员准时到达目的地。东北地下技术纵队采取A、B、C三套方案：第一，从两翼围追堵截毛泽东的专列，控制制高点，采取突然袭击；第二，大规模破坏东三省铁路重要部位；第三，炸毁长春14号铁路涵洞，在哈尔滨双城铁路集中埋设炸药，将车炸毁。”交待完后，毛人凤对美国顾问布莱德说：“炸了毛泽东的专列，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布莱德兴奋地说：“岂止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战争。日本人为你们做出了样子，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人凤做出部署后立即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咬了咬牙说：毛泽东访苏，是针对我们的，如果他们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的条约往哪里摆，难道一点儿约束力也没有了吗？不管苏联的态度如何，你们要先发制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次毛泽东访问，绝不能让毛泽东活着访问苏联成为事实。国民党特务为了暗害毛主席，曾经在大兴安岭隧道放过炸药。
大兴安岭隧道是1903年才建造完成的，也是通往苏联的必经之路，一旦被炸，毛主席和铁路列车都将被埋在长长的隧道中。为了确保隧道万无一失，保证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当时增加了很多公安部队的战士，在隧道两边不停地巡逻。毛主席经过大兴安岭隧道时，陈全有负责勤务。大兴安岭那年特冷，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列车安全通过，他们在大兴安岭隧道的两端挂上棉被，防止因为太冷，隧道顶壁的水滴落下来结冰而将铁轨冻结，妨碍列车通过，他那时就负责每天将棉被悬挂和摘下。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那天，巡逻队发现了铁路上的一块巨石，就在清除搬运时，山上打来冷枪，有一个战士被打伤。部队立即组织人员对敌特进行围堵，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了三名敌特。在铁轨上，公安部队还发现了美国制造的微型地雷。经过公安干警的努力，敌人的阴谋破产，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大兴安岭隧道。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打电话找来毛人凤，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将毛主席的车炸毁。
毛主席的列车一路不停长途奔驰。为了保证主席休息，决定在哈尔滨市休息一下。省公安总队奉命负责保卫安全，省公安部队政委王化成具体指挥这次保卫任务。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毛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毛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至此，敌人企图破坏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吴烈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保卫战线上工作过，曾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和国家保卫局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在延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兼政委，并兼任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对保卫工作很有一套。但这一次他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外面天气很冷，为了看清铁路路面，吴烈叫司机打开了车窗，凛冽的寒风冻得脸生疼，他认真细致地观看着铁路的路况，不放过任何可疑物。前车之鉴，不可不引以为戒。1926年，日本关东军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决定用武力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军队是头目和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罗便会四散。”于是拟定在张作霖从北京回沈阳的途中炸死他。由于事先得知张作霖所乘火车是蔚蓝色的钢铁车，车身坚固，便在铁路上连续安装了三个炸药包。因为这个颜色的车辆晚上很难辨认出来，他们又在交叉的地方安装了探照灯。6月4日凌晨，张作霖所乘的火车来到时，他们用电钮引爆炸药，当场炸毁了列车，张作霖不治身亡。这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借鉴。
毛泽东为何将他与贺子珍的女儿改姓李
毛泽东一生有6子4女，取了名的共有9个。杨开慧生3子：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三子毛岸龙。这些名字，倒很有些毛泽东的诗人气概。为了能在名字中准确标明每个人所属姓氏及辈分，旧时各个姓氏、各个宗族都定有各自的辈分歌，这是专供取名用的定谱。而毛泽东为后辈取名，都没遵族谱而另有新意的。
岸，高大、伟岸之意也；
英，才智过人之意；
青，年轻、长久之意；
龙，腾飞之意，炎黄子孙的图腾，华夏民族的象征。
杨开慧与儿子岸英、岸青在一起
青年时的毛泽东常游岳麓山上的云麓宫。1955年他再游此处时，曾问有关人员：原来云麓宫间柱上悬挂的“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诗句，怎么不见了？当年毛泽东在长沙给二儿子取名“岸青”，是否受了这两句诗的影响，旁人未可得知。“龙”与“农”同韵。毛岸龙出生的1924年4月4日。这天下午，被人称为“农运王”的毛泽东出席了在武汉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同日喜得贵子。他为儿子取名毛岸龙，似寓意只有农民解放之日，方是中华巨龙腾飞之时。
毛泽东父子交谈、通信，用的也都是“岸英”、“岸青”的名字。虽然未见有确凿的资料证明，但可以推断，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的传世大名是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所取。
1928年6月，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后，10年间生下儿女6个，取了名的有5个。
1929年五六月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红军先后三次打下敌人重兵把守的龙岩县城。在胜利的喜庆声中，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了个女孩，真可谓双喜临门。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给女儿取了个喜上添喜的名字：毛金花。此名看来有些俗气，但当你了解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后，就会拍案叫绝。
长女出生不久，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人们一般都将诗中的“战地黄花”解释为战场上的野菊花，其实毛泽东还另有新意。一次战后，毛泽东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见到红军指挥员舒同弯腰抓起一把被战火烧焦的泥土，伸到他面前，然后再将手张开，几颗铜制的子弹壳从焦土中显露出来，在夕阳照耀下金光闪闪，毛泽东满怀激情地说：“这，就是战地黄花嘛！”
战地黄花——金光闪闪的胜利之花——喜上加喜的毛金花。诗情画意，全在这看似俗气的名字之中。
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贺子珍生下了第三胎，是个男孩。
贺子珍还在福音医院坐月子的时候，毛泽东也来到这里休养，并与院长傅连暲商议，将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毛泽东说：“医院新生了，再也不要叫福音医院了，就叫中央红色医院吧！”
那么，在红色医院出生的儿子叫什么呢？毛泽东为他取名毛岸红。那时的中央苏区，到处都是红帽徽、红领章，红旗招展，红军云集。毛泽东给儿子取的这个名字，可是再时尚不过了。
1940年8月3日，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生下了他的最后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初时人们叫她“毛兰”，毛泽东与兰苹之女也。后来，毛泽东为这个女儿取名李讷，随了她母亲的姓，因为江青本姓李，叫李云鹤。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毛姣姣上中学的前夕，毛泽东为这个女儿的取名，倒真是查过《论语》的。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记说：
小学毕业要上中学了。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跟前，很认真地说：“我的姣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我的姣娃就姓李，单字敏。”
爸爸，我干吗要姓李呀？
对于孩子的提问，当时毛泽东说了两条理由：一是转战陕北时他曾化名李德胜，这是他最喜欢的化名。二是他“从孔子《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句子中，各取了一个字给我们俩：妹妹叫李讷，我就叫李敏。”
不过笔者以为，除上述两条外，毛泽东似乎还有一条理由没说出口。他深知自己现时的妻子江青性情孤傲，不善容人，他与江青之女已取名李讷，若将姣姣的大名沿袭父姓或随生母姓，不利于姣姣与江青相处，故给其取名李敏，这样就使姣姣从名字上与江青、李讷联系在了一起。虽然这有点冷落了姣姣的生母贺子珍，但为了姣姣和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他相信贺子珍是会理解的。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生于1970年1月17日。有资料说，毛新宇出生时是难产，有关人员请示毛泽东：要大人还是要孩？毛泽东坚定地说：“两个都要！”
孙子平安出生后，毛泽东深感欣慰，老人家亲自给孙子取名叫毛新宇。
毛泽东就曾写下过这样的话：“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新宇出生于毛泽东意欲砸烂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文革”时期。从取名看，他对孙子是寄予了厚望的。因此毛新宇说：“我的名字是我爷爷取的。新宇，代表新的天地，老人家希望我将来会对社会、对国家作出贡献。”
毛泽东为毛家人取名，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明显的轨迹，就是这些名字一个一个逐步迈出了毛氏族谱的门槛，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观园。这种现象今天大家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毛泽东生儿育女的年代，却是翻天覆地的革命之举。我们今天能够随心所欲地选取自己喜欢的美好名字，正是经历过“五四”洗礼的这一代人开拓创新的结果。
周恩来骨灰抛撒内幕
周恩来辞世的当天，邓颖超即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后，邓颖超把当时的西花厅党支部书记、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和支部委员、周恩来生前贴身卫士高振普叫到她的办公室，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党中央已经批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的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树迎、高振普等人的悲痛自然更不用说了。邓颖超继续说：“你们是跟随恩来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后一个请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也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做的最后一件事……”
邓颖超说不下去了，张树迎、高振普两人的泪水已夺眶而出。邓颖超强抑住悲痛，安慰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来骨灰的消息后，我很高兴。我高兴的是，恩来生前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终于可以办成了，他的遗愿就要成为现实了。我们要共同为实现他的这一遗愿而继续工作。我也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条件已不允许我去做了。因为天气太冷了，我年岁又大了，一出去‘目标’就大。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人，你们二人都是恩来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员，所以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做这件事……”
邓颖超的一番话，既道出了周恩来的遗愿以及他为实现这个遗愿所作的安排，同时也是对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莫大信任。于是，张树迎、高振普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三个人先后到北京的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察看。1月的北京，天寒地冻，没有选择到一个合适地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全国人民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骨灰如果撒到地上、冰上，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搜集一点留作纪念。最后还是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由罗青长、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高振普4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领着张树迎等西花厅工作人员，以及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静静地放在那里，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他们跟在邓颖超身后，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来的遗体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至先前准备好的骨灰盒装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临时从八宝山找来一只较大点儿的空花瓶，将周恩来火化后的裤扣、金属钮扣等遗物和部分骨灰装到这只花瓶里。
默哀完毕后，邓颖超趋前打开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骨灰，两眼含着泪水，十分坚强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立即发出一片哭声。
1月15日晚上7点半左右，张树迎从邓颖超手中接过了骨灰盒。为避开群众，他们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地下通道，坐上当年斯大林赠送给周恩来的苏制灰色吉姆车。邓颖超由她的秘书及保健人员等陪同，乘坐另一辆车紧随其后离开人民大会堂，利用夜色的掩护向东驶去。晚8时许，他们一行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原用于撒农药的苏制安-2型小飞机停放在那里。
执行撒骨灰任务的同志登上飞机后，邓颖超由身边工作人员搀扶着，向飞机挥手，向她的战友、伴侣作最后一次告别。
首把骨灰撒北京热爱首都一片情
飞机平稳起飞后，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在北京与父亲一起生活，共享天伦之乐。那时北京给他留下了最初的印象。一年之后，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数度在京、津之间往返，与他的战友马骏、张若茗等一起到北京总统府前请愿，留下了他们“大闹天安门”的足迹。
建国后，周恩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27年，与首都人民朝夕相处，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党、各派、各界代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无数次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包括开国大典在内的大型重要集会。他曾为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团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连新华门前那对无名的石狮子能“活”到今天，也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与智慧！他在重病期间，还乘上施工用的电吊车登上北京饭店的顶部，实地观察北京饭店究竟建多高才适宜。在首都，他还亲自参与处理了建国初的“高饶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会见了许多中外元首和政府首脑如金日成、胡志明、尼克松、田中角荣等，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留有他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呼号的余音，那是他留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遗嘱。他关切着北京市民的用水，关注着北京街头的整洁，也关心着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使他与首都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在一起。
二把骨灰撒密云难忘治水为人民
周恩来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云水库上空的。
到过北京周恩来西花厅办公室或者在淮安参观过仿建的西花厅的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置有两架小飞机模型。据原西花厅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就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指‘两弹一星’及航天飞行等），一个水利。”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供给市区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3000万立方米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更跟不上工农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恩来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艰苦的劳动。他先后主持有关方面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并亲自率领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
在这几座水库中，密云水库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周恩来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1958年6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陪同下来到密云县，先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阎振峰的情况汇报。中午，他顾不上休息，又领着一班人马来到潮、白河畔，为密云水库勘选坝址。当年一位现场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总理下车后毫无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顾脚下一步一陷的沙滩和凹凸不平的乱石堆，只专心一意地远望近观，察看地形。来到规划中的潮、白河坝址，他便坐在河滩中的一根木头上，一边认真地看库区地形图纸，一边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当他听取了水利专家们关于潮、白河历史灾害情况和修建水库的规划设想汇报后，又提出许多问题与大家共同磋商。经过仔细推敲，反复论证，最终同意了潮河主坝与九松山副坝的坝址规划。”第二天，周恩来又主持国务会议，专题讨论修建密云水库问题。经过约两个月的充分准备，这座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在9月1日顺利开工。
密云水库距北京100余公里，横跨潮、白两河的主河道。每当施工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总要亲赴现场了解情况，就地指导施工。他公务多，遇有实在不能到场的情况，便派人或者用电话询问施工进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工地上，周恩来还谆谆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周恩来还在一次水库工地座谈会上说：“这座水库坐落在北京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洒出大量的水来，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湿的。”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安排下，20多万建设大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可蓄水43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从当时我国的国力、技术等条件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三把骨灰撒天津津门起步闹革命
周恩来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港口城市。1913年春，因四伯父周贻赓从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周恩来也随四伯父来到天津，并于那年暑后考入仿欧美风格办学的私立南开学校。从此，他与天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在天津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后来的伴侣邓颖超。
在天津，还发生过一件让周恩来终生难忘，而社会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1928年12月，为了解决顺直省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周恩来以中央特派巡视员的身份，化装成商人模样潜往顺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会时，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会场，不过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次共产党的重要集会，只当作是一部分青年过激分子组织的会议，目的只是想抓住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头头。于是，这些鹰犬们就严令所有被围在场内的与会人员，可以带信给在天津的家人或亲属来将他们保领回去，然后再从剩下的没人认领的人中查出共产党的要人。这使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贻谦，就让一位被家人保释出去的同志帮他带一封信给三伯父。
周贻谦的妻弟钱能训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代国务总理。“攀”上这棵大树，周贻谦也曾在他的荫庇下担任一些收入可观的职务，如铁岭税捐局局长、天津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长等，并经常在京、津一带的重要场合出现，认识他的人很多。但他对周恩来这个闹革命的侄儿并不太看好，所以周恩来这次秘密到天津时也没有告诉他。现在情况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转危为安。周恩来虽然知道此举有一定风险，但他更相信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三伯父对他的亲情。1910年他12岁时，就是这位三伯父把他带出淮安驸马巷到东北读书的。
周贻谦接到周恩来遇险的信后大惊失色，立即穿起长袍马褂，并让家人从车行要了一辆汽车，赶往周恩来出事的地点。
行车路上，周贻谦再三忖度：十几年了，当年稚气未脱的孩子早已长成大人了，见面能一眼认出来吗？在这种节骨眼上，如果稍有迟疑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后，他决定写一字幅放置于车前。可字幅上写什么呢？如果写“接周恩来”，无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写“接侄儿”吧，能引起周恩来的注意吗？临提笔时，周贻谦写下了“接周大鸾”4个字。果然，车一到会场门口，机灵的周恩来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跃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来给您拜寿，可我被一个朋友拉来听一个什么会议……”军警们一见是周贻谦出面，而且伯侄之间彼此熟悉，亲密无间，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后，周贻谦再一次严肃批评了周恩来：“宣统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还要闹革命！你们是‘革’谁的命啊？”周恩来一边感激伯父的救护之恩，一边用孙中山的遗言回答说：“三伯，中山先生临终前不是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吗？现在的蒋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遗训，如果让他长期独裁下去，我们中华民族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啊！”周贻谦听了沉默无语，良久才说：“人各有志，我不强勉了。只是山高水远，前途多艰，你一定要好自为之呀！”
据说，反动军警放走周恩来之后，又听人说好像周贻谦家庭里有个共产党的要犯，于是连忙加派军警日夜守候在周贻谦的住宅周围。谁知周恩来的警惕性更高，他只在三伯父家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穿上高领旗袍，带上假发套，化装成一位阔太太，坐上黄包车，在一位“女用人”的陪侍下，从宪兵、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了。
天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就多了一份热爱。
四把骨灰撒滨州亲山亲水报母亲
周恩来的最后一把骨灰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恩来生前曾无数次表达过他对母亲的怀念。无论是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念娘文》（该文现已失传），还是留学日本时记下的念娘日记，无不充满对生他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
周恩来12岁离家，从读书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未能再回故乡一趟。“母亲坟前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他期望死后将骨灰撒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同时，祖国也是我们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母亲，他回归了母亲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周恩来生前曾说过：“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在水里的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这是周恩来的贴身卫士韩福裕1991年10月25日亲口对笔者讲述的。
周恩来一生最后召见的部长罗长青说：周总理的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的一层含意，那就是他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去。周恩来一生十分关心台湾同胞，一直祈盼着祖国能早日统一。
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最后的一点骨灰也撒向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而奏出了周恩来人生观的千古绝唱：亲山亲水归大地，生生不灭为人民。
王光美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半世纪恩怨史
餐桌上早已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刘少奇还坐在客厅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王光美从昨天下午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后来听说是今天要召开批斗大会，到现在还没回来，已经快三十个小时了。这种等待充满了麻木的担心。终于听到院门口有声响，似乎有脚步声进了院子，但随即又消失了。
刘少奇谛听着，想了想，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星光和灯光朦胧映照下的院子中央，王光美正扶着一棵小树喘气。看到刘少奇，便立直身体，昂起头整理了一下头发，笑着说道：“你放心，我一点都没有受伤。你吃饭了吗？”她显得比较轻快地走上来。刘少奇说：“我在等你一起吃饭。”王光美一边扶着刘少奇的胳膊往里走一边埋怨道：“等我干什么？到时间你就应该吃饭。好了，咱们一起吃吧。还要做点什么？我来弄。”她先到餐厅看了看，有大米粥，馒头片，咸鸭蛋，酱豆腐，酱瓜。王光美说：“我再炒个鸡蛋吧。”刘少奇上下看着她：“不着急，你先洗洗吧。”王光美看了看自己一身的风尘，米白色的旗袍早已脏污，手上也是一片乌黑，便说：“也好。我冲一下咱们就弄饭，一起吃饭。”
王光美进了卫生间，响起一片洗浴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洗完澡，将湿漉漉的头发在后面扎起，穿了一身家常衣服，换了拖鞋，很清洁地出来了。她似乎把里外一身肮脏的衣服连同一天一夜的遭遇与疲惫都扔在了湿气腾腾的卫生间里，看着刘少奇神情阴郁的面孔说道：“你用不着那么担心，我这不是回来了？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造反派的能量总要找个地方释放。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说着就围上一块碎花布围裙，利利索索地走进厨房。厨房很快响起了一片炒菜的声音。从这个月起，中南海的造反派把一切内勤人员都赶跑了，这两天他们开始自己做饭，自己打扫卫生，自己洗衣服。好在早就没有什么党政国务需要他们操持，每日自己搞家政家务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方法。转眼，王光美端着几个盘子从厨房出来，嫩黄的葱花炒鸡蛋，焦黄透白的椒盐豆腐，虾仁烧白菜，生气盎然地摆在了饭桌上。
两个人坐着吃饭，筷子拿在手中却先说开了话。
刘少奇询问了一天一夜的详细经过，王光美便将整个批判、审问的过程用比较平静的口气如实叙述了一下。她知道刘少奇关心批判、审问的整个情况，提的什么问，定的什么调，这是他进行政治判断所要依靠的凭据。当全部情况讲述完了，王光美才发现，刘少奇从始至终只夹了一块炒鸡蛋，放在嘴里慢慢咀嚼咽了下去，其余的饭菜都没有动。王光美说：“先吃饭吧。要相信历史，相信时间。”她夹了一块炒鸡蛋放在刘少奇面前的小碟里，又夹了一块四四方方的椒盐豆腐也放到刘少奇面前的小碟里：“你尝一尝，看我经受了一天批判后，做饭是不是还保持了良好的状态。”刘少奇目光沉重地盯着眼前，没有什么表示。王光美又将咸鸭蛋磕开，挑出里边油红的蛋黄放到刘少奇面前的大米粥上：“炒菜不吃，吃点咸鸭蛋酱瓜，喝碗粥吧。”刘少奇抬起眼，阴郁地看了她一下：“你吃吧，我不想吃。”王光美吃了两口放下筷子，看着刘少奇说：“形势确实不那么乐观，可是黑白总不会完全颠倒吧？”刘少奇目光凝冻地慢慢摇了摇头。他搞了一辈子政治，对目前的处境不敢存丝毫侥幸。他又意识到什么，抬眼看着王光美，用筷子轻轻敲了敲面前的菜盘：“我一天没动，没胃口。你被折腾一天了，再吃点吧。”王光美摇了摇头：“我也吃不下。”
王光美将饭桌收拾了，又说了会儿话，已经十一点多了。王光美说：“休息吧。”刘少奇看了看她：“你先休息吧，我再坐一会儿。”王光美想了想，说：“我先躺一会儿，如果你还不睡，我再起来陪你。”刘少奇点点头。王光美进了卧室，躺下了，才一会儿，就听见她打起了呼噜。她平时是从不打呼噜的，看来今天实在太累了。刘少奇慢慢走进卧室，床头灯还亮着，王光美已经睡得很沉，她仰躺着，被子盖在胸口，一只胳膊放在胸前，一只胳膊就平伸在床上，头陷在枕头里，还没干透的头发显得十分凌乱。走近看看，发现她一脸的疲惫。刚才硬撑着微笑还看不出什么，此刻睡着了，一天多来的紧张、惊怕与劳累全写在了脸上。那张脸一下多了许多皱纹，露出衰老之态。刘少奇站在床前心情黯然。当一个男人不能保护女人，还要女人受到牵累替自己去承担压力时，委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王光美的鼻咽里似乎堵了什么东西，张着嘴呼吸着，响着一下又一下的呼噜。这样打着呼噜睡很不舒服，刘少奇很想让她侧过身来睡，又怕惊醒她，想了想还是拧灭了床头灯慢慢走出了卧室。
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了，将台灯打开，在当天的台历上记下几个字：“王光美去北清大学接受批判，晚九点半回家。”然后又简单写了几个字，表明这次批斗大会和审问的大致情况，“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最大的反党头子。”“《论修养》。”“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接下来，他的思绪陷入无从开展的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全国的形势，也在思考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越来越难以进行这样的思考了。台灯光照下一片静默的黄晕，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拿过台历顺手翻看着今年三个多月来的情况。
1月1日，元旦，这一页上写了几个字：“六时，大标语。”那天的情景立刻在眼前浮现。清晨六点钟，他们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院门，进来了几个中南海的造反派。他们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最主要的就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最后，他们用排刷蘸着墨汁在院子的地上也写下了这两条大标语。这样，每次出门或者从外面回来，都要看到这两条大标语了。
1967年的元旦就在这样“开门黑”中开始了。
又翻到1月3日，上边写了几个字：“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他不禁把眼睛闭了一下，这几个字对他的刺激最强烈。那天，他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在中南海职工食堂的门口贴下了这份大字报。听说这份大字报后来被转抄到北京许多大学。当时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围满了人，当他在人群中看到这张自己子女署名的大字报时，既感到屈辱又感到痛苦。听说在此之前，江青曾亲自找到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刘涛做工作，儿女们的行动让他尤其觉出了这场大革命的残酷。那一天他没有吃饭，这比政治局通过一个批判他的决议对他打击还大。晚上又一群中南海的造反派闯到家中，在走廊里批斗了他四十多分钟，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印象最深的是一群人让他背毛主席语录，并勒令他每天要去中南海怀仁堂看大字报。
1月3日是给了他沉重一击的日子。
翻下来是1月13日，上边写了几个字：“毛主席接见，人民大会堂。”那天，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徐业夫坐着华沙牌小轿车来接自己。深夜了，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毛主席的临时住处。记得毛泽东的第一句话是：“平平的腿好了吗？”毛泽东指的是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的“智擒王光美”中的一个细节，在那个细节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腿受伤了。毛泽东从这个误传的细节出发，似乎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一点关怀，当时他有如释重负之感。一路上坐车过来时，他始终惴惴不安，不知道领袖将如何处置他。那天晚上，谈话的气氛显得平和，他向毛泽东提出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的职务，辞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回延安或者老家种田，以能够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他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建议他读几本书，毛泽东还推荐了德国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这两本书。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站起身，一直将他送到北京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他回到家中，王光美及子女们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急切地等待他带回来毛泽东接见的消息。他对他们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嘱咐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全家人都松了口气，王光美眼巴巴地看着他说：“这下好了。”那天回来，他居然感到肚子有些饿了，王光美又在半夜给他弄了点吃的。毛泽东的接见给全家人带来了朦胧的期望，好像在云雾浓重时相信天气总会晴朗起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样。
他继续漫不经心地慢慢翻着台历。1月17日，这页台历上写了四个字：“中断电话。”那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里将电话扯断，又将电话机搬走。他抗议说：“你们没有权力这样做，我是国家主席。”然而没有用，他从此便失去了和外界联系的渠道，也失去了直接和毛泽东通电话的可能。2月4日的台历上写着“刘允若”三个字，那天他的二儿子刘允若被公安部逮捕。再往下，翻到3月16日，这页台历上写着“六十一人”四个字。那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这个中央文件给他看了，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成了“叛徒集团”。文件指出，这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的一个事件，是背着毛主席干的。看到这个文件他惊呆了，他已经很难将这一切与毛泽东1月13日接见他的情景统一起来。
翻到3月31日的台历，则记下了“《红旗》，戚本禹文章。”这一天，《红旗》杂志第五期刊登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对他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明显恶化了。前几天，4月8日的台历上，写着“《光明日报》社论”几个字。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打倒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的社论，接着便有了今天几十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他把台历推到一边，他理不清的是1月13日毛泽东接见的真正含义。那天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无法让他得出自己将被打倒的信号。毛泽东跷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样子显得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宽厚更和蔼，讲话中还常流露出宽慰他的口气。临别时握手，毛泽东也握得很和蔼很嘱托。那么，今天这一切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还是其他一些人影响了毛泽东的态度？这样大规模批判的文章没有毛泽东点头是发不出来的。思路进行到这里已经山穷水尽无从前进了，再迂回一下，不过是想到毛泽东1月13日的接见是不是欲取而先纵的策略，以麻痹他要打倒的对手。这个思路一出来，他便慢慢摇了摇头。自己早已失去了任何实权，命运全在毛泽东的一句话中，毛泽东根本无须麻痹他。
眼前流烟飞雾地闪过以往的一些镜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经勃然大怒地对他说道：“我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当时他没有领会这句话的厉害，现在果然变成现实了。他看了一眼写字台一角自己写的一些检查的底稿和交代认识的大字报底稿，那些底稿最后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句口号作为结束，从这里就可想而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他希望有一百次、一千次机会来表白自己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越来越多地忘记了自己是国家主席，而常常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已经年迈的老头。
他止不住咳嗽起来，胸口有些憋闷，左肋下也不舒服。他慢慢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今年他已经六十九岁，再过一年就七十了。他从来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想着还有多少年可以做多少事。现在浑身上下露出的疲惫和衰老甚至让他想到，自己能否活到明年的七十周岁。当他在屋子里站住时，对自己的身体有了非常明确的感觉，他觉出心脏已经衰弱，消化系统已经呆滞，全身气血的循环已经枯涩。当他在屋里慢慢走动时，他很难将一身衣服挺拔地架起来。文化大革命让人难以承受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打击，还有肉体上的打击。一想到随时可能被揪斗，被勒令弯腰，被罚站，被揪上批判会，他就不免胆战心惊。一个再了不起的政治家面对这样具体的打击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当造反派揪着他在走廊里背毛主席语录时，当造反派让他和王光美站到桌子上弯腰接受批斗时，自己只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那时他也便想到，这个年龄的老头在农村已经老态龙钟地拄着拐杖了。
这样想着，他再次觉出自己的身体与穿的衣服不配套了。
他看了一眼旁边柜子上的穿衣镜，镜中的自己十分衰弱地架着一身庄重的中山装。他明白自己的感觉从哪儿来了。他现在穿的浅灰色中山装是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出场时最常穿的一身衣服，然而这个已像农村老头一样衰弱的身体架不起这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了。这套中山装是朴素的，又是端庄的，他的身体却到处出现了萎缩，他甚至觉得很难挺直自己的脊背和脖颈了。当他在屋里慢慢走来走去时，脚步有那么点小心翼翼怕摔倒的意思，那已经不是国家主席的脚步了。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身体上精神上几乎完全被打倒了。
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毛泽东的大照片。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照的，戴着帽子穿着一件大衣背着手站在海滩上，后面是大海，风把大衣一角吹起来，毛泽东显得高瞻远瞩，深沉伟大。毛泽东现在当然还能架起他的领袖衣装，可是倘若让他每天也接受这样的冲击，他也会像自己一样很快衰弱下去，和他那一身笔挺的领袖装不配套了。
他不敢往下想了，他不能有任何不尊重领袖的思想意识。
他走出书房来到卧室门口，听到王光美的呼噜声已经变成柔和一些的鼾声。他慢慢走进去，借着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见王光美已经翻过身侧睡着，被子很乱地缠绕在身上。他想了想，没有惊动她又退了出来。觉得胸口还是有些憋闷不舒服，这种情况下慢慢走一走最好，于是他便在客厅里走了走，思索了一下，又慢慢走到院子里。工作人员全部走尽了，倒也显得清静。院子里是一派春天的气息。星光凉凉爽爽地照下来，能够闻到中南海湖水的气息、松柏的气息和柳树刚刚发绿的气息。
他在中南海住的这套院子叫福禄居。福禄居并没有给他带来福，反而成了他被变相软禁的地方。他每天只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或者坐在家中一动不动，再就是到中南海怀仁堂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当他在福禄居与怀仁堂之间的路上行走时，中南海的一切人员都用冷漠的目光看着他，他不会离开这两点连线。去中南海其他地方散步，他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权力；而去怀仁堂往返，倒是他接受革命大批判的老实安分的表现。
夜晚的空气挺宁静，他转着转着便走到院门口。看见外面的树、房子和路，觉出深夜的中南海似乎还和平安静，受到这个和平安静的诱惑，他不由得迈出了院门。中南海过去是绝对安全的，现在只要没有造反派揪斗你，自然也是安全的。造反派这个时候都不会活动了，他尝试着在院门口来回走一走。这种走动似乎有着一种意义，那就是他还有比院子更大一点的活动权力，他也还有走出院子活动的一点勇气。这样，他慢慢来回走的距离越来越长了一点。当他站住，看见自己与星光照耀下的福禄居有一段距离时，觉出了这种谨小慎微争得的自由空间的稀缺和宝贵。春夜的中南海十分安详，虽然在朦朦胧胧的房屋及树木的阴影中还能觉出神秘叵测的不祥因素，然而只要在心头克服一下，就会把一团一团阴影想像成夜色最安谧的表现。一排一排的路灯很节制地照耀着各自的范围，房屋与树木在路灯光下遮蔽出各种形状的黑暗，都可以理解为每个建筑与植物的高度和宽度。也可能走一走松弛下来了，便没有回头走得远了一些。遇到几个值夜勤的军人他也没有太在意，只恍惚觉出对方有些疑惑地观察着自己。
他懵懵懂懂地架着那身国家主席的中山装走到一片灯光比较明亮的地方，抬头一看，不禁为自己黑夜里争取自由空间的努力感到悲哀，因为在不经意中，他又来到了怀仁堂前的大字报区。这里的大字报栏一排一排在灯光的照耀下冷清静默地敞开着，稀稀寥寥的几个人在那里背着手看大字报，白日里人群稠密的大字报区此刻像一幅冷清的梦境。白日里这里是大革命的中心，每个人都陷在汹涌的人潮中，贴出的每一张大字报都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现象；此刻大字报区冷清清地摆在中南海的春夜中，天上是星空，四周是朦胧树影，你便觉得它是一个多余的虚假的存在。灯光明亮的大字报区远远摆在夜色中，像奇特的盆景，又像空无一人的戏台。
正在他进退犹豫时，听到后面有急急赶来的脚步声。回头一看，王光美在一个警卫战士的指引下匆匆向这里赶来，她一边走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头发。她没有看到站在树影下的刘少奇，着急地朝大字报区张望着，及至看到刘少奇站在树下，连忙走过来搀扶住他。这个警卫战士的态度显得比较善良，他宽大为怀地摆摆手，意思是让他们回去。王光美致谢地向他点点头，便搀挽着刘少奇慢慢往回走。
第三章 毛泽东轶事
毛泽东在1976：两则历史轶事的真伪
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逝世的，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内毛泽东的思维和心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内有两则传闻，流传很广，我先摘录下来，然后再谈谈它们的真伪。
第一则是毛泽东对自己一生的评价。1976年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志尚清楚，毛泽东在1976年6月15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则传闻是关于毛泽东身后的人事安排。其内容是：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网文《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这两则有关毛泽东评价的关键历史轶事，都有人质疑和考证。对于毛泽东晚年的“自我总结”，曾任社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委员的于光远先生曾经表示“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但是后来我看到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得出结论说“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原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而且朱向前先生还在一篇文章（《对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中注明这段谈话转引自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这就更权威了。
关于第二则传闻，虽然也有学者引用（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文革黑匣子解密》），但是主要是在网上和坊间流传，没有官方的证实或否认。不过，2010年3月一期《炎黄春秋》发表了文革期间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这两位先生专门就此事向几位尚健在的关键人物求证。2008年他们从网上下载了有关材料后寄给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1976年担任毛泽东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子的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所以，阎长贵、杨银禄先生得出结论，所谓毛泽东内定身后常委班子完全是一篇编造的谎言。
本来，写到这里，对于这两则传闻的真伪也可以“盖棺定论”了。然而，问题是，如果把这两则传闻的证实证伪过程放在一起看，就不免发生疑问了：如果如毛远新所说，1976年毛泽东“说话谁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那么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自己总结的那一番深沉的话又从何谈起呢？肯定不是笔写出来的，因为毛泽东眼睛不好，晚年写字一张纸上只能写几个大字，比如1976年4月30日晚给华国锋所写的“你办事我、我放心”。而当年6月15日这么长的一番话，出现在“你办事、我放心”之后，如果是写出来的，不可能没有资料提到。
最后贴一张毛泽东在1976年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当时布托由新任总理华国锋负责接待。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因为毛泽东在两周前的5月12日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以布托也希望能够见到毛泽东。但由于毛泽东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中方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毛泽东依旧接见了布托。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令后人唏嘘不已。据多年后官方的记载（人民网），会见时毛泽东问布托：“你好吗？”布托回答说：“我很好，谢谢你。”毛泽东说：“我不大好，腿不大好，讲话也不好。”布托说：“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毛泽东谦虚地说：“没有做出多少成绩。”
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想到的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8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但周恩来一如既往，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1974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时便凝成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他排尿不畅，异常痛苦。“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这是1997年张佐良大夫在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家中对笔者讲述的。
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了什么？
遗言国宝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以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作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早在1956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1958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1940年和1942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1965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对笔者说过，周总理、邓大姐夫妇俩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文革”期间，北海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倒给病中的周恩来平添了几分方便：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
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特意请来仿膳饭庄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道素淡的菜，一边品尝一边观赏。当周恩来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问身旁一位服务员：“你知道你们这‘仿膳’两个字是谁写的吗？”由于“文革”期间，仿膳饭庄已被迫停业，人们对被造反派“除四旧”除掉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敏感，所以服务员欲言又止。周恩来没等服务员回答，接着又说：“你们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嘛！”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他们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们请求题字的信后认为，自己的字太草，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一般群众又不认识，因此建议他们请字写得比较规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题写。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文革”风起之后，造反成了时尚，破“四旧”成风，被诬为“美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间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两字就被强行挖掉了。
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1975年8月24日，是老舍罹难的九周年。残阳夕照，周恩来又一次在医护人员和身边人员陪同下散步在北海公园。走着走着，周恩来突然停下了脚步，硬生生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静静的湖水出神。几分钟过后，他突然转过身，问身边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不知道。”对方一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望着他摇了摇头。“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接着，他又问，“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听人说过，很不详细……”“我知道。”周恩来语气沉稳而又坚定，“让我详细地讲给你听。”之后，周恩来一边望着湖中的粼粼碧波，一边心情沉重地讲述着。
1997年10月，笔者在北京采访老舍夫人胡絜青时，胡老提起周恩来在北海湖畔的事说：“那是总理在跟舍予作最后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养蜂促农》赠藏胞
周恩来一生有两件比较遗憾的事：一是未能去台湾，二是未能到西藏。但他对台胞、对藏胞一直十分关心，和他们心连心，并且一直不放过去西藏的机会。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他就曾提出率团赴藏，后因高原气候、身体等原因未能成行。
197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周恩来为了圆自己去一趟西藏的梦，再次提出由他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医疗领导小组的有关人员就此询问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吴阶平作了回答：“总理目前病势很沉，根本适应不了高原缺氧等高山反应。”
周恩来的身边人员对笔者说，如果当时一口回绝他的这么一个美好意愿，他心里肯定很不好受。于是，只好编造说，由于造反派的破坏，西藏机场难以正常起降大型飞机，目前正在抓紧抢修，待修好后再将具体情况汇报。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人们这么一说，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后来，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
1994年9月上旬，中共淮安市委为筹备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活动，进京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笔者有幸拜见了华国锋同志，请他讲述周恩来当时对他的召见。华国锋同志回忆说：1975年8月29日，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病房说，你们到了西藏后，要转达我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要鼓励进藏的各族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感谢他们这些年在西藏的辛苦工作和取得的卓有成效的成绩。一定要告诉进藏的同志们，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养民族干部，让民族干部大批地、尽快地成长起来。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当时病情已经很重。他说了一会儿还要休息一下才能继续说。他告诉我，你是中央代表团团长，要叫他们搞好统一，搞好民族大团结，军政、军民和各民族之间，要相互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只有增强各方面团结，才能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发展经济，改善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好森林和各种自然资源，一定要造福于子孙后代。
华国锋同志说，总理谈的时间比较长，内容也比较多。从他那里刚回到家，又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我看过一部科教电影《养蜂促农》，可能适合藏民们学习、使用，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们看看。但是，你不要说是我周恩来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周恩来还说，他很想念西藏人民，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不能去看望大家了，请他们理解。
修史请别忘杨度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迅速扩散，免疫力急剧下降，不得不中止了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有时进入昏睡状态，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延长他的生命，减少他的痛苦。
10月7日，周恩来突然清醒，他对秘书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杨度是位传奇人物。他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湘潭人。杨度曾留学日本，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游学译编》。后来，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他又主编《中国新报》，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任袁世凯内阁学部副大臣，与汪精卫等一起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又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的参政。1915年，写成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一时风靡全国。同时，他还联络孙毓筠等五人组成“筹安会”，积极策划恢复帝制，是当时全国皆知的“筹安会六君子”的重要人物。
袁世凯死后，杨度一度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而亡命奔走。此后，杨度转而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奔走呼号，十分用心。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想方设法，多方营救，虽未果却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真诚。
杨度晚年，对蒋介石独裁和残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十分愤恨和不满，毅然于1929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尽管杨度的生命只剩下两年多时间，他却为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掩护革命，营救革命同志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对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等也倍加关照。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万分危急之中，杨度在周恩来的领导安排下，也协助党做了许多事情，尽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由于杨度入党后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络，外界知道的人极少，为怕这一重要史实埋没，周恩来临终前托王冶秋转告《辞海》编委会，将杨度鲜为人知的一面记入其条目。
别往脸上打叉叉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带病在李先念和乔冠华的陪同下和前来访问的泰王国政府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送走客人后，按照事先的“谋划”，由乔冠华出面，请求总理与大家合影留念。
周恩来住院已经一年多了，人们见到的总理瘦了、老了，脸上的老人斑多了。自从周恩来住院后，就很难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今天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乔冠华向周恩来提出和大家合个影的要求后，周恩来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四人帮”、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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