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随笔全集：第一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米歇尔·德·蒙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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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随笔全集：第一卷试读：

译序

米歇尔·德·蒙田（一五三三至一五九二），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的蒙田城堡。父亲是继承了丰厚家产的商人，有贵族头衔，他从意大利带回一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让米歇尔三岁尚未学法语以前先向他学拉丁语作为启蒙教育。

不久，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副市长，全家迁往该市。一五四四至一五五六年，父亲当波尔多市长，成为社会人物，得到大主教批准，把原本朴实无华的蒙田城堡改建得富丽堂皇，还添了一座塔楼。

一五四八年，波尔多市民暴动，遭德·蒙莫朗西公爵残酷镇压。由于时局混乱，蒙田到图卢兹进大学学习法律，年二十一岁，在佩里格一家法院任推事。一五五七年后在波尔多各级法院工作。一五六二年在巴黎最高法院宣誓效忠天主教，其后还曾两度担任波尔多市长。

蒙田曾在一五五九至一五六一年间，两次晋谒巴黎王宫，还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拉克。住过一年半后回波尔多，世人猜测蒙田在期间欲实现其政治抱负，但未能如愿。

一五六五年，与德·拉·夏塞涅小姐结婚，婚后生了六个孩子，只有一个幸存下来，其余俱夭折。一五六八年，父亲过世，经过遗产分割，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领主。一五七一年，才三十八岁即开始过起了退隐读书生活，回到蒙田城堡，希望“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在平安宁静中度过有生之年”。

那时候，宗教改革运动正在欧洲许多国家如火如荼地进行，法国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内战更是从一五六二年打到了一五九八年，亨利四世改宗天主教，颁布南特敕令，宽容胡格诺派，战事才告平息。蒙田只是回避了烦杂的家常事务，实际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都听在耳里。他博览群书，反省、自思、内观，那时旧教徒以上帝的名义、以不同宗派为由任意杀戮对方，谁都高唱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理，蒙田对这一切冷眼旁观，却提出令人深思的隽言：“我知道什么？”

他认为一切主义与主张都是建立在个人偏见与信仰上的，这些知识都只是片面的，只有返回自然中才能恢复事物的真理，有时不是人的理智能够达到的。“我们不能肯定知道了什么，我们只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其中包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从一五七二年起，蒙田在阅读与生活中随时写下许多心得体会，他把自己的文章称为Essai。这词在蒙田使用以前只是“试验”“试图”等意思，例如试验性能、试尝食品。他使用Essai只是一种谦称，不妄图以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作为定论，只是试论。他可以夹叙夹议，信马由缰，后来倒成了一种文体，对培根、兰姆、卢梭（虽然表面不承认）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我国则把Essai一词译为“随笔”。

这是一部从一五七二至一五九二年逝世为止，真正历时二十年写成的大部头著作，也是蒙田除了他逝世一百八十二年后出版的《意大利游记》以外的唯一作品。

从《随笔》各篇文章的写作时序来看，蒙田最初立志要写，但是要写什么和如何写，并不成竹在胸。最初的篇章约写于一五七二至一五七四年，篇幅简短，编录一些古代轶事，掺入几句个人感想与评论。对某些萦绕心头的主题，如死亡、痛苦、孤独与人性无常等题材，掺入较多的个人意见。

随着写作深入，章节内容也更多，结构也更松散，在表述上也更具有个人色彩和执著，以致在第二卷中间写出了最长也最著名的《雷蒙·塞邦赞》，把他的怀疑主义阐述得淋漓尽致。这篇文章约写于一五七六年，此后蒙田《随笔》的中心议题明显偏重自我描述。

一五八〇年，《随笔》第一、二卷在波尔多出版。蒙田在六月外出旅游和疗养，经过巴黎，把这部书呈献给亨利三世国王。他对国王的赞扬致谢说：“陛下，既然我的书王上读了高兴，这也是臣子的本分，这里面说的无非是我的生平与行为而已。”

蒙田在意大利畅游一年半后，回到蒙田城堡塔楼改建成的书房里，还是一边继续往下写他的《随笔》，一边不断修改；一边出版，一边重订，从容不迫，生前好像没有意思真正要把它做成一部完成的作品。

他说到理智的局限性、宗教中的神性与人性、艺术对精神的疗治作用、儿童教育、迷信占卜活动、书籍阅读、战马与盔甲的利用、异邦风俗的差异……总之，生活遇到引起他思维活动的大事与小事，从简单的个人起居到事关黎民的治国大略，蒙田无不把他们形诸于笔墨。友谊、社交、孤独、自由，尤其是死亡等主题，还在几个章节内反复提及，有时谈得还不完全一样，有点矛盾也不在乎，因为正如他说的，人的行为时常变化无常。他强调的“真”还是划一不变。既然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想法与反应，表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些不同人依然是正常的“真”性情。

蒙田以个人为起点，写到时代，写到人的本性与共性。他深信谈论自己，包含外界的认识、文化的吸收和自我的享受，可以建立普遍的精神法则，因为他认为每个人自身含有人类处境的全部形态。他用一种内省法来描述自己、评价自己，也以自己的经验来对证古代哲人的思想与言论；可是他也承认这样做的难度极高，因为判定者与被判定者处于不断变动与摇摆中。

这种分析使他看出想象力的弊端与理性的虚妄，都会妨碍人去找到真理与公正。蒙田的伦理思想不是来自宗教信仰，而是古希腊这种温和的怀疑主义。他把自己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导师，认为认识自己、控制自己、保持内心自由，通过独立判断与情欲节制，人明智地实现自己的本质，那时才会使自己成为“伟大光荣的杰作”。

文艺复兴以前，在经院哲学一统天下的欧洲，人在神的面前一味自责、自贬、自抑。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抬头，人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尊严与个性，把人看作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秀。蒙田身处长年战乱的时代，同样从人文主义出发，更多指出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与缺陷，要人看清自己是什么，然后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人与自然，才能活得自在与惬意。

法国古典散文有三大家：拉伯雷、加尔文与蒙田。拉伯雷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智慧的代表人物，博学傲世，对不合理的社会冷嘲热讽，以《巨人传》而成不朽。加尔文是法国宗教改革先驱。当时教会指导世俗，教会不健全则一切不健全，他认为要改革必先改革宗教。他的《基督教制度》先以拉丁语出版，后译成法语，既是宗教也是文学方面名著。蒙田的《随笔》则是法国第一部用法语书写的哲理散文。行文旁征博引，非常自在，损害词义时决不追求词藻华丽，认为平铺直叙胜过转弯抹角。对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学、历史教训等无所不谈，偶尔还会文不对题。他不说自己多么懂，而强调自己多么不懂，在这“不懂”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不少观点令人叹服其前瞻性，其中关于“教育”“荣誉”“对待自然与生活的态度”“姓名”“预言”的观点更可令今人听了汗颜。

城堡领主，两任波尔多市长，说拉丁语的古典哲理散文家，听到这么一个人，千万别以为是个道貌岸然的老夫子。蒙田在生活与文章中幽默俏皮。他说人生来有一个脑袋、一颗心和一个生殖器官，各司其职。人历来对脑袋与心谈得很多，对器官总是欲说还休。蒙田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对妇女的限制也并不比明朝稍松，他在《随笔》里不忌讳谈两性问题，而且谈得很透彻，完全是个性情中人。当然这位老先生不会以开放前卫的名义教人红杏出墙或者偷香窃玉。他只是说性趣实在是上帝恶作剧的礼物，人人都有份，也都爱好。在这方面，没有精神美毫不减少声色，没有肉体美则味同嚼蜡。只是人生来又有一种潜在的病，那就是嫉妒。情欲有时像野兽不受控制，遇到这类事又产生尴尬的后果，不必过于死心眼儿，他说历史上的大人物，如“卢库卢斯、恺撒、庞培、安东尼、加图和其他一些英雄好汉都戴过绿帽子，听到这件事并不非得拼个你死我活”。这帖蒙氏古方心灵鸡汤，喝下去虽不能保证除根有效，也至少让人发笑，有益健康，化解心结。

蒙田说：“我不是哲学家。”他的这句话与他的另一句话：“我知道什么？”当然都不能让人从字面价值来理解。

记得法国诗人瓦莱里说过这句俏皮话：“一切哲学都可以归纳为辛辛苦苦在寻找大家自然会知道的东西。”用另一句话来说，确实有些哲学家总是把很自然可以理解的事说得复杂难懂。

蒙田的大半后生是在胡格诺战争时期度过的。他在混沌乱世中指出人是这样的人，人生是这样的人生。人有七情六欲，必然有生老病死。人世中有险峻绝壁，也有绿野仙境。更明白昨天是今日的过去，明天是此时的延续。“光明正大地享受自己的存在，这是神圣一般的绝对完美”。“最美丽的人生是以平凡的人性作为楷模，有条有理，不求奇迹，不思荒诞”。

蒙田文章语调平易近人，讲理深入浅出，使用的语言在当时也通俗易懂。有人很恰当地称为“大众哲学”。他不教训人，他只说人是怎么样的，找出快乐的方法过日子，这让更多的普通人直接获得更为实用的教益。

早在十九世纪初，已经有人说蒙田是当代哲学家。直至最近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法国知识分子谈起蒙田，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贤人，仿佛在校园里随时可以遇见他似的。

蒙田的《随笔》全集共三卷，一百零七章。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收在《七星文库》的《蒙田全集》，内收《随笔》部分共一千零八十九页，全集另一部分是《意大利游记》。这次出版的《蒙田随笔全集》（全三卷）就是根据伽利玛出版社《蒙田全集》一九六二年版本译出的。《随笔》中有许多引语，原书中都不注明出处，出处都是以后的编者所加。蒙田的用意在《随笔》第二卷第十一章《论书籍》中说得很清楚：

因为，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想不清，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鉴于要把这些说理与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跟我的说理与观念交织一起。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他们见到文章，特别是那些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就攻击，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斥别人的观念和想法。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

此外，引语绝大多数为拉丁语，小部分为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法语。非法语部分后皆由法国编者增添法语注解。本集根据法语注解译出。

注释绝大部分是原有的，很少几个是参照唐纳德·弗拉姆（Donald Frame）的英译本《蒙田随笔全集》、迈克尔·斯克里奇（Michael Screech）的《随笔全集》中的注释。注释浅显扼要，以读懂原文为原则。《随笔全集》中的历史人物译名，基本都以上海辞书出版社《世界历史词典》的译名为准，少数在词典内查不到的，则以一般规则而译，决不任意杜撰。《随笔》的文章原来段落很长，这是古代文章的特点，就像我国的章回体小说也是如此。为了便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把大段落分为小段落，在形式上稍为变得轻巧一点，至于内容与语句决不敢任意点烦和删节。

此外，原著目录中各章后面只是一个题目，译本中每章题目下尚有取自正文的几句话，作为便于阅读、突出重点而加的导语。

蒙田年表

1533　2月28日米歇尔·德·蒙田诞生于法国南部佩里戈尔地区距卡蒂翁镇四公里的蒙田城堡，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送至邻村抚养。父亲皮埃尔·埃康是个继承了丰厚家财的商人。

1535　父亲爱好新奇事物，从意大利带回一个不懂法语的德国人，专门给他的三岁儿子进行拉丁语教育。

1536　父亲被任命为波尔多副市长。

1539或1540　进入居耶纳中学。那是法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那里学了七年，得到不少历史知识，欣赏拉丁诗歌，学了肤浅的希腊语。日后蒙田抱怨学校死背书本的教学法。

1544—1556　父亲任波尔多市长。

1546　蒙田可能在艺术学院听哲学听过由尼古拉·德·格鲁奇讲授的辩证法。

1548　波尔多发生暴动，遭到德·蒙莫朗西公爵的残酷镇压。波尔多市失去一切特权，包括自选市长的权利，亨利二世决定把原为终身职的波尔多市长一职改为两年一任。

1549　或许由于时局骚乱和波尔多大学法学教育缺失，蒙田被父亲送至图卢兹，进著名的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

1554　亨利二世在佩里格建立间接税最高法院。蒙田年二十一岁，被任命为推事。三年后这家法院又撤消，推事被分派到波尔多法院工作。同年，依然当波尔多市长的父亲成为受人重视的社会人物，得到大主教的批准，建造塔楼，把原来朴实无华的蒙田城保修建一新，颇为富丽堂皇。

1554—1556　皮埃皮·埃康任波尔多市长，时局艰难。据蒙田说，他履行职务付出了心血与钱财。又据让·达那尔的《年表》，“市长大人为了城市的事务还要北上巴黎，给他送去了二十桶葡萄酒，让他到了那座城市打点那些好意的贵族老爷。”蒙田就是在这时，随了父亲和这些桶酒第一次去巴黎，他说还见到了亨利二世。

1557　蒙田进入波尔多最高法院工作。

1558　蒙田结识年长三岁的艾蒂安·德·拉博埃西，两人成为莫逆，虽相交仅六年（其中两年还不在一起），拉博埃西的斯多葛思想对蒙田的影响殊为重大。

1559　波尔多郊区发生毁坏圣像事件，最高法院下令组织一次赛神会，活活烧死一位波尔多富商皮埃尔·富热尔。那时波尔多城里有七千名胡格诺（加尔文派教徒），阴谋、暴动、处极刑常有发生，直至1562年1月颁布宽容法令，局势才开始好转。

蒙田到巴黎上朝，陪同亨利二世国王巡视巴黎和巴勒杜克。

1561　再次上巴黎。波尔多最高法院交给蒙田一个任务，解决居耶纳省内非常严重的宗教纠纷。蒙田在巴黎住了一年半。有人猜测，但没有证据，这是蒙田欲实现政治抱负但最终失望的时期。

1562　1月17日颁布宽容法令，允许胡格诺派有集会的权利。波尔多高等法院勉强接受。巴黎高等法院6月6日要求它的成员宣誓效忠天主教，6月10日蒙田始终在巴黎，便在巴黎履行了这一仪式。10月他随同国王军队前去鲁昂，不久军队从胡格诺派手中攻下鲁昂。蒙田在城里遇见巴西土著民族。

1563　2月蒙田回到波尔多。8月18日拉博埃西在波尔多附近英年早逝。他遗赠给蒙田不少藏书和自己的著作，还留下色诺芬《经济论》、普鲁塔克《婚姻的规则》等译稿和自己创作的十四行诗。

1564　差不多全年阅读和注解尼古拉·基尔《编年史》。

1565　跟弗朗索瓦兹·德·拉·夏塞涅结婚。妻子是一位同事的女儿，比他小十一岁，给他带来七千图尔币的嫁妆。后来给他生了六个女儿，只有一人幸存下来。

1568　父亲过世。在他的五个儿子与三个女儿之间分割遗产。蒙田成了蒙田庄园的主人和领主。在继承问题上与母亲发生矛盾。

1569　蒙田贯彻父亲的遗愿，在巴黎出版了雷蒙·塞邦的《自然神学》译著。

1570　蒙田卖掉波尔多高等法院推事一职，到巴黎出版拉博埃西的拉丁诗歌和译著。第二年结成一集问世。蒙田在拉博埃西作品的每一卷上都题辞献给一位重要人物。

蒙田第一个孩子出世，是个女儿，两月后夭逝。

1571　蒙田三十八岁，退休，他在书房里的一篇拉丁铭文，可以表明他当时的心志。“基督纪元一五七一年，时年三十八岁，三月朔日前夕，生日纪念，米歇尔·德·蒙田早已厌倦高等法院工作和其他公务，趁年富力壮之时，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在平安与宁静之中度过有生之年。他住在祖先留下的退隐之地，过自由、宁静、悠闲的生活，但愿命运让他过得称心如意！”

蒙田被法国大使德·特朗侯爵正式授勋为圣米歇尔勋位团骑士；9月9日被查理九世国王任命为王宫内侍。10月28日，女儿莱奥诺出世，这是蒙田六个女儿中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1572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拉罗歇尔叛乱；内战打得正酣，蒙田开始撰写他的《随笔集》。同年阿米奥翻译的普鲁塔克《道德论集》出版，成为蒙田的案头必备书。《随笔集》第一卷大部分成于1572—1573年。蒙田想到的主要是军事政治事件。他大量阅读杜·贝莱兄弟的《回忆录》，吉夏当的《意大利史》，塞涅卡的著作也是他的床头书。

1572—1574　法国内战。三支王家军队向新教徒进攻。普瓦图军由德·蒙邦西埃率领，驻扎在圣埃米纳，蒙田随同居耶纳省天主教贵族加入这支军队。但是没有打起来，因为新教派领袖拉努拒绝作战。蒙邦西埃派蒙田去波尔多高等法院，要求法院下令采取措施做好保卫城市的准备。

1573　蒙田第三个女儿安娜出世，只活了七个星期。

1574　第四个女儿出世，活了三个月。5月11日，蒙田在波尔多高等法院王室成员面前转呈德·蒙邦西埃公爵给朝廷的奏折，然后做了一个长篇发言。

拉博埃西的《自愿奴役》被人塞入卡尔文派一本小册子《法国人的闹钟》出版。文章匿名，内容也遭篡改。

1576　蒙田命人做了一块铭牌，一边是蒙田纹章，环绕圣米歇尔的圆环，一边是一座横放的天平，上刻1576年日期，他的年纪四十二岁，还写上皮浪的格言：“我弃权”。他写出一部分《雷蒙·塞邦赞》。

1577　蒙田第五个女儿出世，活了一个月。

11月30日那瓦尔国王封蒙田为王宫内侍。

1577—1578　蒙田患上肾结石症，他的父亲和祖先也曾患过这个病。肾结石、痛风或风湿病使他终生受苦。《随笔集》第二卷的大部分是这时起至1580年写成的。

1578　2月25日，蒙田开始详细阅读恺撒的《内战记》和《高卢战纪》，五个月间做出许多注解。

不久后，他又阅读博丹的《共和国》。但是他时常翻阅的两部著作是塞涅卡的《给卢西里乌斯的书信》，普鲁塔克的《名人列传》和《道德论集》。尤其普鲁塔克是《随笔集》的源泉。

1580　3月1日，《随笔集》在波尔多出版，第一版分为两卷。之后，蒙田去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旅游治疗。在巴黎，蒙田把《随笔集》赠送给亨利三世。

8月，蒙田参加费尔围城战。在多姆雷米，拜会圣女贞德家族的后裔。

12月29日在罗马晋谒格列高利八世教皇。

1581　9月7日，蒙田尚在意大利逗留，消息传来他当选为波尔多市长，任期两年。他准备行装回国。

1582　德·杜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说他“受惠于米歇尔·德·蒙田之处甚多，他那时是波尔多市长，待人坦诚，反对任何约束，从不加入阴谋集团，对自己的事务非常熟悉，尤其对他的故乡居耶纳省的事务有深刻的了解”。《随笔集》第一、二卷修改增补后再版，主要添加了意大利诗人的章节和在罗马客居回忆。这一版本在波尔多还可以看到。

1583　蒙田再次当选为波尔多市长，任期两年。在第二次任期中，内战和瘟疫都蔓延到佩里戈尔地区、阿基坦省。

他的第六个女儿玛丽出世，只活了几天。

1584　6月10日亨利二世国王的最小儿子安茹公爵逝世，使那瓦尔的亨利成为王位继承者。

8月1日，蒙田开始他第二个市长任期。

12月19日，那瓦尔国王到蒙田，驻跸在蒙田城堡，由城堡里的人侍候，到了夜里就睡在蒙田的那张床上。

1585　科丽桑特成了那瓦尔国王的情妇，蒙田撰文《美丽的科丽桑特》，劝她“不要让热情累及王上的利益与财富，既然她愿为他做一切，更多看到他的好处，而不是他的怪脾气”。他还努力促进那瓦尔国王和德·马蒂尼翁元帅的相互了解。马蒂尼翁是居耶纳省总督，对亨利三世甚为忠诚；那瓦尔国王是居耶纳省名义上的总督，认为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6月12日，经过蒙田的斡旋，那瓦尔国王和马蒂尼翁元帅见面。

同月，波尔多市暴发瘟疫，居民大撤离。蒙田带了家人离开蒙田城堡。他的市长任期到7月底为止，7月30日在瘟疫尚未殃及的弗依亚，完成他最后的职责。

1586—1587　阅读大量历史书籍。开始撰写《随笔集》第三卷。

1588　2月16日，蒙田上巴黎去出版第四版《随笔集》，到了奥尔良附近维尔布瓦森林里，被蒙面的神圣联盟分子抢劫。随后他们又把衣服、钱和书籍（其中肯定有《随笔集》的原稿）还给他。后来蒙田在信中向马蒂尼翁讲起这件不幸的事，和《随笔集》中的叙述有些出入。这件事的过程好像是事后经过他重新编写的。

德·古内小姐跟母亲住在巴黎，对《随笔集》的作者深感钦佩，听说蒙田在巴黎，请母亲前去代她表示仰慕之情。第二天蒙田到她家拜访，开始了他与“义女”的长期来往。

5月12日，巴黎发生暴乱，设置街垒。亨利三世离开巴黎，忠于他的贵族随同撤离，其中有蒙田，一直伴随国王直至夏特尔和鲁昂。

6月，《随笔集》出第四版，也有称第五版的，有六百多处增注。

7月，他回到鲁昂，住在圣日耳曼郊区，风湿病发了三天，10日下午3—4点之间，蒙田被巴黎来的军官逮住，押往巴士底狱，这是出于艾勃夫公爵的指使，要拿他当人质，因为他的一名亲戚被亨利三世关押在鲁昂。当天晚上，卡特琳·德·美第奇王太后下令放他自由。

10月，蒙田作为旁观者参加布卢瓦市三级会议。在德·吉兹公爵遭暗杀后，他离开该城市。

1589—1592　蒙田阅读大量历史著作：希罗多德、狄奥多洛斯、李维、塔西佗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还有他始终极感兴趣的美洲和东方历史。

1589　8月2日，亨利三世逝世。

1589—1592这一时期，蒙田准备新版的《随笔集》，增添了一千多处内容，其中四分之一涉及他的生活、情趣、习惯和想法。撰写《随笔集》二十年来，这部书愈来愈带个人生活色彩，愈来愈趋向内心自白。蒙田在写《随笔集》的同时敞开自己的胸怀；他写书，书也塑造了他。

1590　6月18日，蒙田给亨利四世写了一封优美的信，似是他的政治生命的遗嘱。

7月20日，亨利四世从圣德尼军营给他写信，希望蒙田在他的身边担任职务。

1592　9月13日，蒙田在自己房里，面前弥撒还在进行时，咽息离去。葬在波尔多斐扬派教堂。

1595　蒙田夫人和皮埃尔·德·勃拉赫交出蒙田作了增注的《随笔集》样书，这份稿子经德·古内小姐整理后，交给朗格里埃出版社印成精美的版本。

1613　约翰·弗洛里奥将《随笔集》译成英语。

1619　艾蒂安·帕斯基埃的《书信集》中，有一封写给贝尔热的长信，提到亨利四世时代的人对《随笔集》的第一次深入的评论。

1633　马可·基那米把《随笔集》译成意大利语。

1655　据估计，在这个时期，帕斯卡与德·萨奇的《对话集》中提到蒙田，但是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尚有待探讨，因为只是在18世纪拉封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1666　王家码头学派猛烈攻击蒙田，出现在约是尼科尔的《逻辑》一书中。这是反蒙田思潮的信号，这个思潮自后持续了半个世纪。

1669　《随笔集》分三卷在巴黎和里昂的两家出版社出版。

1674　马勒伯朗士在《寻求真理》一书中对蒙田进行强烈的批评。

1669—1724　蒙田作品销声匿迹的时期。从1595—1650年，《随笔集》平均每两年出一版，在这五十六年间，没有出过一版。拉勃吕依埃尔赞赏蒙田，反击让·路易·盖兹·德·巴尔扎克和马勒伯朗士，但是他这个评论只是到了伏尔泰时代才开花、结果。

1724　科斯特出版社出版三卷本《随笔集》，态度认真，注解详细，是18世纪的基本版本。从1724—1801年间，《随笔集》重印了十六版。

1774　德·普吕尼神父在蒙田城堡发现蒙田写的《意大利游记》，由麦斯尼埃·德·盖隆作序和注解后出版。手稿交给国王图书馆，此后失踪，无迹可寻。

1812　年轻的维尔曼发表《蒙田赞》，得到法兰西学院嘉奖，《蒙田赞》代表了那一个时代文人对蒙田的看法。

1832　12月，图书收藏家帕里佐以不到一法郎的价格在书摊上购得蒙田做了六百条注解的《恺撒传》一书（普朗丁版）；1856年，此书出售时，特契纳以一千五百五十法郎代杜马尔公爵购得，公爵收入自己的图书馆，与拉伯雷的《亚里斯多芬》和拉辛注解的《埃斯库罗斯》并列一排。

1837—1838　文学评论家圣伯夫在洛桑文学院开课，评论王家码头学派，讲课内容刊载在1840年和1842年出版的前两卷《王家码头学派史》。其中谈到蒙田、帕斯卡，这对于蒙田的历史评价是一个重要时刻。

1906　波尔多市出版地方版《随笔集》，从此成为一切蒙田《随笔集》的底本。

原版《引言》

蒙田逝世时留下两个女儿，据帕基耶说，“一个是婚生的女儿，他的财产继承人；一个是过继的女儿，他的文稿继承人……”后者是玛丽·勒·雅尔·德·古内，她的确像哀悼父亲那样哀悼蒙田。蒙田殁后第二年，她去看望《随笔集》作者的遗孀和孤女，从蒙田夫人手里接过一个本子，上面差不多写满了蒙田在一五八八年版样书边白作的注解，原是为了再版时使用的——两年后，即一五九五年，根据这个本子出版了大部头对开本的《随笔集》。

长年内战使法国一时对暴力感到厌倦，准备静心欣赏《随笔集》内俯拾皆是的智慧。那是“正直者的枕边书”，佩龙红衣主教这样说。有一位朱斯图斯·利普修斯称赞作者，观其文如观其人；有一位塞沃尔·德·圣马特称赞说“通篇表述无拘无束，朴实无华”；还有一位德·图说“一个真正的金玉良言研讨会”。皮埃尔·夏隆，另一位“蒙田的见证人”，蒙田因没有儿子做继承者，就把家族纹章的佩带权遗赠给了他。夏隆在《论智慧》一书中，对《随笔集》做出大胆、有力、不掺个人感情的反响，像圣泊夫说的，颇似“《随笔集》的教育版读物”。

对蒙田的最初反应出现于路易十三统治末期。德·古内小姐难辞其咎，她不该活得那么久（卒于一六四五年），成了个老学究，态度咄咄逼人，谈话唠唠叨叨，尽管在1635年版中她认为应该加进一篇序言，说一说自己对偶像的钦慕忠诚，这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加强蒙田反对者的反感。他们指责蒙田在书中谈论自己太多，还使用借自加斯科涅方言或拉丁语的冷僻字眼。盖兹·德·巴尔扎克经常出入郎布耶府，为蒙田辩护，反对那些“挑剔者”，但是他对蒙田的这种缺乏条理的文章结构也表示不满：“蒙田对自己正在说什么当然是知道的，但是我同时不揣冒昧，也认为他对自己接着要说什么就不一定知道了。”他还补充说，《随笔集》的语言与风格粗鄙俚俗，带了他写作的时代与生活的外省烙印。

巴尔扎克的批评是肤浅的，主要针对形式，而帕斯卡的批评则针对内容。帕斯卡受惠于蒙田的地方很多，但是——据圣伯夫的说法——他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在《思想录》中“破坏和摧毁蒙田”，甚至说出《随笔集》的作者“通篇想的只是胆怯畏葸地死去”。萨西、阿诺、尼科尔都是纯正的王家码头派代表人物，对蒙田的态度当然更加严厉，据他们的说法，蒙田“要推翻一切知识，从而也是宗教的基础”。

波舒哀和马勒伯朗士的攻击更是变本加厉。前者以宗教的名义，谴责蒙田把人贬低为动物，后者主要责怪他是“骑士型学究”，真不愿意看到《随笔集》竟是一部小故事、俏皮话、二行诗和格言的大杂烩。《寻找真理》的作者继而严厉地说：“为了消遣而读《随笔集》是危险的，不仅因为阅读的乐趣会对读者的感情潜移默化，还因为这种乐趣是出人意外的罪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乐趣主要出自淫念，只会维持和加剧人的情欲，这位作者的写作方式所以令人愉悦，只是因为它不知不觉地触动我们的神经，煽动我们的情欲。”

但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巴尔扎克和语言纯洁派与下半叶的帕斯卡、王家码头学派、波舒哀和马勒伯朗士不能代表整个世纪。如果说1676年把《随笔集》列为禁书，似乎认可了这些先生和奥拉托利会的严厉态度，那么也有另一些来头并不小的人物欣赏《随笔集》。皮埃尔·莫罗指出：“写《随笔集》的人早已是古典人物，也就是笛卡尔、莫里哀、拉封丹、拉罗什富科、圣埃勒蒙、拉布吕耶尔这样的古典人物，他们的规则存在于自然、理性与正直中。”在十七世纪反对蒙田的人，归根结蒂只是朗布耶府的风雅之士和信仰呆板的作家。

还有必要提一提的是，被罗马封为圣人的神职人员兼作家、文笔优美的弗朗索瓦·德·萨勒，还有一位主教、善于写各类作品的作家让—皮埃尔·加缪，从蒙田书里获取的营养不亚于他读阿米奥的佳作。在其他古典人物与蒙田之间又有多少相近与相比之处！

费迪安·戈安在他出色的拉封丹研究的作品中，专有一章题目是《拉封丹与蒙田》，埃蒂安·吉尔松把蒙田与笛卡尔比照。虽则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位大作家做的只是阅读与“摘引”蒙田，有人如拉罗什富科或拉布吕耶尔，不会被隐射与表面现象所迷惑，在他们的《箴言录》或《品格论》中，吸纳了《随笔集》作者的真知灼见。拉罗什富科的两百五十多条箴言在思想和表达上，跟蒙田的某某章节“不谋而合”，而拉布吕耶尔只用三言两语就阻挡了巴尔扎克和马勒伯朗士的攻击，他俏皮地写道：“一个人思想不深，如何能够欣赏一个思想很深的人；另一个人思想太钻牛角尖，也就不适应朴实无华的思想。”《品格论》的作者也是个天主教徒，不会不承认他对蒙田不胜钦佩，读他的书感到喜悦。

在十七世纪不同类型的文人都分享他这样的喜悦。德·塞维尼夫人就对蒙田文章的吸引力赞不绝口，一六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给德·格里尼昂夫人的信中说：“我有几本好书，蒙田的书最佳，当人家没有想蒙您时，还有何求呢？”德·蒙特斯庞夫人和她的当丰特夫罗修道院大教长的姐姐，也都读过这部书。夏尔·索雷尔把这部书看成“朝廷与社交界常备手册”。于埃，这是位洞察细微的人文主义者，跟巴尔扎克截然不同，称赞蒙田写了一部谈思想的集子，“信笔写来，也无顺序”，还是从中看出它“受人欢迎”的深刻理由，因为——他写道——“很难见到一位乡下贵族，不在壁炉上放上一部蒙田的书，以此显示他不同于捕兔子的乡绅”。

十八世纪对他仍不乏好评，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会满不在乎地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丰特奈尔在《死者对话》中让蒙田和苏格拉底对话；培尔赞扬他的皮浪怀疑论思想；孟德斯鸠对他发表了这个惊人的看法：“这四位大诗人：柏拉图、马勒伯朗士、沙夫茨伯里、蒙田！”……这张名单上，也许用孟德斯鸠自己换下马勒伯朗士还更合适。伏尔泰驳斥帕斯卡时大声说：“蒙田的设想是很巧妙的，他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地描述自己！因为他描述的是人性……”杜·德方侯爵夫人要贺拉斯·沃波尔读一读蒙田：“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好心哲学家和好心玄学家！”沃夫纳格侯爵平时谈话谨慎，态度严肃，看出“蒙田是他那个野蛮时代的奇才”。

如果说让—雅克·卢梭精神病态古板，不喜欢摇曳多姿的文章，对蒙田持保留态度，那些百科全书派、时尚作家、诗人则把蒙田引为知己，但以自己的情趣去摆布他。格林宣称他“超凡入圣”，议论他仿佛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散布“最纯……最亮的光明”。阿让松侯爵的儿子出版了父亲的一部著作，书名叫《论蒙田随笔的情趣的随笔》。若弗兰夫人的女儿德·拉·费泰—安博夫人准备出版蒙田的选集。巴贝拉克名副其实受蒙田的培育。圣朗贝尔在乡下坐在“一棵开花的李树下”读蒙田。德利尔指出“他知道像贤哲那样讲话，像朋友那么闲谈”。安德烈·谢尼埃多处引用蒙田的话。他的弟弟玛丽—约瑟夫看到“蒙田逐渐创造和运用了按自己天才所需要的语言”。人人按照自己的主意塑造他，将他据为己有。革命派毫不犹豫地把他视为自己“伟大的先辈”，强拉他跟笛卡尔和伏尔泰一起。

夏多布里昂开启和统率了十九世纪，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起初提到蒙田时是攻击他，从他的书中就像在拉伯雷的书中看出他是斯宾诺莎的先驱之一（《论古今革命》），继而又接受蒙田，并对《雷蒙·塞邦赞》的作者表示感谢（《基督教真谛》），最后又在自己的《墓外回忆录》中把他跟自己、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比较，仿佛在羡慕蒙田的恬静从容：“亲爱的米歇尔，你说的事轻松愉快，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心得不到你说的好报……”

第一帝国末期，法兰西学院把颂扬蒙田作为竞赛题，年轻的维尔曼摘取桂冠；这也可以说是时代的一个标志吧。然后又是贝朗瑞对蒙田的书“不断地”反复阅读，玛塞琳·德博尔德—瓦尔摩尔喜爱他的书：

全世界从书中出现在我面前，

穷人、奴隶、国王，

我看到一切；我看到自己了吗？

达尔巴尼伯爵夫人读《随笔集》是一种“安慰”；司汤达在写《爱情论》时频繁参照他的这部书；还可以说无处不出现蒙田，德国有歌德、席勒，英国有拜伦、萨克雷，不久美国又有爱默生都赞扬他。

在那个时代的评论家中，尼扎尔能够这样写道，“以《随笔集》为契机，开始了一系列杰作，面面俱到表现法国精神的形象”。圣伯夫认为蒙田是古典主义者，“贺拉斯家族中的这类古典主义者”。在那些伦理学家中，只有库辛对他的作家天赋表示异议，可是受到可亲的克西梅纳·杜当的反驳。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和我们的世纪，蒙田这个道德学家和人，受到一部分人议论和另一部分人颂扬。米歇莱，火气十足的米歇莱，声称《随笔集》散发出一种无法呼吸的臭气；伯吕纳蒂埃尔指责他是利己主义和自我至上者，且不说他生来爱好一切逸乐的倾向；纪尧姆·基佐称他是“荒谣好色”的作家，是“庸俗的教外人士中的圣弗朗索瓦·德·萨尔”。

另一些人赞扬他，按自己的意思使他的形象让人乐于接受，其实从中是在说他们自己。朗松赞他是纯粹世俗主义的先驱；安德烈·纪德条分缕析地把他拉向自己，引以为知己。勒南、法朗士、勒梅勒，都以勒南派的评论方式，只是把他看成是怀疑论者，强调蒙田说的疑问其实就是“软枕头”，未免有点言过其词。只有法盖，善良的法盖，写得比谁都好，我的意思是评判较为公正，赞扬“这位伟大的贤哲……是法国三四位大作家之一，用恰如其分的语言称赞他的文笔绝对自成一派……隐喻自然……这是智慧的一种庆典”。

最后总体回顾来看，最近五十年研究人员和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无疑可对某些细节做出更改，对某些不足表示遗憾，思考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改变不了作品的大体纲要。有人立志研究他的天主教身份，有人研究他的享乐主义一面，还有人，如亚历山大·尼科莱，研究蒙田的内心世界、社交生活与政治活动。在一位马塞尔·普鲁斯特之后有一位蒙泰朗，在一位波瓦莱夫之后有一位加克索特，都精细入微地找出他的某方面特征。高等学府的评论家，从福图纳·斯特罗夫斯基到皮埃尔·莫罗，到皮埃尔·米歇尔，到雅克·维埃尔，到凡尔登·L.索尼埃，对蒙田的理解与剖析都比上一世纪要深刻得多，还像圣柏夫说的那样明白，“我们的心中没有真正的底，只有无尽的表面”。这些层层叠叠的“表面”，德国的一位弗雷德里希，纽约的一位唐纳德·M.弗雷姆，东京的一位前田洋一，都曾仔细地分解。阿曼戈博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创立了蒙田之友协会，今日会员几乎遍及世界各国，从巴西和加拿大直至印度和日本。

总之，《随笔集》在全球各国皆有读者，这是一种标志，说明这位从综合来说是我们第一位大政治家，我们第一位大道德学家，在世界上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致读者

我们一旦落入曾受过我们侮辱的人之手，而他们又对我们可以恣意报复时，软化他们心灵最常用的方法，是低声下气哀求慈悲与怜悯。然而相反的态度如顽强不屈，有时也可产生同样的效果。

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曾长期统治我们的居耶纳地区，他的遭遇与身世中有许多值得一书的伟大之处。他遭到了利摩日人的莫大羞辱后，用武力把他们的城市攻了下来。村民包括妇女与儿童，都被抛下遭受屠杀，高声求他宽恕，还在他脚边跪了下来，都无法使他住手；只是在他率部进入城内时，看到三位法国贵族怀着非凡的勇气，单独抵抗他的军队乘胜进击时才下令停止。他对这样的勇敢精神不胜钦佩，怒气也煞了下来，礼待这三个人，连带也饶恕了全城的其他居民。

伊庇鲁斯君主斯坎德培追杀手下一名士兵。士兵忍气吞声，百般哀求，试图平息他的怒火，最后无奈手握宝剑等待着他。这番决心却打消了主人的怒气，看到他准备决一死战不由非常钦佩，也就宽宥了他。（有的人没有读过这位君主的神勇事迹，看了这个例子或许会有另一种不同的解释。）

康拉德三世围攻巴伐利亚公爵盖尔夫，不顾对方如何卑躬屈膝迎合他，他赐予的最大的宽恕是允许那些同公爵一起受困城里的贵妇人徒步安全撤离，并随身带走她们能带走的一切东西。她们深明大义，决定把丈夫、孩子和公爵本人都驮在背上。皇帝看到她们那么高尚贤淑，高兴得喜极而泣，以前对公爵不共戴天的仇恨也就一笔勾销，之后和和气气对待他和他的家庭。

上述两种方法都很容易打动我。因为我这人生性宽容怜恤，狠不下心来，从而同情比尊敬更适合我的天性。可是对斯多葛派来说，怜悯是一种邪恶的感情，他们要我们帮助不幸的人，而不是软下心来去同情他们。

这些例子在我看来是合适的，尤其因为看到受这两种方法袭击与考验的心灵，能够承受其中一种方法毫不动摇，对另一种方法却又低头认输。是不是可以说，动恻隐之心是和气、温良或软弱的表现，因而那些天性柔弱的人，如妇女、儿童和庸人，更易陷入这种情态；而蔑视眼泪与哀求，只认为美德凛凛然不可侵犯，这才是崇高坚强的灵魂的体现，对不屈不挠的大丈夫行为怀有的爱戴与钦佩。

可是惊异与钦佩对于没有那么高尚的心灵也可产生同样的效果。底比斯人可以作为例子。他们要求法庭对某些将军处以极刑，因为他们任期过后没有交出兵权。佩洛庇达在这些控诉下屈服了，哀告求饶保证不再重犯，勉强获得了宽恕；而伊巴密浓达则相反，他把自己的功勋颂扬一番，自豪放肆，要老百姓记住。大家听了再也无心投票，散会时大大赞扬这位人物的胆略与勇气。

老狄奥尼修斯经过长期苦战，攻下了勒佐，并俘获了菲通统帅。菲通是个正人君子，曾英勇地负隅顽抗，老狄奥尼修斯要在他身上进行残酷的报复。他首先对菲通说，他在前一天如何下命令把他的儿子和其他亲族都淹死了。菲通淡然回答说他们那一天要比他过得幸福。然后他命令刽子手扒下菲通的衣服，押着他满城游街，还残酷地鞭打他，恶言恶语羞辱他。但是他态度自若，勇敢面对。他甚至还神色严峻地高声宣说，不让祖国落入暴君之手是他愿意为之而死的光荣辉煌的事业，并警告对方将遭到神的惩罚。狄奥尼修斯从自己部队士兵的眼中看出，他们不但没有被这位败将的挑衅性言辞激怒，反而看不起自己的领袖以及他的得胜；这种非凡的勇气叫他们吃惊，为之动情，酝酿反叛，还可能从他的卫队手里劫走菲通，于是他下令停止折磨，派人悄悄把他投入大海淹死。

当然，人都是出奇地虚荣、多变、反复无常。很难对人做出标准统一的评价。从前，庞培对马墨提人非常反感，只因为公民芝诺愿意单独承担大众的责任，并要求独自接受惩罚，而对全城市民网开一面。苏拉在佩鲁贾城内也显示出同样的美德，却对己对人都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然而与前面的例子截然相反的是亚历山大，他是天下第一勇士，对战败者极其宽厚。他经过苦战以后袭击加沙城，遭遇守将贝蒂斯。亚历山大在围城时亲眼目睹过他打仗勇冠三军，现在他孤身一人，手下士兵都已溃逃，他的武器已经折断，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被好几个马其顿人团团围住，四面八方受到攻击，他依然奋战不止。亚历山大打赢这场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其他损失以外，自己身上还添了两处新伤，因而愤怒之至，对他说：“贝蒂斯，你要死也不会让你死，你听着，一个俘虏会遭到的各种各样的苦刑，都让你尝个遍。”另一个听了不但面不改色，反而神态傲慢不逊，面对他的威胁不说一句话。亚历山大看到他顽固骄傲，一声不出，说：“你没有屈过膝？你没有讨过饶？好吧，我要打破你的沉默，要你发出声来，我就是不能让你说出一句话，至少也会让你发出一声呻吟。”他怒上加怒，下令刺穿他的脚跟，把他缚在一辆车子后，活活拖死，直至粉身碎骨。

是不是在他看来勇敢不足为奇，于是既不欣赏，也不尊重，或许是他认为勇敢只是他个人的特性，看到别人身上的勇敢不亚于自己，就妒性大发，或许是他天生残暴一发不可收拾？

说实在的，如果他的脾气可以克制的话，那么在占领和掠夺底比斯城的过程中，看到那么多勇士溃不成军，失去集体自卫的能力，都成了刀下之鬼，令人惨不忍睹时，他就可以这样做了。那次屠杀了六千人，没有一人逃跑或求饶，恰恰相反，人人都视死如归，在满街乱跑时遇到得胜的军队还有意挑衅，以求光荣一死。即使全身是伤也不屈服，只要一息尚存就寻思报复，只有拼死一个敌人后自己才甘心死去。这样悲壮的场面引不起他一点怜悯，一天时间也不够他亚历山大用来报仇雪耻，不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场屠杀是不会停止的。最后只有放下武器的人、老人、妇女和儿童才幸免于难，其中三万人当了奴隶。第二章论悲伤

我属于最不会悲伤的人了，尽管大家众口一词都对这种感情格外垂青，我既不喜欢也不推崇。人常说这背后掩藏的是智慧、美德与良心——愚蠢恶劣的外衣。意大利人更恰当，对于恶意才用这个名词称呼。因为这总是一种有善的、疯狂的，也总是怯懦卑鄙的品质，斯多葛人不让他们的贤哲表现出这种感情。

传说埃及国王普萨梅尼图斯被波斯国王冈比西击败俘虏以后，看到女儿成了囚犯，穿了奴婢的衣服装被人使唤去打水，走过面前，周围的朋友都流泪哀号，他自己默不作声，一言不发，眼睛盯着地面；不一会儿又看到儿子被人拉走处死，他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但是窥见自己的一名男仆夹在俘虏队伍中，他捶打脑袋，痛苦异常。

这与我们的亲王最近遇到的事，可以说无独有偶。他在特朗特听到长兄的死讯，长兄是他全家的顶梁柱和光荣；不久又听到第二个兄弟的死讯，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寄托，他经受这两次打击都神色不变，才几天后又获悉一个手下人也死去了，这最后一桩遇难摧垮了他的意志，使他难以自持，陷入极度悲痛与悔恨，有人以此为据，说只是最后一次打击才触动了他。事实是他已经达到悲愤的极点，任何微小的刺激都会冲破他坚忍的篱笆。

我说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去解释我们的历史。这次说的是冈比西，他问普萨梅尼图斯，为什么对自己子女的痛苦表现淡漠，而对朋友的痛苦那么难以释怀，他回答说：“对朋友的痛苦可以用眼泪舒解，对子女的痛苦是任何方式都不能表达其感情的。”

说到这里也可以古代那位画家的作品为例。他创作伊菲革涅亚献祭一画，在画面上的人，按照他们对那位美丽少女死亡的关心程度，表示各自不同的哀悼。画家已用尽了艺术的种种技巧，要画少女的父亲时，他让父亲用手遮脸，仿佛什么样的姿态也无法表达他的悲痛伤心。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们只能编造，说那位不幸的母亲尼俄柏，首先失去七个儿子，然后又是七个女儿，伤心过度，最后变成了一块岩石，她痛苦得成了石头。——奥维德

当意外事件已经超越我们的承受能力，我们感到沉痛、麻木、心如槁木死灰，只能用这个来表达。

是的，痛苦到了极点，必然会搅动我们整个心灵，夺去它的一切活力，就像我们刚听到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会魂飞魄散，瞠目结舌，动弹不得，只有痛哭流涕、大声喊冤以后，才像会回过魂来，静心敛神好好思考，痛苦终于哭出了声音。——维吉尔

费迪南一世国王在布达附近，讨伐匈牙利已故国王约翰的遗孀一役中，德国统帅雷斯西亚克看到运来一具骑兵的尸体，由于大家曾见过他在战斗中异常英勇，也就跟着众人一起哀悼。但是他和其他人同样好奇，脱去死者的甲胄以后，发现这是他的儿子。在大家的哀嚎声中，只有他站着不出一声，不掉一滴眼泪，双目直视，愣愣地盯着儿子看，直至悲痛使他热血凝固，直挺挺倒在地上死去。可以描述的火都是不猛烈的火。——彼特拉克

情人要表达一种不可忍受的热情时，是这样说的：可怜啊！我的感官失去了功能。见到你，累斯比，语言与灵魂，消逝无踪。一团火苗烧遍四肢，嗡嗡之声冲击耳膜，眼睛阖上了沉重的夜幕。——卡图鲁斯

这里不是在说感情处于最激烈动荡的时刻，我们不善于哀声叹息，诉说衷肠，精神上疑虑重重，肉体也因相思而慵懒无力。

有时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机能不足，不合时宜地袭击着有情人，由于极端热情，就在享受怀抱的时刻，突然如同跌入了冰水之中。一切让人体验与回味的热情，都只是平凡的热情，小悲易表情，大悲无声音。——塞涅卡

不期而至的好事同样使我们吃惊，一见到特洛伊军队簇拥着我过来她摸不着头脑，神思恍惚，面色苍白，目光定定的昏倒在地，隔了好久才说出一句话。——维吉尔

除了这位罗马妇女，意外地看到儿子从卡尼溃败中归来，惊喜而死以外，还有索福克勒斯和暴君狄奥尼修斯也是乐极生悲，塔尔瓦听到罗马元老院已要给他授勋时即刻死于科西嘉；我们这个世纪的利奥十世教皇，渴望攻下米兰，听到米兰城破之时，欣喜若狂，突发高烧，为此一命呜呼。人类的愚蠢还有一个更好的例证，据古人记载，辩证学大家狄奥多洛斯，由于在经院无法当众解答人家向他提出的论题，羞愧到了极点，竟猝死在现场。

我很少陷入这类强烈的情绪。天性鲁钝，天天用道理开导自己，也就变得更加木讷了。第三章感情在我们身后延续

有人责怪大家对未来事物总是充满向往，告诫我们要抓住眼前的财富，安心享用，因为我们对未来毫无把握，甚至比对过去更加无可奈何。大自然促动我们继续去做它未竟的事，在我们心灵上随同其他假象还印上了行动重于认知的假象，他们若敢称这为谬识的话，那么这些人点破了人类最普遍的谬误。我们从不安于现状，我们永远要超越自身。恐惧、欲望、期待都使我们朝向有待发生的事，败坏我们对现状的想法与重视，而对未来甚至我们已不存在时的事物忙碌不已。“担忧未来的人真可悲。”（塞涅卡）“做自己的事，懂自己的心”，这句重要的箴言往往归之于柏拉图；上下两句一般来说各自包含我们的责任，又好像相互依存。谁要做自己的事，必须看到他第一件要学的事是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是他该做的事。人认识了自己，不会把外界的事揽在自己身上；自爱其人，自修其身，是头等大事；不做多余的事，排斥无益的想法与建议。“愚者即使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还心犹未甘，而智者有了什么会心满意足，决不再去自寻烦恼。”（西塞罗）

伊壁鸠鲁不要他的智者去预测和操心未来。

诸多有关死者的法律中，我觉得最站得住脚的那条是君主身后功过留待他人评定。他们即使不是法律的主人，也是法律的伙伴。正义不能触动他们的人身，但触动他们的声誉或继任者的利益也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我们往往比生命本身还重视。遵守这一传统的国家可以获得很多出人意外的好处，贤君也很乐意这样做，不然会埋怨有人把他们跟昏王相提并论。我们在任何国王面前必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因为这有关于他们行使职权，但是钦佩与爱戴则要看他们是否贤德。当他们的权威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可以耐性地容忍他们的无能，掩饰他们的罪恶，对他们的庸庸碌碌提出谏言。但是当这层关系不复存在，就没有理由不崇尚正义，不自由表达我们真正的情绪，尤其没有理由去抹煞忠良之臣深知君主昏庸，还是毕恭毕敬，忠心耿耿辅助他的功劳，这样会让后代失去这个贤良的楷模。有些人抱着个人恩怨，对一位昏君也妄称贤良，这是以私心在损害公道。泰特斯·李维说得对，在王朝中成长的人，说话总是充满夸张虚饰，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君主歌功颂德，捧上了天。

那两个当面顶撞尼禄的士兵，我们可以否定他们光明磊落。一个人被问到他为什么要加害他：“当你值得爱戴时我爱戴你，但是自从你成了个杀人犯、纵火者、卖艺人、马车夫，我恨你也是你活该。”另一个为什么要杀他：“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方法让你不再作恶。”但是尼禄死后成为千夫所指的暴君，他的恶行永远为后人痛斥，明白事理的人谁会否定这些事呢？

斯巴达这么明智的政体中也掺杂这么一种装腔作势的仪式，这令我不快。国王死后，盟友邻邦，所有奴隶，男女老幼，都要在额上划道口子以示悲痛，声泪俱下地哀悼这人不论生前如何，都当作最贤明的国王歌功颂德，愈是后来的得到的称颂愈高。

亚里士多德对什么都要质疑，他引用梭伦说的那句话，“没有人在生前可以称为幸福”，问如果这个人名声不佳，如果他的后代贫困潦倒，那么这个人一生过完天年后死亡，是不是可以说是幸福的呢？当我们可以行动时，我们可以把自己带到喜欢的地方去；但是一旦脱离肉身，我们跟存在没有半点联系。因而应该告诉梭伦，没有人是幸福的，既然人只有在不存在以后才是幸福的。没有人一下子告别生命，谁都等待身后出现什么；既不能离开，又不能放任不管一个被死亡击倒的躯体。——卢克莱修

朗东城堡在奥弗涅的布伊城附近，贝特朗·迪·盖克兰在围攻城堡时死亡。受困的人后来投降，不得不把城堡钥匙放在这位死者的遗体上。

威尼斯军队将领巴托罗米厄·阿尔维亚诺在布雷西亚战争中战死疆场，他的遗体必须经过敌方领土维罗纳运回威尼斯，军中大多数人提出向维罗纳人要求安全通行权利。但是泰奥多罗·特里伏尔齐奥力排众议，主张不惜一战也要闯阵，他说：“他一生不怕敌人，死后怎么可以要他示弱，这不成体统。”

希腊法律也有相似的规定，谁向敌人索取一具尸体进行安葬，明确放弃胜利，他再也无权夸耀战绩，而被要求的一方则冠以胜者的称号。尼西亚斯就是这样失败的，虽然他对科林斯人占有明显的优势。相反地，阿格西劳斯二世对比奥舍人的胜算并不明朗，却占了上风。

这样的事情可以说看来奇怪，要不是每个时代都不但关心我们身后的事，还相信上天的恩泽会陪伴我们进坟墓，继续影响到我们的遗骸。古代这些例子不计其数，也就不用再谈我们自己的了，免得我在此赘述。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曾与苏格兰国王罗伯特长期作战，打得相持不下时，看到亲自出马总是能够带来有利的转机得胜归来，临死前要他的儿子庄严起誓，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煮得肉骨分离；把肉入土埋葬，把骨头保存下来，若跟苏格兰人开战，就带在身边随军出征。仿佛命运让胜利与他的躯体息息相关。

约翰·维斯卡由于为威克利夫的错误辩护，造成波希米亚局势混乱，要求他死后让人剥下皮做一只长鼓，跟敌人打仗时带着，认为这会继续他生前御敌时的昌顺武运。有的印第安部落跟西班人作战时也带了他们某个首领的遗骸，想到他活着时是名福将。世上还有其他民族，在战争中带着在战场上死去的勇士的尸体，祈求好运，汲取勇气。

上述例子只是把生前行为得到的名誉惠及身后。下面的例子要说的是他们死后还有作为。贝亚尔将军的事迹最好说明这一点。他身上中了一枪，自觉此命难保，有人劝他退出火线，回答说他不会在最后时刻把背转向敌人，他战斗到筋疲力尽，一个踉跄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命令他的马弁帮助他躺在一棵树下，让他死时犹同生前面孔朝着敌人。

在这方面我还必须提出同样一个出色的例子。当今菲利普二世国王的曾祖父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不但品德高尚，还美若天人。他有一个脾气与其他君主不同，他们为了处理紧急事务，把马桶当作御座；他决不这样做，没有哪个管家会那么私密，紧跟着他到换衣间里面。他小便也偷偷摸摸，犹如少女般守身如玉，不管医生还是谁，都不暴露习惯上掩藏的部位。我这人口无遮拦，可是天性对此很为觍。若不是出于极端需要或感情冲动，决不会在人前暴露有碍瞻礼的肢体与失常的动作。我想到这对于一个男人，尤其像我这样地位的男人不合适，而更觉不自在。但是马克西米连却到了迷信的程度，在遗嘱中明确规定，驾崩时必须给他穿上衬裤；还在追加遗嘱中说给他穿裤子的人必须闭上眼睛。居鲁士大帝二世规定子女以及其他人在他的灵魂脱离以后都不准看见或接触他的肉体。我对这事看作是个人愿望。因为他和他的历史学家，终其一生都在要求他对宗教执着虔诚。

我的一位姻亲不论平时或战时都颇有名声。一位亲王对我说了他的故事，我听了很不高兴。他年事已高，结石使他极度痛楚，在宫里的最后时刻热衷于给自己安排一个盛大隆重的葬礼。他嘱咐前来探望的贵族答应给他送殡。殷切恳求最后时刻来看他的亲王务必全家出席，举出许多例子和理由证明他这样地位的人理应如此待遇；在得到遵照自己的意思安排葬礼规格和程序的承诺以后，才像含笑而逝。我还从没见过这样顽固虚荣。

相反的怪事，在我自己家族内也出过不少，这次好像发生在一个堂兄弟身上，他操心葬礼的安排，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吝啬得连多一个仆人与一盏灯笼也要踌躇再三。我看到有人赞赏这种做法，和马库斯·伊米利厄斯·李必达的命令，他不许继承者对他使用传统上的厚葬。花费与奢望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已无从查考，不这样做总是节俭与朴实吧？这项改革既容易又代价不大。假若这件事也必须定出规则的话，我的意见是在这件事上如同生活中的其他事上，每人都可按照自己的财力来定。哲学家里科明智地嘱咐朋友，把尸体葬在他们觉得最佳的地方，至于葬礼既不铺张也不呆板。我只按照习俗来举行仪式，交给谁负责也就完全听凭他的安排了。“在这件事上我们自己要完全不计较，但是您的家人则不能不计较。”（西塞罗）有一位圣人说得颇有圣人风度：“葬礼仪式、坟墓选择、送殡排场，与其是对死者的称颂，更多还是对生者的安慰。”（圣奥古斯丁）

所以，苏格拉底临终时，克里托问他后事如何安排，他回答说：“按照你的心意办吧。”如果必须事前去做的话，我觉得更为洒脱的是仿效那些人，好端端活着时就高高兴兴筹划墓葬事宜，乐于看到自己雕成大理石的死相。懂得享受和赏识无知无觉，拿自己的死亡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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