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晓华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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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魂：古陶瓷鉴定家、教育专家张浦生传试读：
序言
第一章 浦江岁月
第一节 黄浦江畔的徽州人
第二节 童年时代
第三节 改变人生的三位老乡
第四节 求学复旦
第二章 走进南博
第一节 古都南京
第二节 革命文物征集
第三节 院长曾昭燏
第四节 书画征集
第三章 目不识瓷
第一节 瓷器保管员
第二节 恩师王志敏先生
第三节 初涉古陶瓷
第四章 南京，1964
第一节 曾院长之死
第二节 北京学习班
第五章 在农村的日子
第一节 离开南博
第二节 发现明青花
第三节 唐代皮囊壶
第六章 重返南博
第一节 重返原岗位
第二节 浙江丽水地区的发掘
第三节 在文物商店的日子
第四节 院长姚迁
第七章 慧眼识宝
第一节 发现明代洪武瓷器
第二节 确立青花瓷的起源
第三节 重现郑和故居
第四节 元青花的前世今生
第五节 沥粉挂彩
第六节 明代紫砂
第八章 教育生涯
第一节 扬州事件
第二节 扬州培训中心
第三节 教书育人
第四节 瓷片教学法
第九章 成名以后
第一节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第二节 欧洲之行
第三节 前往台湾
第四节 赴日本鉴定
第五节 新加坡鉴定往事
第六节 香港考察
第十章 境外讲学
第一节 新加坡
第二节 英国
第三节 中国香港
第四节 菲律宾
第五节 中国台湾
第五节 澳洲
第十一章 桃李天下
第一节 霍华
第二节 钱伟鹏
第三节 朱戟
第四节 梅氏兄弟
第五节 王健华
第十二章 老骥伏枥
第一节 遭遇车祸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第三节 片瓷山房
第四节 生命不息 工作不止
附录一 鉴定总结
附录二 年谱
附录三 作品简表
本书重要参考文献
后记
学瓷小记
序言岁逢戊戌，乃肖狗良辰。时为我院杰出的古陶瓷鉴定家，退休二十余载的教育家张浦生先生的本命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澳大利亚中国书店刘晓华女士的帮助下，要出传记为之贺。春节前张先生给我来信，要我代表南京博物院为书作序。我不敢推辞，遵嘱写上以下几句话，以为先生贺，并为先生寿。
张先生1957年自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江苏文管会工作，璇因机构合并而入职南京博物院。1962年张先生成为博物院瓷器库房保管员，始有兴趣学习瓷器，1964年开始专职研究瓷器，一晃至今已五十余载。那时的先生已沉迷此道，听从老师王志敏的教导，认定了研究古瓷，鉴定古瓷要从捡拾古瓷片做起。在扬州、杭州、苏州、南京等古城的工地上，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们捡拾的许多残瓷，如明故宫红彩龙纹残盘、釉里红凤纹瓦当等，现在都成了我院重要的藏品资料。随后的1966年，先生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一期古玉器和古陶瓷鉴定训练班，听了耿宝昌先生等的瓷器鉴定课，大有收益。
从此，先生的所有心血都放在了中国古陶瓷的鉴定和研究上，即使是在“文革”下乡的七年时间里，瓷片，标本也成了他业余研读的对象和生活中的乐趣。回城回院后，先生更是全身心扑在陶瓷研究和鉴定实践上。他提出青花瓷起源于唐代的论断，提出“一看青，二看花，官窑重青，民窑看花”的观点，被陶瓷鉴定界广泛接受认可。1986年，他被文化部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在此基础上，他勤于笔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鉴定心得转化为理论，撰写了《青花瓷画鉴定》《宜兴紫砂鉴定与欣赏》《青花瓷器鉴赏与收藏》《青花瓷鉴定》等著作。是一个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的古陶瓷，特别是青花瓷鉴定的行家、大家。
满腹知识才华的张先生，乐于助人，更乐于育人。他是南京博物院的资深研究员，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的客座或兼职教授。以教育培养青年人为自己的使命职责。为此他根据自己的实践体验，编写了《中国历代瓷器特征、鉴定与保养》《青花瓷器概说》《怎样鉴定古代瓷器》等讲义。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特征、要领、口诀、比喻都是先生口中常用的词汇，特别是他常常背着沉重的陶瓷标本走进教室课堂，让学生既听讲课，又观摩实物，并且在学习中瓷片可以上手，这成为张先生讲学获得高人气的重要手段。他培养的陶瓷研究和古陶瓷鉴定的学生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我院的优秀人才——霍华研究员。在海外华人圈内，先生也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也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身影。他提出的收藏理念为“识古不穷，贪古不富”，也就是人们收藏的不仅是器物本身，更是器物所蕴含的知识、文化和艺术，因而“识古不穷”，到时会有一定的经济回报，但是如果你把收藏当投资，老想着捡漏、暴富，那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何富之有？
来信的末了，先生还告诉我，最近在我家乡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的元青花残瓷 “其中有国产料，与印尼，菲律宾出水相似，还有进口料。与红海出水之孔雀牡丹纹大罐雷同，值得重视。此港不仅销往东北亚，乃之远销东南亚，西亚，不愧为史有‘六国码头’之称。”
嗟乎！先生已八十有五，其关心文博事业的拳拳之心，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仰望。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 良2018年春节于南京仙鹤门两行斋第一章 浦江岁月第一节 黄浦江畔的徽州人
1934年4月，正是万物苏醒、生机盎然、春暖花开的季节，张浦生出生在上海的一户商人家里。因家住黄浦江边，故取名“浦生”。那时黄浦江边的外滩公园，已经有了民国户外铁木休闲椅，为游人观赏江景、林景、怡情、闲谈提供了休闲歇息之地。而江面上船只往来如梭，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黄浦江滩一带，遍布着一幢幢不同国家风格的西式建筑群，而英商所建的上海大厦也于那年屹立在黄浦江畔，使整个黄浦江边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万国建筑博览”的画卷。那一年“伪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在吉林长春恢复帝制。中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又当上了康德皇帝，并宣布将“满洲国”改称为“大满洲帝国”，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在上海成立,十里洋场的上海风雨飘摇、暗流涌动，社会极其动荡。张浦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却英雄辈出的年代。
张浦生的父亲叫张和顺，母亲姓黄，祖籍都为安徽皖南的歙县，古称徽州，与浙江的淳安、临安为邻。古徽州是徽商的摇篮,因为那个地方地处丘陵山区，地少人多,生活比较艰苦。所以很多人离乡背井，吃苦耐劳的外出做生意。人称“徽骆驼”。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多年，有“无徽不成镇” “徽商遍天下”之说,而张浦生的血液里就融入了这种勤劳、求实、聪慧、百折不挠的徽州人精神。
1920年，因老家安徽生活艰难，张浦生的父亲张和顺移居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祖父通过亲友，把张浦生年少的父亲送到了在上海做生意的徽州老乡那里，在法大马路老北门口的怡源百货批发行做学徒。东家曹老板是徽州的名流望族，抗战后还担任过旧中国的国大代表，对张浦生的父亲多有照顾。徽州商人的成长，基本都遵循了固有的模式，先当学徒，再当管家，然后自己做生意，再当官。由于张浦生父亲为人忠厚、勤奋、节俭、待人诚恳友善，乐于助人，深得老板信任。也秉承了徽州人的习惯，先当学徒，后来升为跑街，然后当了经理，作为老板的代理人（资方代理人），帮老板管理了一个店铺。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征得老板的同意，自己也做起了生意。
因为日子繁忙，张浦生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已经三十多岁。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父母也缺乏医务常识，在张浦生出生刚半个月时，母亲就因产褥热不幸去世。无奈之下，张浦生从小就跟着叔祖母一起生活。张和顺后来娶了阮氏，浙江宁波人，出生在上海。继母的父亲也是早年来上海做生意的商人，因有文化，当了私塾先生。继母为人善良，朴实，视张浦生为己出，尽管后来有了七个弟妹，但一家人还是十分融洽。第二节 童年时代
1937年，抗战开始，年幼的张浦生随全家从上海南市老北门搬到了法租界紫莱街居住（即现在的紫金路）。这是个临街的两层楼，上居下铺。楼上居家，楼下就是徽州同乡庄老板开的文具批发店。这条街靠近江西路和河南路，是一个古玩店集中的地段，又叫古玩街。而与其邻近的福州路，则是一条文化街。因张浦生家居住在这个古玩街附近，所以认识了不少的古董商。因此，那些古玩店和古玩商也冥冥之中成了张浦生“古董”知识的启蒙地点和启蒙老师。
1940年，父亲将张浦生送到离家不远的郑家木桥明德小学读书。这是个教会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很早之前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比较有名的小学。民国时期这个学校在校人数最多时达到五百多人。因为是洋学堂，所以学校的各项设施比较齐全，有操场和室内健身房，就连室内篮球场也有。课程丰富多彩，除了语文、数学，还有自然科学、体育、唱歌、绘画等。
张浦生从小喜欢历史、地理、文学，不爱数理化。因为个人的喜好，偏科十分严重，所以文科成绩很好，数理化考试总是磕磕绊绊，但记忆力好，这对张浦生今后从事古陶瓷研究非常有帮助。他在明德小学上了六年，生活快乐愉悦。最让他兴奋的是，学校里的篮球运动，使他第一次知道“大皮球”是可以这样玩的。从此张浦生与篮球结下不解之缘，因为喜欢打篮球，所以课后常常与篮球为伴。 在明德小学读书的那个阶段，他认识了篮球，也对世界上的很多事物有了新的认知。
1946年9月，抗战胜利后，张浦生考入南洋中学。南洋中学创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素有“国人自办第一校”之称，被民国著名教育家吴稚晖誉为“中国之伊顿”，是货真价实的名校，当时就以学制健全、设备完善、教学上乘、师资力量雄厚和教学质量优良闻名上海，并且历史悠久，名人辈出，享誉海内外。
当时在上海，有两个民间教育家。 一个是中国近代教育家王培荪，上海南翔人， 创办了南洋中学。还有一个是江苏丹阳人，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大学。南洋中学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力主办的民间私人“西学”学校，就是所谓的洋学堂。校内有典雅的图书馆、科学技术馆、实习工厂、还有学生宿舍和大操场等设施。校内图书馆藏书丰富， 十万多册的藏书成为当时上海中等学校之冠。学校一直坚守“知行并进，为己积福、为家增光、为国桢干、为天下肇和平”的育人思想，恪守“俭朴、好学、自主、求实”的校训，继承“爱国荣校、科教救国、依法治校、人文和谐”的办学传统。“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亚洲摄影之父”朗静山、“文学泰斗”巴金、“著名社会活动家”朱少屏等九烈士、“中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和陶瓷学先驱”周仁等二十三位中外院士，秦汾、吴南轩、丁石孙等四十余位高校校长，以及著名学者钱玄同、爱国将领方莹等各界精英均曾就读于南洋中学……
张浦生在今天叫宛平路的南洋中学初中部就读了三年，1949年9月进入龙华路日晖桥的高中部。能在这样的中学里读书真是张浦生的幸运。没有私塾旧学堂的束缚和管制。他依然跟小学时一样，读书并不十分用功，除了语文、历史、地理成绩优秀外，其他功课都只能算将就。课余时间的精力全部用来打篮球，还成为了学校的一名篮球队队员。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到飞机猛烈的袭击。由于轰炸及封锁的持续影响，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处境极为艰难。工厂停工达一千多家，商店歇业的达六千多家。因为停电，上海的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市场物价再次波动。严峻的形势使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上海市的市长陈毅感到极大的压力，心情沉重。
因家近外滩黄浦江边，考虑到安全问题，张浦生全家搬去了法租界的亚尔培路，即现在陕西路的凡尔登花园。凡尔登花园居住档次较高，周围有很多外国人居住。继母的哥哥精通英文，喜欢收藏古旧书，即便是英文书籍亦一起收藏。他很喜欢张浦生，没事就带着他到处去收集古旧书。也许一方面是天赋，另一方面是受了舅舅的收藏爱好的影响，和许多同学喜欢逛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不同，张浦生课余除了打球，最爱逛的是古董店。那个年代河南路、广东路、江西路，是一条文化街。江西路又是古董店集中的地方，是条江南知名的古董街。
古董街做生意的人，大多是南京人、扬州人和苏州人。一家家古董店的门面装饰，如同其所卖的商品那样古朴悠长久远，有的甚至锈迹斑斑，如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有的彩瓷绿翠，如同刚出窑的唐宋瓷器……给人以穿越历史的感觉。这样的商铺与张浦生父亲的百货批发店显得格外不同。一般店堂内一个老板，一两个店员，顾客不多，店员都文文静静，毕恭毕敬，除非顾客主动询问，否则他们绝对不会打搅顾客在店内观赏藏品。当顾客对某一件器物想细细查看时，他们会从柜台中把它取出，交给顾客，或拿到一边的桌子上，让客人坐着仔细鉴赏。这时，店员会给你端上热茶，如果看后并不想买，店员们也会默默地把东西放回原处，绝无白眼与冷语。张浦生特别喜欢这样的人文环境，可以畅想过去、回味历史、正视现在、展望未来。第三节 改变人生的三位老乡
在一般的徽商家族里，儿子，尤其是长子，基本都是要子承父业的。但张浦生却没有走上这条老路，他的父亲没有让他继承家里的生意，而是希望张浦生成为文化人。所以送张浦生上了洋学堂，想通过读书走上与父辈不一样的道路。其实做文化人、不从商，这并不是张浦生父亲最初的想法，而是曾经在他家里居住过的三位老乡影响了他的思维。
安徽人老乡观念很重，徽商尤甚。在外地经商的徽商，凡遇到老乡有困难时都会鼎力相助，哪怕是对乞丐，只要是老乡都会倾囊而出。张浦生的父亲更是如此，店中专门留有一间客房，以方便过往的老乡居住，相识的老乡有困难都会接济，有乡亲来沪无处落脚就寄住于店中。在寄住的乡亲中，有三位老乡成了张浦生父亲的良师益友，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使他跳出了生意人的思维，在张浦生尚未出世之时，就希望自己的子女今后成为一个文化人，而不是一个像自己一样的商人。
这三个人，第一个是张和顺在歙县老家的本家张曙，另一个是后来成为书画大家的黄宾虹，还有一个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徽州人有个传统，生活困难时期，在上海你可以在同乡家里寄住，互相帮助。等你境况好了以后，也要给大家提供帮助。他们三人都曾经寄住在张浦生父亲的店里。那时候黄宾虹还没有这么大的名气，在中国近代画坛上也没有那么大的席位，他去世以后才被确立为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有“南黄北齐”之说，当时张浦生的父亲只知道他是个画家。同期在张浦生家寄住的还有本家张曙，他与聂耳、冼星海一起参加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他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被抓去坐牢，关在龙华监狱，张浦生的父亲、母亲，还有家里人还给他送过牢饭。张曙在店里寄住的时间最长，一直到抗战辗转去了桂林后，与小女儿一同被日军飞机炸死。在历史博物馆，至今还有关于他的记载，他是个革命音乐家、优秀的作曲家、革命音乐活动家。
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陶行知也是张和顺歙县的乡亲，他原名陶文濬，毕业于上海的大同大学。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济很拮据，初期就住在张浦生父亲经商的怡源店。后来他在《申报》总管理处工作，那时候开始他就在南京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1932年又在上海宝山的农村沈家楼创建了一个半工半读学校“山海工学团”，将工厂、学校、社会集成一体。在抗日时又组织新安文工团，北上南下，宣传抗日救国。
这三位乡贤正直高尚的品德，正派向上的形象，给张和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浦生年少的时候，张和顺就给他不断灌输三人的品行，给张浦生从小就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受这三位名人的影响，张浦生父亲有了这样的观念，徽州人进上海，立志要做文化人，不做商人。于是不想再让张浦生继承徽商的衣钵、继承家族的生意。
这三位乡音：画家黄宾虹、音乐家张曙、教育家陶行知，改变了张浦生全家对徽商人生成长轨迹的看法。父亲希望张浦生和他的弟妹们将来不要做生意，有条件当商人也不要做，必须改变徽州人成长的模式和习惯，力争做文化人。
这三位不同领域的文化名人是张浦生少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老乡，对少年张浦生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对张浦生的父亲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正是他们思想潜移默化的结果，使张浦生父亲决心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和他们一样的文化人，而不是和自己一样的徽商。第四节 求学复旦
1953年8月，张浦生以复旦大学历史系公榜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当时的复旦大学校园里，有座西式二层小楼，红瓦灰墙，前方是绿色的草坪，右侧是幽静的小桥流水，这便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所在地。
复旦大学历史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院系之一。1905年，马相伯创建了复旦公学，是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课程。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招收本科学生，故改名复旦大学。1925年复旦正式设置历史系，时称史学系。1937年抗战期间，史学系随校本部迁往重庆，1938年春改为史地学系。1949年夏，暨南大学和同济大学文学院并入复旦，由于地理教学力量较弱，其他院校史地也多分开设系，遂改回史学系。系内教授明星汇聚。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还有当时已脱颖而出的中青年史学家，如程博洪、张荫桐、胡绳武、赵人龙、金冲及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沪江大学、浙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校的历史系合并到复旦大学，因此江浙一带多所大学的著名史学家都加盟了复旦大学，使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大批学者汇聚于此，逐步形成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自身的研究特色。如周谷城关于世界古代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陈守实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胡厚宣的甲骨文研究，蔡尚思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杨宽的先秦史研究，章巽的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史研究，田汝康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和华侨问题、民族问题研究等都有很高的学术建树。
张浦生入学时正值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就是将全国大学原有的院系拆散，按苏联模式重新组合。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高校资源大调整，再分配。复旦大学被纳入综合性大学，即只有文、理科的大学，历史系合并了原来江浙几所大学的历史系，师资力量更加提升。学校的教学模式都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例如上午连续上五节课而下午则为自修，不过这种课时安排很快被取消。 一边倒学苏联的另一套措施是基本废除英文，大学里全部从头学俄文。虽然是这样，但在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教授任历史系主任期间，系内教师群英荟萃，真所谓名师出高徒，让张浦生这类莘莘学子在复旦受益匪浅。
开学后不久，张浦生就在系里小有名气，这不是因为他入学成绩公榜全系第一，而是因为他是系里唯一一个拎篮球来报到的学生。而且报到的第一天就在球场上和系里的学长们打起了球。在复旦的日子，他虽然学习不太用功，但记忆力超强，加之他十分喜欢文史课程，学习上却一点不感吃力。在大学的业余时间里，就是打篮球。
在张浦生读书的那几年，他所在的历史系篮球队连续几年都是学校的冠军，而他同时也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他与校友们一起奋力拼搏，为复旦大学争得了上海大学生联赛的亚军。张浦生是校球队的主力后卫，队友中有的同学因为打篮球打出了名，毕业后继续打球，成了专业篮球运动员。而张浦生没有因为自己的爱好，走上职业篮球运动员的道路，而是在成为文化人的道路上努力。为了这个目标，除了打球，他还练习写作，课余时间，也给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当通讯员，常常写点各类报道。
因为打篮球的爱好，张浦生在复旦历史系组织成立了男子篮球队，全身心的投入使系里的男子篮球队在全校的篮球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为系里争得了荣誉。接着，他又积极促成了系里女子篮球队的成立， 并成了女子篮球队的教练。在女子篮球队任教期间，张浦生结识了现在的太太周梅苓。她比张浦生低一届，是个体育运动爱好者，系里的运动健将。系里所有的体育活动她都积极参加，自然也加入了女子篮球队，而且还是女子篮球队的主力，所以他们的姻缘也源于共同的爱好——篮球。1/张浦生先生油画像2/上海居所第二章 走进南博第一节 古都南京
1957年夏天，张浦生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涯，服从组织分配，和同班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前往古都南京，到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报到，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因此1957年9月18日被他牢牢的镌刻在自己的人生记忆中。那天他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培育他成长的大上海，从此踏上了半个世纪在南京工作、生活的人生历程。
古都南京，对于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南京古称金陵，从东吴开阜直至蒋介石撤离大陆落下帷幕，共经历了十个朝代，是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未做过异族政权首都的古都。其中的历史沉浮、悲欢离合，留下了多少英雄豪杰、文人墨客的美丽传说和不朽佳作，在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历史上盛称“六朝胜地，十代都会”。这座历史名城至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各朝各代都留下了不胜其数的历史遗迹。
初到南京的张浦生，有很多的不适应。刚出校园的他，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青涩小伙儿。到单位报到一见到领导就说，他家在上海，希望经常有机会去上海出差。他打听到，上海附近松江地区的文物管理权归江苏省文管会。后来有段日子，张浦生真的就被领导派去了上海松江修缮宋代方塔。这个方塔属于国家级文物， 亦名“兴圣教寺塔”，位于松江城厢镇东南方。当上海远郊青浦金山发现新石器遗址时，张浦生还被派去调查那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江苏省文管会的机构不大，大约有二十人，却是个厅局级单位。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全省文物的考古、保护、维修以及文物的征集和管理等。当时文管会的主任由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兼任，日常的会务工作则由副主任陈枕白主持。俞铭璜因工作繁忙，几乎没时间过问文管会的事情，所以很多同事都没有见过他，而陈枕白却是个十分斯文的革命老干部。陈枕白是江苏无锡人，1923年参加革命，在上海到无锡的荡口、鸿声一带进行地下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在无锡梅村小学当校长的陈枕白,还在小学内设立了一个中共沪宁线东路特委联络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无锡市第一任教育局局长、江苏省监察厅秘书长等职务。陈主任待人温和谦恭，做事谨慎，文管会上上下下，都很尊敬他。他给刚参加工作的张浦生，留下了一个领导干部的好印象。
在文管会的日子非常繁忙。因为人手少，张浦生一到文管会报到，就被安排到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做考古挖掘。北阴阳营遗址位于鼓楼南京大学附近，这是由南京博物院主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挖掘工作。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址距今五六千年。从1955年到1958年期间，一共进行了四次发掘。张浦生去北阴阳营遗址参加挖掘考古时，考古工作已经接近尾声。1958年春节，北阴阳营遗址的现场挖掘工作全部结束。
这次考古挖掘，确认了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并被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这个遗址是南京地区最早的一个古人类居住地，南京的城市雏形就在这里，还被视作南京城市文化的起点。而考古学上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则代表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
北阴阳营遗址的现场挖掘工作结束后，张浦生回到上海过春节。假期后，他又被派往徐州做考古工作，在徐州铜山县高皇庙清理和挖掘商代古迹。古迹地点位于江苏和山东二省交界处，面积七十五平方米。考古队由省文管会的谢春祝负责，一共有四五个人。到了地方后，当地政府组织农民给予考古队帮助。考古挖掘工作十分艰苦，工作条件非常差。考古人员吃住都在当地的农民家，每天起早贪黑，没有休息，累了就自己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吃饭就和当地农民一起吃，山芋干、玉米面粥、腌菜是主要食物。当时的卫生条件也差，弄得张浦生长了一身的虱子，他从中得到了一个经验，那就是做挖掘工作时，一定不能穿毛衣，最好穿卫生衣，否则虱子钻在毛衣缝里，怎么洗都除不干净。可喜之处是考古挖掘工作很顺利，收获也很大。这片古迹被确认是江苏一项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商代晚期祭祀的遗迹，出土了一批白陶、甲骨、皂卜等贵重文物。第二节 革命文物征集
1958年下半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全国各地根据上级指示，建立革命博物馆，因此需要大量的革命文物。因人手有限，张浦生被调到江苏省革命文物征集办公室，参与江苏省革命文物普查和革命文物征集工作。
江苏省革命文物征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就是省文管会副主任陈枕白。根据领导指示，征集小组被分为苏北、苏南两个组。苏北组工作重点在徐州、扬州、泰州、南通、淮阴地区。张浦生被分在了苏南组，工作重点在镇江、宜兴、无锡、常州、苏州地区。副主任陈枕白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在苏南地区工作，并参与过“宜兴秋收暴动”，当时就在无锡、宜兴、常州一带活动，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和了解，所以征集工作非常顺利，收获颇丰。
工作一开始，张浦生干劲十足，走访了很多人，把农民家里有关“秋收起义”的东西全部找了出来，征集了很多农民暴动的标语、旗子和抗战文物。虽然工作做得不错，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这个革命文物征集的工作，更不能搞革命文物资料整理的工作。后来他又去研究工厂史，如南京机床厂、南京汽车制造厂、铺镇车辆厂等，这些厂是民国时期就有的老厂，因他学习历史，加上脑子灵活，这项研究工作他也干的得心应手。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也不适合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原因有二：其一，他不是共产党员；其二，家庭成分还是“工商业主”，因此许多涉及“党史”的文件都不能看，比如涉及地下党起义、国统区地下党工作资料，甚至一些普通的文件都不能看。这个工作状态，让他感到很自卑，情绪日渐低落。从那个时候开始，张浦生清楚地认识到，他不适合再做革命文物相关的征集工作了，也不适合搞近代史研究。他必须选择其他专业，作为他将来的事业发展方向。
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革命史展览如期在南京举行，规模很大。展览开展后，省政府发出机构改革的决定，省文管会、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三个部门联合办公。从那个时候起，张浦生的工作关系也就从省文管会正式调入南京博物院。第三节 院长曾昭燏
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中国最早创建的重点博物馆，集综合性、历史性、艺术性为一体。它的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先生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年,由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创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虽然只是筹备处，却收藏了大量的清宫遗物，其中瓷器就有二十多万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出土文物。蔡元培先生亲自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博物院院长。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原拟建“人文” “工艺” “自然”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人文馆”，即南京博物院的大殿。该建筑效仿辽代宫殿模式，由民国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经建筑大师梁思成修改，于1936年6月开始兴建，1947年告竣，为整个博物院的主楼。大殿雄伟壮观，是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其结构部分按《营造法式》设计建造，某些细部和装饰兼采用辽宋遗风。建成后的南京博物院占地面积约十三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完美地体现了设计图案的精神和要求，形象古朴庄重，气势雄伟高大，因屋檐两边采用呈弧形渐渐向上翘的结构，突显庄重中略有轻灵之感，不显板滞沉重，成为南京城东一处醒目、且耐人品赏的具有景观效果的标志性建筑物。
当时通过收购、拨交、发掘等方式集中了全国一流珍品约二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的毛公鼎、后母戊鼎以及清宫藏瓷等稀世国宝。
该院当时为全国唯一一座仿照欧美第一流博物馆建馆的现代综合性大型博物馆，直属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北平历史博物馆也曾一度作为分院归属于南京中央博物院的建制。
1950年经文化部批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为“国立南京博物院”，由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徐平羽兼任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尹焕章为保管部主任，赵青芳为考古部主任，宋伯胤为陈列部副主任，王英为军代表。1953年初，苏南苏北行政区与南京市正式合并建立江苏省，以南京市为首府。逐将南京博物院与南京图书馆（原中央图书馆），划归江苏省文化局主管，徐平羽不再兼任院长。由曾昭燏副院长主持工作，梁白泉任秘书，其余各部不变。同年华东文物工作队挂靠于南京博物院，由尹焕章兼队长，蒯世权任秘书。195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总队决定建立江苏省考古分队，批准由尹焕章任队长，朱江任副队长，尤振尧任秘书，队部设在南京博物院。1959年3月1日，根据省政府机构改革的决定，省文管会、江苏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三个部门合署办公。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迁至南京博物院，曾昭燏续任院长并兼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王德全任副院长兼支部书记，梁白泉任办公室主任。省博物馆各部与南博合并，设省文管会办公室于西大厅，处理日常事务。
曾昭燏，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是曾国藩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1929年她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翌年转入国文系。1935年，远涉重洋留学英国，次年获硕士学位，旋即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实习。曾昭燏作为研究员，参加了柏林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1938年重返英国，被聘任为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助教。同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放弃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职位，毅然回国效力，是中国第一代女考古学家，与号称“七国院士”的中科院院士夏鼐是同辈人。她领导的南京博物院，与夏鼐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南北呼应、争相斗艳，被当时文博界称为一对并驾齐驱的魁首，有“南曾北夏”之称。
1939年初，曾昭燏时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奔波于川、滇一带从事考古研究及文物征集、调查、发掘等工作。1939年3月至1940年9月，共发掘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等五处遗址，获得了大量珍贵文物资料。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经研究整理，考古学家认定，云南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故定名为“苍河文化”。这是曾昭燏与其他参与考古的专家对中国西南部考古的一大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她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返南京，参加战时文物清理委员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和伪文物统一分配委员会的工作，是联合国博物馆协会九个中国会员之一。先后举办汉代文物展览和院藏青铜器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她拒绝赴台，反对国民党当局运走文物,并致函筹备处主任杭立武说：“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昭燏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后兼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期间她完成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她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南唐二陵，为研究南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主要代表性著作有《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2年与吴金鼎合著）、《南唐二陵》（1957年主编）、《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6）以及40年代出版的《博物馆》，末者署名虽然是与李济合著，但实际上是她利用她在德国的实践写成的，书中不乏她的真知灼见。
曾昭燏开启了南京博物院的黄金时代。在她的领导下，南京博物院不仅完成了南唐二陵发掘、六朝陵墓调查等考古工作，还建立了华东文物工作队，工作队发掘了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安徽寿县春秋时代蔡侯墓、浙江杭州老和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福建闽侯昙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奉命派人到郑州协助发掘了商代遗址。1956年5月17日，曾昭燏主持制订《南京博物院十二年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年）（草案）》。根据当时南京博物院是东南地区物质文化史博物馆的性质，提出了南京博物院的两个主要任务：一个主要任务是搜集保存有关东南地区考古学、民族学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以举办东南地区物质文化史陈列；另一任务是为全国，特别是东南五省历史性的博物馆培养干部，并对五省省级历史性博物馆、省地质博物馆的历史部进行业务辅导。制定了南京博物院的宏伟发展规划，并努力给予实施。
中国的考古学走到今天，已是成绩卓著、群星闪耀。栉风沐雨，薪火相传。在先行者中，曾昭燏是一个绝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她为国家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四节 书画征集
1960年春天至1962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可怕的饥荒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不但普通人家每天要为吃饭绞尽脑汁，就连许多“高等阶层”也要为“三斗米折腰”。很多有名的书画家、收藏家，因为生活困难，纷纷出让自己的“宝物”，尤其是江浙沪一带的书画家和收藏家。许多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悄悄地以低价收购各种文物，甚至包括国宝级文物，偷渡出境，尤其是方便携带的古代字画。
曾昭燏的恩师胡小石先生，时任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是当代国学大师，兼为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胡小石先生是对曾昭燏思想学识影响最大的师辈，曾昭燏擅长赋词、散文和书法。她写的诗词含意深邃，辞藻华丽；散文也充满了生活气息；书法风格浑朴、秀整，于雄浑中透出娟秀之气，有着强烈的金石气息。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她的恩师胡小石先生是分不开的。曾昭燏就读中央大学时，修读了胡先生的多门课程，并且常常登门拜访请教，胡宅的藏书楼更是曾昭燏经常刻苦攻读的处所。曾昭燏曾有一段颇含深情的文字回忆师从胡小石的这段经历： “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曾昭燏对恩师是非常敬重的。担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之后，曾昭燏仍经常求教于胡小石先生，为方便起见，她特聘老师为南京博物院顾问。在她带队发掘南唐二陵时期，年过花甲的胡小石常常亲自到现场协助曾昭燏，进行学术研究指导、文物鉴定等工作。
胡小石先生从友人处听到出让藏品的消息后非常着急。他很快派人把曾昭燏叫到家里，建议她由南京博物院出面，征集古代书画。一方面可以帮助书画家、收藏家渡过生活难关；一方面可以不让国宝流失海外，收购的价钱也比平时减少许多，这样可以使很多国宝级文物得以在祖国大陆保留。
曾昭燏虽然是博物馆学家、考古学家，但对古代艺术品却不是很精通，平时对古代书画也没有太多兴趣 。而恩师胡小石先生却精通古代艺术品，自身又是书法家，做为南京大学教授，又兼南京博物院的顾问，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于是曾昭燏根据胡小石先生的建议，跟上级领导作了汇报。
经南京博物院的上级领导研究决定，为丰富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成立书画征集小组。任命文管会的陈枕白主任做征集组的领导，配备了南博的几名专家。书画征集小组一共五人，其中有书画鉴定专家徐沄秋先生，他曾做过苏州图书馆的馆长。加上南京博物院有名的杂项文物专家，山东籍人士王敦化先生。（王敦化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曾任齐鲁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供职于南京博物院，从事文物鉴定和研究工作。他和徐沄秋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代文物鉴定工作研究员，是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除此之外，还有南京博物院著名的书画鉴赏家，“泰州人”许莘农先生。年轻的张浦生也被调去参与书画征集，协助专家们做些后勤服务的工作。
当时南博有“八大员”，在全国名气很是响亮。其中有四个著名的鉴定专家：陶瓷鉴定家王志敏；书画鉴定家徐沄秋；托片、印章、杂项鉴定家王敦化；小名头书画鉴定家许莘农。还有四个知名的修复专家：修复铜器的金满生；裱画修复的谢根宝；出土文物修复的王文林；钟表修复的李耀庭。而这次书画征集小组除了鉴定瓷器的王志敏先生，其他鉴定专家都参与了，他们拿着南京博物院开的介绍信，到上海、无锡、苏州、常熟等各地征集书画。
当时的上海是收藏家比较集中的地方。很多江苏书画家都居住在上海，所以广东、辽宁、江苏三家博物院，都到上海、苏州一带去征集书画。这三家中，江苏条件最为有利。一是因为很多收藏家都是江苏人，相对江苏来说，广东、辽宁一带搞收藏的人比较少。二是因为当时的上海文化局局长徐平羽，解放初期曾代表共产党接收南京博物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他跟曾昭燏关系十分融洽，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交往颇深。当时上海市政府规定，征集的文物，只有经上海文管会同意，征购的藏品才能离开上海。因为有徐平羽这层关系，为南京博物院征集的文物带回南京提供了许多便利。
徐平羽精于收藏鉴赏。曾亲自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在抢救维修莫高窟的工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跟曾昭燏关系十分融洽，是曾昭燏最信任的人，他也很了解曾昭燏。所以书画征集小组能顺利的拿到上海文管会征购文物放行的通行证。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南京博物院在民间征集到了不少历代珍贵名画。那段日子，南京博物院花了相对很少的钱，收购了不少古代名人字画，其中不乏国宝级的文物。例如，宋朝宋徽宗花鸟画轴；元朝李珩风竹画轴；明朝唐寅仕女画轴；明末新安画派渐江天都峰图大画轴；清初金陵八大家之一龚贤岳阳楼图大画轴等，极大地丰富了南京博物院的古代艺术藏品。1/恩师 —— 王志敏先生2/《学瓷琐记》王志敏著第三章 目不识瓷第一节 瓷器保管员
1962年秋冬之际，书画征集工作结束。因原来瓷器保管员身体不好，院里决定调张浦生到保管部，去瓷器保管组做保管员。刚接到调令时，张浦生的抵触情绪很大，他怎么也想不通，认为自己是个大学生，却被调去当个保管员，实在是大材小用了。知道了张浦生的想法，院长曾昭燏亲自找他谈话，现身说法。她告诉张浦生，自己就是保管员出身，她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任库房管理员。保管部虽然是博物馆的二线岗位，工作很枯燥、很单调，但保管部却是培养专家的地方。她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要以为保管员的职位太低，保管部是出专家的地方,只有保管员才能接触到实物，只要用心学，你会在业务上比其他人更优秀，因为保管员的规范称谓应该是保管研究人员。”想通以后，张浦生被正式调到保管部古陶瓷组，跟当时是保管研究部古陶瓷组组长王志敏先生学习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从此成了王志敏先生的学生。与张浦生一起调到保管部的，还有陈列部的女同事白英。白英比张浦生年长，过去一直在陈列部工作。人品很好，是解放初期金陵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精通日文，白英的丈夫罗宗真也在南京博物院考古部工作，他们是金陵大学的同学。
到保管部工作后，张浦生先对南京博物院进行了全面认真地解读，并细致地了解到博物院虽然是1933年才开始筹备成立，却因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的不懈努力，院中藏品十分丰富，有文物近四十万件，是中国最早最现代的博物馆。仅陶瓷藏品就有近二十万件，主要为清宫藏瓷，是个学习古陶瓷最有利的地方。而且每个库房藏品不同，由张浦生保管的瓷器库房里就有藏品五千多件。
当时在南京博物院展厅展出的各类文物不到一万件，剩下的文物均在库房珍藏。南京博物院共有两个院管库房，一个在中山门，一个在朝天宫。库房里绝大多数文物都还没有整理归类，两个库房非常坚固安全。尤其是朝天宫库房，这是一座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堡垒式的建筑，四方结构，大铁门小窗户，高出围墙的建筑窗户均向内设置，只有正面装有朝外的玻璃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每层面积有二千多平方米。在库房珍藏的物品中，仅朝天宫库房就深藏着一大批“南迁文物”，有2221箱，一直没有开封过，大约十万件，大部分是明清官窑瓷器和宫廷器物，有的文物价值堪比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东坡肉”和“翡翠白菜”。“南迁文物”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防止日本人的掠夺，将北京故宫文物迁往南方安全地带的一次大行动，是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重大文物保护措施。
1933年1月31日北方山海关失陷后，为使大批文物免遭劫毁，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精品文物迁址储藏，分批运往上海。最初不赞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临危受命，出任文物南迁总押运官 。同年2月5日的深夜，北平全城戒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广场出发，前往火车站。安静的道路两旁军警林立，车上装的都是故宫博物院精选出来打包好的文物。从故宫博物院的2118箱第一批南运文物在神武门广场开始发运算起，至5月15日这三个月间，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单位共有19557箱文物，在军队荷枪实弹的保护下分五批运往上海。其中故宫的文物有13427箱又64包。里面有书画近9000幅，瓷器两万七千余件，铜器、铜镜、铜印二千六百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以及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描述道：“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因时间紧迫，约有二十名故宫工作人员立下了“人在文物在”的誓言，匆匆告别家人，踏上漫漫南迁路。文物抵沪后，先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这批文物在上海暂存，于1936年开始分五批迁入专门为之新建的南京朝天宫库房。为此，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南京分院，来自“故宫世家”一路护送这批文物的梁廷炜和儿子梁匡忠都进入了南京分院。
在今天看来，故宫文物南迁是明智之举和不二的选择，可是放到1932年的北平，却遭遇到了汹涌的反对声浪，这种反对浪潮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介于这种情况，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为了文物安全，提议南迁。 因为凡遇战争，战火中的文物总逃不开这两种命运，或遭毁坏，或被掠夺。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依然记忆犹新，灼痛着国人，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马衡先生认为必须以史为鉴,不惜代价保护好国家珍贵的文物。
反对南迁的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五百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则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而马衡先生的儿子马彦祥则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的群体，他发起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宣言“誓与国宝共存亡”，并给支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寄恐吓信，还鼓动众人将出入故宫的各个大门给围堵起来。日本人也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推波助澜：“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诚为当然之事。然现处政局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致力，以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果真把魔爪伸向了故宫。他们数次强闯故宫，抢走大铜缸66座、元明清时期所造铁炮数尊、铜灯亭91个，全运往天津去冶炼屠杀中国人的武器。而此时南迁文物正藏在日寇够不着的地方。“跋山涉水觅生机，颠沛流离求保全。”故宫人不畏艰辛、不怕牺牲日夜守护着南迁文物，终于在13年后盼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不保，这批文物又从南京分三路踏上了西迁之路，分别被运往贵州安顺的“华岩洞”（ 后又运往四川巴县）、四川峨眉和四川乐山。曾和父亲作对的马彦祥主动报名，要求加入押运队伍，马衡、马彦祥成了护送文物的父子兵。
因为时局紧张，其中还有2954箱没有来得及运走，无奈被滞留在南京。故宫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分三处隐藏在四川。其中巴县存放80箱，峨眉县存放7287箱，乐山县存放9331箱。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分散在四川三地的文物先后运抵重庆，并于1947年运回当时的首都南京，重新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开始将南京所藏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其中南迁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约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现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滞留在南京的2954箱来不及运走的文物，在南京沦陷后，全部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并被日本人先后两次开箱整理，分置在南京各处。虽说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又被接收了回来，但是根据押运文物的故宫文献学专家欧阳道达手稿记载，滞留在南京的2954箱未及时转移的文物中，缺失了178箱，那这178箱中究竟装的是什么文物？至今仍不得而知，且下落不明。
193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商务代表拉贝，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日子里，用充满激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书写了日记，真实地记载了南京沦陷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这部《拉贝日记》在尘封了六十年后，终于在1997年得以出版，他在这部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批国宝的遗失。
1951年以后，留在南京的南迁文物一万余箱被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还有剩余的2221箱留在了南京库房，并划归为南京博物院所有。这些文物中多为瓷器，如清宫的酒杯、碗、盘等，还有极少数挂品，如书画、地毯等。其中包括了著名的仿青铜鼎造型的青花瓷寿山福海炉、《八骏图》、《坤舆万国全图》等。
在南京博物院，库房大门一直都是紧闭的，平时连工作人员也不能随便入内。进入库房需要领导批准，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每次进去都要登记，并且不能一人单独进入，必须有多人结伴才行，平时研究人员就在保管部的库房里工作。保管部的库房又分好多间，有不同类型的库房，每个库房藏品不同。其中瓷器库房在南博是最好的，有三道门层层设防，森严的安保防护系统如铜墙铁壁一般，比中国人民银行的库房还要坚固。保管部瓷器库房里的文物，都是经过整理归类的文物，交由保管部研究人员研究、鉴定、建档，是研究学习古陶瓷最好的地方。当时瓷器组的近六千件藏品，每一件都是一部值得深读研究的历史资料。
张浦生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从老保管员手中接收瓷器库房里的所有物品。库房的瓷器、台账、档案等，移交给他时必须实物、台账一一对应。地窖里五千多件古陶瓷文物，亲自过目时不能光点数字，每一件物品还必须仔细检查，看看是否完整，不能有半点马虎，更不能有丝毫差错。老师王志敏先生告诉他“接收不光要求数字不能错，藏品的完整程度也不能错，移交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定要仔细”。就这样，张浦生从不认识古瓷到开始接触古瓷，并深刻地认识到对待古瓷既要小心翼翼又要充满敬畏。
库房的交接手续持续了一个多月才完成。在文物移交的过程中，张浦生从开始接触瓷器时的目不识瓷，到开始对瓷器产生兴趣，再到慢慢地认识瓷器。 这五千多件古瓷器文物，浓缩了中国五千年的陶瓷发展历程，从夏、商、周时期的灰陶、黑陶、红陶、彩陶、白陶及带釉的硬陶，到秦汉时期的古砖、瓦当、陶俑，从隋唐朝时期的青瓷、白瓷以及唐三彩，到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当然，宋朝时期的汝窑、钧窑、定窑、官窑、哥窑五大名窑的瓷器，自然不会缺少。元明清的青花瓷、五彩瓷、斗彩瓷、粉彩瓷，更是应有尽有。
经过库房移交的全过程，张浦生深刻地认识到，每个博物馆都是展示历史记忆、传承古代文明的圣地。五千多件古瓷器，每个都是奇珍异宝，曾经璀璨，今又流芳。每天看着它们会让自己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因为每一件国宝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一件奇珍异宝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婉转悠扬的故事，既回味悠长，又让人流连忘返……
在如今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许多人总是更关注文物的经济价值，其实文物背后的故事才更加耐人寻味，更加让人感慨。珍宝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价值连城，更在于它是历史文明的载体，这些载体是勤劳智慧的古人为后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他们光辉灿烂的智慧与创造,值得子子孙孙永世传承和铭记。第二节 恩师王志敏先生
张浦生的恩师王志敏先生(1915—1983年)是著名学者、中国古陶瓷专家，祖籍四川阆中，出身于古董世家。高祖王万清在咸丰年间官至二品军门提督，驻扎江北大营，因为这个原因全家离开了四川阆中，跟随高祖王万清移居古都扬州。清末民初，父亲王炳文是淮扬一带有名的古董商。王志敏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抗战期间又就读于西南联大，读生物与哲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也很喜欢古陶瓷和其他文物杂项，从小耳濡目染，也学有一技之长。 大学毕业后，他到上海姻亲开设的晋宝斋、晋古斋、晋文斋研究古物，也客串做起了古董生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回到扬州，在当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他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古瓷，经常到古冢荒野寻觅古瓷片并乐此不疲，这个方式为他日后系统研究古陶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为他有瓷器鉴定的专长，不久后，经亲戚介绍到苏北文管会工作。1951年又调到江苏省文管会任保管部组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古陶瓷研究人员。张浦生大学毕业后分到江苏省文管会，他们成了同事。
王志敏在古陶瓷方面的造诣，主要来自于家庭。除了自己的父亲，其岳父和姐夫，也都从事古董买卖行业。尤其是姐夫的父亲，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古董商朱鹤亭，人称“朱二先生”。朱鹤亭在上海五马路开的“晋古斋”，在当年的上海滩最为有名，并在上海古玩市场独领风骚四十余年。后来在欧洲、香港扬名的仇淼之，就是晋古斋的学徒。朱二先生精于瓷器鉴定，收藏了大量宋代及明、清时期的官窑瓷器，毕生藏品无数，其收藏规模、藏品价值，都是同代以及后代藏家难以企及的。
民国时期，中国古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古董商，最出名的就数南朱北孙。南是朱二先生朱鹤亭，北是琉璃厂敦华斋的孙瀛洲。
孙瀛洲，河北冀县人，是20世纪文博界最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集收藏、鉴赏、鉴定、学术研究于一身的知名人士，他被同行们誉为“老法师” “宣德青花大王”。20世纪40年代，孙瀛洲就能对历代陶瓷了如指掌，能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弘治瓷器，对宋代官窑、哥窑的鉴定，仅用手指捏着瓷器的圈足即可断定身份，令人钦佩折服。
他1906年来到北京，在隆福寺三合公硬木家具店做学徒。1923年，稍有积蓄他便在北京开办“敦华斋”古玩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孙瀛洲的“敦华斋”在北京经营古玩生意已长达三十六年，存货量之大，超乎想象。除瓷器、青铜器，还有不少的犀角杯等文物。
1950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孙瀛洲先生捐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将筹款悉数捐献给国家。1956年，他建设新中国心切，毅然将自己多年来精心收藏累积的三千余件珍贵文物，全部慷慨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质量之精，都是史无前例的。他的爱国惊世义举，为一般收藏家、鉴赏家所望尘莫及。其中仅陶瓷一项就有二千多件，有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并担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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