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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明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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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经济学人试读：

我过去一向对他们写夹叙夹议的小文章不以为然，希望他们把时间用在撰写纯学术或政策性论文上。记得我曾问何帆：“六十多岁的人还做数学模型，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多花一些时间做技术性研究？”现在想来，我的想法过于古板。研究工作本来就是建立在兴趣和爱好基础上的，何必强迫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情呢！

张明开始把文集定名为《带着经济学上路——我看世界经济》[1]肯定是费过一番思忖的。有意思的是，何帆最近一本文集的名字叫《若有所失——漫步在历史和经济的丛林中》。何帆说这是“一个经济学者的思想远游”。文集中的文章不乏幽默，也不乏知识性，可读性很强。但他确乎是在丛林中游荡，取次花丛。张明的性格和写作风格同何帆有很大不同。这点从《带着经济学上路》和《若有所思》两本文集题目就可以看出。都是在路上，何帆是漫游，经济学是远游的载体；张明是求索，经济学是开路的工具。两个人的哲学理念和意识形态倾向是接近的。但何帆藏而不漏，张明旗帜鲜明。例如，都谈亚洲金融危机，何帆是同你讲逸闻逸事（《谁发动了东亚金融危机》），结论你自己下。张明则声明：“从我此次短暂而丰富的泰国访问经历来看，……中国政府仍应小心谨慎地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仍应遵循适当的顺序，本币汇率与利率的基本市场化应该是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重要前提。中国政府应该做好未来爆发不同程度金融危机的预案。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应该对金融危机心存敬畏，避免出现盲目自大的情绪。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张明的这篇随笔写于2013年。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时上上下下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中国的经济学界就应该有足够的慷慨和风度，对一个年轻学者的勇气和独立精神给予更多的肯定。

改革开放后的青年经济学家是幸运的，还没有走出校门就有了游历世界的可能性。对于某些思想狭隘的官员来说，出国是一种待遇，是一种“好处”，所以必须管控。他们哪里知道，正是这种广泛的国际交往使我们的经济学家开阔了眼界、增广了知识，提高了学术水平。特别是，通过同其他国家经济学家、官员和一般民众的直接接触，他们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即便仅仅是“到此一游”，你站在马萨达（Masada）古堡上眺望无边的沙漠，从钓鱼城头俯瞰滔滔的嘉陵江水，难道你不会感到一种精神的升华吗？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许多重要经济观点与其说是从牛津大学老师那里学来的，不如说是受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影响。我的最大遗憾是：尽管自1982年第一次出国以来，我几乎走遍世界，参加过数不清的国际会议，但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我第一次出国是到印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一个培训项目。一个印度朋友把我介绍给一群来自三个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列）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青年，大家坐在一间难以喘气的房间就世界、中国和印度革命前途进行大辩论，吵得一塌糊涂。直到35年后的今天我还同那位印度朋友保持着通信联系，但是对当时令我兴奋异常的讨论内容已经记忆模糊。如果我当时做笔记，保存到今天，那将是一份多么宝贵的资料啊！遗憾的是，对于我这个进入古稀之年的人来说，一切都晚了。“五四”以降，影响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发展的似乎是政治家、小说家、杂文家，经济学家的影响几乎看不到。这是不是因为经济学家过于执着于专业分工，不愿意或不屑于进入别人的领地？如果一味孤芳自赏、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经济学又有何生命力可言。

年轻经济学家不愿做冬烘先生，除了枯燥的数字和冰冷的逻辑之外，他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希望表达。这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中国经济学正在进步的表现。我已经不再认为经济学家写随笔、杂文是不务正业。现在，我只是希望他们能以更优美的文笔、更完整的布局、把故事讲得更好。这——当然也是我对张明的希望。余永定2017年6月26日

[1].作者最初将书名定为《带着经济学上路——我看世界经济》，出版时书名改为《行走的经济学人》。推荐序张弛有道　明德惟馨

雄州雾列，俊彩星驰。

经济江湖，也是人才辈出，特别是“75后”一代，而立久矣，不惑刚至，正是闻鸡起舞、跨海斩鲸之华年。又恰逢经济危机，市场破碎，增降浮沉，几多旧识，尽付笑谈，经世济民之重任，越来越多地需要这些少年游侠、思想新锐来一并分担。江湖多俊姿，游侠少相似，新生代的经济学者所长各异、风格不一。

有灵动如令狐冲者，剑由心生，天马行空；

有儒雅如段誉者，系出名门，重情重义；

有沉稳如郭靖者，大智若愚，举重若轻；

有不羁如杨过者，侠骨柔肠，我行我素；

有豪迈如胡斐者，光明磊落，侠肝义胆；

有担当如陈家洛者，温文尔雅，兼济天下。

好一个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经济江湖！

尽管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在诸多“75后”经济才俊之中，我最佩服的，却是张明，没有之一。和张明以文相识十余年，我愈发觉得，他像是经济江湖里的萧峰，既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真才实学，又有仗剑江湖把酒行的潇洒坦荡，还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豪迈，更有欲将血泪寄山河的大义情怀。学之达者，兼容古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因为为人端正、厚重，又不失情趣，张明的治学行文也是刚柔并济、自成一体。所谓张明，张弛有道，明德惟馨，这种文风在张明最新的随笔集《行走的经济学人》中一览无遗。《行走的经济学人》是张明近几年来边走边看、边读边写的随笔集结。上篇叫“带着经济学上路”，记录了他游学世界各地时的学术遐思；下篇叫“手倦抛书午梦长”，囊括了他阅读财经经典著作的所感所悟。在我看来，越是随笔，越是随心所欲不逾矩，越是笔力如弩无杂虑。文如其人，张明的真性情，在这些随心但不随意的文字里彰明较著。因此，比之面向业内的专业著作，这本面向大众的《行走的经济学人》，更能让我们读懂张明，读懂这一代经济学者，读懂这一段经济乱世。张明的书，从来不乏亮点，而在我看来，这本新书的看点有四：

看点一：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行走的经济学人》实是一本严谨的随性之作。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张明的随笔，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这种信手拈来、平实质朴的风流，恰恰源自随性流淌的文字之后那三峡满水的积累。再看今日之经济江湖，文辞华丽者众，笔下生花者多，但许多吸引无数眼球的经济言论，均属信口开河，甚至缺乏对经济现实和原始数据的基本掌握。学以积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不做经济研究，何来经济随笔？正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媒体和网络言论中，充斥着太多华而不实的乱评、不学无术的谬论、好大喜功的妖言，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民众中的口碑才会每况愈下。所谓文章以华彩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真正好看、值得一看的随笔，只会来自那些真正在做研究的人。《行走的经济学人》就是这样一本随笔集，它野心不大，雕琢不多，话题大多限于张明近年来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将严谨学术研究的成果用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来，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

看点二：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行走的经济学人》实是深虑的应时之作。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张明的随笔，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往往辞已尽而势有余。究其根本，作为一个象牙塔内的现实观察者，张明总是会用长期视角去审视短期问题。再看今日之经济江湖，有象牙塔内的老学究，不知世事变故，不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将自己封闭于理论桎梏和历史尘埃之中，其所建言总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无力感；又有市场内的新权贵，不知以史为镜，不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将自己置身于无穷尽的短期乱流之中，其所建言则给人一种管中窥豹的偏颇感。专业建言这种长期和短期的对立和割裂，导致危机治理过程中宏观政策目标涣散，经济复苏一波三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长期中我们也已经死了，真正有用、管用的政策建言，只会来自那些既知古今又立潮头的人。张明就是这样的研究者，《行走的经济学人》一书中，张明既用长期视角深入探讨了美元陷阱、金融压抑、“一带一路”等短期热点问题，又用短期思量切实考虑了为什么经济会增长、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成功等长期重要命题，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在此基础上的建言值得世人深省。

看点三：兴酣落笔摇五岳，文成笑傲凌沧洲。《行走的经济学人》实是淡泊的犀利之作。闻志广博而色不伐，思虑明达而辞不争，张明的随笔，不诡时誉，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即便一些观点较为尖锐，甚至与主流言论背道而驰，或是与政府选择相去甚远，张明也能淡然处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看今日之经济江湖，有揣摩人意者，先有结论，再寻论据，无文人之风骨，却有俗吏之傲横；有迎合众欲者，言必诡曲，论必阴谋，无研究之支撑，却有东施之好名。如此求名逐利之风，成就了一些人的虚名浮华，却让有形之手少了制约之力，让普通民众更加远离了经济真相。还原真实的经济世界，促进政策的行为审慎，需要广其学而坚其守的独立思考。《行走的经济学人》就是这样一本随笔集，它凝聚了张明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开放选择、国企改革、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管控、影子银行监管、人民币国际化等重要问题的审慎思考和独立见解，这些思考和见解都建立在充分的研究之上，都萌生自无欲的良心之中。现实中，张明是一个淡泊名利、谨言慎行、虚怀若谷的少侠，而正如老子所言：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又一个关于“张明”的好辞源）这恰是张明某些犀利言论更值得世人关注的原因。

看点四：心同野鹤与尘远，文似冰壶见底清。《行走的经济学人》实是辞厉的博爱之作。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意，文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没有真情实意，哪来运笔如神？张明的随笔，心与笔谋，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再看今日之经济江湖，有太多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有太多贻害无穷的信口胡言，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言者无识，而是因为言者无心。所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无爱国爱民之心，何来忧国忧民之论？侠之大者，爱己爱人，博爱无疆。《行走的经济学人》虽然是本有些专业的经济随笔集，却满满堆积着张明的小爱和大爱。自序里，张明诚挚地表白了他对团队、对恩师、对朋友的感激之情；而在正文中，特别是关于人民币、房价、增长质量等问题的分析中，张明则不遗余力地将政策建言的天平偏向微观福利、民间疾苦和百姓生计。其实，作为经济学者，勤于研究、敢于建言，就是对国家、对百姓、对自己最大的尊敬、最真的挚爱，而在《行走的经济学人》的字里行间，我们总能轻而易举地读到张明的简单、赤诚和博爱。

对于读者而言，经济世界纷繁复杂、诳语不尽，《行走的经济学人》实是值得细读的诚意之作。对于我而言，张弛有道、明德惟馨的张明，“风流儒雅亦吾师”。张明之为人处世，实为当下所有“75后”经济学者的典范。学术有争鸣，情谊无折扣，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读罢《行走的经济学人》，更是想和张明把酒言欢、畅叙今古。我想，这就是兄弟。

补充：张明找我给他的新书随笔集写序，既有些意料之外，又有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张明才学远在我之上，让我来写序评有些不合适；情理之中，是因为张明坦然告诉我，这本书中本有两篇他给我写的书评，都被编辑给删了，认为这两篇“不太正经”，所以让我来写个序评也可以视作一种“安慰”。实际上，我和张明的关系就是如此有趣，我们拥有道路不同、情节类似的成长经历，在学术上也多有交流，但真正彼此惺惺相惜的，是学术之外的文艺情怀。从小说、电影到音乐，我们都多有交流，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打算搞一个音乐分享的金融朋友圈，但由于都越来越忙，最终还是没有搞成，想来也是一种遗憾。希望未来，我们在学术、在研究、在市场之外，还有更多的文艺交集。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程实2017年6月20日自序十年一觉研究梦

这是我的第四本随笔集，却也是最特殊的一本。

前三本随笔集，按照三年一本的节奏，收录了我每段时期较为重要的财经评论文章。而这一本，虽与财经有关，里面却不是财经评论文章。它汇集了我对现实世界与经济金融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上篇“带着经济学上路”，记录了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或跨国调研的过程中，对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观察。这里面既包含了美国、法国、瑞士、新加坡、阿联酋等发达经济体，也覆盖了罗马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经世济民”，经济学并非一种纯粹的象牙塔内的学问，它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与互动。我从一位经济学研究者的视角出发，从参加国际会议与跨国调研的角度，以一斑窥全豹，由树木见森林，来感受与分析这些国家。虽然看问题难免短视而片面，但或有一些思想火花。

下篇“手倦抛书午梦长”，收录了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以来，撰写的一些国内外经济学著作的书评。我喜欢阅读，却往往过后辄忘。为了留存对某些畅快阅读经历的记忆，我会选择对自己有启发的著作，撰写书评。在书评中，我既会梳理总结全书的逻辑与亮点，也会对相关著作进行个性化的评论。这些评论未必正确，却反映了我在阅读著作时的心路历程。

我于2007年博士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到今年恰好十年。有趣的是，今年也是我年届四十、步入不惑的人生节点。经过十年时间，我已经成了研究所里的“老人”。回首这十年的研究历程与人生经历，可谓感触良多。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是国内一流、全球知名的智库，我在世经政所的工作心得，可以用独立、自由与团队三个词来精准概括。

所谓独立，是指我在所里的研究选题，基本上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而我的研究结论，也是经由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得出。这十年间，我的研究主题，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国际化、跨境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管理、资本账户开放、资产证券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等。这些问题，大多数属于开放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的范畴，彼此之间既具有一定的关联，也具有较强的跳跃性。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所里做研究，氛围是相当宽松的。这十年间，我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与政策制定者既有重合也有分歧，但研究的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作为智库的学者，我也一直遵循对相关政策制定进行建设性评论的原则。

所谓自由，是指作为社科院的学者，在时间安排上具有很大的灵活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每天坐班；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硬性的讲课压力。因此，我们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这绝不是说没有工作量。事实上，一旦选择以研究为业，基本上就没有真正能够放松休息的时间了（这一点只有同行冷暖自知）。我和同事的工作压力，其实并不比高校的老师小。但是，个中妙处在于，可以自己支配工作的强度与节奏。这也是我们能有那么多时间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各种调研以及用来阅读与思考的原因了。事实上，这本书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笔者的“不务正业”之作。

所谓团队，是指世经政所有着非常好的团队合作氛围与研究工作风气。世经政所的宏观团队由余永定老师创建，由多位所内外的中青年学者组成。这个团队在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诸多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经常账户的失衡与再平衡、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货币政策转型等诸多进程。在团队内的工作，可谓简单而纯粹。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同行相轻与利益倾轧，有的不过是师友之间的关怀、欣赏、理解与鞭策。

十年一觉研究梦。由于有着从金融机构到学术机构的转型经历，我个人的研究，致力于将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做有理论支撑、有人文关怀的政策研究。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并不是没有压力与困惑，过程也远非一帆风顺。我之所以能够沿着这个方向坚持十年，实在要感谢太多师长与朋友的支持与鼓励。这里就不一一列出了，我一并表示真诚的感谢。“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之所以选择《觉今是而昨非》作为我第一本财经评论集的书名，为的就是激励自己能够通过不懈努力，提升眼界，拓展视野，使得有限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且让本书作为笔者人生旅途中的一枚书签，既梳理来时之路，也映照前行之途。2017年5月20日上篇带着经济学上路——我看世界经济吉姆·罗杰斯对中国的期待与顾虑——布加勒斯特会议

2012年4月，我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了一个由罗马尼亚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协会主办、由裕信银行（UniCredit）赞助的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 Europe,CEE）投资峰会。本来这样的会议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个峰会的具体题目叫作“中国与CEE：对接投资与商业机会”，这与我就有一点联系了。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伊莉娜（Irina）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毕业生，她两个月前来哈佛商学院参加一年一度的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峰会，而当时我恰好在一个分论坛上谈中国宏观经济。伊莉娜认为他们在罗马尼亚的会议需要一个人来谈谈中国宏观经济，我们就这样坐在一起喝了杯咖啡，从而直接促成了这趟罗马尼亚之行。

尽管我去过欧洲几次，但东欧还从未去过。之前也对罗马尼亚知之甚少：一是罗马尼亚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一，其总理齐奥赛斯库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二是罗马尼亚是个体育强国，在体操方面一度是中国的强劲对手，布加勒斯特迪纳摩与布加勒斯特星队也算欧洲足球劲旅，还曾经出了个球星叫哈吉，任意球功夫相当了得；三是罗马尼亚是吸血鬼传说的发源地。仅此而已。我也想抓住这次机会，更近距离、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

从布加勒斯特机场进入市区，在车上给我的第一感受，是这个城市在建筑风格上的明显混搭。一边是罗马尼亚的传统风格建筑——厚实的黑顶是其一大特色，另一边是苏联风格的住宅楼——和北京20世纪50—70年代的建筑非常类似，两者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也算相当有特色。城市建筑大多显得比较陈旧，但同行的一位来自捷克的经济学家却说，布加勒斯特算是欧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经常会有很多新的建筑出现。

我们是下午抵达宾馆的。晚上，会议方组织我们去罗马尼亚中央银行（National Bank of Romania,NBR）参加晚宴。罗马尼亚中央银行大楼由两名法国设计师设计，建成于1885年，以科林斯风格[1]的外立面著称。银行大楼里面还有一个装饰得极其富丽堂皇的空旷大厅，在大厅的廊柱顶端，我居然看到了与美国自由女神像非常相似的女神头像。想想也合乎逻辑，既然这个银行大厅是法国人设计的，而自由女神像是法国送给美国的，有些相似自然不足为奇。事实上，罗马尼亚与法国渊源很深，据说罗马尼亚最流行的外语是法语。在布加勒斯特市区，我们看到一个与巴黎凯旋门外形完全一样，尺寸略有缩小的廊门，穿过廊门是一条与香榭丽舍大道很像的林荫道。自然，这门也是法国人赠送给罗马尼亚的。

罗马尼亚央行的董事会议室装饰得古朴庄重，四面墙壁上挂着幅面巨大、价值连城的油画。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一幅年轻少女肩托水罐走在乡间小道上的肖像画，据说是罗马尼亚的国宝。在大厅四周，则展示着罗马尼亚由古至今的各种铸币，据说很多是从墓地中发掘出来的。我大致看了一下年代，从公元前到现在，保存得相当完整。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罗马尼亚首相、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以及罗马尼亚央行副行长都发表了欢迎辞，说明这个会议的规格不低。有意思的是，罗马尼亚首相与央行副行长都非常年轻，昂古亚努（Ungureanu）首相今年44岁，央行副行长奥尔泰亚努（Olteanu）今年才41岁——与我们所何帆副所长同龄。

会议由三个小组讨论组成。第一个讨论的主题是中东欧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中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贸易银行（CSOB）的首席策略师汤姆斯·赛德拉色克（Tomas Sedlacek）的发言颇为有趣——这哥们今年才37岁。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欧洲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太慢，相反，在于过去的经济增长太快，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货币增长与政府债务增长带来的，因此是“坏”的增长——这是不是值得中国人警醒呢？欧洲真正需要的是低速但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第二，凯恩斯式相机抉择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需求管理政策）是应对危机的廉价的、效果难以持续的解决方案，而真正重要的是供给层面的经济学，特别是如何通过各种努力来刺激技术创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位发言人，来自安联投资管理公司的埃里克·巴扎龙（Eric Barthalon）则认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在于私人部门储蓄率太低，如何在不显著增加外生性风险的前提下弥补私人部门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的缺口，是中东欧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此外他也指出，和政府债务与GDP指标相比，政府债务与政府税收收入之比，对于能否摆脱危机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个讨论的主题是“中东欧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这个主题我感兴趣的地方不多，略去不表。最后一个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与中东欧：投资、贸易与增长的机会”，也就是我参加的讨论。我们遇到一位相当强势的主持人，英国经济学人集团的中国区首席代表许思涛先生。我们小组有四个讨论人，1小时15分钟的时间，本来每个人发言10分钟，最终讨论35分钟是比较通行的惯例。但他一见面就要求，每个人发言最好不超过5分钟，最好不用PPT或者只用一页PPT。这给准备了PPT的讨论者一个下马威，但的确也使得讨论变得更加流畅，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点结束。

来自毕马威的合伙人奥里·伊夫拉姆（Ori Efraim）近两年在罗马尼亚建立了一个咨询团队，专门为进入罗马尼亚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他介绍了中国企业之所以对罗马尼亚感兴趣的原因。第一，罗马尼亚在中东欧国家中相对较大，人口达到2300万人，劳动力成本与税收成本相对低廉，有着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群体，而且是通往其他中东欧国家的门户。第二，罗马尼亚对建设可再生能源很感兴趣，特别是有着全球最丰富的风能之一。前段时间据说有家来自中国的风电企业在罗马尼亚有重要投资。第三，罗马尼亚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而基础设施建设恰好是中国企业的强项。目前来罗马尼亚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到70%。伊夫拉姆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印象是，其决策过程相对迟缓，一旦决策制定，后续进展则相当快。在被问及中国企业在罗马尼亚投资的主要障碍时，他认为语言障碍相当重要，因为人才缺乏，双方彼此之间的法律、文件相互翻译耗时费力，且准确性值得怀疑。

来自香港大学的亚历山卓·瑞耶斯（Alejandro Reyes）教授则讨论了罗马尼亚企业应该如何与中国企业参加合作。针对罗马尼亚人普遍存在的对中国的疑虑——认为中国企业会挤占罗马尼亚市场、攫取罗马尼亚资源，瑞耶斯教授利用巴西、韩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成长反而会给罗马尼亚提供新的商业机会。一个恰当的比喻是，中国经济的大潮涨起，会同时把很多条船带动起来。正如巴西利用对中国资源出口的收入加速结构性改革、提升巴西整体竞争力一样，罗马尼亚应该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促进国内改革。通过与其他中东欧国家捆绑在一起，罗马尼亚能够在与中国谈判时增强其讨价还价的能力。此外，他也建议，罗马尼亚不能吊死在中国一棵树上，而应该同时展开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

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是美国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的主题演讲，罗杰斯自然是以曾经与索罗斯共同创建量子基金而知名。但他在不到40岁时急流勇退，先后两次环游地球并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壮举令人敬佩，尤其是第二次与妻子自驾的旅行，历时3年，他们游历了116个国家，累计里程24.5万公里。在旅行的过程中，他接触了不同的风土人情、考察了各国的资本市场，这成为他成功管理其个人资产的基础。当然，这几年，罗杰斯也因为一直唱多中国，而在国内外相当瞩目。

头天晚上在去罗马尼亚央行吃饭的路上，我就问过罗杰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国外普遍看空中国经济，你是否已经改变了对中国唱多的看法？这个和善的小老头回答道：“一点都没有，我现在已经从纽约搬家到新加坡，让我的两个小女儿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是因为我长期看好中国。”在第二天的讲演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为什么看好中国的观点。

第一，他认为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在他接触的各国人中，中国人最为认同通过自身努力显著改善自身境遇的观点，并且一直身体力行；第二，从历史上来看，只有中国能够前后3至4次周期性地成为全球性大国，而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只经历过一次辉煌。当然，他也提醒中国，保持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他举的两个反例是，1962年缅甸曾经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1957年加纳曾经是英国殖民地中最富裕的国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相继上台了闭关自守的政府，从而导致它们衰落如斯。

在唱多中国的同时，罗杰斯也同时唱多农产品和矿产品。他认为从长周期来看，大宗商品已经进入一轮新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可能持续10—20年。他甚至打趣说，未来只有农场主才有钱开兰博基尼。当听众问他的投资组合时，他回答道：第一，不购买具体的大宗商品，而应主要持有大宗商品指数；第二，黄金未来可能出现巨幅波动——如一年内下跌30%—40%，一旦黄金价格回落至1100—1200美元/盎司的水平上，就值得买入；第三，关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价值，三个值得投资的地点是纽约、波士顿与爱荷华，前两个城市不难理解，而后一个地点的原因是爱荷华是美国的农业大省；第四，即使农产品价格未来显著上涨，最先受益的也未必是农场主与农民，而是农业批发企业，因此后者的股票值得买入；第五，具体到国家，缅甸未来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

除了具体的投资组合外，罗杰斯介绍的几个人生经验也令人回味：其一，一个人要取得大的成功，必须对传统智慧保持足够的怀疑。具体到投资的问题上来，在一条船上，当大多数人都集中到船的一头时，你应该主动站到船的另一头。其二，一个人要善于学习并充满激情，当然前提是他应该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一旦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你就会“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冲向幸福”。其三，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长处与短处有清晰的认识。例如他就认为自己只能做长期投资，他坦承自己的短线操作极其糟糕。

老先生还极其幽默。他一上场就表示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终身获益的投资策略，结果是建议大家尽快生一个孩子，并表示“这只需要你请一天假”。当被问及自己这一辈子最糟糕的投资时，他居然说，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的前妻吧。他还打趣在座的金融家们，未来20年将是金融业一无是处的时代，你们唯一的选择是转行当农场主或者矿主。实在不行，改嫁一个农场主或者矿主也是不错的选择。呵呵。

最后，尽管罗杰斯看好中国，但他并非一味维护中国。当有人提到稀土的问题时，他说道：“的确，目前中国占据了全球稀土市场90%以上的份额。但北美其实也有着丰富的稀土储藏，可是由于担心破坏环境，以及未来稀土可能有着更具价值的利用前景，美国和加拿大基本上没有开采自己的稀土资源。”但“中国人不在乎这个”。这句点评，实在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深思。本文写作于2012年5月泰国经济为中国提供何种启示？

2013年12月3日至14日，我作为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ailand,NRCT）的访问学者，对泰国法政大学、清迈大学等学术机构进行了访问。由于访问期间正值泰国政局动荡之际，曼谷局势非常紧张，因此我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目标——访问朱拉隆功大学、泰国财政部与央行等机构。但从整个访问过程来看，还是能够获得不少针对泰国宏观经济的真知灼见，其中有很多观点对中国经济发展也颇有启发。

目前泰国宏观经济从整体来看，通胀与失业压力较小，但经济增长动力不容乐观。受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爆发影响，泰国GDP增速在2009年与2011年分别下跌至-2.3%与0.1%，但随后泰国经济在2012年显著反弹，年度GDP增速高达6.5%，尤其是2012年第4季度的GDP同比增速更是高达19%。尽管经济增速显著反弹，但在2013年10月，泰国的CPI与核心CPI同比增速仅分别为1.46%与0.71%，PPI同比增速更是出现-0.1%的收缩。2013年10月，泰国失业率更是低至0.6%。表面上看，泰国经济目前似乎正处于高增长与低通胀的黄金组合时期。

然而问题在于，从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目前泰国的消费、投资与出口增速同时出现了增长乏力的现象。

由于最终消费对泰国GDP的贡献接近70%，因此消费增长是泰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然而，泰国的私人消费指数在2013年第3季度出现了同比负增长，而其环比增速更是在2013年第2季度与第3季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消费增长乏力的背后是消费者信心的日趋低迷，该指数由2013年3月的84.8%下降至2013年11月的75.0%，已经显著低于过去10年来81.5%的均值。根据我的访谈，导致消费者信心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近来的政治动荡，二是居民收入增长的放缓。

与私人消费趋势相同，泰国的私人投资指数在2013年第2季度与第3季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同比负增长，在2013年第1季度与第2季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环比负增长，但在2013年第3季度环比增速已经转正。根据我的访谈，导致投资增速低迷的原因，一是消费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二是出口增速显著下降。内外需求的同时走弱导致泰国企业信心下降，企业信心指数已经由2013年第1季度的52.2%下降至第3季度的47.8%。

泰国的出口增速同样不令人乐观。出口同比增速在2013年第2季度与第3季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其中下降最快的是渔业与钢铁行业。泰国进口同比增速在2013年第3季度由正转负，说明内需正在走弱。根据我的访谈，导致泰国出口增速下降的一大原因，居然是2011年的泰国大洪水，湄南河的泛滥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损失惨重。此后，外资企业开始推迟在泰国建厂，导致泰国加工贸易出口行业遭遇重大挫折。在我访问期间，有多位学者在不同场合均提及两年前的大洪水对泰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导致泰国在2013年第1季度与第2季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货物贸易赤字，尽管货物贸易余额在第3季度由负转正，但由于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的放大，导致泰国在2013年第2季度与第3季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经常账户赤字。2013年夏天全球金融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提前退出量化宽松，导致泰国在2013年第3季度出现资本与金融账户赤字。

国际收支的恶化，导致市场开始怀疑泰铢汇率是否重新被高估。2013年11月，泰铢对美元汇率达到31.64，显著高于过去10年35的均值。泰铢名义与实际有效汇率更是在继2010年年底之后，达到自东南亚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点。然而根据我的访谈，泰国学者对泰铢的高估问题并不悲观。其主要理由是，泰铢汇率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市场化，泰国央行并未持续干预外汇市场。因此一旦泰铢持续高估，做空力量将会增强，使得泰铢汇率回归均衡区间，这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盯住美元制不可同日而语。

从财政政策来看，尽管泰国目前的财政赤字尚属可控范围，但政府债务占GDP比率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我访谈的泰国学者均表示，泰国政府债务的上升，与近年来泰国政府实施的民粹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为了获得泰国选民的支持，泰国政府不惜以财政赤字与债务高企为代价，向选民提供各种优厚措施，例如购买汽车的税收返还政策将泰国人购买汽车的实际成本降低了15%至20%。泰国学者抱怨道：政府是短视而逐利的，无论欧洲的地中海国家还是泰国，都是如此。

泰国目前令人最为担忧的，是资产价格很可能再度出现泡沫。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目前的价格水平都非常接近甚至已经超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曼谷城区的房地产价格近年来增幅惊人。泰国学者担忧的是，未来一旦美联储步入新的加息周期，导致泰国出现大量资本外流，并推动泰国央行也水涨船高提高利率水平的话，那么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调可能难以避免，这将导致社会财富的重新洗牌，中产阶级可能再次被洗劫。

我之所以选择泰国作为访问对象，除了对泰国上述宏观经济走势感兴趣外，其实还带着两个其他问题。问题之一是，在2013年夏天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导致的全球金融震荡中，泰国经济的表现远优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等国家，主要原因是什么？泰国学者的回答是，主要原因是泰国央行的独立性显著增强了。在美联储实施三轮量化宽松期间，泰国央行顶住了来自泰国政府的压力，拒绝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反过来降低了美联储退出量宽时对泰国经济造成的周期性震荡。据说泰国央行行长的信条是，不急于干预市场经济，即使要干预时，也要少说多做。

问题之二是，泰国早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开放了资本账户，而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泰国重新采纳了一些以价格为基础的资本管制措施。那么泰国的经验能够对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什么启示呢？对此泰国学者的回答是，建议中国政府对加快开放资本账户小心谨慎。泰国当年的失误，恰好在于没有在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之后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从而引发资本大举流入、导致本币汇率高估，从而为投机者的攻击埋下伏笔。一位泰国学者忧心忡忡地说，资本账户的过快开放最终将会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于，过去30年没有真正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缺乏对危机后果的感受。

综上所述，泰国经济的故事能够为中国经济提供何种启示呢？从我此次短暂而丰富的泰国访问经历来看，以下几点启示是弥足珍贵的：第一，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提高，以及本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能够提高一国经济应对外生性冲击的能力。第二，要避免实施民粹主义的财政政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居民部门收入的增长应主要建立在国民收入在居民、政府与企业三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基础上。如果想实现三部门皆大欢喜，那么后果不是通货膨胀，就是政府债务飙升。第三，未来中国在经常账户收支方面，应该努力避免重蹈泰国与巴西的覆辙，即货物贸易顺差被服务贸易逆差以及海外投资负收益所抵消，从而出现货物贸易顺差与经常账户逆差并存的不利局面，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应加快国内服务业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以及推动中国企业向海外的直接投资。第四，中国政府仍应小心谨慎地推动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仍应遵循适当的顺序，本币汇率与利率的基本市场化应该是资本账户全面开放的重要前提。中国政府应该做好未来爆发不同程度金融危机的预案。中国的官员与学者应该对金融危机心存敬畏，避免出现盲目自大的情绪。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本文写作于2013年12月新加坡有何独到之处？

2014年4月，我们课题组一行四人到新加坡调研访问。带着问题来一个地方游历，就会观察得更细致。再加上几位前辈师长的娓娓道来，更加深了我们对新加坡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的认识。虽然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中国是泱泱大国，但新加坡在若干领域，的确有独到之处，值得中国参考借鉴。本文是篇小文章，不可能详细展开论述，而只是记录下我头脑中的吉光片羽，以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主权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

我们之所以选择新加坡进行调研，是由于新加坡在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很有独到之处，产生了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与淡马锡（Temasek）两家全球知名公司。事实上，新加坡在主权财富管理领域，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三驾马车”的格局。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负责管理新加坡的外汇储备，GIC是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而淡马锡是新加坡的主权战略投资者。三者的分工，从风险谱系来看，MAS外汇储备投资的风险水平最低，投资主要考虑流动性与安全性；淡马锡承担的风险水平最高，投资涉及对各种公司的战略性投资；GIC承担的风险水平则介于二者之间。从投资目的地来看，MAS外汇储备基本上投资于国外；淡马锡的投资可内可外；而GIC的投资原则上在国外，投资国内需要经过投资委员会批准。

新加坡“三驾马车”分工的优势，可以在与中国主权财富管理的比较中看出来。中国目前主权财富管理主要依赖于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与中投公司。新加坡的优势之一，在于GIC与淡马锡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GIC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而淡马锡在全球扮演战略投资者。这就使得GIC在各国投资遭遇的疑虑与阻力较小。而考虑到新加坡是个小国，淡马锡在全球战略投资受到的阻力也有限。与此相比，尽管中投公司努力在全球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角色，但因为中投旗下有家100%控股的中央汇金公司，而中央汇金公司是国内四大商业银行与一批证券公司的控股方，一度被称为“金融国资委”，因此中投公司在全球的投资遭遇了很大的疑虑与阻力，尤其是中投公司投资于目标公司的股权比例较高时，更是如此。

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更加合理的格局，是将中投公司与中央汇金彻底分离开来，这样既能让中投公司继续扮演全球财务投资者，也能让中央汇金将战略投资的触角伸及海外。然而，中投公司未必愿意这么做，理由很简单，中央汇金实在太能赚钱了。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的资本扩张，绝大部分均来自中央汇金的国内盈利，而非中投的海外投资收益。因此，要实现中投与汇金的分离，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未来如何扩充中投资本金的规则。

这就涉及新加坡主权财富管理构架的第二个优势，即MAS、GIC与淡马锡各自之间主权外汇资产的分布较为均衡，而不像SAFE（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与中投公司（目前总资产四五千亿美元）规模相差迥异。对两个规模相差太大的机构而言，是很难站到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的。因此，中国政府应仿效新加坡政府，就如何定期充实中投公司资本金，制定一个明确的、公开的、可衡量的规则，通过这一规则来激励中投公司更有效地管理全球资产，同时也对外管局的外汇储备投资绩效构成了新的竞争。

淡马锡模式

淡马锡的故事就更值得玩味了。当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淡马锡时，并未给淡马锡注入任何外汇资产，而是将新加坡若干国有企业的股份交给淡马锡持有。淡马锡从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等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中淘得了第一桶金，之后开始在亚洲范围内展开各类投资（例如企业股权投资、房地产投资等），取得了不菲收益。

如此来看，淡马锡事实上就是新加坡版本的国资委。但与中国国资委仅仅是央企股份的被动持有者相比，淡马锡还利用自身收益在亚洲地区展开了大量的股权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一方面获得丰裕的中长期收益，另一方面盘活了自身的资产组合，可谓一举两得。

正因为如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之一就是组建国有控股公司与国有投资公司，允许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相互交叉持股，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有意效仿“淡马锡模式”的举动。未来十年，中国国内有望出现一批国有金融控股公司，它们可能在国内以及全球范围内进行多元化投资。淡马锡模式在中国是会顺风顺水还是水土不服？这种模式的前景究竟如何？魔鬼在细节中，一切还有待观察。

公房与民族问题

在房地产问题上，新加坡取得的成就远高于中国香港地区。超过70%的新加坡居民，居住在公房里。新加坡政府利用公积金制度，成功地帮助了几乎所有有努力工作意向的居民都能够“居者有其屋”，而不论他的收入高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他能够在二级市场上通过买卖公房而改善居住条件，例如由一居室换为二居室。但每个新加坡家庭都只能享受一套公房待遇，如果还想持有多套住宅，那么就必须在商品房市场购买，而商品房价格完全放开。

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解决社会中大部分居民的住房问题，此外再通过商品房市场来解决中高收入人群的额外住房需求，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成功之处，也是中国政府在住房领域存在的较大问题。例如，中国的经济适用房最终往往成为高收入家庭的囊中之物，而廉租房发展严重不足，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导致城市房租快速上涨，这极大地影响了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政府与市场这两股力量如何在房地产市场中达成有机平衡，从而既能实现低收入阶层的居住理想，又能实现较有效的资源配置？中国政府在此方面可以从新加坡经验中获益良多。

更令人赞赏的是，新加坡政府还把公房制度作为促进民族融合的一种手段。新加坡同样是个多民族国家，70%左右为华人、20%左右为马来人、10%左右为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新加坡政府在每新建一个公房社区时，就会按照国家的民族构成来分配社区的房屋，例如70%的房源给华人、20%的房源给马来人、10%的房源给南亚人以及其他人群。这就使得不同民族的人群混居在一起，促进了相互了解与交流，从而消融了很多隔阂与矛盾。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用混居而非分割的方式来促进民族融合，这也是新加坡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独到之处，值得其他多民族国家借鉴。本文写作于2014年5月迪拜为何能脱颖而出？

自2014年以来，由于承担了一个主权财富基金的研究课题，我陆续访问了澳门地区、新加坡、迪拜等小型开放经济体，就这些经济体获得成功的共性与独特之处进行了一番比较，有了不少心得。在本文中，我想谈谈迪拜之行的感怀。

迪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颗明珠，是阿拉伯地区的金融中心与开放门户，也是该地区的文化旅游中心与航空港。事实上，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迪拜也一度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最后依靠兄弟酋长国阿布扎比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才得以摆脱危机。我至今还记得几年前《欲望都市》电影版的开场白：“迪拜已经成为过去，阿布扎比才是未来。”

然而，迪拜已经成功地从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曾经作为危机源头的迪拜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回到了危机前的高点。不但房价与租金高企，而且城市内四处可见密集的塔吊，这说明房地产投资再度活跃。与发达国家股市走势一致，迪拜股票市场目前也同样火爆异常。

世人多把阿拉伯世界的繁华归结于石油出口，有人甚至认为仅仅靠石油出口带来的经济繁荣是“荷兰病”，是无法持续的一场春梦。然而，迪拜属于一个异类。迪拜的石油资源已经开发殆尽，不像其兄弟阿布扎比目前还坐拥巨额石油储备。如果说迪拜城市的早期繁华是拜黑金所赐，那么迪拜过去一二十年以来的欣欣向荣，就不能再用石油出口收入来解释了。

那么，迪拜为何能脱颖而出呢？

首先，迪拜以全面开放之精神，成为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并一举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全球其他地区沟通的金融枢纽，借此沉淀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在宗教文化方面有独特信仰，社会结构相对保守。但迪拜却一反常态地采取了开放姿态。迪拜的阿拉伯妇女出门不必穿戴黑纱，迪拜的很多宾馆与餐馆都出售酒精饮料。尽管这在全球其他地方来看不足为怪，但在阿拉伯地区已经属于相当开放。迪拜的外国人数量已经远远超过本国人数量，这里非洲人、南亚人、华人的比例都相当高。

作为全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迪拜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且迪拜当地金融机构给出的薪酬待遇已经充分国际化，这就使得迪拜能够吸引一大批国际金融人才加盟。迪拜既发展国际化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同时也是伊斯兰金融的汇聚之地，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得迪拜成为阿拉伯世界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完美接口。

其次，迪拜将旅游地产发展得淋漓尽致，并且把房地产行业与旅游业高度无缝地整合在一起，使之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世人一提迪拜，第一印象往往是全球最高的哈利法塔、全球第一家七星级帆船酒店、著名的填海人工岛棕榈岛等。这些都是迪拜精心打造的地标性建筑。然而，迪拜的成功之处并不止于此，这些著名地标已经成为迪拜最热门的旅游景点，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收入与就业机会。例如，在全球最高建筑迪拜塔，坐电梯到顶层观光是如此地热门，以至于往往几天之内的门票都销售告罄。当然，如果你特别想当时就登塔的话，那么你可以花四倍的价钱买一张VIP票。又如，著名的帆船酒店不允许非住店客人进入。不过，如果你预订了价格不菲的帆船酒店内部的餐馆，那么你可以获得一次进入的机会。再如，像棕榈叶一样散布在阿拉伯海上的棕榈岛，早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为知名、价格也最昂贵的私人别墅区。

总之，迪拜政府在如下思路上做得非常成功：首先，用最高、最新、最奇特的建筑将房地产打造为迪拜的名片；其次，利用这些人造建筑的吸引力，大力发展迪拜的旅游业与旅游地产。一旦迪拜目前正在修建的第一家海下宾馆——亚特兰蒂斯宾馆——问世，估计又会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一场新的旅游旋风，而帆船酒店已经高得离谱的房价将会再度被刷新。迪拜在这方面，可谓做到了极致。

当然，迪拜在某些方面也并非无懈可击。从居住环境来看，迪拜夏天气温可以达到四五十摄氏度，不太适合人类居住。迪拜的空气质量也不算高，除了沙尘暴频繁，迅速膨胀的机动车数量也导致尾气污染显著上升。高企的房价与租金使得中低收入人群望而生畏，很高的收入分配差距使得社会阶层流动性下降等。总之，这是一个高度繁荣、高度极化、高度耗能的人造都市。但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迪拜的崛起也真的是中东地区的一大奇迹。

回顾迪拜的发展思路与历程，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新疆沿边经济带的开发开放问题。事实上，无论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还是民族宗教来看，迪拜与喀什颇有类似之处。那么，迪拜的发展经验能否供喀什参考借鉴呢？我认为，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喀什可以学习迪拜经验：第一，解决民族问题要靠开放与融合。目前喀什的汉族人占比已经显著下降，这不是一个积极迹象。因此，通过大力实施喀什的对外开放来制造新的商业机遇，通过新的机遇吸引各类人群流入，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当地人收入增强社会稳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第二，金融业与旅游业同样可以成为喀什的重点行业。通过利用喀什与中亚各国毗邻的优势，大力推动喀什的金融中心城市建设，积极实现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计价与结算，将喀什发展成为新疆地区与中亚各国的金融接口。喀什可以利用其沙漠绿洲与开放门户的优势，将环境治理、旅游地产与旅游业更好地结合起来。第三，喀什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新疆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以及中国政府大力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方面的政策优势，在城市规划、重点开展行业与管理思路方面推出更多的政策创新，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本文写作于2014年6月碎片化与供应链

2014年9月13日至16日，我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小镇Stein am Rhein参加了由瑞士施泰因（Stars）基金会主办的未来领袖研讨会（The Symposium for Lead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这个研讨会的目标是将各国商界、政界与学界的青年人聚集起来，研讨未来的全球重大趋势。Stars基金会的未来领袖研讨会每年召开两次，一次在Stein am Rhein，另一次在新加坡。明年上半年，Stars还会在成都与重庆举办一次实地考察。本次研讨会共有全球范围内的80余名青年人参加，年龄在35岁至45岁之间。参会者的职业分布大概为商界80%，政界与学界20%。参会者的地域分布似乎主要是欧洲与亚洲。

Stein am Rhein的英文直译为Stone on Rhein，即“莱茵河上的小石城”。这个小城距离苏黎世大约四五十公里，毗邻瑞士与德国边境，有上千年历史，一度是繁华的商贸中心。莱茵河穿城而过，两岸皆是静谧安详的田园风光。Stein am Rhein的最大特色，是小镇里四处都是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且建筑外围绘有各式各样色彩艳丽的壁画。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这些壁画愈发显得秀美绝伦。我的房间位于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木制小旅馆的顶层阁楼，窗下即是静水流深的莱茵河。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温暖的阳光正充盈着整个小阁楼，这真是一个让人心情平静、烦恼归零、适合思考的好地方。

与秀丽的风光相比，研讨会的内容也毫不逊色。让我们先来看看各议程的题目：“2030年的挑战与选择”“中国塑造未来”“全球化世界中相互竞争的价值观、体系与意识形态”“改变未来”“全球领导力”“全球化世界中的监管与服从”以及“动荡与转型中的世界”。正如Stars基金会的执行主席托尼·斯科勒伯格（Toni Schoenenberger）所言，Stars的宗旨乃是“预料到出乎意料之物”（Expect the Unex-pected），也即尽可能准确地提前辨认未来的重大趋势。研讨会的主要形式，则是邀请政商学界的知名人物进行主题演讲，之后与参会者进行深度互动。当然，穿插在研讨会间的为数众多的茶歇、鸡尾酒会与晚宴，则为参会者的沟通提供了大量机会。

在这次研讨会上做主题演讲的大佬很多，例如前任德国央行行长、现任瑞银集团（UBS）董事会主席阿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先生，新加坡GIC的集团主席林祥源先生，诺华集团总顾问费利克斯·伊拉特（Felix Ehrat）先生，日本国际合作银行CEO渡边博史先生，奥巴马总统前任白宫副幕僚长莫纳·萨芬（Mona Sut-phen）女士等。除业界大佬外，在研讨会上参加主题演讲的也有不少业界或跨界的新锐人物，例如下文我会重点介绍其观点的新加坡混合现实研究所（Hybrid Reality Institute）的所长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先生。

尽管会议讨论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受文章篇幅以及我的兴趣所限，我将重点介绍三位发言人的精彩演讲。

第一位是前任白宫副幕僚长萨芬女士，她发言的内容是未来10年、20年全球范围内的重大趋势。在她看来，未来有三大趋势值得注意，其中前两大趋势均与技术有关。第一大趋势是技术创新的黑暗面日益凸显。例如，最近日益猖獗的“伊斯兰国家组织”·（ISIS）灵活地运用诸如Fack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工具招募潜在的恐怖分子。又如，她担心在未来网络袭击（Cyber Attach）将成为恐怖主义的重要形式。第二大趋势是新能源革命。她披露的数据是，美国将在2020年超越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萨芬女士宣称，近年来美国国内能源行业的革命压低了全球能源价格，对本轮世界经济复苏功不可没。第三大趋势则是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例如，目前世界各国似乎已经对WTO等全球多边组织失去了信心，而是转为寻求双边或区域性质的合作，例如目前方兴未艾的TPP、TTIP与BIT谈判浪潮。有听众问能源日益自给的美国是否已经放弃了中东，而是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萨芬女士的回答很有技巧。她说美国并未放弃中东，事实是，过去美国将过多的精力与资源放在了中东，而目前美国不过是在重新配置全球力量而已。

第二位是新加坡混合现实研究所的卡纳先生。不夸张地说，他的演讲掀起了研讨会的一次高潮。他的主要观点非常有趣，即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原因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已经塑造了一个全球的供应链帝国（Supply Chain Empire），这甚至改变了传统的主权观念与地缘政治。例如，他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是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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