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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朱尔斯·埃文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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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试读：

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特别热衷于家居装饰。他不满足于布拉曼特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米开朗琪罗画的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又聘请了一位相对不太知名的画家——来自乌尔比诺的27岁的拉斐尔，让拉斐尔给他的梵蒂冈宫殿的私人图书馆绘制一系列巨型壁画。这些壁画将展现尤利乌斯图书馆中的主题：神学、法律、诗歌和哲学。今天，特别受到赞赏的是最后一幅壁画《雅典学院》。在这幅画中，拉斐尔画了一群古代哲学家，主要是古希腊的，但也有古罗马、古波斯和古中东地区的，他们聚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画中并没有把哲人们画成学者。可以肯定，画中间正在辩论的两个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手中拿着书。比较肯定的是，左前方在写方程的是毕达哥拉斯，悲伤地独自坐在那里的是赫拉克利特，坐在大理石台阶上的名声不太好的那位可能是犬儒派的第欧根尼。苏格拉底在后排，正在盘问一个年轻人，最左边微笑着、戴着花冠的可能是伊壁鸠鲁。显然，这是一群形态各异的哲学家，他们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激进的思想，其中许多都超出了天主教教条的范围。伊壁鸠鲁是一位唯物论者，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相信转世，赫拉克利特认为存在由火构成的宇宙智慧。但在这里，他们都在梵蒂冈宫殿的墙上喊叫着。《雅典学院》是我最喜欢的画之一。我喜欢它秩序和混乱之间的平衡，喜欢这些人都有着独特的性格，但他们的思想又有着根本的统一性。我喜欢画中央穿着鲜艳、飘逸的长袍，正在辩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一个向上指着上天，一个向下指着街道。我喜欢它的都市背景，不清楚那是一座庙宇、一个市场，还是某个理想城市的拱廊。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加入谈话，平凡与崇高紧密结合。在看这幅画时，我心想：加入那样的对话会怎样？在雅典学院中学习，聆听那些伟大老师的教诲，“大胆地跟他们说话”会是怎样？他们对我们的时代会说些什么？

本书是我梦想中的学校、我的理想课程，我努力把它设计成拥有雅典学院的全日通行证会有的经历。我把12位古代最伟大的老师聚在一起，向我们传授现代教育缺失的内容：如何控制我们的感情、如何应对我们的社会，以及如何生活。他们教给我们励志的艺术（西塞罗写道，哲学教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医生”），但那是最好的励志，不是狭隘地只关注个人，而是扩展我们的心灵，把我们跟社会、科学、文化和宇宙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不是规范性的——老师之间意见不一（实际上，他们当中有些人非常看不惯对方），本书提出的不是一套而是好几套哲学。但，就像在拉斐尔的画作中那样，在多样性背后有着统一性：所有的老师都对人类的理性以及哲学改善我们的生活的能力感到乐观。

在早上点名时，学院的校长苏格拉底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发言。之后，白天的课程分成4节。早上，斯多葛派将教我们如何成为高尚的战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将遇到的许多当代斯多葛派人士都是士兵）。在午餐时，伊壁鸠鲁将传授我们享受当下的艺术。在晌午的神秘主义和怀疑论课上，我们思考我们个人的哲学跟我们的宇宙观和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关系。在最后一节的政治课上，我们思考我们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古代哲学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之后，苏格拉底主持毕业典礼，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死亡的艺术”的课程。如果你还想深入地探究，我的网站www.philosophyforlife.org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上面有对你在本书中遇到的一些人的视频和文字采访，以及“全球哲学地图”，显示你附近的哲学小组（如果你自己建立了哲学小组，请告诉我，我会加到地图上去）。当然，还有这些哲学家本人的精彩著作，大部分都能在网络上找到免费的。

我希望重建你在拉斐尔的画上看到的开放与热闹，那种人人都可以加入的热烈的街头辩论。今天，许多人都在重新发现古人，用他们的思想让自己过上更美好、更富裕、更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将再次加入拉斐尔精美描绘的气氛热烈的谈话。我们大胆地跟古人对话。他们仁慈地回答我们。01　哲学：幸福生活的起点“嗯……呃……你……感觉如何？你……还好吗？”

尴尬得令人难以忍受。

那是1996年，我上大学一年级。我本科的学习进展得很顺利，我的导师对我的论文很满意。但我的情绪好像突然陷入了混乱。毫无来由地，我突然变得恐慌、情绪波动不定、抑郁和焦虑。我的生活成了一团糟，而且我完全不知道原因。“我很好，谢谢你，老师。”“那就好。”

有人打电话给系主任，让他来调查我怎么了。这是因为我在情绪波动期间，信用卡超过了透支的额度。银行联系了我所在的学院，对我们的系主任、一位很受尊重的英国诗歌专家发出了警告，但并非直接的严重警告。“你没在赌博对吧？也没吸毒？”

我都没有。但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曾经大肆吸毒。我在想，是不是那样做把我搞得一团糟？我出生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直到最近还很幸福。但我目睹了几个朋友神经错乱，有几个最终进了精神病院，现在我的精神健康也崩溃了。是不是吸毒破坏了我们的神经回路，导致我们陷入终生的情绪紊乱？或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神经质的青少年？我怎么才能搞清楚？“哦，我现在很好，先生，真的。对不起……”“那就好。”

然后是一阵沉默。“我很喜欢《高文爵士与绿骑士》。”我说。“那是一本好书，不是吗？”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逃出了情绪的黑暗洞穴，回到了无关个人的、学术性的更清爽的气氛中。

我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对此我心怀感激。我的英国文学学位给了我研究《高文爵士与绿骑士》等杰作的机会，去欣赏漂亮的写作。我知道我幸运地得到了这样的机会。但它没有教我如何理解和控制我的情绪，以及如何反思人生的目的。也许这对我们那些超额工作的老师来说提的要求太多了（他们毕竟不是治疗师），但我认为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应该向人们提供一些指导，不仅指导他们的就业，还要指导他们人生的顺境和逆境。《雅典学院》那幅画中描绘的老师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他们教学生如何改变他们的情绪，如何应对不幸，如何过上最好的生活。我多么希望我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遇到了这样的老师。相反，我发现大学更像是工厂：我们按时进去，交上我们的论文，按时离开，之后我们就得靠自己了，仿佛我们已经是有健全人格的、负责任的成年人。从体制上说，没人关心本科生的幸福或我们更广泛的性格养成。学生们也无法希望我们学习的东西真的能够用于我们的生活，更不用说变革社会了。学位只是为市场、为我们即将进入的工厂所做的准备，其规则都是我们改变不了的。

接下来读大学的3年时间里，我的课业很顺利，而我的情绪却越来越糟糕。恐慌像地震一样袭来，毁掉了我理解和控制自我的信心。我觉得我说不清内心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日益退入自己的外壳内，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反复无常的行为导致我的朋友跟我疏远，招致了别人的批评，这只会证实我既有的信念——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和不公的地方。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学的东西对此毫无帮助。文学和哲学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呢？我的大脑是一个神经化学机器，我弄坏了它，对此我毫无办法。但是，大学毕业后，我不得不把这个坏掉的设备连接到市场上的巨型金属机器上，并且维持着生命。我1999年毕业，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位，为了表示庆祝，我的神经系统崩溃了。

最后，2001年，在恐惧和困惑了5年之后，我被诊断患上了社交恐惧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我自己研究后发现，可以用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来治疗我的情绪紊乱。我找到一个社交焦虑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互助小组，他们每周在伦敦我家附近一个教堂的大厅里聚会。现场没有治疗师，我们按照其中一个小组从网上买的一个CBT课程做。我们按照讲义做练习，在康复过程中相互鼓励。对有些人来说，这样做很管用。比如我，一个月左右之后，我就没再遭遇恐慌，开始对我的理智应对狂暴情绪的能力变得更自信。康复的过程很漫长，不是说你越过一个边界之后，突然就好起来了，我仍在康复过程中。古代哲学与现代心理学

我第一次了解认知行为疗法时，其观念和技术对我来说好像很熟悉。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知道的那么点儿古希腊哲学。2007年，我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记者，我就开始调查认知行为疗法的起源。我去了纽约采访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认知行为治疗的阿尔伯特·艾利斯。他去世前，我对他做了最后一次采访，还给《泰晤士报》写了他的讣闻。我还采访了认知行为疗法的另一个创始人亚伦·贝克。随后5年里，我还采访了其他顶尖的认知心理学家。通过这些采访，我发现了古希腊哲学对认知行为治疗的直接影响。比如，阿尔伯特·艾利斯告诉我，斯多葛派哲人爱比克泰德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他们关于事物的意见困扰。”这句话启发了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它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我们经历了一个事件（A），接着去理解它（B），然后本着这种理解感受到一种情绪反应（C）。艾利斯追随斯多葛派，提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我们对事件（A）的想法或意见（B）而改变我们的情绪（C）。同样，亚伦·贝克对我说，他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时受到了启发，也“受到了斯多葛派哲人们的影响，他们说影响人们的是事件的含义而非事件本身。当艾利斯说出这番话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两位先驱——艾利斯和贝克——拿来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和技术，把它们置于西方心理治疗的核心。

根据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启发了它的苏格拉底哲学，引发我的社交恐惧症和抑郁的不是心理分析所说的受到压抑的性本能，也不是像精神病学所说的，是只能用药物纠正的神经紊乱，而是我的信念。我持有一些正在毒害我的有毒的信念和思维习惯，比如“我永久地损害了自己”和“每个人都得赞同我，如果他们不赞同我，那就是灾难”。这些有毒的信念是我的情绪痛苦的核心。我的情绪随我的信念而来，我会在社交场合感到极其焦虑，在这些场合不顺利时我就会感到抑郁。这些信念是无意识的、未经省察的，但我可以学着去省察它们，把它们放在理性的阳光下，看看它们是否合理。我可以自问：“为什么人人都得赞同我？那现实吗？也许即使其他人不喜欢我，我也可以接受自己、喜欢自己。”现在这看上去都是显而易见的，但通过这种基本的自我质问，以及我的认知行为疗法小组的支持，我慢慢地从我本来有毒的、非理性的信念转向了更加理性、合理的信念。跟艾利斯的ABC情感模型吻合的是，我的情绪遵循我的新信念。慢慢地，我在社交场合的焦虑减轻了，也不那么抑郁了，更加自信、高兴了，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了。苏格拉底与日常生活的哲学

亚伦·贝克称这种省察你的无意识信念的技术为“苏格拉底式方法”，因为它受到了苏格拉底的直接启发。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中最伟大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在苏格拉底之前的一个世纪，也有人自称为哲学家，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但是他们要么以物质的宇宙为中心，要么发展出了非常精英主义的、反民主的人生哲学。生活于公元前469~前399年的苏格拉底是第一位坚决主张哲学应该对普通人的日常关切发言的哲学家。他本人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是一位石匠，母亲是一位助产士，并不是生来就拥有财富、官场人脉和优雅的外表，但他令他的社会为自己神魂颠倒，虽然那个时代并不缺少杰出人士。他一本书也没写过。他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一套传诸弟子的一以贯之的思想。与耶稣一样，我们只能通过他人的记述来了解他，尤其是他的弟子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述。当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说他是希腊最智慧的人时，他提出，那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知道得是多么少。但他也意识到其他人都知道得很少。他努力向他的雅典同胞传达的是——他视之为他的神圣使命——质问自己的习惯。他说，他认为“省察自己和他人”是“最高等级的善”，“每天都要讨论这种善”。他说，大部分人终生都是在梦游，从来没问过自己他们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们吸收了他们的父母的价值观和信念，或者他们的文化，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下来。但如果他们刚好吸收了错误的信念，他们就会“生病”。

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你的哲学（你如何理解世界，你认为生命中什么很重要）跟你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不同的信念导致不同的情感状态——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体现在不同的情绪疾病形式上。比如，我太在意他人的赞同（柏拉图说这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典型疾病），这种哲学导致我恐惧社交。借助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古代哲学，我把我无意识的价值观带至意识之中，省察它们，并裁定它们是不明智的。我改变了我的信念，这又改变了我的情绪和身体健康状况。我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得自我的社会。但是我不能责怪他人或我的文化，因为是我每天选择接受它们。苏格拉底宣称，“照料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哲学的教导——心理治疗的艺术，它源于古希腊人的“照料灵魂”。应该由我们来省察我们的灵魂，裁定哪些信念和价值观是合理的，哪些是有毒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我们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医术。照料灵魂的医术

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曾经写道：“我向你们保证，有一种治疗灵魂的医术。它是哲学，不需要像对身体的疾病那样，要到我们的身体以外去寻找它的救助方法。我们一定要使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和力量，去努力变得能够治疗自己。”这正是苏格拉底通过他的街头哲学想教给他的同胞的。他会跟他在城中散步时碰到的任何人开始谈话（雅典的居民并不多，所以大部分市民都相互认识），去发现那个人相信什么，重视什么，他们在生命中追求什么。当他的雅典同胞因为亵渎神灵而审判他时，他对他的同胞说：“我四处游逛，就是为了说服你们当中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不要去在意你们的身体，或者你们的财富，而是要努力‘使灵魂达到最佳状态’。”他文雅、幽默、谦虚地引导人们去省察他们的人生哲学，把他们带到理性之光下。跟苏格拉底谈话是最普通、寻常的经历，但这些会彻底改变你。跟他谈话后，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突然之间你觉醒了。认知行为疗法努力重现这种“苏格拉底的方法”，教我们质问自己的艺术。在认知行为治疗过程中，你不只是躺在沙发上，独白你的童年，而是坐在那里，跟你的治疗师对话。他努力帮助你发现你无意识的信念，看看它们怎样决定了你的情绪，然后质疑那些信念，看看它们是否合理。你学着做自己的苏格拉底，所以，当负面情绪击倒你时，你问，我对它是否做出了智慧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合理的吗？我能做出更明智的反应吗？你余生中都会有这种苏格拉底般的能力相伴。

苏格拉底哲学核心的乐观信息是，我们有能力治愈自己。我们可以省察我们的信念，选择去改变它们，而这将改变我们的情绪。这种能力是内在于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向教士、心理分析师或药理学家下跪，去祈求救赎。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随笔作家蒙田说得很好，他说，苏格拉底“为人性做了一件大好事，指出它可以为自己做多少事情。我们都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富有，但我们学到的是要去借、去乞求……而自在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教条。苏格拉底教导我们，我们身上都有，他教了我们如何去找到它，如何使用它”。蒙田是对的：我们都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富有。但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身上的力量，所以我们总会去别处乞求。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这对我们的理性的评估是不是过于乐观了？它对我们要求的是不是太多了？一些现代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会对苏格拉底的乐观主义提出异议，可能会斥之为愚昧的励志。首先，他们会质疑，我们是否能够认识自己。他们会指出，我们那些看上去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决定过程都是被我们的基因，或者我们的本能反应、认知偏见和我们所处的情境决定的。他们会指出人类理智的限度以及我们质问自己的情绪反应的能力很弱。有的会挑战这样的观念：人类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我们会提出，自己注定会反复犯同样的错误。实际上，有些科学家真的会挑战自由意志和意识观念，他们会说它们是神秘主义的迷信。我们是物质的存在，存在于一个物质的宇宙中，就像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我们受到物理法则的统治和决定。所以，如果你刚好天生具有强烈的抑郁、社交恐惧症或其他情绪紊乱的倾向，那你就很不幸，从概率上说你就会患上这些疾病。你应对这些紊乱的一个希望是，努力用其他物质来平衡它，要用物质手段来解决物质问题。你的意识和理性是没用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苏格拉底是对的。首先，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当我们改变对一个情境的看法时，我们的情绪也会改变。神经科学家称之为“认知——再评价”，他们把这一发现追溯到了古希腊哲学。他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对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有所控制，这使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情绪反应。

其次，认知行为疗法表明，在许多随机受控的实验中，人们能够挑战和克服哪怕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情绪错乱。研究者发现，16个星期的认知行为治疗课程帮助大约75%的病人从社交恐惧症中恢复，65%的人从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恢复，有高达80%的人从惊恐障碍中恢复（虽然认知行为治疗的康复率在强迫症患者中低于50%）。对于从轻微到中度的抑郁，认知行为治疗帮助大约60%的病人康复，这跟抗抑郁课程的效果差不多，但认知行为疗法课程之后的复发率要低于抗抑郁课程之后的复发率。这一证据表明，我们能够学会克服天生的思维和感受习惯。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经常对我们克服非理性认知偏见的能力很悲观，对于这一点他却很乐观。他对我说：“认知行为疗法显然表明，人们的情绪反应是可以再学习的。我们不停地学习和适应。”操练心灵的肌肉

神经科学家用一个词称呼这种人脑改变自己的杰出能力：可塑性（plasticity）。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们是可塑性的早期拥护者。用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话来说：“没有比人类的心理更好驯服的了。”他们知道，正如我们刚开始知道的，我们的道德品格有多少是由可以改变的习惯构成的：实际上，“伦理”一词即源自古希腊语中的ethos（习惯）一词。当代心理学家如丹尼尔·卡尼曼提出，我们拥有“双处理器”大脑，一个思维系统基本上是自动的、以习惯为基础的，另一个思维系统则能做出更加有意识的、理性的反思。意识——反思系统比自动的体系要慢一些，也要消耗更多能量，所以我们对它的使用要少得多。

如果哲学要改变我们，它需要跟这两个系统一起工作。古希腊哲学正是这样做的。它涉及一个双重过程：首先生成习惯性的意识，然后生成有意识的习惯。首先，我们把我们自动的信念通过苏格拉底式的省察带至意识中，以裁定它们是不是理性的。然后我们带着我们新的哲学洞见，重复它们，直到它们变成新的自动的习惯。哲学不仅是一个抽象思考过程，也是实践。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通过练习获得美德”，我们不能“在理论中避难，就像病人不能认真地听医生的话，却一点儿也不按照医生的话做”。哲学是一种训练，一套日常的精神和身体锻炼，会随着练习而变得更加容易。古希腊哲学家们经常用体操做比喻：就像反复练习会加强我们的肌肉一样，反复练习也会加强我们的“道德肌肉”。经过充分训练，我们自然就会在正确的情境中感到正确的情绪，并且采取正确的行动。我们的哲学变成了“第二天性”，我们达到了斯多葛派所说的“生命的良性流动”。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感受的自动习惯，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和勇气，还需要谦卑：没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世界观是错的。我们固守着我们的信念，哪怕它们麻痹了我们。认知行为疗法只对60%~70%的情绪紊乱患者有效，表明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你自己和改变你自己的能力不过是一种能力。古希腊人没有宣称人类生来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完美的理性存在。他们提出，人类实际上是严重的无意识、拙于思考的动物，一辈子都在梦游。但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我们的哲学练习，我们大多数人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选择更加明智的人生道路。我们用情绪方面的习惯去思考的能力本身也许是天生的、被环境决定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几乎总是会有一些空间，某种挑战我们不假思索的天性的能力。通过练习，几乎所有人都能变得更智慧、更幸福。这种有限的认识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可以彻底地把悲惨的人生变成相当令人满足的人生。哲学能拯救你的人生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真的能够改变人，给他们带来幸福，这种观念几百年来一直遭到嘲笑，甚至18世纪苏格兰思想家大卫·休谟也嘲笑它，休谟非常痛切地驳斥哲学的治疗能力。他也许是有意要煽动，他写道，大部分人“被阻挡在哲学的自命不凡和所谓的心灵医学之外……哲学帝国只覆盖了少部分人，对于这些人，它的权威是虚弱、有限的”。我要说，艾利斯和贝克证明休谟错了。他们已经证明，哲学，哪怕是它非常简化、基本的形式，都能帮助亿万普通人过上更幸福、更经过省察的生活。

然而，不可避免地，在把古代哲学变成16周的认知行为治疗课程时，认知治疗师不得不对它加以删减，缩小其范围，结果变成了简略的、工具形式的励志，只以个人的思维特点为中心，忽略了道德、文化和政治因素。我们即将遇到的古代哲学当然向我们提供了快捷、有用的治疗工具。但是它们比这更丰富。它们还提供了对社会的批判，以及关于社会应该如何运行的政治思想。它们还提供了各种关于神和人生的意义、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理论。自我拯救在古代的影响力和普遍性要远远大于现代，它把心理学跟道德、政治和宇宙联系了起来。它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短期的解决方案，练习一两个月之后就让位给了新的励志潮流，而是一种持久的生活方式。某种每天练习一直练上许多年的东西，激进地改变自我——也许还会改变社会。今天，许多人正在寻找一种生活哲学，他们在古代哲学家们那里找到了一种他们可以依托的东西。你在本书中遇到的每个人都被古代哲学改变了人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跟我一样说，古代哲学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士兵、宇航员、隐士、魔术师、帮派分子、家庭主妇、政治家、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发现，哲学真的很管用，哪怕是在最危险、最极端的情况下。把哲学带回街头“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种观念迥异于当代哲学的学术模式——学生们学到一套理论，然后检验这种理论。如我所说，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生活实践性更强。学生要全身心地练习它，不仅练习自己的智力。今天怎样实践这种哲学呢？一种做法是，努力把哲学带回街头，苏格拉底就是在街头实践它。1992年，年轻的法国学者马克·苏特（Marc Sautet）激怒了他的同行：他宣称哲学已经变得太体制化了，跟普通人的关切脱节了。他选择了一种替代方案，建立了哲学咖啡馆，每个周日的上午在巴黎的灯塔咖啡馆（Cafédes Pharos）聚会。谁都可以参加，在那一天投票决定讨论什么话题，然后一大群人一起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有时会有200人挤在咖啡馆里参加讨论）。这一运动借助互联网迅速传遍全球：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0个苏格拉底咖啡馆。

其他大众哲学运动紧随苏特而起。2000年，在利物浦，三个利物浦工人发起了“酒馆哲学”运动，现在英国有30个哲学酒馆，仅默西塞德郡就有14个，使利物浦无可争议地成为大众哲学之都。有一个哲学酒馆的创办人罗布·刘易斯对我说，他失业时上了一门哲学课，那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说：“学习哲学帮助我克服了我们很多人有时会感到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源自我们身处的社会想评判你，看你配得到多少机会。”从一开始，哲学酒馆的理念就是把哲学带出学院，超出罗布所说的“饶舌阶级”，把它的力量带给工人阶级。一个叫保罗·杜兰的创办人告诉我：“我希望10年后，走进英国任何一家酒馆，问他们的哲学俱乐部在一周中的哪一天聚会，都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行为。”

这些大众哲学组织通常具有一些反学院精神。比如，2008年，备受欢迎的哲学家阿兰·德波顿成立了一个叫人生学校（School of Life）的组织，希望把哲学从学院死板的机构垄断中解放出来。他抱怨说，学院哲学不再教人们如何去生活，“奥普拉·温弗瑞比牛津的人文教授问的正确问题都多”。我对这种观点很有共鸣。我记得我问过一位斯多葛派的专家，他是否曾经把它用于自己的生活。他回答说：“天哪，从来没有。幸好我的生活从没变得那么糟。”他好像把古代哲学看作一个布满灰尘的遗迹博物馆。但其他学者不太驳斥古代哲学在当代的用处，比如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朗格（A.A.Long）、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我帮助运作的哲学小组伦敦哲学俱乐部，我们已经邀请了许多学院派哲学家主讲，他们空出时间，免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街头哲学和学院哲学并非死对头——他们相互需要。没有学院哲学，街头哲学就会变得语无伦次；没有街头哲学，学院哲学就会变得无关紧要。那些新兴的哲学群体

人生学校、哲学酒馆和伦敦哲学俱乐部都没有要求他们的成员遵循某种哲学或道德生活方式。它们是自由的论坛，陌生人可以在那里会面、讨论各种哲学，而不需要忠于某一种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跟苏格拉底的后裔如犬儒学派、柏拉图主义者、斯多葛派或伊壁鸠鲁创建的哲学学派不同。如我们将看到的，那些古代学派更像是宗教派别，其成员要效忠于某种特定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兴起的新的哲学群体更接近于古代的模式。比如，我们会遇到新斯多葛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斯多葛派组织。我们会遇到“幸福行动”（Action for Happiness），这一运动致力于传播理性快乐主义。我们会去拜访像古代的犬儒主义者一样在伦敦的人行道上扎营的无政府主义者群体。我们会遇到经济科学学校（School of Economic Science），一个有着大约两万名追随者的柏拉图主义群体。我们会遇到地标论坛（Landmark Forum），他们声称已经用他们富有冲击力的苏格拉底哲学培训了100多万人。我们还会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一个怀疑论者的全球聚会，这是一个拥有几百万成员的群众运动。这些哲学群体中的一些替代了传统宗教的敌手。这当然对历史性的重建提出了挑战：自从于2000多年前成立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传统，所以现代的追随者需要努力把碎片拼贴起来，建设新的传统。这也提出了组织方面的挑战。这些群体真的在不变成教派的情况下取代传统宗教吗？能找到一种幸福生活的模型吗？

古代的哲学治疗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成分。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信念会令我们生病，或者帮助我们成长。我们从自己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体系获得了许多信念，所以见习哲学家都要决定，要跟他们的社会保持什么样的关系。老师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比如，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宣称，他们内心独立于他们的文化中有害的价值观，但不会努力去传播福音或改变他人。对于普通人对哲学的兴趣和改变的欲望，他们是很悲观的。伊壁鸠鲁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哲学的影响持有类似的悲观主义者观点，从社会撤退到哲学群体。但是有些老师认为哲学很有希望，认为它真的可以变革社会。我们最后的一节课是关于政治的，将会考察第欧根尼、柏拉图、普鲁塔克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探索人们如何正在把他们的政治观带到今天的现实中。

自从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应该让人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善”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就坚决反对可以让整个社会都只信奉关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哲学或宗教的观念。战后的两头自由主义哲学的雄狮——卡尔·波普爵士和以赛亚·伯林爵士都警告说，寻找某一种幸福生活的公式是“形而上学的妄想”。整个国家不再会赞同同一个幸福的模型，所以政府把一种哲学强加给公民的任何企图都必然会成为强迫和专制。伯林坚持认为，政府应当保护其公民的“消极自由”——他们免于干涉的自由，同时让他们自己去追求他们的“积极自由”，以及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精神实现（spiritual fulfilment）的模式。国家积极推进的幸福政治

但是，在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初，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感到，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使我们变得原子化、孤立化，缺乏共同利益感。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公民的精神成长，这种观点又成了西方思想的主流。实际上，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压倒性的共识。是什么让政策制定者突然间获得了信心，认为政府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认知行为治疗获得的成功。亚伦·贝克和阿尔伯特·艾利斯似乎已经证明，从科学上说，可以教会人们去克服情绪和行为紊乱。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伦·贝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学生马丁·塞利格曼提出，心理学应该不仅帮助人们克服情绪紊乱，还要帮助他们成长，过上最好的生活。他把他的新领域称为“积极心理学”。就像贝克和艾利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启发那样，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探索了古代西方和东方哲学的理论和技术，然后用实验加以检测，看哪些真的管用。积极心理学的“美德总监”克里斯托弗·彼得森戏言：“亚里士多德从来没获得过7点量表带来的好[1]处。”通过融合古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希望建立一个客观的“成长科学”，然后把这种科学带到西方政治的核心。塞利格曼说，请想象一下，如果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教他们的公民和雇员幸福的科学——就像美第奇家族把柏拉图哲学传到佛罗伦萨。这不是很美妙吗？

塞利格曼把这场新的运动称为“幸福的政治”，它已经非常成功，吸引了政治和金融方面的支持。比如在英国，政府同意花5亿多英镑，训练6000名新的认知治疗师，为国民提供认知行为治疗。英国学校的大部分孩子现在在上一个全国性课程，叫“社交与情绪学习”，教他们如何提高情商，包括取自认知行为治疗的技术。在美国，每一名士兵都要上“适应思维”课，它是由马丁·塞利格曼及其团队设计，并于2010年年底开始推出的，力求减少军队中创伤后压力失调和自杀的发生。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项目的核心是取自认知行为疗法和古代哲学的认知技术。在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2011年12月向20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了一本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书，呼吁他们在2012年把幸福当作他们的首要政策目标。世界各国政府，包括法国、比利时、不丹、芬兰、奥地利、英国和德国，近年来都开始测算“国民幸福”，并提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公民的成长，就像亚里士多德坚持的那样。不自由的幸福政治的危险

这一运动的许多方面我是支持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大胆地扩大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范围。我自己就受到了认知行为治疗的大力帮助，如果上千万受到认知行为治疗帮助的人当中有人继续探索其古代哲学根源，那就更好了。我成长于新自由主义的贫瘠时代，也对古希腊的成长观和幸福观回到教室、工厂和政治的核心感到兴奋。但是，这一运动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速度和范围让我感到不安。新的幸福政治很容易就会变得不自由、强迫，如果科学家们和政策制定者辩称他们已经证明了某种幸福模型，因此不需要民主辩论或赞同。这有迅速从经验证据的“是”跳到道德和政治的“应该”的危险，最终变成关于人们必须如何思考、感受和生活的僵硬的、反自由的教条。

在我看来，这种危险在神经科学家山姆·哈里斯的新书《道德景观》中最为明显。哈里斯认为，道德唯一合理的基础是关切所有具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的幸福。他坚持认为，科学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幸福的事实，因此科学——唯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他的书引发了许多教士和哲学家的愤慨。他坚持认为科学能够也应该渗透至道德辩论，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古希腊人完全会同意：他们的哲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把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跟伦理学和政治结合了起来。任何可靠的道德规范都应该努力符合关于人性和宇宙本性的科学证据。比如，如果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认识不了也改变不了我们的思想或情绪，那对苏格拉底伦理学来说是坏消息。另一方面，如果来自认知行为疗法的科学证据表明，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性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和情绪，那对苏格拉底伦理学来说是好消息。直到这一步，哈里斯是对的。

接着，哈里斯大胆地跃入政治哲学。如果科学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幸福和道德的精确事实，那么它应该被用于指导国内和国际政治。我们应该用它去设计更好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设立一个普遍的道德框架，斟酌、衡量、评判所有人、所有社会的风俗和道德。哈里斯期盼有一天，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专家们可以照看我们，给我们的道德行为提供清晰、精确的指导。这种观点让我们想到以前赋予梵蒂冈的权力和权威，一个神学专家委员会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道德科学的指导下，照看着基督教世界，依照其中的规则发出道德评判。近来，它让人想起实证主义，即奥古斯特·孔德在19世纪发起的一种奇怪的哲学热潮。孔德说，他终于把古代哲学的智慧和天主教神学变成了一种铸铁科学，政府只需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科学专家委员会。实证主义早期的拥趸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危险。他警告说，如果这变成现实，会带来一个“社会对个人的专制，超越了古代哲学家中最严格的纪律信奉者的政治观念思考过的东西”。

但哈里斯的实证主义观点已经在成为现实。2010年底，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命令国家统计办公室（ONS）确定和测算国民幸福指数（无疑是一杯毒酒）。国家统计办公室建立了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立刻提出了一个政府官方对幸福的定义。这个委员会完全由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其中没有一个哲学家、艺术家和教士。对于应该如何定义幸福，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民主辩论，只是由国家统计办公室的官员在全国巡游，短暂停留，举行“全国对话”。国家统计办公室报告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许多参与了哲学活动的人说，对他们的幸福观来说，宗教很重要。但是很自然地，上帝没有进入国家统计办公室的科学幸福公式。科学怎么能测量一个人跟上帝的亲近程度？批评这一动议的人说，国家统计办公室测量的只是一个人的幸福感，这是纯粹功利主义或伊壁鸠鲁式的幸福定义。但是国家统计办公室坚持认为，它也测量了哲学意义上的幸福，古希腊人所说的“幸福”（eudaimonia），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用它指“道德幸福”。国家统计办公室说，它的问卷这样测量道德幸福：问他们“如果分值从1到10，你的生活有多少价值？”这本身是一个超现实的问题。它也许能让我们大致了解一个人对他的自我实现程度的估价，但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实际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如何对待别人，或他们的生活更广泛的影响和价值。我们真的认为一个简短的问卷就能测量一个人的生活的美德、意义、影响和价值，给他们一个数字，然后就把他们排到全球道德等级中去？这是把一般留给无所不知的神的技能归给了统计员。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一个有教养的人的特点，就是在每种事物中只寻求那种题材的本性许可的确切性。”自由是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

任何幸福哲学都涉及对一些大问题的价值观、信念和判断，比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上帝存在吗？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组织社会？关于这些问题，经验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实践道德判断，或者古希腊人所说的“智慧”（phronesis）。如苏格拉底所说，单独以及跟人一起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以及选择你自己的回答，是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不应该拒绝让人们参与这一过程，强迫他们融入一个专家设计、预制好的幸福模型。这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理性和选择——而它们都是人类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幸福科学家不应该把他们自己的道德假定藏在欺骗性的科学客观性后面。相反，对获得幸福的不同道德路径都应该被提出来并加以探索，以便人们做出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要找到古希腊的幸福观和尊重人们的提问权与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的自由、多元政治的恰当平衡。不然幸福政治很快就会变得具有侵略性、反自由、官僚主义，遭到人们深深的厌恶。我们可以把人们引向哲学之泉，但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思考。苏格拉底传统的四个步骤

我要在本书中说明的是，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提出的不是一个幸福的定义，而是好几个。我们在这所学校里将要遇到的方法都是我所说的苏格拉底传统的分支。它们都遵循这三个苏格拉底式步骤：

一、人类能够认知自己。我们都用理性去省察我们无意识的信念和价值观。

二、人类能够改变自己。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改变我们的信念。这会改变我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循着我们的信念。

三、人类能有意识地培养新的思维、感受和行动习惯。

这三个步骤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思想。这些步骤拥有充分的证据基础，它们展现的是思维技巧，而非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因此我认为政府在中学、大学、心理诊所、军队等地方教授这些技巧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将遇到的这些哲学还有第四个步骤：

四、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来遵循，我们就能过上更加美满的生活。

当你试图决定什么才是美满的生活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到这里，价值观、道德和实践理性就进来了。前三步教你如何驾驭你的心灵。第四步告诉你驾驭着它去哪里。我们系里所有的哲学家都迈出了第四步，但是是迈向不同的方向。他们对良好社会有不同的观念。他们对生活的目的也有不同的观念——有的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跟上帝结合，有的则怀疑上帝的存在或跟人类生活有任何关系。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同意前三步），但对于第四步他们有着根本差异。也许，古代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美好生活的共同观念和技巧。也许它甚至能提供一个信仰者和无信仰者、科学与人文相会的地方。但总还是会有一些分歧。我认为我们将遇到的哲学没有哪一种是完美的，你永远也不能让所有人都遵从其中一种哲学。不丹国王经常被拿来当作整个国家都遵从一种幸福哲学的范本。但是，不丹是一个很小的、单一文化、半文盲、以农村为主、人口比伯明翰还少、由国王统治的国家。不丹政府给人民强加一种共同的幸福哲学（佛教），要比一个庞大的、世俗的、文化多元、自由的国家这样做更容易。因此，政府和公司都不应该试图向他们的成员强加一种幸福模式，而是要教授通往美好生活的不同道路，然后让人们自己做决定。问每种哲学三个问题

对于每一种我们将要遇到的哲学，我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可以从这种哲学中拿来什么励志技巧，用于我们的生活？第二，我们能把这种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吗？最后，这种哲学能成为一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基础吗？对每一种哲学，我采访了一些在生活中用这些哲学克服严重的问题、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人。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意识到，这些技术源于古代哲学，在许多例子中，被采访者有意识地赞同某一种古代哲学，并努力把它当作生活方式来遵循。他们都在践行哲学，在实践时都比我更认真。需要指出，刚开始，虽然哲学对我帮助很大，但我认为自己并非哲学家，而是一个对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如何应用古代思想感到好奇的记者。有鉴于此，我们该注意塞内加的这句话了：“没时间玩闹了。你被雇用为不快乐者的顾问。你已经许诺要帮助那些海难者、囚徒、病人、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头悬在毒斧之下的人。你的注意力溜到哪里去了？你在干些什么？”没错，塞内加，我们该上课了。上午的课开始于阿拉伯沙漠，朗达·科纳姆即将颠簸着降落在那里。

[1]7点量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中的一种，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于1932年在原有的总加量表基础上改进而成的。7点量表中的分数分别为非常不同意、很不同意、不同意、无意见、同意、很同意、非常同意7种。——编者注美德的战士02　做自己生命的舵手

1991年2月，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朗达·科纳姆是101轰炸机旅的一名航空军医，她受命去救援一位被击落的战斗机飞行员。她乘坐的直升机也被击落，以140英里的时速撞向阿拉伯沙漠，立刻导致8位机上人员中的5位丧生。科纳姆得以生还，但双臂都摔断了，膝盖的一条韧带撕裂了，肩上还中了一枚子弹。伊拉克士兵包围了坠毁的直升机，拉着科纳姆那条摔断了的胳膊把她拖了出来。他们把她和另一个机上人员特里·邓拉普中士放到了一辆货车上。货车沿着沙漠道路颠簸前进时，一个伊拉克士兵拉开了科纳姆的飞行服，强奸了她。她没法推开他，忍着不叫，但每次他撞到她那条断掉的胳膊时，她就忍不住大喊。最后，他丢开了她。邓拉普中士被绑在她旁边，没法救她。他小声说：“女士，你真坚强。”她说：“你以为呢，我该哭还是怎么样？”“对，我想你该哭。”“好，中士，”过了一会儿，科纳姆说，“我想我也该哭。”他们在伊拉克军队的一个院子里被关了8天。科纳姆这样说这一经历：“做战俘是对你整个生命的强奸。但是我在伊拉克的掩体和监狱里学到的是，那样的经历并不一定是毁灭性的，那取决于你。”

科纳姆对我说：“当你是一个战俘时，俘虏你的人几乎控制了你生活中的一切：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吃什么，如果你吃的话。我意识到，唯一留给我的、我可以控制的是我怎么想。对此我有绝对的控制，不会让你们把这个也拿走。我决定，好吧，以前的任务是救援战斗机飞行员，现在环境变了，我有了一个新的任务，熬过这段经历。”她真的生还了，而且没有泄露任何机密信息。她也没有觉得她因为这段经历而遭受了永久的创伤。她对一位采访者说：“人们以为你应该把遭到强奸视为一种比死亡更糟糕的命运。面对这两者之后，我可以告诉你，并非如此。被强奸并不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事情。”科纳姆显然具有充足的美国人所说的勇气、英国人所说的坚定沉着这种品质。这种态度是斯多葛派的核心，它并不意味着她隐藏或否认她的情绪，这是流行的对“坚忍”（stoic）一词的理解。她的情绪遵循她这样的认识：对自己的处境中她控制不了的部分感到恐慌是没有意义的，更加有意义的是关注她能够控制的东西。她认为，对于像我这样天生没有她那么坚强（tough）的人来说，可以学习这种适应（resilience）的态度。她对我说：“有些人天生很坚强，把问题当作要去克服的挑战。有些人甚至把不幸视为获胜的机会。我认识到我有这些技巧，而其他人没有。从那之后我认识到，令人坚强的思维习惯是可以教授的。”

科纳姆现在负责五角大楼2009年11月展开的一个耗资1.25亿美元的计划，名为“士兵综合健康课程”，其目标是教会在美军服役的110万名士兵学会适应。《美国心理学家》杂志说，这一课程是“历史上最大的深思熟虑的心理干预活动”，它是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发展出来的。塞利格曼的适应概念的基础是古希腊哲学最早提出来的、后来被认知行为疗法学取的观点，你可以教导人们，他们的信念和解释风格导致了他们的情绪反应，然后教他们如何用苏格拉底的方法驳斥他们非理性的信念，必要时用更加哲学化的观点来取代它们。这一目标，用该课程宣传视频中的话来说，就是教美军士兵如何“在你的情绪控制你之前控制你的情绪”。换言之，美军在使用雅典人、斯巴达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在西方文明的黄昏用来鼓励其精疲力竭的士兵时使用的方法，努力培养一代具有适应能力的哲学家兼战士。一切真的取决于你的想法吗？

对于这种疗法，有一个很明显的异议：情绪紊乱真的总是你的信念的错吗？有时它们并不是由你的信念引起的，而是由你所处的糟糕的状况引起的。过于狭隘地关注一个人的思维可能会忽视正在伤害他们的环境压力。在伊拉克服役的英国士兵只有3%的人被发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不像美军那样达到17%左右，这不一定是因为美军士兵的适应能力不那么强，也可能是因为美军参加了一些最艰苦的战斗，服役时间是英国盟军的两倍。然而，即使是在伊拉克战争那样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仍能对我们的处境有所控制：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它的反应。没人能拿走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这样熬过最糟糕的处境：只关注我们能控制的，不让自己因为当下控制不了的东西而发狂。科纳姆2010年对一群士兵说：“我这样应对我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不管是考试没通过还是生病、被击落，我会搞定我能搞定的，我不会抱怨我搞不定的。”科纳姆认为她自己并非斯多葛派，但她实践和传授的技巧正是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在公元2世纪描述过的，这位哲学家叫爱比克泰德。那位奴隶哲学家

爱比克泰德出生于一个可控制程度最小的环境中。他公元55年出生于希拉波利斯镇，现在属于土耳其，生下来就是一个奴隶。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获得的”。有些记录说他遭到了他第一个主人的殴打和折磨，他的腿严重受伤，这使他余生都是一个瘸子。无论如何，他确实又瘸又穷，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没有家人、没有自由。但他幸运地有了第二个开明的主人，叫赫马佛洛狄忒斯，这位主人允许爱比克泰德跟随那时最伟大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穆索尼乌斯·鲁弗斯（Musonius Rufus）学习。“斯多葛”（Stoic）一词源自Stoa Poikile，指的是雅典市场的角落里彩绘的石柱廊，最早的斯多葛派聚集在那里向任何愿意听的人教授他们的街头哲学，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自由人还是奴隶，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斯多葛主义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在苏格拉底去世一个世纪之后，那时古希腊的城邦被到处劫掠的帝国给征服了。这种哲学是一种应对混乱的手段：斯多葛派主张，如果你用你的理性去克服对外在环境的依附或者厌恶，你就可以在任何环境下保持泰然自若——哪怕你的国家已经被征服了，一个暴君正在把你放在刑架上折磨你（这是斯多葛派跟佛教类似的一个地方，我在附录中会深入考察）。他们关于内在自由和外在反抗的哲学于公元前1世纪传至罗马，罗马重要的政治家们喜欢上了它，把它用作共和派抵抗皇帝专制的哲学，这一运动史称“斯多葛抵抗”。就像绝地武士抵抗银河帝国一样，斯多葛反对派经常跟帝国政府发生冲突，遭到囚禁、流放或处死。

赫马佛洛狄忒斯最后解放了爱比克泰德，但爱比克泰德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决定，他本人也成了斯多葛派哲学家，导致他立刻成为帝国政府的目标。皇帝图密善公元94年从意大利放逐所有哲学家时，爱比克泰德遭到流放。他到了尼科波利斯，希腊西部一个繁华的镇子，在那里继续教学。他一直都没有交上好运，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据说哈德良皇帝到尼科波利斯时，跟这位老人做了交谈。哈德良的继承人、伟大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皇帝从爱比克泰德那里受到的影响超过其他所有思想家。因为他的学生阿利安上课时记的笔记，他的思想传到了现代：托马斯·杰斐逊、劳伦斯·斯特恩、马修·阿诺德、J·D·塞林格和汤姆·沃尔夫都在他们的作品和生活中使用了他的思想。他的《爱比克泰德谈话录》对于我克服情绪问题的帮助比其他哲学书都大。爱比克泰德的坚毅哲学

爱比克泰德援引他痛苦的生活，形成了他的适应哲学。作为一个奴隶，你随时都会遭到痛打、折磨，甚至被处死。作为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你也总是面临着被囚禁或处死的前景。那么，在这样不确定和受压迫的状态下，当他们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受到这样的妨碍时，一个斯多葛派怎样才能保持冷静和坚强呢？他们怎样才能希望一直做“他们的灵魂的队长”？爱比克泰德的回答是，不断地提醒他自己，他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在他的《手册》的第一页，我们读道：“有些事取决于你，别的事则不然。”爱比克泰德列了一个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事物的清单［Zone2（区域2）我补充了一些］：

我们控制不了的：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名声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老板

天气

经济

过去

将来

我们将要死去这一事实

当然，这个清单中的一些东西并非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身体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可以吃得很健康，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甚至可以去整容，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尽可能地完美。但说到底它仍然虚弱、无力、处于我们的控制之外，并且最终，虽然我们尽了全力，它仍将死掉。那么，我们能控制什么呢？爱比克泰德列了另一个清单［Zone1（区域1）］：

在我们控制之下的：

我们的信念

确实是这样。这也许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区域。但这个小窗口是人类自由、自律和独立自主的基础。爱比克泰德说，我们要学习向区域1“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发挥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的主权领域。在区域1，如果我们选择行使自己的主权，我们就是国王。我们总是能够选择去思考和相信什么。斯多葛派坚持认为，没人能够迫使我们去相信违背我们的意志的东西。没人能够给我们洗脑，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抵制的话。爱比克泰德说：“抢劫你的自由意志的人不存在。”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不拥有对区域2“外在事件”的全面主权。实际上，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只有很有限的控制。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不然我们就会生气、害怕，大部分时间过得很悲惨。这两种错误让我们受苦

爱比克泰德说，大量苦难源于我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试图向区域2中的某个外在的、不在我们控制范围内的东西行使全面主权。继而，当我们未能控制它时，我们感到无助、失控、愤怒、愧疚、焦虑或抑郁。第二，我们没有承担起对区域1“我们的思想和信念”的责任，而它们是我们能够控制的。相反，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归罪于外界，归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我们的老板，归罪于经济、环境、社会等级，最终我们又感到愤愤不平、无助，感觉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失控、被外在环境摆布。许多精神疾病和情绪紊乱都源于这两种致命的错误。

比如，一个有社交焦虑的人变得沉迷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们变得焦虑、偏执、愤怒和无助，全都是因为他们彻底地执迷于他人的看法——而这是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的。他们对区域2的高度关注是偏执、无助和疏离的原因。要想感到更能控制，他们需要学习更多地关注区域1，关注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态度。他们不能保证别人会喜欢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学习接受自己，哪怕别人接受不了。同样，一个抑郁的人会经常把他们的坏情绪归罪于外界因素。他们会指责过去，或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同事，或者经济、全球政治。他们总是丢掉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和感受的责任。这只会使他们感到更加无助、失控和抑郁。精神病学会2010年对英军驻伊拉克和阿富汗士兵精神健康的研究发现，军队中感情痛苦的主要原因不是作战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接到他们的妻子打来的电话。她们在电话中抱怨家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这些士兵完全无能为力的。失控和无力帮助自己爱人的感觉比塔利班的炸弹更挫败士气。但爱比克泰德说，通过提醒自己什么是我们能控制的、什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无助和绝望感。宁静祷文：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

下次你处于真正困难或压力很大的境地时，看看你周围的人如何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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