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公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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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文学的里程碑——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研讨会文集试读：
前言
公仲这是一次经历了30年的五湖四海、走南闯北、风雨兼程、艰辛跋涉后的胜利大会师；
这是一场笔耕了30年的呕心沥血、披肝沥胆、潜心创作、硕果累累的光荣的群英会；
这是一回积蓄了30年的文学经验、切磋交流、探寻研讨、立意创新的成功的大总结；
这是一座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极其珍贵、光彩夺目的历史的里程碑。
开幕式致辞和颁奖致辞
KAIMUSHI ZHICI HE BANJIANG ZHICI开幕式致辞
南昌大学校长 周创兵尊敬的张炯先生、雷达先生、姚亚平部长、少君先生、陈瑞琳女士，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朋友和专家学者齐聚赣江之滨、前湖之畔，共同见证新移民文学的繁荣发展，深入探讨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成就。在此，我谨代表南昌大学全体师生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朋友们，近年来，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南昌大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作为省部共建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我校目前拥有前湖、青山湖、东湖、鄱阳湖和抚州5个校区，占地面积8000余亩；具有文、理、工、医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开设了12个学科门类的113个本科专业，拥有8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5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各1个。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学术为上”的育人理念，树立“学生成才、学者成功、学校成名”的理想追求，坚持“师生幸福感、学校成就感、社会认同感”的价值导向。建校以来，南昌大学共培养了40多万优秀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南昌大学崇尚“学术立校、人才强校、依法治校”的办学理念，坚持“强学科、精管理、惠民生、兴实干”的发展思路，解放思想，凝聚共识，激发活力，深化改革，朝着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朋友们，文以载道，学可兴邦。习近平同志最近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中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海外新移民作家站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在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学经验、弘扬中华文化、繁荣华语文学、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南昌大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公仲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率先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尤其是在新移民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2004年，南昌大学举办了国内首届新移民作家笔会，成立了新移民作家笔会联络处，与广大新移民作家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友谊和联系。值此新移民作家笔会成立十周年之际，首届新移民文学研讨会又在南昌大学隆重举行。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必将大大推动新移民文学研究的发展，促进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建设，对推动南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乃至对推动我国文学事业大繁荣、大发展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朋友们，两千多年前，豫章故郡曾让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今天，洪都新府更添现代都市魅力，希望朋友们在开会之余，四处走走看看，用你们的生花妙笔为这片人文山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南昌大学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最后，祝各位朋友在南昌期间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与新移民文学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张 炯今天我们再次聚集在南昌大学研讨新移民文学并为众多作家颁奖，我首先向参加会议和将要获奖的作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同时也要向筹办这次盛会的公仲先生和南昌大学的师生以及赞助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世界华文文学如今已经遍及四大洋、五大洲。可以说，有华人移民的地方，就会有华文文学；而新移民文学的崛起是当代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在短短二三十年中，新移民中涌现了大批的作家，他们又处于年富力强的创作旺盛期，各种作品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并在大陆、台湾、香港都得过许多奖项。在大陆发表和出版后，有的作品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和张翎描写唐山地震的小说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他如黄运基、虹影、林湄、吕红、汪洋、李彦等的长篇小说，沙石等的短篇小说，刘荒田、少君、施雨等的散文和报告文学，陈瑞琳的评论等都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毫无疑问，一个难能可贵的文学创作高潮正在华人新移民中崛起，这是很值得人们加以深入研究的。
与20世纪60年代以白先勇、於梨华、从甦、陈若曦、聂华苓等大批台湾赴美留学生所创作的文学相比，这一次新移民文学无疑有自身的特点。白先勇等留学生的文学高潮多半写的是留学生生活，也夹有他们曾经身处大陆的记忆以及痛失昔日繁华的飘零感。而近年新一波创作高潮的特点则是新移民多来自中国大陆，除了有相当部分移民北美外，西欧、日本、东南亚、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也都涌现出数目不等的新移民作家。他们的创作题材远为广泛，风格与体裁也相当多样。既有如黄运基的《奔流》、张翎的《金山》、招思红的《金山人》等笔下华人到北美的奋斗史和旧金山许多华文作家笔下的草根生活的艰辛史，也有如周励笔下《北京人在纽约》所写的新移民的发家史和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的黄宗之、朱雪梅那样的夫妻作家。他们往往从跨国经验，比较中美两种民族文化及其撞击的火花，而更多作家却是从新的文化视角回顾和透视大陆城乡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生活和各种人物。不少作家像空中飞人在北美和中国两个大陆间飞来飞去，乃至多半时间住在北京写作并补充国内的新的生活。因而他们的作品虽不叫乡土文学，却又深深扎根于乡土，并因主体意识获得新的文化视角，而使自己的作品区别于国内的大陆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能熟练地运用双语写作，乃至先用英语写作，然后再写成华文。过去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这样，而哈金和严歌苓、虹影的一些小说也这样。哈金还荣获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因而新一代移民华文文学就获得广泛的传播范围，他们的大多作品往往先在中国大陆的大型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收获》等期刊发表，也在台湾、香港发表，当然也在移居地的华文报刊发表，然后又被各地出版社所出版。从而，他们的作品不但传播广，而且往往迅速获得广泛的知名度。这批新移民作家的崛起，还跟他们发起和加入的文学团体不无关系。像美国的旧金山华文作家协会，纽约和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华文作家协会以及施雨创办的文心社，后者会员居然达到两千多。这些文学社团和他们创办和出版的文学刊物，应该说对于帮助当地华人作家的成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旧金山黄运基创办的《北美华文文学》和吕红担任主编的《红杉林》。当然，新移民文学的崛起，跟这批作家自身的良好文化素质和出色的创作才华也分不开。否则，他们的许多作品就难以获得比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何况有些新移民作家在移民之前，在大陆就已经是著名的作家，如严歌苓。还有卢新华、查建英、王辛初等在移民前于国内都发表过作品。长篇小说《陪读夫人》的作者王周生本来就是上海的文学评论家。而陈浩泉在移民前本是香港的著名作家。特别让人高兴的是，新移民作家中还涌现了不少新秀，如法国的山飒、新加坡的张惠雯。
以上只是在我有限的阅读和接触范围中所产生的印象，远远不能概括新移民文学的全局。但于此也足见新移民文学在新世纪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所占的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我热烈祝贺新移民作家的成长和脱颖而出，因为，他们为世界华文文学增添了光彩。这次会议为许多移居北美优秀而杰出的作家颁奖，既是对他们文学贡献的一种承认和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有更多好作品的一种激励和期盼。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还年富力强，正处于创作的当红年纪，我深信他们还会有更多更优秀的作品问世，我也期待他们会有更多更杰出的作品问世。谢谢！
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奖获奖名单
杰出成就奖：严歌苓（美国）：小说成就。
张翎（加拿大）：小说成就。
虹影（英国）：小说成就。
刘荒田（美国）：散文成就。
陈河（加拿大）：小说成就。
陈谦（美国）：小说成就。
袁劲梅（美国）：小说成就。
沈宁（美国）：小说成就。
章平（比利时）：小说及诗歌成就。
陈瑞琳（美国）：散文及新移民文学评论成就。
突出贡献奖：
少 君 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创会会长，网络文学带头人。
施 雨 文心社总社社长，诗人、小说家，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于 疆 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名誉会长，曾获台湾联合报首奖。
吕 红 美华协会现任会长，《红杉林》主编，小说散文著作甚丰。
李 彦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英著作甚丰。
沙 石 美国华文作家，美华协会前会长。作者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孙 博 加拿大加中笔会前会长，作家，创作多种文学、影视作品。
林 湄 欧洲荷比卢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小说《天望》影响甚巨。
王性初 美国《中外论坛》总编辑，诗人、散文家。
陈浩泉 温哥华加拿大华裔作协会长，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优秀创作奖：
施 玮 美国华文作家，创作甚丰，影响深远。
曾晓文 加拿大华文作家，作品曾进入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
张惠雯 新加坡华文作家，“70后”后移民作家，多次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
黄宗之、朱雪梅 美国华文夫妻作家，已合作出版四部长篇小说。
洪 梅 美国华文作家，长篇《爱在海那边》影响很大。
胡仄佳 澳洲华文作家。曾获海外华文散文比赛一等奖。
薛海翔 美国华文作家，小说、影视作品著作甚丰。
宋晓亮 美国华文作家，创作多部长篇小说及散文作品。
余 曦 加拿大华文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秋 尘 美国华文作家，著有《逃亡列车》等多种小说。
融 融 美国华文作家，著有多部长篇情爱小说及生态散文作品。
刘加蓉 洛杉矶华文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等。
江 岚 美国华文作家，著有中长篇多部及散文作品。
谭绿屏 德国华文作家、艺术家，著名报刊专栏作家。
林 楠 加拿大华文作家、评论家，出版有散文集和评论集。
华 纯 日本华文作家，著有小说、散文作品，多次获奖。
王 威 纽约报刊主编，专栏作家，著述甚多。
苏 炜 美国耶鲁大学高级讲师，小说、散文作家。
张奥列 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记者、编辑。
王周生 小说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长篇小说《陪读夫人》《生死遗忘》等。
叶 周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小说、散文、评论作家。
山 飒 法国华文作家，《围棋少女》获龚古尔文学奖，今年又获《中国作家》中山华文华人文学奖。
荣誉奖：
卢新华査查建英 曹桂林 周励 陶然
首届中国新移民文学奖特约评委
张 炯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雷 达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王列耀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
陈骏涛 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施战军 《人民文学》社长、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公 仲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南昌大学教授。
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
XUEKE JIANSHE YU LILUN TANTAO鸟瞰当代海外新移民文学
［美国］陈瑞琳世界华文文学，正在地球上滚滚流动。其中一支令人瞩目的生力军，就是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新移民文学。
一、百年沧桑的历史长河
任何一个文学浪潮的兴起，都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我们鸟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时候，只要回首百年历史，就能听到那真切的历史钟声回响，看到那清晰可辨的血脉源流。
回望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正是借着“庚子赔款”后的滚滚留学浪潮，直接催生和影响整个现代文学的华丽局面。虽然在五四新文学之后，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但当我们回首现代文学史上的波澜壮阔时，所看到的正是海内外精神交融的内在动力，那些来自海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熏染无疑是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源头的重要支点。
历史是如此相似，内容又完全不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先是港台作家的涓涓细流悄然涌入大地，让文坛感到惊异，同时更有世界上各种流派的文学纷至沓来，遂造成80年代后现代文学的繁华局面。待进入90年代，在文坛充满焦躁痛苦之际，人们蓦然看到了悄生于海外的当代新移民文学。这批充满着勃然生机的新海外作家，在经历了草创发轫期的阵痛迷惘之后，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渴望跨文化的自由表达，在东西方的跨界洗礼后，如野火春风般吹回大地，带着独特的海外气息为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惊蛰的震撼与喜悦。
追溯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河，如果以北美为例，美华文学真正开创局面，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随着大量台湾学生的赴美留学，一大批留学生纷纷涌入文学创作领地，创造了北美华语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深刻地表达了漂泊异乡的“无根”痛苦，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美国华文文学中的作家构成，其成分主要是来自台湾留学生的话；那么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大陆赴美留学人数的增加，由来自大陆留学生及新移民而成为作家的人，已逐渐成为美华文学的重要组成。
这股新移民文学的力量，发端于20世纪的80年代，滥觞于90年代，成熟于本世纪初。他们犹如割断了母亲脐带的孩子，先有阵痛，尔后还有些营养不良，但是他们很快就成长起来，并且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对生命本体价值的探讨。
比诸上一代台湾留学生作家，大陆新移民作家在汹涌而来的美国文化面前显得更敏感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
海外新移民文学，一方面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另一方面则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地成长。它的可贵，首在解放心灵并卸下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这些作家，不仅仅是告别了“乡愁文学”的局限，更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眼界。
今天的新移民文学，既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也是一种新局面的开创。他们正在以自己卓越的努力，承担着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在全球开花结果的历史使命。
二、新移民文学的重大贡献
细数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先是有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等作品为代表的草创发轫期。90年代初期，以查建英、苏炜、阎真等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文学为先声，之后有严歌苓、张翎、虹影等的扛鼎之作诞生，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向纵深发展。到了21世纪初，无论是生活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觉醒与升华，海外新移民文学都开始具有了自己成熟的个性并出现其代表性作家。
辨析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思想浪潮，总结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学特质，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新移民文学”的异域书写，从早期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再到阎真的《白雪红尘》，同时还有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难》、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沈宁的《走向蓝天》、范迁的《错敲天堂门》、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浩然前行的勇气和探索。
进入21世纪之后，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则更多表现在情感生活的焦虑之中。如孙博的《茶花女》、李彦的《嫁得西风》、融融的《夫妻笔记》、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吕红的《美国情人》、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沙石的《玻璃房》、鲁鸣的《背道而驰》、瞎子的《无法悲伤》等。各种情感经历的苦乐悲欢，构成了当今海外情感小说的博大空间和人性张力。
2.站在海外的新角度，进行独特的中国书写
在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的同时，近年来，大量新移民作家开始回归“中国书写”并大放异彩。
如严歌苓，她不断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并推出了一部部震撼之作。人们不难发现，严歌苓的“中国书写”，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张翎，作为在北美文坛耕耘二十多年的资深作家，她的目光从未游离过故土，但她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作家。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唐山大地震》，写的是中国，表达的却是人类生命中至深至亲的疼痛，以及人性灵魂中所爆发的能量。
在海外作家的“中国书写”中，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可谓是经典之作。这个从川南重庆的江边走到伦敦泰晤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在《饥饿的女儿》里，通过对自己灵魂的思索来书写一个时代。她的作品中所充满的那种忏悔精神和洗涤精神，既是为她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时代。
除此三驾新移民文学阵营的凛凛“马车”，陈谦笔下对“文革”的叙述也令人称道。她不是正面强攻，而是巧妙地侧面袭击。陈河的长篇小说《布偶》则是另辟蹊径，揭开了历史神秘的一角。此外，王瑞芸的《姑父》、袁劲梅的《罗坎村》等等，都以其不动声色的“中国书写”表现出对历史记忆的深刻解读。2012年，一位年轻作家薛忆沩的五本新书问世，在时空的跳跃中将历史还原，并在历史的追诉与反思中展开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眺望。
三、海内海外的新世纪交响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坛正在出现“新世纪文学”的多重交响。传统作家与民间作家对峙，年轻一代与文坛宿将较量，市场文学与严肃文学并存，尤其是海内与海外的激励互补，共同创造着当代前所未有的多元性文学局面。
面对着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环境，当代华语作家的共同使命将是如何使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取得其应有地位。显然，中国的文坛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参照语境，同时更需要那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突破性力量。海外作家的优势就在于自由的心灵，海内作家的优势则在于母文化的丰盛土壤。如此看来，海内海外的作家就有了相互激励的条件，他们与本土文学的“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可谓是双向刺激、双向互补。
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他们一方面致力于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一方面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让华文文学的创作技巧与世界文坛的潮流接轨。如以哈金、严歌苓等人为代表的一种“自由”写作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移民文学的“离散”特性，无论是在心灵的洗礼上，还是在现实的挖掘上，或者是在人性深处的“抉心自食”上，都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风采。他们的努力，正在形成当代世界华文文坛上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线。
移民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迫在眉睫
［加拿大］林楠提要：随着新移民文学的崛起，与海外华文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相应的理论建树正在逐步成型。中国国内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了专业的学术期刊，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海外华文文学评奖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饶芃子、陈公仲等一批卓越的专家、教授、学者为之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其杰出的、渐成体系的论述，已成为新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理论驱动力和导航的灯塔。
然而，不能不看到另一种与此并行的现象，那就是将移民（包括新、老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的学科概念和文化命题裹在一起混说，导致理论认知上的模棱两可和实践操作上的偏移。
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汉字在异域书写的文学作品究竟发生了哪些本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亟待理论严肃注视的大问题。
关键词：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定义；理论储备
近年来，随着海外华文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海外作家队伍已基本形成阵容，新作、佳作频频，且引起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轰动，涌现了以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刘荒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以及陈瑞琳、徐学清、吴华等一批成绩卓著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蓊郁景观。
与之相应的理论建树，也逐步在成型。中国国内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创办了专业的学术期刊。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海外华文文学评奖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饶 子、公仲等一批卓越的专家、教授、学者为之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其杰出的、渐成体系的论述，已成为新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理论驱动力和导航的灯塔。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另一种与此并行的现象。那就是将移民（包括新、老移民）文学、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的学科概念和文化命题裹在一起混说，导致理论认知上的模棱两可和实践操作上的偏移。
就英语文学和其他语种文学而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今天世界华文文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语种文学之一。它涵盖中国内地、台港澳和东南亚、北美、西欧、澳洲等几大板块的华文文学，在全世界拥有十三亿的潜在读者。由于中国的日益强大、东亚华人社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不断走向全世界的华人对人类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加上世界华文文学本身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和文化信息以及各大洲人民对了解中华文学和文化需求的不断扩大，不难发现：世界华文文学具有蓬勃发展的广阔前景已是历史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加强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和交流，以期促进各地区华文文学的均衡发展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1]迫切的任务。”
不幸的是，很多时候，人们把张炯描述的这种众多人运用华文创作、众多人阅读华文作品的现象，笼统当作“华文文学”的繁荣景象来对待，并借此抹掉“华文文学”的特指含义，进而将不是华文文学的作品推进“华文文学”行列。最突出的佐证，或者说最令人不解的事件就是第二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的多个奖项被中国大陆作家夺走，这非常滑稽。
可按照张炯划定的疆界，谁又能说，大陆作家的作品不是华文文学？
问题的症结刚好就在这里！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恐怕是移民文学学科思想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摸索阶段，理论储备不够深厚，概念游移不定，学科定义不明确；已经明确了的并没有得到普及也没有以适当的形式加以界定确立。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新移民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含义做一番简要的梳理。
所谓“移民文学”，或者称“海外华文文学”“华侨文学”……笔者以为，通常是指在脱离了母文化环境之后，用华文书写以反映移民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作者是在以开放的文化目光观照其置身于异文化环境中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悟。尽管有时候在叙事方式、情感表达上还不能完全摆脱故土气息，但在生活画面的主架构、主色调、整体氛围与心灵秩序等方面已完全拥有了鲜活的异域格调。
著名作家张翎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彻：“……上帝把我放置在这块安静得几乎寂寞的土地上，是让我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了我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让我看见了一些[2]我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
作家有没有这种不同于以往的“站姿”与“视角”，关乎他的作品有没有、有多少移民文学的精神质感和东西方价值判断及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深层次意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在境外写中国”就不能算是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
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境内写海外故事，也不能看作是海外华文文学。
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有它独特的、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的美学神采—那种无处不在的鲜活的人物和场景，它的气场、它的心跳以及它那种内涵独特的奔突流湍的血脉。
由于对“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神韵的不解，时有含混不清的评论堂而皇之地出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发表在一家权威网站上的《评论家眼中的二○○九中国文坛》。一位评论界权威人士在文章中说：“……去年的海外华人创作格外引人注意，取得很大成绩。是他们的构思更精，心更沉静，汉语叙事能力更好，这是需要研究的。”浮泛的议论彰显出思想的苍白和理论储备的贫乏。
至于“世界华文文学”，是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统统涵盖的世界性文学概念。“世界华文文学”很多时候是对应英语文学与其他语种文学而言，这时候加上中国大陆主流文学在内是完全可以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著名诗人、编辑家、加拿大华文文学学会主任委员、世界日报《华章》主编痖弦先生在文学专版《华章》创刊辞中说：“……如果考察一下世界各国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像华人移民社会那样，当人数聚集到某种密度，写作人就开始活跃，并且很快组织起一个当地的华文文坛。过去我们习惯说两岸三地（中国大陆、台湾、港澳特区）是文坛的主力，现在这么说就不能涵盖世界华文文学的全貌，而应该是两岸多地、多岸多地的面貌。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全球各地的华文文坛加在一起，在一家亲、一盘棋的理念下，我们就有足够的条件为世界华文文学描绘一幅新的蓝图，集纳百[3]川，融合万汇，把华文文坛建设成世界最大的文坛，谁曰不宜？”
其实张炯与痖弦的观念有不少相通之处，只是由于指向不同，前者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后者则给华文写作人带去鼓舞。明确界定移民文学的学科概念并非易事，但这是必须首先要做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陈瑞琳很早就提出：“对新移民文学的概念、内涵、外延应该有所[4]限定。”
这件事真正做起来，又会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难。著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饶 子的主张颇有参考价值。她说：“每个学科都在边界上，不是消解学科的界限，否定学科在内涵上的特色和区别，而是说，各个学科虽然都有自己的对象、规范、模式和相对的学术空间。但这些都不是封闭的、恒定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彼此之间有各种各样相关的交叉点，完全可以在研究中进行‘间性’的对话。而我们在现实研究中，这些‘交叉空间’很容易被忽略，成了我们审视问题的‘盲点’。所以要通过‘对话’，关注、重视学科之间的‘间性’，拓展这些‘间性’领域，在两个和多个相关学科的交叉地带培育新的学术思路，提出新命题，建构新方法，寻找自己所属[5]学科建设的各种新超越。”
确立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定义，完全可以比照这个原则去做。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本土文学最本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汉字在异域书写的文学作品究竟发生了哪些延伸和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急需理论严肃注视的大问题。我们热切期待通过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推动，能把移民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列到议事日程上来，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转引自美国文心社网。
[2]《金山》后记。
[3]《世界日报·华章》发刊辞，2012年12月28日。
[4]《北美行》（美国）1998年第3期。
[5]《学科融通：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1期。（林楠，2000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温哥华。历任加拿大《神州时报》总编辑，加拿大大华笔会会长。现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副主任委员、《世界日报·华章》编委）
新移民小说的价值与地位
［澳大利亚］倪立秋摘要：本文尝试从认知、启发、交流和市场几个方面浅谈新移民小说的社会效应，引用赵毅衡、钱超英的观点并以卢新华的《紫禁女》为例来论及“新移民小说的文学价值尚存争议”这一客观现状；也尝试性地对新移民小说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作了总体预测：可能进入两国文学史，有望成为中国本土文学跃升的助推器。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社会效应；文学价值；历史地位；预测
一、社会效应已然显露
新移民小说自其诞生以来，已经产生了诸多的社会效应，有些效应的强大与迅猛，也许连作家本人都始料未及。
1.认知效应“东西方之间的鸿沟永远存在，不可逾越，从古至今几乎丝毫未[1]变。”东西方社会与文化差异之大，有目共睹。未出过国的人对国外的世界永远充满好奇，对出国的人在海外如何生活也充满了无限想象。对中国本土的读者而言，新移民小说所描述的海外经历，让他们看到了一种与中国本土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些作品就像一扇扇的窗户，开启了他们另一种视野，让他们能得以窥视其他种族、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并与自己现有的生活加以比较，进行对照与反思。这些新移民作家创作的作品就像一座座桥梁，把中国读者与他们不熟悉的异域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种桥梁作用在学术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尹晓煌在其《美国华裔文学史》一书中说：“在美国华人历史上，华语文学在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成为众多华人移民获悉有关美国社会信息的来源以及交流他们在美国生活经历的渠道。不懂英文的华人唯有通过华语文学来了解美国，即使对那些谙熟英文的华人移民而言，华语文学也是他们用以交流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之重要途[2]径。”这段话虽然主要讲的是美国华人社会，其实也适用于美国之外的华人社群，包括大中华本土地区。
对新移民小说的认知效应，陈瑞琳也作了概括：“回顾新移民文学的早期创作，面对着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涌现的作品多充满了对海外‘花花世界’亲历式的猎奇描写，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闭塞[3]已久的国人对了解外部世界的心理需求。”
这个认知效应还不仅仅限于中文和英文读者群，随着更多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种认知效应已扩大到全球读者群当中。虹影、严歌苓、高行健等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已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其认知效应之广大深远可想而知。
2.启发效应
新移民小说作品有不少都表现了主人公在海外的生存竞争中，进行人格自我重建与再造的过程。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怀抱梦想赤手空拳来到异国他乡，全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在海外立足、生存和发展。这类作品鼓励艰苦奋斗，建立独立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人格的重建与再造，对鼓励读者大众勇于突破现状、积极追求梦想、努力奋发向上，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像《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我的财富在澳洲》《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类新移民小说早期作品，主人公在海外艰苦奋斗、拼搏求存的生活经历与精神表现，对其他新移民和中国本土读者的启发和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相信这种启发效应也不仅仅限于中文和英文读者群，在其他语种的读者群当中这种启发效应也是存在的。
3.交流效应
很多新移民小说作品都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比如王小平的小说《刮痧》就是这样一部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作品。《刮痧》围绕给生病的孩子刮痧是否是对孩子的虐待这一焦点问题，展开了一个让生活在美国的男女主人公肝肠寸断、撕心裂肺，甚至面临家破人散局面的故事。情节冲突非常激烈，东西文化间的隔膜、冲突、震荡，随着故事的展开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由男主人公的美国上司及朋友桑兰亲自到中国体验刮痧这一传统中医疗法，并愿意出庭作证，才为男主人公洗脱罪名。一家人才得以化险为夷，摆脱困境。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碰撞，可以借男主人公许大同的父亲说的一句话做个具体形象地说明。他说：“刮痧这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在中国已经存在几千年了，怎么一到美国就说不清楚了呢？”其实说不清楚的何止是刮痧一种，现实社会中还有更多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在西方都是无法说清楚的。比如许大同为父顶罪，代替父亲承认是自己给孩子“刮痧”，对上司说“我打孩子是对你的尊重”等等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在上司桑兰那里是无法得到理解更不可能得到认同的。这就是文化冲突、文化隔膜、文化震荡。
表现东西文化冲突的小说，《刮痧》并非唯一。新移民从祖籍国出发，带着母族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文化特征和民族烙印，走进异域的全新生活与文化环境之中，必然会与这一全新的环境产生思想、观念、习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冲突。这种种冲突在引发读者对本族和他族文化作深入思考的同时，对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增加作品的吸引力、满足读者的阅读好奇、开阔读者的文化视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许大同的美国上司及朋友桑兰，亲自到中国体验刮痧这一传统中医疗法，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个实际的个案。
4.市场效应
在文学研究层面上来谈市场效应似乎有点不妥，但对新移民小说而言，市场效应却是在谈其社会效应时不得不正视的一个方面。
新移民文学已引起大中华文化圈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学者都在关注这一新兴的文学领域。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效应，是因为不少早期的新移民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这些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市场推出后在社会受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小说拍成电视后轰动一时，《少女小渔》《不见不散》《刮痧》等电影的问世更加引起人们对新移民的关注。电影、电视的介入使得新移民小说在中国本土市场热销，为电影公司、出版商和作者本人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少作者也因此一炮而红。而一些新移民作家也打铁趁热，正在改编或打算改编自己的小说，将其变成电影或电视剧推出市场。比如严歌苓在尝到《天浴》《少女小渔》改编成电影的甜头后，又再度与陈冲合作，准备将《扶桑》搬上银幕。虹影、张朴等也都曾表示过要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相信还有不少作家正在往这方面努力。本论文在与虹影有关的章节中，已提到她用一本书所获得的稿费在伦敦郊外买了一幢别墅，这件事也可用来作为注解新移民小说市场效应之大之好的一个很好注脚。
巨大的市场效应在吸引读者观众眼球的同时，也吸引了学术界研究者的眼球，学者们也纷纷关注这一新的文学现象和创作群体，开始将这些移民海外的作家及其作品纳入研究视野。这也是市场与创作产生互动的一个极好范例。
二、文学价值存有争议
在新移民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由于部分作品类似回忆录、家史或个人在海外生活的“经历报道”，而且叙述的主观成分过多。它的虚夸、矫饰成分也往往引起读者和论者的訾议，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其文学价值不高，不愿将其视为文学作品，更不愿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赵毅衡就在其《新海外文学》一文中表达过类似看法，他认为这[4]些作品“不是说不能成为文学，而是原本就没有当作文学来写”。他在界定“新海外文学”这一概念时还指出：“新海外文学也不包括《中国人在纽约》《流浪澳洲》《落脚英伦》这类可称作‘经历报道’[5]的作品—这些原本就没有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这些话都可看作是赵毅衡对部分早期新移民小说作品的文学性或文学价值持怀疑态度和否定立场的证词，而持有类似看法和立场的读者、学者或评论家不只是赵毅衡一人。这说明新移民小说的文学价值在受众中还存有争议，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这在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却是正常现象。
类似赵毅衡的这些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确实如此。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新移民小说的一些早期作品从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主题的多义性和再造空间的宽广度等方面，离高水准文学作品的确存在一定的距离，有着“观感性、宣泄性、经验性、即席[6]性的特点”，某些作品在主题方面也存在着单一性的弱点。但是这些作家将新移民的打工、留学、经商等海外求生经历反映到作品当中，即使是家史或回忆录式的作品，作为新移民文学的早期阶段或准备时期的产物，这批作品的文学价值如果被完全否定，对它们也是有失公允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把事物发展的早期阶段与其成熟阶段相提并论，提出同等标准或要求，这不客观、不公平、也不科学。同样道理，早期的新移民小说在写作技巧、思想深度、文学价值等方面逊色于其后期作品，这是正常现象。毕竟这些作品的很多作者都是非专业作家，缺少专业的文学技巧和理论训练，也没有经过足够的写作实践练习，创作起点不能算高。但文学本身来源于生活，这些作者将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历以小说文本的形式反映出来，作为自己某一人生阶段的生活记录，并与读者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像美国华人作家李恩富的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1887）、李楚的自传体故事《一个华人洗衣工的生活》（1906）、刘裔昌的自传小说《父与子》（1943）、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华女阿五》（又译为《五闺女》）（1950）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家史、回忆录或个人“经历报道”式的作品，现在它们都已进入到美国华裔文学史当中，成为美国文学史的一部分。因此本论文认为这些早期的新移民小说仍然与其后期的作品一样，有着自身的文学价值，应该享有相应的文学地位。
学者钱超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想法，他说：“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新角度：海外华人文学写作观念和中国文学思潮[7]之间，究竟是如何牵连互动，而表现出异同？”对于这个问题，他当时并未直接做出回答，却值得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思考。其实，不管是新移民小说早期的作品，还是那些在成熟期诞生的作品，它们都会与中国本土文学产生牵连互动，在从中国本土文学中吸取营养的同时，也为中国本土文学注入新的营养元素。
那么新移民小说，乃至新移民文学的意义在哪儿？它与中国本土作家创作的当代文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学术界关注它的存在及演变，又有何现实意义？对于这些问题，钱超英给出了他的答案：“极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提供的文化启示：中国人（华人）将怎样面对一个流变的、多元的世界？他的身份、态度将怎样在一个‘荒诞’的、难以解释的时空中变幻？他们需要怎样的语言和想象策略帮助自己立足其间，并且创造出一些怎样的话题、话语和介于真实与虚妄之间的故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华人华文创作的血泪挣扎，直逼文学在人类社会之所以必须存在和能够存在的根本原理。反过来说，要认识和理解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的复杂意味，就必须从重建其文化生态、[8]还原其生命格局开始。”
这一看法是值得重视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地意识到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反思和突破性的建设性意义。对此，评论家陈瑞琳曾说过一段这样的话：
近20年的北美华文文学，带给人们的震撼首先是海外移民作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及自己的母体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战。加华作家中更以近年来蜚声文坛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显得声势凌厉而浩大。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并能够在自觉的双重突围中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寻找自己新的创作理想。纵观北美近20年来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先是由移植的痛苦，演绎出回归的渴望，再由离散的凌绝，走向反思的超越，这样一条清晰的精[9]神轨迹在加拿大的新移民作家群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实的体现。
这种反思行动就是新移民小说，乃至新移民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就是它与中国本土作家创作的当代文学之间存有的本质不同，就是二者之间所发生的牵连互动。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新移民作品，除了严歌苓的《扶桑》、鲁鸣的《背道而驰》等小说之外，比较典型的作品要数卢新华的长篇《紫禁女》。《紫禁女》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具有多义性，或许题意可以作这样几种理解：从紫禁城走出去的女儿，也可以理解为像封闭的紫禁城一样的女人。而“紫禁城”这个词读者也可作不同理解：第一，它是古老中国的象征。紫禁城是清朝旧皇宫的所在地，是皇城，象征皇权，代表古老的集权中国。第二，它是封闭式结构，四周是高大厚实坚固的城墙，在天赋皇权的重重把守下，无论进出都非易事，因此又可将紫禁城理解为是古老、幽闭、不开放的旧中国的象征物。
女主人公石玉就是一个从紫禁城（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走出去的女儿，或是一个像紫禁城一样封闭的女人。她是天生的石女，她的名字石玉和她的身份石女可看作是两个谐音词，她似乎宿命地拥有如紫禁城般的结构和命运，带着民族和国家的原罪，承受着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的、未知的却又是致命的古代刑罚。作者赋予她这种身体缺陷，似乎暗喻这个女人为她所代表的民族受罚的象征意蕴。当石玉知道这个残酷现实之后，她所承受的精神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并没有因此变得颓废放弃，也没有消极沉沦，而是想方设法努力打开自己，渴望享受做一个真正女人的生命之乐。她四处求医，忍受别人怪异的眼光和恶意的中伤，眼见国内医生无法帮助她实现愿望，她凭借自己出众的才貌争取到一个出国机会，到美国去进一步寻找机会打开自己。《紫禁女》这部小说有着太多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再造空间，石玉对打开自己的不懈努力，让人无法不联想到正在努力打开国门、不断改革开放、争取发展契机的现代中国；这位紫禁女身心满布的累累伤痕，不再只是代表人物个体的悲剧命运，而变成了全中国、全民族所集体遭受的命运悲剧的象征；她为打开自我所付出的种种代价、所经历的艰难跋涉，烛照出古老封闭的中华民族在走向自我解放、自我拯救、自我提升与发展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所承受的种种苦难，它“俨然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包括政治寓言、哲学寓言、文化[10]寓言”。
卢新华借这部作品表达对有着久远历史的古老中国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他比当代文坛上的反思文学作家所达到的高度还要高，看得还要远。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卢新华走出国门，走向西方，在国外对西方世界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悟之后，站在东西文化交叉点上，以跨文化的眼光，经过数十年的远距离观照、比较和思考，冒着思想上的风险，接受艺术上的挑战，以罕见的、打破禁忌的题材选择，创作出这部生命悲情和文化悲情意味都十分浓厚的杰出作品。这部作品是目前新移民作家在反思中国文化和时代命运方面达到的新高度，是对中国当代反思文学的超越。
而以新移民小说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化，“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东西方文化传统的突破，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自身母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清算，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语境中寻找新的文化[11]认同，从而确立新的移民文化的特殊身份”。陈瑞琳的这段话正是对《扶桑》《背道而驰》《紫禁女》这类作品的高度概括。
新移民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对外贡献域外社会，对内启示中国文坛；为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注入了崭新的异族文化因子，也把中国文学更快速、更直接、更猛烈、更有效地推向世界；它为汉语文学走向世界，为世界文学与文化走向多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上，移民不单单是生命的移植，也是文化的移植，而移民作家的创作活动又使之演化成了文学的移植。无论是用中文写作，还是用所在国的语言进行创作，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把中国文学、文化和所在国的文学、文化进行移出或移入的工作，这一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新移民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为双方注入了崭新的元素，促进了双方的进步与发展。
加强良性文学互动，促进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健康发展，是新移民作家们为世界文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寻找与重铸民族灵魂，回答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新移民作家们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所付出的重大努力。认识到新移民文学所暗示的是中国文化的变化，认识到新移民作家在为中华民族开拓新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他们的肯定。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寻找新移民小说的文学价值，应该会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与重要的发现。
三、历史地位尚待确立
目前，新移民小说还处在进行时态当中，要对其文学史地位加以确立尚为时过早，作家们正在努力写作，更多、更新、更好的作品还会不断推出，历史随时都会改写与刷新。目前或许可将新移民小说作如此定位：它是华人文学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作品属于华语文学范畴，华人作家创作了华语文学，正如英语作家创作了英语文学，华语文学与英语文学同属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在当今已是不容置疑、无可争议的事实。
但是，新移民作家及其作品将来的历史地位如何，除了仰赖作家们的努力和作品自身的质量之外，有些方向性的预测工作还是可提前做的。
1.可能进入两国文学史
移民作家的创作，由于其特殊的移民身份，以及他们所使用的非单一性的创作语言媒介，有可能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两国的文学史，即祖籍国和移居国的文学史中都有可能为他们的名字及作品留有一席之地。
林语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经在文学界和学术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离开中国后，他又以英语写作赢得美国英语读者的青睐，不光在英语阅读市场赢得巨大利益，也使他顺利进入美国文学史。因此中国人认为他是中国作家，而美国人认为他是美国作家，在他的祖籍国和移居国，林语堂都拥有大批的读者群。在早期移民文学作家中，他是极为成功的个案。
无独有偶，在早期移民作家中进入两国文学史的人，林语堂并非[12]唯一，还有张爱玲。《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专门有华裔文学一章，其中不光收录了林语堂，也有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于20世纪50年代离开中国，直到1995年去世，当中再也没有回过祖国大陆，她在美国生活了40余年，还找了一位美国作家做第二任丈夫。凭着她天生的文学才能，她不光跻身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行列，也在美国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
而在东南亚诸国文学史中出现过的作家作品，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的现象更是常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大量中国作家南迁至东南亚各国，在宣传抗日救国的同时继续其文学创作活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家的文学史上，都有中国作家南迁后的活动记录。光是出现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的中国现代作家就有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巴人）、杨骚、陈残云等[13]人，相信出现在其他东南亚诸国文学上的中国现代作家也不会少，因此海外华人作家同时出现在两国文学史中的现象并非罕见。
早期的移民作家中很多人都已去世，历史对他们的创作成就已有定评，而新移民作家大多数都很年轻，移居国外的时间尚不算长，创作活动还很活跃，有没有人会进入两国文学史？相信答案将会是肯定的。
新移民作家自身是有优势的：他们大都在国内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属精英文化阶层；多番努力，跨出国门，浪迹天涯，域外求存，眼界开阔，经历丰富，又享有得天独厚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滋养；一番拼搏之后，身份确认，经济稳定，写作已成纯粹的爱好，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理想的追求，作家们摆脱追逐名利的功利心态，进入纯文学创作的“自由王国”，有望攀上写作的新高峰。
新移民文学的优势还在于，作家们大都懂得多种语言，身处多元文化、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可以博采各种文化的精华来充实、丰富自己，很符合生物学上的“杂交”优势的说法。“我们站在两种文化[14]的边缘上，带着超越者的冷静，观看身旁的风云翻卷。”这就是新移民作家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创作上，就应该是推出更加清醒冷静、更富有哲思性的重量级作品。
新移民作家大胆探索与尝试双语文学，对多元文化的交流促进和比较文学的推广发展作出了崭新而又可喜的贡献。正由于其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新移民小说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一部分正在由边缘文学的地位开始走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引起越来越多读者和学者的关注，相信很快也会在移居国的文学中由少数民族文学融入主流文学当中。
新移民中那些在出国前就已取得不俗创作成就的作家，已经有人进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比如严歌苓、高行健、虹影、桑烨等原[15]本在国内就有不少作品的作家已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至于这些作家能否进入移居国的文学史当中，现在尚无法断言，还要假以时日，也还要看这些作家的创作活动在移居国读者和文学史家心中的接受程度如何。但目前可以作出预测的一点是，那些用移居国主流语言创作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进入主流文学的机会较高，因而进入主流文学史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大。如果他们同时用两种语言创作，作品在两种语言的读者群中都能被接受并产生较大的影响，那么他们同时进入两国文学则并非不可能。法农说过：“移民者创造历史。他的生活是[16]一个时代，是一首史诗。他是绝对的开始。”既然如此，移民作家同时进入两国文学史，也应该属于其所创造历史的一部分。
2.有望成为中国本土文学跃升的助推器
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曾经有过一次本质意义上的大跃升，那就是20世纪上半叶的五四新文学时期。这时期的文学不光在语言载体上从过去的文言文转变成了现代白话文，而且在文学观念、写作技巧、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都与传统中国文学有着巨大差异，产生了质的不同，这种明显的文学生态变化标志着中国文学由传统进入现代。
这次文学大跃升现象的发生，与许多现代作家出国留学有直接关系。一些被称作新文学旗手的作家们，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巴金等人，还有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闻一多、冰心、吴宓、卞之琳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和诗人，都曾经以留学生身份在欧美和东亚各国求学和工作过。有些作家在海外创作的一些作品还被列入到早期的移民文学范畴，他们的海外创作为华人移民文学拉开了序幕，带动了移民文学创作的兴起，为移民文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作家在回国之后，也将外国的一些文学观念、创作技法、表达方式带回国内，在广为宣传的同时，也亲身实践，虽在文学界与思想界引发了无数次思想和文学方面的论争，但这种论争局面也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造就了一个文学“战国”时代，并将中国新文学推向高速发展，步入第一个繁荣时期，迎来兴旺发达、硕果累累的新局面，铸就了五四新文学的辉煌，将他们称作中国新文学实现跃升的助推器应不为过。
新移民作家中大多数人当初也是以留学、移民等身份出国，目前已有不少人在国外漂泊多年后又转回国内，出现回流现象，如北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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