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马克·马佐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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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大陆：20世纪的欧洲试读：
前言
为什么当时宣称有权向其他大陆传播文明和行为规范的是欧洲各国，而非欧洲大陆整体？[1]——约瑟夫·罗特，1937
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它在很多方面又是崭新的。在震撼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着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历史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曾经，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最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种观念的出现，与1914年欧洲大陆旧秩序的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6 500万人，其中800万人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4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描绘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皇帝遭到流放，俄国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消除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贯穿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都没能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遍布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限于苏联；自由民主的危机随着另外一个独裁政府的出现而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期，国际联盟的崩溃使得德国的权力扩大，希特勒的政权看起来像是欧洲未来的代表。纳粹政权在全体公民中施行的种族福利政策违背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其宣扬的达尔文的优秀种族统治世界的理念则背离了民主观念中平等的原则；其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经济体的建议，打破了欧洲国家间平等协作、贸易自由的信条。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命运变化的速度令人吃惊。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纳粹主义的乌托邦达到了顶点，其后则迅速陨落。在其妄图主宰的历史面前，法西斯主义成为第一个被定性为失败的意识形态。
从长期看，其他的原因也佐证着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各帝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欧洲大陆内外达到了顶点，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残忍记忆，使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感到厌烦。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潮就已经开始衰退。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因为愤世嫉俗而消极避世，抑或因为感到厌倦而回归现实。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民主的价值——它为个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间。在1945年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焕发了生机，社会责任中的公共意识开始萌发。此时，民主面临的竞争来自东方的苏联，而非西方世界内部。苏联红军在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帝国梦之后，将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带到了东欧。
在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尽管冷战是意识形态层面斗争的最后阶段，但是至少在欧洲大陆上，冷战避免了真正的战争，这与之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截然不同。尽管危机一直存在，但是总体上讲，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存。尽管双方都以对方的最终灭亡为目标，但在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这一前提下，两种意识形态都接受了对方存在的权利。这两种体系都在为一场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战争而武装着自己，并且在公民福利、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这些问题上相互竞争着。两种体系最初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种体系证明了其能够适应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不仅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为从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纪元画上了句号。
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习惯于将自己勾勒的乌托邦作为历史的终结，无论是共产主义、全球民主化还是希特勒梦想的千年帝国，都拥有这一共性。它们同时印证着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所描绘的“历史只认同胜利一方的价值观”。人们从过去找寻现实，例如他们认为民主深深地根植于欧洲土壤，因为冷战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这一假设。今天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历史，相比于政治需要，这种历史更贴近现实，它将现实视为前人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中进行斗争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结束时，民主在欧洲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20年后却名存实亡。尽管1989年被视为民主对社会主义胜利的标志，但是之前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在战争中打败国家社会主义，这种胜利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民主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并非是一种必然，即便在今天，欧洲到底能够建立何种民主的范式依旧没有确定。简言之，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是从主流史学的夹缝入手，探求未被关注的线索，而非论述民主胜利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前进性。
意识形态并不能引领历史的发展，它仅仅是信仰和政治行为的一种载体。如果历史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规律发展，并不代表它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我们。受挫的共产主义曾经被描述为“短暂的幻象”，但是在“葬礼”上的演讲并不是历史性的分析。1945年之后，法西斯主义也被辩解为一种异常的政治状态：疯狂的独裁者蛊惑他的民众，进而将他们引向厄运。但是，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的创伤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疯狂的独裁者，欧洲在精神层面的创伤也不能仅仅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精神状态上溯源。无论效果如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为解决大众政治、工业化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而自由、民主也并非一个万能的答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过去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称为人类的遗产，进而不加选择地加以采纳，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将被时间淹没的已死的负担，诚如此，其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尽管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但是国家社会主义不仅符合德国，也符合整个欧洲历史的主流。苏维埃政权在改造这个欧洲大陆上因饱受战乱而异常贫穷的国家的过程中，尝试着建立起一个新型的低资产的社会，将这个因战乱而四分五裂的国家整合起来，并且由国家主导，在几年之内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这些尝试是一种全盘否定过去的改造方式。纳粹主义则没有显得如此激进，其国内形势更为稳定，并由此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纳粹主义带有革命感修辞的宣传下，掩饰的是德国一脉相承的理念和制度。这种以种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在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股潮流，这种体系仅仅受到了来自欧洲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微不足道的挑战。但是这个拥有坚实社会基础的国家却选择用武力推翻凡尔赛体系，即便是苏联也未曾采用这种方式。这不仅成了第三帝国在20世纪被视为对民主最大挑战的原因，也是欧洲民主观念内容发生变化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民主的观念按照纳粹宣扬的方式进行了实践。
我们也需要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20世纪，即相较于法西斯主义，我们应该给予共产主义更多的关注。马克思史学，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为代表，弱化了法西斯主义的地位，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才是主线。如果我不选择这种史学观念，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对民主的重要影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威胁更大，因此这种影响是直接体现的。从一个更为本质的角度讲，20世纪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即政治并非经济的附庸，我们应该从一个严谨的视角去审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非将这种分歧简单地视为不同阶级利益斗争的产物。换言之，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确切地讲，纳粹宣扬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因此经过种族净化的德意志帝国需要进行一场战争来证明这个假设；同时这个虚构的世界对欧洲民主也是一个潜在的噩梦：纳粹为自身冠以帝国主义的头衔，而将欧洲其他地区视为非洲。纳粹宣扬的这种新秩序在1945年之后被人们迅速遗忘。博洛尼亚的城市议会熔化掉了墨索里尼骑在马背上的青铜塑像，将其重铸为两位贵族出身的游击队员雕像；法国盛赞反抗维希政府的经历，而奥地利则无中生有地将自己宣传为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受害者，并建立了“为奥地利自由而奋斗”的反纳粹纪念碑。这些都是欧洲各国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故事，它们选择性地忽略了不美好的记忆，而将民主自由的胜利视为一种必然。
保证欧洲文明优势地位不受损害的代价，就是要不停地重新勾画思想上的边界。所谓的欧洲共同体完全忽视了欧洲大陆一半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前欧洲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西欧，东欧只能绝望地宣称自己位于欧洲的中心，来宣示自己脱离了野蛮。这种地域划分的习惯直到今天还存在于西欧人的观念中。一流的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波斯尼亚战争是“只有人类学家才能理解的原始的部落战争”，他们更倾向于将南斯拉夫划入野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范畴，而耻于与之并列于当代欧洲。即便是20世纪战争带来的惨痛经历，也没能改变欧洲人自欺欺人的心理。
我将个人对欧洲的地理观念定义为实用主义。本书的重心，是欧洲内部的事件和斗争，而非欧洲的国际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脱离欧洲海外帝国主义这一背景来研究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野心，也不能在冷战研究中忽视美国的存在。苏联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欧洲的关系若即若离。因此欧洲在实际边界的划分上具有弹性。东欧的历史不是西欧的分支，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亦不亚于斯堪的纳维亚。
像往常一样，我对欧洲地理划分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令关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边界的争论者以及那些组建欧洲共同体的信徒感到失望。但这与围绕着“欧洲”这一不明确概念的现状相吻合。法西斯主义，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欧化的意识形态，其信条不仅明确地反对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引领的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状况也未得到解决，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苏联西部的领地？这两种定义都难以反驳，亦难以令人信服。欧盟可能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趋势，抑或是欧洲自欺欺人的延续，但是目前这还无法证实。考虑到欧洲分化的历史及其不确定的现状，我们应该抛弃形而上的观念，放弃寻找一个不可知的欧洲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找寻欧洲本来的样子。
最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4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人们是否仍旧保留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在此我由衷感谢那些对本书提供帮助的学者。我同时感谢在英国大学的艰难岁月中，帮助过我的那些机构和个人。这本书是在苏塞克斯大学独特的氛围中写作而成的，我也要感谢欧洲研究学院的学生与同事们，以及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的团队，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克里斯托弗·索恩、阿拉斯代尔·史密斯、奈吉尔·卢埃林、罗德·凯德温、约翰·劳尔和帕特·塞恩。
同样感谢鲍勃·康纳、肯特·马利金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给予我开展这项研究的机会，以及伯格基金会（Annenberg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非常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项目和迪米特里，他们为我提供持续的帮助；感谢维也纳人文学科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Vienna）让我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这本书的撰写；感谢芭芭拉·波利蒂和瓦尔特的热情帮助。这本书的部分材料出自《代达罗斯、外交和治国方略》（Daedalus and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我在此感谢编辑们允许我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些材料。
德布在这本书的写作之外给予了我信心。她、尼科斯、戴维·莫泽尔、迈克尔·平诺克、吉安、帕特·塞恩、约翰·汤普森和约翰娜·韦伯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父亲的回忆录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彼得·曼德勒给予我珍贵的友谊，不仅限于学术方面。史蒂夫·科特金给我提供了很多前期的成果，并且让我利用它们。我衷心感谢这些人。这本书献给我最了不起的祖母鲁斯·谢弗以及我深深怀念的爷爷，弗鲁玛和马克斯。20世纪欧洲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
[1]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奥地利籍犹太裔小说家。——译者注第一章荒芜的天堂：民主的兴衰……这个时期，人们能够听到关于民主危机的各种言论，
甚至有人称之为民主的灾难。[1]——汉斯·凯尔森，1932自由？很多人对此一笑置之。民主？议会？几乎所有人
都在诟病议会制度……[2]——弗朗西斯科·尼蒂，1927
20世纪20年代的某一年，一个旨在废黜欧洲一切君主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被剥夺王冠的君主们试图重新寻求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宣称只有君主制能让欧洲文明在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缺乏信仰的美国工业化以及亚洲觉醒的民族主义的猛烈冲击下，保持完整。欧洲需要在灭亡和君主制之间做出选择。然而，君主们煽动性的言论并未激起波澜。迫于时代趋势，他们最终在印度洋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出乎君主们意料的是，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曾经臣民的视线中。君主制的衰亡由此拉开了序幕。
这是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在1927年出版的小说《被流放的君主们》（Kings in Exile）中的情节。然而，由“一战”所造成的体制上的变化同样充满戏剧性。在这个“资产阶级胜利”的时刻，旧制度被最终推翻——苏丹（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谓）、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文武官的称号）、君主和公爵的地位大大降低。在“一战”之前，欧洲只有3个共和国，而到了1918年年末，已经有13个国家成立了共和政体。一位法国评论员写道：“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克里孟梭（Clemenceau）、马萨里克（Masarky）、贝奈斯（Beneš）和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看来，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的下野和卡尔一世（Emperor Charles）的罢黜让他们想起了路易十六（Louis XVI），在这种意义上，1918年的欧洲是1792年的翻版。”
伴随着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始料未及的崩溃，在欧洲范围内，议会制度对君主制的胜利已经在巴黎和会上显现无疑。从波罗的海向下经过德国、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地带都成了民主政治的版图。这个范围内的国家都按照最新式的民主自由思想，成立了新的政府组织。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在其1921年出版的《现代民主》（Modern Democracies）一书中写道：“以民主为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已经被广泛接受。”
然而自由主义的胜利是短暂的。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颠覆”的幽灵，将它们的阴影投向欧洲大陆的西端。民主价值观的逐渐消失、政治的两极分化，将大多数欧洲国家推向内战的边缘。许多国家的统治阶层首先把自己标榜为反共产主义者，而后才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这一点在1919年匈牙利镇压贝拉·库恩（Béla Kun）领导的革[3]命政府，扶植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政权的事件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2年，意大利自由主义的精英们选择支持一个法西斯形式的政权；普里莫·德·里维拉（Primo de Rivera）在西班牙掌权；葡萄[4]牙共和国则屈从于萨拉查教授的独裁统治。波兰在1926年迅速脱离了议会制政府，进而经历了一段极度通货膨胀和政治混乱时期。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来袭，欧洲大陆的政府接连将政权交给右翼政府。这一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正如一位西班牙的评论员写道的：“审视当代欧洲大陆独裁政府的弊端，独裁者们如此轻易地取得权力，并平稳保有权力的状况令人感到震惊。”
到了20世纪30年代，议会制似乎重蹈着君主制的覆辙。苏联以西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抑或被迫下野，抑或处于守势，所有重要的政治争论都围绕着右翼政党展开。议会制只残存在欧洲北部的边缘地带。1934年一篇对欧洲反民主状况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需要勇敢地面对最黑暗的时刻，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获得社会和国际的安宁是一种幻想。”早在1925年，德国法学家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就论述了“欧洲民主的危机”，尤斯塔斯·珀西（Eustace Percy）在1931年论述道“民主正在经历着困境”，而H. G. 韦尔斯（H. G. Wells）则展望着“后民主”时代。西班牙外交官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Salvador de Madariaga）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疑惑道：“这是自由的终结吗？”威廉·拉培德（William Rappard）教授在日内瓦写道：“民主在现代世界取得胜利之后，又在不知不觉中爆发了危机。”
1940年夏天，当德国不断向欧洲进军的时候，曾经在1918年“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提议组建一个“大议会”的反自由主义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抛弃了流行的对议会制的法理学分析，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已经认识到1919—1920年间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潮流已经衰退，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强力政权。在茹弗内尔看来，议会制政府在欧洲面临着全面崩溃，总统制共和国、参议院这样的宪法概念，仅仅像是法律系勾勒出来的幻象。
今天，我们很难考察，民主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战争年代是如何被实践的，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民主适用于欧洲。尽管冷战的胜利可能会使我们认为民主深植于欧洲的土壤，但是历史却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尽管民主在1918年取得胜利，但是在20多年后实际上已经灭亡，因为它数量有限的信仰者过于理想化，过于雄心勃勃，使得民主的失败同这一时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民主重宪法权利而轻社会责任，民主似乎更适合19世纪的欧洲而非20世纪的。民主衰退这一趋势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了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充满生机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发现独裁统治——一种相较于民主更符合欧洲传统的政治秩序——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制定宪法
1908年一位居住在奥斯曼帝国萨洛尼卡的居民这样论述宪法：“宪法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物，它让不懂它的人显得像一头驴一样愚蠢。”19世纪时，立宪政体是中产阶级对政治改革的核心诉求，这一诉求在“一战”爆发前的时间内发展极快：其不仅在欧洲各帝国迅速蔓延，同时向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上的各君主国渗透。
随着协约国和美国在1918年取得了“一战”的胜利，要求立宪政体的呼声席卷了中欧和东欧。在德国战败、重新承认了被占领土的主权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立即进行了政治改革，并且借鉴了合乎本国国情的民主宪法。从奥匈帝国中独立出来的领土也经历了类似的变革。1918年11月，一部临时宪法宣称奥地利是一个“民主共和国”。1918年10月，捷克的民族主义领袖在巴黎宣布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他们宣称：“我们接受并将遵循现代民主的原则，因为民主是未来几个世纪国家的目标。我们遵从威尔逊总统创造的美国式民主的准则，即人类自由的原则——国家间的平等，以及政府应建立在统治者们协商一致的前提下。”1920年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通过了民主共和国宪法。[5]
当然，德国决定着民主在欧洲的未来，这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威廉二世被流放后，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成为德国的领袖。其任期内，在立宪主义者马克斯·巴登王子（Prince Max of Baden）的领导下，德国的政治体系迅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民主化改革。1919年1月，德国国民议会[6]在大选中产生；6个月后获得通过的宪法宣称“德意志联邦采用共和政体，共和国所有的权力源自人民”。受到布尔什维克案例的启发，同时设立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必须接受议会制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框架下，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准军事人员、土匪、激进的农民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们希望恢复已经崩溃的旧秩序；中产阶级的律师和政治家们希望在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这样的状况在这个战后欧洲中部的国家造成了混乱。瑞士籍法国学者米尔金-葛泽维奇（Mirkine-Guetzevitch）在其1929年出版的《新欧洲宪法》（Les Constitutions de l’Europe nouvelle）中，讨论了包括但泽自由市以及梵蒂冈、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等国宪法在内的20余个独立的案例。“一战”后的10年中，法理学家是方兴未艾的民主世界的“统[7]治者”。大学的法学教授，以及诸如德国的胡戈·普罗伊斯、奥地利的汉斯·凯尔森这样知名的法学专家，运用他们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在各自国家的宪法制定中实践着自己的理论。
他们从法国、美国、英国和瑞士这些民主政治已经成形的国家中寻找灵感，甚至经常照搬这些国家的模式。他们对这些模式的热衷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建立一个广泛有代表性的民主模式的程度。法学家们的做法反映了公共法的最新准则以及公共法与政治、社会间的关系。用当时一位著名评论家的话说，法学家的根本目的是把政治变成法律的附庸，将权力合法化，并且剔除权力中与法律不一致的、旧秩序下残存的不合理因素，将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从专业的宪法角度去考量。
除了法理学家，律师是另外一个需要对民主宪法崩溃负责的群体。他们曾经天真地、不切实际地追求“完美的法制”，而非政治的合理性。在战后的1918年，中欧呈现出一种极端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下，用法律取代政治的做法，更像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批评言论指责这个宏大甚至有些乌托邦式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在现实中运作。这些批评声忽视了影响“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政治稳定的其他因素：经济危机、社会动乱以及巴黎和会上不平等的政治安排。但是这些批评意识到了政治的重要性，以及战后的宪法安排是作为新生事物而存在的。
新的宪法过于强调民主性、国民性及共和政体。因此，1920年奥地利的宪法宣布“奥地利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立陶宛宪法在开篇就宣布“立陶宛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主权永驻于人民”。而诸如波兰、爱尔兰自由邦和希腊的宪法则宣称主权属于国家。塞尔维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斯洛文尼亚王国1921年的宪法规定“王国内所有的臣民只能拥有一个国籍”，捷克斯洛伐克也采取了几乎相同的措辞。魏玛政府通过“国家的自我意识存在于自我组织的民众”来宣扬类似的主张。
因为在19世纪，以贵族君主为代表的专制政体，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的政治命运则在和这种政体的斗争中循环往复。因此新宪法对行政权力表现出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权力都被集中在立法机构。新的宪法赋予新组建的议院委员会权力，来监督行政的运行；同时阐明政府需要在选举中产生，这是政府执政的基础。一些宪法明确规定，大臣的人选由议会提名，总理或总统没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议会的这种突出的地位，将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成为反对者们批评的主要对象。这些反对者根据新的民主思想提出了新的主张。
要达到一个高度现代化和开放性民主的要求，采取比例代表制成为一种必然。这种选举制度产生了立法机构，是表达民主现代性诉求的最贴切的方式；这种诉求也成为全民公投的重要依据。为了使庞杂的地方性法令和规约“合理化”，形成一个国家的法律主体，几部宪法明确界定和制约了地方权力，并借此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波兰和克罗地亚法学家们关于地方政府自治的提案草案被否决。然而，威尔逊留下的政治遗产，不仅仅围绕着民主展开，也包括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使得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要面对国内强有力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自决诉求；波兰境内的乌克兰民族、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塞尔维亚民族也拥有同样的政治诉求。只有德国和奥地利的新政府是建立在联邦制，而非统一政治体的基础上的。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要求民族自治的地区，在不久之后都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实[8]际上在希特勒和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建立明确的集权政治范式之前，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央政府就开始运用它们在财政和社会福利立法方面的特殊权力了。
在新宪法迅速签署实施后，新的法规在政治权力以及涉及公民自由的健康、福利、家庭和社会安全方面，与19世纪盛行的自由主义价值产生了矛盾。正如新宪法规划和许诺的，新制定的社会政策，不仅要在德国、奥地利这类社会民主党在“一战”后掌权的国家施行，甚至要在宣称“公民社会权利”的罗马尼亚以及涉及土地改革和社会、经济立法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王国实现。西班牙宪法宣称本国是一个“代表所有阶级利益的工人民主共和国”，并且规定为了“社会用途”，可以籍没私人财产。
这些事例中，以及在其他的社会领域，新宪法显示出其制定者不同的政治侧重点。新宪法一方面体现着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诉求，另一方面需要迎合“一战”之后盛行的“真正社会民主”的政治诉求。这种社会民主的提法是应对苏联十月革命而提出的，并且体现了从布尔什维主义和议会制度的竞争中赢得大众支持的愿望。起草《魏玛宪法》的胡戈·普罗伊斯说，“要么是威尔逊，要么是列宁”，他将社会民主视为对抗德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因此新宪法试图调和旧式议会制度与由战争产生的当代大众社会压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混合着对前景乐观和对现实忧虑的氛围，体现着战后民主的捍卫者——资产阶级的模糊现状。欧洲内战
1917年3月，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利沃夫王子（Prince Lvov）宣布道：“俄国人民的灵魂，基于自身的天性，转变成为普世的民主价值。它不仅将和全世界的民主相融合，并且将在自由、平等、友爱原则的指导下，引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屹立于民主世界的顶峰。”
1917年俄国似乎成为欧洲民主革命胜利的第一个节点。由于米哈伊尔大公拒绝接受王位，所有推翻旧贵族的政党都联合致力于保护革命的成果：1917年年初，自由民主成为俄国社会的全部诉求，而全社会共同的敌人是罗曼诺夫王朝的拥护者们，而非布尔什维主义。包括列宁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呼吁召开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以此引领“资产阶级执政”的时代，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0月末取得政权的时候，立宪会议已经无法定性由其引领的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随着沙俄帝国在此次革命中解体，1917—1918年乌克兰的分裂以及芬兰的独立，为立宪会议二次掌权提供了可能。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尽管它代表着左翼政党的胜利，但是却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失败。它只赢得了不到1/4的选票，其议席数量也不到社会革命党的一半。面对选举的失利，列宁改变了他的态度。正如他在《关于立宪会议的讨论》（Theses 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中所写的那样，“在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下，立宪会议是民主原则的最高表现形式”，而现在“随着社会民主革命的发展，苏维埃是民主原则的更高表现形式”。立宪会议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行为的标志；立宪会议的成员们被诋毁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列宁并未阻止1918年1月立宪会议的召开，但是立宪会议在仅仅召开一天后，就被列宁动用武力强制解散。持温和态度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列宁的行为是一种恶劣的马克思主义，显然列宁并不介意这种论调。
像墨索里尼稍后从右翼政党手中赢得胜利一样，列宁的成功宣告着自由主义的失败。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失败，被证明仅仅是一个开端，而远非终点；也同时证明了“在宪法上赋予人民自由，就可以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危机”这种假设的失败。这种自由并不是人民需要的，尤其对于俄国1 500万农民出身的士兵而言。他们更在意土地与和平，但是他们从自由中一无所获；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俄国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在工厂、乡村和军队中，社会秩序已经崩塌，俄国政治的中间地带已经消失了。早在托洛茨基的红军在彼得格勒取得胜利之前，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就已经成为一具空壳。
然而俄国立宪主义者的希望一直在延续着，1918年6月，立宪主义者们在萨马拉组建了一个短命的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Committeeof Members of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俄国内战结束后，“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的残缺会议，但是这个残缺会议的宗旨并非制衡彼时称为苏联的国家的政治力量；相较于在宪法中赋予人民自由，会议更关心通过国家的力量引领社会经济改革、稳定国家秩序，以及为缺失法律的无序社会画上一个句号。因此在俄国，自由主义在战时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以悲惨的结局而收尾。
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即便是立宪主义也成为对抗资产阶级的工具：为什么他们（资产阶级）制定的宪法被认为是最终范本？可能那是过时的，并且充斥着阶级压迫，是否需要一部更为现代的宪法取代它？列宁在1917年12月说道：“我们将会告诉人民，新宪法的利益高于民主宪法。”在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列宁很快就将“垂死的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立宪会议，与“尽管不十分完善，但是充满生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治组织”做出比照。在此基础上，列宁发表了《被剥削的劳苦大众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the Toiling and Exploited People），并且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该文件强调了没有剥削压迫，代表大会因此将其视为提出社会主义概念的纲领性文件，并像苏维埃提出的那样，“完全打倒”资产阶级，赋予工人阶级权力。
至少在理论上，这个国度的公民是不受限制的，无论他们的性别和籍贯，所以妇女和一部分外国人也被赋予了选举权。但是，本着有利于“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以及“最贫苦的农民”的原则，根据社会背景而进行的限制是存在的：包括租赁者、修士和商人在内的至少7种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不仅如此，所有的公民权利得到实现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人们的活动被断定为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那么他们将被政府驱逐出境。1919年12月，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马尔托夫（Martov）指责社会主义革命，批评其一再违背宪法所制定的内容。列宁回答，马尔托夫的主张“无非是重走资产阶级民主的旧路”，坚[9]持“恐怖政策和契卡是政权不可分割的部分”。一年之后，列宁的主张更加明晰。他写道，“科学的专政，就意味着权力和法律平等，应直接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因此，在斯大林执政以前，共产党执政的绝对主义特点显露无遗；就像在沙俄时代，沙皇也只是保持行政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非允许资产阶级分权。当然，苏维埃政权既不同于沙俄时代，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宪法上的革新。相较于古典的个人自由主义，它优先考虑民众社会经济上的利益：公共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的福利以及出台法律保障婚姻自由。但是苏维埃政权将内战定义为政治革命，在国家范围内，恐怖政策被当作处理阶级斗争的特殊工具。
然而，尽管苏维埃政权体系在该国发展迅速，但是在1918年，它似乎对欧洲其他地区没有直接影响。虽然西方国家介入了俄国的内战，但是并未成功阻止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与此同时，在欧洲其他地区，这种令人生畏的革命或从未实现，或被轻易镇压。除了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罢工、哗变和暴动在1918—1919年间席卷了从苏格兰到亚得里亚海的地区，并引发了德国的巷战以及芬兰的内战。这一时期只有匈牙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像苏联的情况一样，匈牙利也发生了内战，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
1919年年初，米哈利·卡罗利伯爵（Count Mihály Károlyi）所领导的自由党政权，被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贝拉·库恩推翻，后者直接宣布匈牙利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库恩仅仅在布达佩斯掌权数月。协约国的军队掉头重回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部队则直接入侵匈牙利领土，共产党人被迫逃离。1919年秋，在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的摄政体制下，贵族阶层重新掌权。他们建立了恐怖政权，来镇压可疑的激进主义者，并且很快赢得了盟国的赞誉。
霍尔蒂的右翼政党，既反共产主义，也反民主，在民主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政权看上去像是一个怪胎，是封建主义在欧洲大陆最后的稻草。但是时间将会证明，这个政权形式不仅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也代表了一种未来的视角：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会迅速挤压民主的生存空间。凡尔赛体系所树立的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将很快受到这些新权力模式强有力的挑战。资产阶级的忧虑
农民和工人联手夺取政权，当这个令统治精英阶层生畏的场景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有效维持欧洲民主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工具就是进行土地改革——在要求完全废除私有制的布尔什维主义威胁下，牺牲贵族的利益，以保全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在东欧和中欧，大块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分配，从而出现了“小农”这一阶层。资产阶级总体上希望这个新兴的阶层展现出一种独立、民主的特点，同时又趋于保守，能够抵御共产主义的诱惑。
除非政府准备完全放弃地主阶级，否则这个政治计划便无法有效地施行。在大块土地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的情况下，政治家非常乐于进行土地改革，这种状况在波罗的海诸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国家得到了印证；然而在匈牙利和意大利，情况却截然相反：前者的土地改革萌芽被权贵阶层扼杀在摇篮中；后者的政府与地[10]主阶级联系紧密。在魏玛共和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阶层指责具有土地改革思想的总理布吕宁（Brüning）是“农业上的布尔什维主义者”。在西班牙，土地改革则成为激起内战的主因。
1918—1919年的改革浪潮，实际上证明了拥有土地的农民阶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在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些城市，支持布尔什维主义的团体试图染指权力。在1920年的都灵，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则用罢工、占领工厂和示威游行表达他们对权力的诉求。但是他们潜在的局限，体现在对农村人口缺乏吸引力，这点和战时的沙俄大不相同。沙俄农民的悲惨境遇，很难在欧洲其他国家得以印证。大多数农民对激进主义的政治兴趣寥寥，只有保加利亚的土地平均论者对此抱有一定的期望。只有在像波河谷地（Po Valley）、安达卢西亚的大庄园或者匈牙利大平原这种农业劳动力缺少土地的地区，俄国式的革命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小农阶[11]层公开指责红色维也纳，意大利的劳动者则结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联盟。由于不愿意用土地改革这个唯一民主的方式平息农民的不满，意大利的政治精英们决定诉诸武力。由土地引发的内战为墨索里尼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一些批评家指出，在欧洲范围内，新宪法是导致民主失败的诱因，但是1920年年初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崛起，则为这种批评提供了一个反例。毕竟当墨索里尼成为意大利总理的时候，查理·阿尔贝特（Charles Albert）在1848年制定的宪章依旧是这个国家宪法的蓝本。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一战”后意大利自由党的标签，因此当其面对国内的不满和政治动荡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其自愿将权力交到右翼政党的手中。
1922年10月，当意大利国王邀请墨索里尼组建政府时，法西斯运动的影响力依旧相对弱小。而帮助法西斯迅速崛起的因素既不是弥漫在国内的悲观情绪，也不是荒唐的向罗马进军行动，而是1919年意大利成年男子获得普选权，从而引发国内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很好地诠释了从警察到行政人员，从宫廷到议会，广泛的社会阶层对法西斯持支持态度的原因。墨索里尼组阁的第一届政府，是法西斯党和其他三个政党的联合政府。没有这些政党的支持，尤其是自由党的支持，墨索里尼将无法组建政府。如果没有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政党的支持，墨索里尼也无法在1923年控制下议院，并推行选举改革。
到了1925年，很多支持墨索里尼的激进主义者，对其对旧制度的妥协表达了失望之情。保守党的多尼采蒂·塞万提（Gaetano Serventi）在他的《欧洲民主的崛起与历史性的应对》（The Ascent of European Democracy and the First Historical Reactions）一书中，不仅将“一战”后的民主状况视为“欧洲价值的迅速倒退”的症状，而且略带预测性地批判墨索里尼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议会”的政体，即“自欺欺人地认为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民主的体系下成长”。无独有偶，西班牙评论家弗朗西斯科·坎博（Francisco Cambo）也警告说，墨索里尼对议会的妥协，意味着他放弃了同旧制度真正决裂的机会。法西斯运动本身也发出了类似批评的声音，其呼吁的革命性重建，直接导致了1925—1926年间所谓的“第二次浪潮”。此时通过的法律在各省发生效力，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镇压反对党以及限制出版自由和公民权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动荡的政治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一样，按照其自身的特点发展。
在接下来的4年中，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雏形更加明显。一些旧制度的特征依旧存在：国王依旧是国家的最高首脑（尽管其权力已经明显减弱），议会继续着无休止的争论，而在自由党领导下迅速发展的警察势力，成为其在各省保持统治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法西斯主义与其自由党前任实现了无缝对接。在贵族统治的历史中，“一战”后的大众民主更像是一段插曲。
法西斯与自由党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要求在国家实行独裁统治。墨索里尼将象征着罗马帝国最高权力的束棒作为自己政治运动的标志，他宣称“纪律必须被接受，当它不被接受的时候，就要强加”。在此信条的指导之下，个人和集体的权利遭到粗暴的剥夺。暴力的价值和作用受到赞美；议会则被贴上了无能、只会进行无意义的争论的标签，从而遭到解散。正如墨索里尼以其独一无二的语气宣布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抛弃了民主中政治平等这个约定俗成的谎
言，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民主关于实现幸福的神
话……我们不能夸大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的重要性，并把它
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的信仰；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民主只是
众多信条中的一个……现在自由主义就像一个即将废弃的荒
芜天堂……这是当代一切政治实践都在以反对自由主义为前
提的原因，将这些政治实践排除于历史之外是极其荒谬的：
好像历史只是为自由主义所准备的一场狩猎，好像自由主义
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无可比拟的概念……本世纪是权威
的时代、权力的时代、法西斯的时代。
在攻击个人自由主义的同时，法西斯主义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社会计划：资产阶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这种集权主义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融为一体：“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在学校、家庭生活中以及工作场合，他不能是非法西斯主义者。”在墨索里尼漫长的执政时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相互交织、转变，这些因素保持了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
国外对此的反应则非常积极。外国观察员们对意大利政府议会的执政没有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墨索里尼的支持，潜意识中就带有一种对议会效率不满的情感。像丘吉尔和奥斯汀·张伯伦这样傲慢的政治家，一直在质疑议会这种政治传统是否真正从英国传入其他国家，因此他们祝贺意大利人民，把自己从一个明显不适合自己的政府中解放出来。
对民主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的相似质疑也广泛存在。一些人质疑“是否因为古罗马人的专制传统，才让民主显得像一出‘喜剧’”？例如葡萄牙过去的15年中，在共和政体的思想指导下，这个国家经历了8任总统、十几任政府和数不清的未遂政变。也许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特定历史传统，能够解释民主宪法的坚固性——这种依附于自由的传统，是在和君主长期的斗争中缓慢积累下来的，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终取得了胜利。而在“一战”后的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意大利，议会却很好地与腐败、官僚主义和不断的倒退相融合。
与此同时，“一战”后政府本质和国家角色的变化，使得议会并不像它的支持者们所乐于承认的那样，是一切决议的核心。现在它不得不和商业中心、贸易团体和其他利益集团分享权力。当我们近距离观察20世纪20年代议会的实际运作状况，会不禁发问：为什么要被它困扰？对议会制的批判
一位法国批评家写道：“自由民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上的失败，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原因。”《谁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 for Whom）的作者更加直白地写道：“法西斯主义是民主腐烂的产物。”这种腐烂在议会本身的运行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一战”后“议会内阁制的危机”滋生了“独裁的盛行”。
正如一些批评指出的那样：由于众多政党的存在，比例代表制从根源上造成了立法机构的碎片化。这个为了迎合现代化诉求而设立的特殊制度，显露了其无法融合阶级、民族和宗教差异的弊端。例如，在1930年有16个政党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获得席位；1929年捷克斯洛伐克大选有19个政党获得了席位；而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有时会有数量更多的政党获得席位。像坎博论述的那样：“意大利议会的低效，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采用比例代表制。”他进而描述道，“比例代表制是法西斯取得政权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新的选举法能够减缓这种碎片化的趋势。法国和希腊分别在1924年和1928年，用多数表决取代了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而针对这种改变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这些批评以英国的议会为例，提出多数表决不利于民主稳定的观点。然而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选举系统本身。这些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教育、文化、福利和军备等方面拥有自己的职能，通常被指责充当不同地区之间利益的调节者，而非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一位德国的保守主义理论家分析了政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并把其势力看作“病症”和“堕落”。比利时人对掌握权力的“政党制度”嗤之以鼻。农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有一个代表“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政党”。政党抑或按照地域组建，抑或根据阶级划分而成立。一个以宗教复兴为宗旨的政党，曾短暂出现在魏玛政府中。议会就像一个放大镜，只能无限放大社会、国家的阴暗面，放大紧张的经济状况，而不是解决这些弊端。代表们摔椅子、相互辱骂诋毁对方的场景并不罕见；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是，1928年贝尔格莱德联盟议会上，一名塞尔维亚裔的议员从正面枪杀了克罗地亚农党领袖，迫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暂停了议会的一切事务，并废除宪法。联盟议会上有一项极具意义的法令，将涵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广袤土地统一为南斯拉夫王国。但是该法令收效甚微，1934年，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也被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暗杀。
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在对魏玛政党体系的分析中认为，德国的政党之间是相互对抗而非相互交流合作的关系。这些不断军国主义化的政党组织，动员其支持者利用横幅和标语，以一种敌对的视角去审视社会的其他部分。政治对话和联合政府这样的举措越来越难操作，因为“早在政治协商之前，各党派的支持者们就已经确立了他们的立场，因此政治协商已经失去了意义。其结果就是，作为自由主义和议会制基础的理性，已经动摇”。纽曼预测“议会的崩溃，将会使其他政治权力因素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也许是德意志总统，或者德意志政府”。纽曼的同事莫里茨·波恩（Moritz Bonn）认为立法机构的瘫痪将会“放大能够贯彻国家意志的独裁者的呼声，但是独裁者并不隶属于任何经济团体，也不代表大众”。欧洲顶尖的法理学家汉斯·凯尔森讨论了“议会制系统的危机”，并讨论了相比于德国国民议会，政府所拥有的强化的权力。纽曼、波恩和凯尔森都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极端状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被一分为二。民主通常被认为能够整合一个国家，但是它似乎起到的是分化国家的作用。
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导致了组建政府愈发困难。1918年后的欧洲各国内阁，平均寿命不足一年；德国和奥地利的内阁平均寿命是8个月；意大利的是5个月；1913年后的西班牙内阁则不足4个月。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大多数东欧国家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所效仿的低效的典型，其内阁的平均寿命从1870—1914年的10个月，降为1914—1932年的8个月，直至1932—1940年的4个月。这反映出多党制普遍缺乏两党制立法的稳定性，缺乏赢得大众绝[12]对支持的能力。保罗-邦库尔在1932年说道，“在民主中恢复国家的权威，将是我们组阁的首要以及最为重要的因素”；然而他所组阁的政府在一个月之后倒台。这样的政府，很难像其在宪法和党章中承诺的那样，进行社会经济改革。
立法机构陷入绝境，政府的行政能力就需要提高。位于布鲁塞尔的政府改革研究中心，致力于推进议会程序的改革；“国家改革”成为比利时政治的一条流行标语。捷克斯洛伐克首相贝奈斯准确地预测了在欧洲危机得到解决后，“和过去强调民主宪法的阶段相比，新时期的行政权力将会得到巩固和加强”。1945年之后，无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个论断都不应该被忘记。
实际上，修正宪法来加强行政权力的情况在波兰、立陶宛（1926年和1935年）、奥地利（1929年）和爱沙尼亚（1933年和1937年）皆发生过。1931年西班牙宪法赋予行政机构大量的立法权，这部宪法也被认为是战时欧洲最为现代化的一部宪法。很多人担心这样的转变将会促进独裁的发展，而不是捍卫民主。这种担心随后得到了印证，例如毕苏斯基（Pilsudski）正是依靠这样的变化，在波兰取得了独裁的地位。法国自由党领袖维克多·巴希（Victor Basch）在1934年警告右翼政党联盟，“我们必须捍卫民主，我们既不接受议会被遣散，也不接受那些违背民主原则的法令”。
一方面社会民主党面对着“永远不会被严重削弱的政敌”，另一方面奉行实用主义的立宪主义者强调，在危机中，应该赋予行政部门一切宪法中规定的权力，以此来保护民主的成果。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表现得尤为深刻。
20世纪20年代末期，德国右翼法理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已经深化了他对“例外状态”的分析：宪法中赋予政府处理紧急事务的权力，应该被用来捍卫宪法的权威，而不是助长独裁统治。随着德国议会的瘫痪，施密特进一步补充他的理论，他认为总统是宪法的捍卫者。1930年3月到1933年1月间，魏玛共和国通过紧急法令，转变为一个总统制的政府。在1930年9月那次灾难性的选举中，纳粹党和共产党分别成为国会的第二和第三大党，这使得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成为泡影，这种状况为施密特的论点提供了支撑。德国当时的状况，使得《魏玛宪法》第48条法令规定非常必要，即政府不能把权力移交给致力于完全摧毁民主的政党。
随着48号法令不断被重申和强调，如何界定民主和独裁变得愈发困难。在1925—1933年间，魏玛政府只通过了16个紧急法令；1931年国民议会提出的42项法律，有35项获得通过；而到了1932年，国民议会提出的59项法令，只有5项获得通过。1932年7月20日，德国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运用紧急法令，在普鲁士通过了一项军事法令，并且解散了社会民主党政府。法理学家们开始讨论“德国总统的独裁权力”，保守的反议会主义者提出以“民主独裁”替代议会制政府。因此像施密特这样的法学家，不出意料地被广泛质疑，为一个新的独裁国家提出理论基础——也许施莱谢尔明白，支持这样一个结果，就等于将希特勒排除于权力核心之外。1932年，一篇自由党的文章以“宪政引领独裁”为副标题，来讨论施密特的观点。
关于德国宪法的争论，同时也在欧洲其他地方发生。这样的状况折射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紧张氛围中独裁和民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魏玛政府早在20世纪20年代无疑是一个民主政府；在布吕宁出任总理期间，其民主的特征已经褪色；而在巴本和施莱谢尔（希特勒的前一任总理）当政期间，德国已经非常接近一个独裁国家。很多人认为，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民主议会需要改良。但问题是，首先，在多大程度上，把权力从立法机构让渡给政府部门；其次，一旦当政府部门占据统治地位，议会应该拥有何种权力。但是议会几乎从未被完全废除，也未被彻底否定；它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法西斯化的意大利以及其他独裁国家苟延残喘。议会存在的价值也仅限于证明这些国家依旧是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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