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银河
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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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过，爱过，写过试读：
自序
五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劝我写自传，我一直推托，说，等退休吧。可是退休两年了，还是迟迟没有动笔。记得那位从我五十岁就劝我写的资深老编辑苦口婆心地说：人在五十岁和六十岁时心劲儿是不一样的，因为身体状况不一样，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早写。好像被他不幸言中了，五十岁时没写，六十岁时果然更不想写了。原因倒不是身体状况差了，我除了血糖偶尔高些，身体自我感觉跟五十岁时没有什么不同，心中一再推托的原因在于：我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值得写。从年龄组看，我们这一代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正好躲过了战乱，一生平平静静波澜不惊，有什么可写的？从个人的生命历程看，我既没参加过革命，也没参加过斗争，六十年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与我无关，最多只是一个看客，有什么可写的？
直到看了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获救之舌》，我才改变了想法。他也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历史人物，也没参与过什么历史事件，写的只是他一生的琐事。原来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可以写的啊。我这才决定用我多到无处打发的时间把我的生活写下来，从社会学的角度，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个案而已，一点儿也没有代表性，没有推论价值，既不能说明我们的时代，也不能代表别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对于她经历的生活不厌其烦的记录而已。这种记录只对个人才有意义，也只有个人才有兴趣把它写出来，如果让别人来写必定兴味索然，所以也只有由我来写了。如果有人会通过我的记录对我所处的时代、社会和生活感兴趣，或者是从社会学角度，或者是从历史学角度，或者是从人类学角度，甚至从考古学角度，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无关。我唯一的愿望是把我的自传写得像卡内蒂那样兴味盎然，妙趣横生。李银河2019年5月
红色童年
名字·学前班
1952年2月4日，我在北京出生。那一天是立春，除了闰年，几乎我的生日总是立春这个节气，我是个精确意义上的“春姑娘”。节气跟农时有关，按说它应当走农历，可它竟然不是按旧历走的，却总是跟阳历一致。我哥哥的生日是4月20日，而几乎每年的那一天都是谷雨。
我的第一个居所在东华门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是人民日报社宿舍，因为父母是《人民日报》的创社元老。妈妈后来一直到去世都是《人民日报》的编辑，父亲的主要年华也在这里，直到1965年才调离，那时，他在人民日报社已经待了二十年了。
东华门紧邻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人民日报社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一直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的童年就在这熙来攘往的商业区度过。每次去父母单位看电影、洗澡，都要从北到南穿过整条王府井大街。尽管如此，我们住的那个小院倒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因为它处在与王府井大街（南北向）垂直的东华门大街（东西向）的西端，已经远离了街市的喧嚣。
跟卡内蒂那样的神童不同，我记事相当晚，六岁以前的事情处于一片模糊的混沌之中。印象最深的只有胡同口那个摆摊卖纽扣的老头。每当阿姨拉着我走过，我总是赖在老头的摊位前挪不动脚步，扣子的形状和颜色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以致隐隐记得受到老头的申斥：你们老站这儿，我怎么做生意？然后才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开。
我在七岁之前一直叫李三反。这个名字有两个特别之处，一个是我姓的是母姓而不是父姓，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原因在于父母持男女地位平等的观念。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大姐和二姐姓父姓，哥哥和我姓母姓。说起给孩子起名字，人民日报社这种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越轨事件是比较频发的，父母的一位同事是傅作义的女儿，她跟一位周姓同事结了婚，生有三个女儿，老大姓母姓傅，老二姓父姓周，老三索性没有姓了，据说就叫晨风，我不是那么肯定，只知道她的小名叫小乖。我们两家住对门，小乖常来我家玩耍，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另一个特别处，“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父母政治上过于敏感，才会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记得我们小学同年级的同学里有好几个叫三反的，什么蒋三反啊，陈三反啊，可是我上小学后就改了名字，三反只是小名了。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我哥哥小名叫“老虎”，有些大人见到我们一家出游总要拿我和哥哥的小名打趣：三反打老虎，三反打老虎。我一开始不明白：我没有打过哥哥呀。后来才知道，“三反”运动抓出来的贪污犯都被称为“老虎”，所以这些大人会把我们俩的小名连在一起，叫个不停，乐不可支。
再有一个印象就是妈妈要把我送学前班，因为没上过幼儿园，我闹着不去这个学前班，妈妈想捉住我把我扭送学前班，我就拼命逃跑，绕着院子里的一个圆形的花坛，我在前面跑，妈妈在后面追，不知追了多半天才捉住了我。反正最终胳膊拗不过大腿，我还是被强行扭送了。
那个学前班是我最早的社会生活，值得写几笔。
人民日报社办的学前班在一个旧庙里，叫娘娘庙。当友人冯唐告诉我他新租的工作室在一个叫娘娘庙的地方时，尘封的记忆突然浮现——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啊，而且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离家，离开父母家人。
看张元导演、王朔编剧的《看上去很美》的时候，那个幼儿园的场景马上让我想起了我上过的娘娘庙幼儿园，连厕所的样子都好像的：不是一个个的马桶，甚至不是单个的蹲坑，而是一条贯穿全屋的水沟，上厕所的时候脚要踩在两边的砖地上，粪便会被一个水龙头统一冲走。那时我们是那么幼小，所以上这样的厕所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而且老师不允许起夜，害怕夜间憋尿就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个恐惧。同学们也全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临睡觉前，谁都不愿意从厕所出来，总想待的时间长一点儿，好像这样就能减少夜里的便意似的。小波的小说中也写过幼儿园上厕所的场景，他写了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助小女孩擦屁股的事迹，记得原话大意是：谁能想到，这些后来的美女早就被我光顾过屁股呢。1952年2月4日立春，我出生，是个精确意义上的“春姑娘”我七岁之前一直叫李三反，直到现在还是我的小名
可是要说惊险，后来看，这个厕所还真算不上。我后来在父亲的山西农村老家插队，当地家家户户的厕所都是在院子里挖一个一丈深的大坑，直径也有一米多，上面架两条木板或者石条，那才真叫惊险，小孩掉进去淹死的极端事件屡见不鲜。
2018年，我看到一个印度电影——《厕所英雄》，故事源自印度古老习俗的变迁。在一个印度的乡村，一直没有在家里盖厕所的习俗，人们只能去野外解决，一个城镇来的媳妇发起了厕所革命，她的丈夫成为这场革命中的英雄。跟印度相比，咱们中国在厕所文化上还是挺先进的。但是自从日本人发明了自动冲洗的厕具，中国又显得相对落后了。随着赴日旅游团大量购买马桶盖，国内的厂家纷纷跟进，现在我家用的就已经是国产的马桶盖了。
幼儿园的厕所是不分男女的，所以记忆中有男孩性器官的印象。小小的，软软的，很可爱的样子。后来学社会学，搞性学研究，西方学者总要在女孩第一次发现自己与男孩长得不一样这件事的后果上大做文章。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理论”，据他说，当一个女孩发现自己没有阴茎的时候，就感到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人，从而嫉妒男孩和男人。他说女孩永远不能克服她的阴茎嫉妒，因为她永远不会有阴茎。阴茎嫉妒将使她终生感到低人一等，于是心理上变得不成熟，表现在嫉妒心理、被动性、含有受虐意味的母性欲望、自恋倾向和依赖男性的意识，以及道德上的不成熟。她在解剖学上的低下导致了她在道德伦理方面的低下。女孩认为自己是被阉割的人，并接受了阴蒂低于阴茎的看法，在她的一生中都受到阴茎嫉妒的煎熬。这个道理听上去像是真事。可惜，女性主义学者也不是吃素的，她们猛烈批判了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理论，认为他有男权主义的偏见。她们说：他的理论不仅是男性中心的，而且是阴茎中心的；他的理论有过度概括的倾向，以为人的生理能够完全决定人的心理和行为；他的“解剖即命运”这一立论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影响，似乎女性被解剖学决定要经历缺失和下等的感觉，等等。细细搜寻我童年的记忆，真是大失所望：其中哪里有阴茎嫉妒的一点儿点影子？“哎？有点儿不一样啊”，这就是我当时的全部感觉，就像那张天真无邪的招贴画：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各自撑起自己的小裤头，查看有啥不同，上身全都向后仰着，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除了有点儿好奇之外，什么也没有。
我还留着一张学前班同学的合照，有三十多个人，都是人民日报社员工的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被任命为班长，也许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在学前班学过什么课程。要命的是，当班长在老师进教室的时候要喊“起立”，这个差事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性格中不知为什么有种极度的羞涩，可能是遗传，因为我姐姐就是个害羞得不得了的人，由此推论，我的羞涩一定是有家庭遗传的。我记得每当要喊“起立”的时候，我就心跳剧烈，脸红脖子粗，憋半天才能喊得出来。这种遗传使我把别人轻而易举可做的一些事情视为畏途，终生不敢沾边。记得小学时我被选中参加一个表演唱《八大员》，那是个连说带唱的节目，表演邮递员、炊事员什么的，我浑身哆嗦硬着头皮去表演，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在国务院研究室的时候，开联欢会唱歌也是这样，几乎哆嗦得唱不成句。最纳闷的是，我后来居然当了老师，上台讲课（我讲课从来不能脱稿，后来执意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想讲课是原因之一），还不时受邀去讲演。我永远不善讲演，所以对讲演还是能逃就逃，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的才硬着头皮上。我宁愿把讲演改为对谈，我喜欢一问一答的表达方式，因为在我驾轻就熟的话题和领域，我有一定的权威，比别人知道得多，思考得多，就比较自信，不会过于羞涩了。
娘娘庙里有设在大殿里的教室，有九曲回廊。我们上完课就在院子里玩游戏，还坐在回廊的长条木板座上听一个叫新华的小男孩说书。这孩子天赋异禀，小小年纪就会讲《三国》《水浒》《西游记》，那时候我们才六岁呀，他怎么能记住那么多的故事，还能那么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呢？他简直就是我完完全全的对立面：他知道那么多故事，我什么故事都不知道；他讲起故事来神态自若，眉飞色舞，我一说话就满脸通红，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候，我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至今还记得他讲故事时的神态和一个习惯动作：因为讲话讲得满嘴白沫，他会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手背去抹嘴角。从那时到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能记得一清二楚，证明当时他给我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造成了多么大的震惊。
卡内蒂在这个岁数已经知道了许多希腊神话故事，对诸神都有自己的好恶评价，而我当时知道的只不过就是一些童话故事。比如小红帽的故事，记得一个细节，狼外婆夜里吃老奶奶的手指头，嘎嘣嘎嘣响，小红帽问狼外婆：奶奶、奶奶你在吃什么呢？狼外婆说：我在吃胡萝卜呢。还有白雪公主的故事，三只熊和七个小矮人。再有就是连说带唱的“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不开不开就不开”。我后来想，这是父母怕单独在家的孩子给陌生人开门遇到危险，专门编出来告诫孩子的，几乎算不上什么童话故事，不过是安全教育而已。
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要数三条小鱼的故事，因为那几乎是妈妈给我讲过的唯一一个故事，她工作很忙，而且中国的妈妈没有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习惯。情节很简单，只有不到十个句子：三条小鱼啊，找妈妈去了……它们找到妈妈的时候，妈妈已经变成一条白骨啦。我每听到这儿的时候都会流泪。妈妈可能是因为这个效果而很有成就感，或者是比较讶异，所以总是一试再试，屡试不爽——只要讲到这里，我一定会哭。记得妈妈最后一次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很大了，十几岁了，可我还是忍不住眼泪。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都觉得有点儿尴尬了，妈妈后来就再也没有给我讲这个故事了。我现在想，这个故事可能根本就是妈妈自己编的，里面最让人揪心的一个是“找妈妈”，一个是“妈妈死了”，这是所有的孩子都有的心结，对于敏感如我这样的孩子，它总是能让我泪流不止。
家里有个口口相传的典故册，记录了孩子们说过的最可乐的话，常常被父母拿出来说，供全家开怀一笑。这里试举几则：一则是我大姐小林的。她五六岁那年，有一次妈妈病倒了，下不了床。小林对妈妈说：如果你死了，一定要把钱包留给我。她可能看到妈妈总是从钱包里掏出钱来买吃的，怕自己断了粮草。另一则是哥哥“老虎”的。他小时候说话有点儿大舌头，那天，他看见来了一辆公共汽车，说：快看快看，东东汽车（公共汽车）上坐了一车小噘噘嘴儿（那是因为妈妈老管他叫小噘噘嘴儿，他以为是人都叫小噘噘嘴儿）。我最最脍炙人口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对着镜子哭，妈妈要给我擦眼泪，我对妈妈说：别擦了，我还要接着哭呢。
小学·东方红
七足岁那年，我才上小学。学校坐落在虎坊桥附近，叫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父母让我上这个学校是因为离家近——那时我家已经从东华门搬到了天桥，从平房搬进了楼房。在1950年代，人们心中一般都认为楼房比平房好，因为楼房里有暖气，平房没有；楼房里有卫生间，平房没有。那是一座三层的小楼，层高比后来盖的楼房高很多，据说是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或者是学的苏联。我家在二层，是个四室一厅的单元房，但是那时住房紧张，其中走廊尽头最靠大门的一间分给了报社的一位年轻职工住，因此他就成了我家近得不能再近的近邻。
我家另一位近邻是“空军英雄”赵宝彤，他是放牛娃出身的抗美援朝志愿军，打下过八架美国飞机。人民日报社的金凤阿姨年轻漂亮，是采访大英雄的小记者，两人一见钟情，喜结良缘。后来，像赵叔叔这样资历的人都成了大领导，可是赵叔叔却沉溺于幸福的婚姻生活之中，仕途蹉跎。“文革”中，隐隐听到一种说法，说他本来前程大好，可惜被资产阶级娇小姐给腐蚀了，因为金凤阿姨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小资产阶级情调浓厚。人们不禁扼腕叹息：可惜了这个朴实的放牛娃出身的大英雄。印象中，赵叔叔相貌英俊、和蔼可亲，见到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是笑眯眯的。我们的宿舍离陶然亭公园不远，那时候赵叔叔总是去陶然亭钓鱼，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而多数人钓上半天连一条鱼都钓不到。看来有的人就是心灵手巧，别人望尘莫及，这跟他能打下那么多飞机别人却做不到是同一个道理，不服不行。后来金凤阿姨被冤枉入狱，赵叔叔对她一往情深，成就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喜剧。
我一开始去上学是坐一个带小房子的三轮车，就像现在大街上私自拉客的三轮车一样，只不过不是电动的，是人蹬的。小小的长方形车厢有两排座位，每排都挤了三四个孩子，那么小的空间就塞下了七八个孩子，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小啊。长大些后，记得大约是从三年级开始，妈妈就给我买了学生月票，让我独自坐公车上学去了。我家到学校只有四站路，先坐两站15路，再坐两站14路，就到了校门口。那个年代社会秩序井然，从没有人会想到孩子必须要大人接送否则会被人拐卖什么的，更不会出现绑票索钱的事故，因为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低的国家，基尼系数在0.2左右，富人富不到哪里去，穷人也穷不到哪里去，怎么会有人想到去绑票呢？绑到也要不到钱，因为大家都没钱。有一次我把月票搞丢了，妈妈很生气，可是不久就接到信儿，有个人捡到了我的月票，让我去他家取。妈妈带着我，带上谢礼去了一个挺远的地方，还真就给找回来了，那个年代真的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
我的小学有个特点：它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老建筑，有尖尖的屋脊，有木制的楼梯和地板，踩上去会吱吱作响，还有古色古香的回廊。因此好几个表现民国时期学校生活的影视作品都到我的小学去取外景，其中包括著名的《城南旧事》。印象中，那部小说的生活场景也是在城南虎坊桥一带，所以我的小学是电影外景的上上之选。记得看到片中孩子们玩耍的一个带伞形顶子的转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我们也曾天天在那儿玩耍啊。
我们班有四十多个同学，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除了个别插班生，大家一起待了六年。我看到过一个描写儿时友谊的电影的评论，其中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说：人一生真正的朋友都是十二岁以前交到的。可能只有在天真无邪的年龄人们才能有仅仅出于好感的朋友，年长之后都会有其他因素掺入之意吧。我虽然没有从小学同学中交到什么终身的朋友，但是大家的关系是非常纯洁非常融洽的，五十多岁那年全班还聚会了一次，来了三十多人。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大家仍能有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可惜，由于闹出了一位神经有点儿问题的同学向另一位同学借钱的尴尬事，大家就没有再聚会过了。
我从来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学习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可能这点有遗传因素——我爸爸小时候上学也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四岁死了父亲，是伯伯养活他的。他们家是贫农，伯伯为了供他上学竟然不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上学。一个是因为爸爸的确念书念得好，是个念书的“材料”，另一个原因是伯伯这人心太好了，一个农村的贫苦农民能有这样的境界真是难能可贵。所以爸爸一进城就把伯伯从老家接了来，一直供养他到去世。“长兄如父”这句古话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对他尊崇备至，他是当之无愧的。1959年，我上小学1962年，我和父母
说是遗传好还有证据，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小孩也都个个是出类拔萃之辈。大姐二姐全上哈尔滨军工，二姐的分数可以上清华，可她却选择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当时青年都想献身国防工业；二姐参加中学生数学竞赛曾代表获奖者讲话，登了报纸；哥哥中学得金质奖章，那可必须是全五分的，有一个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儿十四岁上清华，十八岁考取美国杜克大学，小小年纪已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当老师了；姐姐的儿子也是实验中学的优秀生，学校要保送他上清华，他嫌专业不好，自己去考上清华计算机系。
我这辈子由于赶上“文革”，没有正规考过什么试，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觉上似乎我智力的极限从来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从没觉得什么东西难得学不会。由于我们小学是师范大学的附属小学，所以有时会有实验性质的来自北师大的测验。有一次，全班参加一个算术测验，跟平时上课测验不一样的是这个卷子设计的题量特别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们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时感觉不太好，因为没有做完，这在我的考试史上还是第一次。过了些日子，我已经忘记了这次考试，可是后来突然间，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得到了来自师范大学的一根铅笔的奖励，说我是那次测验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获奖者。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满足。
我很少被人当作高干子弟，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高干子弟。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篇针砭中国“太子党”的文章，把我称为“太子党”，心中着实纳闷。如果我也算“太子党”的话，中国的“太子”“太妹”就要从以千计改为以万计了。在我心中，能不能算作“太子党”的标准是能不能仅靠祖荫存活于世，如果不能，还是要靠自己的劳作，就不能算。父母给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留下的遗产总共只有三四万块钱，给我留下的房产只有四十平方米，靠这点财产根本无法存活于世，所以我觉得自己实在算不上什么“太子党”。
有一次，父亲的老同事李庄伯伯说过这么句话：咱们这种人到外地还算个人物，在北京就是用箩筐装的。我觉得他说的是句老实话。最可笑的是，比我们还小的一帮孩子凑在一起爱比谁的爸爸官儿大。到了“文革”的时候，大官小官都戴高帽游街，孩子们的攀比之心仍旧不减。有一天哥哥一个朋友到我家串门，他对我妈妈吹牛说：我爸爸的高帽上面还有穗儿呢，那谁谁他爸的就没有。为此，我们大家笑了很久，可以入选我家的典故册了。
我们班有几位高干子弟，虽然我父亲这样的行政十级在外地恐怕也要算高干了（过去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行政十三级以上就算高干），但是比起我们班上的那几位就完全算不上高。比如，我们班同学里有谭震林的儿子谭晓光；有彭真的儿子傅亮；有平杰三的女儿平燕妮；有张霖之的儿子张景渝；有贾廷三的儿子贾小洪……小时候大家没有什么官阶大小的观念，都是好同学和小朋友。记得有一次谭小光他们一帮同学放学要上我家去玩儿，我就高高兴兴地带他们去了。困难时期，同学中传出平燕妮用富强粉馒头喂小兔的事情，大家都很气愤，她因此很长时间入不了少先队。她现在见到我还说：要不是你当初帮助我，我入不了少先队。我当时是少先队的中队长或者大队长，总之，一直是乖乖女、好学生来着。
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中都有一些真正的“太子党”，国家领导人那个级别的，他们有的时候会吹嘘自己住在某个只有高干才能住，一般人住不进去的院子里，或者自己到某个隐匿在小胡同里的外表不显眼但是一般人进不去的俱乐部去玩儿。我不得不承认，小时候心里有点儿醋醋的，有点儿羡慕，有点儿嫉妒，但是也只是一闪而过，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别人都进不去就很值得羡慕吗？一个人的坟墓别人还进不去呢，也值得羡慕吗？可要说自己一点儿都不在意这些事情，也有点儿拔高自己了。比如，家里安了电话，父母在暑假带我们兄妹去北戴河，我心里还是暗暗有点儿得意的，这在当时算一点儿小小的特权。
到“文革”时，那几位“太子党”家里全都出了事，有被批斗的、被监禁的，有自杀的，最惨的一个同学，父亲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我父亲虽然也被斗争了，但是没有那么惨烈，我心里原来有过的那点儿羡慕和嫉妒全都变成了同情。我记得那个父亲被打死的男孩叫张景渝，他父亲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位被打死的高干，听说周总理为此发了很大的火。张景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高高的，瘦瘦的，眼神清澈，心地单纯。他还是那么幼小稚嫩，怎么承受父亲被人活活打死的惨痛呢？
也许正因为父母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我从小就下决心去寻觅自己独特的人生，谁也不靠，就靠自己，就凭着自己的兴趣。我想经历美好的爱情，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好自己的谋生手段恰恰同时又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对于成功我都很少想。究竟什么叫成功呢？父母算是成功人士吗？所有的成功人士不是还都有比他们更成功的人吗？那么他们算不算成功呢？成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那时候所有的父母都是低工资，也从不会给孩子零花钱，所以过年过节，老师鼓励我们手绘贺卡送给同学，我至今保留着当年同学送给我的手绘贺卡。傅亮送我的是一张薄如蝉翼的对折起来的纸，纸的一半粗枝大叶地画着一个穿冰鞋、戴头盔、手持冰球棍的男孩，另一半折过来，上面在男孩的头部开了一个圆洞，这是那时贺卡的标准做法；平燕妮送我的是她用彩色蜡笔画的一个娃娃的上半身，沿着娃娃脸也开了一个圆洞，不过她用的是一种很厚的卡片纸，所以显得比傅亮的更像模像样。谁要是收到王明明手绘的贺卡，那可就非同小可了。他现在是著名画家，中国画院的院长，每张画价值几十万了。前些时，我听平燕妮说，她从同学那儿淘到了王明明送的贺卡，可惜只是寥寥几笔的一只大萝卜，加之他那时候才七八岁，虽然是他的亲笔真迹，恐怕也不值什么钱。
小学老师中印象比较深的是自然老师，那是一位中年妇女，留齐耳短发，长得很敦厚的样子。她讲课时喜欢在课本之外聊些家常，比如我至今还记得她讲自己当初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有时会在临街的宿舍楼窗户上探出身子，把钱用一个系着长绳子的吊篮吊下去，小贩会收起钱把好吃的放在篮子里再吊上去。一定是她在讲到杠杆原理那类知识时顺便讲到的。因为很生动，所以记住了。她有一次不知怎的告诉大家“不要忍尿”，有尿必须尿，如果忍尿就会得病。同学们为此笑了这个老师好长时间，因为她居然在课堂上讲到了如此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
我们的小学是非常好的小学，所以老师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记得有一位数学老师，是个岁数挺大、其貌不扬的老头子，他的绝活儿是在黑板上画圆，讲数学常常需要画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随手一画，就是一个标准的圆形，绝对不会在哪里凹进去或者凸出来。他的板书也都是圆乎乎的，非常顺眼，像美术字。
五六年级时，大家都接近了青春期，有的女同学已经开始月经初潮，一上体育课，总有两三个女生因为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她们究竟出什么问题了，我当时半懂不懂，若明若暗，只是觉得她们有点儿神神秘秘的样子。在三四年级，亲密无间的男女同学开始“分男女界限”，就是互相都不说话了，还有就是班里给许多同学“配了对儿”，谁谁跟谁谁是一对儿，谁谁跟谁谁又是一对儿。有个漂亮女生被传为“花心儿”，有五个男生是她的“花瓣儿”，全都指名道姓，还有同学课间在黑板上画了示意图，那个女生的名字和五个男生的名字分别写在花心儿和花瓣儿上。我因为一直有点儿正儿八经，又极度羞涩，所以很少有此类传闻。传闻中最不堪的是，有个男同学爱盯着女生的屁股傻看，记得当时似懂非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应当属于情欲比较晚熟的类型。
1964年，我们五年级，学校歌咏队要调一批人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我被挑上了。那个演出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大会堂第一条横向过道前的十几排座位都是我们这些伴唱的小学生，唱的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二声部，我唱的是第一声部。当时觉得第二声部是比较难唱的，因为完全不成个调调儿，只是为了配和声。但是，当两个声部合在一起时，当和声出来时，歌声突然变得无比动听，这奇妙的变化使我终生对音乐产生一种神秘的崇拜，只觉得它是天上才有，世间所无的一种奇妙事物。
那段时间，只要一有演出，我们就来到人民大会堂，换装化妆，然后坐在台下把《东方红》从头到尾看一遍，因为我们的歌在接近结尾处。所以，在看了不知多少遍之后，对于所有的章节都耳熟能详了，甚至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记得王昆唱的《工会歌》，记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黄洋界上炮声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十送红军》《过雪山草地》《红军到陕北》《游击队之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一次，毛主席率众领导来看《东方红》，坐在走道后面那排的正中，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他，我们全都站起来拼命回头看，离他大约也就十几米远。
后来有一天，说是毛主席接见全体演员并合影。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估计是宴会厅，已经摆了一圈阶梯式的合影台，据说演员共三千多人，我们坐地下第一排，第二排站地下，从第三排往后站在阶梯台子上。等了一阵，领导们来了。记得周总理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全场欢声雷动，大人们全都激动极了，可是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原子弹是什么，它的爆炸成功对于中国的意义是什么，只感觉到是件天大的好事，也被周围大人的狂热情绪所感染，跟着鼓掌欢呼。那次合影后来每人发了一份，不是相纸，而是印在画报纸上，卷成一个直径一寸的纸卷，打开有一米长。我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别人都是正面相，我是侧面相，我正歪头往毛主席那边看呢。
事有凑巧，1965年小升初的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写的就是接受接见的事，结果这篇作文被登在了《中国少年报》上，成为那一年的范文。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为铅字，那年我十三岁。还记得《少年报》那篇文章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让人雌雄莫辨吧。结果有好多小朋友给我写信来，有个小男孩写信来说：我想要一个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个吗？信我当然都没回，只是自己乐了半天。后来，为了这篇作文我还受到教育当局的召见。其中一个老师问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人民日报》的”，老师应声说道：怪不得呢。当时这话让我很吃惊，很费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关注或辅导过我写作文。长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原来父母的工作与写作有关呀。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渐渐显现。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被选入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的伴唱团，但是合唱团一个唱歌很好也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却没有被选中去参加演出，大家议论纷纷，据说是因为她“家庭出身不好”。从那时起，我们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的概念。我们从那时开始接触社会的残酷和不公正。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第一道阴影。
在1965年前后，社会上的政治气氛渐渐开始变得狂热起来，大约是从学雷锋开始的。一开始只有雷锋一个时尚榜样，后来就多起来，什么王杰、欧阳海、麦贤德之类，大家全都从中具体感受到什么叫作“英雄辈出”，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英雄偶像被推出，有的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也有救火救人牺牲的英模人物。记得那时候，小学生都到处跑着学雷锋。有一次，我们全班同学到西单商场学雷锋，呼啦啦去了一帮半大孩子，商场方面也不知拿我们怎么办，结果有的同学被派去厨房打下手，洗菜切菜；有的去站柜台，帮助卖火烧、包子；还有的帮助商场卸货。听说傅亮他们几个男孩去帮人家从卡车上卸猪肉，两个男孩抬着半扇猪，跌跌撞撞，把人家的玻璃柜台都撞碎了，好心办了坏事。可是大家还是十分兴奋，觉得自己在大做好事，为社会奉献力量。我好像是在厨房里帮助洗菜，虽然不如他们那么惊天动地，心里的兴奋程度并不稍减。后来听说美国西点军校也学雷锋，心想，大约也是在提倡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吧。再到后来，听说这是一个误传，心里还当真有点儿失落的感觉。尽管证明消息不实，但是这样的信息之所以能够流传，至少证明学雷锋运动在当时的中国有多么深入人心。
我记得当时对所有的事情都懵懵懂懂、半懂不懂的，可是非常认真，非常虔诚，对于那些革命的道理和号召都真诚响应，看雷锋日记也是极为认真的。当时的一个想法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看了雷锋把所有的零花钱都节约下来寄给灾区和需要帮助的人之后，我想到：以后恐怕不能再吃冰棍了，可是奶油冰棍是多么好吃啊。北京当时市面上有三种冰棍，奶油冰棍五分钱，小豆冰棍三分钱，红果冰棍三分钱。后来出了一种鸳鸯冰棍，一毛五，是两根奶油冰棍在底部连在一起，因为里面奶油放得多，所以口感特别腻滑，香甜无比，令人垂涎欲滴。我设想了一下，一辈子不能再吃冰棍是个啥感觉，能不能受得了？当时内心真是很矛盾很痛苦的，这应当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两难窘境。幸亏后来学雷锋的风潮过去了，我又能心安理得地吃冰棍了，有无比释怀的感觉。
有一阵，社会上提倡思想改造，“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我们也是相当虔诚，相当较真的。我一直不爱吃菠菜的根儿，受不了那股甜丝丝的味道。有一次，为了改造思想，就想着红军长征的时候饿极了吃皮带，那要比菠菜根儿难吃多了吧。这么想着，就捏着鼻子把菠菜根儿吃了下去。后来，记得我跟二姐乃云说起这件事，她狐疑地瞪着我说：红军长征？看来她觉得我是在编故事，根本不相信我会因为想到长征才咽下菠菜根儿的，可是那确确实实是我当时思想斗争的真实经历。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这代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中长大的。我们的理想主义是极为真诚的，可惜后来这些理想主义被丑恶的现实碰得粉碎。
中学·“文化大革命”
我考上的中学是北京师大女附中，是个女校。学校现在改名叫实验中学，因为后来北京的女校和男校全部改为男女合校，剩下来的唯一一所女校是华夏女中。小升初时，学校可以保送我去上隔壁的师大一附中，可是我的两个姐姐上的都是师大女附中，所以我也一门心思要上这个学校。记得小学老师对我说：上女校不好，不如男女混校。我问：为什么不如？老师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大致就是有男同学在一起上学更有趣些吧。但是我没有听劝，因为老师对自己的看法似乎也并不是很自信，语焉不详，因而显得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们的中学是北京当时收分最高的学校之一。我们班四十多人就有十几个是（语文算术）双百分录取的。所以能上这个学校的智商都不低，大家也都很自豪。还记得初一发校徽的时候，拿着毛主席题写（估计是因为他的女儿在这个学校所以能求到题字吧）的校徽，心里激动而骄傲，觉得在人生的赛事中，自己已经是跑在前面的人了。
可惜好景不长，才上了一年学，“文革”就开始了。学校乱了，课也停了，大家一起去“串联”，到北京的各大专院校、到全国各地去看大字报。
1966年8月的某一天，上着半截的课忽然停下来，大家收听广播，一个激越的声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都很震惊，兴奋，恐惧，还带着一点儿神秘莫测的感觉，不知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大家都隐隐感觉到出了大事，国家出了大变故。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完全超过了我们的理解力，校长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师成了“牛鬼蛇神”，全都进了劳改队，一帮女孩子成了掌管劳改队的人，挥舞皮带打人。
据说当时北京的中学有一个规律，女校比男校打死的人多，女孩比男孩打人更狠。我们这个女校在那段时间一共死了九个人，有好几位老师自杀，在全北京的中学中算最高的。在狂热的八月，我们的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成为当时北京第一位罹难的中学校长。她的事情后来被反复提及，作为“文革”中最为惨烈的一个典型事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女孩不是一般被认为更加柔弱心软吗？现在想来，可能正因为在革命的狂热中，女孩怕被认为软弱，所以更加硬起心肠，下手更凶狠。男孩因为没有这种心理压力，所以男校的暴力程度反而低些。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我看到一位杨姓女同学的回忆录，她当时是劳改队看守，有一次，她监督校长胡志涛扫地。胡校长当时五十岁上下，也是一位“三八式”（在1938年前后的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身材娇小，面容姣好。据杨姓女生回忆，当时她看着胡校长弯腰扫地的背影，突然感到她很像自己的母亲，心中一股同情感油然而生。她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惊恐，马上开始自我批评：为什么这样心软？这样敌我不分？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啊。于是又端正心情，鼓起勇气，大声呵斥校长。她的内心斗争部分地解释了女生比男生心狠的反常情形。
当时，由于我父亲1936年曾被捕过，虽然据说是按党的指示写了悔过书以保存力量，但是仍被“文革”小报说成是叛徒，我因此不能入红卫兵，算是出身有问题的人了。我还记得忽然有一天，一位当时家里没问题的女同学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自来红们站起来”。我当时心里很痛苦，很矛盾：该不该站起来呢？我还能算“自来红”吗？那时候，我正处于青春期，生活中又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抱负远大，春风得意，这突然的落差使我感到特别的迷茫、焦虑，不知所措。现在回头去看，当时我因为父母的问题入不了红卫兵，没有资格去打人斗人，反而使我避开了这种良心矛盾的尴尬境地，不能不说是因祸得福。
我记得那时头脑昏乱，情绪激动。一日，我买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大意是要打倒那些“封资修”的东西，因为家里有好多外国音乐唱片和小说，我要批判它们，跟它们划清界限。那语录是用白粉笔写在一张涂塑的长方形黑纸上的，贴在爸爸的书房里显得丑陋不堪。爸爸当时的表情很不以为然，没过几天就把那语录悄悄摘掉了。
又一日，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民日报社的造反派，要把爸爸揪走去给彭德怀陪斗，因为爸爸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跟彭德怀在1959年犯的是一样的事。我记得当时爸爸还没起床，慌忙起来穿衣服，我在隔壁听到那些造反派粗声大嗓地呵斥爸爸，就忍不住冲进去冲他们喊了一句：你们态度好点儿行不行！当时我心跳剧烈，热泪盈眶，十分激动。爸爸没说话，造反派也没说话，大概是对我的激烈态度有些意外吧。后来爸爸就跟他们走了。
我知道，比起很多家里出了大变故、受了大磨难的孩子，我的这点儿遭遇简直不值一提。但是它对于我的生活、我后来的道路并非全无意义。它使我懂得了苦难的意义，懂得了社会不公正的意义，使我不再轻信宣传的一切，使我对有同样遭遇的人有了同情心。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王小波，他的父亲在1952年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从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半路出家去搞哲学研究，当老师。如果我父亲没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被批斗，我怎能了解世事的不公，怎能同情小波父亲的遭遇呢？
当时学校的气氛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狂热和混乱——一开始是平民杀贵族，然后是革命党人中的各个派系互相残杀。每天的生活中充满了惊吓，斗校长、斗老师、斗反动学生，最后是学生中的不同派系互相斗。几十年过后，中学同学聚会，我们班居然还有三十多人能来参加，真是意外惊喜，大家竟然做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班里有个出身资本家的同学坚决拒绝出席，想必是因为当初被伤得太深，至今无法释怀。
看到一位老同学，她的模样竟然没什么大变化。当初开她的斗争会的情形浮现心头。记得当时十四岁的她站在一群群情激昂的同学中间，满脸的窘迫难堪，每个人都疾言厉色，冲着她大声嚷嚷。我竟然还记得自己当时也想高声呵斥她什么话但是总是喊不出来的尴尬感觉，就跟小时候在学前班老师让我喊“起立”怎么也喊不出的感觉一模一样。也许是性格的腼腆使然？也许是因为从小没有被父母呵斥过？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父母之间高声大嗓地说话？反正我从来没有学会过跟人对骂对吵，是个不会吵架的人，批判会这种形式我怎么也适应不了。记得我1977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开“文革”时代报社社长的批判会，一开始大家全都坐着，后来有人喊“××站起来！”我就觉得特别受惊吓，对这种斗争“仪式”永难适应。
当时，不会跟人吵架的个性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记得有一回，班里当时父母还未被揪斗的一帮同学——她们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当时地方干部子弟大都受到冲击，军队没有搞“文革”，所以她们的父母还算安全——找我谈话。大家都是相处了一年时间的同学，即使不能说相亲相爱，至少也是团结友好的。这次谈话给我带来极度痛苦，其实她们也没说什么，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说我不好，其中有个我平时视为好朋友的女孩（她的父亲是空军高级将领，后来也出了事）竟说了一句骂人话（因为我小时候满脸雀斑，我对此一直很羞愧，而她骂的就是我这个生理缺陷），我当时无比震惊，完全彻底地瞠目结舌。这个大约半小时的谈话会，我除了简单地回答几个问题，自始至终没有反驳，没有对抗。会议结束后，我浑身颤抖，一直在幻想中反驳她们：她说这句话时我该怎么说，她说那句话时我该怎么说，她骂我时我该回敬她什么话。可惜这一切都仅仅发生在想象之中，在现实中并未发生。性格懦弱的因素或许也有，但是从小不会跟人吵架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当时深切地体验了什么叫痛心疾首，什么叫扼腕叹息。
还有一位同学，是出席同学聚会时满脸沧桑的老同学当中显得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位，见到她时，我心中浮现出当初开她的批判会的情形。她被批判的原因是因为谈恋爱。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像《1984》中描绘的青年反性同盟那般狂热，不但反性，而且反爱。那位女同学才十四五岁就恋爱了，用现代的视角来看，这有什么呢？少女心事，情窦初开，不是再自然再美好不过的事情吗？可当时，狂热的我们竟想到要开她的批斗会。那对小恋人面对打压，相互抱团取暖，据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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