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鸣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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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家试读：

说到“兵家”，势必要与战争扯到一起。西方人翻译中国兵家的著作，几乎都要用“战争艺术”(ART OF WAR)这个词，直白之中又透出几分羡慕。

中国人向称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战争也堪称是我们的一种传统。也难怪，据称是我们人文始祖的黄帝、炎帝就是一对打仗的冤家。几千年“上疆场彼此弯弓日”，居然打出个“战争艺术”。

西方人会很诧异，当他们大多数祖先还没有走出森林的时候，中国人居然有了总结战争经验的著作。即使他们视为文明之源的咕希腊、罗马能产生出足与中国哲人孔子、老子相比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却无论如何也觅不出白皮肤的孙武与吴起。被勉强奉为西方兵学之祖的色诺芬，按中国人的观点，充其量不过是位“太史公”，毫无稀罕之处。

正象“四大发明”是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不愿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奇迹”一样，中国兵家也是这样一种奇迹；是一种尽管人们心怀偏见，但只要正视战争的客观现实就不得不躬身致礼的奇迹。

当然不是仗打得比别人多，中国人才有了这个奇迹，实践固然出真知，但也需有人总结积累才行。中国的兵家述祖上去，不是武人却是文官，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巫师卜祝，是他们有意无意当了国王的“军师”（发展下去，专门司掌军队，分管军事的官员出现了，他们是武官，却依然有文人记述总结的传统。亦文亦武兼通阴阳姜太公，成为兵家的一种模式）《汉书·艺文志》上说兵家出于古之武官，而《史记·齐世家》称言兵者皆以姜太公为宗。看来兵家从源头上就呈现出文人、武将、智者三位一体的形象。

但是，如果仅仅有这样一汛源水，而没有春秋战国这样一种特殊的时间和空间，兵家之溪流也许不会形成令人叹为观止的江河。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可能并不比以前此后的时代多出多少快意，但那个时代的确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只要有点真才实学，就不难封爵拜相，谋取富贵。如果无意于功名利禄，也自可以著书立说，放言无忌，没有人会来管你的闲事。

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世界或许真的可以被他们所改变。儒家要回到西周，述仁讲礼，孔子带着弟子乘着牛车，风尘仆仆，栖佃追逞。墨家要徊到大禹，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同样风尘仆仆，奔走于列国，摩顶放膻。法家、纵横家更是一尉急干将所学发售脱手的样子，四处奔走，孽孽求利。

兵家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由各国武职官员的后裔家授私传的小打小闹，演变成足以与懦、墨、道、法诸显学相匹敌的学科。中经子鱼、曹判的阵前论战，管仲、熊侣的用兵实践，一跃为孙武、司马寝直、吴起、孙膜等人千古绝伦的理论著述和完美无缺的用兵艺术，兵家的涓涓细流，陡然汇集了民族积累千年的智慧，形成一道巨流，浩浩向前。

当然，严格说来，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学派意义的兵家，在先秦之后基本上是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学科，兵学却依然繁盛。具有兵学造诣的人虽然有时可能同时也是儒者、政治家甚至诗人，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仍然可称得上是兵家，因为他们继承了先秦兵学开创的学科。至于那些既是战将，又有理论贡献的人，与先秦兵家的形象就更加接近，所以更有理由被称为兵家。

我们不是将所有的赳赳武夫都列为兵家，因为他们的大多数只是战争的工具和载体，近乎近代所谓的“炮灰”。也不是将所有写过兵书的文人都列为兵家，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也不过是吹南郭。先生之筝的人物，除了抄袭改窜就是书生腐论，更有甚者，直是书贾坊家的枪手，铜臭熏天的逐潮客。”理论造诣者；其次选择那些具有战争史上转折意义的战争指导者；其三对个别在特殊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人物，也作为一种特例选入。所以，我们的兵家定义，基本上以先秦兵家为标准，将兵家定为具有兵学造诣并有战争实践的人群及著述。兵家不是简单指兵学家，而是指继承了先秦兵家传统的人和他们的著作。

我们将兵家的源头定在商周之际。虽然许多人述祖兵家，往往归到姜大公，但是我们却宁愿放弃这个声名显赫的祖先而将功劳记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巫师卜祝身上。不过象姜大公这样的人无疑也可算作萌芽期兵家的一分子。

春秋战国是兵家的鼎盛期，严格意义上作为学派的兵家，就是特指这一时期的诸位先哲及著作。如果说兵家是由智慧堆积起来的山峰，那么先秦兵家就是峰顶难壕的明珠。先秦兵家对于整个兵家的长河具有大本大源的意义，正象号称“兵学百科”的茅元仪评论孙子时所说的，在孙子之前的思想，孙子都能概括了，而在孙子之后的兵家思想，无一不要追述孙子。所以，我们在先秦兵家身上花了最多的笔墨。

兵家在秦汉经过一个相对的沉寂期。大约先秦兵家的思想创造力在这个相邻阶段仍旧发出逼人的光焰，兵家在此阶段只限于应用其原理，整理注释其典籍，较少创新之制。三国时期兵家出现一段暂短的活跃，不过在兵家宏观架构上仍无多大起色，兵艺权谋却相对发达，可惜人称“乱世奸雄”的曹操兵法新制失传，只遗下他注释的《孙子兵法》，可以星点地看出他的卷智闪光。

唐宋是兵家的中兴期，具有开拓气质的盛唐兵家炮付出一些有别于先秦的新论。李世民、李靖的长途奔袭的骑兵战略，以及初唐行之有效的府兵制也的确让人耳日一新。一开始就受制于异族军事压力的宋朝士大夫特别忧国忧民，文人竞相言兵，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却无助于北宋的兵事，直到金兵甫下，掳走钦徽二帝，宋室南迁，这才出了几个能够活用兵法的将帅，撑住了小朝廷的半壁江山。宋代另一值得一提的事是舟科武举，列兵家典籍为“经”，兵学从此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

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已开始衰竭，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知识分子的精力都耗在科举考试和朴学考据之上，写兵书的人虽多，但有分量的却少见，明代还有戚继光、茅元仪这样的兵家余绪，可清代连戚继光那种粗糙的练兵实录也没有、清末曾胡等人的努力，成了整个封建时代兵家的最后一抹余辉，从此中国兵家的发展被西方资本主义全面入侵打断，西方体系的兵学理论取代了传统兵学占据了中国军界。此后，诚然中国近代军事学家也对西方军事学与传统兵学的结合进行了尝试，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内容，不再赘述。

兵家著述是中国传统典籍文化中除去儒家著述外，数量最多的一类。人们常用浩着烟海、汗牛充栋之类的词来形容，二点都不过分。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目前尚知其名的兵书共计三千三百八十部，二万三千五百零三卷。《中国兵书通览》的作者许保导面林曾绘制过历代兵书发展变化曲线，现引用于此：

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兵家著述的发展概貌。兵家著述的增幅，不仅与战争的理论需求有关，也与印刷业的发展、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息忠相连。

虽然大多数兵书均为注释先秦兵籍之作，几同子后世儒者之注经。但是兵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确也走向细部化、技术操作的具体化，从先秦那种宏观的战略思想、作战原则的论述走向具体军事学门类的探讨。

兵家著述有专门讲军事训练和阵法布列的，如《练兵实纪》、《车营扣答合编》，以及《抠奇经》等。

还有专讲战争战例的，如《间外永秋》《二十一史战例考》、《读史兵略》等等。

有谈论将帅标准品格的，如《将苑》《将书记》等等。

有专讲使用间谍的，如《间书》。

有通过名将传记讨论用兵的，如《十七史百将传》、《广百将传》等。

有探讨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的，如《历代兵制》、《补汉兵志》、《太平军目》等。

有关于兵琢军械的，冷兵琢有《耕余利技》、火原有《火攻孪要》等。

还有关于军事地理的，最著名的是《读史方舆纪要》。

还有一些综合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如《武各志》、《武经总要》等等，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既有上边报到的诸项，又有天文、占侯、马政、军医、后勤等一般人想不到的内容。

兵家著述就象一座庞大的智慧与知识的宝库，而历代兵家就是那些知道“芝麻开门”咒语，却只往里添宝的人。

有人在讨论唐代诗歌时，常有“诗圣”、“诗仙”、“诗佛”、“诗鬼”的说法”来比喻各大家的诗风。其实，我们谈论中旬兵家也同样可以照此办理。孙武与吴起双峰并峙，堪称“兵圣”；孙胰用兵鬼神莫测、飘逸漾洒，堪称“兵仙”；司马穗直古朴忠厚，可称“兵佛”；韩信用兵古怪刁钻，可称“兵鬼”。用他们来对应杜甫、李白、王维、李贺，委实一点也不辱没诗人的清誉。

中国诗歌是中国人独擅的审美式思维的产物，其登峰造极、完美无瑕，令人击节三叹；而中国兵学则是中国独擅的慧观式思维的产物，同样登峰造极，为天下人赞叹不己。用兵只有在中国人手里才可以称之为“艺术”，而兵家就是创造这独特艺术的大师与巨匠。中国兵学是中国四大实学之首，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文明的智慧的礼物：千百年来，它以它那慧观的哲理与平易的技术，为人类智慧增添了无尽的养科。正如一位卧本学者所说的那样，只要人类还存在：中国兵学的价值就不会消失，战争被消灭了，它的智慧却仍可帮助和平的人类更好地生活。

古人称人生有三不朽：立穗、立言、立功，中国兵家之功，中国兵家之言，将永远活着，为后世垂范！源流篇——中国兵家纵观第一章萌芽初动——中国兵家缘卜祝

● 早期的兵家思维缘起于卜筮祝辞。

● 以“打冤家”为例，三次占卜的结果，出现了

如下八种情形：

偶偶偶——不分胜负（中平）

奇奇奇——胜负分明，胜则大胜，败则大败（中平）

奇奇偶——可战可不战（中平）

偶奇奇——不大顺利（下）

奇偶偶——必败，损失大（下下）

偶奇偶——无大不利（中平）

偶偶奇——有胜的希望（上）

奇偶奇——战必胜，获虏必多（上上）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组织的正规战争与国家的发展相伴而行。中国早期国家夏、商周朝代更迭，政治演进，战争的规模、烈度也前浪推后浪，兵学家的先驱递次在战争舞台上亮相。

巫师卜祝问兵机

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战争存在。尽管原始民族的部落内部相亲相善，熙熙融融，但氏族间和部落间却争战不已。或为婚姻，或为食物，或为领地，或者仅仅为显示一下部落战士的勇武。象采集、狩猎、种植等初民行为一样，战争行为也会有它的经验和积累和总结。在最初可以只是感性的直觉的和片断的，随着文字的出现，就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经验的积淀和升华，呈现理性化的色彩。

正象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受着生产力条件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双重制约一样，战争经验的总结也受制于战争的频率与规模和人类符号系统的演化。中国早期的文明史，恰在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字演进方面走在人灯的前列。而这种文明的进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极大地激化了战争这一类社会的怪物。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首先是用于铸造兵器，象一句先秦的俗语说的那样，好的金属用做刀剑，而次的金属才做锄犁。发育较早的国家组织，一个基本功能就是发动战争，仅《甲骨文合集》收录的卜辞，就有商代君主武丁与上百个方国、部落多次进行战争的记录，战争的时间可长达一年，区域可及千里。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记载事项比较集中的就是战争，目前收集的甲骨卜辞，这样的记载有上万条之多。由此观之，中国兵学的早熟与发达是不足为怪的。

不过，兵家的先驱并非那些孔武有力，叱咤风云的带兵人。倒是不操兵戈的巫师卜况，才使早期的兵略露出萌芽。

从形式上看，中国早年历史上的巫觋们与现代农村的巫婆神汉并无二致。同样是居于神（鬼）人之间的中介地位，传递消息。但在本质上他们是有区别的，其尊卑高下更是不可以道里计。早年的巫师是人类社会中专门的知识分子，拥有旁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和地位。他们是帝王的顾问和参谋，也是帝王的师友和决策裁决人。那时的巫师远比领兵打仗的将帅还要威风和霸道，即便帝王满门心思想打一仗，或讨伐某方敌国，只要巫师们烧烧甲骨，弄弄蓍草棍，如是三番地装神弄鬼一通，然后说不行，那么帝王纵有一肚皮不情愿，也只好作罢。巫师们对战争的参予程度之高，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从出土甲骨卜辞来看，帝王的战争准备，包括对象选择、发动战争的时机、地点、战争部署，乃至处理战俘，都要进行占卜，以占卜的结果来决定行止取予。凡事参与多了，就自然会有关其事的经验或教训积淀于其中，从而见诸于巫师卜祝的卜辞。卜辞从单纯地问战争凶吉、天佑与否，逐渐渗入了有关军队名称和编制、战斗队形、战争规模和使用的兵器等项内容。应该说，这些卜辞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兵书的一些特性。巫师们有意无意地扮演了军事参谋和兵学先驱的角色，尽管很不称职，但毕竟要算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最可靠的兵家之源。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战争本身的进化，由巫师们兼代的“军事学家”逐渐不能适应情势的需要，两种人物渐次应运而生，取代了巫师这种粗糙的军事学家的位置，一种是由知识及文字应用面的扩大而出现的智谋之士；一种是由“巫”中分化出来的“史”。“史”成为专门的典籍编撰整理、收藏人员，有关军事的记述与总结自然也由他们来承当。在前者，出现了伊尹和吕尚这样的贤相兼统帅，在后者，则有西周的《军政》、《军志》一类的军事典籍。这两部书虽然已经亡佚了，但是从《左传》、《孙子》中保存的一些佚文片断来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比如在战略上，已经提出得人心与否是战胜的重要条件，提出作战士气的重要性，认为打仗要知难而退强而避之，在战术上强调地利的重要，行军打仗队形呼应，旌旗金鼓的使用等等。

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就是这样从巫觋的手中走了出来，由神秘化推向理性化。

伊尹、吕尚传兵略

伊尹是成汤灭夏的关键人物，吕尚是周文王周武王灭商的关键人物。关于他们二人的身世，历史传说中各有说法，已经明显地蒙上了一层后人加工过的所谓“圣君贤相”或“圣主求贤”式的理想色彩。或者说伊尹原是一名筑墙的奴隶，还懂烹饪，而吕尚则曾当过屠夫，卖过水，是成汤和周文王这样的圣君明主不拘一格地将他们从社会底层选拔出来，委以军国大任。但是二人得售之前都有梦兆示于君王，而且两人都“善卜”，尤其是吕尚，更是有种神秘色彩，小说《封神榜》恰是根据这一点，将他演义成一位能呼风唤雨，卜神遣鬼，亦巫亦将亦相的人物。说明他们与早期的知识阶层巫卜是有关系的，所以行为上依然带有巫卜的痕迹。

伊尹的最大功业是助汤伐桀。当商汤得到伊尹之时，夏朝之君桀昏乱残暴，不修内政，连年征伐，以致国力大损，但是商当时还是向夏纳贡的属国，瘦死骆驼大于马，商要想取夏而代之，还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夏桀也是个善于征战之人，治国虽然不行，打仗却有一套。

针对这样一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势态，伊尹为成汤制定了一套修德自强、由远及近、翦除羽翼、夺心夺力直至最后决战的战略。

根据这个战略，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首先内修德政、轻刑薄敛，奖励生产以强干固本，对外交结各国，争取联络那些对夏有急气的诸侯，一时形成了众望所归的局面。传说成汤出征，东征而西边的人不满意，南征而北面的人不满意，人民盼望成汤，就象大旱之时企盼甘霖的到来。

其次，对那些仍然依附夏桀的诸侯，伊尹创造性地运用“用间。谋略，亲自化装由商去夏，探知了解了夏王朝的内情，巧妙地离间了夏与各诸侯之国的关系，造成了夏王朝内部的分裂，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夏桀。这种不入虎穴焉得子的气概和胆略，以太巧妙的行间术，使得后人将伊尹尊为用间之祖，孙武子在《孙子·用间篇》中就专门提到伊尹和吕尚的入敌国行间的事迹。

当商逐步强大到足以与夏抗衡时，仍然采取避免与夏正面交锋的战术，而是率先从两翼下手，逐一征伐葛、韦、顾、昆吾四方国．以翦除夏桀的羽翼。这四方国一向与夏关系密切，尤其是昆吾号称“夏伯”，是夏桀最亲近的助力和黄河上游地区的支柱。商拿这四方国开刀，打响了灭夏战役的序曲。在伊尹的调度下，商找借口先从实力最差的葛下手，递次攻灭了韦、顾、昆吾，全部占领了兖、豫大平原，实力大增，而夏则处于近乎孤家寡人之境地。

一连串的胜利使得成汤欣喜如狂，一时失去了必要的冷静，在击灭四方国后，遂下令停止了对夏朝的纳贡。夏桀大怒，下令征调“九夷之师”平攻商汤。当看到九夷还听命于夏的时候，伊尹感到决战的时机尚欠火候，于是力劝成汤暂时隐忍，商遂向夏谢罪请服，恢复了对夏的纳贡。

次年，当伊尹发现连九夷也对夏阴蓄叛志的时候，觉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境地，于是立即号召诸侯，兴兵伐夏，成汤夏桀的最后决战——夏商鸣条之战终于开始了。

成汤在战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誓师词，声讨夏桀的残暴无道，宣称自己是奉天吊民伐罪，以正天讨。成汤还要求部下忠实于自己，英勇作战，他保证赏罚严明，决不食言。誓师已毕，成汤和伊尹精选“良车”70乘，和敢死之士6000人，联合各方国军队，向夏都进发。战车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作战工具，有70乘已足以摧枯拉朽，冲锋陷阵了。

商军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进逼夏都，由于夏桀已成为孤家寡人，消息闭塞，以致商师兵临城下，方才知晓。夏桀仓促之间率师迎战，不敌而退走鸣条（今河南封丘东部），商军追击，双方在鸣条决战，直杀得昏天黑地，夏军大败亏输，夏桀逃到一个属国，立足未稳，商军不久旋踵即至，桀仅率少数亲随落荒而走，不久病死。随后，成汤和伊尹率师征服了原属夏朝的所有地方，建立商朝。

吕尚助周伐商的故事与伊尹有着惊人的相似。成汤开创的基业四百余年传到纣王（帝辛），历史又开玩笑似地出现了与上朝代相似的现象。商纣与夏桀一样，有着足以自负的才智与勇武，史书上说他可以赤手空拳与猛兽相搏，而且见多识多，思维敏捷。正因为如此，他即位以后，好大喜功，不恤民力，四处征伐，尤其是对东夷的连年征战，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虽说为他开创了新疆土和掠夺了大量金玉财宝，却使国内矛盾空前激化，人民不堪重负暴乱不已，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纷争日趋白热化。四方诸侯各怀异志。但是被百战百胜假相蒙住了眼睛的商纣却看不到自身大厦的裂痕，在一次次的凯旋声中他愈发刚愎自用，不听忠谏，骄奢荒淫，纵欲无度，史书上说他做酒池肉林，迷于醇酒女人，夜夜欢宴。又制炮烙之刑对付那些反抗他意志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周文王遇到了吕尚，遂用其谋，花了两代人的功夫灭商自代。

吕尚的灭商筹划，在大趋向上与伊尹灭夏之计并无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也有特色。首先是行韬晦之计，以恭顺效忠的面貌，麻痹商纣。吕尚曾对周文说，雄鹰出击之时，要收拢双翼，猛兽将要扑搏之际，也会伏缩身躯，圣人要想有所为，必示无为以愚弄对方。周文王采纳了吕尚的建议，处心积虑对商纣表示恭顺。商纣曾囚禁周文王子羝里（今河南汤阴北部），但文王不仅没有露出丝毫的怨色，反而令手下奉贡商纣以美女和珍玩，结果周文王反祸为福，出来后不仅“西伯”即一方诸侯之长的称号得以保留，而且还被赐以弓、矢、斧、剑，使其得专征伐之权。后来，吕尚恰是利用这个“合法”权利大作文章，一方面扩展自己势力，一方面翦除商纣的羽翼，使伐商的前半部征战均在商纣的大旗下进行。文王摆脱了羝里之囚，对纣王愈发恭谨，不断地送上美女、奇珍、异宝，并献上洛西之地，还屡率西部诸侯朝觐纣王，曲意交结纣王左右，以便让他们在纣王面前多进美言。同时还摆出一付沉溺声色的样子，大筑舞楼台，安排歌姬舞女，撞钟击鼓，花天酒地，并有意让纣王知晓。果然，吕尚的韬晦术成功，商纣从此对文王放松了警惕，认为这个人已经变得昏庸恭谨无所事事，不足为虑，从此一意专心对东夷用兵，将主力调往东方，从而使周迅速壮大。

其次，用间用得更巧妙更有效。吕尚使人收买了商纣王的近臣费仲，不仅使其转送各色礼物贡品于王前，而且还能为文王说情游说，从而使吕尚的韬晦之计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费仲等人实际上充当了周人的间谋和内应，从而有效地瓦解和离间了殷商统治集团。本来就刚愎自用的商纣王，在这些充当周人“内间”的佞臣蒙骗下，遂变本加厉地倒行逆施，拒谏饰非，残害忠良。数年之间，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而商纣的哥哥微子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经过周人的劝说，竟降了周。非但如此，由于用间之功，殷商王朝的一举一动周人全部了如指掌，而商纣却如盲人瞎马，整日沉缅于自己的幻觉之中，直到周军兵临城下，方知大事不好，可主力远在东夷，只好发囚徒俘虏为兵，仓促上阵，结果兵败身死。

决定周商命运的牧野之战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厮杀。周武王率兵三百乘，虎贲（近卫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商纣由于主力部队尚远在东夷，不及回援，遂以首都卫戌部队另加奴隶和夷人战俘临时组合，也拼凑了十七万人。双方在距商都朝歌70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东）大战一场。商纣临时武装起来的刑徒和俘虏，不是四散逃命就是临陈倒戈，不过剩下的商军还是进行了垂死的抵抗，双方直杀得血流漂杵，最后商军大败，绝望的纣王逃回朝歌，自焚身死。第二章星火燎原——先秦兵家出齐鲁

●春秋时代齐人田穰苴、孙武；战国时代齐人孙膑（孙武后裔）、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吴起，都是杰起的军事家。

●田穰苴的《司马兵法》、孙武的《孙子兵法》、孙膑的《孙膑兵法》和吴起的《吴子兵法》，都是我国古代的军事学的重要著作。

●先秦时期的兵家已成燎原之势，而中原兵家遍起之际，其军中之英杰、兵圣则多出齐鲁。

春秋战国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比奇妙的时期。生产力在战车的呼啸中进步，文化也在刀光剑影的间歇中繁荣。历史在这里为各色奇人、异人、怪人乃至圣人提供了一个空间和一段时间，于是人们创造了中国人历史上前边未能企及，后面又无从超越的绚烂文化。中国兵家也就是在这里正式诞生，以它傲视群伦、一小时空的姿态，发出夺目的光彩。

乱世怪杰起春秋

西周自武王立国，经四百余年传至幽王，一场不经意的玩笑——烽火戏诸侯，遂至国破身亡。他的儿子周平王不得迁都洛邑，从此开始了姬姓王国另一个四百年屈辱的生涯：王室衰微，不复有号令诸侯、统驭天下的能力与权威。平王之孙恒王好不容易下决心讨伐郑国，却落得个损兵折将，自己也中了一箭。从此以后周王室就变成了诸侯争战的尊贵看客，只有在争斗者春风得意，需要借王室的招牌压人耀己时，他才会被人想起。稀稀落落的朝贡，受贡者反倒感到受宠若惊。

一百多个诸侯开始捉对厮杀，相互吞并。争战中，有的大国反倒破败乃至国灭，比如郑、卫、许、纪诸国。不仅国之间争战不已，诸侯国内部的纷争也是好戏连台，国君的脑袋忽然之间就变得轻贱起来，孔子作《春秋》从未能让乱臣贼子惧，春秋弑君如割鸡。这期间，有五位诸侯有过令人眩目的表现，这就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历史上称他们为“五霸”。其实他们之中的宋襄公不过是贻笑后世的小丑，倒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有过短时期的风光。

经过春秋二百余年的大鱼吃小鱼的吞掠兼并，原来一百四五十年诸侯国只剩下晋、楚、齐、秦、越、燕等几个大国和鲁、宋、郑、卫等几个苟延残喘的小国。不久，三家晋，中国大地上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春秋时的侏儒混争终于化为巨人相峙。

与诸侯兼并同时，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之间也在明争暗斗，鲸夺厮并，鲁国诸大夫相争的结果，只剩下了三家，季孙、孟孙、叔孙。晋国原来的望族栾氏、原氏、狐氏等，不旋踵就为中行氏、范氏、智氏、赵氏等取而代之。后来晋的中行、范、智氏又被赵、魏、韩三家吃掉。大夫间的争斗有时比国与国的兼并还要残酷，战败者不是逃往他国就是身死族灭。很有名的曾经惊动了法国文豪伏尔泰的戏剧故事《赵氏孤儿》，实际就是这时期卿大夫倾轧的写真，那个被门人用自己孩子的生命保下的赵氏孤儿，在后来却又让别人尝至了斩草除根的滋味。

春秋争霸明显的后果就是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和秩序的破坏与紊乱。属于统治阶层的有诸侯，大夫、士这三个爵位台阶。诸侯虽也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差别，但都是由周天子苞茅分封的国主，属于天子脚下的第一档次的贵族；而大夫是诸侯之臣，也有自己的封地（采邑）；士则是大夫的陪臣，有自己的食田。在西周，诸侯有多少大夫，大夫有多少士，大体上是固定的。每个宗族，嫡长子一支算是大宗，其余的庶子是小宗，小宗从属于大宗。爵位的袭承，先由大宗，如果大宗无人方由小宗按长幼顺序袭代。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小宗只能降一格得爵位，如诸侯之庶子为大夫，大夫之庶子为士。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纵然贵为国君，数代之后他的后裔也有可能成为庶人。然而，春秋之世，这样一个社会阶序被打乱了。在以下犯上、唯力是从的政治氛围中，原有的继承次序屡屡被扰乱，同一层次的庶子各怀觊觎之心，嫡长子已经无法保障其继承的特权。其次，权柄倒移也成为普遍现象，周天子之事要五霸说了算，而诸侯之事往往要大夫当家，陪臣执政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无疑，这样一种混乱对那些原来没有机会的庶子、尤其是位于士阶层的庶子们是某种福音。对于他们来说，同样的祖先以及同等的教育，只因为错投了娘胎或生几时就只能走下坡路，本来就怀了一肚皮不平之气，这一下统统渲泄出来。而且在战争中你死我活的竞争压力，诸侯用户至一些强宗大夫均把延揽人才视为第一要务，得人与成功几乎成了一件事情的正反面。而士阶层由于长期处理日常政务富有经验，同时受的教育并不亚于上层贵族，因而在这一时期尤其活跃，成为各方招揽的对象。一些士甚至主动投到有希望成为国君公子门下，以待时机。比如管仲与鲍叔牙就分投齐惠公的二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门下，约好异日得志，相互荐举。晋文公重耳未得国时，也有狐毛狐偃、赵衰、壶叔魏隹，还有被晏婴用两个桃子设计杀掉的那“三士”：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捷，均属这类一勇之夫。一种是文士，以论礼讲道取功名，最典型的是孔子及他的门徒三千。最后一种是侠士，他们亦文亦武，不为功名为苍生，不为诸侯为天下，人数最少而献身精神最浓，墨子以及门徒钜子集团属之。

士阶层一旦活跃起来，即推动了其原面目的改观。在治国、征战、平天下的现实需要下，原来那种御射诗书的贵族官学教育愈发显得陈腐不敷用。士林中的杰出之士就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创立新学，有从治国平天下之道论及人生自然哲理者，儒家、墨家、道家属之；有的则重现实立效的治国、治民、致强之术。法家、刑名家属之；还有些人把眼睛盯在实用的干禄游说之术上，这就是纵横家；当然也有人不太理睬人间的给予扰，只关注抽象的概念逻辑命题，这即为名家。其中，讲求最实用也最能体现士人智慧的学说是我们这里要谈的兵家。

没有春秋争霸的政治环境，就没有兵家；没有士阶层崛起形成的文化氛围，也没有兵家。在西周时还只是萌芽的兵学，能在春秋大放异彩，及于哲理的巅峰，恰是因为历史积淀了几代的人才，又提供了合适的空间和舞台。

长勺阵前论奇兵

大约与春秋时期出道最早也最有名的政治家管仲同时，鲁国出现了一位兵家奇才，虽然他的活动在历史上仅仅如流星般的一闪即逝，却留下了令人至今难忘的光辉，这个人就是曹刿。

曹刿的身世乃至生卒年月均无可考，只能推测他大概也属于“士”，因为他虽然乡居，却了解国家大事，而且还能较容易地见到鲁侯，应该有一家的身份，但肯定不是上层贵族．因他一来没有官职，二来蔑视“肉食者”（贵族老爷）。

公元前684年，鲁国的邻邦齐国发生君位之争，受鲁国扶助的齐公子纠慢了一步，被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抢了先。鲁国为了支持公子纠，这年夏天由鲁庄公亲率战车三百，出征齐国，结果被齐军杀败，齐桓公进一步派鲍叔牙率军进逼鲁国，逼鲁人杀死了公子纠，并用囚车载回了管仲拜为相。这场继承权战争，使齐鲁两国从此交恶。

齐桓公打赢了一仗觉得还不过瘾，感觉没捞到什么便宜，遂不顾管仲的劝阻，于他即位的次年（公元前684年），命鲍叔牙率兵直犯鲁国长勺。

挺身而出

得知齐兵进犯的消息，鲁庄公一脸愁容，但没有办法，只能整理兵马迎战。鲁国虽是周公旦的封地，西周时号称大国，但这时早没了往昔的荣光，一向忍气吞声于其强邻齐国，换得两家太平，况且鲁军以新败之余，士气不振，对手又恰是齐国之智士鲍叔牙，敌强我弱之势，不问自明。生活在乡间的曹刿也知道了齐军来犯之事，他感到事态严重，遂准备动身去见鲁庄公，助其一臂之力，也好保住父母之邦和家乡父老的安全。乡亲们对曹刿的作法感到不解，他们劝曹刿说：“国家的事儿，自有那些吃肉喝酒的老爷们操心，你又何必呢？”

曹刿说：“那些食肉的老爷们行为鄙俗、鼠目寸光，怎么会有深谋远虑？我不能坐视国家危难不救。”

就这样，曹刿辞别了乡亲们来鲁庄公。鲁庄公正是一个未能远虑的肉食者的首领，这会儿正在为齐兵犯界的事犯愁，听说有人要来献策，便召见了曹刿。

曹刿一见庄公，开门见山就问：“听说您要跟齐兵对阵，您凭什么呢？”

鲁庄公说：“我待我的臣子们不错，凡有美衣美食，我总要分赐于他们，从不敢独自享用。”

曹刿说：“这种小恩小惠沾光的仅仅是一少部分人，老百姓既没得到实惠，是不会为您出力的。”

鲁庄公又说：“我很虔诚，在祭祀神鬼时，所有的祭品牺牲，在祝词中从来不敢虚报多报。”

曹刿说：“作为一国之君，个人对神讲求点信用，算不了什么，神鬼不会因此而保佑您打胜仗的。”

鲁庄公最后说：“我对于所有诉讼，不论案情大小，虽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总是小心翼翼，慎重处理。”

听到这里，曹刿才松了一口气，说：“您能这样慎重于讼案，还算是尽到了责任。基于此，我们就有资本与齐军抗衡了。作战时请让我一同前去，好吗？”

鲁庄公同意了曹刿的请求。通过这一番对话，曹刿了解到了鲁国的民心士气尚有可战之余地，从而在心里订好了作战的战略。

阵前论战

鲁庄公与曹刿同乘一辆战车，上了前线。齐鲁两军在长勺摆开了阵势，眼见得一场厮杀就要开始。齐将鲍叔牙由于去年刚刚

打了胜仗，有点轻敌，没把对手放在眼里，一上来就擂鼓率军向鲁阵中杀来。鲁庄公见状大惊，也要擂鼓迎战，曹刿急忙制此，说：“齐军锐气方盛，我军最好以静制动。”于是传令军中不许喧多备弓箭，严阵以待。齐军来往冲突，无奈鲁军阵如铁桶一般，根本冲不动，只好退去。过了一些时候，齐军又开始擂鼓出击。看到军将士张爪舞牙不可一世的骄态，鲁军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可曹刿仍然要庄公按兵不动。齐军鼓噪冲击了一通，冲不动鲁阵，只好又退回去了。鲍叔牙见两番无功，不由心急，不待兵卒休息，又擂响第三通鼓，齐兵又累又乏，勉强打起精神，冲将过来。这时，曹刿对庄公说：“可以反攻了。”于是鲁军个个言为义愤填膺，怒火中如猛虎下山一般扑向敌军，齐兵招架不住，七零八落，弃甲曳兵而走。庄公挥兵要追，曹刿说：“别忙，待我仔细观察一番再说。”遂下车看了看齐兵战车的车辙，又登车轼望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庄公，可以追了。庄公于是挥兵追杀，一直把齐军撵出了国境，俘获了大批军杖马匹。富且强的齐国，就这样败给了贫弱的鲁国。

鲁庄公打了胜仗心中自然高兴，但却搞不清为什么会胜。打完仗凯旋回宫，他迫不及待问曹刿：

曹刿回答道：“打仗嘛，主要凭的是一股勇气，气足则战勇，战勇则胜，气衰则战怯，战怯则败。当士卒听到第一次冲锋的鼓声时，士气最盛，第二次则气衰，第三次则变得精疲力竭了，斗志既衰士气也无。当齐军三鼓气竭时，我军方一鼓，士气正盛，所以能一鼓作气，战胜齐军。”

鲁庄公又问为什么齐军已败，还不让马上追击。曹刿答道：“齐国是大国，兵强而将能，虽然败退，但我怕他们是假装的，意在诱敌，鲁国兵微将寡不得不慎。当看他们旗帜东倒西歪，车辙也乱七八糟时，知道他们真的是败退，所以才请您下令追击。”

曹刿这番阵前论兵，论出了两个大道理，使后世长久得益。一是指出了战争中士气的因素，士气的高低首先取决于民心与兵心，能得民心与兵心，士气才有基础，其次士气还取决于阵前的布置操作以及相关的士卒疲劳程度。二是在具体作战方针上主张后发制人，敌疲我打。这两番大道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光辉，在现代战争的许多优秀战例中，我们仍然看到曹刿的影子。

齐鲁长勺战后，曹刿便不知所终，杳如黄鹤。有人考证说，曹刿可能被鲁庄公用为大将，而见于史记的鲁国将军曹沫与曹刿是一个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足为训的，虽然“沫”与“刿”在古代可能是通假字，但史书上记载的曹沫的事迹与曹刿论战时的形象实在大相径庭，一个是审慎的智士，另一个则是凭借勇力的莽夫，两个人无论如何也捏不到一起去。事买上，春秋兵家很多人都有这种功成身退，飘然隐逸的风格，后来的孙武和孙膑也是如此，他们研究兵学时就是隐士，亲身应用验证之后，仍然作隐士，并不在乎人间的富贵荣华。

知兵善战，身先士卒

在春秋五霸之中，楚庄王熊侣向以知兵善战闻世。他是领兵的统帅，也是运筹帷幄的谋士，还是冲锋陷阵的将军。他既韬机深藏、含而不露，叱咤风云、敢作敢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显示出楚文化的独特秉赋。

在西周时，楚国是一个为人轻蔑的附属小国，诸侯会盟时，只配为人看火。而周天子要求于它的贡品也仅仅是苞茅（一种用在分封仪式上包一块土的茅草）而已。楚和秦一样，是被中原诸国看不起的蛮夷之邦。

到了楚庄王的时代，楚国虽然经过百年经营和征战，已经成为江汉之间的一个大国，但是这种精神上的“蛮夷”地位并没有改变。一个强大的晋国率领着中原诸侯，尽一切可能实行遏制、削弱楚国的政策，从北面虎视耽耽，而楚国的西南，真正的“蛮夷”部落却也不断地骚扰攻击，时刻威胁着楚国的生存。

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楚庄王继位之头三年，给人的印象居然是一个昏庸无道，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当时国内一些地方连年饥荒，他不闻不问；一些贵族兴兵作乱，割据地方，他还是不理不睬；楚国的边境接连被人侵犯骚扰，丢城失地，他仍然故我，面对边境的告急文书，象没事一样饮酒作乐，似乎醇酒妇人已经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

事实上，就在国人对他大失所望的时候，楚庄王已经暗中了解和掌握了楚国的全部情况。他不动声色地了解大臣们的贤愚智能，他也窥出了楚国的内部症结所在，甚至对楚国外的风云变幻也了如指掌。第四年头，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对楚国上下进行了整顿，迅速地削平内乱，刷新内政，除去屑小，选任贤能。楚国面目为之一新。

从此，楚庄王开始了他的内讨外征生涯。首先，他举兵灭庸，把长期威胁楚国西北疆界的庸人诸部落彻底克复。在强悍的庸人屈服之后，楚国声名大振，南方附属的诸侯的反叛活动随之平息。

其次，他抓住宋国一次内乱的机会，以声讨宋人弑君之罪为名，兴师伐宋。一战而胜之，缴获战车五百乘，从而使中原大震。

接着他又亲率大军北伐陆浑之戎，屯兵周都洛邑附近时，居然大胆地问周朝权威的象征物九鼎之轻重，从而显示出他取而代之的野心。在北伐过程中，楚国令尹（即宰相）斗越椒起兵反叛，楚庄王当机立断，回师平叛，在皋浒一战中，楚庄王击败了叛军，进而借机消灭了诸多隐患，为日后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平息内乱之后，楚庄王又把兵锋移向楚国东南的百越部落，出兵灭了舒、蓼二国，将楚境直推到吴越两国的边上。这时的楚国在疆域上已经变成春秋第一大国，活土千里，物阜民丰。

紧接着，一连串逐鹿中原的战役打响了。公元前598年，他首征陈国，使之降为楚之附庸。次年，他兵围郑国，随后又与赶来增援的晋国大军决战，一举败之，报了城濮之战楚师败绩之仇。第二年，他又一次兵围宋都，迫使宋人臣服于楚，而晋国竟慑于楚军威势不敢来救。至此，楚庄王终于实现了祖先的遗愿，饮马黄河，雄视中原，登上了霸主宝座。

楚庄王的军事成就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更不是象齐桓公那样，主要靠人扶佐，尽管楚庄王也有一位出名的贤相孙叔敖。楚庄王自己就是一位很出色的兵学理论和实践家。他的兵学造诣首先表现在他那宏大深远的战略眼光上。楚庄王深知，战仅仅是政治的种表达方式，决不是目的。动用战争手段时要有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否则纵然象商纣王那样百战百胜，也终有灭亡之日。楚庄王曾提出过成就霸业的七项原则：一、禁暴，即制止暴行；二、戢兵，即不穷兵黩武；三、保大，即确保强大地位；四、定功，即奠定功业之基；五、安民，即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六、和众：即维护内部的团结；七、丰财，即增加物质财富。这七项原则充分体现这样一条真理：自古知兵非好战。晋楚之战战火甫熄，有人劝楚庄王集晋兵尸体，筑成高台以为“京观”，从而炫耀武功。楚庄王严厉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这种残暴的行为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易于招致不必要的怨恨，有损他的“霸业”。

要想成就中原霸业，楚庄王有一个两难的题目要做，一方面在运用战争手段时要以“德”服人，收拢人心；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拓展疆土，以扩张国力。楚庄王应该说在这两方面都交了令人满意的答卷。首先他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邦国采用吞食兼并的方式，尽可能地开疆辟土。其次对于中原诸国则采用战胜、削弱、降服但却保存其国的方针，以示没有领土野心，从而使诸小国放心地奉他为盟主。他几次征讨陈国、郑国、宋国、都采取了灭而后存的方针。特别是最后一次伐宋，已经将宋国逼到矢尽粮绝之境，最终还是答应了宋大夫华元的请求，给宋人一点面子，撤兵三十里，从而彻底降服了宋国。

在战术上，楚庄王也有过人之处。在征伐庸人的战争中，他把曹刿的后发制人的战术运用到极致。在战斗中，楚军七次与庸人接仗，七次佯败，庸人由此骄心陡涨，不再以楚师为意。当庸人正在得意忘形之时，楚军突然集中兵力，分两路夹攻庸军，庸人猝不及防，大败亏输，一下子连老本都丢光了。

在晋楚之战中，楚庄王了解到晋军将内部不和、号令不一的，情况下，不为气势汹汹的晋军来势所吓倒，采取比晋军更快的动作，更主动的进攻姿态，先声夺人，集中全部力量冲击普军，结果晋军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楚军，战守不定，遂至大败。这种乘虚蹈隙，先机灭敌的战法，为后来两军狭路相逢时如何取胜创造了一个光辉的战例。

改革先驱

作为一个军事家。楚庄王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的兵机谋略，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春秋诸国中率先进行了军制的改革，使楚军更具有战斗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作为比作战时谋略得当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两军将帅智谋相当时，军制的优越合理与否就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正是楚庄王首先推动了西周兵制的改革，在中国兵制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楚庄王通过对西周军事典籍的研究总结，并依据战争的实际和他自身的作战经验，改进了楚国兵制。首先是健全亲军。把亲军分为左右两广（两部），共30乘，一广15乘。亲自挑选精壮甲士与兵卒充任，给予严格的训练。不论昼夜，两个广轮流驾车警备以防不虞。这样，无论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他的指挥中枢部都有备无患，可以从容布置，反败为胜。其次他将整个楚军分为左、右、前、中、后五部，各有统属，务必使作战时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腰首尾俱应。各军有机配合，有条不紊，统二指挥，依次行动。同时，楚庄王大胆地对战车制度进行了改革。首先根据当时战车之弊，进行了改进。那时的战车只能适应于平原作战，越野性能较差，碰到陡坡和沟壑就只好望“障”兴叹。楚庄王根据实战的需要，改装了一种新型战车，这种战车上部小，底部大，坚固且轻捷，一般的沟坎一驰即过，不易翻倾，人称“楚车”，在当时的威力不亚于现在一种新型坦克的问世。更进一步，楚庄王发现步兵的威力比预想的要太，而且装备简单，费用较廉。于是他把每辆战车附属的步卒人数从72人增加到100人，分为2编，每编50人，每编又分为2两，每两25人。作战时步卒以战车为中心和依托，以两为单位冲杀，相互照应和配合。相较之下，中原各国的战车每辆仅配步卒50-75人不等，且完全傍依于战车没有组织，只要战车上的甲士一有伤邙，步卒辄作鸟兽散。楚庄王还强调车上的甲士与车下步卒之间的和睦配合，甲士不要把步卒当成低人一等的下等兵，甚至奴隶（如中原各国那样），务必要协同作战，有机配合。

春秋之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车战是最主要的作战形式。战车一般分有轻车和重车，轻车是作战用车，又称驰车，一般较为轻便，但较宽，上立甲士3人，1人驾车，1人执戈，1人张弓。重车即辎重车，一般比较笨重，多载。车战一般是双方讲好地点和时间，摆开阵式，相互冲杀，如果一方不想作战，也可以把车一辆辆衔接排列，组成营阵，士兵据以发矢，阻止敌车冲击，象曹刿指挥的鲁军一样。但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原先车战的条件已经开始被破坏，井田制瓦解，原来纵横交错的道路被破坏了，渐渐不利于战车的纵横驰骋。而且各国君主越来越不讲信义，原来那种准决斗式的战法越来越让位于夹击、突袭乃至偷袭。这样，就要求有更机动更灵活的兵种出现。楚庄王的军制改革，实际上代表了由车战向步战乃至骑战转移的变革趋势，是一种过渡的中间状态。这种改革的先驱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楚庄王在个人气质秉赋上，同时具有统帅的气度和战将的勇敢与镇定。在平定楚国令尹斗越椒的战斗中，楚庄王身先士卒，挥戈上阵。战斗激烈异常，楚庄王的战车接连被斗越椒射中两箭，楚军有些怯意，纷纷后撤。这时楚庄王镇定自若向队伍大呼：过去楚国祖先文王在灭息国时，曾得到三支绝好的箭，其中两支被斗越椒窃去，现在他已经把两支箭全用了，并没有伤我一根毫毛，他再也无计可施了！接着楚庄王亲自擂鼓督战，楚军士气大振，遂一鼓作气，击败了斗越椒。还有一次战胜之后，楚庄王与群臣众将饮酒庆功。喝得尽兴，楚庄王遂令他的爱姬许夫人出来为大家把盏。许夫人天姿国色，一时令众醉汉忘乎所以。突然，灯灭了，不知哪个色胆包天的家伙暗中摸了一下许夫人的手，许夫人也很机敏，顺手扯下那人帽子上的缨穗，然后到楚庄王身边耳语了几句，要让治那个人的罪。不想庄王闻此，遂大声说道：大家喝酒，戴着帽子没意思，把帽缨统统取下，方才尽兴。这样一来，偷香的人就看不出来了。楚庄王畅饮自若，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三年之后，在晋楚激战中，楚庄王遇险，只见一壮士冒死犯险，冲将过来，救了庄王一命，此人就是当年酒宴上的绝缨人。此事传为千古美谈。

诸子百家出兵圣

春秋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可以称得上是军事家的人如过江之鲫。然而，兵家之所以称得上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主要是由于有孙武其人。

孙武被后世誉为“兵圣”，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被称为“兵家圣典”或“兵经”。千百年中外战争的经验证明，这种称誉一点也不过分，从战争哲学的意义上讲，孙武及其学说已经登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之境。中国兵家饮誉于世界，孙武子居功不首。

孙武子能够成为“兵圣”，现在看来还有几分谜在内。因为从他的出身看，他既没有战功显赫的祖先，也看不出有多少行伍的经历。他的成就看来只能归结于他杰出的才能和认真的学习与观察。春秋百战的大环境，恰给了他一个观察学习的绝好舞台。

身世

孙武子的先世据说出自于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太子被杀，陈完受到牵连，遂出奔齐国。齐桓公见陈完颇有才干。授予他“工正”即管理手工业事务的长官之职。由此可见，孙武之祖与兵事风马牛不相及。后来陈完改称田完，田良子孙遂在齐国蓬勃地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喧宾夺主，把姜姓的齐国改成了田氏的江山。不过这已经是后话，孙武的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尚未发生。田氏的子孙不断地涌现出一些人物，使其能在大夫争斗中站稳脚跟，不断扩张，孙武的祖父田书也是其中一个，他因功被封在乐安，并由齐景公赐姓“孙氏”，从此田氏的这一支就改为姓孙。

孙武在历史上的主要事迹发生在吴国。至于他怎样从齐国去吴国，已经于史无征了。只知道公元前532年，田氏联合鲍氏攻灭齐国另外两个强族栾氏和高氏，史称“四姓之乱”时，他离开了齐国。按道理田氏得势，他应该留在齐国发展才是，可是具有隐士之风的他可能看不惯这种尔虞我诈，争名逐利的争斗，遂毅然离开了父母之邦。

教战宫姬

孙武到达吴国之时，吴国正值一个多事之秋。楚国自楚庄王以来，兵威直指吴越，吴越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楚之属国。但是吴国并不甘心，自吴王寿梦始，吴国就不断向中原学习，汲取中原文明的合理养料，以求摆脱楚定控制，富国强兵。晋国也有意看到吴国的兴起，以牵制楚国，减少对中原的压力，所以派人入吴传授中原文化，尤其是帮助吴国按中原兵制进行改革，以增强军事实力。吴国也对中原文明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吴王寿梦的儿子季札，就受到过孔子的赞扬，认为他“懂礼”。大概与孙武到达吴国的差不多时间，受到楚平庄迫害从而全家被杀的伍子胥也来到了吴国，立意借兵报仇。通过伍子胥的帮助，吴公子光刺杀了吴王僚和公子庆忌，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是位胸有大志，意欲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想使吴国崛起，首要的打击目标就是近邻也是强邻楚国。只有打击了楚国，吴国才有出头之日。就这样，阖闾的意图与一心要报家仇的伍子胥不谋而合，遂决意对楚一战。面对强大的楚国，伍子胥也没有把握必胜，于是他找到了隐居于吴的孙武，认为有了他的帮助，灭楚报仇就不成问题。

就这样，伍子胥先后七次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盛赞孙武之文韬武略，认为若不平楚便罢；若要兴师灭楚，孙武首当其选。

就这样，吴王决定召见孙武。晤谈之下，孙武将他的兵法十三篇与吴王娓娓道来，吴王阖闾还算是个明白人，一闻之下连声道好。两人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十三篇兵法都讲完了。吴王还意犹未尽，忽发奇想，想试试孙武的治军的实际本领如何，于是对孙武说：“先生能不能将您的兵法演习一下呢？”“当然，”孙武连眉也没皱一下。“那么，用女人当兵也行吗？”吴王见孙武回答得这样干脆，不免生出恶作剧之心，想难为一下他。“当然。”孙武又是一声干脆的回答。

于是吴王从宫中选出宫姬180人，让孙武操练演兵，自己坐在高台上看热闹，心想看看你这高手怎样把这些嘻嘻哈哈的弱质女流训练成兵。

只见孙武不慌不忙，把180个宫娥分成两队，选取相貌最美，也最受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分任队长。让她们身着士兵服，手执兵器，向她们宣布战场纪律，对她们说：“你们知道各自的心之所在和左右手背吗？”“宫女们答道：“知道。”

孙武认真地告诉她们：“我下令前进，你们视心之所在，向前。下令向左，则看你们的左手，向左。下令向右则看你们的右手，向右。”

宫娥们平日娇生惯养惯了，生平第一次穿上戎装还发了兵器，一时间觉得又滑稽又好玩又新奇，还以为这又是吴王让自己开心的什么把戏，所以谁也没把眼前这位将军的话当回事。她们乱七八糟地站着，有的盔甲歪斜，有的还用手拄着戟。俗话说仨女一台戏，这么多宫女到了一块，大家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孙武不急不恼，不动声色。请出军中执法的斧子，令势法官旁立一边。早令已毕遂下令击鼓向右，宫女们闻之大笑，谁也不动。又下令击鼓向左，宫女们笑得更厉害了，队伍前仰后合，乱成一团。

孙武仍旧不动声色，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说：“纪律约束没讲清楚，训练科目内容交待不明，乃是将之罪过。”于是再次重申纪律，交待训练要领。然后重新下令击鼓向左；向右，但是这些惯纵的宫女们仍旧嬉皮笑脸，视同儿戏，有的甚至觉得这位将军跟她们做游戏挺好玩，不妨捉武他一下。这时，只听孙武用平静而慑人心魂的声音说道：“纪律交待不清，训练要旨讲不明白，是将军之罪过。但上项既已三令五申，你们也都清楚，而却不执行军令，这就是领兵吏士之罪过了。”接着，他问执法官：“按照军法，不服从军令该判何罪？”“斩！”执法官吐出一个字。

孙武于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这时，一直在看台看热闹的吴王阖闾慌了手脚，忙派人下令给孙武说：“寡人已经知道先生能用兵了。这两个宫姬是我最宠爱的，没有她们我连饭都吃不香，饶了她们吧。”

孙子正色道：“我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可以有不接受的。”二话没说，一挥手，两个美人的头颅就落入尘埃。然后他又任命两个次一点的美人为队长。

这一下。宫女们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仰视，她们死也没想到会有这等结果。当孙武再一次发号施令时，两列队伍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队形变换都循规蹈矩，不敢有半点走样。在操练中，只闻兵器声、整齐的脚步声了，刚才的嬉闹喧哗一点也不见了。操练已毕，孙武还是不动声色地来到看台，向吴王禀报说：“训练已毕，请大王检阅。现在让她们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

吴王心痛得差点没掉出眼泪来，闻道挥挥手说：“算了算了。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想再看了。”

孙武毫不客气地说：“原来大王只是喜欢兵法而已，并不乐意将其实用。”

五战入郢

吴王阖闾还算是个角色，听孙武这般说，马上忍住心痛，改容礼敬孙武。遂下决心用孙牙为将，筹备伐楚。

就这样，孙武和伍子胥一道，主持吴国军事。吴王称霸心切，孙武一上任他就要兴兵伐楚。但是孙武认为，吴楚已经连年交战，士卒和百姓都很疲惫，需要休息，况且楚国尚十分强大，时机未成熟，同时他和伍子胥还建议，把军队分成三支，每次派一支去袭扰楚国边境，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只要把楚军调动出来就行，达到疲敌劳敌之目的。一支行动另外两支则在家休整。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吴国日渐强大起来，军队被孙武训练得如铁军一般，能攻善守。而且孙武还扩充和完善了吴国水军，设有大翼（后勤船）、小翼（战舰）、突冒（冲撞敌船的突击艇）、楼船等各色水面战船，既可运兵，又可水面作战。这就是使吴军在水网纵横的江汉地区如虎添翼。

反观楚国，这时却是一团糟，昏聩的楚平王虽然死了，但继位了楚昭王懦弱无力，一任奸佞小人胡作非为，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统治阶级内部也离心离德。公元前506年，楚军派兵包围了蔡国都城上蔡。蔡人拼命抵抗，并联合唐国，向吴国求救。

其先，蔡、唐两国一向臣服于楚，只因两国国君至楚都郢朝贡，未纳贿于楚令尹囊瓦，遂被囚禁，后虽纳贿得免，由此深恨楚人。回国后遂上诉晋国，联合十七路诸侯共伐楚国。可惜晋国也是中看不中吃的东西，兵出未用，就借田雨水不利传令班师。这下就把蔡唐两国晒了起来，遂有此次楚兵之围。

面对求救的蔡、唐使臣，吴王阖闾请孙武和伍子胥裁夺。孙武说：“楚国之所以难攻，恰是因为它的属国众多，现在晋国一号召，竟有十七国响应，内中不少是楚的属国，说明它已经众叛亲离了，这正是攻楚的时机。”而伍子胥也同意孙武的说法，建议吴王从蔡、唐之请，出兵伐楚。

于是，这年冬天，吴王以孙武、伍子胥为将，其弟夫概为先锋，亲率大军进攻楚国。按照孙武早已筹划好的布置，大军6万乘船从水路直抵蔡都，楚将囊瓦见吴军势大，不敢迎敌，慌忙退守汉水之南岸，蔡围遂解。蔡、唐与吴军合兵一处，向楚国进发。

临行，孙武忽传令让军队舍舟登岸，将全部战舰尽留于淮水之曲。伍子胥不解，问其中缘故，孙武告诉他说：“现在楚人已经知晓这次进军，若假以时日，从容布防，则楚不可袭破了。舟行逆水太迟，不若乘其以为我们必从水路而来，只盯着水路，而我们却出其不意，从陆路直趋汉水。”

就这样，吴军迅速地通过大隧、直辕、冥厄这三险要的关隘，如神兵自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汉水之北岸。楚军统帅囊瓦乱成一团，攻守不定。先听人献计分兵去烧吴师舟楫，主力坚守不出，而后又下令渡江决战。于是率三军渡过汉水，于大别山列阵以待吴军。，孙武令夫概率先锋队勇士300余人，一概用坚木做成的大棒装备起来，一声令下，先锋队杀人楚阵挥棒乱打，这种非常规的战法一下子打得楚军措手不迭，阵式全乱，吴军大队掩杀过来，楚军大败。

初战得胜，众将皆来相贺。孙武却说：“囊瓦乃斗屑小人，一向贪功侥幸，今日受小挫，可能会来劫营。”乃令吴军一部埋伏于大别山楚定进军必经之路，又令伍子胥，引兵5千，反劫囊瓦营寨，并令蔡、唐军队分两路接应。

再说囊瓦那边，果然派出精兵万人，人衔枚马去铃，从间道杀出大别山，来劫吴军大营。不用说，楚军此番劫营反遭了孙武的道，被杀得丢盔弃甲，三停人马去了两停。好容易说难逃回，营寨又让吴军劫了，只好引着败兵，一路狂奔到柏举，方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楚王又派来缓兵，可援兵将领与囊瓦不和，两下各怀贰心，结果被吴军先锋夫概一阵冲杀，囊瓦军四散逃命，囊瓦本人也逃到郑国去了。

这时吴军已进逼楚都郢城。楚昭王倾都城之兵来战。两军最后决战，又被孙武设计用奇兵大败。吴军直捣郢都。郢都为楚国多年营建，城高沟深，易守难攻，又有纪南和表城为倚角之势，要想占领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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