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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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末编试读：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且介亭杂文末编》收作者1936年所作杂文三十五篇。
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凯绥·勖密特（Kaethe Schmidt）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区匿培克（Koenigsberg）。她的外祖父是卢柏（Julius Rup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协会的创立者。父亲原是候补的法官，但因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没有补缺的希望了，这穷困的法学家[2]便如俄国人之所说：“到民间去”，做了木匠，一直到卢柏死后，才来当这教区的首领和教师。他有四个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凯绥的艺术的才能。凯绥先学的是刻铜的手艺，到一八八五年冬，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学的柏林，向斯滔发·培伦[3][4]（Stauffer Bern）去学绘画。后回故乡，学于奈台（Neide），为[5]了“厌倦”，终于向闵兴的哈台列克（Herterich）那里去学习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尔·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结婚，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于是凯绥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间住下，这才放下绘画，刻起版画来。待到孩子们长大了，[6]又用力于雕刻。一八九八年，制成有名的《织工一揆》计六幅，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实，是与先出的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7]的剧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莱亲》，零一年刻《断头台边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连续版画《农民战争》七幅，[8]获盛名，受 Villa-Romana 奖金，得游学于意大利。这时她和一个女友由佛罗棱萨步行而入罗马，然而这旅行，据她自己说，对于她的艺术似乎并无大影响。一九〇九年作《失业》，一〇年作《妇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为题材的小图。
世界大战起，她几乎并无制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儿子以义勇兵死于弗兰兑伦（Flandern）战线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选为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这是以妇女而入选的第一个。从一九年以来，她才仿佛从大梦初醒似的，又从事于版画了，有名的是这一年[9][10]的纪念里勃克内希（Liebknecht）的木刻和石刻，零二至零三年的木刻连续画《战争》，后来又有三幅《无产者》，也是木刻连续画。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11]家，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12]（Romain Rolland）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禣E的同情，罢庑┦赵谒难壑校拇*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儿子像那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诚[13]如亚斐那留斯（Ferdinand Avenarius）之所说：“新世纪的前几年，她第一次展览作品的时候，就为报章所喧传的了。从此以来，一个说，‘她是伟大的版画家’；人就过作无聊的不成话道：‘凯绥·珂勒惠支是属于只有一个男子的新派版画家里的’。别一个说：‘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三个却道：‘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而第四个又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要之：无论人们怎样地各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解释这艺术，怎样地从中只看见一种的意义──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们中国，绍介的还不多，我只记得在已经停刊的《现代》[14]和《译文》上，各曾刊印过她的一幅木刻，原画自然更少看见；前四五年，上海曾经展览过她的几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国所复制的作品，据我所见，以《凯绥·珂勒惠支画帖》（Kaethe Kollwitz Mappe，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Kunstwart-Verlag，Muen-chen，1927）为最佳，但后一版便变了内容，忧郁的多于战斗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数较多的，则有《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aethe Kollwitz Werk，Carl Reisner Verlag，Dresden，1930），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此后又出了一本新集（Das Neue K.Kollwitz Werk，1933），却更多明朗之作了。[15]
霍善斯坦因（Wilhelm Hausenstein）批评她中期的作品，以为虽然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暴力的恐吓，但在根本上，是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形式也出于颇激的纠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16]的形相。永田一修并取她的后来之作，以这批评为不足，他说凯[17]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和里培尔曼（Max Liebermann）不同，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来画下层世界的；她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她照目前的感觉，──永田一修说──描写着黑土的大众。她不将样式来范围现象。时而见得悲剧，时而见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无论她怎样阴郁，怎样悲哀，却决不是非革命。她没有忘却变革现社会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脱离了悲剧的，或者英雄的，阴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为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于中国也没有像中国对于[18]她那样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六个青年作家遇害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的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她也是署名的一个人。现在，用中国法计算作者的年龄，她已届七十岁了，这一本书的出版，虽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为她作一个小小的记念的罢。
选集所取，计二十一幅，以原版拓本为主，并复制一九二七年的[19]印本《画帖》以足之。以下据亚斐那留斯及第勒（Louise Diel）的解说，并略参己见，为目录──
1.《自画像》（Selbstbild）。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按《作品集》[20]所列次序，当成于一九一〇年顷；据原拓本，原大 34×30cm 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2.《穷苦》（Not）。石刻，原大 15×15cm 据原版拓本，后五幅同。这是有名的《织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的第一幅，一八九八年作。前四年，霍普德曼的剧本《织匠》始开演于柏林的德国剧[21]场，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勖列济安（Schle-sien）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也许是受着一点这作品的影响的，但这可以不必深论，因为那是剧本，而这却是图画。我们借此进了一间穷苦的人家，冰冷，破烂，[22]父亲抱一个孩子，毫无方法的坐在屋角里，母亲是愁苦的，两手支头，在看垂危的儿子，纺车静静的停在她的旁边。
3.《死亡》（Tod）。石刻，原大 22×18cm 同上的第二幅。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得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革运命的力量。
4.《商议》（Beratung）。石刻，原大 27×17cm 同上的第三幅。接着前两幅的沉默的忍受和苦恼之后，到这里却现出生存竞争的景象来了。我们只在黑暗中看见一片桌面，一只杯子和两个人，但为的是在商议摔掉被践踏的运命。
5.《织工队》（Weberzug）。铜刻，原大 22×29cm 同上的第四幅。队伍进向吮取脂膏的工场，手里捏着极可怜的武器，手脸都瘦损，神情也很颓唐，因为向来总饿着肚子。队伍中有女人，也疲惫到不过走得动；这作者所写的大众里，是大抵有女人的。她还背着孩子，却伏在肩头睡去了。
6.《突击》（Sturm）。铜刻，原大 24×29cm 同上的第五幅。工场的铁门早经锁闭，织工们却想用无力的手和可怜的武器，来破坏这铁门，或者是飞进石子去。女人们在助战，用痉挛的手，从地上挖起石块来。孩子哭了，也许是路上睡着的那一个。这是在六幅之中，人认为最好的一幅，有时用这来证明作者的《织工》，艺术达到怎样的高度的。
7.《收场》（Ende）。铜刻，原大 24×30cm 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我们到底又和织工回到他们的家里来，织机默默的停着，旁边躺着两具尸体，伏着一个女人；而门口还在抬进尸体来。这是四十年代，在德国的织工的求生的结局。
8.《格莱亲》（Gretchen）。一八九九年作，石刻；据《画帖》，[23]原大未详。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有浮士德爱格莱亲，诱与通情，有孕；她在井边，从女友听到邻女被情人所弃，想到自己，于是向圣母供花祷告事。这一幅所写的是这可怜的少女经过极狭的桥上，在水里幻觉的看见自己的将来。她在剧本里，后来是将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里淹死，下狱了。原石已破碎。
9.《断头台边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一九〇一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一种情景：断头台造起来了，大家围着它，吼着“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24]（Dansons La Carmagnole！）的歌，在跳舞。不是一个，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同样的可怕了的一群。周围的破屋，像积叠起来的困苦的峭壁，上面只见一块天。狂暴的人堆的臂膊，恰如净罪的火焰一般，照出来的只有一个阴暗。
10.《耕夫》（Die Pflueger）。原大31×45cm这就是有名的历史的连续画《农民战争》（Bauernkrieg）的第一幅。画共七幅，作于一九〇四至〇八年，都是铜刻。现在据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农民战争”是近代德国最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顷，起于南方，其时农民都在奴隶的状态，被虐于贵族的封建的特权；玛丁·路[25]德既提倡新教，同时也传播了自由主义的福音，农民就觉醒起来，要求废止领主的苛例，发表宣言，还烧教堂，攻地主，扰动及于全国。然而这时路德却反对了，以为这种破坏的行为，大背人道，应该加以镇压，诸侯们于是放手的讨伐，恣行残酷的复仇，到第二年，农民就都失败了，境遇更加悲惨，所以他们后来就称路德为“撒谎博士”。这里刻划出来的是没有太阳的天空之下，两个耕夫在耕地，大约是弟兄，他们套着绳索，拉着犁头，几乎爬着的前进，像牛马一般，令人仿佛看见他们的流汗，听到他们的喘息。后面还该有一个扶犁的妇女，那恐怕总是他们的母亲了。
11.《凌辱》（Vergewaltigt）。同上的第二幅，原大 35×53cm 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颏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
12.《磨镰刀》（Beim Dengeln）。同上的第三幅，原大 30×30cm 这里就出现了饱尝苦楚的女人，她的壮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块磨石，磨快大镰刀的刀锋，她那小小的两眼里，是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
13.《圆洞门里的武装》（Bewaffnung In Einem Ge-woelbe）。同上的第四幅，原大 50×33cm 大家都在一个阴暗的圆洞门下武装了起[26]来，从狭窄的戈谛克式阶级蜂涌而上：是一大群拚死的农民。光线愈高愈少；奇特的半暗，阴森的人相。
14.《反抗》（Losbruch）。同上的第五幅，原大 51×50cm 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也如《织工一揆》里一样，女性总是参加着非常的事变，而且极有力，这也就是“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的精神。
15.《战场》（Schlachtfeld）。同上的第六幅，原大 41×53cm 农民们打败了，他们敌不过官兵。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几乎看不清东西。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这，恐怕正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16.《俘虏》（Die Gefangenen）。同上的第七幅，原大 33×42cm，画里是被捕的孑遗，有赤脚的，有穿木鞋的，都是强有力的汉子，但竟也有儿童，个个反缚两手，禁在绳圈里。他们的运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各人的神气，有已绝望的，有还是倔强或愤怒的，也有自在沉思的，却不见有什么萎靡或屈服。
17.《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九〇九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 44×54cm 他现在闲空了，坐在她的床边，思索着──然而什么法子也想不出。那母亲和睡着的孩子们的模样，很美妙而崇高，为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见。
18.《妇人为死亡所捕获》（Frau Vom Tod Gepackt），亦名《死和女人》（Tod Und Weib）。一九一〇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而这妇人则是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27]
19.《母与子》（Mutter Und Kind）。制作年代未详，铜刻；据《画帖》，原大 19×13cm 在《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见的百八十二幅中，可指为快乐的不过四五幅，这就是其一。亚斐那留斯以为从特地描写着孩子的呆气的侧脸，用光亮衬托出来之处，颇令人觉得有些忍俊不禁。[28]
20.《面包！》（Brot！）。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 30×28cm 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的心的。这里是孩子们徒然张着悲哀，而热烈地希望着的眼，母亲却只能弯了无力的腰。她的肩膀耸了起来，是在背人饮泣。她背着人，因为肯帮助的和她一样的无力，而有力的是横竖不肯帮助的。她也不愿意给孩子们看见这是剩在她这里的仅有的慈爱。
21.《德国的孩子们饿着！》（Deutschlands Kinder Hungern！）。[29]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 43×29cm 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上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这原是横幅，一面写着现在作为标题的一句，大约是当时募捐的揭帖。后来印行的，却只存了图画。作者还有一幅石刻，题为《决不再战！》（Nie Wieder Krieg！），是略早的石刻，可惜不能搜得；而那时的孩子，存留至今的，则已都成了二十以上的青年，可又将被驱作兵火的粮食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注释】
本篇最初印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由鲁迅编选，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用珂罗版和宣纸印制。
[2]“到民间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小资产阶级派别“民粹派”的口号。
[3]斯滔发·培伦（1857─1891）：现译施陶费尔-贝尔恩，瑞士画家。曾在柏林女子绘画学校任教。
[4]奈台（Emil Neide）：现译埃米尔·奈德，德国画家。作品多以犯罪为题材，据珂勒惠支回忆，其轰动一时的作品是《生之厌倦》。
[5]哈台列克：现译赫特里希。珂勒惠支曾在慕尼黑（旧译“闵兴”）的赫特里希美术学校（The Herterich Academy）学习过。
[6]《织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织工起义”的意思。一揆，日本语。
[7]霍普德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他的剧本《织工》（Die Weber）以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为题材，出版于一八九二年。
[8]Villa-Romana 奖金 Villa-Romana，意大利文，意为“罗马别墅”。这项奖金的获得者可在意大利居住一年，以熟悉当地艺术宝藏并进行创作。
[9]里勃克内希（K.A.FLiebknecht，1871─1919）：通译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革命家、作家。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他领导反对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起义，于同月十五日被杀害。
[10]应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
[11]霍普德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辩护，希特勒执政后，又曾对纳粹主义表示妥协。但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常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具有社会批判意义。下面所引他的话，是他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上的题词。
[12]罗曼·罗兰：参看本卷第415页注[4]。这里所引他的话，是他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写的印在珂勒惠支画册前面的题词，原文为法文。
[13]亚斐那留斯（1856─1923）：德国艺术批评家、诗人，曾创办《艺术》杂志。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于一九二十年出版的《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14]《现代》：参看本卷第124页注[5]。该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刊登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同时，刊出了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第五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刊有她的《被死所袭击的孩子》《饿》《战后的寡妇》《母亲们》等四幅版画。《译文》，参看本卷第492页注。该刊终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刊有珂勒惠支的木刻《吊丧》。
[15]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国文艺批评家。著有《艺术与社会》《现代的艺术中的社会的要素》等。
[16]永田一修：日本艺术评论家。这里所引他的话，见《无产阶级艺术论》（一九三〇年出版）。
[17]里培尔曼（1847─1935）：德国画家，德国印象派的先驱。作品有《罐头工厂女工》《麻纺工场》等。
[18]六个青年作家遇害：应为五个青年作家遇害。参看本卷第158页注[3]。
[19]第勒：现译为路易斯·迪尔，德国美术家。
[20]应为一九一九年。
[21]勖列济安：通译西里西亚。一八四四年六月四日，西里西亚的织工反对企业主的残酷剥削，发动起义，不久即遭到镇压而失败。
[22]关于《穷苦》，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致日本鹿地亘的信中说：“请将说明之二《穷苦》条下‘父亲抱一个孩子’的‘父亲’改为‘祖母’。我看别的复制品，怎么看也像是女性。Diel的说明中也说是祖母。”
[23]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学者。《浮士德》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长篇诗剧，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为了探求生活的意义，借助魔鬼的力量遍尝人生悲欢的奇特经历。
[24]加尔玛弱儿：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舞曲。“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是这首舞曲中的一句歌词。
[25]玛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倡导者。他最初反对教皇，揭露教会的腐败，同情农民起义，但不久就站到统治阶级一边，和贵族、教皇等结成同盟，镇压农民起义。
[26]戈谛克式又译哥特式，十一世纪时创始于法国北部的一种建筑式样，以尖顶的拱门和高耸的尖屋顶为其特色。
[27]《母与子》：制作于一九一〇年。
[28]《面包！》：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29]《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制作于一九二四年。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2]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
[3]起的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4]的巨匠法复尔斯基（V.Favors-ky），和他的一派兑内加[5][6]（A.Deineka），冈察洛夫（A.Goncharov），叶卡斯托夫[7]（G.Echeistov），毕珂夫（M.Pikov）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P.Pavlinov）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8]
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Dneprost-roy），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N.Piskarev），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9]四幅《铁流》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10]《安娜·加里尼娜》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D.Mitrokhin），希仁斯基（L.Khiz-hinsky），[11]莫察罗夫（S.Mochalov），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12]
但我们还有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有乌克兰，乔其亚 ，白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作品，我想，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
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于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附记：会中的版画，计有五种。一木刻，一胶刻（目录译作“油布刻”，颇怪），看名目自明。两种是用强水浸蚀铜版和石版而成的，译作“铜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录，译作“蚀刻”和“石印”亦无不可。还有一种 Monotype，是在版上作画，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一幅的东西，我想只好译作“独幅版画”。会中的说明书上译作“摩诺”，还不过等于不译，有时译为“单型学”，却未免比不译更难懂了。其实，那不提撰人的说明，是非常简而得要的，可惜译得很费解，如果有人改译一遍，即使在闭会之后，对于留心版画的人也还是很有用处的。二月十七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申报》。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联合主办，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起在上海举行，为期一周。
[2]“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语出《孟子·滕文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3]关于中国现代木刻的兴起，参看《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4]法复尔斯基：苏联木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5]兑内加(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ейнека ,1899～1969年)：现译捷依涅卡，苏联水彩画、版画家。
[6]冈察洛夫（Гончаров，1903─？） 苏联书籍插画艺术家。
[7]叶卡斯托夫：现译叶契依斯托夫，生平不详。
[8]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 1889─1940）：苏联木刻家。
[9]《铁流》：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著的长篇小说。毕斯凯莱夫（1892─1959）为《铁流》所作的四幅插图，曾经鲁迅推荐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文学》月刊创刊号。
[10]《安娜·加里尼娜》通译《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著的长篇小说。
[11] 密德罗辛、希仁斯基、莫察罗夫都是苏联木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12] 乔其亚：现译为格鲁吉亚。
我要骗人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2]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3]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像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4]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5]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日本那一面，好像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
[6]剥夺，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
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里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7]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
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
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8]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9]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业，又未中止之际，遇到山本社长了。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10]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洗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写着漫无条理的文章，一面又觉得对不起热心的读者了。
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二月二十三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原稿为日文，后由作者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文学丛报》月刊第三期。
在《改造》发表时，第四段中“上海”“死尸”“俘虏”等词及第十五段中“太阳的圆圈”一语，都被删去。《文学丛报》发表时经作者补入，该刊编者在《编后》中曾有说明。
[2]浅间山：日本的火山，过去常有人去投火山口自杀；它也是游览地区，山下设有旅馆等。
[3]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晚日本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窦乐安路被暗杀。当时日本侵略者曾借此进行威胁要挟。
[4]日本的报章：指当时在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
[5]上海战争：指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战争。当时作者的住所临近战区。
[6]自由早被剥夺：指作者被通缉的事。一九三〇年二月作者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7]指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
[8]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编的《庄子》三十三篇，其中《大宗师》和《天运》篇中都有这样的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天运》篇作“不若”）相忘于江湖。”“涸辙之鲋”，另见《庄子·外物》篇。
[9]山本社长山本实彦（1885─1952），当时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
[10]太阳的圆圈：指日本的国旗。
《译文》复刊词
先来引几句古书，──也许记的不真确，──庄子曰：“涸辙之[2]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译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那[3]时候，鸿篇巨制如《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库》之类，还没有诞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大约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几个人偷点余暇，译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读者，也大家看看，自寻一点乐趣，也希望或者有一点益处，──但自然，这决不是江湖之大。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
内容仍如创刊时候的《前记》里所说一样：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三月八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复刊号”。《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最初三期为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一九三五年九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
[2]“涸辙之鲋”等语，参看本卷第489页注[8]。
[3]《世界文学》：介绍世界各国文学（包括我国）的双月刊，伍蠡甫编辑，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世界文库》，参看本卷第358页注[3]。
白莽作《孩儿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2]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3]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白莽遗诗序》。
[2]白莽（1909─1931）：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徐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孩儿塔》是他的诗集。
[3]徐培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署长。一九三四年间因航空署焚毁，曾被捕入狱。
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2]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倒是活人在依[3]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4]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5]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6][7]《语丝》，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8]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四月十一日【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二期，发表时题为《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2]“骸骨的迷恋”：原为斯提（叶圣陶）所作文章的题名（刊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十九号）。文中批评当时一些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有时还做文言文和旧诗词的现象。以后“骸骨的迷恋”就常被用为形容守旧者不能忘情过去的贬辞。[3]“死诸葛吓走生仲达”：这句话见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第一〇四回。[4]《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5]《社会日报》：当时上海发行的小报之一，一九二九年创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该报载有《史济行翻戏志趣（上）》一文，揭发史济行化名齐涵之骗稿的行径。[6]《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7]创造社：参看本卷第263页注〔66〕。太阳社，参看本卷第401
[2]页注。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曾对鲁迅进行过批评和攻击。[8]“汉出”的《人间世》：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四月创刊，汉口华中图书公司发行。共出二期（第二期改名为《西北风》）。因当时上海有同名刊物（林语堂编），所以加“汉出”二字。
写于深夜里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
[2]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aethe Kollwitz）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3]国来的第一幅。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4]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5]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6]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现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复印二十一幅，来作证明；并且对于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又有这样的益处的──
(一)近五年来，木刻已颇流行了，虽然时时受着迫害。但别的版[7]画，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关于卓伦（Anders Zorn）的书。现在所绍介的全是铜刻和石刻，使读者知道版画之中，又有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画之类更加普遍，而且看见和卓伦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内容。
(二)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8]
(三)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二 略论暗暗的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9][10]
新近在林语堂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这时他也如铢堂先生一样，觉得民众自有好恶，不论成败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
[11]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三 一个童话[12][13]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为纪念海涅（H.Heine）死[14]后八十年，勃莱兑勒（Willi Bredel）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紧要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有一天的早晨，许多军警围住了[15]一个美术学校。校里有几个中装和西装的人在跳着，翻着，寻找着，跟随他们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枪。不多久，一位西装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肩头。“现在政府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检查，请你……”“你查罢！”那青年立刻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条箱来。
这里的青年是积多年的经验，已颇聪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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