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康桥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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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大夏书系)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 (大夏书系)作者：张康桥排版：KingStar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3-01ISBN：9787561792667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引领我们重温和回归教育本义彭钢首先要感谢张康桥先生邀请我写序。正是他的邀请，让我又一次穿越世界教育历史，引发种种慨叹和思索。历史上的每一次教育变革几乎都与教育家有关，因为很多教育家本身就是思想家、改革家。从孔子到陶行知，从苏格拉底到尼尔，他们无不展示着教育所能达到的新高度、新境界！
教育家的成功各有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办学思想、教育哲学、课程设置、教学组织、学生活动、教师特质、学校环境等多方面去总结和概括，我们可以惊叹、可以羡慕、可以仰望。因为任何实践都只能是具体的实践，教育家的成功实践也只是一种具体实践方式的成功，受时间、空间和文化的约束，所以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更不具备可重复性和可模仿性。甚至一些教育家也只是理论教育家，他们的使命在于未来的教育。
当我们一个班的学生人数就已超过夏山学校全部学生的人数时，我们应如何去向英国校长尼尔学习？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办学条件极为艰难，怎么去学习芬兰的个别化教育？我们需要学习而且能够学习的，是蕴涵在成功实践中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思想，是能够超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超越意识形态、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局限，尤其是超越教育自身的局限，照亮我们前行之路的学校理想和学校精神。
教育家的理想和精神各不相同，但如果我们把教育实践或作品作为一个巨大的“演出剧场”，能够“照亮”我们教育现实空间的，就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教育家的理想和精神，它们交相辉映，形成“教育剧场”上空的聚光灯束，使教育实践形态的所有细节充分呈现，并凸显其高低上下、宽阔狭隘的清晰轮廓，明亮灿烂、模糊暧昧或阴暗沉重的色彩，由此使我们能够确认、辨析和欣赏各不相同的教育价值和教育意蕴。《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不仅关注教育设想和具体实践，更聚焦于教育设想与有效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精神。在书里，张康桥先生用散文化的笔调，分三个层次探讨了各个大教育家的思想和精神。
一是研究和分析通过教育行为、教师行为和学生行为呈现出来的理想和精神。这是主体形态和行为形态的理想和精神。他们既是实践理想和实践精神的创造者，更是学校理想和学校精神的实践者和享用者。由此，我们可以获得教育意义创造和教育境界提升的理性自觉和审美自由。
二是研究和分析通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学校环境等体现出来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这是组织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是为了主体、建构主体同时超越主体的教育实践，是使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具体化、过程化和客观化的操作样式和形态。教育实践知识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生成性能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具备改造现实教育的自觉意识，提升我们创造崭新教育实践的能力。
三是研究和分析通过教育目的、教育理念、教育哲学的概括和表述体现出来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这是对前面两者的集中概括和抽象提炼，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构成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的基本伦理和核心价值。由此，我们可以深刻体验和感受到，学校实践如何从具体提升为抽象，如何从特殊转化为普遍，如何从丰富多样的实践创造回归教育的本义。
我以为教育家的理想和精神以个性化的表述或校本化的实践，从不同路径回归到教育本质和规律，丰富了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表现，扩展了教育本质和规律解释的范围。这种回归具有警醒的作用和功能，提示我们：教育以人的发展和培养为目的，必须以人化的方式进行，良好的教育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是一种基于人性和人的理解的科学，教育活动（包括教学）是一种发展和提升人性、人格及人品的重大实践。《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引领着我们重温和回归教育的本义：良好的教育其实很简单，也很清晰，就是人性、人格、人品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要给人尊严和个性。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地位和价值，从而建立应有的尊严和个性。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尊严和个性：通过教育让学生具备应有的品德和修养，以确立学生的尊严和个性；通过知识和能力的传授让学生具备应有的自信和智慧，以建构相应的尊严和个性；通过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教育活动，开发学生的潜能、天赋和才华，以形成学生的尊严和个性。早在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指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同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形成和培养人的尊严与个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的普遍意义和基本价值所在。
良好的教育要给人智慧和惊喜。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具有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创造社会的思想智慧和实践能力。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开发学生的智慧潜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走上社会后能够智慧地工作和创造新的生活。学生的智慧无疑是通过知识习得和技能掌握逐步形成的，但知识传授本身并不是智慧，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并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智慧，能够超越个人的局限、排除现实的困扰、享受创造的愉快才是智慧。给人智慧的教育本身需要智慧，需要基于知识和学科而又超越知识和学科，需要建构包含真善美等多种价值的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情境。智慧的形成和培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说，教学要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其实，整个教育都应走在学生发展的前面。走在学生发展前面的教育教学，会使学生在学校生活和学习生活中获得巨大的惊喜，这是一种超出学生预期和认识的惊喜。如果学校教育教学不断落入学生的预期，其价值就会打折，如果总是超出学生的预期，其价值就会明显增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学生的智慧就是在惊喜中不断形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知识、思维、审美、道德等方面，呈现、提供或指导学生发现新的认识、新的感受和新的境界，就能使学生超越他的现有局限和具体存在，获得“眼前一亮”或“心中一亮”的喜悦感受。说到底，教育教学其实就是给学生惊喜的过程，就是让学生在惊喜中获得更多发展可能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惊喜”就是教育教学打开精神成长的明亮之窗的隐喻，它要求教师打开丰富的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精神世界之窗，让学生在惊喜中看到一个更开阔、更丰富、更遥远的世界。由此，我们需要牢记马克斯·范梅南的教导：教育教学要使学生有心灵和精神的“惊喜”，有“获得”的惊喜和“成功”的惊喜。
良好的教育要给人快乐和幸福。
追求快乐和幸福，既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生活和工作的目的。人总是在不断地追求着快乐和幸福，创造着快乐和幸福，享受着快乐和幸福。然而，人性的快乐和幸福是需要通过教育学会的。教育既要让学生体验感官的快乐和幸福，也要让学生学会体验知识、思想、文化的快乐和幸福；既要让学生感受到学习成功的外在快乐和幸福，也要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内在价值和愉悦；既要让学生认识眼前的、自身的、身边的快乐和幸福，还要让学生认识长远的、集体的、人类的快乐和幸福。良好的教育不仅指向快乐和幸福，而且指向快乐和幸福的意义。它应该而且能够培养学生维持、享受快乐和幸福的素养、能力，教会学生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从而学会增进长远的、群体的和人类的快乐和幸福，使学生能够创造、享受文明和文化的内在价值及意义，并从中学会品味、学会欣赏、学会陶醉。这就需要教育本身具有快乐和幸福的伦理及价值，并要求创造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会获得知识、友谊和品行，学会文明、教养和创造，会看到一个更丰富、更壮观的世界，会使心灵和精神更宽广、更深刻。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良好的教育就是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桥梁和跳板。学生在这样的桥梁和跳板上不断体验从“放弃过去的自己”到“建构新的自己”的痛苦，并收获自我充实、自我提升的快乐，享受不断超越自身限制，逐步登高望远的幸福。
教育家之所以是教育家，在于他能引领我们重温和回归教育的本义，这就是“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越是被现实迷惑和遮蔽，越是需要教育理想、教育精神的记忆和激励，越是需要确立清晰而冷冽的朴素真理，以洞穿教育现实平庸、媚俗、功利的厚重屏障，这也是“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的原则和思维。“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还是一种创新与实践，我知道张康桥正走在这条路上，否则也不会写这样的书。（彭钢，著名学者、江苏省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办主任）第一辑自由的沃野自由源于广阔而又朴素的沃野。1.孔子：追寻可爱的教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一生学习的写照。依据“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构建现代终身教育体系，或许这是中国教育学一条不错的建设之路。三十而立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位身材高大、力气惊人的将军，在一次战役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气把城门顶了起来，立下了大功。孔子遗传了父亲的这一特点。
孔子的父亲与母亲颜氏是老夫少妻，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孔子的童年生活有些艰难。他多次说自己出身较为贫贱，或许正因为如此。岁月磨砺出了孔子这一副贫苦劳动人民的好身板。
鲜为人知的是：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相当于现在1.9米以上。他臂力过人，跟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相差甚远，并且，孔子的酒量超凡，据说他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
巧合的是，苏格拉底也具有强壮的体魄，他曾经单枪匹马闯入敌阵，成功救出自己的学生色诺芬。无论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都历经过磨难，但一直很达观。的确，身心健康应该是教育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不过，在现实教育中，迫于压力，在“身心健康”与“学习能力”之间，我们倾向于选择“学习能力”；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我们倾向于选择“智力因素”；在“考试知识”与“非考试知识”之间，我们倾向于选择“考试知识”。最后，现实的教育就只注重“考试知识”的教学，其余一切，如德育、艺术等活动则围绕“考试知识”转。
教育如此窄化，以致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但不时地还有人提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不相矛盾”的怪论，怎么不矛盾？应试教育以考试为本，一切活动围绕“考试知识”转；而素质教育以人为本，一切活动围绕“人的发展”转。这些功利色彩浓的“精英”不可爱，因为他们总“和稀泥”，总让人看不清他们的立场。而孔子不同，他既有立场又可爱。
孔子十七岁丧母，而恰巧在丧母的那一年，鲁国权贵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赴宴时，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年少气盛的孔子相当郁闷。此后，孔子更加发愤图强，他废寝忘食地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
他有两条学习途径：一是认真学习书本知识，二是注重社会实践。
他先后做过两次小官，一次是管理仓库，另一次是管理畜牧。事无大小，他均做得近乎完美。
二十七岁那年，孔子开办私学，也取得不错的成绩。此后，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一米九几的大个子，带着一帮学生东跑西颠。
在三十岁的时候，孔子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主张，包括教育主张。尽管他一生中备受冷遇，一再遭受挫折，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从未改过。他潇洒地面对人生，一直以真性情示人，是谓可爱。
何谓“立”？孔子之所以说自己“三十而立”，至少有两条标准：一是在社会与集体中能立足，工作干得不错，受到了肯定，私学办得很好，有人追随；二是在思想与精神领域有自己的立场，政治上主张“仁政”，为人方面崇尚“君子”，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如“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
我们也可以用这两条标准来衡量教师专业发展。衡量一个教师有没有“立”，一要看他有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如果得到了学生、家长、同行、领导的认可，说明他在这个社会、集体中能立足；二要看他有没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教学行为的基本准则，如果有，说明他有立场。
如果一个教师既“能立足”又“有立场”，说明他“立”了。然而，我们的许多教师甚至教授直到退休都没有“立”，其关键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立场”，这不能不说是其教育生涯的遗憾！一生的学习
学习的真正意义是自我了解。正确的学习，意在唤醒生活的智慧，培育一种完整快乐的生活。这或许是孔子学习的不同之处。
孔子给自己制定了三项任务：
一是办学。他收了学生，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学术团队，更可贵的是他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然而，当今的教育只注重“考试知识”的教学，却忽视了团队合作。
二是游历考察。游历考察，使得他和学生们的社会阅历日渐丰富，这一成长方式已被日本基础教育成功借鉴。
三是问政。他带领学生们给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与军事人物提建议，或给他们做专题讲座，希望他们实践自己的“仁政”主张。
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左右，孔子基本上就做了这样三件事，而这正是孔子的学习法门。事实上，许多大人物都有类似的成长经历，他们都重视“团队学习”、“游历考察”、“参议政事”。
许多教育家都心系政治，强调“躬身实践”。他们的命运极其相似：失败于政治，成就于教育。孔子也不例外，但他能坦然面对失败。
孔子不到四十岁时，步入齐国，受到齐国上下热烈欢迎。
齐景公礼贤下士，数次问政。孔子说：“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谋其事，国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错位，国家就会混乱。”齐景公听了，甚是佩服。
当齐景公真想起用孔子时，晏子阻挠，理由大概是：儒家知识分子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不喜欢法令约束，且自我感觉良好，不容易合作；另外，他们要匡复周礼，这相当烦琐，花数十年可能都学不会，就更别说指导人民群众了。齐景公一想，觉得有道理。不久，齐景公逮着一个机会，就对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言外之意是“你可以走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晏子的理由也是各诸侯国君臣不愿意任用孔子的理由，孔子的政治经历大体如此。较为成功的一次，是孔子在老家鲁国官运亨通，一路飙升为代理宰相，但这一职位他仅担任七天，之后还是到处“流浪”。
最惨的一次，是孔子在离开陈国去蔡国的路上，不小心误入战场，被围困其中，七天都没有吃东西，但他依然乐呵呵地唱歌、弹琴。面对挫折他泰然处之，这并非常人所能做到的。以下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
孔子：我们不是犀牛、不是老虎，为什么总在旷野里流浪？
子路：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仁德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别人无法实施我们的政治方案？
孔子：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获得信任的话，就没有伯夷和叔齐的悲剧了；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话，就没有比干的灾难了。你们不能以他人是否接受来判断自己的仁德和智慧。子贡，你说说，我们为什么会走投无路呢？
子贡：老师啊，是不是因为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如果我们把理想降低一点，让大家都能接受，那该多好啊！
孔子：（看了子贡一眼）你错了。天下最优秀的农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获；天下最优秀的工匠，不一定能够让大家都满意。我们即使找到了循序渐进的办法，一步步实现我们的理想，也不见得能被天下人完全接受。子贡，如果为了让人们接受就降低我们的标准，你的志向也太小了吧？（转向颜回）你说呢？
颜回：老师的理想这么远大，一般人不接受，这恰恰证明老师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们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案很完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耻辱。
孔子：（满意地笑了）颜家后生什么时候赚了钱，老头我来负责管账。
君子何处安身？以不俗的姿态，坚守着理想的天空。这“不俗”，是一种坚定，是一种坦然，是一种潇洒，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教育智慧和人生智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六十而耳顺”的境界。“六十而耳顺”，这里的“耳”是语气助词。台湾学者傅佩荣结合孔子的境遇指出，“六十而耳顺”是指顺其自然、顺应天命的意思。这种解释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一生学习的写照。依据“志于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构建现代终身教育体系，或许这是中国教育学一条不错的建设之路。好的教育
孔子虽然到处碰壁，但他从不悲观，也很少愤怒。孔子非常可爱、幽默、真诚。
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与颜回相比，谁强一些？”子贡自谦不如，结果孔子说：“是不如他呀，我赞成你的话，我和你都不如他。”
孔子曾经在一个叫匡的地方被围困，颜渊落在后面。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颜渊这家伙也很幽默，回了一句：“您老人家还健在，我怎么敢轻易死呢？”
孔子还颇有孩子气。有一天，他到了子游治理的武城，这是个很小的地方。孔子先是莞尔而笑，然后说“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在这么小的地方用得着这么努力吗？子游当时搬出孔子曾经说过的话来应答，孔子便正色对自己的弟子说：“我刚才是开玩笑，子游的话是对的。”
孔子不仅喜欢开玩笑，还会在学生面前发誓。卫灵公的宠姬南子非常漂亮，孔子在重返卫国时又见到了南子。孔子回来后，子路有意见。孔子说：“假如我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上天会厌弃我！上天会厌弃我！”后来，他还说了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仿佛是自我解嘲。
孔子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更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党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叶公认为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孔子不认同他的观点，反驳道：“我们乡党的正直之人和你所讲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的品德就在其中了。”虽然现在是法治社会，但我还是非常赞同孔子的“正直观”，在我看来，这种大义灭亲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尽管这样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孔子对质疑“三年守孝”的宰予本来就有成见，当看见宰予白天睡大觉时，就骂道：“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还加了一句：“对于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有点儿过分了。孔子带着情绪批评人，对别人的伤害的确很大。然而，我们也应该思考：教育真的应该拒绝教师的真实情感吗？孔子之所以这样批评宰予，是因为宰予连“三年守孝”这最基本的道德规范都不愿意遵守。尽管这样的道德规范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尽管有人认为宰予是一个勇于独立思考的人，但我能理解孔子，他是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情绪，在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孔子还骂过原壤，原因是原壤的坐姿不雅。孔子说：“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说着还用手杖敲了敲原壤的小腿，让他坐好。
孔子的确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好恶，从来都以真面目示人；他教得真诚，无疑是内心真实力量的倡导者；他很可爱，追求“文与人”、“言与德”不分离的“人课合一”的境界。
在我看来，孔子首要的教育思想是“真诚”。现在，学生说话时违背自己内心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又有多少教师说话时始终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呢？
汤普金斯的《沮丧者教育学》直接描述了美国教师自我分裂的状态，他非常直白地写道：“作为一个教师，他的困扰在于没能帮助学生学习他们想要了解和需要了解的东西，而是向学生显示我有多聪明，向他们显示我知识多渊博，向他们显示我备课多认真。我就是在进行一场演出，其真实目标不是帮助学习，而是以此使他们对我有一个好的评价。”
为了一个“好的评价”，教师学会了掩饰与炫耀，而不是真诚地表达自己。可想而知，学生也会为了一个“好的评价”而学会不真诚地表达自己。
真诚不仅是教育的逻辑起点，而且是一种言语人格。以培养言说者为己任的语文课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回避健全言语人格这个话题。但很多人更重视言语能力而非言语人格，常常放过甚至自己也演绎着那些“不忠实”。潘新和教授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呼吁：“卸下言语‘画皮’的负累，让灵魂裸奔。”
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中写道：“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教师的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教学就是“真正好的教学”。
在孔子的“大课堂”里，学生是怎样学习的呢？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是“反省式学习”。正如孔子所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弟子们追问的是，如何想、说、做，才能成为“大儒”、“君子”，或者“成仁”，这种追问是主动的，是问、学、思、习的整合。这种学习方式也正是孔子的生活方式。
或许，怎样生活，就怎样教育、怎样学习，这才是“真正好的教学”。“修身”是教师的必修课，能不断提升教师的人格魅力。唯有不断“修身”，教师才会“自身认同与自身完整”，也才会有好的教学。“修身”需要进行反省，而反省必须是主动的追寻与感悟，因此，孔子运用的是启发式教学。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反映了孔子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不到苦思不解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学生思考且有所领悟，但不能用言辞表达出来，这个时候才去启发他。
比如：对于一个方形的东西，老师已经说明了其中一个角的样子，如果学生不能类推出其他三个角的样子，这就表明学生还没有完全领会，这时，教师就不宜多讲。如果硬要讲就是灌输，就不能达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的目的。不仅如此，以灌输为主的课堂还会给人一种压迫感，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不但不主动“修身”，反而会产生反抗情绪。
当然，“修身”是个体的行为，因此，孔子始终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这样的反省还应该追求立言与立人的和谐统一，正所谓“察其言，观其行”，“言必信，行必果”。
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好的教育需要真诚反省，追求立言与立人的和谐统一，而真正好的教育才是“可爱的教育”。【参考文献】
[1]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余秋雨.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傅佩荣.国学的天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苏格拉底：由思抵达诗意栖居
苏格拉底和孔子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强健的“拯救者”，都选择了从教育入手拯救未来。如果说孔子寄希望于“仁”，那么苏格拉底则信仰“理性”。这是苏氏教学的灵魂，也是教育家与普通教师的区别所在。苏氏教学的灵魂
苏格拉底生活在处于社会危机中的古希腊。有着巨大“救世”热情的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
在没有行政资源的情况下，他认为教育是“救世”最好的手段。无论身在何处、面对何人，他都是为“救世”而教人，是不收取学费的义务教师，所以，苏格拉底一生都很清贫，但是他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教学场景。
有一天，苏格拉底像往常一样，衣着不整，光着脚板来到市场上。他拉住一个从他旁边走过的人，说：“劳驾，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要向你请教。人人都说要做有道德的人，但什么是道德呢？”
那人回答：“做人要真诚老实，不能欺骗人。这是大家都公认的道德规范。”
苏格拉底问：“你说道德就是不能骗人，但是在和敌人交战的时候，我方的将领为了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敌人，你能说这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吗？”
那人答：“对敌人进行欺骗当然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但欺骗自己人就是不道德的。”
苏格拉底问：“在与敌人作战时，我军被包围了，处境困难，士气低落。将领为了鼓舞士气，就欺骗士兵说，我们的援军已经到了，大家奋力突围。结果士气大振，突围成功。这个将领欺骗自己的士兵也是不道德的吗？”
那人答：“战争中无可奈何才这样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不能骗人。”
苏格拉底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况：父亲非常爱自己的儿子，可是儿子病了，又不愿意吃药。于是，父亲就欺骗儿子说，这不是药，而是一种很好吃的东西。你能说这种欺骗是不道德的吗？”
那人只好承认说：“这种欺骗是符合道德规范的。”
苏格拉底又问：“不骗人是道德的，骗人也可以说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道德不道德不能用骗不骗人来判断。那究竟要用什么来判断呢？还是请你告诉我吧。”
那人被弄得毫无办法，只好说：“不知道道德就不能做到道德，知道了道德才能做到道德。”
苏格拉底听了十分高兴，对那人说：“你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你让我知道了‘道德就是道德本身’，帮我弄清了一个长期搞不明白的问题。我对你表示诚挚的感谢。”“道德就是道德本身”这句话与“道可道，非常道”如出一辙，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下“道德”有不同的含义。可想而知，那个回答苏格拉底问题的人一定觉得莫名其妙。
这就是典型的苏式教学，后来被人们归纳为由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组成的苏格拉底教学法。
我们仿佛看到苏格拉底晃着脑袋，行走在花园广场、街头巷尾，斜睨着行人，嘴巴从日出到日落说个不停。
苏格拉底主张“尽可能摒弃思想与眼睛、耳朵及身体的其他部分的联系”。他认为只有依赖心灵的沉思，才能够达到“认识的实在”。在苏格拉底看来，所有的语言只有经过心灵省察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语言，如道德、正义等。
苏格拉底不仅孜孜不倦地在街头巷尾滔滔不绝地演说，还用行动乃至生命来践行自己的言说。
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把自己看做是上帝赐给雅典的一个礼物、一位使者、一只牛虻，其任务就是整天找人谈话，讨论问题，探求对人们最有用的真理和智慧，寻求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和善，从而改造人们的灵魂，达到拯救城邦的目的。
苏格拉底和孔子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是强健的“拯救者”，都选择了从教育入手拯救未来。如果说孔子寄希望于“仁”，那么苏格拉底则信仰“理性”。这是苏氏教学的灵魂，也是教育家与普通教师的区别所在。认识你自己
如何引导人们获得知识、获得美德、获得幸福？虽然因材施教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共同的选择，但苏格拉底更强调“认识你自己”。
据说，柏拉图的堂弟格老孔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想做城邦政府的领袖，他还非常潇洒地面对众人进行演讲。
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经过学习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城邦的领袖。比如，在一条船上，最熟悉航海的人才能做领导；纺织羊毛时，妇女应该管理男子，因为妇女更内行。因此，苏格拉底决定开导一下这位并不专业的青年。当然，整个“教学活动”是苏格拉底深入研究后精心设计的，其核心就是引导格老孔认识自己。
一天，苏格拉底看见了格老孔，故意老远就喊：“喂，格老孔，听说你决心做我们城邦的领袖，这是真的吗？”这个话题选得非常好，正是格老孔感兴趣的话题。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还故意装出十分热情的样子。这次“教学”不是从“讥讽”开始的，他创设了一个话题情境。“是的，我是想做城邦的领袖。”格老孔答道。“那很好！这是一桩好事。如果你的理想能够实现，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能够帮助你的朋友，为你的家庭扬名，为你的祖国增光。你的名声在传遍全城之后，还会传遍整个希腊，你甚至会在异邦中享有盛名。那时，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这段话很有意思：一方面，苏格拉底替格老孔勾勒出美好的愿景，另一方面，为格老孔认识自己奠定了基础。认识自己的前提是什么？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格老孔听了苏格拉底的这番话后很高兴，停下来同苏格拉底交谈。
看到格老孔停了下来，苏格拉底不动声色地接着说：“但是很明显，格老孔，你如果想受到人们的尊敬，就必须对城邦有贡献。”
接下来，苏格拉底请格老孔谈谈如何作贡献。正当格老孔思考的时候，苏格拉底问他是不是首先让城邦富裕起来，而实现富裕的途径是增加税收。格老孔表示同意。苏格拉底又问税收从何而来，总数多少，不足的补充来源是什么。格老孔回答说，自己对这些问题没有考虑过。
看到格老孔为难的样子，苏格拉底进一步开导他：“治国和治家的道理一样。国家人口多，一些问题确实很难具体说出来。但如果能帮助一家，就可以不断地帮助更多的人家，你为什么不从增加你叔父家的福利开始呢？”
格老孔说：“只要叔父肯听我的，我一定对他们有所帮助。”
苏格拉底笑着说：“你连叔父都说服不了，还想让包括叔父在内的整个雅典人都听你的吗？年轻人，要当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个适得其反呀……”
这次“教学”以“讥讽”收尾。对于格老孔而言，此时的“讥讽”无疑是一味清醒剂，让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其实，一切思考都应从这里开始，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是智慧的起点。
人们对什么无知？对最重要的事情，即灵魂的事情。人们平时总在为伺候肉体而活着，自以为拥有的那些知识，说到底也是为肉体的生存服务的。因此，必须让人们知道，他们对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一无所知，从而使他们内心产生不安，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一句箴言，苏格拉底用它来解说教育的使命。
我们可以把“认识你自己”理解为认识你最内在的自我，那个使你之所以成为你的核心和根源。认识了你自己，你就心中有数了，知道怎样的生活才是合乎你的本性的，你究竟应该要什么和可以要什么。
显然，年轻的格老孔并不了解最内在的自我，在不知道“应该要什么和可以要什么”的情况下，竟然要做城邦的领袖，这是不理性的。苏格拉底就是要让格老孔回归理性，认识自己。“回归理性，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你的灵魂，这才是你身上最神圣的东西，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现在的教育，强调认识他人、历史、自然乃至世界，但很少关注认识自己。或许，这是当下教育最重大的缺失。
苏格拉底是怎样让格老孔认识自己的呢？整个“教学活动”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因需而教。
回到现实生活中，认识你自己，这也是苏格拉底对当今教育的忠告！语言首先是一种精神力量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以说是一堂跨越时空的“公开课”。在柏拉图的描述下，苏格拉底以一个受崇拜的英雄、一个俗世的圣徒的形象为后世所敬仰。
在申辩的开始，苏格拉底面对的是作为整体的雅典人。这发生在原告陈述之后，原告的言语方式基于悲剧诗人（美勒托）、演说家（吕康）和政治家（安匿托士）的风格，因而是修辞性的，雅典人已深深地沉浸在修辞之美中。
需要说明的是，苏格拉底面对的是由五百多名普通民众组成的审判团，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由票数决定的。显然，影响审判者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通常的做法是“没有必要说真话，只要让民众相信你是在说真话就够了”。
苏格拉底并不是不理解这一点，但他一上来就表明自己要真实地表达自己。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很有力量的。美勒托等人是以“不敬国家的神”和“腐蚀青年”的名义来起诉他的，让我们来看看苏式的“反讽”。
他问美勒托：“你说我腐化和误导青年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美勒托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有意的。”
苏格拉底讥讽道：“谁都明白和坏人接触是不好的，如果将自己接近的人引诱变成坏人，自己岂不是情愿接触坏人而受害？明白此理的人还去这样做，显然精神不正常，不正常的人怎么会是有意的？”
他又问美勒托：“你说我不信国教，那么我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
美勒托说：“当然是无神论者，所以要问罪。”
苏格拉底讥讽道：“可你还指责我引进新神，并因此控告我腐化、误导青年，这不正说明我是有神论者吗？”
这样的“讽刺”本来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但引起的却是阵阵骚动和哄笑。他的“助产术”在美勒托等人面前只有失败，因为在情感上已有许多人拒绝相信苏格拉底。这也使我们明白，苏格拉底教学法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运用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第一，受教育者必须都有探求真理、追求知识的愿望和热情；第二，对所讨论的问题，受教育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事实与知识。
五百多名水平参差不齐的平民，无法将思想与眼睛、耳朵及身体的其他部分分开，但构成了审判团。
苏格拉底说明了自己为何不向审判团求情：求情意味着违背自己的“内心”，求情的语言是不正当的，因为它不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所有语言在此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被判决死刑后，死亡也变成了苏格拉底的言语方式。
申辩失败后，苏格拉底总结道：我每日讨论道德问题，省察自己和别人，原是于人最有益的事情。可是，一天之内就判决死刑案件，时间太短，我已无法让你们相信一个真理了，这个真理就是“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无数个成功案例再加上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似乎都表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语言首先是一种精神力量”。
灵魂是精神力量栖居与生长的地方，语言则是滋养精神力量的源泉。在关于道德的经典案例中，苏格拉底在不断地提问，也是在不断地“助产”。当学生的“眼睛、耳朵及身体的其他部分”不再与语言联系，唯有灵魂与之相对时，思想已经产生，所以说“道德就是道德本身”，剩下的就要“那个人”自己去感悟。在此过程中，重要的不是确切的答案，而是精神的历练。
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教学其实就是海德格尔说的“由思抵达诗意栖居”的教学。我确信，语言不仅是教育的外壳，还是教育的灵魂。如果我们把塑造美好的人性作为社会的第一目的，那么21世纪是教育学的世纪，也是语言学的世纪。【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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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希腊三贤”：灵魂的转向
从广场、阿卡德米学园到吕克昂学园，教育从崇尚理性之神开始转向科学理性。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三贤”实现了伟大的灵魂转向！文明的逻辑
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是从人种还是国家的起源上，大都跟古代希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它们的文化坐标上却无不有那个半岛的位置，在它们的政府标志、博物馆、文教体系以及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能找到古希腊的文化基因。
希腊文明与其他古老的文明相比，的确是独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生产效率高，生活条件好，人们才有可能关心精神文明。但是，古代希腊没有这样优越的物质条件，按照常理，这里根本不可能孕育出高级文明，但事实恰恰相反。
希腊半岛镶嵌在地中海上，四处都是山地和海湾，几乎没有平地，而且石灰质的土壤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历史上曾经兴起过几轮文明，如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但都存在了几百年后就消失了，这可能与生态破坏有关。当这块土地上的人口达到饱和状态时，过度的开发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食物也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整个文明就无法延续。
希腊半岛上有一小块肥沃的平原，发现它的斯巴达人如获至宝。因为想占有它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部族里的人一生下来就肩负着保卫家园的使命。男人是战士，女人主要负责生育健壮的孩子，以便将其培养成勇猛的战士。耕作则完全交给被他们征服的希洛人。
斯巴达人虽然赢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很快被掩盖在雅典文明之下，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野蛮的，文化领域并不遵循“赢家通吃”的法则。
雅典的土地虽然贫瘠，但可以种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植物不仅不会造成水土流失，广泛种植反而有利于生态平衡。葡萄酒和橄榄油虽然不能直接替代粮食，但拿来与人交换却是比较抢手的奢侈品，可以换回充裕的粮食和其他资源。
这里有无数的港湾，不仅成为联系希腊各地的纽带，而且可以通达尼罗河流域、小亚细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半岛以及欧洲各地。雅典人受古代腓尼基人的启发，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生活资料。
大批的雅典人走上了贸易的道路，他们一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竞争过程。于是，规则、秩序成了人们的普遍需要，“讲道理”成了人们普遍推崇的交往准则。
如果不考虑形成得更早，但后来彻底消失又难以考证的腓尼基文明，那么希腊文明自古就是世界上非常独特的一种文明。当时的人们居然不是直接依赖自己所寄居的土地及自然生态环境生存，而是通过广泛的工商业活动，间接地获得食物和其他生存资源。在他们的观念里，理性主义的思维远远超过自然主义的思维。当然，他们也更需要理性的教育。
理性思维在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公元前443年开始，伯里克利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成为雅典的最高统治者。
伯里克利的国内政策以加强民主政治为核心。雅典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的推动下，逐步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实行最高领导人公民选举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于是，全体男性公民基本上都获得了出任各级官职的机会，这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举和轮换等方式产生。还实行“公薪制”，不管是富翁还是贫苦公民，大家都有工资拿，所以大多数雅典公民年年选伯里克利担任最高领导人。
雅典除了公民，更多的是奴隶。伯里克利对奴隶可没那么好，因为他代表的是雅典工商业奴隶主和中下层自由民，特别是海员、佣工等公民的利益。尽管如此，他也足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
事实上，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古希腊的典范，而且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典范。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而且直接影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埋头工作时，应该想想历史孕育了怎样的价值取向，时代又在召唤着怎样的教育等问题。好的教育必然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文明的逻辑。
当今的教师，既缺乏对国家发展、人类未来的思考，又囿于分科教学，他们大多只专注于一门学科、一堂课、一个细节。学校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学科只是教育森林里的一棵树，没有对历史和时代的关注，教师就不会有全面、系统的思维。在我们的学校里，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被窄化为学科改革，甚至是课堂教学改革。
没有深邃的目光，没有辽远的展望，教师就不会有美好的教育愿景，更谈不上教育信仰。“站”在古希腊的半岛上，我想：回眸历史、展望未来应该是每个教师的必修课！仰望星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的命题。为什么古希腊半岛上有那么多杰出的人才？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解答“钱学森之问”有些启示。
古希腊半岛上这些杰出的人才，后来大多被称为“仰望星空的人”。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人。他本是一个商人，但“不务正业”，总是去探索一些哲学问题。只要有一点钱，他就会在冥想与旅行中花掉，以至于泰勒斯非常贫穷。
有人说，哲学家是一些没用的人。据说，泰勒斯听了很生气。那一年，他预测希腊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垄断后抬高价格而赚了一笔。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钱，可以比别人赚得多。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没空赚钱。
还有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泰勒斯行走在旷野中，抬头看着满天星斗，断定第二天会下雨。不料前方正好有一个坑，走着走着就掉了进去，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第二天果然下雨了。于是，这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许多希腊智者也都是老师，都曾留下类似的轶闻，尽管大多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这仍然说明他们代表一种文化基因。
毕达哥拉斯发现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他的弟子们宰了一百头牛，宴请全城的人来庆贺。现在除了结婚、升学或祝寿，我们一般是不会这样做的。
赫拉克利特本是一个王子，可是他不愿继承王位，乐于隐居山中求索真理。我们也喜欢隐居，但不是求索真理，而是“独善其身”，或者沽名钓誉。
这种比较并非说明中国文化不够先进，只是为了彰显希腊文化的特征。
我最想说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欧几里得的。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得和众多弟子对平面几何“走火入魔”。有个学生提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问题：“老师啊，这东西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呢？”这一问竟把欧几里得噎住了！不知是觉得惭愧，还是不想解释，他干脆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该学生，并说道：“对不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学有用的东西吧，咱这儿就研究没用的东西。”
两千五百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特地为这些人平反。而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是没有未来的。
教育家仿佛都是仰望星空的人。因为“好高骛远”而不“脚踏实地”，所以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属于“非主流”，尽管屡屡碰壁，但他们百折不挠、自得其乐。
正如希腊文明中的“理性之神”告诉大家的：我们要向前看，只要符合知识的标准，而不管是否实用。欧洲人说：“让耶稣的归耶稣，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因为神有神的教谕，俗权有俗权的伦理，而知识又有知识的逻辑。
当学校不再清高而媚俗，老师不再仰望星空而看重实际功用，学生不再充满好奇与幻想，而只关注生存技能与自身的市场价值时，我们的学习场所或许只能称为职业或生活技能训练所，恐怕不应该叫“学校”，最好别称为“大学”。
公元1231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颁布了被称为“大学独立宪章”的教谕《知识之父》，自此之后，学校自治的传统逐渐形成并蔚为壮观。然而，一如我们所见，学校自治的优良传统正在慢慢演变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治理。从本质上说，这显然是“权力治理”而非“知识自治”。
知识的自由性和丰富性被抛弃的过程，就是学校教育不再仰望星空而走向穷途末路的过程，因为失去了知识创新就失去了学校的意义与价值。理智生活的尊严
苏格拉底的教育主要在广场，柏拉图的教育主要在学园。
柏拉图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前额饱满宽阔。年轻时爱好文学，二十多岁时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长达十年左右。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柏拉图流亡多国，游学期间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很大。
苏格拉底被平反后，约四十岁的柏拉图回到雅典创办阿卡德米学园，据说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此后，阿卡德米学园延续了近千年，直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以“不敬神”的名义关闭了该学园。
阿卡德米学园既是柏拉图实践理想的基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园。在学园里，善讲故事的柏拉图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洞穴故事”：
有一些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地洞里，他们的脖子和腿脚都被捆绑着，不能扭头，不能走动，眼睛只能看着洞穴的后壁。他们的背后有一堆火，火与他们之间有一堵墙。另有一些人如同演木偶戏般高举各种石制、木制的玩偶沿矮墙穿行。囚徒们每天看着洞壁上各种变换着的影像，并把那些影像看做真实的物体。他们天生如此生活，并不觉得悲哀。
直到有一天，其中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挣脱了绳索。他生平第一次扭转头，看到了那些石制、木制的玩偶，也看到了火堆。刺眼的火光让他很痛苦，当看到那些造成影像的玩偶时，他仍然习惯性地认为这时看到的洞壁上的影像是真实的物体，是唯一的现实之物。
他终于来到了洞口，经过长时间的适应，他学会了先看阴影，再看水中倒影，然后看事物本身，最后仰望天空，“直接观看太阳本身”。此时，他终于体会到洞穴生活的悲哀，并“庆幸自己的这一变迁，而替伙伴们遗憾”。
这个过程就是灵魂的转向过程，是一个从影像、实物到理智的灵魂攀登过程。柏拉图认为好的教育过程就是灵魂转向的过程。
那个已经走出洞穴的人，此时已成为老师或哲人。当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重新适应洞穴里的黑暗。更重要的是，当他试图向那些固守洞穴的同伴解释——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给他们指出光明的道路时，他反而会被取笑，甚至会被洞穴中的囚徒视为异类而处死。
非常巧合的是，苏格拉底正是被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处以极刑的，这似乎预示着理智生活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冲突。
民众更习惯于现实的、习俗的、惯常的生活，更在意可见世界中的喜怒哀乐，对日常生活习惯的沉迷使他们固守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缝。
苏格拉底拒绝认同民众的生活姿态，秉持神意，自诩牛虻，以老师的名义与民众生活为敌。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理智生活者，更关注内心世界的完善，而民众更看重当下的利益，安于日常生活的宁静与享乐。
苏格拉底自始至终固执于神圣的教育使命，不顾民众沉迷于习惯性生活而无法完成灵魂转向的事实，最终由于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水火难容，他以渎神、败坏青年的名义被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试图保持理智生活相对于民众生活的优先性，拒绝使自己混同于城邦民众。《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是“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这似乎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文化播种者的命运隐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苏格拉底高明：如果说苏格拉底是直接走向广场，走向民众，公开与民众生活为敌，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是避开与民众的直接冲突，转而走向学园。
自从教育走向学园的那一刻起，理智生活与民众生活的冲突就一直存在，并一直较劲儿。我们一会儿固守“象牙塔”，一会儿又一头扎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会儿清高甚至自恋，一会儿又匍匐于资本与产业化。
市场经济与民主主导下的生活，并不一定是真善美的生活。如果大众服从于习俗、时尚、潮流，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崇尚快乐与物质主义，而不追求真正的知识，这时市场经济与民主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心智水平。
好的教育通向个人自由，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自我担当，而民众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倾向于逃避担当，因而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正因为如此，学校不再崇尚理智生活，而是顺从大多数人的意见选择市场法则与民众生活，把教育当生意来做。
如果说教育的根本在于把天上的“理想国”引向每个人的内心，从而让众人的灵魂安居其中，那么，为理智生活辩护、为人文教育辩护，就是一项事关美好未来的行动。哲人选择再回到“洞穴”，尽管明知会遭到冷遇，因为理智生活者必须勇于担当！从阿卡德米学园到吕克昂学园
阿卡德米学园主要开了四门课：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告诫他的学生不要生活在现实世界中，而要生活在头脑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中。他常常这样教导学生：“画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
在柏拉图看来，天地万物都是由理念产生的，包括柏拉图本人在内的现实世界都是理念的影子。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众所周知的“唯心论”。
柏拉图有一个学生特别勤奋，有一次，柏拉作作报告，专门讲“善”，大概是因为太枯燥了，只有他一个听众，这个学生就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长着一个鹰钩鼻，前额较为突出，头发松软，小眼睛，小嘴巴，外表只能说有点“酷”。虽然其貌不扬，但亚里士多德智慧过人。
亚里士多德17岁时被送到阿卡德米学园，在那里一学就是20年。柏拉图很看重这个学生，并称之为“学园之灵”。可是，他又说：“要给亚里士多德戴上缰绳。”意思是说，亚里士多德非常聪明，思维敏捷，不同于一般人，若不加以管教，就不能达到柏拉图的期望。
亚里士多德不沉湎于自我的冥思，而是注重广泛阅读，甚至在自己的住处书写了“读书人屋”的匾额，并努力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
在学园里，亚里士多德很尊敬他的老师，但也经常和柏拉图争论。有时，他会把老师问得答不上话来。他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树就是树，由种子长成，结出果实。离开了实实在在的树，仅仅是头脑中的树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许多唯心论的观点。他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不是靠什么观念产生的。代数和几何的定律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先有现实生活中各种三角形状的东西，然后人们头脑中才有三角形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曾推翻了老师的“理念学说”，他是这样解释的：尽管“理念学说”是我最敬爱的人提出来的，不过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维护真理；老师和真理都是我们珍爱的，但人的责任却要我们更尊重真理。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被公认为最适合做阿卡德米学园接班人的亚里士多德并未成为接班人，原因是亚里士多德不愿背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古希腊的智者，仰望星空而绝不背弃自己的观念，绝不放弃自己的理智生活，这样的基因也植入了希腊文明，并凝聚为一种精神——不敬神，不畏俗权，只有真理才能指引自己前行。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校庆的时候，哈佛大学打算邀请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参加，里根说可以，但是问能不能送他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按说荣誉博士不同于真正的博士，算不上重大的原则问题，但哈佛师生对此议论纷纷，认为他和学术一点边都不沾，还是不送为好，结果里根没来。事实上，这种现象在西方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遍的，哥伦比亚大学曾拒绝给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曾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为什么？这是为了捍卫理智生活的尊严。
公元前335年，在自己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支持下，亚里士多德得偿夙愿，建立了吕克昂学园，将自身对自然知识的深厚情感与追求典型化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拥有了自己的研究基地。
亚里士多德延续了苏格拉底的教学方式，但采用散步的方式来讲学，即一边散步，一边讲学，“逍遥学派”由此得名。这种移动学习的方式，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学校的设施设备，包括电脑、图书等资源配置，急需植入移动式学习的理念。例如，学校的图书除了放置在图书馆内，还应该进教室，放在学校的走廊边、长凳旁，以便学生读书；学校的电脑除了集中在电脑房外，还应该进教室、进走廊。
亚里士多德还要求所有学员轮流当“学术领袖”，掌管教研生活，每个月召开固定的专题讨论会。或许，今天我们也可以成立学生学术领袖团，借鉴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中的教育思想，打破班级、年级界限，让学生互动互助，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领袖品质——这难道不值得尝试吗？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希腊的文化充满了神的力量，吕克昂学园最为光辉的成就，就是把科学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机体。尽管中世纪以后，人们一再批判亚里士多德一些错误的科学结论，但别忘了，这些人恰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而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灵魂转向”。
亚里士多德不赞成理念学说，他开创了灵魂学说。他认为，灵魂是统一的实体，包含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分别对应于植物的、动物的和人的生命。人的灵魂是营养的、感觉的和理性的灵魂的统一体。
这是重要的教育发展阶段学说。根据人的灵魂发展的三个层次，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了教育的年龄划分，将一个人受教育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匹配相应的教育内容。0～7岁为第一阶段，主要发展儿童的植物灵魂，重点是促使其身体正常地发育成长；7～14岁为第二阶段，以发展动物灵魂为主，重点培育情感和道德品质；14～21岁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理性灵魂，重点发展智力。
从广场、阿卡德米学园到吕克昂学园，教育从崇尚理性之神开始转向科学理性。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希腊三贤”实现了伟大的灵魂转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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