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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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一样的中国（二）试读：
内容提要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既有英雄壮士的慨慷悲歌，又有帝王将相的传奇经历。而有些故事，就象谜一样牵动史学家……
第一章 揭秘古代捕快：一人从业三代不许参加科举
在现在的古装电视剧里，捕快的形象好像挺正面的，好似今天的刑警一般。这些刑警穿着古人的衣服，说着现代的话，侦破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上得厅堂，下得茅房，出入各种高级或者低级场合，盘问各种各样的人，跟乡绅和官老爷平起平坐。显然，编电视剧的人其实是在说刑警，不是说捕快。古代的捕快，虽然干的是类似警察的活计，但身份地位，跟警察却大不一样。如果要有人看出有点近似的话，也是古代“警察”的遗风有那么丁点孑遗。
古代的捕快，属于衙役。地方政府的组成，除了正印官之外，偶尔有杂佐，再就是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三班衙役，第一是皂班，给县官老爷站班和做仪仗队的，审案时兼做行刑手帮同吓唬人犯。其次是快班，就是捕快。用于拿贼，破案和催租税的。第三是壮班，属于临时召集的民工，打打杂，危机状况时协助守城。显然，对于一个县的治理而言，捕快的地位很重要。
但是，地位重要的捕快，却是贱民身份。三班衙役，除了壮班之外，都是贱民。一个家族有人干了这个，三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比一般农民地位还要低。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职位，要由贱民来做？因为捕快干的活儿，在古人看来，是一种不良之行，得罪人的活计，一种贱业。总是要抓人拿人，总是跟坏人坏事打交道，正经人注定不屑于此，所以，只能让贱民做。做不良之事者，只能是不良之人，所以，在中国古代，人们也称捕快为“不良人”。其实，不止中国，古希腊城邦的警察，也是奴隶来做的，公民犯了事，要由地位低贱的奴隶抓他们。每逢开公民大会，好些偷懒不肯出来开会的公民，也是由奴隶拿绳子赶他们出来。
贱业由贱人来做，做这种事还要以官府的名义，等于是让贱民行使公权力。所以，实际上，捕快在民众中威风极了，一点贱的影子也没有。动辄拿人、锁人，谁见了都惧他三分。老百姓都尊之为捕快老爷，捕翁，街上做买卖的，都得定期孝顺，交保护费。捕快的职位，一般是要买的，买不到的，就不要名额，心甘情愿放弃平民地位，来做帮役，求帮役也不得的，可以做白役，一分钱补贴没有。很多大县，帮役和白役，动辄数以百计。但是，这样遭人羡慕的捕快，如果见了当地的乡绅，还是不敢造次，老早就得让在一边，躬身请安。即使一介穷秀才，如果没有县令的旨意，他们也不敢随便碰。至于县令老爷，更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人，随意指使不说，有了案子，如果破不了，就把捕快拿来，当众扒了裤子打板子，严令追比，三日一追，五日一比，板子越打越重，既是责罚，也是羞辱。总之，在官府层面，没有人在意捕快的脸面。
在官面上没有脸面的捕快，做起恶事来，自然肆无忌惮。老百姓摊事被拘，若要少受折磨，得送“脚鞋钱”，“酒饭钱”。如果被拘者暂时不想到官，得给“宽限钱”“买放钱”，甚至原告要撤诉，两边都得给捕快“说和钱”。更恶的事儿叫“贼开花”，如果有了窃案，捕快往往会指使拿住的贼多加攀指，把一些没有势力但家境富有的农户指为藏赃之所，为窝赃户。当然，这样的攀指，开始是不会让县令知道的，但是被攀指的农民，多半会央求捕快想办法，这样，大笔的钱也就来了。收了人家的钱，还落个人情。
最恶的事，是弄个无名尸体，趁深夜放在某些殷实人家的门口，谁被这样黑上，即使后来真相大白，家也肯定破了。弄不好，户主还可能进监狱丢了性命。再就是让娼妓假作良家妇女勾引过路行商，以拐带妇女名义讹诈之。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古代的“钓鱼执法”。
最常见的恶事，是催缴钱粮。凡是碰到不肯痛快缴税的农户，捕快们就把这些农户的户主抓来衙门，关在他们平时休息的班房里，横加折磨，饿他们，打骂，逼他们吃屎喝尿，反正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被抓的人的家人实在看不过去了，乖乖把钱粮交了，人才放回去。当然，还得给捕快们一份额外的辛苦费。
捕快之害，当政者也不是不了解，清代就规定，要地方官尽可能限制衙役下乡。但是，大结构确定了贱人做恶事的格局，限制也限制不了。而贱人本身，也是制度造成的。把一些人人为地划成贱民，然后让他们做坏事，好转移老百姓怨恨的视线，其实，最后的怨恨，还是要落在统治者头上。
古代人如何疯狂过元宵节？“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隋朝时，隋炀帝就作诗《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歌颂元宵节了。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古代称夜为宵，故称“元宵”。元宵是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吃汤圆，赏灯猜灯谜……天地人齐欢乐，不亦乐乎。
元宵节狂欢庆典的关键似乎就在一个“闹”字，“喧声驱逐夜阑，灯光掩盖夜色”，元宵夜里的人们，因夜禁的开放，夜间行动的空间和时间似乎比往常都要自由和开放。在古代，元宵节的到来，便意味着“放偷节”的到来，偷盗在元宵前后几天可成为名正言顺之事。放偷节起源于辽金时。《魏书·东魏孝静帝纪》记载：“天平）四年（五三七）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说的是北朝拓跋鲜卑族在元宵夜时，相偷戏盛行。
除了元宵，辽金两国是严禁偷盗的，一经查获，除依法论罪，更会如现今有些超市强上贴的“偷一罚十”标语一样，得按照所偷的东西的价值加上数倍赔偿。但在元宵的“放偷节”，人们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窃的，官府不禁止，也不逮捕。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作者甚至提及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不仅偷物还偷人，且妻女为人所窃都不以为忤，这未免也太大方了一点，尚待考证。
南北朝的契丹族是于正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夜连续三天“放偷”，女真族则于十六日夜进行相偷戏，“相偷”即为互相随便偷窃。相偷戏的传统从魏、齐绵延至隋，愈发热闹。其后的朝代也受到其遗风的影响，在元宵这天分别有些相偷戏。清初查嗣瑮在《燕京杂咏》中言：“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
物主对这类“偷窃”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大多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偷窃在元宵只是嬉闹玩乐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物主只是严加戒备，以防失窃而已，并不抓贼，在失窃后也只是去想方取回失物而已。
宋代洪皓《松漠纪闻》载，人们从契丹人那承袭放偷习俗后，有妇女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他人家趁主人迎客之际偷窃物件。主人发现后，提家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清代广东文昌县也存在“元夕偷青以受詈为祥，失者以不詈为吉”的习俗。
放偷节里，人们都偷些什么呢？各地“偷青”的不少。“偷青”即窃取他人蔬园里少许的青菜。江苏省《沙川抚民厅志》（清道光十六）提到妇女出门观灯时，“或私摘人家菜叶，以拍肩背，曰拍油虫。”
但也有偷青菜不止偷少许，而是偷菜偷空人家菜园的。一遇元宵佳节，“不论男女老少，不待更深，饭后即出，到处汹汹，势同掠夺，各园主稍为疏防，即被一扫而空。”这说的是光绪十二年（1886）时，原驻防于柳州的广西提督率同家属进驻广西龙州县，随同的家属将“偷青”之风引进该地，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此种现状。
除了偷菜，人们也还偷别的东西，比如偷灯。送灯或偷灯以祝愿生子的习俗很早就有。《岁时广记》引《本草》称，宋时人认为正月十五日的灯盏可以使人生子，若夫妇共同去别人家偷来，放置床下，当月可怀孕。
还有民谣唱：“偷了刘家的灯，当年吃了当年生，有了女孩叫灯哥，有的男孩叫灯成。”在旧时元宵节的晚上，家家户户门前都燃一些用豆面捏成的或用水萝卜刻成的灯。有女子婚后三年不育的，元宵节就上街去偷灯吃，一般偷刘姓和戴姓的，“刘”“留”、“戴”“带”，取其谐音，意为“留住孩子”，“带上孩子”。虽是迷信的说法，但也喜庆。
人们为何独在元宵放偷呢？据说“元宵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它是原始共产制的折射。”总之，古人们在元宵不仅玩得不亦乐乎，也是“偷”得不亦乐乎的。
第二章 理发师揭密：毛主席的发型是如何设计出来的？毛主席发型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我是在1958年下半年正式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当专职理发员。一天，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伍一突然通知我，马上整理行装到武汉。武汉当时正在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的具体任务就是给所有到会的中央首长理发。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马上把我接到主席下榻的武汉东湖宾馆，这时我正式成为毛主席的专职理发师。
第二天我去给主席理发，我的心情突然有点紧张，我深知自己手中的刀剪的分量，这毕竟是在给主席理发啊。如果理不好，将会影响主席的光辉形象。主席好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和蔼地说：“小钱，你先坐一会儿。”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的头发有不少时间没理了……到我这里来工作习惯不习惯？”主席和我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着，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说心里话，我曾仔细地研究过主席的发型，主席当时的头发比较长，两鬓的头发一直把耳朵盖住，就像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早期毛泽东的那种发型。我觉得根据主席的形象、地位和威望，应当创造一种既庄重又独特，更能体现伟人精神气质的发型。
记得在1959年9月30日晚上，我又去给主席理发。我想，明天是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纪念日。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的大幅照片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我大着胆子向主席建议说：“主席，我想给您的发型改一改，您看怎么样？”主席有个习惯，理发时喜欢看书看报。他当时正在看书，听到我的话，就放下书，看着我，很随和地说：“那好吧，你看着办吧。”说着又捧起书。边看书，还不时地和我聊几句。我根据自己脑海中的预想方案，拿出看家本领，为主席理发，把毛主席鬓角的头发剪短了些。
过了一会儿，我对主席讲：“主席，好了。您看喜欢不喜欢？”看到主席面貌一新，我内心很高兴。我的这句问话，难免有点讨表扬之嫌，可当时年轻，只觉得心里得意，怎么想就怎么说了。
主席放下手中的书，抬起头对着镜子仔细照了照说：“哟，年轻了起码10岁，蛮好的，蛮好的！”接着主席高兴地照了相。从此以后，主席一直保持着这个发型。这个发型很快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所接受、所熟悉。这也就是天安门城楼上挂着的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的发型。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高兴、最有意义、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第三章 中国黄金部队揭秘：30年探获黄金1800吨
黄金战士把钻机提取的岩芯按深度标上不同的序号，以便实验人员判断岩石层里金矿石的含量组建30多年的中国武警黄金部队，迄今已累计探获黄金资源1800多吨。这支世界上唯一的寻宝部队，神秘而特殊的面纱从未被真正揭开过。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陕西省境内的武警黄金第五支队第二大队进行采访，揭开这支部队的神秘面纱。
从藏北的无人区，到冰封雪覆的阿尔金山，再到青海的可可西里、内蒙古、广西、云南……中国25个省区有12个黄金支队战士在寻找国家宝藏。
揭秘·寻金
队员都是科班出身年薪只有六七万
他们每天能挖多少金子，他们是不是个个都身家百万，个个都知道挖金子的秘笈？日前，记者从西安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车程，来到这群神秘探宝人的营地——二大队的队部。
二大队教导员王晓军早就习惯了记者的好奇，他说能找到金矿的地方，都是在人迹罕至，自然条件艰苦的地方。“队部负责一些上达下传的任务，条件算是好的，真正勘探金矿的地方更艰苦。”
王晓军所说的条件好是指：车可以直接开到队部院子里；村里有小商店可以买到日常用品；院子里有信号可以用手机打电话；还可以收到《解放军报》，最新的一期是一个星期前的。
在二大队大队部的陈列室里，有一个放金矿石的柜子，没有加锁。金矿石就是一块块大小各异，形状各异的石头，勘探中队队长王彦明拿出一块递给记者，“这就是金矿石，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放你面前也没人会拿。”已经在黄金部队工作13年的王彦明也看不出来，即便他天天在找金子。
勘探中队是负责找金子的队伍，当地百姓之间有句广为流传的话“远看是个叫花子，近看是个当兵的”就是用来形容他们的。
其实这些勘探队的队员都是地方大专院校地质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入伍，他们属于黄金部队的技术人才。
在部队里，技术干部的年薪只有六七万，但地方上很多金矿企业却给他们开出几十万元的高价。“有经验，有资源，我们这类人才在地方企业很吃香的，我们有同事到紫金矿业，年薪都很高。”
揭秘·探金
钻矿16年发现黄金储量80余吨
从大队部出发，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路侧都是悬崖绝壁，车开着开着就无法前行了。“要是天气好的话，车可以开上去，今天下雨，路滑不敢开。我们得爬上去了。”王晓军解释。手机信号在此前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一个地势平缓的山崖上耸立着一个绿色圆锥体，占地约10平方米大小，这就是黄金战士勘探黄金的最前沿阵地。
钻矿地点分为戈壁滩、沙漠、林区、山区，条件无一例外都很艰苦。黄金五支队二大队常年驻守在秦岭山区，负责当地的找矿、钻矿任务。
每个大队下属地质中队和勘探中队，两队互相配合完成任务。地质中队负责找矿，确定开钻地点后，钻矿任务由勘探中队负责完成。
记者探访的勘探中队借住在当地老百姓的房子里。从这些房子出发到钻探机台还有好几公里陡峭的山路，上晚班的战士也要走将近一个小时。采访当天，正赶上下雨，记者用了40多分钟才“爬”上钻探机台。机台面积约10平方米，高13米，挂了绿色的油布维护设备，远远看去像一个绿色的圆锥体。
噪音是勘探中队战士们常年面临的困难之一。医学证明，人类听力所能承受外界的噪音是80分贝。机台前的噪音高达110分贝。
被誉为“拼命三郎”的武警黄金五支队支队长张宝河在机台前干了16年。16年，他累计钻进达4万余米，相当于钻透了5座喜马拉雅山，为国家探明黄金储量80余吨，潜在经济价值80多亿元。
机台常年的噪音导致他常年头晕，耳鸣。医院诊断结论为植物神经损伤而致神经性耳聋，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现在他需要依靠高倍助听器来和外界进行沟通。
揭秘·测金
探宝工具由“老三件”变成“新五件”
钻探机在确定好的方位内打钻，延伸到地下几百米的深处采样。“钻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必须一天24小时旋转。”勘探中队技术负责人翟开慧向记者介绍。“因为一旦停下来，已经开钻的山崖随时可能出现垮塌现象，发生堵塞。”
为了维持钻探机全天候不间断运行，战士们4人一班，3班倒轮流值班。“所以来我们中队的客人一天24小时都可以吃饭，深夜12点都有饭吃。”翟开慧开着玩笑。
4个年轻的战士各管一摊。班长是有经验的老战士，能处理一些突发情况，另外3个战士有负责泥浆搅拌的，有负责取芯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打到相应深度，把钻机提取上来的岩芯按号存放。根据他们的取样，后方的实验人员判断出岩石层里金矿石的含量。
对于王彦明和战友而言，这些年的最大变化就是他们的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比以前轻，也更快捷。“以前工具是‘老三件’，锤子、罗盘、放大镜，全凭人力。”王彦明说。现在王彦明的勘探设备换成了“新五件”：数码摄像机、数码相机、录音笔、手持GPS（全球定位系统）、掌上电脑。
战士们会将采集到的矿石样本送到各支队的研究所。所有的化验结果汇总起来，就是黄金部队的找金成果。这些成果，连同勘探图纸，最终都要上报，再由国家统一协调开采。而战士们接下来要做的，是收拾行装，开赴另一个目的地。
在二大队的队部所在地有个金矿选厂，是部队勘探出来金矿转让给地方开采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战士们却无缘见到提炼出来的金子。
部队历史
黄金部队发现世界罕见“狗头金”
新中国成立之初，偌大的中国金子年产量仅为4.07吨。此后长达30年，黄金生产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平均年产量不足10吨，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王震向中央建言：“让部队去找金子！”王震的建议，成就了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支部队。
1988年，奋战在兴安岭的黄金五支队官兵淘到了震惊中国的特大“狗头金”。这块金子重达2155.8克，含金70%以上。
当时，在兴安岭守着淘金溜槽的五支队的姚金凤准备收工，忽然发现溜槽内有一块沾满泥沙的石头，正想捡起来扔掉，掂在手里又发觉分量很重。细心的姚金凤把它放到水里洗了起来。这一洗，手中的石头竟变成了一块熠熠生辉的金疙瘩，其形状酷似中国版图，又称“版图金”。
狗头金聚成2公斤要两亿年，全世界1公斤以上的狗头金不超过10块。这个世界级的“版图金”成为武警黄金部队战士们的骄傲和自豪。
第四章 最早夜市出现在唐代
宋代城市又一个深夜。
一阵又一阵，一段又一段，从酒楼、茶馆艺人指下口中传来的作乐声、市民的欢笑声、丝竹管弦之调、畅怀痛饮之音，传入深宫，传到仁宗的耳畔。仁宗不禁问宫人：这是何处作乐？当宫人告诉他说这是民间酒楼作乐，仁宗不由感叹起自己在宫中冷冷清清，羡慕起高墙外面的夜市生活来了……
这是出自《北窗炙鞣录》的记叙，如果将这条史料放在整个古代城市生活史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条史料是很珍贵，很有用的。因为皇帝羡慕城市夜生活，在宋代以前还未有过这样的记录，在宋代以后也不多见。
根据史家的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最早的夜市出现在唐代的中晚期，其依据是当时的一些文人的诗作里，出现过这样的句子：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
类似这样的描写，还可以搜罗出一些来，但数量不会太多。依笔者之见，这种夜市即使有，也是极其有限度的，因为唐政府有规定：城、坊、市门必须在日头一落就关闭，城市里面普遍夜禁，连燃烛张灯也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到处罚。或者说，唐代的夜市只出现在少数的商业繁盛区，而且多限于供达官豪吏纵情声色的场所。它与宋代城市那种真正属于市民自己的夜市相比，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宋代夜市以服务业为胜
宋代市民的夜市生活较之前代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人们经常提起“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这一夜市现象，还被小说家予以剪裁，写成了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死而复生的痴情女子周胜仙，在夜深之时，到灯火齐明的樊楼上去寻找开这樊楼酒店的范二郎。小说家以“樊楼灯火”为创作背景，足见夜市生活在市民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位置。
以东京马行街夜市为例，这条街长达数十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官员宅舍，从而形成坊巷市肆有机结合的新格局。用宋代文学家孟元老的话来说，这里的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其繁华热闹可想而知，以至于在马行街的夜市上，车马拥挤，人不能驻足。具有百余万人口的东京，大概会有上万上十万或更多的市民到这里逛夜市。
那又明又亮的灯火，足可以照天，可以将长达数十里的马行街辉映得如同白昼一般。即使夏日，整个天下都苦于蚊蚋，可是蚊蚋由于恶油，却在马行街的夜市上绝了迹。怪不得大文豪苏轼满怀感慨地写道：“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此中流露出对马行街夜市的深深怀念。这是因为马行街上的夜市是以服务性行业为胜的，以苏轼的身份，他当然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上乘的服务。
由此而推及其他市民，无论是何等身份，出于什么缘故，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只要需要，只要付出酬劳，都可以在夜市上找到适合自己情趣和嗜好的消遣方式，这是宋代城市夜市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如北山子茶坊，内建一“仙洞”、一“仙桥”，吸引得仕女结伴来此夜游吃茶。又如有一官吏深夜回家，碍于路远，便到市桥赁得一马；此时已是二更，但赁马者服务极为周到，牵马送至家门。还如许多提瓶卖茶的小贩，为了等待深夜才能归来的官府衙门人员，竟整个夜晚在市场上守候着。
临安文化夜市非常红火
还有另一种单纯的出售商品的夜市，如从黄昏就开始的东京潘楼大街夜市，长达数坊之地，集中卖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的商品，持续时间最长。尤其七夕节时，尽管潘楼所卖“乞巧物”，“伪物逾百种，烂漫侵数坊”，可是市民仍蜂拥而至，竟使车马不能通行，人进去就出不来。
到潘楼夜市的市民不一定都买得起价钱昂贵的“乞巧物”，像那可值一囊珠子的“泥孩儿”，就鲜有人敢问津。他们主要是来观赏，闹腾到深夜散去，才算尽兴。这就是画史上真正开始以“状京城市肆车马”为题材的生活基础，是继宋代燕文贵画《七夕夜市图》后众多此类画作的源流。据此也不难想见这种季节性文化夜市是多么使人眷恋和向往了。“点茶婆婆”边卖边表演
这就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以与服务性商业性夜市相媲美的文化夜市的景象，它是一种由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带来的较为独特的现象——“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陆游所描述的小文化夜市在当时已屡见不鲜，像南宋后期嘉兴府的乌青镇上，竟也有几处像模像样的文化夜市，如有八间楼的八仙店南瓦子，鼓乐歌笑至夜深三更才罢……
文化夜市的出现，不单单赋予宋代城市市场以新的内容，同时也给宋代城市的文化，即主要是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的娱乐性文化，吹来一股强劲的新风。这在大城市中尤为突出，现仅就临安夜色中的市场撷取几个片断，来感受一下文化夜市摇曳婀娜的多彩风姿——
有那么一位上了年纪的“点茶婆婆”，头上戴着三朵花，老相却偏要扮个俏容，使逛夜市的市民无不发出笑声。可是她高门大嗓叫卖香茶异物，则是有板有眼，错落有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伎艺表演。
这种吟唱，本是在勾栏瓦舍中唱令曲小调、纵弄宫调的“嘌唱”的一种转化，因为临安市井里的诸色歌吟卖物之声，就是采合宫调而成的，和“嘌唱”有异曲同工之妙。况且，这位老婆婆，也是受过伎艺训练的。因为《都城纪胜》说过：不上鼓面的“嘌唱”，“只敲盏者，谓之打拍”。这位点茶婆婆，就是一面唱，一面敲盏，掇头儿拍板，这表明了她对“嘌唱”的熟练，说她是卖茶汤，不如说她卖“嘌唱”来招顾客为合适。
这种一身二任，将自己的贩卖加以伎艺表演的卖茶婆婆，在临安夜市上不乏其人，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那一边唱着曲一边卖糖的洪进，白发老头看箭射闹盘卖糖等，可统称为“商业伎艺化”。
算卦摊取怪名吸引顾客
不应否认这种现象的文化品位，但它毕竟还是与出售商品有关。可是，那种较为纯粹的精神产品呢，却也商业化了，像夜市上数量颇多的算卦摊。本来算卦先生的形象是方正的，开个卦肆，也要像宋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案》所写：“用金纸糊着一把太阿宝剑，底下一个招儿，写道：‘斩天下无学同声’。”可是在临安的夜市上，算卦先生却不是这个样子，打出的招牌就十分花俏，如中瓦子浮铺的“西山神女”，新街融和坊的“桃花三月放”等。以“五星”自誉的就有：玉壶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野巷五星……
卦肆取稀奇古怪的名字，就是为了招引更多的顾客。有的算卦先生甚至高唱出了“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的调子，特别是在年夜市上，在御街两旁的三百多位术士，竟抱着灯“应市”：有的是屏风灯，有的是画灯，有的是故事人物灯，有的是傀儡神鬼灯……精通《周易》，善辨六壬的算卦先生，竟以多种多样的灯为标示。尽管有时逢年节的因素，但这主要是投入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或可称之为“伎艺商业化”。
据洪迈记叙：居临安中瓦的算卦先生夏巨源，算一卦可得500钱。有这样高的报酬，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条御街两旁就能集中三百多名算卦先生了。如此之多的人集中一处，算卦先生当然要为突出自身特色而求新立异了。
像有的算卦先生就常穿道服，标榜为“铁扫帚”，这就吸引了许多出卖劳力的下层市民找他算卦。
秀才“卖酸文”糊口
这种将伎艺商业化的做法，在夜市上已形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如五间楼前坐铺的“卖酸文”的李济——
李济，史书并无记载，但能以卖“酸文”讨生活，定是身手不凡者。所谓“酸文”，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依其机敏智慧，针砭时弊，制造笑料，以文字的样式出售给市民，鬻钱以糊口，如元杂剧《青衫泪》中所说：做“一个酸溜溜的卖诗才”。二是可以引申为一种专以滑稽、讽刺取悦于人的伎艺样式。像宋杂剧绢画《眼药酸》，图中有一演员，身前身后挂有成串的眼睛球，冠两侧亦各嵌一眼睛球，冠前尚挑一眼睛球，身挎一长方形袋囊上亦绘有一大眼睛球。联系李嵩《货郎图》所绘玩具担上，即插有几个类似的眼睛球，依此推之，眼睛球为宋代城市一种较为常见的玩具，也就是说以它标明为酸，为调笑。在杂剧里以酸为调笑对象的剧目很多即可证明。
将酸文卖出，这反映出了宋代夜市上已有大量的这样供求双方，一方是有知识的人，根据市民口味，编写文章出售；一方是具有一定文化欣赏水平的市民，喜欢听到看到或得到酸文或类似酸文这样的娱情作品。
宋代城市中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可以证明夜市上卖酸文和买酸文是怎样进行的——
据《夷坚志》载，在东京就有秀才以卖诗为生，市民出题目让诗人作诗，而且非要他以“浪花”为题作绝句，以红字为韵，这秀才作不好，便向市民推荐南熏门外的王学士，王按市民要求欣然提笔写道：一江秋水浸寒空，渔笛无端弄晚风。万里波心谁折得？夕阳影里碎残红。
市民们无不为王学士的才思敏捷而折服。还有南宋的仇万顷就曾这样立牌卖过诗，每首标价30文，停笔磨墨罚钱15文。一富家做棺材，要求仇以此作诗，仇疾书道：梓人斫削象纹衫，作就神仙换骨函。储向明窗三百日，这回抽出心也甘。
以上可见，卖诗极需敏锐才情，非长期磨练才能做到，而且较难的是，卖诗者要根据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需要的市民作诗，这就需要有广博的知识，熟悉市民阶层生活，才能应付自如。
至于卖酸文者，难度就更大了，他不但要根据随时发生的事情，加以艺术生发，顷刻之时，捏合而成，而且还要有诙谐调侃掺渗其间，使市民心甘情愿掏钱来听、来看、来买，充满了文化情调，但又不失其商业性。二者有机结合，水乳交融，从而写就了中国古代城市夜市最具光彩的篇章。
第五章 奢侈品“鼻烟”由来：晴雯吸鼻烟治感冒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52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雀金裘》中写道：次日，王太医又来诊视晴雯，另加减汤剂。虽然稍减了烧，仍是头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她嗅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
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见怎样。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拿纸来！”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沓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擤鼻子。宝玉笑问：“如何？”晴雯笑道：“果觉痛快些，只是太阳穴还疼。”这段细节描写的是宝玉给晴雯吸鼻烟治感冒的情景，这说明晴雯在宝玉的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也说明鼻烟已经进入到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那么鼻烟是一种什么东西？作为一种奢侈品在北京的历史上又如何呢？
鼻烟是一种特殊的烟草制品。以富有油分且香味较好的高级晒烟叶，和入某些药材、甜料、香料，磨成粉末，装在密封容器如蜡丸中陈化数年以至数十年后而成。吸烟时，以手指蘸上烟末送到鼻孔，轻轻吸入。鼻烟有黑、老黄、嫩黄等不同颜色，嗅之气味醇香、辛辣、具明目、提神、辟疫、活血之疗效。据现代药理研究，鼻烟确能杀死多种病毒，特别是鼻中的病毒。由于其害处低于卷烟，使用简便，并具有药用价值，被清代宫廷、官府视为高级享用珍物，奉为待客珍品。
据《北京志·烟草商业志》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以鼻烟进贡朝廷，自此，鼻烟传入中国。早期传入中国的鼻烟多为德国、西班牙、法国和泰国产制，其中以德国商人运来的数量较多。鼻烟品种价格悬殊很大，高档和低档之间，以大洋计算，差额达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之多。当时，宫廷内流传一句话，“黄金易得，高尚鼻烟难求”，而一般百姓只闻其名不见其物。上文宝玉给晴雯吸的鼻烟壶上饰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十分精美，实际上这是一种天使雕像。总之，传入的鼻烟十分稀少，最初只是作为士大夫和达官显贵的一种雅好，并当做贵重礼品馈赠亲友。
此外，以嗅闻鼻烟来招待宾客，表达相互的友谊和尊敬。康熙中叶是鼻烟的鼎盛时期。清人方薰《静山居诗话》中有“碾成琵琶金屑飞，嗅处微微香雾起。海客售来价百缗，大官朝罢当一匕”的诗句。清顺治年间，鼻烟最早出现在皇宫，皇帝看看这东西，既觉得新鲜，又闻着过瘾，就弃舍水烟、大烟不抽，而闻起鼻烟来。皇帝高兴时，把他的鼻烟赏赐给大臣，从此皇宫内各大臣的官宅里人人都闻起鼻烟来。后来，鼻烟越传越广，不仅大臣府宅人等闻鼻烟，连中小衙门中的人都闻起鼻烟来。
康熙年间，一次无意之中，宫内看烟库的太监，把几十盆盛开的茉莉花放在烟库内串了味，康熙皇帝闻了这种烟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很高兴。命人用茉莉花熏洋烟。并起名叫“御制露”。康熙中叶以后，吸闻鼻烟习俗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清末民初，北京鼻烟铺很多，集中在前门大栅栏、隆福寺、鼓楼、崇外大街等地。较著名的有鼓楼大街的“汪睁大”、“谊兰和”，崇文大街巾帽胡同的“公利和”、“公益和”等鼻烟店。其中前门大栅栏的“天蕙斋”是北京最著名的鼻烟店。
吸鼻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民间至今仍有留传，老北京有条歇后语：“买鼻烟不闻——装着玩”，常被用来嘲笑假充内行；还有一条歇后语“闻鼻烟蘸唾沫——假行家”也是用来讽刺充当内行行为。因为鼻烟只需要用手指蘸取少许送入鼻孔，并不需要先在手指上蘸唾沫。
第六章 甄宓：迷倒曹操父子仨的洛神
相传她本是伏羲氏的女儿宓（fú）妃，因为迷恋洛河两岸的迷人景色，便降临人间，加入当地部族。宓妃美丽善良，经常把学自父亲的狩猎、放牧、养畜方法教给人们，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尊敬。
谁知，她的美貌却引起了河伯的垂涎。那河伯化作一条白龙，兴风作浪，将宓妃抢到水府之中。可怜宓妃终日郁郁寡欢，靠弹拨七弦琴排遣愁苦。
这天，射日英雄后羿来到水宫，将凄苦的美人救出，回到人间。河伯恼羞成怒，发起大水，吞噬了无数农田和村落。后羿奋箭张弓，射中了河伯的左眼，使河伯仓皇而逃。
因为嫦娥奔月而落寞的英雄后羿，与宓妃惺惺相惜，产生了爱情。有情人终成眷属。后来，天帝还封后羿为宗布神，宓妃为洛神。
洛神，成了美和贤的化身。
然而你可知道，就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历史上还有一位美女，被后世誉为洛神。
她就是甄宓。
甄宓，中山无极（今河北省定元县）人，上蔡县令甄逸的女儿。
她一出生，就带有传奇色彩。据说，其母怀她时，每每睡觉，总梦见一仙人，手持玉如意，站在旁边守护着她。临产时，那仙人又入得房中，将一件玉衣盖在她身上。紧接着，甄宓呱呱落地。
后来有个看相的看了甄宓的面相后，说：此女贵乃不可言。
那时的家人，只能半信半疑。她三岁时，父亲甄逸去世，她跟着母亲回了老家。
从小，甄宓就喜欢看书，而且特别有悟性，往往看一遍就记住了。她还常拿哥哥们的笔砚来写字。
哥哥们说，你一个女孩子家，还是多学点女红吧！看着么多书干嘛？难道想做女博士吗？甄宓道：我听说古代的贤女子，都是博览群书，知晓前世之兴衰，以史鉴今。我也要这样做。
时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纷乱。甄宓十岁那年，家乡闹了灾荒，很多田地颗粒无收。甄宓的家中囤有很多粮食，母亲乘机高价卖粮，收入了大量钱财。
财帛日益增多，甄宓的心却越来越不安。尤其是看到路边成群的饿殍，和奄奄一息的人们眼中贪婪渴求的目光，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跑去对母亲说：母亲啊，我听说过一句话，匹夫无罪，怀璧有罪。现在世道这么乱，周围的乡邻都饥渴疲乏，如果再这样靠囤粮求富，一定会遭祸的。不如我们把粮食拿出来分给乡邻吧！这样不仅为他人做了好事，对我们自身也是一种保护。
母亲听了，觉得有理。虽然难免心疼，还是开仓赈济饥民。她家在当地素有号召，于是附近的富户也效法开仓，灾荒得到缓解，地方也稳定下来。
从此，甄宓的贤名广为流传。
或许是天生丽质，或许是好心好报，甄宓出落得十分美丽。时语有云“江南有二乔，河北甄宓俏”，称她是与江东大乔、小乔并称于三国的倾城美女。她有着轻盈柔美的身姿，娇艳欲滴的容颜。远远望去，如初升的太阳，明亮、耀眼，走近看时，又如池中的荷花，亭亭玉立。
袁熙是袁绍次子，幽州刺史。他被曹操打败后，投奔辽东的公孙康，却被公孙康斩首献给曹操。
十四岁那年，冀州牧袁绍听说了甄宓的才貌，便聘她为自个二儿子袁熙的妻子。当时袁绍割据河北，意气风发，世人都以为他唾手可得天下。这桩姻缘，似乎正把甄宓带向“贵不可言”的相士预言。
婚后，袁熙北上幽州，甄宓留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侍奉婆婆。
曹孟德的野望
风水轮流转。谁也没有料到，袁家很快就败落了。
建安五年（200年），袁绍在官渡之战被曹操打败，两年后病死。
随即，曹操大军进逼河北。袁家兄弟互相猜忌，被曹操一一击破，袁熙带着残兵一路逃往辽西。曹军则于建安九年（204年）包围了邺城。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他与其子曹丕、曹植一起形成了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曹操为人好色，曾因勾搭张绣的寡婶而于宛城兵败，送了大将典韦和大儿子曹昂的性命。
来到城下，一代枭雄曹操兴奋不已，口水都快流到了地上。这不仅因为邺城是袁家的大本营，更因为，这里有倾国倾城，才德双馨的美女甄宓啊！
虽然甄宓是老对手袁绍的儿媳妇，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勾搭有夫之妇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围城这些天，曹操做梦都在梦见进城的一刻。甚至因此被袁绍部将审配射了一箭，他也在所不惜。
围困多日后，曹军终于攻下了邺城。
破城之时，曹操仰天大笑：
邺城，我来了！甄宓，我来了！
他命人把守住袁绍府邸，不得伤害府中任何一个人，也不得让任何人进入。
他要好好准备一下。先去整理下仪容，拿出五十岁男人最灼目的魅力，然后去征服那美丽而多才的甄宓。
曹丕与父反目
曹丞相得意之时，却不料被另一个人给抢了先机。
谁这么大胆，敢动老大的禁脔？
不是别人，正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未来的魏文帝。
原来破城之时，曹丕不顾父亲的军令，闯入了袁府。他看到堂上坐着一个老妇和一年轻女子，年轻女子惶恐地伏在老妇膝上。
老妇是袁绍的夫人刘氏，年轻女子便是甄宓了。在曹丕的迭声劝慰下，甄宓站起来，向曹丕施礼。
于是，曹丕见到了甄宓的容颜。
刹那之间，魏国的开国皇帝头晕目眩，仿佛电流通过全身，连手中的剑都把持不住。
他强作镇定，拿出贵公子的威仪，向婆媳二人保证，袁绍的家人不会受到伤害。
曹丕，曹操次子，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王世子。曹操逝世后，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代汉称帝，改国号魏。曹丕也是著名的诗人。
正在这时，只听外面闹哄哄一阵。接着，打扮得又沧桑又帅气的曹操，兴冲冲迈进门来。谁知却看到儿子已经闯入，顿时又尴尬又恼怒地愣在当场。
曹丕眼疾手快，一下跪在地上，道：孩儿有违军令，贸然闯入，请父亲降罪。不过，孩儿对甄宓一见倾心，此生别无他求，只愿能有她在侧。孩儿的一片真心，望父亲成全。
曹操压了压心中的火气，望了一眼侍立一旁的甄宓，感情复杂。
说实在的，他这一眼，便爱上了甄宓。他很想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得到她。但是，他的理智最终战胜了情感。于世、于人父，他不能允许自己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
史书中的曹操虽然冷血强横，却也有率真可爱的一面，可称有血有肉、有情有爱。他很想找茬降罪于曹丕。可是，真要这么搞，传出去父子争一个女人，我岂不被人耻笑？
再说，曹丕这小子目前的表现还不错，就当是给他的一个奖赏吧。反正，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于是，他痛苦而无奈地点了点头，言不由衷地说了句“真是我的好儿媳啊。”“遂命曹丕纳之”。之后，一代奸雄哀怨地看了甄宓一眼，拂袖而去。
接着，甄宓嫁给了曹丕，其年22岁。
史载，婚礼上曹操喝醉了，和一班老部下在一边闲聊，酸溜溜地冒出句：“老子辛辛苦苦打下邺城，却便宜了这小兔崽子啊……”
曹植为她作《洛神赋》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第三子，曹丕的弟弟，才华横溢。东晋谢灵运曾这样称赞曹植：“天下的才能总共只有一石（十斗），曹子建一个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的其他文人共分一斗。”
谢灵运是个非常恃才傲物之人，却能这般称赞曹植，可见曹植的才华非同一般。
这个才子，不知何时，也爱上了甄洛。
许是一开始便看上了，却被哥哥给抢了先。又或者是后来曹操忙于霸业，他便有了机会与处在深宫的嫂子相处，日久生情。
但不管是他的单相思，还是两情相悦，现实都不允许他们在一起曹植，字子建，与曹丕为同母兄弟。自幼聪颖过人，10岁时便能出口成诗，下笔成章，很受曹操的宠爱。曹操几次都想要立他为太子。但最终还是哥哥曹丕胜出。
即使没有甄宓的事，曹丕与曹植兄弟二人也是早有隔阂。在谁来继位的问题上，他们的老爹曹操曾十分矛盾。本来他更倾向于曹植，可是曹植不受约束，几次误事，曹操很是失望。因此，善于钻营的曹丕最终当上世子。由于此事，他对曹植耿耿于怀。曹植对甄宓的意思，曹丕想必也有觉察。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同年十月，34岁的曹丕取汉献帝而代之，国号大魏，是为魏文帝。
当上皇帝的曹丕，并没有封甄宓为皇后。
虽然婚后的甄宓一直贤惠，还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曹睿。但追逐美色的曹丕，也许只把甄宓当成一件艺术品，得到后便不再珍惜。也许是此时的甄宓渐渐年老色衰，后宫众多年轻貌美的佳丽涌现，夺去了曹丕的宠爱。
反正，这段时间，甄宓一直郁郁寡欢。她做了一首《塘上行》，略抒情怀：“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表述了哀怨之意。
却不料，这诗给她带来了杀身之祸。
或许当上皇帝的缘故，曹丕的脾气越发喜怒无常。看到甄宓的诗后，他恼羞成怒，竟于221年六月，将她赐死。
薄命的美人啊，枉费这绝世容貌，枉费这一世贤淑，带着无限的遗憾，结束了曲折的一生。
你的美艳，你的贤德，都只能化作后人追思的芳华。
听到这个消息，曹植悲痛不已，却又无能为力。
曹丕许是想看弟弟的笑话，竟然把甄宓生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盘金镶玉枕头赐给了曹植。睹物思情，看到这个枕头，曹植憋屈已久的悲痛终于如滔滔江海江水般，一发而不可收。
满怀着对甄宓的思念，曹植乘舟而返。恍惚之间，他看见甄宓随风而来，凌波微步，柔声道“我本有心相托”等等。曹植惊醒，原是南柯一梦。
借着月光，他挥笔而就《感甄妃》，辞藻华丽，优美动人，传颂不衰。
根据曹植的《洛神赋》，东晋王献之用小楷书写了《洛神赋十三行》，简称《洛神赋》。原本流传到宋就已亡佚。流传下来的刻本为宋代根据真迹上石的拓本。
在文中，甄宓已然化身洛神，她“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弗兮若轻云之敝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她“体迅飞鸟，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最后，水中的她，走不到岸上，岸上的他，走不到水中。天人注定永远相隔，无法牵手。
四年后，甄宓的儿子曹睿继位，是为魏明帝。自个的叔叔对母亲单相思，他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遂下令将《感甄妃》改为《洛神赋》，以转移读者的思路。
他又追封生母甄宓为文昭皇后。甄宓终于得到了“皇后”的封号。多年前那位相士关于她“贵不可言”的预言，在她屈死五年之后，得以实现。
但这位绝世佳人，更应验了红颜多薄命的古语。
初嫁袁熙，夫君被战火吞噬；虽被曹氏父子三人看上，却如一件稀世珍品，从一个男人手中转到另一个男人手中，被细细品玩，得不到珍惜，更始终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也许她与曹植才是两情相悦，却不能厮守终身，最终含冤而死。
悲剧的人生，让人扼腕叹息。
根据曹植的《洛神赋》，东晋画家顾恺之画了流传千古的名画《洛神赋图》。其中最感人的一段描绘曹植与洛神相逢，但洛神无奈离去的情景。画中洛神在慢慢离去，她回过头来，万般无奈，带有深重的哀怨和叹息；而曹植则静静地坐在那里，似乎是无动于衷，但那眼神，分明表现出一种“相见真如不见，多情还似无情”的落寞。
附：《洛神赋》——曹植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其辞曰：余从京域，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轘辕，经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倾，车殆马烦。尔乃税驾乎蘅皋，秣驷乎芝田，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骇，忽焉思散。俯则末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日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襛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于是忽焉纵体，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荫桂旗。壤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习礼而明诗。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而未翔。践椒涂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尔乃众灵杂遢，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扬轻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伫。休迅飞凫，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转眄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于是越北沚。过南冈，纡素领，回清阳，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阳，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象，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思绵绵督。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騑辔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附甄宓的《塘上行》：浦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果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品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贤豪故，捐弃素所爱，莫以鱼肉贱，捐弃葱与薤。莫以麻枲贱，捐弃菅与蒯；出亦复愁苦，人亦更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蓊蓊；从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第七章 中国历史十大冤案
从比干剖心到清朝文字狱，中国历史上的冤狱何其多。罗织罪名，锻炼冤狱，酷刑逼供，陷害忠良，历朝历代，薪火相传，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传统。虽然并非是什麽好的传统，可是流行了几千年，总该有一部专著冤狱史，记录其事。不过，单是看古代名目繁多的各种刑法及五花八门的刑具，记录下来，已是洋洋大观。若是要著一部完全的冤狱史，怕是比蜀道还要难。所以，我先拣其最精彩的部分，从中评选出最著名的十大冤狱。
第一案 名为浮尸案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的传说。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直言贾祸，真话说不得，犯颜极谏，龙颜就要大怒，要杀头。几千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还是伯否这样的人好，花言巧语，哄得君王高兴，有多少荣华富贵。人为什麽不追求荣华富贵而要自寻死路？中国的历史上，伯否这类人，如荒原上的野草，葳葳蕤蕤，十分繁茂。偶尔也会生出一个伍子胥一样的人，说话行事总是爱惹麻烦，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不管不顾的人，总是难得长命。惟其如此，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像伯否一类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案 名为“兔死狗烹案”
我以为天下第一智者当数范蠡。人皆以为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我以为诸葛之智与范蠡之智相比，略见逊色。一篇“出师表”，千年传颂。诸葛丞相的忠信与睿智，世代相传。但诸葛一生也有几处败笔。一是痛失荆州，接着又有“火烧连营”，打了两个大败仗，死了关羽和刘备，难道丞相一点责任也没有？二是兵出岐山，耗费多少人力和财货，一无所获，岂是智者所为？最主要的是，诸葛亮不能像曹操那样，在自己身边聚集大量人才，这是蜀国很快败亡的主要原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终于没能成功。
但范蠡却成功了。
越王句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句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患难易共，富贵难同。”我将其称为范氏定律。范氏定律历千年而不衰。患难的时候，大家齐心合力，互相扶持。一旦有了一点蝇头小利，立刻就会撕破脸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为江山是抢夺来的，所以心心念念要护着他，怕被别个抢去，越是身边的功臣越是危险，一律要赶尽杀绝。古今多少英雄，来去匆匆，有谁能打破范氏定律？范氏定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范蠡的智慧，尚不止于此。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国，苦耕於海边，居然“致产数十万”。将这些财产分与众乡邻，又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天下称陶朱公。旧时谈论致富生财，都推称陶朱公。善始而善终，天下有几个人比得了陶朱公？善始而恶终，可怜文种。一到登上宝座便大开杀戒，你看那个放牛出身的朱元璋，把身边的功臣杀个精光。历代多少功臣，得了功名，丢了脑袋。所以我说范蠡是古今第一智者。
第三案 名为“车裂案”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戊戍变法”是失败了，他使我们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国强兵的历史机遇。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在这个保守的国度，要变更祖宗之法，谈何容易。但商鞅却成功了。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在各种政令中有一条颇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说不准吃“大锅饭”。这一条出自于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锅饭，难道我们今天的智慧比不上两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我们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所以不断地有新东西发明出来。我们中国人尊崇老的，喜欢旧的，凡是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都是极为珍贵的，若有标新立异，一律视作异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东西方观念的差异。再者，千年大树，盘根错节，既得利益者，各据要津，要把他们挪动挪动，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最终是鱼死网破。
第四案 名为“聪明误”
世上什麽最有力量？当然是权，蒯大富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权是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钱，老百姓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现在的说法是，“利益驱动”。还有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有关“势”的研究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什麽人最“善任势”？文革中，最令我感慨的是毛主席对“势”的运用。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大师。先是倡阶级斗争，酝酿发酵；接着发小红书，添火升温；十余次接见红卫兵，乘风鼓浪。接下来我看到的是，巨浪滔天，排山倒海，横扫千军，势不可挡。我那时深切体会到那种“势”的巨大威力。那麽多当权派，曾经大权在握，多麽显赫，竟毫无抵挡之力，任滔天巨浪，一泻千里，无所不摧。文革是一场夺权斗争，自下面蓄“势”、起“势”、发“势”，夺上面之权。权之力败於“势”之力。“势”为何有力？因为他聚集了大量的能量。文革之“势”，聚集了六亿人的能量，所以无坚不摧。冷战时期的“核威慑”，也可说是一种对“势”的运用。何谓“威慑”？用中国话说就是“引弓不发”。箭在弦上，拽满了，锋镝直指你眉心，却又不发，你会感觉到一种威胁，一种摄人之力。强大的核武库，可以将地球毁灭数次，聚集了大量的能量，因而具有某种摄人之“势”，用这种“势”来制敌，是为“核威慑”。
现在的网络，也有力量。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刘涌事件，都曾显示网络的力量。网络既无权，也无钱，力量源於何处？源於“势”。七千网民聚集的能量，成为“势”，一股“势”力，“势”不可见，但可以感觉到。
国语中有关“势”的词很多。权势、威势、气势、势力、造势、火势、水势、风势、势能、势焰、势必、泰山压顶之势、势不可当、大势所趋、因势利导、蓄势待发、人多势众、势均力敌、兵无常势等等。细细考究这些词，可以从中体味“势”为何物。
韩非子将“势”与法、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在其《难势》等篇章中对“任势”之理作了精辟的阐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曾论及韩非子之“势”。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辉煌壮观的一个时期。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细读韩非子，你会为他气势之磅礴，视野之开阔，立论之缜密，引喻之精博而叹服。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也！”韩非子到了秦国，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子害死狱中。
一个人为自己的聪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我们中国，心怀嫉妒的小人何其多，那些聪敏人，他们脑袋中的聪敏对脑袋自身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外国人嫉妒别人比他强，会奋起而追之。我们中国人嫉妒的时候，非常的阴毒，往往是含沙射影，暗下杀手。所以我们的圣人说，惟妇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提醒我们，为人处世，一定要谨防身边的小人。当然，那些大人（权贵）也不可不防，因为越是有权势的人越是猜忌多。伴君如伴虎。难怪，聪敏的板桥先生说，难得糊涂；林彪说，勿建言。
第五案 名为“无兵造反案”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阵，常吃败仗，刘邦可说是“常败将军”。高祖二年，刘邦率五十余万人伐楚，至彭城。项羽率三万精兵击汉军，大破之，汉兵死者十余万人。刘邦带着数十人仓皇逃遁，一路上几次要将女儿推下车。这一仗，刘邦的父亲和皇后也被项羽捉去。高祖三年，刘邦被项羽包围在荥阳，弹尽粮绝，将军纪信假扮高祖模样诈降，刘邦率数十骑狼狈而逃。刘邦收兵守成皋，又被项羽包围，复遁，逃入韩信军中，收韩信之军。高祖四年，刘邦在广武被项羽伏弩射中胸部，假意摸着脚说，射中我指头了。逢羽必败，我断定刘邦患有严重的“恐羽症”。多亏有韩信在。汉军出陈仓，就是“用韩信之计”。以后井陉之战，充分显示了韩信的谋略和军事指挥天才。收赵定齐，韩信立了大功。杀死龙且，斩断项羽臂膀。刘邦几次大败，末了从韩信那里收精兵，方能再战。
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司马迁在写韩信传的时候，用了很大一段文字描写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楚、汉相争三年，在京、索之间相持不下，兵疲民困，刘邦与项羽双方都无力“息天下之祸”。唯有韩信接连打胜仗，兵强马壮，且“据强齐，从燕、赵”，正好“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一段文字，十分精彩，恰似诸葛亮《隆中对》的最早版本。这一段文字以后又被司马光引用。何以司马迁要用大段文字记这件事？我猜太史公对韩信暗存同情之心。
蒯通又引了“兔死狗烹”，文种被害的故事告诫韩信，但韩信深信刘邦，执迷不悟。结果韩信没有逃脱“兔死狗烹”的结局。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对此十分怀疑。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张良的例子学而习之，自残其身，实在是谬以千里。可以说，韩信被杀是必然的。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如果要编一本中国的《帝王术》，一定要有一章，如何用谎言锻炼冤狱。经见过多少冤假错案，离奇的造假手法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中国的这种技巧，乃是一种国术，不断流传，发扬光大，至臻完美。临死，韩信才觉悟，“吾悔不用蒯通之计”。这个天才的军事家，原来是个呆子。
第六案 名为“忧愤悲歌”案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一生坎坷，就像绑在井绳上的水桶，一忽儿上，一忽儿下，上上下下何其多也。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
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脾气不改，又得罪人，再给一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胆怯。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徽宗禅位太子。如此大胆，实在少见。
钦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张坚守抗战，并且临危请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钦宗为其感动，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甫上任，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李纲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这就是著名的“李纲守东京”的故事。
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金兵再来的时候，钦宗觉悟“和议之非”，又想起李纲来了，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绍兴十年，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为什麽，忠与奸的斗争，如此艰难，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
第七案 名为“莫须有”案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现在有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引了外国权威的话为证，大谈“民族”一词的含义。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深深植根於亿万人民的心中，像参天大树，要想撼动他，决非易事。在俄罗斯，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战争纪念碑，英雄雕像以及被战火摧毁的坦克、大炮、机车车厢等，整个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战争博物馆、英雄纪念堂，这个强悍的民族随时都在向你展示他们骄人的战绩，讴歌他们伟大的民族英雄。他们击败了拿破仑，他们战胜了希特勒。一种骄傲，一种不屈的精神，在俄罗斯人血液中流淌，表现为他们特有的民族气质。而在我们这里，没有那种强悍，没有那种显露无遗的骄傲。二战的遗迹，与边界那边的俄罗斯相比，刻意保留的很少。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林则徐，任由一些文人肆意贬低。两个民族，如此不同。有关岳飞“愚忠”的讨论，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
读孔孟的经典，读贾谊的“过秦论”，读杜牧的“阿房宫赋”，读黄宗羲的“原君”，读马基雅维利“君王论”，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总是搞不明白，为什麽我们需要皇帝？像秦始皇，杀人如麻。这样的混世魔王，也是必不可少的吗？君王的权力，来自於人民。由于我们订立了“契约”，将权力委托给他，他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像徽宗、钦宗、高宗这样的皇帝，金兵一来，吓得魂不附体，兔子一般，只想逃命，罔顾其职责。
有时我想，请一个猴子来，戴上皇冠，恭奉於皇座上，也比徽、钦、高三宗强。至少，猴子不会下令，迫害忠良。如此，则李纲、宗泽、岳飞可以领导人民抗敌，岂不是好？“契约”一说，对于我们中国人，是西方的毒药。我们中国人只相信孔孟之道。西风东渐，闹过几回批孔，不痛不痒，大成至圣文宣王，巍然屹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乃是天经地义。岂止是杀害了一个岳飞，那些昏君、暴君制造了多少劫难，到头来，百姓们仍要俯伏尘埃，叩首欢呼，万寿无疆。“愚忠”的并非只有一个岳飞。时空转换，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到网上去看看，颂扬秦始皇的，仍大有人在。“万寿无疆”的理念跨越时空。孔孟之道，控制中国人思想几千年，如泰山。区区某人，想要挣脱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去批评岳飞的“愚忠”，“愚忠”其实是一种美德，完全符合东方价值观的教义。关于岳飞，还有一个有趣的争论：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
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他在一首《满江红》中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说的是高宗，只怕收复中原后，徽钦二宗回来，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害死了岳飞。所以，跪在岳飞墓前的，应当是高宗。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规矩。中国人最讲究规矩，圣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一切过错都在臣子，皇帝总是圣明的。
审判四人帮时，我就有些疑惑，江青是何人？一个八级干部，她有多大能耐，可以将那些开国元勋一个接一个整倒，甚至迫害致死？
第八案 名为“谋逆”案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蒙古人犯大同，太监王振鼓动英宗亲征。兵部侍郎于谦力谏，不听。第二天就出发，“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五十万大军未至大同，粮草不继，饿死者不计其数。进至大同，无法作战，只得回师。王振是河北蔚州人，挟持英宗朝蔚州去，走了不远，又恐大军踏坏自己庄稼，改道向东去。到了土木堡，距怀来城已不远，大军欲入保怀来城，被王振所阻，因王振私人辎重千余辆未至。蒙军追及，英宗被俘，王振被杀。
一个浑王，昏聩如此；一个佞臣，跋扈如此。国家大事，如何不坏？“土木之变”，“劲甲精骑”死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恐，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主张放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厉斥责投降派，坚决主张抗战，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部署北京保卫战，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蒙军围城，激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军，加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
先前，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奉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宣布太上皇复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罪名，坐《谋逆律》，斩于谦於市。
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
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清官，实在罕见。于谦一死，蒙军再来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明史》说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说得非常贴切，天下广为传颂。我尊敬于谦，不仅因为他家中抄不出钱来，不仅因为他抗敌救国，力挽狂澜，还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读于谦的诗，就会有一股清气，一股天地之间浩然之气，令人激动不已。诗如其人，浩气凌云，是于谦的本性。于谦的《北风吹》、《咏煤炭》，还有那首极为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品、人品，辉映千古。于谦之冤较之窦娥之冤更令人撕心裂肺。
第九案 名为“反间计”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袁崇焕像磐石，横亘在金兵入关的路上，坚不可摧。金兵几次撞击，如以卵击石，头破血流。开创满清大业的努尔哈赤，可谓是一代天骄。可是这位天骄，撞到袁崇焕这块石头上，一命呜呼。
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从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这一仗充分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自此，金兵闻其名而胆寒。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崇祯时，再升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宁远、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天启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损失惨重。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一心要攻明，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大伤脑筋。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
历史上，每逢国家危亡之际，就有汉奸应运而生。外来之敌，常常是懵懵懂懂摸不着路径。一些汉奸，聪明绝顶，运筹帷幄，帮着敌国来灭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计谋，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成就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
十二月下狱，次年八月杀袁崇焕。籍其家，无余资，是一个清官。袁崇焕不死，清兵很难入关。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这根柱子一倒，再无人可以替代。读中国历史，越读越糊涂。万历六年，明朝人口已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人。满清人口男女老幼统共不过百万人。一个六千万人的大国，经济发达，科技先进，被一个不足百万人口的落后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是何原因？是因为有一大批汉奸，诸如范文程、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尚可喜之流，为其出谋划策，统兵作战。
灭亡明朝的主力其实是汉人。他们后来虽然都升官发财，但始终是奴才，不是主子。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们是一批可耻的败类，应当把范文程之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我们现在却在为其大唱颂歌，将其与张良、诸葛亮、刘伯温并列为杰出历史人物。
在中国还有没有是与非？
第十案 是“百日维新”案
百日维新，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结果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於瀛台，维新党如鸟兽散，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
这段历史究竟引出了什麽教训？其一，依照牛顿第一定律，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中国这个国家，最大特点，是质量太大。五千年历史，积淀太厚，如泰山，更兼数亿人口，决定了中国巨大的质量。如此巨大的质量，其惯性超乎想象。像一个质量巨大的星球，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要改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谈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学》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运转会怎样，那将是一场灾难，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因此，要想改变中国，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他巨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
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一群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二者结合，就要旋转乾坤。康有为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是这个“速”字，导致其最终失败。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康有仁，批评其兄：“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恰是一语中的。
在中国，任何激烈的变革，都是不适宜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猛烈地改变中国，因为它的质量太大。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不是成功了麽？采用暴力的方式，彻底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是否真的成功，可以讨论。事实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福祉，他带来的是军阀混战。表面上看，革命是成功了，皇帝被打倒了。蒋总统取代了清皇帝。皇帝变为总统，不过是变更了一个名词，但专制依旧，腐败依旧，中国人民的痛苦依旧。像是钟摆，摆过去，再摆回来。又像只苍蝇，飞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到原点。
这就是我们中国，那些固有的东西太厉害了，孔孟之道，封建传统和意识，已经成为我们中国文化DNA的一部分。人心思变，换一拨人来治理中国一定比原先那帮人强麽？也许是前门缉盗，后门进贼。只要我们文化中的DNA不变，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铲除杂草，后来滋生出来的，遗传基因不变，仍是杂草。改革者需要的是耐心和韧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幻想。
中国的改革，一定不能快，只能是一看、二慢、三通过。其二，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发动政变，保住了他们的政权和既得利益。他们没有想到，改良派被压下去，革命党正好乘势而起。革命党比改良派更可怕，他们不是要在现有体制上修修补补，他们要使用暴力，彻底推翻旧政权。先是暴动，接着是社会动荡。溥仪一伙被赶出故宫，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流落到天津，装在许多大箱子里的财宝也被人掏空了。以后被日本人搞到东北当傀儡，几乎性命难保。接着被苏联人捉去蹲大狱，尝尽颠沛流离之苦。回来后又接受劳改，一生坎坷艰辛，正是慈禧作的孽。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既没有保住他们的政权，也没有保住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子孙后代甚至成了丧家之犬。从他们以后的遭遇来看，他们当初反对维新实在是愚蠢至极。“百日维新”，无论对改良派还是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次极好的机遇，如果两方面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就会有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从此走向富强，他们也会从中得到好处。
有时我真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寻找共同点”，改革派与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是有一个共同点的，那就是，不要发生动乱。一旦发生动乱，改革派的理想灰飞烟灭，保守派则将失去他的一切，不仅既得利益难保难守，就是身家性命也难保障。民主与共和，是全世界的趋势，就像地球的转动一样，无法逆转。保守派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顽固，无非是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保住自己儿孙们的福祉。但顽固不能太过分，慈禧的错误是太过分，不给改革派些许留一点发展空间。这位老太太，“戊戍政变”三年后终于认清了形势，公布上谕：“决意变法，母子一心。”并仿照“百日维新”的做法，实行一系列“新政”。可惜，为时已晚，各种矛盾激化，终于发生革命。“百日维新”也是一个舞台，各种精英人物，纷纷上台亮相。其中我最钦佩的是谭嗣同。比较俄罗斯人的强悍，日本人的强悍，中国人的民族性里，缺少一点刚性。有一个帖子里说到世界上挨打最多的十个国家，中国位列其中。在中国历史上，像岳飞、谭嗣同这样的英雄，历代都有，但他们的下场都不大好。中国的统治者向来不大喜欢这类人，使用的方法是“枪打出头鸟”。鲁迅说：“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引颈以对屠刀，全无怯色，何等慷慨。我们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慷慨男儿。“请自嗣同始”，五个字，如砧上锻钢，铿锵作响。我们这些浑浑噩噩的人，总该受到一些震动。
第八章 关于突厥族起源两则历史传说
关于突厥族起源，有两则历史传说，这两则传说都与狼有关。一说，突厥本是匈奴的一支，后被邻国所灭，当时有一个10岁的小男孩，士兵见他年小，没忍心杀死他，便将他砍去双脚扔到荒草中。后来，小孩被一只母狼救去，长大以后与狼结合；邻国国王听说这小孩已长大，怕有后患，便派人将他杀了，杀他的人，见他身旁有一条狼，也想一起杀掉，狼逃跑了，逃到高昌北边的山洞里。在那个山洞里，狼生下lO个小男孩，他们逐渐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繁衍后代。其中一支，生活在阿尔泰山一带，阿尔泰山形似作战时的头盔，当地人称其为突厥，所以他们就以突厥为族号了。
另一说，突厥原在匈奴之北，其部落首领有兄弟17人，其中一个叫伊质泥师都，为狼所生。泥师都娶二妻，一妻孕生了四个男孩。大儿子名纳都六，后来被推为部落首领，定国号突厥。纳都六有10个妻子。纳都六死后，10位妻子带着自己的儿子来到大树下，约定所有的孩子向树跳跃，谁跳跃得最高，谁为首领。纳都六小妻所生阿史那年幼敏捷，比所有的孩子跳跃得都高，遂被推为首领。这一说法，也说明突厥族为狼所传。
与狼相连的民族传说，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传说意大利的罗马城就是两个母狼带大的孩子建造的，为此，意大利还专门发行过一张画有两个孩子吸吮狼奶图案的纪念邮票。
将自己的民族与狼联系起来，恐怕是取意狼的勇猛和果敢。
西汉与匈奴交战曾俘虏过的一支罗马军队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卫陈汤率4万大军与北匈奴郭文单于在邹支城展开了一场激战，获大胜，俘虏了一千多匈奴兵。被俘的匈奴兵中有一文会摆“鱼鳞阵”的外来军队。“鱼鳞阵”是一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的防御阵式。这种阵式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显然，这支外来军队是罗马兵。为什么匈奴部队中会有罗马士兵呢？原来，公元前54年，罗马军事首领克拉苏率大军进攻安息、卡莱等国，后来，在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遭到惨败，除其长子率部分残部突围逃脱外，其余全被歼灭。这支突围逃脱的罗马军几经辗转，最后逃到了北匈奴占领的地方，归顺了北匈奴的邦支单于，成了北匈奴的附庸。公元前36年西汉同北匈奴作战时，他们也参加了战斗，结果和北匈奴兵一起成了西汉的战俘。
西汉政府战后收编了这支罗马军队，并在甘肃永昌境内建了一座城，供他们生活和驻防。这座城当时称为“骄轩”城，“骄轩”是我国古代对罗马的又一称呼。此后，这支罗马军队就在这一带生活下来，直到清朝还有关于“骄轩”城的记载。
1989年，中国、澳大利亚和原苏联的一些史学家参考一张公元前9年绘制的西汉地图，找到了这座古城。它的具体位置在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南约十公里的者寨子。这里至今仍有数处古城堡遗址。在离古城不远的杏树庄和河滩村，人们发现了一些具有典型“外国人”特征的居民，他们高鼻梁，深眼窝，头发卷曲、金黄，身材魁梧。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居民可能就是当年被收编的罗马士兵与当地民族通婚后的后裔。
第九章 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超大城市。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规模的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正朝着成为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一千多年前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见着中国的商船不仅感慨：“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面条后，于是他们发明了今天的意大利面条。一千多年前意大利人见着中国的冰激凌后，于是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发明了冰激凌。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如果有中国人环游了世界，今天有谁知道呢？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业年产就达一百二十五万吨，这是个什么感念？公元1788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业年年产才有七万六千吨。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
中国11世纪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17世纪后才开始使用纸币。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成为欧洲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货币比今天的美元、欧元要坚挺吃香，中国的钱币物超所值。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是最会做买卖的，宋朝人用泥土（把泥土烧成瓷器）就轻易换来大批金银珠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换取原材料、资源，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人靠出卖廉价的劳动力与资源生存。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很值钱，中国的工匠是世界各国急需的人才，是世界的宝。一千多年前中国人用高科技挣钱，一千年后的中国靠低廉的劳动力挣钱。
一千年前中国人会自豪的说：“我幸福，因为我是人，而不是动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国人，而不是蛮族人；我幸福，因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阳。”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自信。
一千年前的中国已经摆脱前代沉迷于异族的宗教，以外国宗教为自己国教的状态。一千年前的中国自产的宗教儒教、道教大放光芒，远远压过外国盛行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是国家文化强大民族自信的表现，一千年前的中国人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后的中国以西方被淘汰不入流的学说为自己的宗教，一千年后的中国抨击、狂骂着一千年前中国自产的辉煌学说。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自信得一塌糊涂。
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一千年前的中国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一千年前的中国各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一千年前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当之无愧叫中国。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政治、科技、工艺、文化、娱乐、学术、数学等等都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军事也是数一数二。一千年后的中国什么是世界第一？人口？一千年后的中国各方面都落后于世界，一千年后的中国早已不是世界的中心，还无愧的叫着中国。
一千年前的中国不幸生在世界野蛮的时期，一千年后的中国幸运的处在世界文明的时代。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无知的认为一千年前的中国丢了他们的脸，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先的伟大，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祖先。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歌颂着野蛮、歌颂着掠夺、歌颂着杀害自己祖先的人……
一千年后的西方人说：“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最高时候占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一千年后的中国人震惊的说：“这怎么可能？”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后的中国人怎么能知道……
一千年前的中国人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人，一千年前的中国不是一千年后的中国……
1900年中国官兵焚毁翰林书院真相1900年被焚毁的建筑北京城里的翰林院内墙大部分与英国公使馆北壁紧密相连。英国使馆“墙厚八尺，高二丈有奇”不易攻破，而且“其大可容千人”，所以，在义和拳乱时期的围攻中，英国公使馆内不仅聚集了各国公使及其家眷，而且容纳了大量各地逃到使馆避难的中国教民。几乎所有使馆区内的洋人都认为，这里以翰林院为屏障，是最安全的地方。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对外宣战，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及西什库教堂）。据包括著名美国来华传教士、记者雷德（Gilbert Reid，中文名李佳白）和当时法国驻华公使皮雄（Monsieur Pichon，中文名毕盛）在内的诸多在华传教士、西方学者、驻华外交官记述，翰林院大火是中国官兵自己点燃的。
甘军首领董福祥点燃了火
6月22日黄昏，清军烧毁英国领事馆东南角邻接的密集民居。次日，清军干脆引火翰林院，试图一举烧毁英国公使馆：“1900年6月23号，清朝甘军首领董福祥的部队在翰林院点燃了火，醉翁之意不在酒，很明显，他期待火势蔓延到毗邻的英国公使馆。”当时藏身使馆的一位美国女教士，安德鲁斯小姐（Mary E·Andrews，中文名安美瑞）记述说：“明显地，煤油被浇到了树上，以便助长火势。”
对翰林院被焚事件最为详细可靠的记载，出自扑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的日记，作者当时也是被围困者之一，他以见证当时情况为己任，每天各处观察情况，将亲历目击记成日志，编辑成书，名为《庚子使馆被围记》（In discreet Letters from Beking）。书中中卷第三章1900年6月24的日记写道：“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抛如翰林院，只一点钟间，众公使居住之地英使馆，顿陷於危险之域。”有说，“中国放火人逃走之时籍树及房屋之掩蔽，一面逃走，一边抛弃烧油之火具，亦有且逃且放枪者。”
当时人的这些记录是否真实呢？公使馆被里的人们，先是被北京城里的烧杀抢掠惊扰，接着被发生在西什库教堂的暴行所震动，然后就被清军、义和团围攻了。翰林院被焚之前的三两天，公使馆区“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几乎逐日都有大炸炮轰击使馆区的记录，少则一日发射十数炮，多则数面夹攻，处处崩墙倒屋”（《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使馆区内躲藏的人们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焉有心情有时间相互串通一气，深谋远虑，在自己的日记或记录中编造？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引火烧身，焚毁自己相邻的翰林院？
不仅洋人，当时的国人也有记载可作确凿证据：“是晚，台基厂及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奥大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这段记录引自《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同样的记录也见于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此外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由日本人汇录、清人刊正的《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一节，及日本佐原笃介撰写的《拳乱纪闻》也有相同的记述。
中国自毁翰林院出乎洋人意料
洋人低估了中国人对他们的仇恨，也低估了这种仇恨被利用和煽动之后所爆发的野蛮程度，绝没料到，中国人为了攻打使馆竟会焚烧他们自己的翰林院。后来的英国驻华记者、作家弗莱明（Peter Fleming，中文名傅勒铭）在他的《围城北京》一书中说：“许多世纪以来，翰林院……它的大厅和庭院是中华学者精华的聚集地……那里各处有华美的木雕屋檐。外交官们觉察到了这种危险（指被焚毁的危险）。但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
他们错了。当时躲在英国公使馆内的马丁（Lizzer Martin）作了这样的记述：“翰林院是他们所珍贵的文学馆，我们不认为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中国人没有必要摧毁它……。”不过这个传教士接下来就记述说，“我们相当耽心敌人会把我们烧死，因为他们自己在这个地方（翰林院）点燃了大火”。扑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也写道：“如谓此地可以放火，吾欧人闻之，度未有不笑其妄者。然今竟何如？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
中国自践神圣，西洋学者愤怒不堪
面对翰林院大火，公使馆内不仅弥漫着惊异的气氛，外国学者尤其为中国人践踏千古文明圣地的野蛮暴行感到震惊。这些学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价值，当然也懂得这些珍贵的书籍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是人类精神宝库中的财富，是人类悠久文明的辉煌象征。曾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英国汉学家，当时英国驻华记者毛里逊痛见翰林院在大火中焚毁而记述道：“灰烬中的大堆的残骸、木本与残枝败叶一起飞散，装点着这个帝王中国的辉煌书馆的废墟。”此情此景令他极感愤怒：“为了向外国人泄愤雪耻，不惜毁灭自己最神圣的殿堂建筑。而这座建筑数百年来是这个国家及其学者们的骄傲与荣耀所在！对于作出这等事的民族，我们能够作何感想？这是一次辉煌的灾难圣奠。如此亵渎神圣，骇人听闻！”
火势猛烈，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抢救翰林院里已经焚燃的典籍，那些没有被焚燃的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被随意抛到院子里，池塘中。此情此景震撼着当时在使馆内避难的西洋人，“公使馆界内的外国学者们在检拾灰烬中残片时，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日不落”帝国护照终成落日余辉
10年前，百万港人争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10年后，“BNO”渐成历史回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潘晓燕发自香港一本紫色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已经在老梁的手里呆了近10年，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抽屉里。老梁摆摆手说：“好久不用了，就当作纪念吧。”
曾有百万港人争领英国护照
1984年12月，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英方表示，香港人原来的英国属土公民身份将在1997年7月1日终止。这在很多香港人心里引起恐慌，一时间，有人移民加拿大，有人争做英国公民，希望得到“居英权”。而排队领一本“BNO”，是最基本的预防措施。虽然有了它只是所谓的英国“海外”国民，没有“居英权”，但是可以图个出行方便，到很多国家和地区可以免签证。
提起回归之前百万港人争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景象，老梁说：“哇，当时上几万人排队，还因为排队打架，现在想起来好笑。”据香港媒体当时报道，在截止日期、即1996年3月31日前的3个月里，有逾20万香港人申请“BNO”，最后一天竟有5.4万人彻夜排队，人龙将入境处大楼和附近的湾仔运动场围得水泄不通。
但现在，香港人手中的“BNO”已经从原来的270万本锐减到150万本，它作为护身符的魅力不复存在，并终将成为香港人的回忆。
即将迎来回归祖国十周年的香港，以它的更加繁荣和稳定使香港人安下心来，而免签证国家和地区达到134个的香港特区护照，也以事实证明了它的价值。面对越来越吃香的特区护照，老梁的“BNO”已经处于“退休”状态。
特区护照更为方便
张小姐是从小生长在香港的年轻一代。她和朋友们对于两本护照的看法非常实际，那就是方便与否。
对于自己那本已经到期面临续领的“BNO”，她轻松地说不会去续领了，因为没什么用处。她说：“到海外旅行，特区护照的免签证国家和地区有134个，而‘BNO’的只有111个；这还不算，申请特区护照花费几百元，而申领‘BNO’要花近两千元。”
更重要的是，特区护照明确了香港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比起常常令人对香港人身份产生疑问的“BNO”，特区护照在海外的认受性更强。
张小姐说，自己的一位朋友阿芬曾拿着“BNO”到一个免签证的国家旅行，但入关的时候被盘问了很久，因为她的所谓英国“海外”国民身份令人感到疑惑，虽然最终成行，但阿芬费了不少口舌。而当她第二次到这个国家时，阿芬出示了自己的特区护照，立即得到放行。
六成港人申办特区护照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表示，回归以来，公署和中国驻外领馆密切配合特区政府处理了几千起涉港领事案件，保护和救助香港同胞的例子不胜枚举。
尤其在一些危险的国家和地区，特区护照可以使香港人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又得到中国使领馆的保护。这一点，香港的记者们体会最深，一些要到危险地区采访的记者还曾经为此到入境处加急办理特区护照。
提到特区护照和“BNO”的未来，张小姐说：“BNO‘是否会成为历史，我不知道。但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不再申领’BNO，是事实让我们做出了选择。”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的统计，自1997年7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开始签发特区护照，到2003年的5年间，共有约185万香港人办理了特区护照。而到目前为止，入境事务处签发的特区护照已经达到400万本，近60%的香港人申请了特区护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
神探狄仁杰或是羌人后裔？墓志泄露家族秘密大周名相狄仁杰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由于荷兰作家高罗佩《狄仁杰断案传奇》一书的影响，狄仁杰在全世界也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太原狄村是狄仁杰的故里，虽历代史志多有记载，但现存除传说是狄仁杰母亲手植唐槐一株外，别无它物。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狄仁杰的事迹不少，但有关狄仁杰家世的记载仅寥寥数笔，语焉不详。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人，似乎简略得有点过分。
2000年7月初，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某砖厂生产时挖毁一座古墓，出土地点距狄村仅3公里，且墓主为狄姓。粗读墓志知墓主为狄湛，但叙述先世从曾祖而下至其父，都未书名讳，而且由经历和职官看上去都是羌人，与印象中的名门望族太原狄氏难以吻合。进而检索史籍，发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其人：“后秦乐平侯伯支裔孙恭，居太原。生湛，东魏帐内正都督，临邑子。孙孝绪。”对照志文：“东魏）武定六年，除侍官正都督，八年，除征西将军，临邑子。”契合无疑。因此确认墓主狄湛即是狄孝绪祖父、狄仁杰的高祖（四世祖）。
在狄仁杰故里附近发现其祖先墓志，自然是一件幸事。不但为狄仁杰故里增添了确凿的新内容，还可以补正史籍关于狄仁杰家世极其简略的记载，更可以解决一些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
·狄仁杰祖先是羌人《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狄仁杰传》都说狄仁杰为太原人。狄氏渊源，据《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辨证》和《通志·氏族略》的说法，狄氏出自姬姓，周成王母弟孝伯封于（一说周文王封少子）狄城，因以为氏。见于史籍者，有鲁国大夫狄□弥，有古贤人狄仪，有孔子弟子卫国人狄黑，汉时有博士狄山。狄山因主张与匈奴和亲，谏阻出兵征伐，触怒汉武帝。谪遣其守塞上要险之处，到任月余，为匈奴所杀。而其后历东汉、三国和两晋，史书不见汉族狄姓之人。这期间的大段空白，可能不仅仅是未出现狄姓之名人，或许意味着中原狄姓的消亡。直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被《宰相世系表》尊为狄仁杰远祖的狄伯支，即《元和姓纂》所谓“狄山子孙，代居天水。”狄山与之前的狄姓无疑应当是汉族，但此狄已非彼狄矣。
狄伯支从一开始，就是以羌人的面貌出现的。初见于《晋书·姚苌载记》，是说他与西州羌氐豪族共推姚苌为盟主，进而称制行事，建立后秦。说狄伯支是羌族人，史籍虽无明文，但有不少佐证：其一，《魏书》所见之狄姓几乎全为羌人。如《太宗记》云：“常泰五年（420年）……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余家内附。”《世祖记》和《陆俟传》记“平凉休屠金崖，羌将狄子玉等叛。”等等。其二，狄湛的曾祖任领东羌校尉一职。在魏晋南北时期，该官职例由羌族豪强担任。魏晋以来，边境失控，此类官职渐转由各部落酋长豪强任之，即所谓“以夷制夷”之意。
据《晋书》、《魏书》和《北史》等有关传记，诸如羌酋姚苌、梁弥机，胡酋沮渠氏，氐酋苻氏、吕氏、杨氏，鲜卑秃发氏，高丽朱氏，皆被授予此类官职与所在州郡长官相搭配，且世代相袭。在北魏实行“宗主都护制”时期更是如此，汉人担任此类官职已属罕见。
·汉化之后改为狄姓《元和姓纂》和《宰相世系表》将代居天水的狄姓与狄山相联系已是穿凿附会之说，《狄湛墓志》则更无忌惮，说“其先汉丞相狄方进之后”。案诸史籍，并无狄方进其人。读岑仲勉《沈涛书〈元和姓纂〉后校记》，才明白其实是指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中国古代在某些情况下“狄”和“翟”通用，如罗泌《路史·国名记》即如此认为。但在汉朝此二字并不相通，所以汉代文献中既有狄山又有翟方进。《墓志》作者显然企图攀附一个比狄山更为显赫的祖先，因而借古字通假之例，曲改翟方进为狄方进。魏晋以降，主流社会尊崇门第阀阅，高门望族竞相标榜矜夸，藐视普通士族，流俗成风，影响深远。一般士人都因出身寒微而自惭形秽，何况是有所谓夷狄血统者，自然更是讳莫如深。人死以后在墓表行状中攀附名门显宦，则更是司空见惯，不择手段。这个例证还表明，即使是相对可靠的历代姓氏书，也难免受此影响，须仔细加以辨证。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古老的成员之一，早在商代就出现于历史记载。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同汉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历史上诸多周边民族部落在与汉族交往过程中，他们使用的汉姓，往往取其名称的第一个字，史多例证。更有相当一批后来完全汉化，使后人莫辨其源，狄姓即是一例。
·墓志里的狄姓秘密
狄仁杰的高祖狄湛，字安宗。依《墓志》“春秋六十有口”的记载推算，约当生于公元500年左右。为人“轻文好武”，18岁时“释褐”入仕，经历了北魏末的社会大动荡。永熙三年（534年）东、西魏分裂时，随宇文泰西走咸阳。数年后“拥骑归朝”。颇受高欢重用，官至侍官正都督、平西将军、临邑子。入北齐后，历授原仇领民副都督、白马领民都督、泾州刺史、车骑将军等职。河清三年（564年）终于晋阳。
狄湛其父，名恭，居太原。《墓志》未书名。云其曾官“大将军府行参军，秦州府主薄”。北魏末年，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设府于太原而号令天下。狄恭应当是此期间在职。尔朱荣败亡后，部属大部分归于高欢，分置于青州和晋阳。到东、西魏分裂时，推算狄恭年龄至少是已近花甲，留在晋阳的可能极大，而狄湛则被裹胁西去。这可能也是狄湛后来“拥骑归朝”的重要原因。《墓志》云，狄湛祖父与曾祖都曾为北魏“略阳公”，而未书其名。《魏书·吕罗汉传》：孝文帝延兴四年（474年），“仇池氐、羌叛逆遂甚，所在烽起，道路断绝……略阳公伏阿奴为都将，与罗汉赴讨，所在破之。”《北史》亦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位略阳公伏阿奴应当就是狄氏祖先。其一，如按每代人20年粗略推算，则其祖父当生于460年，曾祖当生于440年前后。《墓志》所云狄氏两代略阳公，肯定有一个生活在发生上述历史事件的年代。而此期间（孝文帝时）不可能同时存在狄姓和伏姓两个略阳公，非此即彼。其二，狄氏远祖狄伯支，见于不同史籍时，有多种说法：狄伯文（《元和姓纂》）、狄伯又（《古今姓氏书辨证》）、狄伯友等，明显是由于形近而传抄讹误。这位伏阿奴之“伏”与狄字也很相近，因而《魏书》流传过程中，手民误植的可能性极大。若以上推论不谬，则这个“伏阿奴”即应该是狄湛的祖父或曾祖父狄阿奴。目前无证据断定究竟是谁，但以年代推测狄阿奴是其曾祖的可能性更大些。
·是五胡十六国的东羌豪族
依据现有资料，我们似可把狄姓渊源大致理清：天水狄氏确切无疑是羌人或者说汉化过程中的羌人；其先世与汉博士狄山无关；他们极有可能是在后秦狄伯支时定居长安，故尔《墓志》云墓主为“冯翊郡高陆县人也”。到狄恭时定居太原并生狄湛。到狄孝绪及狄仁杰时，自然五胡十六国以来，狄氏家族一直是东羌豪族。据《墓志》，历代先人所任地方官职（包括遥领），都在甘肃天水一带（秦、泾二州），最低官职也是秦州府主薄，军职则有镇西将军。狄湛本人在东魏北齐所任官职都与此类似，说明其出身背景始终都在起作用，负有替朝廷绥抚本族民众的使命。入北齐后担任的“原仇领民副都督，白马领民都督”，都是明证。甚至到了唐朝初期任命狄仁杰为宁州刺史，“抚和戎落，得其欢心，郡人勒碑以颂”（《旧唐书·狄仁杰传》），也不能排除利用其家族历史背景的可能性。
狄氏家族由羌族部落豪强，发展到以大唐名相狄仁杰为代表的名门望族，是民族大融合的例证。在封建社会里出身夷狄显然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史籍在涉及狄仁杰家世时隐晦其词，语焉不详，可能反映的是狄氏家族对这件事的态度。
第十章 三国历史上的骇人真相：美女貂禅到底是谁？
关于三国的故事，显然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十分熟悉的。小说家罗贯中在其作品“三国演义”里，已经为大家讲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片段。其中，像诸葛亮，关羽等人物更是脍炙人口，已经几乎成为整个民间的神话人物。
但是，如果有喜欢较真的人，在反复阅读个这部小说以后，却也不由对其中某些情节产生了种种怀疑。罗贯中就像一个恶作剧的人，似乎有意或者无意地在这本小说的情节里隐藏了无数个谜，供后世的读者揣摩猜测。从表面看来，这些谜团仿佛是由于作者的考虑不周或者胡编乱造而产生的各种逻辑破绽。然而，隐藏在表象后面的却有是作者欲言又止，种种事实深埋于心，却又不敢公然表露的痛苦下，将事实用各种方式隐藏在的整本“三国演义”的小说里。
要想把其中的谜底完全解开，凭我个人之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只是想在这里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说道一番。
在“三国演义”的整本书里，有两个人物，罗贯中居然连名字也没有交代。其中一个是被张飞痛打了的督邮。当然，他只是个小人物，名字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另一个人物却是在整个三国里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她就是貂蝉。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应该知道，貂蝉原来的意思是汉代侍从官员的帽饰而不是她的名字。虽然在所有正史文献里，貂蝉并无明文记载，但在很多民间戏曲传说里，她缺是有名字和身世的——貂蝉本姓任，名红昌。她出身的地方说法不一，一说临洮，一说米脂，一说忻州。
那么，既然貂蝉确有姓名，那么对于这么重要一个人物，罗贯中为什么故意隐藏不说呢？
还有，白门楼事件中吕布被曹操处死后，貂蝉的下落又是如何呢？罗贯中居然也是只字不提，这完全不符合罗贯中的一贯风格。要知道，罗贯中在整本“三国演义”里，几乎都坚持对每个重要人物的下落有个清晰交代。比如，孙尚香在被骗回东吴后其实已经和整个三过的故事关系不大了，可当刘备兵败，病死白帝时，罗贯中还是不由地特意再次提到孙尚香闻讯自杀的事情，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交代。可是，对于貂蝉，罗贯中却为什么又显得如此过于惜墨入金呢？
这些问题，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民间传说中，我们可以听到好几个关于貂蝉下落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关羽把貂蝉藏起来，曹操得知后就派人捉拿，貂蝉扑剑自戕；另一说法是貂蝉在关羽安排下返回故乡，终老故土（也有说是出家为尼，并有著作“锦云堂暗定连环计”）；更有一说法是曹操把貂蝉明许关羽，暗应刘备，以期挑拨他们兄弟感情，为绝曹念，关羽杀死了貂蝉；更有元代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说曹操派貂蝉诱惑关羽，关羽怕自己把持不住，挥刀斩了貂蝉月下的影子，貂蝉飞身进入月宫。
由此可见，不论哪种说法，貂蝉的下落都和关羽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其实用了一种借代的手法，已经把这事情讲述了出来。他实际上是用了虚构的赤兔马来暗示了这一点。
其实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疑点，关羽在从吕布那里获得赤兔马时，赤兔已经是一匹成年马了，而关羽也正当盛年。而当关羽最后败走麦城为东吴所杀的时候，他居然骑的还是赤兔，而当具体算来，当初吕布从董卓那里获得赤兔的时候，赤兔已经可以战场使用了。那一年是公元190年。关羽获得赤兔的时候，已经大约过了超过十年。等到关羽走麦城的时候，已经是公元221年了。也就是说，就算当初董卓赏给吕布的是一匹刚出生的小马驹，到关羽死，赤兔也有31周岁了。
从动物学角度上讲，一般马的寿命只有30～40岁，一般大体力劳动的则更短。也就是说，赤兔当时就算不死，也已经是只能躺在马厩里养老的高龄马了。关羽是万万不会再骑了。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貂蝉和赤兔的身世，就会发现很多的巧合。她们的关系都是由董卓到吕布然后到关羽这里。这并不是单纯的巧合。可以说，赤兔其实就是貂蝉，两者是一体，罗贯中用赤兔来隐喻了貂蝉在白门楼以后的身世发展。
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整个的故事又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只要从名字上来看，貂蝉和赤兔的名字就存在着一一的对应关系。前面讲过，貂蝉的真名叫任红昌，有一个红字，赤兔的赤字就是刻意地对应了这个红字。那如果这么说来，兔字又是对应什么呢？事实上，罗贯中用兔字就是来代表貂蝉本人的身份。
似乎从表面上看来，貂蝉和兔字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罗贯中这么做，有是基于什么道理呢？这要解释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必须从远古的一些宗教上讲开去了。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人类文明在进化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母系社会。甚至在现在的一些原始部落里，依然保留着残存的痕迹。而就是从母系社会开始，人类开始对自然有所了解和认识，也逐渐有了宗教崇拜。于是，在当时作为主导性别的女性就成为神的代表。人类崇拜生产万物的自然，也同时用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身体做为自然之神的象征加以崇拜。丹布朗在他的著作“达芬奇的密码”里就比较详细地对欧洲历史上的女神崇拜又一定的描写。
同样在东方，女神崇拜也一样曾经一度在人类宗教里占主导地位。在中国，女神崇拜也一直存在当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具有更强的力量和智力的男性取代女性成为社会主导后，宗教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快越来越多的男性神话人物取代了女性人物。但是，女性崇拜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继续在人类社会里发生巨大影响力。中国古典历史神话里，至今保留了不少女神的形象，比如女娲。她们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完全不输于其他男性形象的神。
在中国历史中，人类一直采用着阴阳两仪的朴素世界观。所有的东西都被一分为二地赋予阴或阳的属性。男性主导社会里，女性就被赋予了阴的属性，所以女神崇拜也叫阴神崇拜。而作为自然界具有阴这一属性的最大的实体-月亮（太阴），也自然成了阴神崇拜的图腾物。所以，中国的阴神崇拜的宗教也叫拜月教。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解释前面的问题了。貂蝉就是某个地下阴神崇拜宗教的成员，而且身份颇高。中国民间一直有貂蝉拜月的说法，就是一个证明。
嫦娥一直是中国民间的一个主观月亮的女神，她也经常成为很多拜月教的偶像的具体代表。而她的宠物玉兔，也作为是最接近女神的生灵，被用来做教内重要人物如祭祀的象征。这也就是罗贯中用兔字来代表貂蝉身份的理论依据。
由此可见，赤兔其实指的就是貂蝉。罗贯中用密码的形式记录了貂蝉后来去向。而在南方的民间，人们也把女人称为马子，也是由此而来的。
所以，其实貂蝉在白门楼以后，就和关羽在一起了。而更大的秘密是，貂蝉其实就是被关羽点化入教的，并授予教职的。民间传言，关羽将貂蝉安排出家为尼，讲的就是这个。而关羽接受貂蝉入教的很大原因是，他本人由于是男性身份，虽然身份较高，但无法进一度提升地位，所以让貂蝉如教并把她捧为祭祀神官，然后通过控制她来获得控制整个教会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罗贯中非要用隐秘的方式来记述这一切呢？那说来就有是话长了。
先说下貂蝉跟关羽到了西蜀以后的事情。
当刘备占据整个西蜀地区以后，关羽就主动要求镇守荆州。作为刘备手下的首席将领，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刘备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而关羽自然有他的打算。在荆州他就成了当地的最高指挥官，他就可以从容地利用一切条件来发展他的宗教组织，当然作为回报，他和貂蝉在教里的地位也空前提高。
在后面的时间里，荆州以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及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经济，帮助整个教团，迅速地膨胀起来。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教团势力和财富的迅速增加，原本依靠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组织内部开始出现了裂隙。人类的逐利性开始引起各种权力的明争暗斗。同时，貂蝉也开始对自己的傀儡地位有所不满，逐渐利用部分教众对自己的崇拜来壮大势力。当自己觉得羽翼丰满后，便逐步公开地和关羽分庭抗礼。
一开始，过于自负的关羽对貂蝉的行为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貂蝉不过依然是当初自己手里的一个任自己摆布的木偶而已。结果一直的忽视使得貂蝉的势力凭空坐大，等他醒悟过来却有些晚了。
于是，一场激烈的暗战在表面上风平浪静的荆州逐步升级。
当两派人正斗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两败俱伤的时候，更大危机已经悄悄逼近了这里。
荆州的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给整个教团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同样原因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就给荆州后来的沦陷打下了伏笔。
当荆州内部权力争夺的消息被秘探带回东吴以后，东吴方面就意识到夺回荆州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了。与此同时，曹操方面也开始觊觎这一片土地。
而关羽在这时候，依然没有辩明当时的形式，居然很冒然地去主动进攻曹操。于是，东吴乘机出兵，一举拿下了内部已经混乱重重的荆州，并很快杀死了关羽和貂蝉。
但是，势力庞大的教团并没有迅速土崩瓦解，而是逐渐地转入地下。到后来，魏国统一了以后，庞德后人进入荆州后，大举屠杀关羽家族极其党羽的时候，教团这才分裂开来，并彻底隐藏到民间，从此在所有正史里销声匿迹。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宗教组织时兴时衰，不时地对中国历史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又往往迅速消失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里，他们逐渐地蜕化成一个完全的集团势力，而女神崇拜的最初教义被逐渐抛弃。最后，他们就发展为以关羽等形象为神祉的兄弟会组织。而最早的女神崇拜被彻底抛弃甚至彻底禁止。对于少数的原教旨主义者进行残忍地杀戮。于是貂蝉这一派系在上千年的不断迫害残杀中消失与中国的历史舞台。
罗贯中作为这一少数派系的幸存者，为了将事实公布于众而又希望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不得不采取用隐喻的方式在自己的著作中交代一切。
对于貂蝉，他使用了月字兔字等符号来表征。而对于关羽，他则采用将关羽的封号“汉寿亭侯”的寿字上半部，和代表貂蝉的月字结合的汉字-青，来代表关羽。同时，青作为一种颜色和貂蝉名字里的红字向对应。中国民间传说戏曲里，关羽一直一身绿色衣服，就是来源于此。
为了进一步说明事实，罗贯中生怕后人无法揣摩他的本意，又特意为关羽编造了他的著名的武器-“青龙偃月刀”。青龙和月各代表什么，自然不需要我再解释了。
罗贯中之所以用刀给关羽做武器，就是望后人能从其中看出破绽。因为汉代的时候，军队里是根本是没有长柄大刀这种武器的。
顺便说一句，这个兄弟会组织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以汉室子孙作为身份。在清军入关后，逐渐和其他一些反清组织融合形成洪门。洪字在繁体里就是汉字去掉土，表示汉人失去土地。再后来，清朝被颠覆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才有改名成赫赫有名的“青帮”-青字就是来源与上面的故事。
第十一章 “天书”之谜
1922年6月21日，一位名叫克尔文（Kervgn）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中国内蒙古巴林右旗一座被盗掘一空的古墓中，发现一块石碑上刻满了奇怪的类似文字的符号。当时，没有人能识别这犹如天书的符号。这些符号公诸于世后，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天书”究竟来自何方，它们又给世人传达怎样的信息呢？
据考证，这是一座900多年前的契丹人墓葬，那么，那些符号会不会是契丹文字呢？据史书记载，契丹人建立辽国后确实曾经创造契丹字，然而，契丹文字早在700年前就失传了，后人见都没有见过。专家们断言：“天书”无疑就是早已被岁月掩埋的契丹字。
结论一出，人们兴奋异常，也充满期待，这一个消失的王朝、一段沉睡的历史会不会由此显现出来呢？
此后，在当年辽代的疆域内，又陆续出土了更多的契丹文字和文物，通过对文字的破解人们或许能更多地了解契丹。1986年，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发现一座契丹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它是迄今为止出土辽代文物最多的墓葬。墓穴丧葬制度明显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虽然墓中的尸骨已经风化，但包裹他们全身的银丝网络和盖在头上的黄金面具记录了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墓中的陪葬品从金器、玉器到生活用具精美绝伦，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骑马打仗之外的契丹。显然，这个贵族墓葬是了解契丹人所建立的丰富多彩的辽朝的一扇窗口。
那么，一个消失的王朝，会通过这扇窗口显现出它的本来面貌吗？
契丹王朝
契丹，像他们的文字那样神秘而遥远。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在《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可谓气壮山河。
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在此期间，中国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以至亚欧大陆中西部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于是，契丹成了全中国的代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讲的就是1000年前，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沙场的故事。
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至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它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山西省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不毁。不难看出，创造如此辉煌文明的民族，一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基础和雄厚的工程技术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出契丹王朝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除了大量吸收中原汉族人才以外，还通过和宋朝的贸易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枭雄，确实在中国北方开创过一派繁华的时代。
然而，如此一个强大的民族，竟如同过眼烟云一般在天边的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大辽灭亡
契丹王朝的灭亡不难从史书中查到。据记载，大辽和北宋对峙长达160多年，出人意料的是，最终灭掉大辽的却是曾经归附于契丹的女真人。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大辽的疆域内攻城掠地，并于1115年建立金朝。10年后，完全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皇室成员耶律大石带领下被迫向西迁移，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喇契丹国。这个帝国也一度强盛，但最终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儿漫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
契丹文化的消失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频频发生，但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能代代相传。然而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之消亡了。
分析发现，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在这短短的300多年间，中国出现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和元等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地位和相关文化都发生了转换。女真人的金朝取代契丹人的辽朝后，曾下令清除那些反抗的契丹人，其中一次见于史书的杀戮就持续了1个多月。很有可能契丹文化也在这时遭到舍弃另外，金朝刚建立时，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沿用汉字和契丹字。当女真文字参照汉字创立后，金朝皇帝就下令废止了契丹字，契丹文字可能由此失传。以此类推，契丹文化的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耶律楚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凤翥，在破解古老的契丹文字方面造诣深厚。他是目前全世界认识契丹文字最多的专家。
刘凤翥说，关于契丹文字有两个缺憾：一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契丹文字都是在碑刻上发现的，都是墓志铭。二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任何用契丹文编写的书籍。因此，不仅解读契丹字还有许多困难，而且从已经破解的文字中也很难找到足以反映契丹全貌的描写。针对有学者推断契丹文字并不成熟，还不足以记载历史的观点，刘凤翥认为契丹文字已经比较完善，只不过它失传得太久了。
在北京的颐和园，有一座耶律楚材祠，耶律楚材墓就在其中。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在他出生时大辽已经消亡65年。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统治着中国北方，种族等级制度非常严格，契丹人在4种等级中排行倒数第二，处处面临歧视。但耶律楚材却非比寻常地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曾经担任相当于宰相的高职。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契丹人，却在辽代灭亡仅仅几十年之后就忘却了本民族的文字，以至于耶律楚才要重新学习契丹文字。
在耶律楚材撰写的《湛然居士文集》中，曾经提到他在西辽学习契丹字的经历。耶律楚材的努力可谓用心良苦。他学会了契丹字，却几乎没有使用的机会。在他去世后，史书中有关契丹人的记载也只剩下了片言只语。耶律楚材成为契丹人最后的亮点辽代契丹女贵族的复原头像契丹人哪去了契丹文化消失了，那么，契丹作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也在历史中渐渐消失了呢？
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代南京城附近的契丹人，再加上散居各地的契丹军民，数量决非少数。不断出土的文物就是他们留下的脚印，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进一步考古证明：在整个金代，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也就是说，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却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史学界推测大致有三种可能：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契丹人后裔
就在人们寻找契丹人蛛丝马迹的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当地传说，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从此便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萨吉尔迪汉，就是达斡尔的祖先。
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
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是不能给出定论的。
与此同时，在云南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统称“本人”。在施甸县由旺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面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
历史上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正名”。
专家们决定利用DNA技术揭开这千古之谜。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在完成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后，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零星分布在各地。
第十二章 变模糊的传奇：风波中的凤凰自行车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30年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弄堂里，家中家具显得陈旧，头发却还是梳得油亮。周围的新邻居早就不认识当年这个弄堂里最辉煌的人，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
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王洪文提拔起来的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女工出身，据说当年她的工厂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厂只是一墙之隔，她曾经带领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因为王洪文说了，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试用，试吃”，而王洪文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确实也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现上海师范大学老师、1976年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也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业落后，他们的厂在上海闵行，也是大厂，一个车间就有3000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车床前生产，有次厂里放日本丰田汽车的内部资料片，“我们全部都傻了。那才是自动化生产”。他觉得，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还好，反正也没有比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极其痛苦。“凤凰”永远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工人们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奖金，最多有点加班补贴，2毛钱，吃碗一毛钱的肉汤阳春面外还节余1毛。”因为加班多，整个第三自行车厂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补贴，是当时工作的人的最“重大”的外快，复旦大学教授、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的葛剑雄，还记得当时各项补贴控制严格。当时他经常出差，坐火车时，晚上23点后到第二天6点，如果没有坐卧铺，可以拿“无卧补贴”，但是一定不能早于这时间下车，哪怕夜间3点下火车，也没有这项补贴了。出差有2毛钱的误餐补贴，“觉得这笔钱真多”。
当时供电不正常，结果自行车厂九车间自动调整班次，搞了些灵活时间，有“弹簧班”、“交叉班”什么的，结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业生产值下降的时候，九车间产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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