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杨慎撰 高林广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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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品--中华经典诗话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品／（明）杨慎撰；高林广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1（中华经典诗话）
ISBN 978-7-101-12408-8
Ⅰ. 词… Ⅱ. ①杨…②高… Ⅲ. 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Ⅳ.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8999号书 名 词 品撰 者 〔明〕杨 慎评注者 高林广丛书名 中华经典诗话责任编辑 宋凤娣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印张18 3/4 插页2 字数180千字印 数 1-8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408-8定 价 38.00元前 言一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四川成都）人。“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明史·杨慎传》）武宗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参预修撰《武宗实录》，秉性刚直，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抗疏切谏。世宗立，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廷臣“议大礼”，杨慎等三十六人上言抗谏，背旨，受廷杖，贬云南永昌卫。自此以后，或归蜀，或居云南会城，或留戍所，达三十余年之久。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渊雅博丽，著述颇丰。《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其诗文作品主要见于《升庵集》八十一卷和《遗集》二十六卷中。存诗二千三百余首，其诗雄浑蕴藉，工致绮丽，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评价说：“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梦阳）、何（景明）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又有《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存词三百四十余首，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评价其词曰：“杨状元用修，好入六朝丽事，似近而远。”长短句创作之外，杨慎尚有不少词学著作，如《词品》以及词选《百琲明珠》《词林万选》等，另外，他还评点过《草堂诗余》。因此，杨慎是集作词、论词、选词、评词为一身的著名词学家，被王世贞誉为“词家功臣”。其中，尤以《词品》影响最大。《词品》为通代词学论著，论析范围从六朝讫于明代。全书辨析文理，研讨正变，考订名物，诠次字句，涉及词的源起、词体特性、词人故实、词作品鉴、风格兴寄、韵律字词等众多内容。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序》评为：“吾蜀升庵《词品》，最为允当，胜弇州之英雄欺人十倍。”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杨用修《词品》四卷，论列诗余，颇具知人论世之概，不独引据博洽而已。其引据处，亦足正俗本之误……其他辨订，渊该综核，终非陈耀文、胡应麟辈所可仰而攻也。”《词品》是在杨慎远谪滇南时完成的，由于地处荒蛮，闻见有限，加之资料稀少，检阅不便，致使书中出现了不少讹误。对此，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陈耀文《正杨》多有指摘，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也曾指出：“杨升庵《词品》六卷，补遗一卷，中记刘子寰、马子严、冯艾子，皆以名为字。张仲宗又专举其字，而失记其名，殊误。谓词名多取诗句，虽历历引据，率皆附会，屡为《笔丛》辨驳。”此外，《词品》又大量摘录、抄袭宋元人著述，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也使后人对《词品》的价值产生了疑议。二
尽管《词品》存在较多的舛谬和不当，但总体看来，仍然具有较高的词学价值，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在指摘《词品》之失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然大体极有可观。盖升庵素称博洽，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吴梅《词学通论》也讲过：“《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词品》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现择其要者简单归纳如下。（一）论词的起源
关于词的起源，文学史上有源于《诗经》、源于乐府、源于唐教坊曲等说法。杨慎认为，词源于六朝，其《词品序》开宗明义指出：“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杨慎所列诸篇均为诗，与后世真正意义上的由乐定辞、依曲定体的词体尚有很大差异。不过，这些诗在句式、结构、韵律、格调等方面确与词有相似之处。如，南朝梁陶弘景《寒夜怨》间用长短句，句式参差错落，从形式上看确与词体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此外，该诗情致婉媚，冲淡秀洁，与后世词特别是婉约词具有相似的内容情趣和格调气韵。再如，梁武帝之“改”西曲，“制”《江南弄》，与后世的“依声填词”有相似之处；《江南弄》六首，中用叠句，这有其音乐上的缘由和作用；而大量和作的出现，则是在完全遵循原有曲调、韵律形式的基础上进行，这又与后世的依曲填词相类。又如，南朝梁陈陆琼《还台乐》属六言古体诗，从体式上看，唐五代《破阵乐》六言八句一体，《何满子》六言六句一体，确与陆琼《还台乐》颇多接近。因此，杨慎讲：“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卷一《梁武帝〈江南弄〉》）《词品》卷一从词调缘起、句式变化、故实纪传、诗词关系、韵律形式、字源词典、风华情致等方面多方考论了词与六朝文学的关系。杨慎认为，词之源在六朝；不仅如此，“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卷一《王筠〈楚妃吟〉》），其中一些观点，对于考察词的历史与递嬗痕迹有重要的参鉴意义。如，《穆护砂》乃“隋朝曲也。与《水调》《河传》同时，皆隋开汴河时，词人所制劳歌也”（卷一《穆护砂》）；梁简文帝《春情曲》为“唐律之祖”，“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卷一《梁简文〈春情曲〉》）等。杨慎所论，虽时有舛误，但亦能自成一家，在中国词学史上影响巨大。受杨慎影响，后世持相似观点者为数不少。例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清刘熙载《词概》：“梁武帝《江南弄》、陶弘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近代王国维《戏曲考源》：“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二）论词调的缘起与流变
词调（或称词牌）是填词用的曲调名。流传至今的词调名有一千个以上，每一个词调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体式要求。对词调来源的考释是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词品》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
杨慎认为，词调名多来自古人诗句。杨慎“掇拾古语以牵合词调名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〇《填词名解》“提要”），对《蝶恋花》等众多词调的来源进行了推考。例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惜余春》则取太白赋语。《浣溪沙》则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则取《四愁诗》语”（卷一《词名多取诗句》）。再如，《踏莎行》本韩翃诗“踏莎行草过春溪”（卷一《踏莎行》）等。杨慎从文学史料着手，侧重于探讨词调与魏晋唐人诗歌创作的渊源关系。由于缺少翔实的文献依据，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辨析，杨慎所作出的判断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显得感性有余而理据不足。不过，此中却贯穿了杨慎“诗词同源”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观念体现了杨慎对词体地位的尊崇和肯定。
诗之外，杨慎又以为有些词调出于魏晋及唐人的史志、笔记、小说甚至佛典等。例如：“唐人小说《冥音录》，载曲名有《上江虹》，即《满江红》。《红窗影》，即《红窗迥》也。”（卷一《〈上江虹〉〈红窗影〉》）再如：“西域诸国妇人，编发垂髻，饰以杂华，如中国塑佛像璎珞之饰，曰菩萨鬘，曲名取此。《唐书》吕元济上书，‘比见方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诗‘公孙大娘浑脱舞’，即此际之事也。”（卷一《〈菩萨鬘〉〈苏幕遮〉》）《词品》还多从乐曲名物、韵律特点等探讨词调的渊源与特点，这些考释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史料参照，具有重要的词学价值。
名称之外，《词品》对于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多有解释。杨慎承续宋黄昇《花庵词选》“唐词多缘题所赋”的论点，认为唐代词调多与词作所写内容相一致。例如，南唐李后主《捣练子》“即咏捣练，乃唐词本体也”（卷一《捣练子》）；宋王晋卿《人月圆》“即咏元宵，犹是唐人之意”（卷一《人月圆》）；“《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如此词题曰《醉公子》，即咏公子醉也”（卷一《醉公子》）。不过，词调的来源和产生又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每一个词调和所咏内容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关联。有鉴于此，杨慎又论析了“借腔别咏”的问题。例如，《干荷叶》曲本该咏荷，但刘秉忠却用此调写出吊宋之作，杨慎认为“此借腔别咏，后世词例也”（卷一《干荷叶》）。杨慎的考论符合词体创作的演变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词体的演变过程具有积极意义。（三）论词体特性
词在诞生之初，就有比较明显的香艳性、缘情性、柔媚性等特点，其基本功能是遣兴娱宾，而不是言志抒怀。这一点有别于诗，因此，词又称为“诗余”。其后，词的表现范围日渐扩大，词的功能和作用更趋丰富，人们对词体特性的体认也各有侧重。杨慎对慷慨清拔、匡时济世之作持赞赏态度，不过，相比之下，他更喜欢风华情致、约情合中一类词作。杨慎论词主“情致”，这在《词品》中多有体现，如卷一《王筠〈楚妃吟〉》曰：“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卷二《莲词第一》中，杨慎评欧阳修咏莲花词“情思两极”，故而推为“古今莲词第一也”。卷三《林和靖》以“甚有情致”评林逋《长相思》一词。卷三《韩范二公词》评韩琦和范仲淹曰：“二公（韩琦、范仲淹）一时熏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拾遗《于湖〈南乡子〉》评朱熹曰：“则晦翁于宴席，未尝不用妓。广平之赋梅花，又司马公亦有艳辞，亦何伤于清介乎？”
杨慎所处的时代，理学统治文坛，复古之风大盛。在理学家看来，情欲与天理水火不容，“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序》）。词以抒写情性为主，自然就受到了理学家的轻视和排斥。但在杨慎看来，“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卷三《韩范二公词》），因此，词中抒写情致是合情合理的；不独六朝作品多风华情致，宋代欧阳修、韩琦、范仲淹、朱熹词等也概莫能外。杨慎批评了禅家的“绝欲”说、道家的“忘情”说和理学家的“禁欲”论，突出强调了词的抒情功能。实际上，这也是对词的历史地位和文学特性的充分肯定。在理学盛行、扬理抑情的文化背景下，此论亦明显包含了对理学及其思想主张的批判和反驳。其后，明代中后期主情、尊情之说大盛，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思潮，并直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如，明徐祯卿主张“因情立格”（《谈艺录》），明李梦阳讲“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诗集自序》），“前后七子”“公安三袁”、李贽、冯梦龙、汤显祖等，都莫不强调情的地位和价值。杨慎一方面强调了情之必有和词中写情之必然，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过甚”，要“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学“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观念的继承。（四）论词人品行、学识与词作的关系《论语·宪问》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之人一定会有出色的言论，有出色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因此作家的品行学养就显得尤为重要。卷二《曹元宠梅词》一则曰：“徽宗时禁苏学，元宠（曹组）又近幸之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噫，奸臣丑正恶直，徒为劳尔。”曹组是徽宗的文学侍臣，“以占对开敏得幸”（《宋史·曹勋传》），确为“近幸之臣”；杨慎崇尚苏轼其人、其作，又鄙薄曹组之为人，因此才有“掩耳盗铃”“奸臣丑正恶直”之评。卷三《初寮词》讲，王安中“初为东坡门下士，诗文颇得膏腴。……其后附蔡京，遂叛东坡，其人不足道也”。王安中曾拜苏轼为师，登第后，又以弟子礼事苏门中人晁说之。但王安中显贵之后，对于求学晁说之一段经历却颇为忌讳；又谄事蔡京父子，品行轻薄。因此，杨慎言“其人不足道也”。对于那些清标玄致、英英独照一类词家，杨慎又极力推许，褒扬有加。如其评张元幹曰：“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纲词得罪，忠义流也。”（卷三《张仲宗》）杨慎对张元幹词中的英雄之气、悲愤之情大为嘉许，认为虽然其词不甚工，但“忠义”可嘉，“亦当传”“宜表出之”。再如，其评王迈曰：“实之盖进则忠鲠，退则豪侠，元龙、太白一流人也。可以补史氏之遗。”（卷四《王实之》）杨慎引刘克庄《满江红·送王实之》词及《宴吉倅王实之》文，对王迈的才性、气质、政治品节等予以了高度评价。又如，其评刘辰翁《宝鼎现》曰：“此词题云‘丁酉’，盖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渊明书甲子之意也。词意凄婉，与《麦秀歌》何殊！”（补《刘会孟》）对刘辰翁的政治品节大为推许。
品行之外，杨慎对词人的学识亦多有强调。如卷一《欧苏词用选语》曰：“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主张词人应多研读《文选》《乐府诗集》等古代典籍，缵修前续，斟酌古语，取其精华，以此来增长才识，使词作臻于妙境。卷二《邱长春梨花词》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世间宁有不读书道学耶？”此论意在褒扬邱处机学识渊博、勤于著述；同时，也对“束书不看”、妄言玄理者提出批评。卷三《张仲宗词用唐诗语》曰：“词虽一小技，然非胸中有万卷，下笔无一尘，亦不能臻其妙也。”对张元幹词化用唐人诗意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在杨慎看来，胸中万卷是张元幹“填词最工”的重要表现。《词品》中对苏轼、秦观、辛弃疾等人词作中的用典、用韵乃至用语情况都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其中，既见出了诸家的天才高朗，亦体现了杨慎的博洽。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对“前七子”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念的反驳。（五）论词的风格情调
与其对词体特质的体认有关，杨慎对风情婉致、绮丽娴雅一类词作情有独钟。在他看来，“风华情致”之格最符合词之本色。因此，他对《花间》《草堂》一类笙歌流觞、绮媚婉错之作持肯定和赞许态度。《词品》卷一以“风致婉丽”评隋炀帝《夜饮朝眠曲》，实际上，旧传隋炀帝所写的这两首诗浓艳靡丽、婉娈务情，与六朝宫体无异。在一般人看来，这类作品柔媚近俗、绮语惑人，但杨慎却依然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这明显地反映了杨慎的词学倾向。拾遗《于湖〈南乡子〉》曰：“广平之赋梅花，又司马公亦有艳辞，亦何伤于清介乎？”唐宋璟《梅花赋》风流富艳，有南朝徐、庾宫体之风；宋司马光《锦堂春》一词亦有“笙歌丛里”“青衫湿透”之咏，侧艳柔媚。在杨慎看来，这并无损于二公之高名。杨慎尊崇词体的本色与特质，因此对情致婉媚、蕴藉风流一类作品深为赏识。
不过，杨慎论词并不专主一格，举凡冲淡秀洁、安雅清赡、雍穆中远、沉雄笃挚等，只要约情合中、篇句相称，杨慎都是赏识的。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又是通脱的。例如，卷二《闲适之词》通过列举宋傅大询《水调歌头》、宋黄昇《酹江月》、元刘因《风中柳》以及宋吕本中《满江红》共四首“闲适”类词作，表现出了对冲淡娴雅、淳朴明秀一类作品的喜好。这几首词多以茅屋、寒梅、疏竹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大有陶渊明、孟浩然的风格意趣。杨慎讲：“每独行吟歌之，不惟有隐士出尘之想，兼如仙客御风之游矣。”卷三《潘逍遥》一则，评潘阆“其人狂逸不检，而诗句往往有出尘之语。词曲亦佳”。潘阆以狂疏不羁、率性自适著称，所作清古警迈、放意玄远，杨慎对此种情调也深为叹赏。《词品》对忠愤悲慨之作多所论析，显示了杨慎对此类作品的重视。例如，卷一释《六州歌头》曰：“本鼓吹曲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之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卷五论陆游《鹊桥仙》感旧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宋岳珂有《祝英台近》（澹烟横）一词，杨慎称赞其“感慨忠愤”，可与宋辛弃疾“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卷五《岳珂〈祝英台近〉词》）；元刘秉忠有《吊宋》之作，杨慎称许曰“凄恻感慨，千古之寡和”（卷一《干荷叶》）。其他如以“雄壮”评宋葛长庚《武昌怀古词》、以“慷慨悲壮”评宋李冠《六州歌头》、以“悲壮可传”评宋孙浩然《离亭宴》、以“感慨之词”评元徐一初《摸鱼儿》和《登高词》等，都显示了杨慎对雄奇悲慨一类风格的崇尚。
此外，《词品》还对“以俗为雅”“微言兴寄”“使事用典”等词学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所论虽不够系统和全面，但片言警策，时有发明，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词品》还大量涉及了词的立意命题、句法结构、用韵方式、炼字炼句、名物考释等，这些内容，本书在“注释”和“评析”部分作了一定的归纳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词品》对一些作品的选录和考订，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有些则成为后世相关研究的原始文本依据。例如，宋陆游的《莺花亭》一诗、宋杜的《酹江月·石头城》等三词、元鲜于枢的《念奴娇·八咏楼》一词、元滕斌的《瑞鹧鸪·赠歌童阿珍》一词、明花纶的题杨太真画图《水仙子》一词等，均首见于《词品》。因此，《词品》的选录起到了留存古籍的重要作用。三
据杨慎《词品序》，《词品》的成书时间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仲春。其刊行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前有周逊序及杨慎自序。这是《词品》最早的刻本，人称“嘉靖本”。其后，明清两代出现了《词品》的众多刊本和影印本，如刘大昌珥江书屋本、陈继儒校订本、顾起元校刊本、程好之天都阁刊印本、李调元函海本等，其中又以李调元本影响最大，人称“函海本”。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幼安校点本，但仍有不少舛误。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圭璋《词话丛编》修订本据嘉靖本辑入，并对王幼安校点本之讹脱加以补正，此本遂成为现传《词品》中最权威、最通行的本子。此本六卷，“拾遗”一卷，另有陈秋帆“词品补”四则。
本书即以《词话丛编》本为底本，除个别标点等依据通行本及现行通用规范做了一定的改动外，其余文字、小注等一仍其旧。《词品》不独内容丰富，而且篇幅也较长，全书有三百二十四则，近六万字。为与“中华经典诗话”的整体编写体例保持一致，我们精选了其中的一百则，并予以注释和评析。在篇目遴选上，除考虑内容的精粹性、典型性外，还适当顾及了原书结构的完整性和均衡性，于各卷及拾遗、补各部分中分别选录了一些代表性篇目。所选篇目均独立成篇，内容上不作删减，以保持其完整性。同时，保留了原有的篇名，并依据前后顺序统一加了序号。
选篇方面，本书大致遵循以下原则：
一、抄录他文者不选。《词品》大量引述《花庵词选》《吴礼部诗话》《苕溪渔隐丛话》《齐东野语》《能改斋漫录》等前人著述中的论点和内容。在摘录前人言论时，《词品》多不注文献来源或出处。有的系通篇照搬，有的对字句稍作改换，有的则是糅合、拼接几种文献而成，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例如，卷三共四十五则，其中有二十则出自《湘山野录》《吴礼部诗话》《草堂诗余》《苕溪渔隐丛话》《扪虱诗话》《敬乡录》《夷坚志》等他人著述；卷六共二十三则，其中出自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者就达十八则之多，另有两则出自《吴礼部诗话》，因此本卷中真正属于杨慎“原创”者，只有三则。拾遗一卷十六则，其中有十四则出自《山房随笔》《古杭杂记》《苕溪渔隐丛话》等一些著述中。对于这些问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明陈耀文《正杨》等早有指摘。现代人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如唐圭璋《词话丛编》、岳淑珍《杨慎词品校注》、张仲谋《杨慎〈词品〉因袭前人著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张静《评点与词话—杨慎评点〈草堂诗余〉与撰著〈词品〉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罗忼烈《杨慎〈词品〉多纰漏》（《重庆师院学报》1994年第1期）等均有举列和分析。这部分抄录之作，并不能代表《词品》的独特学术价值，因此，本书不予选录。
二、全篇存在明显错误且理论意义不大者不选。如卷三《李邦直》：“李邦直与东坡同时人，小词有：‘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苦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着。 绿野带红山落角。桃杏参差残萼。历历危樯沙外泊。东风晚来恶。’为坡所称。”此贺铸词，杨慎误记为李邦直词。再如，卷二《三弦所始》：“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小山词云：‘三弦玉指，双钩草字，题赠玉娥儿。’”实际上，“三弦”不始于元，新、旧《唐书》《宋史》等文献中就屡有记载。类似的情况在《词品》中并不少见，本书一般不予选录。至于虽有纰漏、但尚具一定词学价值的条目，则另当别论，本书酌情选录并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和评析。
三、篇幅短小、内容简单，词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不大者不选。如，卷一《乐府用取月字》：“子夜歌‘开窗取月光’，又‘笼窗取凉风’，妙在‘取’字。”再如，卷四《易彦祥》：“易祓，字彦祥，长沙人，宁宗朝解褐状元。《草堂》词《蓦山溪》‘海棠枝上，留取娇莺语’，其所作也。”这些篇目，或评述字词，或摘引文句，与词作及词论关系不大，词学意义有限，因此，不予选录。
除上述情形外，《词品》真正有价值的论述大概有一百五十则。因此，本书所选之一百则，基本上能体现出《词品》的独特面貌和词学价值。对于一些不可不谈的重要篇目，本书则采用合论的方式，在对相似问题进行分析时附带引出，并加以一定的说明。
选文之外，本书还包括“注释”与“评析”两部分。“注释”方面，侧重于对原文中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名物、事典、文献及疑难字词等的疏解和说明。有异文者，参照公认的权威版本予以适当列举。考虑到丛书的编写体例和篇幅限制，注释尽量做到清晰明了、言简意赅。为使读者更直观、全面地了解《词品》内容，避免翻检之劳，依据本丛书的统一要求，注释中还引录了不少重要的诗词作品，尤其是词作品。这些作品均来自本集或公认的权威选集、总集，如《全宋词》《全金元词》等。“评析”部分则对选篇内容进行概括说明，分门别类、剖判源流，重点在于对重要理论观点的分析和辨证。有的观点，仅为一己之见，未必妥帖，不当之处，肯请方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限于闻见和学识水平，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的纰漏和错误，也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书局宋凤娣博士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高林广2015年3月卷一一 陶弘景《寒夜怨》(1)(2)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3)(4)后世填词，《梅花引》格韵似之，后换头微异。【注释】
(1)陶弘景（456—536）：字通明，自号华阳隐居，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萧道成为相时，荐为齐诸王侍读。入梁，隐居句曲山（茅山）。梁武帝礼聘不出，然朝廷大事，每以咨询，时称“山中宰相”。信奉道教，博学多识，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等。明人辑有《陶隐居集》（一名《陶贞白集》），见明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2)“夜云生”几句：出自陶弘景《寒夜怨》，载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六》中，全诗如下：“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空山霜满高烟平，铅华沈照帐孤明。寒月微，寒风紧。愁心绝，愁泪尽。情人不胜怨，思来谁能忍。”嘹唳（lì），指声音响亮凄清。南朝齐谢朓《从戎曲》：“嘹唳清笳转，萧条边马烦。”
(3)《梅花引》：词调名，又名《小梅花》《行路难》《将进酒》《贫也乐》。格韵：指格调气韵。王国维《人间词话》：“白石写景之作……‘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4)换头：词的下阕首句句式与上阕首句句式不同的，称“换头”，也称“过片”“过遍”“过变”。【评析】
陶弘景的存世诗作并不多，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录六首（《梁诗》卷十五）。其中，《寒夜怨》最有特点。从内容来看，该诗抒写了闺阁相思之情，因此，《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六》云：“《乐府解题》曰：‘晋陆机《独寒吟》云“雪夜远思君，寒窗独不寐”，但叙相思之意尔。’陶弘景有《寒夜怨》，梁简文帝有《独处愁》，亦皆类此。”从形式上看，该诗属杂言体诗，以三言居多，同时杂以七言和五言，句式参差错落，韵律灵动婉转。
杨慎认为，词起源于六朝。《词品序》开宗明义指出：“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在本则中，杨慎更具体地指出，陶弘景《寒夜怨》与后世《梅花引》“格韵”相似。关于《梅花引》，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四南朝宋鲍照《梅花落》解题称：“《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按唐大角曲亦有《大单于》《小单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声犹有存者。”清毛先舒《填词名解》曰：“《梅花引》，本笛曲名，唐诗《羌笛梅花引》。”可见，其渊源比较久远。宋代《梅花引》词调有两体，一体为五十七字，一体为一百一十四字，即在五十七字的基础上再加一叠。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所编的《钦定词谱》卷十二，以贺铸所著“城下路”为正体，双调，五十七字，上阕七句三仄韵转三平韵，下阕六句换另部二仄韵转二平韵一叠韵。《寒夜怨》是诗，和后世作为词调的《梅花引》在字数、句式、结构及韵律形式上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寒夜怨》间用长短句，句式参差错落，从形式上看确与词体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陶弘景《寒夜怨》情致婉媚，冲淡秀洁，与后世词特别是婉约词具有相似的内容情趣和格调气韵，因此杨慎才有“格韵似之”之论。以“格韵”论词，《词品》中尚有两例：其一，评梁简文帝《春情曲》：“此诗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王无功亦有此体，又唐律之祖。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卷一《梁简文〈春情曲〉》）其二，评《春霁》《秋霁》，“皆胡浩然作也。格韵如一”（卷二《〈春霁〉〈秋霁〉》）。
学界关于词体起源的说法不少，如源于《诗经》说、源于乐府说等，而杨慎的源于六朝说考订细密，影响最大。早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就持相同观点：“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祐、李煜，吴越之钱祐，以工小词为能文哉。”（清王弈清《历代词话》卷一引）受杨慎影响，后世持相似观点者为数不少。例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清刘熙载《词概》：“梁武帝《江南弄》、陶弘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近代王国维《戏曲考源》：“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二 陆琼《饮酒乐》(1)
陈陆琼《饮酒乐》云：“蒲桃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2)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长好，欢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阵乐》《何满子》皆祖之。【注释】
(1)陆琼（537—586）：字伯玉，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陈武帝永定（557—559）中，州举秀才。历官尚书外兵郎、给事黄门侍郎，转太子中庶子等。后主时，官至吏部尚书。有集二十卷，早佚。今存诗六首，逯钦立辑入《陈诗》卷五。主要事迹见《陈书》《南史》本传。
(2)“蒲桃四时芳醇”几句：诗载于《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七》，题为《还台乐》，“蒲桃”作“蒲萄”，“长好”作“恒好”。蒲桃，即葡萄，此处指葡萄酒。【评析】《诗品》所引陆琼《还台乐》一首，共六句，每句六字。这种形式，既不同于齐言体的五言、七言古诗，也不同于间用三言、五言或七言的杂言体诗，属六言古体诗。从内容上看，此诗乃宴饮遣兴之作，并无特别之处。《乐府诗集》将之收入“杂曲歌辞”中，而“杂曲歌辞”是不入乐的，可知，该诗在韵律和曲调方面似乎也无特别之处。
那么，《词品》为何要推此诗为词体的重要源头，并说“唐人之《破阵乐》《何满子》皆祖之”呢？《破阵乐》乃唐教坊曲，后用作词调。《旧唐书·音乐志二》：“《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唐《破阵乐》有五言四句、六言八句、七言四句共三体（详见任半塘《唐声诗》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其六言八句一体，商调，五平韵，从体式上看，与陆琼《还台乐》六言六句较为接近。《何满子》即《河满子》，亦唐教坊曲，后用作词调。唐白居易有《何满子》诗，其自注云：“开元中，沧州有歌者何满，临刑进此曲以赎死，上竟不免。”后定为曲名。后蜀赵崇祚《花间集》录五代和凝《河满子》两首，其中“写得鱼笺无限”一首，六言六句，三平韵，共三十六字，体式与陆琼《还台乐》相同；另一首“正是破瓜年几（纪）”，只第三句为七字，其余与前词基本相同。这两首后均被《词谱》卷三收列。
可见，从体式上看，唐五代《破阵乐》《何满子》两曲确与陆琼《还台乐》颇多接近，杨慎所谓唐人“皆祖之”是有一定依据的。三 梁武帝《江南弄》(1)
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彩垂轻阴。(2)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此词绝妙。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其余若“美人联锦”“江南稚(3)女”诸篇皆是。《乐府》具载，不尽录也。【注释】
(1)梁武帝（464—549）：即萧衍，字叔达，南朝梁开国皇帝。在位四十八年，侯景之乱，饿死台城，年八十六。在位期间，提倡儒学，大兴佛教，重视文士，也笃好著述，有《梁武帝集》。《梁书》《南史》有传。《江南弄》：梁武帝模仿当时民歌制作的一组乐歌，共七首，分别为：《江南弄》《龙笛曲》《采莲曲》《凤笙曲》《采菱曲》《游女曲》《朝云曲》。
(2)“众花杂色满上林”几句：诗载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七》。耀彩，作“耀绿”。躞蹀（xiè dié），小步行走貌。中人，指宫女。
(3)美人联锦：指《江南弄》七曲之《龙笛曲》：“美人绵眇在云堂，雕金镂竹眠玉床。婉爱寥亮绕红梁。绕红梁。流月台。驻狂风。郁徘徊。”江南稚女：指《江南弄》七曲之《采菱曲》：“江南稚女珠腕绳，金翠摇首红颜兴。桂棹容与歌采菱。歌采菱。心未怡。翳罗袖。望所思。”【评析】
本则以梁武帝《江南弄》为例，以证填词滥觞于六朝的观点。结合杨慎的论述及相关文学史事实，《江南弄》与后世词体的关联，似可举出如下数端：
第一，梁武帝之“改”西曲和“制”《江南弄》，与后世“依声填词”相类。据南朝陈释智匠《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512）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西曲是南朝乐府的一种，因其出于荆、郢、樊、邓之间，“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列入“清商曲辞”一类，存歌词约一百四十首。从形式上看，西曲多为五言四句，个别也有四言四句、七言两句或五言、三言相间等情况。梁武帝《江南弄》以七言、三言结构成篇，与《西曲》全然不同，这显然是改造《西曲》的结果。形式上的差异，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两曲在曲调、韵律、声调等方面的不同。音乐形式发生了变化，歌辞的结构形式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梁武帝之“改”西曲，实际上正体现了音乐表现方面的需要，这与后世之依声填词有一定相似之处。
第二，《江南弄》叠句形式的运用，与音乐及演唱有关。本则所录梁武帝《江南弄》第一首“舞春心”三字属叠句，其他六首，也具有相同的结构特点。叠句的使用不仅使诗歌更具回环往复、婉转绮靡之美，同时，也有其音乐上的缘由和相应的作用。对此，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有过精辟论述：“乐府之叠句，泰半由音乐关系，然当其所叠，往往为篇中主旨所在。至如此处之叠句，则并为章法、韵脚、情意转化之枢纽，故即离开音乐，犹自有其文艺上之曲线美，亦乐府中利用叠句表情法之一进步也。”唐宋词中，叠句的使用并不鲜见。如传唐李白作《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也与词的曲调韵律及音乐形式有关，从表达效果来看，萧涤非所言之数端在词中也同样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此为填词滥觞于六朝的又一明证。
第三，大量和作的出现，与词体创作有相似处。武帝制《江南弄》七曲问世后，当时就有不少和作。如，简文帝有《江南曲》《龙笛曲》《采莲曲》，沈约有《赵瑟曲》《秦筝曲》《阳春曲》《朝云曲》等。和作的格律形式、章法结构、句式等与梁武帝所作完全相同。兹举一例：“邯郸奇弄出文梓，萦弦急调切流徵。玄鹤徘徊白云起。白云起，郁披香。离复合，曲未央。”（南朝沈约《赵瑟曲》，载于《乐府诗集》卷五十）显然，这些和作是在遵循原有曲调、韵律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与后世依曲调填词的情形相类似。四 徐勉迎客送客曲
古者宴客有迎客、送客曲，亦犹祭祀有迎神、送神也。梁徐勉(1)《迎客曲》云：“丝管列，舞曲陈。含声未奏待嘉宾。罗丝管，陈舞(2)席。敛袖嘿唇迎上客。”《送客曲》云：“袖缤纷，声委咽。余曲未终高驾别。爵无算，景已流。空纡长袖客不留。”徐勉在梁为贤臣。(3)其为吏部日，宴客。酒酣，有求詹事者。勉曰：“今宵且可谈风(4)月。”其严正而又蕴藉如此。江左风流宰相，岂独谢安、王俭邪？【注释】
(1)徐勉（466—535）：字修仁，东海剡（今山东郯城）人。齐时，为太学博士、尚书殿中郎等，梁天监二年（503），除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后迁尚书右仆射、右光禄大夫等。博通经史，勤于著述。主要事迹见《梁书》《南史》本传。存诗八首，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2)“丝管列”几句：此诗与下引《送客曲》均载于《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七》中，“舞曲”作“舞席”，“陈舞席”作“舒舞席”。嘿唇，魏晋六朝时女子的一种唇妆。
(3)詹事：官名。秦始置，职掌皇后、太子家事。东汉废，魏晋复置。
(4)谢安（320—385）：字安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官至尚书仆射，领中书令。王俭（452—489）：字仲宝，临沂（今属山东）人。少好礼学，尤善《春秋》。宋明帝时，官秘书丞；入齐，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著有《七志》。【评析】
迎来送往，亘古不绝，古诗中歌咏此类题材的作品汗牛充栋，比比皆是。然而，专为迎客和送客而创作的乐府诗却并不多见。《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所载录的抒写离情别绪、宴饮遣兴之作不少，但迎客、送客之曲却寥寥无几。因此，徐勉的这两首词就显得弥足珍贵。大抵词之初始，以宴饮娱宾为主要目的，就其合乐歌唱的表现形式及遣兴娱宾的社会功能来看，与六朝乐府诗中的迎、送之曲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杨慎论词，以为词体之源在六朝。如此，《词品》载录和叙及徐勉的《迎客曲》和《送客曲》，个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则还对徐勉的政治才能和品行节操进行了评述，称赞徐勉为“贤臣”，“严正而又蕴藉”，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文中所言“今宵且可谈风月”之事，在《梁书》及《南史》本传中都有具体记载。《梁书·徐勉传》曰：“勉居选官，彝伦有序，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咸服其无私。”江左多名士，其中尤以王、谢两家行为高蹈，风华绝代；而徐勉博通经史，儒雅风流，为政清廉，不徇私情，在杨慎看来，正可以与谢安、王俭媲美。徐勉勤于政事，常常数月不归，致有“群犬惊吠”之典：“时王师北伐，候驿填委。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宅。每还，群犬惊吠。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梁书·徐勉传》）而且，“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同上），确为一代名臣。因此，杨慎评其为“江左风流宰相”是十分恰当的。五 隋炀帝词(1)
隋炀帝《夜饮朝眠曲》云：“忆睡时，待来刚不来。卸妆仍索(2)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结梦，沉水未成灰。”其二云：“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笑动林中乌，除却司晨鸟。”(3)二词风致婉丽。其余如《春江花月夜》《江都乐》《纪辽东》，并载(4)《乐府》。其《金钗两股垂》《龙舟五更转》，名存而辞亡。《铁围山(5)丛谈》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乃炀帝辞，而全篇不传。(6)又传奇有炀帝《望江南》数首，不类六朝人语，传疑可也。【注释】
(1)隋炀帝（569—618）：即杨广，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隋文帝第二子，开皇元年（581）立为晋王；二十年（600）以阴谋废夺太子勇，得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弑父自立，在位十四年，荒淫暴虐，下不堪命，为宇文化及所杀。据称有集五十五卷，今佚。
(2)博山：博山炉的简称。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之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斫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
(3)《江都乐》：《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一》有《江都宫乐歌》一首，疑是。
(4)《金钗两股垂》：今不传。据《隋书·音乐志》，陈后主曾造《金钗两鬓垂》。《龙舟五更转》：今不传。《隋书·音乐志》：“（炀帝）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
(5)《铁围山丛谈》：宋代蔡绦所撰史料笔记。今传本《铁围山丛谈》不载该诗。
(6)传奇：小说体裁之一，一般指唐宋人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明清以唱南曲为主的戏曲也称“传奇”。【评析】
本则是对隋炀帝诗作的考叙，涉及隋炀帝《夜饮朝眠曲》《春江花月夜》《江都乐》《纪辽东》《金钗两股垂》《龙舟五更转》《望江南》等篇目，以及“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句。或录其原作，或考其名实，或评骘其优劣，虽考辨不够精细，纰缪犹存，但仍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文中所录隋炀帝《夜饮朝眠曲》两首并不可信。此诗较早见于旧题颜师古所著《大业拾遗记》：“帝幸月观，……帝问曰：‘……曾效刘孝绰为《杂忆》诗，常念与妃，妃记之否？’萧妃承问，即念云：‘忆睡时，待来刚不来。卸妆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结梦，沉水未成灰。’又云：‘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笑动上林中，除却司晨鸟。’”而《大业拾遗记》（又名《隋遗录》《南部烟花录》）乃为宋代笔记小说，主要记述炀帝幸广陵江都时之宫中秘事，内容俚俗，伪谬殊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曰：“其叙述颇凌乱，多失实，而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杨慎以何为据，认定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之作，已不得而知。之后，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一“填词必然溯六朝”条，悉数照搬杨慎《词品》，也载录了这两首诗。两诗浓艳靡丽，婉娈务情，柔媚近俗，与六朝宫体无异。而杨慎以“风致婉丽”评之，过矣！《夜饮朝眠曲》外，《词品》还考察了隋炀帝的其他作品。其中，提到《乐府诗集》所载之《春江花月夜》等三诗。按《乐府诗集》共载炀帝诗十三首，分别为：《饮马长城窟行》（卷三十八）、《春江花月夜二首》（卷四十七）、《泛龙舟》（卷四十七）、《四时白祐歌》（《东宫春》《江都夏》，卷五十六）、《锦石捣流黄》（卷七十七）、《步虚词二首》(卷七十八)、《喜春游歌二首》（卷七十七）、《纪辽东》（卷七十九）、《江都宫乐歌》（卷七十九）。对于《春江花月夜》等三诗，《词品》未作评述。
本则还谈到“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句乃隋炀帝所作，其实这一说法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因此也很难说是杨慎的发明。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及宋胡仔《补苕溪渔隐词话》都提到了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词用隋炀帝诗句事。《避暑录话》云：“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补苕溪渔隐词话》引《艺苑雌黄》云：“中间有‘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之句，人皆以为少游自造此语，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临安，见平江梅知录云：‘隋炀帝诗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少游用此语也。’”上述文献是否为杨慎所本，已不得而知。不过，“寒鸦”句为隋炀帝所作，其结论是成立的。稍后于杨慎的明代藏书家莫是龙在其《笔麈》中也载录了此诗，但比杨慎所录多出了两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此是否就是“全篇”，已无从考证。逯钦立先生《隋诗》卷三据《笔麈》本，将此诗归之于隋炀帝名下。
本则还提到传奇中有炀帝《望江南》数首事，可惜没有标注具体出处，是否确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六 王褒《高句丽》曲(1)
王褒《高句丽》曲云：“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2)覆碗漼漼，垂手奋袖娑娑。不惜黄金散尽，惟畏白日蹉跎。”与陈(3)陆琼《饮酒乐》同调。盖疆场限隔，而声调元通也。王褒，宇文周(4)时人，字子深，非汉王褒也。是时亦有苏子卿，有《梅花落》一首(5)(6)。方回遂以为汉之苏武，何不考之过乎？【注释】
(1)王褒（约513—576）：字子渊(案：杨慎误记为“子深”)，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出生于江东世族，博览经史，工于属文。仕梁，官侍中、尚书左仆射等；承圣三年（554），江陵陷，入西魏，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明帝时，加开府仪同三司。武帝时除内史中大夫，累迁小司空，出为宣州刺史。明人辑有《王司空集》，存诗四十八首。《梁书》《周书》《北史》有传。
(2)“萧萧易水生波”几句：出自王褒《高句丽》诗，见《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八》，“惟畏”作“只畏”。碗，一种敞口而深的食器。漼漼（cuī），涕泣垂貌。唐孟郊《秋怀》诗之十四：“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
(3)陆琼《饮酒乐》：参见卷一《陆琼〈饮酒乐〉》。
(4)苏子卿：生卒年不详。南朝诗人，生平事迹不详。
(5)《梅花落》：见《乐府诗集·横吹曲辞四》，诗曰：“中庭一树梅，寒多叶未开。只言花是雪（一作‘似雪’），不悟有香来。上郡春恒晚，高楼年易催。织书偏有意，教逐锦文回。”
(6)方回（1227—1307）：字万里，一字困甫，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登进士第，历官提领池阳郡茶盐。入元，被任命为建德路总管。有《桐江集》八卷，《桐江续集》三十七卷。【评析】
本则首论王褒《高句丽》曲，认为该曲与陆琼《饮酒乐》同调。《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八》引《通典》曰：“高句丽，东夷之国也。其先曰朱蒙，本出于夫余。朱蒙善射，国人欲杀之，遂弃夫余，东南走，渡普述水，至纥升骨城居焉。号曰句丽，以高为氏。”同曲郭茂倩解题云：“按：唐亦有《高丽曲》，李绩破高丽所进，后改《夷宾引》者是也。”显然，唐曲与王褒曲之间存在渊源关系。从形式上看，王褒《高句丽》是六言六句，这与陆琼《饮酒乐》完全相同。乐府句式结构的形成和音乐有密切联系，曲调和韵律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的字数、句数和组成结构。因此，杨慎言王褒《高句丽》和陆琼《饮酒乐》“同调”，“盖疆场限隔，而声调元通也”是有依据的。
接下来，杨慎还对四位同名同姓的文人进行了考论。北周有王褒，西汉也有一个王褒，此王褒非彼王褒也。汉代苏武，字子卿，其北海牧羊、终得回归汉庭的事迹详载于《汉书·苏武传》，国人妇孺皆知。南朝诗人苏子卿传世作品不多，生平事迹不详，名气也远没有汉代的苏子卿大。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曰：“予考杨诚斋所言，则谓‘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为苏子卿作，虽未必然，而‘花是雪’与‘花似雪’，一字之间，大有径庭。”方回原是针对杨万里《诚斋诗话》中的说法而言的，《诚斋诗话》明确讲到南朝苏子卿有《梅》诗：“南朝苏子卿《梅》诗云：‘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介甫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述者不及作者。”方回对此有异议（“未必然”），但也未明言此诗乃汉代苏武所作。到了杨慎这里，就认定“方回遂以为汉之苏武”，进而对方回提出批评。显然，杨慎所论依据不足。七 《穆护砂》(1)《乐府》有《穆护砂》，隋朝曲也。与《水调》《河传》同时，(2)皆隋开汴河时，词人所制劳歌也。其声犯角。其后至今讹“砂”为“煞”云。予尝有诗云：“桃根桃叶最夭斜，水调河传穆护砂。无限江(3)南新乐府，陈朝独赏后庭花。”【注释】
(1)《穆护砂》：《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二》载无名氏《穆护砂》诗一首：“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唐诗品汇》《全唐诗》均署张祜作。
(2)犯角（ju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二》引《历代歌辞》曰：“《穆护砂》曲，犯角。”角，五声之一。《周礼·春官·大师》：“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
(3)“桃根桃叶最夭斜”几句：此乃杨慎《三阁词》二首其一，载于《升庵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升庵集》“最夭斜”作“斗春葩”，“河传”作“歌传”，“穆护砂”作“穆护沙”，“陈朝”作“君王”。【评析】
杨慎认为，《穆护砂》乃隋朝曲，与《水调》《河传》同时，系隋开汴河时所制劳歌。从现存资料来看，《水调》《河传》基本上可以确定为隋曲。唐杜牧《扬州》诗三首自注曰：“炀凿汴河，自造《水调》。”（《樊川文集》卷三）宋王灼《碧鸡漫志》引《隋唐嘉话》云：“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又引《脞说》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帝喜之。”可见，《水调》《河传》为隋曲的文献依据比较充足。
然而，《穆护砂》是否为隋曲，别无他证，杨慎的这一说法不知何据。
穆护，指唐代祆教传教士。《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勒大秦穆护、祅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据任半塘《唐声诗》，“‘穆护’乃古波斯语，或译为‘摩古’，意为传教师。祅教之一派为摩尼教，唐武宗时，曾与佛教并遭禁改。其音乐之流行，可能亦因此而衰。宋词《穆护砂》已演变为慢词。”《穆护》乃唐教坊大曲，取其煞尾，故名《穆护煞》。“砂”或“沙”，都是“煞”的同音字。关于此曲的创始年代，任半塘认为乃“玄宗开元以前人作”。八 《回纥》(1)《回纥》，商调曲也。其辞云：“阴山瀚海信难通。幽闺少妇罢裁缝。缅想边庭征战苦，谁能对镜冶愁容。久戍人将老，须臾变作白(2)头翁。”其辞缠绵含蓄，有长歌之哀过于痛哭之意。惜不见作者名氏，必陈、隋、初唐之作也。又有《石州辞》云：“自从君去远巡边。终日罗帷独自眠。看花情转切，揽涕泪如泉。一自离君后，啼多(3)双眼穿。何时狂虏灭，免得更留连。”并附于此。【注释】
(1)《回纥》：载于《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二》，无名氏作。解题引《乐苑》曰：“《回纥》，商调曲也。”
(2)“阴山瀚海信难通”几句：《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二》“阴山瀚海信难通”作“曾闻瀚海使难通”，“冶”作“治”。
(3)“自从君去远巡边”几句：载于《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一》，题为《石州》，无名氏作。“揽涕”作“揽镜”，“双眼”作“双脸”。解题引《乐苑》曰：“《石州》，商调曲也，又有《舞石州》。”【评析】
本则载录了《回纥》和《石州》两曲，并对《回纥》的风调做了简单评述。
据《乐苑》，两曲均属商调。商，谐“伤”，作为乐曲七调之一，商调凄怆哀怨，适合于表达愤慨、痛楚之情。宋欧阳修《秋声赋》曰：“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对于这两种曲，《乐府诗集》每种都只载录了一首，且没有作者姓名。可见，两曲的地位比较特殊。
关于《回纥》的创作时间，《词品》非常肯定地讲：“必陈、隋、初唐之作也。”《乐府诗集》将两曲均列入“近代曲辞”中，《乐府》所谓之“近代”是指隋唐，这也间接地证明了杨慎的推论是正确的。从内容上看，《回纥》一诗属思妇征夫类作品，通过对闺中人行为和心理的细致描述，抒发了时光易逝、青春难再的感慨，同时也揭露了战争和征戍给普通人生活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词品》以“其辞缠绵含蓄，有长歌之哀过于痛哭之意”来评价之，无疑是客观而准确的。《石州》曲所蕴含的思想与《回纥》一篇基本相同，可能正缘于此，《词品》将之附列于后，以便互相对照。不过，《石州》反对战争的情绪要更强烈一些，因此其思想性明显要高于《回纥》篇。另外，《石州》以五言为主，其句式结构与《回纥》也有着较大的差异。九 梁简文《春情曲》(1)
梁简文帝《春情曲》云：“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钩挂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头(2)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此诗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3)五言。王无功亦有此体，又唐律之祖。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4)。【注释】
(1)梁简文帝（503—551）：即萧纲，字世缵，小字六通，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的同母弟。侯景之乱，梁武帝困饿而死，其遂即帝位，在位二年，为侯景所弑。《梁书·简文帝本纪》称其“博综儒书，善言玄理”，“篇章辞赋，操笔立成”。诗风轻艳绮靡，号为“宫体”。
(2)“蝶黄花紫燕相追”几句：诗见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卷九，题为《杂句春情一首》，“城头”作“城南”。清吴兆宜笺注本有案语曰：“杂曲歌词，乐府作《春情曲》。”
(3)王无功：即王绩（约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初唐诗人。有《王无功文集》。
(4)《瑞鹧鸪》：词调名，又名《舞春风》《桃花落》《鹧鸪词》《拾菜娘》《天下乐》《太平乐》等。此调最早载于五代冯延巳《阳春集》，题为《舞春风》。【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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