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社生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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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旧影(旧京影像，图说袁世凯，还原一个时代的记忆)(旧京人物影像馆)试读：
前言
革命啦，运动啦！
每次来时都是轰轰烈烈，每次都以12级以上的破坏力横扫千军如卷席。
而且每次鼓吹者都向国人保证，这次将彻底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总是一次次相信，一次次地凑热闹，一次次地赔上老命。
谁叫我们这个民族就好一惊一乍的热闹。谁叫我们相信不需要长期努力，罗马可以在一天之内建造成功的神话。
这不，突一日，有人登高一呼：革命啦！汉口街头马上风起云涌。热闹过后，只是没了辫子。月亮还是那个月亮，赵庄还是那个赵庄。
查“革命”二字，老祖宗的字典里虽有，但现在这种用法据说来自东洋。“革命”二字一经改头换面，立刻成了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难怪，中国以前虽没用这个词，但是这些个事儿已经干了三五十回了。“革命”是什么，其本义是有话不好好说，“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可是中国人后来所说的革命，已经和刚传入的本义大不一样，从一个中性偏贬义的词变成了褒义词。政客往往用之标榜自己，给政敌于“革命”二字前再赠送一个“反”字。我纳闷了，不是都说咱们是浸泡在儒家文化中的“化民”？曾几何时，“中庸”二字被走极端的“革命”二字给换了？
多想想就能想通：中国人多，挤得很。特别自乾隆后，人口上了四亿！一位18世纪在北京工作的传教士明确指出：“人口过多，迫使中国人不养牛羊，因为供养牛羊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
人多地少，慢慢地养成了潜意识里的一种极端的自我保护能力——非排挤打击隔壁的王二，否则不能得那一亩三分地。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劣根性叫作“窝里斗”。
血淋淋的“革命”二字传入中国，于“汉奸”“卖国贼”外，咱们又多了一种打压别人的手段。
我以前很少看民国历史，大学期间最不喜中国现代文学史。为甚？因为咱们的先人动不动就给人贴标签、戴帽子。
历史，管他好人坏人，把人家干过的那些个事儿原原本本地都端将上来，我等自有评断。不是说“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吗？到了节骨眼上就不这么想了。
晚清民初，国体与政体之争一时鼎沸，大家以为只要弄清这两条就能救中国。这百年来的历史多次证明，只问上层建筑不问基层“群体”是最大的书呆子气。曾几何时，世界上的制度条文或多或少地都被引入中国。热闹后，留下什么？
你不能说引入者动机不纯，只是这些个舶来品实践下来，不是水土不服就是被稀释、被同化，最后被扭曲了。
为什么？
这就引出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体”现状。
大清国和别的主要大国比，不在经济的高低，人口的多少。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体”没有“被近代”过，整个国家不是人家所说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咱们大清国基本分两块，一个是皇家，一个是“臣民”。用袁世凯的话说，清只是一个朝代，不是一个国家。
清国就像一个大村子，皇家是村中的大东家，皇上是大东家掌柜的。围绕着这家大户，有一批称之为一品、二品……跑腿的和帮闲的，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散户。
平时大东家居高墙深宅里吟诗作画，和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只在秋后收租子时才打下照面。
所以咱们这个大清国，和历代王朝一样，历来是“东家的事儿东家管”“百姓的事儿百姓管”，是个比较极端的二元社会。
因此，别指望有什么事儿老百姓会拿命来捍卫。“群体”没有“国家”概念，不会和你同生死共患难。
用眼下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叫“没有公民意识”。生活的艰难和社会的排他性，让每个个体都将防卫的底线画到自家门口。
这才是问题所在。这些问题百年来也没有彻底解决。
君不见，为了一个公用面积里的酱油瓶位置，筒子楼里的知识分子可以大打出手；打后当事人还能回到斗室，镇定自若地写出一篇“主旋律”的好文。
君不见，走遍中国，公路旁的树上到处挂着丢弃的白塑料袋，在风中哗啦啦作响，不禁使你想到拜伦的诗：“……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像雷雨似的迎接狂风。”
可是政客不管这些，人家都喜欢自上而下入手，关起门来定几项制度，容易而且政绩看得见。好样儿的如光绪皇帝，数千年的旧制度，人家103天里发了数十条手谕就想改变，后来一个上午就让人给废了。事后发现除了康有为们愤怒外，国人大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百姓闹不明白“变法”，大伙儿最多把它看成是大东家的老妈和儿子吵嘴。出于数千年顶礼膜拜的“孝”，大伙儿指不定还认为老妈有理呢！
再说，政客也没有这个能耐，他们有的只在位子上三五年，多则十多年，最极端如康熙同志干“革命工作”六十年，能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
说到底，从来没有“被近代”过的国人是消受不起梁启超的“政体”“国体”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不问政体，不问国体，只问群体”。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别怪东怪西的，问题就出在“群体”自己。
根本的还是要从一个个个体做起，“群体”好才是真的好！
群体是“半野蛮人”状况，制度装扮得再漂亮、标榜得再先进也会露馅儿。“群体”如果是优秀的，“被近代”过的，不二元社会的，再烂的制度也能发挥到美的极致。
只问“群体”，其实最难！因为要从娃娃抓起，要全民识字；培养公民意识，消除“患不均”之感。
这类事儿听起来语不惊人，做起来没轰动效应，而且十年八年看不出效果来。所以任何政客都喜欢奢谈短平快的“政体”和“国体”，他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儿。
不要相信罗马是可以一天建造出来的。
也不要相信民初的悲剧是有一个特别“孬”的人直接造成的，以为历史上没这个人就一切OK了。
袁世凯何人？不过一政客也，最多是伟大的政客（政客称伟大的大有人在）。
政客的专业就是见风使舵，投人所好。如果这手不会就不是专业政客。
试想，如果20世纪最初几年，“群体”没有立宪的思潮，袁世凯不会贸然去充当那个“立宪派领袖”。
如果1911年，大半个中国的“群体”都不想试试共和，他也不会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如果1915年秋，“群体”没有厌倦了共和的吵吵闹闹，想“老主子”了，袁大总统也不会去打造那把龙椅，“洪宪”一回。
说得明白点儿，民初的那些事儿和任何个人都没多大关系，全在那时的社会。
后人看这段历史，别忙着贴标签。
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会儿大伙儿的想法老在变，绝不能拿1909年上半年的民意去套下半年的事儿，到了1911年更是一天一个“民意”。也难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睡了三千年，一觉醒来，发现乌龟要跑到终点了，这下急啊！正所谓“清朝的突然灭亡，现代的东西被嫁接在了几千年的树上”。（《纽约时报》语）
了解这些，你再来看袁世凯，就不会说他一会儿忠于大清，一会儿出卖大清了。
所以本书特别在意袁世凯当国那段时期的社会“时文”和同代人、身边人的回忆，在意历史的原汁原味，特别在意国外报纸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的诸多细节。
为市场计，本想演义一下袁世凯。后来一想，自己从不看武侠，也不翻演义，做不来！所以本书不会以强烈的个人情感，近似武侠的笔调，去“英雄”“狗熊”主人公。这里只摆事实，没有结论，结论由您自己给。张社生2016年9月28日于北京朗琴园第一章袁世凯素描
袁世凯其实一身的矛盾：生就一副庄稼汉的面孔却有“国之能人”的肚肠；人不足五尺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职业军人”；倡言改革，却一妻九妾，相信风水和宿命；一生办国事无数，却留下“窃国”之名。机巧的袁世凯
评价袁世凯，最忌主观判断，不可脱离当时清末民初的大背景，孤零零地“政审”他，更不能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去看他。
我观此人，一生事业红红火火，操弄政情跌宕起伏。但是你一见不着他有啥子“理论”，二听不到他有啥子路线，是个执政到哪儿算哪儿的主儿。我的第一个判断，袁世凯就是一个官场技术娴熟的机巧型“伟人”。是的，我对他用了“伟人”二字，一是咱们的伟人曾经认为他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的清末民初“四大伟人”之一；二是如今“伟人”评判标准已降到经济适用型，咱就权当袁老是位经济适用型伟人吧！
袁世凯可怕就可怕在他是政治机巧派，可爱也就可爱在这政治机巧派。此话怎讲？
先说可怕。和他打交道的人发现，历来遇事他奉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国政处理模式。在民初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此君满脑子里没有一点点现代政党政治的观念，也不管对方属于哪党哪派，只把京华政坛上的政客权当个体户对待。国民党的汪精卫不错，那就列支十万大洋预算砸向汪精卫。袁世凯手下管这类“政治钱”的唐在礼就说：“汪精卫，袁很早就收买他，从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买通了。后来一直给钱，听袁指使。他的钱是通过陆建章领取的。”对于那些政敌，他都懒得甄别。唐说：“抓到那些人，只要是不知名的，差不多总给安上一个宗社党的帽子，拉到后门什刹海枪毙了事。”
做了总统的袁世凯，管国家的方法，说白了还是他小站练兵时的那一套。对此，他曾不小心在张之洞面前说漏了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和官，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这样的军阀管政治很可怕，把偌大一个“悠悠中华”当兵营对待，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民初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被这赤佬这么一管，也就万马齐喑了。所以任公梁启超看得门儿清，“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之术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因此“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可见袁世凯的所谓政治，讲的是娴熟的政治技巧，玩弄的也是一些雕虫小技。这类动作一多，在士大夫那里便口碑欠佳，形象猥琐。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最多就是一个不说话的“苏秦”，只是苏秦口若悬河贩卖合纵连横，袁世凯手段毒辣，是个闷葫芦型的机巧家、纵横家。
纵观近代史，甭管什么思想，没有一个思想武装的团队都坚持不长。袁世凯整天婆婆妈妈地应付小局面，却放松了对北洋集团内部的思想改造。到头来，他一倒下，众人就来抢食，或作鸟兽散。机巧派袁世凯最后还是输在“机巧”二字上。你说可怕不！1898 年荷兰画家胡博·华士为 39 岁的袁世凯所绘的肖像画。袁世凯从外表看很忠厚老实，也像是中原地区走出来的子民。然袁世凯内里是一个灵巧加机巧的政客。孙中山和袁接触后说：“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
可怕之人必有可爱之处。纵观袁世凯宦海一生，无博大精深，却也能基本上与时俱进，跟上当时时代潮流。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迎合大多数。
如果我们不孤零零地把他独立出来单个审视，不用千百年来被一代代朱熹们逼上道德绝壁的孔孟之道衡量，他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官僚可爱多了，也进步多了，甚至实用多了——和支持义和团的那些土里吧唧的民粹派老顽固比，他算是开明派；和那些口若悬河的康有为们比，他算是稳健改革派；和那些革命党人比，他算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
袁世凯当总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选择”，“历史选择”本身是从来没有对错的。今人以隔靴搔痒的三言两语给一个复杂时代、复杂人物定调，会流于简单化、绝对化，最终也一定是脸谱化的。虽然，我知道，在历史读物市场上，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是一条销售历史书籍的捷径，特别是在一个盛行“武侠小说”的国度里。
不错，袁无甚大想法、大思路，但此君的基本判断应该说不失准头。他对当时的国情还是看得比较深刻的。他曾说：“共和主义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非真为人民所主持。余深信国民中有十分之七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若今次革命推倒清室，将来守旧党必又起而革命，谋恢复帝制。似此国中扰乱不已，人人将受其害。数十年间，中国将无太平之日矣。”
他看得准吗？蛮准的。但是我要说袁世凯的视点只是站在当时北直隶、山东和山西等民风保守的北方之地看，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可能和他的判断正好倒个个儿。这就是辛亥革命一闹，只剩下北方五省不宣布独立的原因。山东宣布了，马上又反悔了。不管怎么说，说当时的民意是新旧参半，大概不失公允。根据这个判断，袁世凯的理政还是有自己的思路的，只是他从来没在这方面做施政演说，也没搞出一个纲领，其准绳就是维持局面不乱。从表面看他是随政局而动，暗地里玩的还是前清密室政治的那一套。史学家骆宝善认为，他“确有异乎常人之处，绝非笨伯之所能为。除了眼光独到，具有政治动物异乎寻常的敏感外，他善借外力也是其步步高升的原因所在”。其政坛引路人中有李鸿章、荣禄、奕劻、端方、吴大澂、张之洞、那桐、载振、周馥、盛宣怀、张謇、徐世昌、严修、唐绍仪、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杨士骧等，手下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武将拥戴，更通过结拜、贿赂和姻亲裙带等办法，编织关系网，扩大执政基础。
结果，袁世凯政治操作技巧十分娴熟，却把“道德”二字扔在一边，这就难免为“道德历史观”所恶。而在我看来，恰恰弃道德、重实利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进步，有其可爱的一面。着晚清制式“武警”大衣的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送给《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照片，莫理循在1912年受聘担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民国四年（1915 年），袁世凯还将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来嘉奖莫理循为其做出的贡献。为官之道在于办好差
袁世凯一生行事，浑阔机巧有余，明智聪慧不足。
袁氏懒读经书，不识圣贤，却混迹市井，玩弄人情，加之生于富贵豪门，叔祖父袁甲三官居总督，所以弱冠之年，即得机缘，先随堂叔袁保恒、袁保龄赴京办差，后随父辈好友吴长庆历练行伍，经营朝鲜驻军事务，所以其“趁时就势、精于世务”的应变能力，远非同时代书生之辈可比。
不读圣贤书有时未尝不是幸事。因为少些道德羁縻，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偶遇机缘，甚或碰上历史紧要关头，沧海横流之际，彼辈才能不管不顾，豁得出去，干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伟业来。刘邦便是先例，袁世凯紧随其后，算是后例。
行走市井、浮沉江湖，而不读圣贤经书，做英雄事业，自不妨展露雄才，巧于应付；但做帝王事业则不免缺乏大略，看不清历史方向。所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袁世凯一生，就是个有雄才无大略的主儿，因此不难遂青云之志，立身云端，但却昧于大势，无法拨云见日，看清未来的出路，最终跌落在历史的迷雾中。
袁世凯一生，能办好差，却不明大势，所以处事多能，治国无纲，缺乏引领改革、洞见未来的治国方略。
如此说来，叱咤中国政坛26年，做过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倒是缺少政治理论的功夫，多少有点不学无术的意味。说不学无术是过了点儿，其实，清末那几位名人，早就有人评论过：“岑春煊不学无术，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郑孝胥语）“不学”可以理解成没学问，无思想，“有术”就是能力强。这话准！
袁世凯说到底是个官僚体系里的工程师，此公既不风雅，也不著书立说，混迹在官场，练就了十八般武艺。最让人吃惊的是，初出茅庐，当了个五品的直隶按察使，便让满朝的文官武将一边骂他小人，一边保荐他。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唐德刚说：“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缘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袁世凯一生中最气血饱满的一张照片。从照片上看，似乎体重也控制得很好，有相当不错的精气神儿。慈禧太后是个比较难伺候的主子，也只有精力充沛的袁世凯才能把事情办好。为官之道，如果说能把差办好还不算政绩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才是政绩了。所以从小枝节上分析袁的得失，基本算瞎子摸象。说到底，袁世凯是一个不错的“公务员”，我们不能用对政治家的要求审视他。是个肯做事的主儿
有人说，拿了薪水当然要干事儿。不尽然！
满朝文武不干事儿的多着呢！清贵们大多“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遇事喜说“知道了”或者“照例”，然后交于下属，下属再承包给别人。三包，四包，最后不知道谁拿了这百分之十的回扣，了断了“国家大事”。
袁世凯办事是出了名的顶真，有时顶真到了婆婆妈妈的地步。典型事例莫过于小站练兵。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包括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粮饷制度等，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淮军的旧制。他这个总管，一改以前朝官的马大哈习性——高高在上，百事不管，十天半月来一次军营，应付了事。他可是天天住在军营里，不但训练章程由自己和徐世昌等亲信拟定，便是人员招聘这等小事，他也要一个个过目，连部队士兵晚上的军靴怎么放，兵器如何储存，早上的被子如何叠，都要一一过问。
军饷是官兵最实实在在的利益所在，以前的军头放任下面军官吃花名册，弄虚作假，袁大帅发饷这天是非得来现场监督不可，看到真金白银发到每个官兵手上，才心满意足。
试想，小站在天津咸水沽南约十公里。咸水沽，咸水沽，说明小站周围以前就是盐碱地，虽然小站这地方因为南运河水夹带着漳河从黄土高原卷来的泥沙和氮、磷、钾等有机肥料，注入了小站的土地，成就了著名的“小站大米”，但是毕竟此处没有天津闹市区的便利性。袁世凯能不声不响地在这里默默奉献，那股子认真劲儿值得肯定。
中国外交之父顾维钧回忆多年在袁世凯身边的情形：
每天早晨我们将日文、德文、法文及英文报章择其重要条目译成中文，下午译完，供袁总统次日阅读。
……某日晚约九时半，我在外有饭局，总统府来紧急电话找我。我接过电话，原来是总统府一位秘书打听新闻的译稿为何尚未送到。他说打搅我很感抱歉，但总统每天早起穿衣后必要索阅，因此他急于替总统准备好，供他阅读。此事表明袁总统是如何重视我们的翻译，虽然总统的副官处也在翻译路透社的报道。
……1915年1月该处未能认出一份实系来自日本天皇的贺年电报，总统对其工作失去信心。自此以后即下令不愿再看副官处的翻译文件，而只看外交部的材料，并要外交部送呈每份电报的译文。这些情况说明，袁总统是如何地注意国外舆论和外国报纸有关中国的评论，以及各国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穿朝服的袁世凯。这张应该是袁世凯在天津北洋通商大臣任上拍的。窃以为，袁世凯的一生最辉煌的是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任上，将其这段时期所做的“丰功伟绩”罗列出来，居然可以排出三大页！纵观其一生，官位也是利用叔叔辈的关系打通的，但是上位以后，还真能干事，也勤于干事。这么看来，袁世凯的官场成功算是走的正道，也是对八股取士的极大讽刺。办事嘎嘣脆，什么人都敢用
部队里男人扎堆，男人在一起要的就是一个嘎嘣脆。直隶省五品按察使袁世凯管部队训练，就必须像个“纯爷们儿”。有人说，废话，在部队里，哪个不阳刚？我说有，袁之前管部队的大多都是王伦式的“阴柔”书生。因为中国的皇帝最自私，武将不统兵，由进士出身的翰林去统，怕的是政变。
袁世凯不算真正的武将，但人家那会儿吃住在部队，就差和战士们睡一条炕了。
他经常深入各营，下到小小的棚头，他都能叫出名字，并了解他们的性格和优缺点。为了刻意强调同甘苦，共命运。下雨了，别人给打伞，他猛地一推说：“大伙儿都在淋雨，为什么我不能？”问得好，这一问问得全军将士泪流满面，这一问问出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洋集团”来。对其军人性格，《纽约时报》是这样评论的：“中国人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第二个康熙。他的聪慧和性格上的刚强与他的任务成正比，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将得到力量和独立，这对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精神生活同时在价值观上西方化的国家来说是必需的。”（1915年5月16日《纽约时报》）
袁世凯办事果断，奖罚分明，就是罚也给人留足面子。他从不说过头话。其好友王锡彤说：“其大过人处在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才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从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之成，而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
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也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赃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
这话似乎有点过誉了，光其身边一大堆姓袁的亲信就无从解释。
但胡思敬所谓“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的评价，老袁还是当得起的。
敢于用人，顾维钧一留美海归，他大胆起用，后成就“民国外交第一人”。
不念私仇的优点让袁世凯重新得到了张謇、盛宣怀、梁启超的支持。
不限流品的最好注解是曹锟，原本一个贩布的成了统制，乃至总统。曹锟，北洋政府最后一个“大总统”。他出身贫寒，年轻时不愿务农，又不肯随父亲学造木船。10岁即走街串巷，贩布为生，与地痞流氓为伍，到处惹事。20 岁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征入伍。袁世凯认为曹锟长得“虎形而有福相”，且粗通文字，遂派其为右翼步兵，一营帮带。耐得骂，死猪不怕开水烫
袁世凯精明，办事麻利，“视黄金直如土块”没错。但是此君如果装起糊涂来，死猪不怕开水烫，谁也拿他没辙。
这个受气包被慈禧骂过，被光绪帝训过，被摄政王用枪顶着喉咙说过“为民除害”，被李鸿章说成“小人”，让御史参得不能再参。他都忍了，人家那叫肚大如海。
可民国了，袁成了“兆民所托”的大总统了，这回大家该收口了吧。
才不！还是有人骂他。这里有真骂，假骂，有小骂大帮忙，有装疯卖傻的骂。
对这些人，袁采取三种对策。有权的，掌握枪杆子的骂他，他不能含糊。发展成政敌的便交军政执法处“合法合理”地解决，多少反袁人士就在袁的“合法合理”之下被处决。
对报社出版物，只要没被“敌对势力”利用，一般不开杀戒。至于翰林文士，老袁素来格外礼遇，就算骂他，也特别大度。“辜疯子”鸿铭先生，写文章将袁世凯狂骂了一顿，基本属于无理取闹，但是袁大总统也没把他怎么着。
文人骂袁，非此一例。但老袁概不细究，一来国中文士自古都好这一口，老袁心知肚明，反正权骂不掉，命骂不死，就由着他骂好了，还显得自己特有政治家的风度。至于其中过分者，礼让不行的，老袁也只是对其软禁而已。所谓软禁，其实也不过是好酒好肉地“招待”。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到的“章疯子”闯总统府骂袁，就是一例。话说袁世凯批了巨款，给革命元勋章太炎弄了个考文苑，希望其闭嘴收腔，到书斋做学问。等章太炎真的去办，款子根本没踪影，事也没人理，章火上来，便去大闹总统府。据《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野史说门口警卫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他在接待室中踱来踱去，眼见国务总理熊希龄谈过了，副部长向瑞琨谈过了，还没轮到他。一下怒起，骂道：“向瑞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得，难道我见不得？”边上财务部长梁士诒来劝，也被他一顿臭骂。章太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掀椅子，翻桌子，甚至操起桌上的花瓶朝大总统画像掷。结果可知，“章疯子”被卫兵强行捉入马车。袁把章软禁在钱粮胡同一所大宅子里，好吃好喝供着，亲友和弟子也可前去探望，但就是不让他出门。章也真有疯人本色，连骂三年，每日大书“袁贼、袁贼”二字，整日以此为乐。老袁知道了，只说了句：“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袁某，真乃死猪不怕开水烫。《倒马桶》
作者：辜鸿铭
丁未年，张文襄（张之洞）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辜鸿铭（1857—1928），清末一怪杰。20 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等 9 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从喜欢侃大山到谨言慎行
许多书里说起袁世凯小时候，都说他书读得不好。
您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那时候袁老四喜欢侃大山。
您不能让他棋逢对手，如果碰上了，他可以海阔天空地神聊一天一宿不睡觉。这不，七子袁克齐就说过这样的故事：
我听老家人王凤祥说：“总统少年读书的时候，并不十分专心，整天在家与徐世昌（那时徐在我家附学）谈论国事，因此成绩不太好。你二姑母学问很不错，对他考查很严。有一次，你父亲背不下书来，你二姑母就不让吃饭，我偷着把两个热馒头给他送到书房，因为得路过你二姑母窗前，只好把它藏在袖筒里，以致烫起两个泡。”
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从朝鲜回来，朝廷对其在朝期间的表现是不满意的。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
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
李鸿章为袁世凯做了挡门板，但是心里也有点怪他在朝鲜过分积极，将局面弄成这样。所以有段时间李鸿章对其爱答不理的。这样，袁世凯便下岗待业了。
长大了，进了官场，袁世凯才摸到了做官说话的门道。所以，后来他身边的人回忆袁开口说话的事，给人的印象是他话不多，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射向你，专心得很呢，自己却只听不说，城府很深。其实，他在开口前必做三样功课。
其一，对慈禧太后、荣禄这些上级领导，他大多是少说为妙，不说为好。他教家人的秘诀是：“慎言，言多必败，慎言，即所以免祸。”
其二，私下和妻妾们在一起，思想放松了警惕，粗话连篇，还不时地加上几句黄段子。六子袁克桓的同学关祥凯和刘梦赓回忆：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我们去过袁府几回，大多是五姨娘接待。一次碰巧，袁世凯到五姨太房里，看见我们几个青年人，很高兴，问我们学什么。克桓一一回禀介绍。袁世凯脑门亮光光，双眼皮忽闪闪地望着我们，长过嘴角的胡须未言先翘：“学洋玩意儿应上新学，要不怎么‘日他们先人’！”说完哈哈大笑。
其三，开会时，总是一个个点名让大家都把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在众人说完前，自己绝不表态。袁世凯六子袁克桓。在袁世凯的诸多子女中，袁克桓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一位，性格也比较像袁世凯，其小女儿袁家芯回忆说：“父亲的声音很洪亮，口才也很好，表达能力非常强。”军人袁世凯
袁世凯是个如假包换的军人，在袁之前，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几千年来都是秀才带兵打仗，明清的总督不单是地方政府行政首脑，还兼任军区司令，公检法一肩挑。
和日本打甲午战争，人家天皇在广岛大本营里与参谋部策划于密室，制订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据说连被中国人打败后，逃到西伯利亚的退路都设计好了。中国人却只顾满足于口水抗日，让那些“爱国诗人”写些慷慨激昂的对仗诗句，讽刺挖苦日本人，认真的军事准备却一样没有，结果可想而知。
袁世凯没进过军校，但是业余爱好军事。据说做政府部门文员时，人家吟诗作画，吟风弄月，他却一个人在那里捯饬兵家那些个事儿。同事们笑他，他却死不悔改。
练兵，练新式军队，这在袁世凯去小站前已经有几人干过了。袁世凯不是第一个，却是最成功的一个。袁世凯是在1895年接下不大熟谙军事的文官胡燏棻的练兵摊子，来到小站的。刚干了一年，1896年４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
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感到十分懊恼：“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不久兵部尚书荣禄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奉命前往查办。亲历此事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称：“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指荣禄）默识之。谓余曰：‘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余谓：‘素不知兵，何敢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文忠曰：‘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荣禄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建议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就这样，为袁军军容所动的荣禄以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将袁的各项控罪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这对袁世凯来说是多大的恩情啊！后来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这是其不了解荣袁之间的这段生死之交。何况，袁一直标榜自己是新派人物中的稳健派，有意和康有为保持一段距离呢！
荣禄没看错人，袁的确是练兵的里手。袁练兵有理论：“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训以开其智识，固其心性；练以增其技艺，增其材力。”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谓军人理政。从袁始，职业军人成为政坛的主角。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人袁世凯在彰德府秋操期间骑马疾奔的照片。这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收藏的，也可能就是他拍摄的。袁世凯骑马姿势有模有样，没有上百小时的训练，不可能有如此熟练的骑术。可见，作为军人，袁世凯不是如外面所说“混日子者”。据说军人袁世凯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官兵们都很怕他。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眼光四射，像只老虎。新军军营里的步兵刺杀训练。袁世凯规定每次士兵训练，军官都要在现场观看、讲评。当年袁世凯经常下连队，参加此类的讲评。训练后必须开总结评比会（北洋第三镇），这一条被袁世凯坚持下来，没有走过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没有和八国联军正面交手过，为什么？傻瓜才喜欢和这种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交手呢！整洁的军营（北洋第三镇）。上图中整齐的被褥我们看着怎么有点似曾相识？下图中的羊毛大衣被清一色地翻晒在外屋，以便于汗水的蒸发。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到袁管理的到位。57岁寿终——命短
袁世凯57岁过世，未免早了些，搁到现在，连离退休年龄都没过。
袁的生命为何如此短暂？世人众说纷纭。信中医者归为进补过头所致。据天津袁府任总管的陶树德回忆，说袁每天凌晨五时起床，之后进办公室批阅一会儿文件，“然后喝茶、牛肉汁、鸡汁。7时早点，包子四色，鸡丝面一碗（一般仅吃包子一两个，余下由侍从分充早点）”。“10时左右，进鹿茸一盖碗。11时许，进人参一杯。中午12时午餐”。下午“点心为西餐，然后服自制活络丹、海狗肾。7时晚餐……”因此有人认为袁所食用的“多为补血强身、滋阴壮阳者”，属于补血强身过度。信纵欲过度之说者认为：“伤于情色。袁妻妾成群，不下十数，她们共为袁生育了32个子女。”
但是这些依据，个人看来，都有些牵强附会，腐尸味太浓，和现代医学的科学原理格格不入。窃以为袁世凯短命，首在“忧惧而死”，“忧惧”二字是他头上一把刀。洪宪帝制的美梦破灭后，引发了举国声讨，但真正伤及老袁的是北洋系亲信的众叛亲离。想想这些人曾经的“忠恳”，看看现在不可收拾的局面，心里一定似刀割。研究表明，人的每一次生气都会引发心跳加快，心脏收缩力增强，血压升高，血液变黏稠，从而造成心肌缺氧。伊朗国王巴列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被推翻后，都很快忧郁而死，袁难道是特殊材料铸成？
其二，袁世凯家族的男性都不长寿，都没过60岁而终。其父袁保中，享年51岁。养父（叔父）袁保庆突病死在南京任上，终年48岁。叔父袁保恒终年52岁。叔祖袁甲三军功显赫，官至漕运总督，也在57岁时寿终。人的寿命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遗传。宿命点儿看，袁家男性的遗传里没有长寿的基因，这也难为不得袁大总统。
最后的原因才是袁世凯的过量饮食。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麐一天早晨被袁找去问事，方坐下，问他早餐没？张一麐答已用，于是袁氏自个儿吃起来，“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余私意此二十鸡蛋一盘蛋糕，余食之可供十日。无怪其精力过人也……”
袁世凯饮食并不挑剔，只是崇拜鸡鸭鱼肉。无奈人过35岁，新陈代谢慢了半拍，吃下去的高蛋白都被储存在腰部，所以《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报道袁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情景：“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胖子袁世凯如果去体检，一定是“三高”加重度脂肪肝。这样的身材就是典型的减寿型体态，外加他朝九晚六，连续九小时不挪地方地在中南海办公，长此以往不出事才怪呢！这是1912年4月前后拍摄的袁世凯照片。这时候的袁世凯明显老了，胡子拉碴的，像一个皇城根儿下的糟老头。这一天英国记者为他拍了不少照片，不知道出于何种目的，袁世凯在如此重要的场合登台亮相时，却以一垂垂老矣的形象示人。这出戏我们看不懂。不管怎么说，三年多后，他便过世了。不能说英年早逝，也是命短！洪宪皇帝当不成，只怪窝里反
袁世凯的帝制梦破，外因是梁启超和蔡锷的临门一脚，内因是北洋系的分化瓦解。内因是决定因素。所以史学家唐德刚置评：“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
那么，在外人看似十分强大，并且上下团结如一人的北洋系，为什么会出窝里反的状况？这就是袁大总统的错了。
到了袁世凯统治的晚期，他越来越脱离自己早期精心营造的那个以军领政的枪杆子集体，开始舍北洋这个大家，只顾袁世凯家族这个小家。这也难怪袁，早年逐鹿中原，需要枪杆子的背书，到了管理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地方势力做大的新国家，需要的是另外一类人才，曰谈判人才，曰出点子人才，曰财经能手，曰纵横家人才，北洋系的武人一个不会。眼下，20世纪初叶，袁世凯最急需的就是钱。地方割据势力暗潮涌动，想着法子把该上解的钱截留在地方。袁世凯的武装力量每日都需要金钱输血，焦头烂额的袁大总统高处不胜寒，每日里想的就是借钱渡难关。能从洋行借到钱的人，才是袁世凯最想依赖的人。段祺瑞能厚着脸皮去祈求人家洋行贷款吗？他不是这类人，自己到死都不吃嗟来之食。冯国璋能为袁大总统搞到钱吗？这家伙占着金陵城，威震四镇，整天想的是自己如何名利双收；而且屁股决定脑袋，做了地方大员，也和袁大帅玩起了截留上解银的把戏。袁世凯只能用自己中南海的那些祖籍南方的文人幕僚，利用那些喝过洋墨水的人去和西人银行家打交道。
另外，人过五十，开始想到百年后事，袁世凯显然想让那不争气还无人缘的大儿子袁克定来接他的班。于是乎一大批投机分子便聚集在太子旗下，买这个潜力股，这让北洋的“龙、虎、豹”们寒心不已。这样的状况，如果袁采守势，将其实际权力大于皇帝的“终身总统”传给袁克定，还能勉强为之。但是袁偏偏走险棋，要“洪宪皇帝”一把，这就面临着一个手下强人重新站队的问题。王士珍这条“龙”以告老还乡的实际行动表了态；段祺瑞这只“虎”，不反皇帝，专反太子；冯国璋这只“豹”直呼太子为曹丕，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唐德刚评论说：“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角戏，就卖不了票了。”西方人的漫画《袁世凯的皇帝梦》。“登基”和“称帝”，我们暂且不说是不是民初混乱局面下的一种不得已选择，如果我等只聚焦在这两个名字上显然太过简单化了。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有一半到现在还是君主立宪制，民主一样没少，关键在“臣民”是否开化。埃及一开放选举，大妈大嫂便投穆兄会的票，反之威廉一世时期是最典型的专制帝国，德皇要造皇宫，邻居是个“钉子户”，他也没辙，法院不支持拆迁，到现在“钉子户”还大咧咧地在那里煞风景。关键是民智开化。对这两样中国人至今还稀里糊涂，你能指望民初就看透本质？私心太重
袁世凯总体上还是个旧军阀式人物，只是跟着李鸿章等清末汉员革新派混，学到不少技术层面的新玩意儿，本质上还是属于新瓶装旧酒的人物。
晚年袁世凯搞政治讲的是“圈子”，不属于一个圈子里的人不用，只相信血缘，最多还信任些幕僚听差。正所谓用军阀思想来治理偌大一个国家的政事。《剑桥中华民国史》对这个时期的袁世凯当政评价很严厉：
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用军阀思想当政，这就难免把公心变成了私心，把专制皇权当成“袁氏军事集团”的私产。办事用人以圈子论英雄。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位主政者，而且越到老私心越重，圈子越小。最后终于听信了别人的谗言，搞起了驾轻就熟的“皇帝老儿”那一套，虽然他的“洪宪”与时俱进地加上了一个“君主立宪”的帽子。
由于私心重，他在做总统和做皇帝之间很纠结。不是他纠结哪个好，哪个孬，而是他纠结一下子拉开脸做皇帝是不是会搞砸了。这一纠结，让历史学家唐德刚看得最彻底，他对称帝前的袁世凯的心理活动做了一个小小的素描：“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唐说：“‘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
又想当皇帝，又怕舆论。所以袁世凯到了后期一改年轻时的爽朗大笑，话少了，谨慎了，观风的滑头多了。而且自己内心并没有一个现代文明的“主义”，凡事的评判标准就是一个“对我有利吗？”所以更显私心重重。
这点当年梁启超也看得门儿清，袁世凯“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因此“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
私心重这点最易让门下察觉，也是最易让忠心有二心的杀器。这就是他晚年众叛亲离的原因所在。他也知道，所以只能依靠血缘关系维系政权。到了最后，袁世凯把圈子分五层：最外围的是政敌关系，是他“二次革命”重点打击对象；接下来是梁启超这类半敌半友的势力，既打击又拉拢；第三圈是昔日老部下，走拉拢为主、喝阻为辅的情感威严路线；比较核心的是幕僚跟班，依靠他们抬轿子；最核心的是血亲。可想而知，这样的划分必是圈子太小，格局太小，最后又因儿女不是这块料，私心重的袁大总统必败无疑。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里的留影。图中可见其办公室安装有新式暖气片。一当政便见光死
甲午战争后，再傻的国人都知道，老大破旧的大清国必须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凤凰涅槃才能自救。当时自救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师法日本，学习欧美。受大气候的影响，袁世凯也是倾心于变革的。但是他的变革和当时大多数朝廷改革派一样，只见树不见林，犹抱琵琶半遮面，以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可解决这个“老大帝国”的问题。
所以表面看袁世凯留了山羊胡子，用上了电灯，但骨子里还是那些君君臣臣的旧概念，一点儿也没有伊藤博文的国家、国民、政体这些新概念。梁启超定义他为：“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之怪魔人物，而决非在19、20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
袁世凯为何从早年的“万人迷”跌到称帝时的“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之怪魔人物”？这其实是近代中国当政者的宿命。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国人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民智未开的问题。因为没有现代文明的国民，历来的当政者总逃不脱“人治”，袁世凯也逃脱不了这一宿命论。窃以为这就是“当政者见光死”的宿命，这是无国民性国家的通病。
民国初创，混沌不开，一下子少了数千年来不可或缺的“圣上”，政局的演变如西洋镜和万花筒。百姓没了磕头对象，政客自己也没了行事准绳。如果袁世凯是个有理想、有路线的新式政治家，受了挫折后他会百折不挠，有如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恰恰袁世凯只是旧文明下的一个“最成熟的政客”，受到一点点不顺便会怀旧，便会喜旧厌新想专制。
他对晚清末期渐渐形成的地方坐大的局面一筹莫展。该收的税款收不上来，该整顿的政务，到了省一级就刀枪入库了。这时的他时刻想的就是收权，或者专权。慢慢地发现以前一帮子鞍前马后跟班的“龙、虎、豹”，也不怎么听话了，在外面不停地拆他的台，甚至挖他墙脚。最可恨的是现代政治讲的是“政党政治”，袁从来就不尿这一壶，只是嘴上敷衍，等到国民党真在国会玩得风生水起，他便六神无主了。最后想想，还是自己的娃娃接班最省心。这个时候有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就成了袁世凯这个“最成熟的政客”之关键所在。没有，袁世凯便会义无反顾地想起旧日“皇上圣断”的好，也就情不自禁地想到龙椅上的“爽”。近代中国当政者都有这个宿命：一朝有权，便把国民当臣民，把新政体当朝廷使唤，而百姓没了磕头之地则浑身不舒服。所以再“伟大”的政客，都会走麦城，留下独裁骂名是难免的。所以“一当政便见光死”，近代史，袁世凯是第一个，以后还不断有人接龙。1917年7月，张勋复辟期间，紫禁城边的张勋军营。照理说受专制政体压迫数千年，采共和制后大家应该高兴才是。可一当政便见光死，几位当政者像走马灯一样，生出了许多无皇帝的“乱象”，让老百姓受尽折腾，这就让大家怀旧了。于是张勋带着八千辫子军轻而易举进了北京城，复辟了。一时北京城的假辫子是洛阳纸贵，但照片上的士兵都是真辫子，张勋的兵营里谁剪辫子谁倒霉。就是这样的人物，张勋在历史上并没有比袁世凯更臭，怪哉！1917年7月战斗后，北京故宫的一个营地里，停满了死去士兵的棺材。第二章亲历袁世凯
曾几何时，袁世凯给我们的印象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诚然，这可能是对政敌吧。但是接近他的同事给了我们一个迥然不同的袁世凯形象。应该说，袁世凯身后，其部下和同事写袁世凯，比今人写袁要真实很多。曹汝霖：“老好人”袁世凯
过往印象，袁世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诚然，这可能是对政敌吧。不是有句话流行了半个世纪吗——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但是接近他的同事给了我们一个迥然不同的“袁大善人”形象，一下子让我感到此君“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
袁世凯的同僚孙宝宣曾说他“言谈和蔼”。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转述说：“袁世凯很难对他的部下树立权威。曹汝霖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袁世凯当总统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各部的总长总是迟到，一迟到就是一两个小时，以至于会议完全没法开。他们为什么迟到呢？通宵打麻将，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要开会，但还是通宵打麻将，赌博。袁世凯想治也治不了，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脸。”由此张鸣感叹说：“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以外，其他人对他印象都不错。”
何止“印象不错”，有些人和他八竿子都打不着，“袁大善人”仗着做民国总统，口袋里有两个闲钱，经常去“救济”那些往日里对他恨之入骨的满人。帮他管钱、发钱的经手人唐在礼证实：“过去不是自己人的，其中有的是清廷的贵胄或官僚，对于这类对象，凡本人不愿离京他去的，就予以安置，给个挂名差使，每月补贴若干，使他们安心吃现成饭。但官场的活动一般很少请他们参加。如阿穆尔灵圭、那彦图等部安置在翊卫处当都使、副都使等职，铁忠安置到统率办事处参议处行走，冯耿光等被聘作总统府顾问，等等。”
袁世凯的总统府内史，袁称帝时的吹鼓手夏寿田，谈到袁世凯婆婆妈妈的好脾气时说：“某日，本人同袁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电问冯上将军（冯国璋）早起否，将这碗牛奶酪送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早上正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午餐，有大红烧猪膀，袁言‘这是华甫（冯国璋）爱吃的’，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等吃饭，总统就送菜来，佐以大馒首四个，说今日午饭，知道这菜是上将军爱吃，所以送来。又赠送周夫人（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多。冯觉得总统当作自家人，故体贴如此。”
这些所谓待人接物的小节最易拉拢人，但凡搞政治的都会这一手。如果你戴着有色眼镜，你尽可以说这是“权术”。但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官僚之间的融洽，官民之间的“作秀”，往往就是由此类“权术”来提高美誉度的。但是切记，搞一两次这类“权术”不难，难的是搞一辈子，没有利害关系时也搞，那才不简单呢。在我看来，袁世凯从本性上说来，就是一个爱拉关系的“老好人”性格。只是随着权力的膨胀，“老好人”的性格必会掺入“权术”的考量。五洲四海皆同！1916年6—7月，章宗祥（左）、曹汝霖（中）、陆宗舆（右）三人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合影（“五四”时期的“卖国贼”全齐了）。曹汝霖回忆录多处涉及袁世凯，他说：“小站新军由项城一手训练而成，将领都是项城的心腹，向来只知有袁宫保，岂铁宝臣所能转移。”“开办京张铁路（北京到张家口），不借外资，不用外人，由袁项城保举詹天佑君办理。詹君留学美国，与美国工程师金达从事铁路有年，资历很深，由袁项城委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曹汝霖这番故事的背景是：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詹天佑便是其中一个。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京张铁路开工时，袁世凯派其幕僚郑元直将一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以示关怀。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可见，由袁世凯的部下和同事写袁世凯，比今人写袁要真实很多。张謇：胖墩青年有点儿憨
袁世凯年轻时待人接物还是比较真诚的，否则不会有徐世昌、严修这样的一大批挚友。脾性比较随和，甚至有时候还比较憨。谁对这样的人都不会设防。
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回忆：袁从朝鲜回国，在天津闲逛期间常到李鸿章幕府来和一帮幕僚神聊朝鲜那里的故事，把个朝鲜王宫里的绯闻掀得底儿朝天。于式枚听了兴奋不已：“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所以只要胖墩袁世凯喘着粗气，汗淋淋地跨入门槛，大家就戏称：“曹操来了。”胖墩袁一点儿也不生气，一副泰然处之的憨样，不禁让于式枚感叹：“余暗窥其举止，确非常人。”
创建民国的功勋，光绪年间的状元张謇，早年和袁共过事，还是他的文章师傅。张謇对这位不爱看书、做事利索的胖墩，当时就有一番评论寄到袁的叔叔处：“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但他的举动总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不过，要说起他的才能，恐怕是您家族中谢玄（淝水之战的谢玄）那样的人物。他现在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国家，希望您嘱咐他谨慎从事。”
当时袁世凯23岁，张謇29岁。23岁的袁世凯还没尽脱憨气，做事情不知道藏着掖着。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据说半个学生的袁世凯，起先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后来袁在朝鲜庆军营中每升一次官，对张謇的尊称就降一个等次，从“夫子大人”到“先生”，又变为“翁”，最后以“仁兄”称之。张謇给袁世凯写信调侃说：“足下官阶之愈高，则本人称谓愈小。”袁世凯看了，只是笑笑，也不反驳。尽管张謇后来和他在政见上有所不同，两人还不时地闹些分分合合的勾当，但称帝时的袁世凯还是亲封张謇为“嵩山四友”，免其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年薪二万银圆优厚待遇。但张謇不领情，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河南老乡袁世凯，年轻时的确有一种河南农民特有的憨厚劲儿。但是这仅有的一点儿“真”到了官场上，尤其是混迹官场数十年，再多也会转变成“术”。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甚至可以说乐此不疲，连想做出点儿“名士”的样子也不可得，甚至视名利为终极目标。只有到了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才对幕僚张一麐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张一麐）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能说出这些悔恨之言，说明他的憨还没有完全泯灭。袁世凯的老朋友张謇袁克桓：老爸曾是机灵鬼
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起先也就是李鸿章卖个人情，将他送到淮军营里“历练历练”。谁知道这个二十出头的胖墩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事情来。其所作所为，暂且不论于国于朝廷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光是和“鬼子拼了”这一情节，就够如今的爱国愤青们狂赞的。袁这个爱国愤青是如何爬上朝鲜“太上皇”的位置的？从其家族后代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原来愣头青袁世凯靠的是“机灵鬼”这一招。
袁世凯五姨太天津杨氏所生的儿子袁克桓有个关姓好友，和克桓无话不谈。从关姓朋友口中我们知道了不少袁世凯的“荷马史诗”——“吴长庆是袁世凯父亲袁保庆的拜把兄弟，收留袁世凯任营帮办，随同开赴朝鲜。船抵朝鲜南洋港，吴长庆命先锋营登陆，营官见士兵不懂水性，个个东倒西歪，叫不起，行不动，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以贻误军机重打营官二十军棍，将其撤职；复派袁世凯代理。袁奉令后立命伙头委（炊事班）登岸围灶，大喊‘午饭挪至岸上，一外委（班）一只烤全羊’。仅一个时辰，士兵一切就绪，吴长庆对袁大加赞赏。”袁世凯这招比较狠，这叫“饥饿疗法”，就是猫狗，也架不住食物的诱惑。
传说，清军入朝后误以铜为金，抢掠百姓，更有甚者夜宿农家，吴长庆极为担忧。袁世凯自告奋勇，担当整顿军纪的任务。吴长庆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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