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殿春,（美）卡尔·P·沙旺（Karl P. Sauvant）,（美）乔基姆·穆勒（Joachim Müller）,严兵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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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2016～2017试读：
Copyright in the Englis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英文版版权所有：©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
The Annual Review of United Nations Affairs，2016/2017 edition，edited by Joachim Müller and Karl P. Sauvant，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achim Müller and Karl P. Sauvant are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乔基姆·穆勒和卡尔·P. 沙旺编辑的《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2016～2017）》英文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中译版的翻译工作是由编者乔基姆·穆勒和卡尔·P.沙旺负责安排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仅授权中译本的出版，但对本翻译版本可能存在的错误、遗漏、偏差或含混之处不负责任，也不承担因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翻译团队
译者：蒋殿春 吉洋杉 唐浩丹 边策 孙绵
张贝贝 王晨 许奥 程敏
校对：蒋殿春 严兵 张宇
总审校：蒋殿春致谢
本书的编者及作者感谢南开大学蒋殿春教授及其团队出色的书稿翻译工作。参与翻译和初校工作的人员主要为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包括吉洋杉、唐浩丹、边策、孙绵、张贝贝、王晨、许奥和程敏；张宇副教授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校对；各章的二次校对由蒋殿春教授和严兵教授共同承担，由蒋殿春教授负责最终校对和定稿。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为中译本的出版提供资助，并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效专业的工作表示敬意。【注】本卷对联合国主要机构2016～2017年度（2016年9月～2017年9月）的主要发展情况进行了评论，包括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的主要工作。章节中提到的文件以及其他文件载于《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2016～2017》（第1～6卷）（乔基姆·穆勒和卡尔·P.沙旺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撰稿人与联合编辑
雅克·福默兰（Jacques Fomerand） 在联合国任职多年，2003年退休时担任北美联合国大学办公室主任。退休后，在洛杉矶西方学院联合国项目任教并担任副主任，还曾在纽约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任教。他的著作广泛涉及国际关系、国际组织、人权和全球人类安全等问题。
亚历山大·K.A.格里纳瓦特（Alexander K.A.Greenawalt） 佩斯大学法学院法学副教授，教授国际法、国际刑法和美国对外关系法课程。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任教，并在国际法领域广泛发表文章，尤其是国际刑法方向。格里纳瓦特教授从德普法务公司（Debevoise & Plimpton LLP）离职后加入佩斯大学。此前，他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斯蒂芬·F.威廉姆斯（Stephen F.Williams）阁下的助理律师。格里纳瓦特教授还曾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以及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格里纳瓦特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那里获得“詹姆斯·肯特学者”称号，并担任《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的编委。他拥有耶鲁大学历史硕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学士学位。
哈利尔·哈姆达尼（Khalil Hamdani） 巴基斯坦拉合尔经济学院发展研究所客座教授，同时担任数个多边组织的顾问。他是日内瓦[1]CUTS国际研究中心董事会成员。他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了29年，于2007年退休，时任投资、技术和企业发展司司长。在秘书处时，他曾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任职。他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的咨询专家及顾问，曾编写过多篇联合国报告。在1978年加入联合国之前，他是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并在伊斯兰堡大学任教。他于1968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1975年获得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约翰·R.马蒂亚森（John R.Mathiason） 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公共事务研究所兼职教授；1999～2012年担任雪城大学麦斯威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教授；1966～1997年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退休前担任副司长，毕生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从那时起，除了国际公共部门的教学管理外，他还为联合国系统的多个组织提供结果导向的管理咨询和培训。在研究中，他考察了国际公共部门在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互联网治理和气候变化管理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发表了《无形治理：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秘书处》（2007）和《互联网治理：全球机构的新前沿》（2008）两部著作。他是《国际组织研究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udies）的编辑，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乔基姆·穆勒（Joachim Müller） 维也纳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管理和财务总监。他在联合国系统工作了30年，历任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WMO）资源管理总监、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负责人、纽约联合国秘书处负责人、维也纳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任。曾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担任联合国选举观察员，撰写了大量有关联合国改革和管理的著作，包括《改革联合国：大事记》（2016）、《共同努力的挑战》（2010）、《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斗争》（2006）、《平静的革命》（2001）和《新倡议和过去的努力》（1997）。他拥有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经济学和管理学博士学位。
洛林·鲁芬（Lorraine Ruffing）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贸易与发展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曾在五个不同的联合国机构工作，其间分别在智利、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生活。她在联合国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那里帮助苏联实现能源开发平衡。在被派到纽约的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工作时，她开始从事环境会计工作，这是持续性报告的先驱。她还协助苏联加盟共和国完善会计制度，以适应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该中心解散后，她加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开设的办事处，担任驻地副代表。在驻日内瓦期间，她主持了贸发会议在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工作。自退休以来，她一直在协助经合组织（巴黎）出版关于小企业融资的刊物。2015年，她与哈利尔·哈姆达尼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联合国尝试为跨国公司制定行为准则的著作，该书对当前联合国为跨国公司制定具有约束力的人权条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她目前是一个基层环保组织的联合主任，致力于维护位于纽约州阿迪朗达克山脉的乔治湖原始水域。
卡尔·P.沙旺（Karl P.Sauvant）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常驻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地球研究所联合中心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他是哥伦比亚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中心（CCSI前身）的创始执行主任，也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部门的主管，是大量出版物的作者或负责人。他是国际商务学会（AIB）会员、欧洲国际商务学会（EIBA）荣誉会员。1975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 CUTS：国际消费者联盟与信用社会。前言：动荡时期的联合国乔基姆·穆勒 卡尔·P.沙旺《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ARUNA）在论述联合国工作的各类出版物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向广大读者提供针对重点发展问题的深入评论，这些评论由一批杰出的专家撰写，并以联合国官方文件为支撑。这一系列评论是针对联合国的主要机关而作：包括联合国大会（联大）、安全理事会（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秘书处。2016～2017年的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所涉及的时间区间与联合国大会第71届会议的召开时期一致，即为2016年9月13日～2017年9月11日。作为最早问世的论述联合国事务的出版物之一，《联合国事务年度评论》为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人员以及所有对该组织感兴趣的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联合国秉承其广泛全面的权责，致力于实现和平与安全、发展、推进社会事务和人权。该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全球机构，具有完善的治理结构，涉及几乎所有国家，拥有193个成员国。该组织的大部分工作可被视为联合国的日常事务，包括协商和拟订条约义务、维持维和任务、执行发展项目，以及为难民提供生活援助。定义主题：动荡时期的联合国
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于2017年1月1日就职。作为前葡萄牙总理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于2016年10月14日当选，开启了他的五年任期，这一选举结果在当时广受赞誉。作为谈判者和联盟建设者，他为人的正直和卓越的能力受到赞赏。在不久的将来，一旦遇到来自当初任命他的那些成员国的挑战，他将不得不表现出其作为领导者的铁腕。
古特雷斯在动荡时期成为联合国的掌舵人。此时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激增，包括在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由冲突引发的饥荒，在阿富汗和叙利亚发生的战争，“伊斯兰国”（ISIS）在伊拉克和黎凡特（ISIL）施行的暴力行动，全球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
作为他的首批政治倡议之一，古特雷斯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希望重启本已搁浅的关于塞浦路斯政治统一的和平谈判，该地区目前依然处于希腊和土耳其控制下的分裂之中。他为缓解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的饥荒募集财政支援，并致力于叙利亚的和平谈判。此外，他还采取了一些斡旋手段来遏制委内瑞拉和南苏丹的危机，但并非一切都很顺利，关于统一塞浦路斯的谈判于2017年7月宣告失败。
美国在确保新任秘书长的权威性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特雷斯在当选时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而他的秘书长任期正式开始时，恰逢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过联合国。
这表明美国与联合国进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态。特朗普政府正快速地从联合国事务中撤资，削减了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的捐赠，并声称将只承担维和行动预算的25%，同比缩减3个百分点。美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妮基·海莉（Nikki Haley）也着力于缩减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以及其他特派团的规模。
2017年6月初，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全面退出2015年签订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即《巴黎协定》）；10月，特朗普政府以对以色列的偏见为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届美国政府对人权理事会的批评以及对缺乏效率的呼声也延续了往届政府的观点。海莉表示，美国将会把那些在政治上不支持美国的国家记在“小本子”上。
归根结底，现任秘书长以及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呢？古特雷斯试图通过迁就美国的组织变革需求来留住美国的支持。2017年3月，他快速做出反应，提议关闭已成立13年的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在首次裁减掉预算约5亿美元的维和行动后，联合国又对派往利比里亚、南苏丹以及达尔富尔的特派团展开了审查，维和行动预算预计将在此后进一步缩减。由于预感到经费将进一步减少，古特雷斯要求联合国所有项目经理为可能发生的削减做好准备，尤其是发展项目方面。这一点与预期中美国自己的发展部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缩减是一致的。
就联合国的组织变革方面来讲，古特雷斯并没有在一上任就制订完备的改革计划。他一再质疑联合国本身是否与其目标相称，并且对其官僚主义作风不厌其烦。直到2017年年中，古特雷斯才开始推行他的主要改革构想，这一构想在前任秘书长潘基文在任时就开始形成。
在联合国发展系统方面，古特雷斯提出了通过重新定位来实现大会决议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愿景。该报告提供了改善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体问责制、提升总体协调度以及完善成员国对其监督的一般方式。古特雷斯提议将联合国发展工作的主要控制权，从总部转移到直接向他报告的联合国区域委员会。这一改革的核心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新一代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建议，这些国家工作队将更具凝聚力和灵活性。
在和平与安全结构方面，秘书长设立了一个内部审查小组，研究最近几份报告中所载的现有改革建议。古特雷斯强调，必须着重应对当前冲突性质不断变化的问题，这些冲突主要发生在国家内部，经常与恐怖主义有所关联。他似乎在考虑将联合国转向成本更低的冲突管理模式，更多地关注小规模的预防性外交和调解，而不是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一样委派大型维和任务。这一建议已于2017年6月提交成员国进行磋商。
古特雷斯的改革提议包括承诺进行全面纠正官僚作风的改革——这是美国向每一位新任秘书长都例行提出过的要求。在改革构想通过初步审查之后，具体的行动建议于2017年12月向成员国申请批准。总体来说，改革进程的推进被认为过于缓慢，转变的机会正在减少。事实上，最近的事件表明，大多数重大改革是在新任秘书长任期的头6～9个月内批准的。
美国于2017年9月18日前所未有地发起了针对联合国改革的高级别活动。共有128个国家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同意签署一项由美国发起的十项政治宣言，支持秘书长通过简化程序和分散决策，以更高的透明度、效率和问责制来发起有效的改革。该活动由美国和一些受邀参加宣言起草的国家共同主办。
特朗普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态度针对这次活动发表了讲话，指出联合国具有巨大的潜力。他表示支持古特雷斯的改革议程，并希望古特雷斯大胆改革，解决官僚主义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强化对举报人的保护，加强对结果而非过程的重视。古特雷斯赞同特朗普关于减少浪费从而使联合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愿景，他指出，联合国和美国的共同目标是“在推进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实现物有所值”。事实上，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的官僚主义让他夜不能寐，尤其是碎片化的结构、错综复杂的程序以及没完没了的繁文缛节。
最后，特朗普鼓励秘书长充分利用他的权力来杜绝官僚主义，改革过时的制度，并做出坚定的决策，推进联合国的核心使命。这一声明让一些成员国感到震惊，它们认为美国事实上是议程的主导者。但是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没有签署声明。俄罗斯表示，国际机构的变革应由成员国之间谈判决定，而不是仅由美国单方起草的声明强加。过去，改革提案的推进受到有组织的国家集团的监督。由于一些成员国十分在意协商和透明度的缺失，该议案可能不会得到多数国家的全力支持。
2017年9月19日，在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活动之后的第二天，特朗普首次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特朗普阐述了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并赞同了改革中的一些立场：保护美国主权；通过削减维和行动减少对联合国的捐款；大胆改革以减少联合国的官僚主义。他强调，美国不能再被占便宜或陷入不公平的交易。特朗普提醒要警惕一小部分“流氓政权”的威胁。这场演讲毁誉参半，它被看作退出合作的声明。瑞典外长玛戈·沃斯特隆（Margot Wallstrom）说：这是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听众做的一场错误的演讲。
古特雷斯并不是第一位受到美国政府沉重打击的秘书长。正如他在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不会直接对各国政府的行动进行挑战。事实上，他也没有针对美国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古特雷斯甚至已经成功与美国大使海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些人认为他在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打对了算盘”，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应该更强有力地表达看法，并且站出来反对美国。实际上，在联合国里最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特朗普的人，是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他称特朗普“从国际角度来看十分危险”。
由于美国可能会倒退回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且远离多边体制和集体行动，因此联合国需要其他国家介入以填补美国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空白。这是对联合国组织的重大挑战，同时也是一次机会，让联合国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今后不断变化的国际时局。
欧洲的新时局昭然若揭——各国纷纷支持北约，并对特朗普施压，以期改变其摧毁跨大西洋联盟的主张。法国在拥护维和行动以及支撑联合国维和经费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比利时号召其他国家一同做出了承诺——填补美国对人口基金会（UNFPA）的捐款缩减所造成的缺口。中国是多边贸易的拥护者，这表明中国有信心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最鼓舞人心的是，各国纷纷反对特朗普对气候条约的立场并做出反应，明确承诺将继续遵循《巴黎协定》的章程。章评
每章所载文件附带的评注概述了联合国组织在2016～2017年度的工作情况，突出了重要问题，并介绍了每章所附文件。
第一章涵盖了第71届联合国大会的情况。由约翰·R.马蒂亚森撰写评论文章《联合国大会：是时候组织起来了》。该文件包括大会所有决议、就职演说、第71届大会主席的闭幕词以及年度会议议程。马蒂亚森指出，当前全球政治环境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新的威胁，但第71届大会在其中有点像“新瓶装旧酒”。正如《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中所反映的那样，在新秘书长的提议和成员国的推动下，联合国体制改革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样，对始于1947年的维和行动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马蒂亚森还指出，大会针对联合国系统发展业务展开的四年期全面政策审查可能是去年（2016）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们为国际公共部门工作方式的重大改革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部门将为成员国提供直接服务，而不是仅仅通过项目来完成。
第二章内容涉及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情况。由雅克·福默兰撰写评论文章《安全理事会：是否胜任使命？》，其中包含了安理会的报告，详细说明了所讨论的各种问题、所审议的文件以及安理会在审查年度内做出的决策。之后也有安理会决议和主席声明。福默兰认为安理会能否有效地采取行动取决于多种条件。首先，诸大国就威胁的属性达成共识是最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其次，介入时机必须“成熟”，即冲突各方必须陷入相互伤害的僵持状态，并且做好了遵守停火协议的准备；再次，邻国必须避免成为搅局者；最后，安理会必须至少有一名成员愿意充当调解人。正如福默兰所指出的，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很难，但是，不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安理会不能以综合的方式思考。事实上，有许多迹象表明其治理范式正在发生变化，开始转向扩大政治空间以防患于未然，解决冲突发生的根源。福默兰坚信安理会越来越全面地看待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安理会的行动既包括渐进式纠偏和决定性的干预，同时也包括无为而治。但是，抱负和行动之间的鸿沟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最后的分析表明，大国霸权的现实既有可能推动安理会机制的运作，也有可能会对其造成阻碍。低估安理会在认知上的观念转变以及其对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反应可能导致误判，从而认为它无法“胜任”应对21世纪的威胁的使命。
第三章首先讨论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由洛林·鲁芬撰写评论文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平台》。该文件包含了经社理事会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其次是经社理事会的全部决议。鲁芬描述了经社理事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所做的工作。各联合国实体正采用新的工作方式，使其工作方案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协助成员国完成了65个自愿国家审查（VNRs）。联合国各实体之间的新合作精神，正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集体协作优势。经社理事会已设计出了供高级别政治论坛使用的会议，并展示了一个追踪全球整体和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数据监测系统。对经社理事会来说，过去一年是充满活力且富有成效的一年，可以说经社理事会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尽管如此，鲁芬认为，目前仍存在一股强大浪潮，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出的努力背道而驰。增长放缓、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保护主义抬头、旷日持久的冲突、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以及非法资金流动正在吞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鲁芬认为，显而易见的是，整个联合国系统和成员国将不得不加倍努力，以应对不利的趋势。
第四章介绍了国际法院（ICJ）和国际刑事法院（ICC）的工作。由亚历山大·K.A.格里纳瓦特撰写评论文章《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守门人》。该文件载有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年度报告，并详细介绍了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组成以及所开展的工作。格里纳瓦特指出，在过去一年中，国际法庭作为其自身判决权的守门人，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可能有人会认为，法官通常会倾向于过分扩张司法管辖权，同时也存在风险，特别是当法院的权威本身就建立在各国的准许之上时。如果国际法院或国际刑事法院这类司法机构被认为“手伸得太长”，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被边缘化，而非得到强化。最后，由于两个极端——无论是武断还是被动——都可能使法院成为政治角色，而不是法律角色，这将削弱其在感知上的合法性，因此这些司法机构在这一问题上如履薄冰。核心问题是，当司法管辖权的有效性与其本身就建立在各国的应允与合作之上时，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对国家行为提起刑事指控的机构，还能否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由于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的审查可能会（虽然难以确定）对英国、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的军队提出指控，这个问题将受到更大的关注。
第五章介绍秘书处的工作。由哈利尔·哈姆达尼撰写评论文章《秘书处：与时俱进》。该文件载有秘书长提交给第71届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以及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的若干年度报告。哈姆达尼强调，联合国在2016～2017年度面临的威胁，被由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背书的改革议程化解掉了。作为他的首要管理事项之一，秘书长开始着手任命女性担任高级职务，希望以此消除维和部队中的性侵犯现象。在上任的第一天，古特雷斯发布指示，下令精简官僚机构并加强内部的问责制。这一行为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美国新政府的支持。哈姆达尼指出，虽然这一支持可能并不会长久，但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古特雷斯指出，让联合国更为脚踏实地是一个既定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原本旨在支持全球政府间决策的秘书处进行重大改革。前任秘书长潘基文曾提出“变革管理”和人员流动性，鼓励各实体“一体行动”和应用现代技术，但这些努力都不太成功。然而，古特雷斯看起来会继续坚持这一改革方向，虽然风格不同，但目标相似。为适应维和以及人道主义与发展任务所面临的新现状，联合国需要更加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一个总部、外勤和伙伴之间更加协同的工作方式。哈姆达尼总结道，推行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总是困难的，但要与时俱进，这又是必要的。
我们相信，本书将对所有对联合国工作感兴趣的人有所裨益。乔基姆·穆勒，卡尔·P.沙旺于维也纳和纽约2017年11月第一章 联合国大会：是时候组织起来了约翰·R.马蒂亚森一 引言
第71届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9月13日开幕，2017年9月11日闭幕。即将卸任的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在他的最后发言中说：如各位成员所知，第71届大会的主要工作是为了推进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施。……在周五与成员国和小组成员的互动讨论中，我们讨论了第71届大会期间签署的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成果，这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为可持续和平、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创新与互联互通，以及教育问题。那时我也提到联合国大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完成的许多任务，包括召开以抵制使用抗生素、新城市议程、水资源治理目标以及世界野生动物日为主题的联大会议，还包括有关每四年进行一次联合国运行及发展的政策评估、全球指标框架、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银行和南南合作等议题的决议。海洋会议堪称第71届联大上“王冠上的宝石”，吸引了最优秀的国际海洋专家和广大利益相关方出席，并成功地对可持续发展目标14达成全球性共识。会议编制了一份行动文件，随后作为第71/312号决议获得通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来扭转海洋因人类活动泛滥而陷入衰退的局面。这次会议动员了一个新的团体来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实施，并收到了大约1400份自愿承诺，开始努力[1]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恢复到可持续的、受尊重的和平衡的状态。
与之前通常有序的情况不同，本届联大似乎缺乏条理性。这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2017年1月1日在会议中间就职；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缴纳联合国会费最多的国家，于2016年11月8日选出了新任总统特朗普，后者对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的态度总体上与他的前任大相径庭。
虽然未予强调，但本届联大诸多讨论的一个主要特点，自始至终都是为新秘书长的改革提案做准备。新秘书长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以实现‘2030年议[2]程’：确保所有人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将在第72届会议上正式讨论。
总体来说，这届大会关心的是如何使联大更具组织性。二 概述
联大主席向来从五个区域集团中轮流选拔，本届轮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由来自斐济的彼得·汤姆森出任。正如他在就职感言中所说，他是第一个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联大主席。自2010年以来，他一直是斐济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于2013年主持77国集团和中国事务。他对气候变化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海洋气候变化。本届大会一个较大的活动是在2017年6月举行的“支持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14联合国会议”，敦促节省和建设性地利用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被汤姆森认为是他任期内最重要的成果。
在形式上，本届联大遵循了之前71年的固有模式。一开始是极度公开的事项，称为一般性辩论。这些活动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与，吸引主流媒体的关注，并为工作提供背景。随后，在大会的六个委员会中安排具体工作，偶尔会因全体会议的特别活动而中断。
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是就决议草案进行非正式谈判。有些委员会工作很快，因为他们的问题相对较少，而另一些委员会的工作则比较缓慢。2016年12月，所有委员会都向全体会议提交报告，其中绝大多数决议都获得通过；在圣诞节前通过第五委员会关于项目预算的初步决议后休会。然后，大会在2017年冬季和春季恢复工作，主要是第五委员会的后续工作，但也包括关于“禁止核武器公约”和海洋主题的全体会议，以及关于新城市议程的会议。它还曾计划举办一个关于“和平文化”的高级别论坛，定于2017年9月7日举行，但联合国新闻部或《联合国日报》（UN Daily Journal）都没有对此进行报道。大会主席仅发表声明说：“我们强调了建设和平文化的重要性，以实现一个可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这是我们执行《2030年可[3]持续发展议程》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届联大于2017年9月11日闭幕，并通过了五项决议，构成了一个特别的议题组合：到2030年加快步伐控制和消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疟疾问题；打击非法贩运野生动物；联合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已投票表决）、保护语言的多样化，以及联合国与加勒比共同体之间的合作。
数十年以来，每届联大都会通过许多决议。第71届联大共通过了330项决议，如表1-1所示。其中274项在常规会议上获得通过，其余53项（其中一半来自第五委员会）在续会上获得通过。虽然这个数字高于第70届大会，也比第66～69届大会的平均数大，但这并不表示有任何变化，因为第69届大会的决议数目也达335项。在续会中通过决议的比例也与以前的大会类似。
分析联大决议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当决议获得通过时，如果未经表决（即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则他们对成员国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经表决通过的决议对那些投了反对票的国家不具有约束力，对投弃权票的国家也存在变通。从表中可以看出，大约1/4的决议是以投票形式通过的，这一比例与前几届大会一致。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前几届大会的大多数决议都延续到了第71届大会。投票决议的主题也与之前保持一致，通常来自第一、第三和第四委员会，它们的议程会涉及裁军、人权或巴勒斯坦等政治问题。
大会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表1-1所示的六个正式委员会中进行的，并允许代表们邀请专家来处理复杂的技术问题。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大决议都是在委员会官员推动的非正式谈判中达成的，但每一个委员会的决策机制仍然有自己的传统。处理国际法问题的第六委员会比较极端，它倾向于所有决议都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这与第五委员会的做法一致。第五委员会的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986年，当时美国因政治问题而拒付其分摊的会费，解决办法是确保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预算决议，向美国施压。相反，第四委员会因涉及有争议的政治项目，其半数以上的决议都是投票通过的。这意味着除了提案国的宣传目的外，这些决议基本上毫无意义。表1-1 联大投票决议的数量和百分比（按届次和委员会提案划分）
本届联大没有像上一届那样遇到诸如《巴黎协定》这样的重大问题，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权力更迭开启了一个对抗时代，有一些议题反映了越来越具争议性的全球体系的形成。其中之一是制定一项新的禁止核武器的国际公约。事实上，这一动议在2017年7月7日根据第一[4]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获得通过。该决议决定在2017年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最终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
本届联大的高级别活动（见表1-2）揭示了问题演变的方式。表1-2 高级别活动
与第70届大会不同，第71届大会没有“高级别专题辩论”；与第70届的12次高级别辩论相比，第71届会议只有8次。如上所述，其中两项涉及核武器，两项涉及城市化。
城市化问题很好地诠释了联合国大会进程。涉及城市化问题的第三届人居会议列入了联大正式议程，却是一次非常松散的会议。它在许多方面说明了联大会议的复杂性。前两届人居会议分别于1996年和2006年举行，第三届人居会议于2016年10月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行，会议的成果是通过了《新城市议程》，而联大在其第二委员会[5]的一项决议中对此表示欢迎。然而，根据《新城市议程》第172条[6]的规定，该议程生效前必须在全体会议上通过另一项决议。该条款指出：根据《新城市议程》，为了提高联合国人居署的成效，我们提请秘书长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大会提交一份针对联合国人居署的独立评估报告，并提出加强人居署成效、效率、问责制和监督的建议。为此，该报告应研究以下内容：（a）人居署的操作规范和任务；（b）与更有效、更负责和更透明的决策机制相适应的人居署治理结构，包括吸纳所有成员国为理事会成员的备选方案；（c）人居署与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充分发挥伙伴关系的潜力；（d）人居署的财政能力。
这需要在第71届大会上举行一次高级别会议，并讨论经费问题。每当一项决议涉及经费问题时，必须提交第五委员会，并在做出决定之前要求行政和预算咨询委员会（ACABQ）提出建议。所涉经费问题包括为高级别会议预留开支，以及雇用人员（工作人员和顾问）来编写关于联合国人居署（秘书处负责城市化的单元）改革的提案。2016年12月23日，第五委员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这项提[7]议，对秘书长提议的金额略做削减，批准了相关经费预算，但是对表决做了两项解释性声明。首先，泰国代表（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8]特别指出：最后，77国集团和中国重申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执行、贯彻和审查《新城市议程》。我们期待着独立评估报告的建议和第71届大会期间为期两天的高级别会议，届时再行讨论有关有效执行《新城市议程》和人居署定位的问题。
然后，美国或许考虑到其即将上任政府的立场，就该决议发表了长篇声明，给基多达成的协议蒙上了阴影：最后，《新城市议程》（以下简称《议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不影响适用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所规定的现有义务，对已经商定的承诺和其他手段更是如此；同时，它也不改变常规和习惯国际法的现状。美国将按照本国的法律和政策以及我们在联邦层面的有限权力，在《议程》中履行承诺，包括希望改变环境的承诺。我们将按照我们的拨款程序，并以我们的拨款程序为条件，履行《议程》[9]规定的义务。
批准的预算包括支持一个高级别独立小组，以评估和改善人居署[10]的工作成效。该小组于2017年8月1日发布了一份报告，为2017年9月5～6日为期两天的高级别会议提供了基础。由新任秘书长任命的副秘书长在会议开幕时指出：这一成果为联大处理财经问题的主要机构（第二委员会）［原文如此］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该委员会将在今年（2017）秋季即将[11]举行的实质性会议上考虑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
会议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因为所产生的材料包括四个互动小组及他们的报告，都有待于在第72届大会上审议。（一）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仍然是联大涌现创新的场所，至少部分原因是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涉及各主要委员会的专业领域。它也是大会最公开的部分，从一般性辩论开始，参会代表主要是各国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部长。然而，今年的全体会议从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开始。这反映了当前影响许多地区的重大问题——地区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问题综合导致难民和移民人数大量增加。这场辩论通过了本届联大第[12]一项决议，即《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该宣言极为详尽，有95条和两个附件，具体阐述各国同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具体实施则将等到第72届会议。
一般性辩论在2016年9月20～26日举行，主题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推动改造我们的世界”。由于本届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因故未能出席，他的总结性发言由尼泊尔常驻代表代为宣读。这份发言表示，这次辩论讨论了一些关键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城市化、难民和移民、维和问题、妇女权利、裁军和人权。他在结尾时做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与此同时，我担心一般性辩论期间的礼仪标准有所下滑。大厅及周遭喧闹嘈杂，分配的发言时间常常被忽略，辩论会后期出席率降低。此外，辩论中时常跑题。因此，我将责成振兴联合国大会工作特设工作组在第71届会议[13]期间考虑这些问题。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每届联大都会正式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特设工作组的报告于2017年9月审议，并成为本届大会通过的最[14]后几项决议之一。该决议非常详细，有84个执行条款，并就如何改进联大的工作向秘书长和即将上任的大会主席提出指示。
全体会议共通过了77项决议，其中18%是决议通过的。这些投票主要涉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及格鲁吉亚境内的流离失所者，还有一项是关于“必须终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15]然而，有两项投票内容不同寻常。[16]
第一项是2016年12月23日通过的《海洋法公约》。如前所述，海洋问题是大会主席关心的问题，并与更广泛的气候变化问题密切相关。多年来，每年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但庆幸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存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增加了。通过的决议有执行部分355段。虽然进行了密集谈判，但通过时有158票赞成、2票反对（土耳其和委内瑞拉）、2票弃权（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因为这些国家不是执行段落中提到的《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这个问题与2017年6月的联合国支持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14：保护和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关。这导致在第72届大会期间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项新的决议谈判。[17]
第二项决议几乎是最后通过的决议。其标题是“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联合国”。这是77国集团和中国于2017年9月11日提交的一项决议，以86票赞成、2票反对、4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决议的问题是，它包括了大量其他论坛没有议定的案文，为此欧盟弃权、美国和以色列反对。美国的反对反映了其新政策，正如会议简报所指出的：美国代表称这项决议是重复的，不是对联合国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其他国家代表也有同样的担心。美国无法接受文件中的措辞，特别是侧重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部分。美国代表表示无法接受联合国文件对世贸组织的独立工作及内部事务发表意见，也无法接受联合国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中作用的尝试，因为联合国没有[18]评价世贸组织有效性或一致性的专业知识。
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及后续关于经济、社会及有关领域的主要联合国会议和首脑会议的顺利进行，决议第12条要求秘书长向第73届大会提交一份关于“联合国和政府间集团之间更密切互动的具体备选方案”的报告，促进联合国相关组织与会员国之间的协商。
全体会议的工作反映了一个总体发展趋势，即关于国际犯罪问题，在委员会层面通常的技术性表述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如下所述，除了第三委员会（联合国成立以来专门审议毒品和犯罪问题），其他委员会也会涉及犯罪问题。这在全体会议最后通过的两项决议中表现得很清楚。第一项是预订于第72届大会开始时发出的一份《联大高级别会议关于评估“联合国打击贩卖人口全球行动计划”[19]的成果文件草案》；由于它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可以预期将被第72届大会迅速采纳。第二项是关于“打击非法贩运野生动[20]物”的决议。第69届大会曾通过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项决议，但最近的这项决议更进一步，在其条款中包括了网络贩卖等问题。
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固定议程是在每年的日历上指定一天来庆祝某件事。在第71届大会上，第一项议程是将6月27日定为“中小微企业
[21][22]日”；第二项议程是将12月12日定为“国际中立日”，其意义在于“一些国家的中立政策有助于加强有关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可以在发展世界各国之间和平、友好互利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三项议程是将6月18日定为“可持续美食日”，因为“美食是一种与世界自然和文化多样性有关的文化表达方式，体现了所有文化和文明都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3]推动因素”。问题是长此以往日历中是否有足够的日子以设定更多此类节日。（二）第一委员会
第一委员会的冠名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这些问题通常没有共识。从表1-3可以看出，在第71届大会上半数决议是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的，与前几届情况一样。投票率最高的议案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几乎都与核武器有关。还有一个新的重点领域，则是目前已被国际条约所涵盖的军火走私犯罪。其中一项决议与各国关于转让武器、[24]军事装备和双重用途物品和技术的立法有关；决议以17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和叙利亚）获得通过，反映了与制裁有关的一些现实问题。还有一项决议是关于“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以179票赞成、1票反对（朝鲜民主主[25]义人民共和国）、1票弃权（伊朗）获得通过。表1-3 第一委员会：第69届、第70届和第71届大会的议题、投票决议数量和占比
同往常一样，第一委员会的焦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这几乎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然而，在第71届大会上，朝鲜和其他国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日益增多，导致通[26]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谈判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投票结果为128票赞成，50票反对，9票弃权（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日本、吉尔吉斯斯坦、马绍尔群岛、俄罗斯联邦、塞尔维亚、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决议呼吁全球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开始谈判，以便就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达成协议。
这项决议与许多其他需要投票的决议放在一起审议。许多国家的问题是，现有的条约已涉及这个问题，包括1968年通过并于1970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NPT）。许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核国家认为，核大国（包括那些尚未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朝鲜）仍有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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