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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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合的外交家(4)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米·谢·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原苏联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末代总书记和主席；原苏联实行总统制时的首任总统，也是最后一届总统。
戈尔巴乔夫生于北高加索斯特夫罗波尔边区的普里沃尔耶村，父母都是农民。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戈尔巴乔夫的父亲和哥哥都上了前线。哥哥在战场上牺牲，战争结束后，父亲回乡当了康拜因收割机驾驶手，戈尔巴乔夫便一边上学，一边给父亲当助手。因为劳动出色，他在1949年荣获了劳动红旗勋章，1950年成了苏共预备党员，接着被推荐上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戈尔巴乔夫入学两年后转为苏共正式党员。到大学高年级时，他已锻炼成了一个能言善辩、思想敏锐，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的人物了。
1955年，临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方设法留在首都或者大城市。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和他的妻子，也是同学的赖莎一同回到他的故乡——斯特夫罗波尔边区。他认为，小地方虽然偏僻落后，但是，有用武之地。果然，他被分配到共青团斯特夫罗波尔市团委工作。第二年，由于办事干练，就被提升为团市委第一书记。由于拥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保持良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青云直上：1966年，他升任斯特夫罗波尔市党委第一书记；1968年，任斯特夫罗波尔区党委第二书记；1970年，升任该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8年夏，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突然病逝。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便推荐戈尔巴乔夫填补了这个空缺。1980年，戈尔巴乔夫10月升为政治局委员，成了苏共高层领导中最年轻的成员。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逝，68岁的安德罗波夫当选为总书记。他上台以后，开始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为此，起用一批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年富力强的人。1983年初，戈尔巴乔夫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年2月，安德罗波夫因患肾炎住院，戈尔巴乔夫便代行管理一些外交和人事方面的工作，并且在重要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的名字开始在苏联各大报刊上露面了。10月，安德罗波夫病情加重，只有其私人助手戈尔巴乔夫才能去医院看望。戈尔巴乔夫利用与安德罗波夫单独接近的特殊权利，通过他亲自提名，在1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将一批亲信提拔到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些人后来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病逝，契尔年科任新总书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病逝。不过24小时，戈尔巴乔夫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议。当时，政治局10名委员中，有5名委员反对他，但其中有一名委员正在国外访问后的归途中，如果等反对他的人聚齐了再开会，麻烦就大了。果然，会议开始后，罗曼诺夫抢先提名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任总书记，总理吉洪诺夫等3名政治局委员立即附和。这时，葛罗米柯站起来，提名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群起响应。戈尔巴乔夫终于如愿以偿。
1990年2月5日，即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刚刚5年，也是东欧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的时候，他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废除宪法中关于保障共产党领导权的条款的决议，宣布允许各政党和反对派进行自由选举。3月3日，他又主持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决定实行总统制，他自己担任苏联首届总统。此后，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相继选出15个总统。这些总统上任后，立即宣布本共和国为“主权国家”，并要求苏联总统承认其独立。尽管戈尔巴乔夫也采取一些诸如经济封锁、武力威胁、政治劝诱，以及制定“新联盟条约”等旨在防止联盟解体的措施，但是为时已晚。
1991年“8·19”事变之后，苏共被宣布为“非法”，联盟解体的速度加快了。同年12 月8日，以俄罗斯总统鲍利斯·叶利钦为首的三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了建立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宣布苏联“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12月18日，叶利钦又对报界说，“联合体内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到这时，戈尔巴乔夫已成为一个名义上暂时还存在的苏联的“光杆总统”了。12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最后一次特别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大会最后宣告：苏联在“法律上”已经消亡。具有70余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垮台和彻底解体。
鲍里斯·叶利钦
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俄罗斯宣布独立。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把争取西方的援助、发展同西方的合作视为首要目标，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一个时期里，俄美关系密切，被称之为两国的“蜜月”时期。1992年6月15日至17日，叶利钦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实现了历史上俄美总统间的首次正式“最高级会晤”。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华盛顿宪章》、《关于销毁战略武器谅解协议》、《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协议》等15个协议和七项联合声明。以这次访问为标志，俄美关系进人了由敌手向不平等的伙伴关系过渡的新时期。
1994年7月，叶利钦在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当着克林顿的面指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援助俄罗斯的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并明确指出，他来参加这个会议不是来乞讨的，而是要求西方国家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平等的贸易伙伴，要求他们给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向俄国产品开放市场。叶利钦对美国的不满已溢于言表。1994年10月，伊拉克曾向其与科威特接壤地区增兵，意在压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美国立即调兵遣将，准备再度对伊拉克动武。俄罗斯则公开表示支持伊拉克，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搞武力威胁。叶利钦不仅派外长到海湾地区搞调停，而且还在联合国展开活动，力图阻止美国对伊拉克采取进一步行动。俄美冲突还体现在：1995 年5月1日，克林顿突然宣布对伊朗实行制裁，并要求俄罗斯取消与伊朗达成的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计划。叶利钦没有接受美国的要求。5月9日，克林顿与叶利钦再次会晤，要求俄罗斯停止向伊朗提供用于建核电站的轻水反应堆计划。为了缓解美国的情绪，叶利钦同意取消俄伊合同中的“军用”部分，不向伊朗出口可以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但也明确表示与伊朗的其他核合作项目将继续进行。
叶利钦认为，俄罗斯独立后，百废待兴，需要实实在在的朋友。
巴黎俱乐部是一个由西方债权国家政府组成的非正式官方机构，于1956年成立。其核心成员为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工业化国家，共有18名成员国，叶利钦对俄罗斯加入巴黎俱乐部一直高度重视。在他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1997年9月17日，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丘拜斯和巴黎俱乐部主席努亚耶在巴黎签署协议，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该组织的债权国成员。但到1995年底，俄罗斯的外债总额已达13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债最多的国家，至此，可以说俄罗斯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摆脱外债的沉重包袱的。因此，在与巴黎俱乐部达成延缓债务偿还协议的同时，俄罗斯也一直力争其作为一个大的债权国应享有的权利，这也是它与巴黎俱乐部进行了两年多谈判的核心议题。“紧紧抓住”欧洲及其火车头——法国和德国，实际上组成了非正式的欧洲“三驾马车”。
中国是俄罗斯的近邻。叶利钦认为，与中国搞好关系，无论在安全战略上还是在经济战略上对俄罗斯都极为有利。加强俄中合作，可改变中美俄关系中俄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可减轻美国对俄罗斯遏制的势头。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和经济合作，也是叶利钦“东西方并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2年开始，以叶利钦访华为契机，俄中高层接触日益频繁。1992年12月，叶利钦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首次最高级会晤。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应叶利钦总统之邀访俄，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俄西部边界协定》，第一次把边界全部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95年上半年，俄罗斯主动邀请江泽民主席参加俄罗斯“5·9”庆典。江主席出席庆典期间，俄罗斯表示甚为满意和欢迎，并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1996年4月，叶利钦在国内面临总统选举和身体欠佳的情况下，第二次访华，将俄中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双方决定成立“中俄友好、和平和发展委员会”。1997年11月，叶利钦第3次访问中国。叶利钦执政期间多次访华使中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使中俄关系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作为美国历史上在政府中任职最高的女性，她确有过人之处，是一位国际政坛上颇具魅力的人物。克林顿总统班底任职期满后，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之职，也已由人取代，红极一时的奥尔布赖特，已成为明日黄花，但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却会使人回味。
奥尔布赖特祖籍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5 月15日出生在布拉格一个犹太久家庭，名叫玛德琳，姊妹三人，她是老大，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出生不久，希特勒便占领了她的祖国。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年轻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没有想到，几年后克林顿成了白宫的主人，这为她飞黄腾达，登上美国政权巅峰，开辟了一条捷径。
克林顿上台后，她被任命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惟一的女代表。她曾踌躇满志地谈起自己的那些男性同行：“我既嫉妒他们，又同情他们，他们看起来太相像了。”她还面带微笑地向同行表示：“我很喜欢这种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感觉。”
在联合国大使的岗位上，她非常善于强行贯彻美国的政策。她曾桀骜不驯地说：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干什么，说到就能办到。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布特罗斯·加利，为维护自己的职权独立性，在一些问题上与奥尔布赖特产生分歧。她要把他拉下马，加利竟然毫无思想准备。当时的副秘书长、美国人约瑟夫·弗纳·里德曾悄悄对加利说，他听奥尔布赖特讲：“我会让布特罗斯认为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会打断他的双腿。”加利听到里德的这话认为“荒唐可笑”，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是太天真了。
1993年联合国在索马里进行干预失败，她把责任推给当时的加利。她几乎是在联合国单人独马向加利发动进攻，坚决要求加利离开联合国，她说，什么人说话也没有用，美国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不可能妥协。她终于把加利赶下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
奥尔布赖特终于把加利从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她的强硬态度引起人们的震惊。自此她名声大振，可以说为她出任国卿打下了基础。
奥尔布赖特很清楚，要想取得高级职务，她必须花些时间同那些能够左右和影响决策的人打交道。1995年9月，联合国在中国召开第四次妇女大会，奥尔布赖特率领美国代表团前来参加，她邀请了第一夫人希拉里作为名誉主席一同前往。
第二年，奥尔布赖特又有机会同希拉里同乘一架飞机，两人都去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参加在那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并作大会发言，第一夫人邀请奥尔布赖特一同前往。陪同两位夫人的有大卫·谢伐尔，两人之间关系之融洽给谢伐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是妙极了！”他说：“很显然她们之间关系密切，她们开玩笑、开诚布公地交谈。一会儿谈政治、一会儿谈家庭。她们两人都清楚什么议题重要，然后集中谈论。有时很幽默，有时很严肃。”
1996年12月，克林顿在成功地争取到连任后，马上给奥尔布赖特打电话，建议她出任国务卿。
于是，这位时年59岁的好战女性毫不犹豫地取代了此前一直由男性扮演的角色，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尽管美国妇女基本上争到了在各方面同男性平等的权利，但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过来，例如，在美国500家最大的公司中，只有两家是由妇女领导的，其他公司都是男人的天下，在美国政府中，妇女的任职仅占21%，而由妇女出任国务卿这种高级职务在美国史无前例。奥尔布赖特将开创一个什么样的先河，美国政界人士都拭目以待。
她上任后，首先组织班子，任命从大学时代就同克林顿深交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为自己的第一副手，这样，她又多了一条同白宫联络的可靠渠道。
此外还任命了托马斯·波克林为自己的副手。托马斯·波克林是一位富有外交经组验的外交家，她和克林顿、奥尔布赖特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奥尔布赖特有这两位助手可称其为左膀右臂，她可得心应手地贯彻白宫的外交方针。
克林顿任命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可以说选对了“服从命令的得力助手”，她能圆满地完成总统的托付，必要时还在外交舞台上为他作“掩护”。当然，由于她受其工作性质——“服从命令”所囿，其自身的政治威望自然受到克林顿政府所奉行的现行对外政策的限制。
当今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人可分三派：一派是在越南战争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主张“从一切冲突中摆脱出来”；另一派是在海湾战争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主张“只参加那些仅动用海军力量，胜利可以得到保证的战争”。奥尔布赖特属于第三派，主张“立即解决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她认为美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奥尔布赖特的工作作风与其前任克里斯托弗完全不同，她辣味十足。1993年，当鲍威尔将军反对将美军派往波黑时，她曾当众痛斥道：“你总在谈论超级军事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些力量，那么我们有一支这么棒的军队，又有什么意义呢？”后来鲍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吓得我连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对如何解决科索沃问题，美国决策部门开始意见不一，克林顿一直犹豫不决，他认为用轰炸把米洛舍维奇逼到谈判桌子来的想法不太实际。他的安全问题顾问塞缪尔·伯杰担心发动空袭会使科索沃局势复杂化。五角大楼里的一些人也对发动空袭持怀疑态度。
然而，奥尔布赖特积极敦促总统用“战斧”惩罚米洛。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的这场战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使美国在世界上获得了“胡作非为的超级大国”的坏名声。
现在人们要知道是谁决定对南联盟进行空袭呢？人人都知道这是奥尔布赖特的主张。在她的坚持下美国动用空军对塞族阵地发动袭击。但是让奥尔布赖特出任国务卿的是克林顿。
奥尔布赖特凭借美国的实力，曾不可一世，其地位之显赫、口气之大，从她在世界各地指手画脚的作风可见一斑。但是自从科索沃战争之后，她在华盛顿的影响逐渐下降，其权力也日渐缩小，似乎从巅峰状态滑了下来，在美国的报刊上也很少见到她的踪影。
美国《新闻周刊》以《冬日母狮》为题，在文章的开头将她称为“战争女人”。文章历数这位“面孔铁板的克林顿内阁主战派”的罪状：是她竭力促使进行50年来的第一场战争；是她因联合国秘书长不愿屈服美国的要求而把他赶下了台；是她在对不论左翼还是右翼国家的行为说三道四。奥尔布赖特总是把“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样的话挂在口上。在华盛顿政界，她被称之为“一条路走到黑的决策者”。
科菲·安南
科菲·安南，加纳人，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根据安理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安南先生连任下一届秘书长，安南先生就任秘书长后的优先措施是：通过全面改革方案恢复联合国的活力；加强联合国在发展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传统工作；鼓励并提倡人权、法治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关于平等、容忍和人类尊严的普遍价值观念；恢复公众对联合国的信任，向新的伙伴伸手和套用他的话说，”使联合国更接近人民”。安南先生1938年4月8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他曾就读于库马西科技大学，1961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完成经济学本科课程。1961年至1962年，他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71—1972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员，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安南先生于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担任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后来，他任职于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在伊斯梅利亚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二期紧急部队）、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1987年至1990年）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1990年至1992年）。1990年，继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秘书长派安南先生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协助撤出伊拉克境内的90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和西方国家的国民。随后，他又率领联合国的第一个工作队，同伊拉克谈判出售石油以购买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问题。
就任秘书长后，安南先生提出的第一个主要倡议是他的改革计划：“振兴联合国”。这项计划于1997年7月提交给会员国，此后一直继续推行，其重点是改进连贯性和协调。他多次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这个世界上处境最为不利的区域的承诺，包括在1998年4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曾在若干敏感的政治局势中进行斡旋，包括在1998年设法促使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1998年出差帮助促进尼日利亚过渡到文人执政局面，在1999年促成协议解决利比亚与安全理事会在1988年洛克比炸机事件上的僵局，在1999年以外交手段促成国际上对东帝汶暴乱的回应，核实了2000年9月以色列自黎巴嫩撤出之举，以及自2000年9月重新爆发暴力事件后进一步努力鼓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号与第338号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的歧异。
他还设法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并与对联合国的能力有所补益的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他呼吁缔结“全球协约”，由全球企业界和劳工组织与民间组织领袖人物参与，使全世界人民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和将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基本价值与做法引进全球市场之中。他在2000年4月以“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题，发表了千年报告，吁请会员国全心投入一项行动计划，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教育、减少艾滋病毒／艾滋病、保护环境和保护各国人民免受致命冲突与暴乱。该报告后来成为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千年宣言》的基础。
秘书长在2001年4月发表被他称为“个人优先事项”的解决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病五点”行动呼吁”，并提议设立全球保健基金，作为一项机制，用作帮助遭遇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更多开支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分享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该委员会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表彰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作出的努力。该委员会还高度赞扬了安南自近五年前担任秘书长以来为联合国所注入的新活力、以及在消除贫困和与艾滋病和国际恐怖主义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布伦特兰夫人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以下简称布夫人），是挪威杰出的政治家，1981年出任工党政府首相，作为挪威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以后又多次受命组阁，先后担任首相达10年之久；她也是国际上著名的妇女活动家，1984年，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1992年，在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副主席，1998年5月，又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至今。布夫人是世界上一位享有盛名的领导人，在多个领域里做出并继续做着重要贡献。但她又是一个普通的人，能以平常心待人接物，在日常生活里助人为乐，多次救人于危难之中。所以，在群众中享有相当高的威望，挪威人亲切地称呼她“我们的格罗”。
布夫人自1974年担任环保大臣以后20多年间，一直重视国内环保工作，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东、南、西三方面邻国的工业污染所导致的酸雨对挪威树木、鱼类的生长造成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北方邻国核污染和核泄漏的直接威胁，一直困扰着每个挪威人的心。布夫人深切感到，保护环境是全球性事业，只靠一个或少数国家努力不可能完成。
1983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提名布夫人为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负责处理全球的环境问题。是否接受这一重担，她当时是有思想斗争的。其不利方面是今日世界环境污染严重，解决这样的全球性问题绝非易事。而另一方面，她担任挪威首相期间，有领导环保工作的经验。她认为地球是一个大家庭，保护地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自己不应退缩。最后她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在她的领导下，联合国“环发委员会”经过3年多的努力，于1987年4月向联大递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些根本性指导方针和原则。例如：环境和发展问题涉及世界各国后代人的利益，要有一个长远规划；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不可分割，需综合考虑；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须进行广泛合作，等等。这些基本思想后来都纳入了1992年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发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宣言之中。现在，环保及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了。在这方面，布夫人功不可没。
1998年5月，布夫人在世界卫生组织180个成员中获得166票，以绝对多数当选为该组织总干事。她在就职讲话中提出，把大力消除贫困，救治疟疾患者，反对烟草工业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作为今后工作重点。她的讲话被11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挪威历史上先后遭受丹麦、瑞典的长期统治，到1905年才获得独立，当时经济相当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为交战国运输军火和其他货物，使挪威传统的海运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整体来看，挪威仍是欧洲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被人称为“欧洲的农村”。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挪威在北海发现油气并投产之后，情况开始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油气产量猛增，达到1.7亿吨，跃升为世界第二石油出口国。因此，挪威成为欧洲的“暴发户”，从资本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国内许多公司竞相到海外寻找市场。1994年11月底，挪威公民投票否决加入欧盟后，使之更感到需要与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经济增长迅速的亚洲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挪威的“亚洲构想”就是在这样背景下提出来的。
1995年1月4日，布夫人应邀出席亚洲国家驻挪使节午餐会。她在午餐会上发表重要讲演，展望挪威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式提出“亚洲构想”。她指出：“亚洲惊人的经济增长以及伴生的新的政治向往，使亚洲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变得日益重要。”她强调挪威同亚洲建立长期经贸合作存在巨大潜力和必要性，肯定亚洲在联合国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解决环境、人口等问题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她特别提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她提出挪威的“亚洲构想”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与亚洲国家加强政治磋商，发展经贸合作和促进文化交流。
布夫人提出的“亚洲构想”具有战略眼光，内容广泛又切实可行。几年来，在这个“构想”指导下，挪威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有了长足进展。在“亚洲构想”推动下，在中挪双方共同努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可，以说出现了一个高潮：双方高级互访频繁，挪威议长、首相、国王先后访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李岚清、邹家华等先后访问挪威；双边经贸、科技合作增长迅速；文艺团体交往不断。
特别要提到的是，布夫人对挪中环保领域合作的关心令人感动。1995年11月，她在访华时同我国领导人会谈中提出：“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环保问题应当早抓、抓紧。一些工业化国家对这个问题抓晚了，不仅环境遭到污染，而且整治花的钱更多，希望中国能注意这个教训。”我国领导人对布夫人的意见十分赞赏。在布夫人的支持下，挪威政府向中国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用于环保项目的赠款和优惠贷款。挪威一些公司积极参与了中国不少城市和地区的污水处理、大气监测、古城保护等项目，双方在环境保护领域里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布夫人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后，多次访华，并表示卫生组织愿在戒烟和控制艾滋病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
布夫人是邓小平辞去党和政府职务后会见的少数外国领导人之一。她敬仰邓小平。1988 年1月，布夫人第一次作为首相访华。访问前，挪威方面提出布夫人要求会见邓小平。考虑到布夫人的国际声望，邓小平破例会见了她。会见一开始，布夫人开门见山，向邓小平提了一个问题：“目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最需要做的事是什么？”邓小平明确回答：“国内进行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国际上争取缓和。我们现在认为，保持相当长时间世界和平是可能的。”布夫人听了高兴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挪中关系，也对整个国际关系起了促进作用。”
在会见中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邓小平对布夫人说：“我今年84岁，该退休了。”但翻译误将84岁译成了48岁，引得宾主一阵欢笑。多年之后，布夫人见到中国客人时还常常提到这个插曲。
邓小平逝世后，布夫人当时已辞去首相职务，在中部乡村别墅撰写回忆录。当她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非常悲痛。第二天便赶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在邓小平遗像前默哀、致敬。她激动地说，邓小平是她非常敬仰的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约翰·霍华德
约翰·霍华德，1939年7月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郊区。1962年，霍华德当上了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律师，1968—1974年成为悉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50年代自由党提出的反对共产主义、与美国结盟、企业自由竞争、家庭价值观等都十分符合当时霍华德的思想。他工作努力、行事正派、生活节俭，体现了典型的中产阶级价值观。1974年霍华德开始担任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议员，并当选为联邦众议员。后来还在弗雷泽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商业和消费部长、贸易部长、国库部长等职务。
1983年，他当选为自由党副领袖，1985—1989年任自由党领袖，1990—1995年任影子内阁劳资关系部长。
1995年1月霍华德再次当选为自由党领袖。霍华德最崇拜的人是冷战后自由党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戈登·孟席斯。孟席斯当政后实现了澳大利亚战后经济的繁荣，享有很高的威望。霍华德认为，孟席斯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社会稳定，人人富有。因此他竞选时向选民承诺，将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舒适、轻松的社会。1995年至今任自由党领袖。
1996年竞选成功，出任总理，当他搬进总理办公室时，甚至还请人把前工党总理基廷用过的办公桌搬走，换上孟席斯的办公桌。1998 年10月和2001年11月大选中蝉联总理职务。“既需要美国，又需要中国”是霍华德的重要对外谋略之一。
从这一外交战略出发，并考虑澳大利亚的处境，霍华德积极与美国发展合作关系。2002年年初，美国总统布什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将伊拉克、伊朗、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这实际是在为后来公布“先发制人”战略造舆论。此后，布什多次谈到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许多著名学者撰文表示担心：一旦美国开此先河，其他国家可能纷纷效尤，国际准则必将荡然无存。就连美国的盟国英国对此反应都较为谨慎。但澳大利亚却第一个站出来宣布直接支持华盛顿“先发制人”的政策。霍华德总理2002年6月的美国之行显示：澳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美国“先发制人”的决策。访美期间，霍华德在美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称，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他说：“在当今世界上，美国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澳大利亚更好的朋友了。”
2002年12月1日，霍华德在澳议会讲话更证明，澳大利亚不仅支持美国搞“先发制人”，而且澳自己也要效尤美国，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派军队到邻国去消灭恐怖主义目标。2日，霍华德进一步说，联合国宪章“已经过时”，并公开建议修改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规，以便让成员国可以在情况紧迫时越界打击恐怖主义。霍华德的话在东南亚激起一片抗议浪潮。
霍华德的讲话有前不久发生的印尼巴厘岛恐怖爆炸事件的背景。印尼巴厘岛等地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恶性恐怖爆炸事件，数百人伤亡。霍华德的讲话在澳国内也引起非议，有人说他自不量力，有人怨他引火烧身，有人则劝他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谨慎行事。
2003年年初，正当美国重兵云集海湾地区，紧锣密鼓地准备大举进攻伊拉克之际，全球反战浪潮也不断高涨，澳大利亚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街头，人们高举着反战标语，喊着“不要战争”、“维护和平”的口号；在悉尼的大街小巷，坚决反对澳大利亚政府与美国结为“志愿同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尽管如此，霍华德总理还于2月8日专程前往美国，先后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布什，与美国结成“志愿同盟”，决定无论联合国授权与否，都将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以推翻伊拉克现政权。自称是美国“最好朋友”的澳大利亚始终愿为美国冲锋陷阵。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说，虽然没有寻求或获得澳大利亚的承诺，但他无法想像在冲突发生时，澳大利亚和美国不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霍华德一直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他在2002年来华进行工作访问时说，他是惟一一位三次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3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中澳两国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两国人民间的往来日益密切，澳大利亚政府对此感到满意。
澳大利亚祝贺中国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愿在中国筹办奥运会过程中提供帮助。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的成功经验使澳具备独一无二的帮助北京的地位。他要求有关部门要做好一切准备，帮助北京做好2008年奥运会的筹备工作。霍华德重视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对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深表钦佩，愿进一步探索和拓宽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中国现在是澳大利亚第三大贸易伙伴，并有可能在5年内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自霍华德1996年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以来，中澳两国的贸易增长了两倍，这是澳大利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澳方愿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大努力，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在经贸、教育、科技、金融、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互利合作。2003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了演讲。美国总统布什刚刚于23日也在这里发表了演说。布什在澳大利亚停留21小时后便离开了，没有举行记者招待会。胡锦涛则在澳大利亚访问3天。他按惯例在澳大利亚久负盛名的港口城市悉尼作了一次巡游，还与澳大利亚商界人士共进工作午餐。此外，他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对一位中国领导人而言是不同寻常的举动。澳大利亚保守的《金融评论报》的大字标题是“布什来到了澳大利亚，胡锦涛征服了澳大利亚”。为了突出中国领导人到访的主要目的，中澳双方签署了一份价值210亿美元的意向书，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将拥有澳大利亚一天然气油田的产权股票，并在25年的时间内购买它的天然气。澳大利亚贸易部长马克·韦尔称，这份意向书（其金额比去年中澳两国签署的一份类似意向书的金额略高）将使澳大利亚成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
李肇星
李肇星1940年出生在山东胶南县（现为胶南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59年夏，苦读寒窗十载的李肇星高中毕业，开始向一年一度的高考冲击。遗憾的是，他的文学梦恰恰在此时被无情地击碎。
李肇星报考的学校是饱经世纪沧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是李肇星填报的第一志愿，西语系英语专业则为第二志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北大却以他的第二志愿录取了他。毕业后，他荣幸地走向了外交官的工作岗位。
李肇星在3年的驻美国大使生涯中，他自己认为在任内最满意的是两国元首接触频繁，中美达成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协定，最艰难的时候是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就是在那一危机之中，李肇星被美国传媒认为是“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李肇星大使“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让美国印象极深”。
在轰炸大使馆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官方把它归咎于中央情报局的错误情报，从克林顿总统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从北约的将军到五角大楼的新闻发言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一次失误，但对国人的无端遇难都没有丝毫内疚，反而要中国人保证美国驻华机构的安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克林顿等人在公开场所表示的“遗憾”、“歉意”是否出于真心。
美国领导人的这种表现自然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美国媒体当时最关心在中国的美国人是否会有危险。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过电话专访了李肇星，请他讲述北京学生到美国大使馆游行示威的情况。ABC电视网的著名主持人、驻白宫首席记者唐纳森（美国广播公司）则在专访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时一上来就问，“你能保证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美国交人员的安全吗？”
李肇星表情严肃地回答说：“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
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唐纳森就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唐纳森接着问：你听到克拉克将军（北约最高指挥官）刚刚说过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
李肇星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听到他谈这个问题，如果他或任何人试图掩饰这一暴行，那他就错了。我还要提一句，如果外国领导人认为，相信这种解释就可避免承担责任，那也是错误的。”
这场唇枪舌剑在几轮交锋之后终于结束，李肇星显然没有被两位名嘴的咄咄逼人攻势所吓，他有理有据地反驳了美国少数反华人士的不顾事实的言论，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为无辜受害的同胞鸣不平，同时也唤醒了美国社会的良知。
在那段李肇星自己都称之为艰难的日子里，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到普通的美国市民，都一直不断地听到中国大使悲愤的抗议之声。李肇星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他频繁地奔走于华府、媒介及民间各界，严正交涉、大声疾呼。
在1999年的那个黑色的5月，他是美电视新闻和专题节目上镜率最高的公共人物之一。在道义和悲情两方面，他都是成功的。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以后，面对李肇星的诘问，在他有理有据的利口力辞面前，在他代表着全体中国人的哀痛与愤怒的激动情绪面前，美国社会也受到了不小的震撼。一些报道和媒体观点开始出现了一些较客观的声音。这对后来中美之间最终达成有关善后问题的协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与美方交涉以外，李肇星还时刻与北京的最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在这一非常时期内处理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策略，他作为熟悉美国问题的专家和站在第一线的驻美大使，利用他的经验和老到的外交智慧，为决策层调整和重构对美关系的未来框架，对解决在那一时期相关的其他问题（如世贸谈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些报道称，李肇星在使馆被炸引发的中美危机那个期间的颇有成效的努力和审时度势的建言建策，曾深得中央高层的首肯。
李肇星在美国的三年期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促进中美贸易交往，扩大中美经济合作的努力。只要有贸易、企业、经济界论坛、会议，李大使都尽量出席，推销中国的市场，促成中美在经济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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