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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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试读：
序言
2013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来自海峡两岸的四十余名研究宋史的学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举办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但经过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这此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宋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同时也进一步增进了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开展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深厚的友谊。
第一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是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承办；第二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是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承办。这次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由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和浙江大学历史系共同承办，既有两校间的渊源，更有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
众所周知，张其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他曾经多年担任老浙江大学史地系的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他在职时聘请了张荫麟、陈乐素、方豪等著名宋史专家到浙江大学任教，从而奠定了尔后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宋史研究的基础，培养出了一大批以徐规、倪士毅等教授为代表的宋史学者以及他们的弟子。仅就在我们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的7位研究人员中，就有何忠礼、方建新、徐吉军、范立舟教授等6位毕业于浙江大学或杭州大学。
张其昀先生赴台后，又在台北创办了“中国文化大学”，有以宋晞、陈光裕先生等为代表的许多原浙江大学的教师跟随任教，同样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宋史专家，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台湾地区宋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由此可知，两岸宋史研究和学者之间，渊源很深，关系密切，可谓同根同源，而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是近年成长起来的南宋史研究的新兴力量，虽然在南宋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只能说是刚刚起步，需要认可，更需要积累，为此，就有了由我们与浙江大学历史系共同承办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宋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定期举办宋史研讨会，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海峡两岸的学术研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经历过不同的路径。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术理念、方法和语味都变得更加求真、求实，这种变化，使得加深两岸各类学术交流成为可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30多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在广泛吸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同时，都还精心守护着基于史实梳理与考辨，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犹如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校歌中所说的那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即使有观点的出入、理念的歧义、看法的差异，都不能否认交流的益处和价值。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6篇，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典籍、人物等各个方面。其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论文内容扎实，不尚空谈；二是许多论文视角新颖，发前人所未发；三是各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明显表现出学术流派同宗同源的特点。今天，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与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有关作者的认真修改，现在将它们结集出版，为推动宋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略尽我们的一点微薄之力。是为序。杭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辛薇2013年8月
过不在宋的宋朝积弱原因
王吉林一 前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大的国家。由于历史悠久，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朝代。朝代虽接续不断，而时间也长短不同，但后代读史者，往往会品评何以有的朝代绵延多年，有的朝代不数年而亡。有的朝代国势强大，称一代盛世。有的朝代相对弱小，甚至被称为衰世。若细作比较，就明显可见其差异。原因为何，本文试以唐宋做一比较。
除了历史久远以外，中国是以土地广大著称于世的。中国的领土，大致确定于秦、汉时代，虽历代迭有不同，大致南北界限在长城以南，南至越南为界。东至于海，西至今日之新疆。长城以外，叛服不常，多数时间，未能置郡县如中原。至于越南，时而郡县，时而藩属，其情形亦异于中原。新疆地区，古谓之西域，中国强盛，则控此通道，设州置县而移民于此之时间较少，以武力控制之时间较多。清末至今，始省县之，使其同于内地。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有统一，也有分裂。我们确认是分裂时代的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金与南宋。分裂时代，未亡于外族，可见分裂政权，尚有相当国力。然而有的朝代，名虽为统一，实则未曾统一，仍是分裂。此一朝代，即赵匡胤篡后周所建立的北宋是也。
北宋所称之统一，是灭与五代并存的十国，而未恢复盛唐疆域。至于唐末、五代时期，外族在中原土地上所建立之国家，如辽与西夏，以及河西、陇右之地，终两宋之世而未收复，多少炎黄子孙，化为夷狄，为外族尽力，已忘其为汉唐遗黎。北宋处此困境，徒呼奈何！何以至此？赵宋建国以前，五代领土，已不完整，北宋所承继者，是唐末、五代残破下的一部分中国，而非整个汉唐盛世之疆域。北宋之积弱不振，人的因素以外，此一形势问题，应是一重大原因。人的因素，亦即立国政策，虽有关系，但与国土缩小相比，可能只是部分原因。
如宋太祖赵匡胤不采重文轻武之国策，重用禁军将领，使其操废立之权，则宋代难能长久，积弱不振的宋代，亦未必能久存。
重文轻武，以和平换取生存，未必不是宋代国策的优势。评论历史，当究史实，非全凭言论。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宋太祖虽出身禁军将领，但宋太祖、太宗时代受制于辽，亦无力讨伐西夏。何况辽、夏二国联合对付赵宋。宋所能者，唯求与辽、夏交好，至于收复盛唐疆土，则从无此梦想！
若从历史事实而论，宋接于五代十国之后，仍是分裂时代。在此分裂时代，宋与辽、夏战争少而和平多，此其在历史上的特点，而后人不视此一时代为分裂时代者，也因其上承五代，下接元明，而认其为统一王朝。
后人不视辽、西夏，与北宋为分裂时代者，可能以辽为契丹人所建之国，而西夏为党项人所建之国。殊不知辽与西夏之国土，本为唐地，而契丹与党项人，在辽与西夏国内，皆为少数民族，所统治之人民，多为汉人，而契丹与羌仅为少数统治者而已。建国于中国土地上之辽与西夏，其所统治之臣民，多为中国人，仅统治者为少数契丹人与党项人而已。此非分裂中国之国土与人民，而又为何？此种事实乃唐代安史乱后逐渐形成，而非赵宋之所能改变者也。此一事实，实为造成宋代积弱不可改变之原因。若宋建国之后，崇尚武力，能灭辽与西夏而收复唐之土地，情形或不至此。恢复盛唐之国势，首先要有盛唐之疆域，此宋之不敢梦想。宋太祖代周，先出禁军将领于外，再削节度使兵权。释兵权之后，崇奖文人，造成积弱而无法自保。
宋代因先天不足，国土少于盛唐远甚。由于国土缩小，人口自然因而减少，土地小而人口少，其弱乃自然之势，扭转此一形势，自非易事，何况尚有强敌环伺。故宋代之弱，非出诸宋代之人不材，盖由于资源有限，欲强而不能。更何况政策上之重文轻武，只求巩固赵宋帝室，外求和平，此自然造成积弱不振之国势。为赵宋谋，此外似无良策。二 盛唐的国势
在唐朝二百九十年（618-907）的历史中，可以安史之乱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起，唐之国势蒸蒸日上。到唐玄宗时代，达到顶点，即所谓开元、天宝之治（是从公元713年到755年）。这四十多年，是唐朝鼎盛的时代，就是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土地、人口、国势都是盛唐的标志，其前后时代都无法与此一时期相比。
代表国力的户口，在玄宗时代究有多少？新旧《唐书•地理志》卷一均有开元二十八年（740）的统计数字，新旧《唐书》统计数字相同。《旧志》云：
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账，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有三。羁縻州郡，不在此数。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1]顷一十三亩。
然十余年后，户、口俱有增加。可见太平盛世年乐人丰。《通鉴》于玄宗天宝十三载（754）记云：
是岁，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2]八十八。《通鉴》正文叙郡、县、乡之数，又叙户、口之数。正文下胡三省注曰：“有唐户口之盛，极于此。”
天宝十四载（755）即有安史之乱，唐之国势一落千丈。
在中国史上，州郡并合无常，大小不一，但县之大小，从秦汉至明清，似无变化。至民国时代，因东北及新疆、青海置省，省下设县。全国之县，约在两千左右。唐玄宗时代，有县一千五百多，颇合历史实情。
宋之疆域不逮汉、唐远甚，而户口之数逊于汉、唐，自是实情。宋太祖得国之初，统一十国之前，其疆域户口，据《宋史•地理志》云：
唐室既衰，五季迭兴，五十余年，更易八姓。寓县分裂，莫之能一。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3]千三百五十三。
宋代得国之初，其县数约为盛唐时三分之一强，户数约为盛唐时户数的十分之一强。或有人问，以唐全盛之时，与宋得国之初户数相比，相差如此悬殊，其原因何在？此无他，当时宋尚未统一，所谓十国，各自独立，县数户口，实不计在宋祖得国之初县户之内。户口相差悬殊，可以理解，若用二朝全盛之时，做一比较，或可得其真相。今以北宋盛时户口，与唐盛时户口相较，即可明其真相。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宋史•地理志》云：
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4]户口皆有所不及。《宋史•地理志》所言，是不明历史真相的说法，以不精确的统计，用数字游戏，自我满足，实际宋代将户等分而为九，上五等户，赋役繁重，至有因而破家者。故宋代之人，往往析一户而为数户，如此则可从上五等户，降为下八、九等户，造成宋代在户口统计上，户多而口少，不符一家五口之粗略估计。如以大观四年（1110）之统计，则每户仅有两人有余，不逮三人，为不合历史事实之统计，而夸言户数超越汉唐，而口数少于汉唐，徒有户数而口数甚少，而以户数相夸，岂不可笑。
以唐开元全盛之时，户口充实，犹不敢夸户口超越汉之盛时，而言唐之建国以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然宋自代周以后，其乱日实比唐多，而户口数逊于盛唐，亦为实情。《宋志》之言户口超越汉唐，其谁能信此谰言！
唐代初年，战乱尚多，百姓在战乱之后，生活不够富实。及至玄宗开元（713-741）年间，开国已有百年之久，国强民富，天下太平，户口增加，自是常理，《通鉴》于开元二十八年（740）记云：
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5]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正文下胡三省注曰：“以开元之承平，而户口犹不及汉之盛时，唐兴以来，治日少而乱日多也。”以唐开元盛时之户口尚不及汉之盛时，《宋史•地理志》凭何而言宋之户口，“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宋代大观四年（1110）所统计之口数，逊于唐玄宗之开元二十八年（740）及天宝十三载（754），而户数又远逊于开元、天宝之统计，故《宋史》户口统计，大有问题。《通鉴》县、户、口之统计，全采两唐《志》，海内太平，反映开元、天宝之盛世。
唐代国势，表现在四至方面，东为海，无可发展。北为大漠，多为游牧民族，唐太宗在贞观四年（630）败东突厥后，被尊为天可汗。既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天可汗者，天下之共主也。声威遍及塞外，册立四夷君长，皆以天可汗之名行之。安南之地，今越南是也，皆置州县而同内地。
唐之向西发展，不止国势西向，东西交通得未曾有之畅通，文化传播，经济互通，尤赖此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得以无阻，自然赖唐之国力。
北入大漠，南极南洋，交通风险较大，而贸易之利似不如丝绸之路，使欧亚二洲可以连接，而贸易之人以奇珍异货获得厚利。故唐之西向发展，除了发扬国威之外，控制东西交通命脉，以掌控经济利益，实为国大计。故与吐蕃、大食之长期争战，其目的为控有丝绸之路，以获得更大之经济利益。
玄宗晚年，以安禄山经营东北，对付奚、契丹等外族，而以哥舒翰掌控西北，威制吐蕃、大食，故西北武力，胜于东北。虽玄宗对安禄山有所偏爱，然西北兵威之盛，为前所未有。故《通鉴》天宝十二载（753）言哥舒翰之军功，为前所未有，不止击败吐蕃，而且收复失地，使吐蕃无法以青海为根据地，骚扰陇右、河西。关于哥舒翰之军功，《通鉴》叙云：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6]
黄河九曲，即汉大小榆谷之地，睿宗景云元年（710），吐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割黄河九曲之地，以为金城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从此唐失黄河之险，吐蕃以此而纵横陇右，唐与吐蕃在青海之苦战，皆因此起。时经四十余年，哥舒翰收服黄河九曲之地，唐朝之喜，可想而知。哥舒翰之军功，恐无人可以相比，其威风可想而知。唐控河曲之地后，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乃可断言之事。故《通鉴》天宝十二载（753）又记云：
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长安城西面北来第一门曰安远门，本隋之开远门也。西尽唐境万二千里，并西域诸国言之）。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7]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唐之国势，向西扩展，前所未有。由长安西向万二千里，尽唐控制。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读史至此，掩卷思之，陇右乃今青海之地，何以成为天下富庶之地？此可能由于唐与吐蕃长期战争，青海地区因军事所需，形成战时繁荣，物资、人力均集于此所造成。但不二三年间，安禄山反叛，造成唐之国势大变，所首先丧失者，厥为西部地区。注释
[1]刘昫：《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93页。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第6929页。
[3]脱脱：《宋史》卷八九五《地理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93页。
[4]《宋史》卷八九五《地理一》，第2093页。
[5]《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第6843页。
[6]《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第691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第6919页。三 安史乱后唐之国势骤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家亦如此。唐在开元、天宝年间，国势鼎盛，西向发展，前所未有，哥舒翰兼领河西、陇右，兵威之盛，不知作者但流传千古之《哥舒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然哥舒非铁汉，安史乱前以病废归长安。西疆无守土之臣，安史乱起，迅失西陲，未必与此无关！
安禄山反于天宝十四载（755），先陷河北，后占河南。唐于此时，尽调河西、陇右军队，东下平乱，河、陇空虚，吐蕃、南诏趁机蚕食唐之西疆。唐以强寇在东，无暇东西兼顾，尽失西疆！
盛唐对外战争，以与吐蕃在陇右之战争，最有决定影响。然安禄山反于天宝十四载（755），而吐蕃之赞普墀德祖赞亦死于是年。墀德祖赞之子墀松德赞继为赞普，唐与吐蕃因而相互遣使，吊祭死者。然而，是年安禄山反叛，河、陇之兵被调东守潼关，西陲空虚，吐蕃不顾内有国殇，反而趁机东侵。《新唐书》略书其事，言唐遣至吐蕃之吊祭使者始还，值安禄山反叛，吐蕃趁机寇略西疆。《新唐书》略而言曰：
还而安禄山乱，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而诸将各以所镇兵[1]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新唐书》所言过于简略，至于吐蕃如何乘机侵夺唐之疆土，《旧唐书》所记，较为翔实。《旧唐书》云：
陇右鄯州为节度，河西凉州为节度，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关内则于灵州置朔方节度使，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府为之藩卫。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2]境，湮没者数十州。
此段所述，唐于西北地区，设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其在关内，又设朔方节度使。《旧唐书》所述，有几个关键问题，潼关失守，始征河陇、朔方之兵入靖国难。潼关失守，时在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时肃宗尚未即位，玄宗依然君临天下。乾元为肃宗第二个年号，其元年为公元758年。此年之后，吐蕃始侵唐境，凤翔以西，邠州之北，尽成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关中地区，陷于戎狄之区，国防尽失，京师不保，然此皆由安史之乱而来。
读史者往往以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叛为唐朝盛衰之转折点，实则天宝末年，唐之衰象已现，只是尚未出现大问题而已。
天宝十载（751）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败于泸南。南诏王阁罗凤遣使请谢罪，仲通不许，南诏遂投吐蕃，唐遂失云南地。
同年，高仙芝将蕃、汉三万余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怛罗斯城与大食相遇，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此一战后，西域已非唐有。因唐战败，工技西传，对东西两方影响甚大。
由此二大战后，唐尽失云南与西域地，吐蕃势盛，乃必然之理。安禄山之敢于反叛，未必与此无关。
唐在南疆与西域兵败如此，唐之朝廷似不之知，宰相杨国忠力排安禄山，促成其反。玄宗晏然以为无事，以为托付得人，国家万安。《通鉴》天宝十三载（754）六月记曰：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3]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
安史乱前一年，唐败于云南，死亡已近二十万人，竟无人敢言，但能保无人得知？安禄山不以此时反，更待何时？《通鉴》下述玄宗之昏瞆，似无人可以相比。真如燕巢幕上，自以为安，不知危如累卵。《通鉴》记其曰：
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4]“卿勿言，朕徐思之。”
李林甫、杨国忠为可托付朝事之宰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朝政败坏，皆出此二人。
唐初置十节度使，不兼统、不遥领，兵权不集中于一人。但至玄宗晚年哥舒翰、安禄山皆兼领数道，“一旦祸发”，岂是小事！高力士之言，说中时病，玄宗无言以对，无法可想。次年，安禄山即反叛，其应验何其速也！
朝政不理，边境丧师，唐之虚弱完全暴露，安禄山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注释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87页。
[2]《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第5236页。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第6926-6927页。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十三》，第6927页。四 唐代国土之丧失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叛，唐调河、陇、安西、朔方军队平乱。尤以河、陇军队东调，河西、陇右空虚，吐蕃趁此机会，迅速攻占唐在陇右新设军城，且占领陇右之地。此仅一年之间，形势变化，如此之大。《通鉴》于肃宗至德元载（756）记曰：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1]城、百谷城、雕窠城。
此等军、城，皆在陇右，今青海之地，皆天宝十三载（754）哥舒翰所置。然不二年，哥舒翰病废长安，就在此年，吐蕃夺回唐在陇右新设军、城，此后唐即未收复此一区域。
唐之丧失西疆，而其丧失时间，始于肃宗之时，是后即未复原。《旧唐书•地理志》云：
上元年后，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大中、咸通之间，陇右[2]遗黎，始以地图，又析置节度。
上元为肃宗年号，为760至761年，已在安禄山反叛五六年之后，此时河西、陇右悉陷吐蕃，唐之国势，限于长安以东，西向国势，从根而断。吐蕃占领此一地区，人民迅即吐蕃化。今敦煌吐蕃文书数据，可为佐证。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达磨死，吐蕃分裂，无力统治河、陇，张义潮举河陇之地归顺唐朝，唐以为归义军节度使，唐衰又后独立，不归于唐。《旧唐书•地理志》对安史乱后，所失国土，均有记载。且地方不受制于中央，即属于外邦，唐之中央无管辖之权。《旧志》又云：
永泰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元和掌计之臣，尝为版簿，[3]二方不进户口，莫可详知。
永泰乃代宗第二年年号，为公元765年。代宗第一个年号是广德。广德元年（763）冬十月，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代宗逃至陕州，经十五日，郭子仪收复长安，代宗方还京。
吐蕃可占长安，河、陇不守，自属事实。元和郡县簿之无法计河、陇户口，自属平常。
由此观之，安史乱后，不数年间，唐尽失西北。唐所盛夸之西北，永久沦没，青海、西北地区厩牧，亦不得为中国用。宋之衰在唐之后，国土、马牧不有，遂无法成为强国。其所以弱，盖有远因！
安史乱后唐失西疆领土，亦即吐蕃侵占唐之国土，而唐无法收复之，造成晚唐之弱，笔者另有专文《安史乱后唐与吐蕃关系的研讨》[4][5]，此处不再论述。论安史乱后西北，有《安史乱后的北庭》一文，两者合读，当知安史乱后唐代失土之多，造成国势衰弱。终唐之世，未能收复西北国土，宋之积弱，此为主因。
石晋之割卢龙一道与雁门关以北之地与契丹，已为五代之事，宋更无法收复十六州之地，此亦积弱之一重大原因。（作者单位：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注释
[1]《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纪三十五》，第7011页。
[2]《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第1392页。
[3]《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第1393页。
[4]《史学汇刊》2003年第18期，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第114页。
[5]《安史乱后的北庭》，台北“蒙藏委员会”编印《蒙藏专题研究丛书》之一一九。南宋及金朝的“中国”观王明荪一 前言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三月底，金兵掳徽、钦二帝等北返，北宋遂告结束，但赵宋并未亡国。金兵北返前即册立张邦昌为皇帝，建立作为金朝藩臣的楚国，驻在首都汴京，企图替代宋朝的政权。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此时在山东济州地区，受到部分将臣的保护与拥立，于五月份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为宋高宗，延续并再建宋朝的政权，即为南宋。楚国政权月余即告结束，但三年后，金朝又立了刘豫的齐政权。
南宋王朝在建立初期一则极力抵抗南下的金兵以及金所扶立的齐国，一则又屡次遣使与金朝求和。其间虽然有金朝的废除齐国政权以及“划地归宋”和议的达成，但旋即因金朝政局的变化而毁弃和议，[1]金兵再度南下攻宋。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宋金议和正式达成，双方以淮水至大散关为国界，加上宋对金称臣及贡岁币等。宋、金两国成为中国的南、北朝（国），若加上西夏又如三国鼎立的形势，像是此前的宋、辽、夏三国。不过，北宋时辽国所据的汉地仅有燕云十六州地区，而南宋时的金朝则尽有华北中原地区，也就是传统政治观念里“逐鹿中原”的地区已为金朝所有。如此，则过去以中原朝廷为正统的代表将在于金朝，而偏安淮南的宋朝岂非正朔所在？南、北双方对彼此政权国家的观念与中国统一时期当有所不同，亦即在中国分裂时期里，存在诸多的彼此关系，国家政权的观念是为其中之一。同时在各国政权之间，“中国”词称也是值得注意的观念。
大体上在中国分裂的时期里，各政权所建立之国（朝）都会以本国为正统之国，或者有其合法、合理的根据，或者有其一套说辞。总之，其政权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等，都有其可说之理。若放在“中国”的观念上来看，则分裂的各国、各政权则未必一致，不像在统一的时期里，一个朝代就是正统所在，即是代表“中国”；朝代不过是当时中国的名称（号）而已。“中国”观念并非止于词语的运用与思考，它往往与正统、国家、华夏等观念有所关联，可用以考察对政权国家的看法及态度。
在近古的分裂时期里，笔者曾对三国、五代、北宋时的“中国”[2]观有所探讨，关于金朝，早年也略有言及其正统自居与夷夏观等，故而接续对南宋时期及相关于金朝的“中国”观应有所交代。由五代分裂，到两宋的南、北分裂，透过“中国”观念的探讨，俾可了解近古时期以来当时各国对国家与政权的看法。由于“中国”词称在文献中难以尽举，似亦不需尽举，故就大体可作讨论者举而列论之。研究近古时期的中国观念，有赵永春的辽、金人中国观研究，与论题关涉者，有陶晋生、陈学霖、宋德金、刘浦江、刘扬忠等论正统国家时，[3]有可参考之处。注释
[1]参见拙作《金初的功臣集团及其对金宋关系的影响》，收入拙作《辽金元史论文稿》，台北槐下书肆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第93-119页。
[2]关于五代十国的中国观念，参见拙作《五代时期的“中国观”》，载《史学集刊》第138期，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53页。北宋时的中国观念，参见拙作《北宋的中国观--以“中国”词称为主的讨论》，收入《宋学研究集刊》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1-38页。金代参见《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三国时期有《三国时代的国家与“中国”观》，《史学集刊》（刊印中）， 第19-26页。
[3]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载《文史哲》2010年第318期，第78-90页；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19卷第4期，第1-12页；陶晋生：《女真史论》第六章，台北食货月刊社1981年版；陈学霖：见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载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版；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收入《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1-57页；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收入《辽金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91页；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第169-177页；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收入《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6页；刘扬忠：《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第5期，第80-90页。二 南宋中国与夷夏
北宋与辽、夏鼎立的时期里，宋人始终以中国自居，而辽、夏两国也以宋为中国，其时天下观念是以三国各据分居的天下，中国的宋朝仅有其一，这是政治中国观。其他在三国周边的政权或国家各以外国或藩臣的关系而与三国往来，即以不同形式的政治、外交来维持彼此的关系，但形式与实质上却未必如一。北宋的中国观是以五代十国的政权范围为核心，即继承五代及唐的观念，故如燕云十六州虽为石晋割让给辽，当时应不属于中国领土，但宋人心理与观念上仍视为中国之地，因而宋初太祖、太宗皆有意收复“故土”；对西夏与交趾，也都以为是中国的地方节镇，为中国之地。北宋以军事武力与外交折冲而不能得志，发展的结果是燕云未能收回，西夏与交趾仅在形式上为藩臣，实质上这两国却是“内帝外臣”，根本是独立的政权与国家[1]。此种形势的发展是自晚唐以来积渐而成，经五代的分裂至宋的建国时，宋人似已无法达成概念上的传统中国，只有接受实际上宋朝所领治的中国。“中国”词称为北宋所占有，也为当时各国（政权）所承认。
南宋的情形如同北宋，实际上仅领治淮河以南之地，中国北部半壁江山已沦为金朝所有，形式上与实质上是分裂的中国，但心理与观念上一如北宋时期，一则以中国自居，一则以华北中原之地为中国之地，但不幸沦入夷狄的金人之手。南宋承袭传统的中国观，坚持以中国自居的心态对于强敌的金朝始终未曾退让，亦即是以正统自居从未松口。有利的因素是宋朝虽遭靖康之难，但宋朝并未亡国，高宗继统于乱世，为徽宗之子、钦宗之弟，自有其合法的正统地位，因而只是遭逢国难的皇位继承，并非新建立之国，南宋的自居中国尚未受到挑战与质疑。当然自北宋开始已不能以中国来代表天下，天下已不是一个中国，而有对立的其他国家来共有天下。南宋的情形更是如此，原来北宋中国已丧失其半，是中国分裂为二，北方为金朝，南方为宋朝，周边尚有其他政权国家，如西夏、南越、大理等国。
宋高宗在建炎元年（靖康二年，1127）改元诏书中说：“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2]益光前烈。”是宣称其仍本宋初创国之基，并继续沿用宋的火德而为正统本朝，高宗与光武是相同的情况，改元“建炎”即是重建火德[3]本朝的正统。虽说西汉已为王莽篡建新朝，光武中兴汉朝情况未必与宋朝相同，宋朝并未亡国而改朝换代，南宋也非推翻前朝再建，但比照相近的历史，且同为火德，仍说得过去。这是南宋正统观的建立，及其国家政权的法理基础。
南宋沿北宋以为正统，奋力抗金，以保其国不至为金所灭，至绍兴议和，宋虽受册封而称臣，但南、北两朝（国）也得到确立。这种天下分裂为南、北之势，在议和前南宋初期，已为宋人所认定，如陈渊在绍兴二年（1132）的札子所说：“臣尝谓僭窃未平，则二圣之归[4]无期，夷狄之祸不解，南北分裂，生灵涂炭。”提出先平盗贼，然后北向以定中原之计，并以三国时诸葛孔明平孟获为例。他所指僭窃为金人所立刘豫的齐国，又以蜀汉为例，认定当时天下的情势如三国时的分裂局面，南北分裂之局正是南宋朝与夷狄的金朝及僭位的齐国。当孝宗时期，陈亮致书丞相王淮书，书文中明白指出：“南北分裂，于今六十年，此天数之当复也。阿骨打之兴，于今近八十年，正[5]胡运之当衰也。”南北分裂自高宗继统以来已成定局，金立国是“胡运”之数，固然所言当复、当衰并无其道理，却也指出天下的分裂各有所据其国。陈渊喻南宋有如蜀汉于分裂时处于南方的形势，理宗时程公许也有相似的比喻，他以为：“我国家自建炎南渡，事体适[6]与吴、蜀、东晋同……天下大势之易而合之艰，抑亦有数存焉！”类似的看法尚有陆游、叶适、刘克庄等，他们或指出汉末以来的分裂，如三国、南北朝，至于当时的金与南宋，都明白指出“南北分裂”，不止是历史上的事实状况，也是当时的现状。程公许将南宋比于分裂时立国于江南的东晋、吴、蜀汉，其自况甚明，离易合艰也说明宋、金之间南北立国的定局。
前引陈渊所言，指金人为夷狄，应是汉人或中原朝代对北族传统的称呼，不待赘言。当绍兴十年（1140）正月，南宋与金初次和议即将定案时，陈渊上书论说和战情势，由于金朝有废刘豫齐国，将河南、陕西之地还归宋朝之举，陈渊以为南宋有如三国时吴、蜀的根本，再可得河南、陕西地，是“三国时所难合者”，他赞成和议达成可造就必胜之势，说：“今金人去中国，限以北虏，水栗陆詟，不知经几[7]聚落，然后能复至燕云也。”他所说的中国是地理上的华北中原之地。但金人并不如他所想要尽出中国，不过是将刘豫的地盘河南、陕西之地放弃而已。后来和议破裂，金兵再度南下，直至绍兴十二年议和为止。陈亮也常言及中国，他四次上书孝宗，在第一书中说到中国如契丹与北宋时，“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8]北两朝……夷狄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所指的中国为宋朝对于北狄的契丹而言，也是指南方的中原朝廷。在书中又屡言及“中国”，但指涉不同，有指华北中原之地，如“东晋自元帝息心于一隅，而胡、羯、鲜卑、氐、羌迭于中国，中国无岁不寻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宁”，“堂堂中国，而蠢尔丑虏安坐而据之”，是指金朝据中原之地。“况望其愤中国之腥膻”， “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同指华北中原之地。“况南北角力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 “荆襄之地……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天岂使南方自限于一江之表，而不使与中国而为一哉！江傍极目千里，固将[9]使谋夫勇士得以展布四体，以与中国争衡者也”，仍指中国为华北中原之地，亦即是金朝已据有“中国”之地。但陈亮于文中开宗明义地说：“臣窃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一切置中国于度外。”这些“中国”所指应是传统概念的中国及文化的中国，为传统中原汉文化的代表意义。又说东晋时桓温，“盖犹未尽置中国于度外也”，指中原地区。北魏孝文帝“以修中国之衣冠礼乐”，至金朝“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这些说法都倾向于文化中国的观念。陈亮又设问答论中国、夷狄之辨，他所说的“中国”，含有地理上华夏之域，又含有文化上中华礼乐之制，说“有中国必有[10]夷狄”，分别使不相参等。将夷狄与中国对举，如论春秋时事说，“与夷狄共中国者，必不能与夷狄争中国”，“要夷狄之好，以见中国之无霸”，“圣人不与夷狄共中国，故中国不与夷狄共礼义”[11]。也是地理与文化中国并用，而加以区别。说魏文帝时，“吴、蜀争帝，中国庶几乎息肩矣”。五代时，“天下分裂，钱氏据两浙自王，然犹倚中国以为重”。至于说金朝，“及金虏剪中国如枯槁”，都以华北中原之国为中国。他言及五胡十六国时前秦苻坚攻东晋时说：“晋虽弱，中国也；秦虽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12]者哉？”东晋南渡建国继西晋，故说东晋仍为中国，晋之未亡，如南宋立国，宋并未亡国，东晋与南宋相似。但在其他地方却未见他直称南宋为中国，反而多指华北中原之地域金朝为中国，这里似可见到模糊之处。
许公曾言及三国时蜀汉以鼎峙于一隅，然后可“逞志争中国”，指北方中原之地为中国，所承袭的观念是古来“内中国而外夷狄”，但“自小雅尽废，中国始困于四夷之交侵”，所说的即是“外吴楚而内中国，小雅尽废，则吴楚交侵而中国微”的情形，类似的情况转到南宋时，北方中原之地已尽入金人之手，则说：“以堂堂之中国而甘[13]心为雠人役。”他与前述陈渊、陈亮都有称华北中原为中国的一致性，指称为地理上的中国。
上述陈渊、陈亮、陈公许三人都指出南宋时天下南、北分裂，华北中原之地为中国，文化上的中国及传统夷夏与中国等。南宋的“中国”观，大体上多在此三者，今再约略分类论证如下：（一）夷夏中国
绍兴十年（1140）宋金尚未达成正式和议，朝廷对李纲的谥议中有：“呜乎！当是之时，所谓谋国者，岂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誉北虏而卑中国尔！以避走乞和，誉虏贼卑中国之人。而议公之得[14]失……”分别夷夏而称“中国”，当时所说中国即传统夷夏观的中国。传统夷夏观源自先秦，有族群、文化上而以文化为主流的分别，而夷夏之别主要在于礼义、制度之有无与差异，此种夷夏观念即四夷[15]与中华（中国）的区别，成为古代以来的传统看法。两宋之间的理学家胡安国作《春秋传》，论夷夏中国极为奋力，在序文中说其所作在于尊君讨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如说韩愈以《春秋》谨严，“所谓谨严者何？谨乎莫谨于华夷之辨矣，中国而夷狄，则狄之，夷狄猾夏则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论鲁桓公与郑伯盟于越，“是肆人欲灭天理，变中国为夷狄，化人类为禽兽”。论邢迁于夷狄，“中国衰微，夷狄猾夏”。论诸侯盟于首止，“中国之为中国，以有父子君臣之大伦也，一失则为夷狄矣”！论杞子卒，“《春秋》固天子之事也，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论晋人灭赤狄，“《春秋》于夷狄攘斥之，不使乱中夏则止矣”！论郑僖公之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论晋伐鲜虞，“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信[16]义而已矣，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由上述可清楚看出胡安国重春秋夷夏中国，其所申重点以文化中国相对于夷狄，信义、礼义为夷夏之辨的具体内容，亦即是“中国”的元素。安国之子胡宏，侄子胡寅，承家学而有相似的夷夏中国观。
胡宏论人道为天地之全，不得全则为夷狄禽兽，其贬斥夷狄可知。他借贾谊与汉高祖的谈论，以高祖不及用贾谊，否则“可以正中国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与之和亲而手足倒置”，是中国（汉）与夷狄（匈奴）的夷夏观。至于蛮夷猾夏，是因“中原无中原之道，然后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复行中原之道，则夷狄归其地矣”！中原即是中国之意，中原不固守其道，致夷狄得入中国。对于金朝灭北宋，是“蕞尔女真深入诸华，劫迁天子”，北宋朝的华夏之域遭劫，正可反应“中原无中原之道”的情景。他在致书指责高闶阿谀“柄臣”（指秦桧、秦熺父子）时，引《春秋》之义，说：“不许荆蛮之人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惟金人之命，此中华之所大辱。”说高宗母韦太后放归之事，是中国（中华）为夷狄金人所制。在论佛教时，又以“其泥不可行，施于四夷八蛮皆然，何独中国”？将中国视[17]为传统华夏之地的统称。胡宏所称的中国、中华、中原都是传统概念的华夏领域，也是相对于夷狄的夷夏观念。胡安国侄子胡寅，说明天生之人的华夷之分，要在于仁义，若夷狄所为是中国（文化），则可以为中国，但夷狄所秉五行之气不同，故其不仁不义，贪得嗜杀，[18]是粹驳偏正不齐而有分殊，中国、夷狄的分殊即在于此。胡安国父子两代论夷夏中国都倾向于文化中国的观念，对高宗时的敌国金朝，明显地是以夷狄视之，无疑地是以宋朝代表中华或中国。
南宋初，将夷狄与中国相对的数据颇多，而夷狄在当时除传统夷夏观中的用词外，也多指金朝为夷狄，如邓肃说“外夷之巧在文书简，[19]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烦，烦故迟”，所说即指金、宋文书差异。陈规说“大臣以为中国势弱，夷狄方强……何术以壮中国之势，[20]遏夷狄之强”？喻宋与金为中国、夷狄。布衣吴伸于绍兴二年（1132）上万言书，书中期望高宗复祖宗之业，以刘豫为金人所立，说“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此金人以中原攻中原者……夷狄之患，患[21]在手足，中国之患，患在心腹”，所指夷狄为金人，中原、中国指华夏之地的政权国家。理宗时方大琮于谏院奏议中说：“古今有不可亡之天下，其不可亡之理在于纲常，夷狄畏服中国即在于此纲常，并说先儒已指出夷狄为患，系由于中国先无纲常之故，纲常为弭乱之[22]本，是决定国家存亡，夷狄向背之机。”以夷狄与中国对称，中国存亡在于纲常文化，强调中国的礼教文化，目的在对理宗说教；实则夷狄是否畏服中国的纲常之教，恐怕难说。夷夏观表现在中国、外国之分，以宁宗时度正所言可为说明，他以天下之大分来定为不移之理，一家之分在父子，一国之分在于君臣，普天下之分则在于中国、外国之分；故而是父尊子卑，君上臣下，中国贵外国贱。此种大分是天地常经，古今通义，说到若失去中国外国之分，成为以大事小，以贱凌[23]贵，即以靖康之变为例。这种中国外国之分，仍不出夷夏的贵中国贱夷狄的观念。夷夏的存在与分别为自然之理，方外术士莎衣道人也能说明。孝宗曾梦莎衣道人来哭吊，应验皇后、太子之死，孝宗念恢复北伐大计，遣人问于道人，道人说：“有中国即有外夷；有日即[24]有月，不须问。”道人所说中国当指宋朝，而外夷即指金朝，中国与外夷古来即存在，如日、月的并存，似说明日、月消长如中国与外夷，不得也不须强求。中、外之别尤其在对周边的外国更为明显，如孝宗时安南进贡象，所过之地毁屋修道，骚动数十州，刘珙上奏以为经典中不以象为郊祀之物，驱而远之始合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国之[25]疲民，困于远夷之野兽，岂仁圣之所忍为也哉”！夷夏相对而言，此中国对安南即指为南宋。类似的情形在理宗时，因安南国王陈日煚传位于子，请求宋朝册封为“太上国王”，朝廷付于省官议论，时秘书正学欧阳守道表达不便如安南所请封，意见中有“自蛮夷言之，自[26]中国言之”的不同。外国安南为蛮夷，宋朝则是中国的立场。这种视外国为夷狄的观念，虽说是中、外之分，也是因传统夷夏观所致。
南宋理学两大派系的朱、陆，也有夷夏中国的说法。朱熹在论宋徽宗朝时，屡以“中国”对应称契丹、女真为“虏”，说徽宗朝应对失策，“夷狄（金）犹能守信义，而我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于夷狄”[27]。其他称金人为虏、夷狄等，多处可见，而且在论“夷狄”时，除指西夏为夷狄外，还指高丽“也终带蛮夷之风”。又对金世宗被中原人称之为“小尧舜”，朱熹说：“他岂变夷狄之风，恐只是天资[28]高，偶合仁政耳。”言下明显有轻视世宗之意，始终视金朝为夷狄。在夷夏观念之下，所说的“中国”，既指称传统中国的朝代如汉朝、宋朝，也指地理上的中原之地，但对于南宋似未见他指称为“中国”。陆九渊同样有强烈的夷夏观，他在《白鹿书洞讲义》中，论“楚人灭舒蓼”说：“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指出中国之可贵在于礼义文化，是文化中国的含意。亦即“中国”的性质在于礼义文化，有这样的主要元素为文化整体的代表，即可为“中国”。他又说中国虽有衰乱但典刑仍在，流风遗俗未失，而夷狄强盛，以气力凌华夏，则礼义将丧失，圣人有所忧，故而对视为夷狄的楚国势盛并灭诸夏小国都不漏记载，表示殷切寄望于中国之意。同样在“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中，说贵晋贱楚，是晋为中国，而中国之可贵，在于有礼义之故。论“楚师伐陈”，以狄夷之楚国强盛，但中国之君臣不能警惕，故不能遏楚国的发展，将诸夏中国与夷狄楚国的加以分别。陆九渊论及楚国往中原的发展，都以夷夏观来做夷狄与中国的论述方式，阐发《春秋》夷夏之别。对南宋与金的讲和，他以为若不用兵能全得生灵固然是好，但《春秋》之义在中外、上下之辨，靖康之仇岂[29]可不复？而今无事优游，“是怀安非怀义也”。强调金宋之间是中外之别，不得忘《春秋》之义涵，南宋代表如北宋时的中国，金则是外国。引论《春秋》言夷夏中国还有南宋初的范浚，他潜心于圣贤之心学，居家教学如乡先生，又引《诗》论夷夏中国，颇合理学家正夷[30]夏的中国观。文化中国的概念是夷夏的分野，陆游说：“虏非中国比，无君臣之礼，无骨肉之恩。”就是没有伦常礼法为夷狄，而中国特质即在于此。真德秀说：“小雅之诗……纲常之义略备，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赖此而已，至于尽废焉，是自为夷也。”纲常伦理是“中[31]国”的主要元素。这与上述强调礼义的看法一致，可以说礼义纲常是“中国”性与夷狄性的主要分别所在。（二）传统中国
传统中国是以“中国”为概念符号，泛指先秦以来华夏之国，以及汉唐等各朝代的中国代表，则宋朝（北宋）也往往成为中国的意涵，此与前文所言的夷夏中国近似。绍兴十一年（1140）金宋间正式和议前不久，宋高宗言于大臣说：“外国不可责以中国之礼，朕观三代以后，惟汉文帝待匈奴最为得体……谨守吾中国之礼而不以责外[32]国，此最为得体也。”此处的“中国”，即是传统的中国概念，也喻宋与汉朝一样都是中国。绍兴十二年，高宗对大臣说：“征战之事，各有地利，北敌骑兵，虽中国所不能及。”并举曹魏、苻坚、北魏等北兵不能并南方之事说：“今但修政事，严武备，北兵虽强，不足畏也。”这里说的“中国”，仍是传统的中国，但含意是指南方之国，[33]相对于金朝的北兵，则又喻为南宋代表中国。前此，建炎元年，靖康之难时，秦桧上议状于金，文中所指称的“中国”，即是传统中国的概念，如说石敬瑭以“中国藩离之地”贿赂契丹，“宋之于中国，号令一统”，为北宋统一的中国，“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挥而定”，“大金来旨问罪中国”，“中国承平百年”等等[34]。两宋之际，高宗、秦桧相续为北宋末至南宋初之人，以中国指称宋多本于统一的北宋而来，自然是种传统的中国观，南宋实即为宋朝延续，难免也径直将中国意涵延续为南宋。又如李纲说，“谓中国[35]之御四裔”，“今日之事……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岳飞说金人立刘豫是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说金人归河南、陕西地，“欲[36]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其他引称不再赘述。
南宋初的传统中国观，意涵在于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的国家，如布衣吴伸在绍兴二年上万言书中说宋太祖“是欲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也”，指太祖欲统一天下，成为一个中国，其他分裂的政治实体各国，若并合为一个中国，也就代表一统天下了。说刘豫“以中国之人而据[37]中原之位乎”？刘豫原为宋臣，自然是中国之人。右迪功郎刘嵘上万言书，文中说：“堂堂中华，戎马驰之”，“本初嗣复，既不为二帝[38]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中国之谋”，“金贼熏污中原”。中华、中国所指当同，而将华北称为中原，在他之意，“中国”指传统概念的中国（中华），中原只是华北之地。绍兴四年都省札子论张浚罪状，[39]文中有“议者谓陕右之民，无一日不怀归中国”。虽是传统中国概念，当时实指南宋为代表。吴玠、吴璘兄弟为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将，吴玠复书给金将撒离喝（宗翰）指出华夷之分为天下大义，古今常理，“夷狄乱中华”，必为天地不容，金朝即是以夷乱华，而宋朝是天不弃赵氏，“此中国之福”。以往契丹与中国结为兄弟，如今[40]可纠集族类并渤海等以“借援中国”。吴玠有传统华夷观，中国即指宋朝以及延续的南宋。吴璘指称的“中国”，与其兄相似，意指为宋朝或南宋，他说：“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41]卒不若金人之坚忍。”中国与金人对称，可知所指涵盖了北、南宋之意，也是传统概念的中国。
南宋初炎兴年间，南宋人屡称的“中国”是传统中国的概念，由北宋代表的中国延续至南宋。再举些文集资料来看：苏辙后人苏籀言论中提到“欲治夷狄，先辑中国”，“敌暴骨以逞，祸中国十余年矣”，“夫英豪不必在中国”，“使金割据如石勒、魏太武，当且以中[42]国委之，今金人无居于中国之理”。这些是夷夏中国与传统中国观的运用。依附秦桧的郑刚中，其子良嗣编刚中文集，其中有上疏奏章，文中也用了传统中国观，说：“执权应变，因时制宜，此圣人抚[43]中国御远人之道也。”虽附和高宗与秦桧和议以为是权变制宜，但传统中国各朝倒确也有和夷御远的策略。靖康之难，曾扈从徽宗北狩的曹勋，南归后，上书宰相吕颐浩，开章明义地说：“某窃以中国所患，独苦金人。”以传统中国所指即宋朝之意。他又对刘豫存有幻想，劝其归顺南宋共同抗金，书信中言及五愿，第一即说：“中国冠带之[44]域，稷下礼义之聚，俗义甚高，人济其美。”指刘齐国之地，原为中国华夏之所。前文提及胡寅的夷夏中国观，他除去严正夷夏之防外，也用传统中国的概念来辟佛，说：“今中国之教，无父无君，则圣贤辟之，万世不以为过；中国之治，弒父与君，则王法诛之，人心不以为虐。”所谓中国之教、中国之治，所说都是传统中国、中华的意涵。对于遣使议和事，引述北宋富弼使辽归国，赏进官职时，“（富）弼方以中国未能用兵，徒赖使人口舌下敌，为莫大之耻，终不肯受”，所指的中国，自是传统中国的宋朝对辽朝而言。其实富弼增币交涉后，屡辞朝廷所进增的官职，应不是“以中国未能用兵”等理由。胡寅论宋金外交引富弼事在于讥讽当时奉使者“祈求恩泽”为先，说他们[45]“所虑卑近，与市井之人无异”。
南宋中、晚期时，宁宗、理宗朝论说传统中国概称实不乏其例。如陈元晋代上奏札引宋仁宗时范镇宽天下之民建议，说“是时中国之[46]势全安而无隙”，概称中国为宋朝。理宗朝右正言方大琮进讲故事，以西汉武帝时攻伐四夷，他用“中国多事，公家用少”，以传统中国[47]的代称称指汉朝。同在理宗朝的吴泳，他于《蜀师与夏人夹攻金人策问》中，提到汉朝是“援四夷之兵为中国之用”，也是以传统中国来指称汉朝。在论互市交易时，他说互市博买之权宜操之在“中国”，不当使专于“四夷”。以“中国者，夷狄之主也，使蕃夷仰我之心常重，而汉人藉彼之力常轻”。但这个互市原则金朝却并不取法而行，置榷场于临洮地，“则是中国所操之柄，彼盖得而执之”，是[48]可堪忧虑之事。吴泳有夷夏中国观，又以汉人对蕃夷表示中国与夷狄之分，所说中国是传统中国概念。
就《宋史》中所载也可看到些相关的说法，元人修《宋史》，所据为宋人之材料，宜可反映出当时人的看法。南宋初建，建炎元年（1127）朱胜非为试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他上疏说：“仁义者，天下之大柄，中国持之，则外夷服而尊诸夏。苟失其柄，则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原来宋与契丹结好百余年，契丹衰危时，宋朝远交金人[49]而夹攻之，“是中国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拓也”。此说法与胡安国父子所论文化中国相同，但是否中国持有仁义大柄，必可免除四夷交侵？同样是缺乏根据的，而金人侵宋果然是因中国失其柄乎？以宋朝代表中国，如同传统汉族朝代一样。类似的传统中国概称又意指宋朝的有吕好问，他当北宋末靖康年间时，说过“金人得志，益轻中国”，又于金人初立张邦昌时，他解说时局，劝邦昌还政，不宜即真为帝，[50]说：“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吕好问处艰难之际，而后仍受到肯定。绍兴二年（1132）张九成的进士对策中指出：“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他的观察是金人必亡在于好战、失其故俗、人心不服三者。当金人议和之际，他对宰相赵鼎[51]说：“金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实际是指传统中国的宋朝。绍兴年间以敢言反议和而著名的胡铨，当孝宗初即位时，因金海陵帝南侵而亡，遗下金、宋间的和战问题。有金朝三大将来降，胡铨提出谨慎处理的意见，他举北宋末辽将郭药师来降，但“未几为中国患”。又当辩论和议时，于隆兴二年（1164）上书，论说大意在于反对和议，以和议成有可吊者十项，若和议不成，则有可贺者十事。在说可吊者事项中，以为加重财政负担，生民疲于奔命，“瘠中国以肥[52]虏，陛下何惮而为之”。胡铨传统中国概念所指为北宋与南宋，同时他在论说各处中也有着夷夏中国观。郭允蹈在理宗时著有《蜀鉴》一书，较未为人所注重，全书十卷叙述蜀地的历史，在述及周世宗伐蜀时，记载“世宗常愤中国日蹙，有削平天下之志”，记载晚唐僖宗时南诏请和，说南诏为边患，“中国为之虚耗”。史论中评语再度强调南诏因唐朝经略失败，至于“遽有轻中国之心，三入蜀境，而[53]乱事之患，与西戎北狄等”。这些都是传统中国论述的用法。
传统中国的概念，在陆游看来指为中原政权的宋朝，他论宋初立国后，先取得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等各分裂政权，最后谋取幽燕之地，但其时兵已疲惫，虽取得各分裂之国，但“中国”已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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