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刘玉书,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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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试读：
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王文 刘玉书 著中信出版集团前言数感力：数字中国的未来我们靠感知认识世界，亦被感知束缚。对数字变化的感知能力，是赢在未来的关键。几年前去银行，柜台前总是坐满了人，有银行工作人员，也有客户。但是近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多座城市里，银行大厅里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体式银行业务柜员机，虽然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却也令人产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未来表示忧虑：“按照这么快的发展速度，以后传统银行可能会不存在了吧。”麦肯锡研究表明，30%的银行工作将被机器和新技术取代。数字中国的这个极小缩影，实际上折射出一系列问题：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给个人带来了机遇还是挑战？怎样能够保证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不输在未来的起跑线上？这些问题目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家意见各异。每个人对数字变化感知能力的差异，将直接影响他对现实的判断和对人生赛道的选择，而国家对数字变化的感知能力将直接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数感力正在成为数字中国转型的关键一切都在数字化。从人脸识别到个人的朋友圈，从智慧城市到乡村治理，从数字海洋到智能社区的网格化，数字化正在以不可逆的态势全方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大数据时代，13亿人口听起来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据。随着国家计算力的迅速发展，与国民个体数据的深度互动将成为国家治理的落脚点，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角力场，而我们每个人对数字变化的感知能力，将直接导致未来个体之间的发展差异。同样，一个国家对数字变化的感知和反应能力，也将成为这个国家应对未来变化、与时俱进的关键。放眼未来，数感力将直接影响个人的成败和民族的兴衰。怎样提高数感力？我们处在一个被数字包裹的时代，这与过去人类的历史截然不同，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提高数感力，需要用大的格局思考，需要对数字化带来的社会组成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进行系统梳理。《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一书正是在这个时代大变局的背景下，从宏观视角对整个国家的数字化进程进行梳理以及对未来进行展望。数字中国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吗？当前，大数据、数字经济已是高频词，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发展道路越来越清晰。2012年以来，党中央围绕我国数字化发展与转型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数字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本书第九章所言，社会的数字融合和人的数字化是发展新动能的“核聚变”和“核裂变”过程。数字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趋势。回看人类历史进程，每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都与科技革命息息相关。与蒸汽机、电气、电子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和工具的变革不同，当前正在进行的数字化革命是对人本身的变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人的数字化本质上是人的意识形态的物质转化，是对人的生产力由内而外的激发。这一过程与核反应中原子能的释放相似：首先，社会的数字化融合如同核聚变，社会中原来零散的原子聚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次，个人的数字化如同原子的裂变过程，原来只能在白天上班时释放生产力的普通工人，作为数字化的个体，基于智能手机交互，可以有意或者无意地创造全新的生产动能。人的数字化分离出人类生产力的不同方面，极大地释放了人作为数字资源本身的能量。所以，数字化已经成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数字化释放出来的巨大发展动能，也成为各国关于未来全球发展的共识。立足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已悄然来临。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会存在变数。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人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而这一变局的重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数字化”。数字中国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焦点、起点，也是变局的重要突破口。距离数字化时代的美好理想还有多远？2019年是中国数字化建设飞速发展的一年。随着5G网络的普及，中国有望成为首个进入“全数字化”时代的国家。但是放眼全球，2019年也是人工智能发展“泡沫”破裂之年，先后被曝光很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网红无人送餐小车Kiwibot，被曝光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依靠人工智能控制的，而是从哥伦比亚雇用人员进行远程操纵。报道称每人最多可控制三台Kiwibot机器人，每小时工资不到2美元。这些人员为机器人设定了行车轨迹，每隔5到10秒就会给它们发送指令，告诉它们应该去哪里。更为讽刺的是，这个项目在被媒体曝光之前，已经获得了200多万美元的投资。媒体曝光这个消息后，网友嘲讽道：“‘人工智能’依然是‘人工智障’。”而在此前不久，印度一家人工智能公司Engineer.ai也被曝光用真人假冒人工智能进行“自动编程”，骗取了2 950万美元融资。美国与印度曝光的这些以“人工”冒充“智能”的泡沫，需要引起我们国家的高度警觉。特别是在5G时代，由于数字通信延时越来越短，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种用人工远程遥控冒充机器人智能化工作的把戏，在将来以假乱真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科技打假、科技避虚向实以及数字中国未来的实业化发展任重道远。本书在这种忧患意识的基调之上，对数字中国展开了审慎研究。本书的叙事逻辑本书是以“脚底板下做学问”为研究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干中学”的产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章节。绪论，技术革命与国家崛起。本章论述了技术革命与国家崛起的过程。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对技术革命与数字中国的崛起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技术革命的历史，发现国家治理在推动技术革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持续的投入和人才培养，不仅推动单一的技术创新，而且形成了一个“创新矩阵”，全面推动工业、市场、社会以及政府自身不断进行创新和革命。本章通过对比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发现中国在最近十几年迅速成为数字时代的领跑者有着自身独特的原因。第一章，数字中国的崛起。本章从历史的纵深视角回顾了数字中国的发展过程，解密了数字中国成功背后的关键变量。数字中国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建设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当前我国领先全球的数字化硬件基础设施、与时俱进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早期的国家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泛在网络战略思想等存在怎样的关联？中国是全球第77个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国家，为什么能在短短二十余年内迅速成为全球网络强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互联网泡沫不断涌现、相关技术引发的国际性社会危机频发，为什么中国总能平稳度过并能抓住其中的发展机遇？第二章，我国数字社会的发展。本章论述了我国数字社会的发展，对数字社会的技术演变与我国互联网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我国数字社会的崛起与相关评价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本章就数据与社会的交互、数字社会治理模式等提出了新的研究发现，并就未来的数字社会发展提出了建议。第三章，人工智能在中国。本章回顾了40年来的技术发展过程。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刚好与摩尔定律吻合，技术突飞猛进。回顾我国过去40年数字技术的发展历程，成绩、问题与机遇并存。立足未来，本章选取了最近几年发展比较迅猛的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作为样本，对数字中国崛起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梳理。第四章，数字丝绸之路：全球互联构想。本章对“数字丝路”相关概念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差异较大，特征各异。在全球互联网接入人数增速放缓、个人使用时间变长、物联网发展迅速的情况下，物联网的扩张犹如“寂静革命”，为“数字丝路”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契机。我们提出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快速低成本物联和大数据整合部署方案，并对“数字丝路”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五章，区块链技术的中国发展之路。本章对区块链十年以来的发展的基本事实进行回顾，并梳理区块链市场应用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同时，就区块链与计算力的关系和区块链将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去中心化要面对的三元悖论。最后，本章对加强区块链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第六章，智能制造与中美博弈。2017年以来，反全球化的趋势开始在全世界蔓延。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逐渐扩大步伐，全球化连接更为紧密。伴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增速，产业转型逐渐深入，国内、国际压力日渐增大。综合内外环境，应该如何突破？本章从反全球化现象入手，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我国智能制造升级存在的问题、构成要素和金融支持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七章，自主创新与大国角力。本章立足于当前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状况，回顾了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时分析了美国的半导体发展过程、美国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竞争博弈，以及美国对巴西信息产业发展的制衡等历史过程。以史为鉴，对大国博弈背景下我国构建“自主创新”数字新动能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议。第八章，中国网络安全：防范与对策。网络安全是数字时代的屏障和基石。在国际秩序动荡之际，信息安全的战略性变得更加重要。数字经济的发展，使网络空间主权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网络空间主权不同于国家主权，难以区分物理界限。网络战也与其他战争模式不同，网络战持续存在，并无战争与和平之分，只存在爆发和潜伏两种状态。因此，网络安全问题是数字中国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章以网络发达国家美国为例，评估了美国未来对我国进行网络战略遏制的可能趋势，并提出了相关防范对策。第九章，数字中国崛起：从未有过之大变局。本章是全书的结论部分，从数字中国崛起的视角，基于新的发展动能，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论述。自近代全球化浪潮开启以来，中国先后面临两次大变局。第一次是1874年前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列强入侵，中央大国由强转弱。第二次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艰难探索、砥砺奋进，复兴之路崛起，开始由弱变强。百余年前，我们的先辈在变局之下总结失败教训；百余年后，立足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既定事实，我们在总结教训的同时，更要辨别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探寻新的发展动能。“智者顺时而谋。”站在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认清世界大势，把握经济脉搏，明确未来方向，解答时代命题。数字中国的崛起，是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的发展大势所趋。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实践将为全世界提供可参考的发展借鉴。数字中国的发展，是高速动态的过程，是演进式的突破。本书对于这一主题也只是管中窥豹，难免存在偏颇。与其说本书是对数字中国发展的解释，对数字中国成功经验的梳理，不如说是对数字中国崛起过程本身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以期待更多人关注数字中国百年未有之跃迁，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王文 刘玉书2019年11月16日绪论技术革命与国家崛起数据的存储并不增加硬盘质量，而是通过改变信息载体排列顺序实现的。数字时代文明的增量也是从对人与社会的重构开始的。1993年，《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美国《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了《中国崛起》一文，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会冲击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国会成为一个“侵[1]略性、不负责任的国家”。同年，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威廉·奥弗霍尔特出版了《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The Rise of China：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2]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此后的20多年里，西方学者论述“中国崛起”的逻辑主线一直没变，得出的主要论断如下：一是中国的崛起会威胁既有的西方秩序；二是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迟早会崩溃；三是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主要靠的是市场的力量；四是前30年中国的发展面临巨大的阻碍；五是互联网防火墙体系会阻碍中国的科技创新。然而事实是，2016年中国GDP总量相较于1979年增长了156倍，年均增长9.7%，人均GDP增长了111倍。全球减少的贫困人口中，93.3%的人口都来自中国。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为世界市场的增长发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资本、人员走出去的速度不断加快。2014年，中国资本输出首次超过吸引的外资，每年对外投资数额超过1 200亿美元，中国每年到各国旅游的人数超过1.2亿[3]人次，中国每年进口的商品超过2万亿美元。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原本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能迅速实现从陪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4]理能力现代化。”总体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现代语境下可简称为“国家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5]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6]方面，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总和。本章从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近现代技术发展史进行分析，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进行探讨。[1]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 Foreign Affairs，1993,72（5）：59-74.[2] 朱锋.“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 美国研究，2005（3）.[3] 王文.看好中国.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19.[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http: //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2/c1024-23519136.html.[5]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日报，2014-02-18. http: //cpc.people.com.cn/n/2014/0218/c64094-24387048.html.[6] 王伟光. 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求是，2014（12）.第一节技术革命与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定义在西方语境下，“技术革命”最初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1]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被广泛描述为技术变革，但截至当前并没有权威的定义。维基百科描述道：“技术革命是指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一项技术（技术群）被另一项（一组）技术替代。其特点不仅在于创新，还在于应用和[2]推广。新的技术革命应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益等。”技术革命不仅引起物质上的变化，还涉及管理、学习、社会互动、金融、研究方法等广泛领域的变革。技术革命超越了技术本身的限制，改写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重塑文化、社会甚至人性。[3]技术革命在触发未知的社会连锁变革中发挥作用。佩雷斯·卡洛塔认为，技术革命与一般出现的技术系统及其相关概念存在两点区别：一是技术系统在技术和市场上的强大互联性和相互依存性，二是深刻改变自身领域之外经济甚至[4]社会的能力。技术革命可以是某一行业的纵向突破，也可以是遍布社会的多行业并行突破。本书对技术革命的定义基于以上定义的综合。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来体现。因此，探究国家崛起的问题需要对技术创新进行分类，探究技术创新的动力。技术创新的分类综合已有的相关文献来看，创新可以分为两大类：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渐进式创新是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不断改进的过程。渐进式创新体现在对现有技术的改良上，主要有两个推动力，首先是在相当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推动密切相关，[5]例如提高内燃机燃烧效率等；其次有赖于市场竞争对降低产品成本持续造成压力。激进式创新是指用新的技术代替原有的技术，例如用电力代替蒸汽机等，这类技术创新会取代原有的生产方式。激进式创新与新的市场密切相连，如蒸汽轮船、铁路、喷气式飞机引擎、半导体等应用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技术创新的动力如前文所述，政府推动和市场竞争都会刺激技术创新，这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两个直接动力。由于技术创新日益复杂化，基础研究市场转化周期长等，国家越来越成为推动基础创新的[6]重要角色。特别是与生态保护相关的基础技术领域，如可再生材料、微生物降解、分子生物学等，与政府的投入和推动密切相关。虽然存在政府与市场两大动力，但创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发生概率是符合统计学规律的。根据统计学理论，样本越大，自然及社会中的创新频率（和其他社会事件类似）会越接近正态分布。技术创新活动与既定空间下的布朗运动类似，空间中粒子越多，粒子本身多样化形态越多，多样化“创新”碰撞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创新包括两个基本要素：较为密集且自由流动的人口，有着巨大潜在市场的现实需求。前者为创造者提供多样化的创新场景与知识、经验储备，后者为创新产品提供低成本创新推广和持续改进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提高社会整体创新效率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社会发展对解决某一问题的迫切需求；二是社会较长时期保持稳定，能够面向大众提供稳定的普及基础教育；三是在某一空间和时间内能够对各类人才形成足够的凝聚力，从而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各类人才与时代鲜明的现实需求场景密集碰撞，大幅度提高创新的概率，也使创新成果能够以较低成本快速普及。要满足以上创新条件有两个前提：国家治理与市场秩序。两者互为因果，在不同国家，情况不尽相同。[1] Muntone，Stephani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1022224325/. https://www.education.com/study-help/article/us-history-glidedage-technological-revolution/，2018-03-12.[2]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chnological_revolution，2018-03-07.[3] Klein，Maury.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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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tudies Journal，1994，22（2）：279-295.第二节国家治理与技术革命的关系从已有的研究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掩盖了国家治理的作用研究技术创新驱动力的主要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和演化经济学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广泛关注技术创新与经济的关系。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更多关注技术创新投入总量与企业总利润增加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大发现：一是技术创新降低了成本，这[1]是公司生产最大化和市场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变量；二是除了成本控制的因素以外，资本和市场需求结构也是引发技术创新[2]的重要动力。因此，除了降低产品成本，企业也会增加对生[3]产过程效能改良的研发投入。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企业短期效益回报的要求，企业对改良产品的渐进式创新的关注，会明显高于对于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激进式创新的关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对渐进式技术创新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但对于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的解释相对较少。“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将“发明创造”从技术革命及其扩散中分离出来，对那些由企业家承担巨大的失败风险从而推动的激进式创新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理论，“资本主义通过不断破坏旧的工业和生产方法并代之以新的工[4]业和生产方法而不断发展”。尼尔森指出，竞争性市场会偏好具备某些特征的公司，例如能够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对产品进行有意识的技术创新，而不是被动、随机性地发现问题和[5]修正等。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了企业推动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的原因，但难以解释市场上不需要或者不能产生具有吸引力效益的技术创新行为。对于难以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利润，但对国家长远战略发展有利的技术创新投入，需要从国家治理的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语境下，传统的经济学视角较少提及国家治理的作用。1700年以前的1 00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0.11%，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在1820—1990年的170年里，英国人均收入翻了10倍，德国[6]翻了15倍，美国翻了18倍，日本翻了25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创造的生产力大于其前期人类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资本的逐利性在工业革命等几轮技术革命中显露无遗。在西方传统话语体系下，现代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的胜利以及人们对资本与市场光环的信仰，掩盖了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国家治理与国家创新矩阵从1945年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大量政策以推动[7]技术创新。国家推动技术发展经历了由政策驱动向投资驱动[8]的转变，先后经历了改革税制推动技术发展、政府制定标准[9][10]和购买科技服务、生态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技术创新导向、[11]政府直接投资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等阶段。技术变革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是由蒸汽机发明触发的，引领西方进入工业生产的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电力应用为标志，催生了流水线与规模化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计算机革命为主要标志，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大型计算机、20世纪七八十年[12]代个人计算机和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带来的革命。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正式讨论是由克劳斯·施瓦布（曾任达沃斯论坛执行主席）在201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推动的，他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该论坛上引起关注。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建立在数字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代表[13]了技术嵌入社会甚至人体的新方式。他用“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囊括了大数据时代、机器人时代、物联网时代、[14]零边际成本时代等前沿“标签”。目前学术界对于怎样划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存在较大的争议。虽然关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从技术革命的角度看，时间线却是非常清晰的。如表1所示，国家治理与技术革命之间存在一个“创新矩阵”，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市场、社会革命、公共管理模式等。从信息传播的规律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之前三次工业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根本改变，由单向传播为主向低成本的、可移动的即时反馈互动传播方式转变，即时互动性信息传播正在对整个社会组织以及生产生活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加速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增加了复杂度，促使组织结构发生转变。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治理模式的改变，促使创新体系的形成。在国家治理层面，科层制改革促使国家走上了专业化的治理道路，并且在创新推动模式上逐渐由国家政策驱动转向国家投资驱动。表1 国家治理与技术革命之间的“创新矩阵”资料来源：公共管理模式参考Clarke，Amanda，and H. Margetts.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Open，Closed，and Big Data in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Policy & Internet，2014，6（4）：393-417.其他部分为作者自己绘制。[1] Salter，W. E. G. “Productivity & Technic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Monograph 6，1960：20-75.[2] David，Paul A.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175-231.[3] Dosi，Giovanni.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an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Directions of Technical Change” . Research Policy，1982，11（3）：147-162.[4] 唐·E.沃德曼，伊丽莎白·J.詹森. 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践.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388.[5] Nelson，Richard R.，Sidney G. Winter，and Herbert L. Schuette. “Technical Change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6：90-118.[6] 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7] OECD，Technology in a Chang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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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ieved 2016-12-12.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what-is-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2018-03-12.[14] 吕慎.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后的制度博弈. 光明日报，2016-01-24，第8版.第三节国家治理与近代技术革命：以英美国家为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英国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频率本质上是概率问题，关键要看提高创新发生概率的因素是什么。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蒸汽机的出现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加速器，而不是最初诱发因素。工业革命最早开始于英国的纺织业，但实际上在176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英国的纺织业就已经有较高速度的发展。图1展示了1728—1780年英国进口原棉的数量。从当时原棉进口量看，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英国纺织业就已经有了较快发展，瓦特改良蒸汽机是英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图1 1728—1780年英国进口原棉数量资料来源：Hamilton，Charles Joseph. “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India，1600—1896.”1975。学者成伟明从纺织业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蒸汽机及其改良是英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成伟明指出，纺织工业的关键是要保证加工纺织过程（飞梭）中，纱线的线头尽量不断。这需要非常合适的湿度和温度。他强调，并不是将手工纺织变成机器纺织，纺织业就能腾飞。中国的新疆、非洲的埃及都因盛产地球上最优质的长绒棉而闻名世界，但它们都不是纺织品生产基地，因为它们的气候炎热、干燥。手工纺织可以在这些地方存在，但若是换成机器生产（在没有强大的空调的前[1]提下），则根本无法进行。而英国自然气候的相对湿度一般略大于纺织厂空气参数的要求，这对于纺织工业是最有利的。因为空气进入工厂后，温度就会上升，这是由于纺织工业是多机台、多人员、高散热的行业，温度上升后，如果空气绝对湿度不变，相对湿度就会有所下降，这样刚好达到最佳工艺要求。一般的纺织厂接近露点送风，二级喷水室相对湿度保持在95% ~ 98%，麻纺织厂往往直接喷雾，就是为了克服升温带来的相对湿度下降，尽量提高车间的相对湿度。因此，没有这种高湿度的空气环境，“飞梭”飞得越快，纱线断头率越高，生产越无法进行。这种优质的空气环境是近代工业革命率先从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开始的重[2]要客观条件之一。除了适当的温度和湿度以外，英国还有丰富的煤炭和水力资源，这也是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的重要前提。蒸汽机的改良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顺应强大的需求而产生的。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技术革新先在棉纺织部门完成，但毛纺织机械化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技术革新显然听从市场的安排，必须[3]是在消费强大的需求刺激下，技术革新才应运而生。”相对稳定的产业发展环境与1688年“光荣革命”后形成的第一个现代国家政体是密不可分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开创了君主立宪政体，实现了皇室与议会权力制衡。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形成了公民权保障体系和议会选举制度。这一系列改革是后来英国棉纺织业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东华大学纺织学院胡霄睿等人在系统研究英国纺织工业兴衰后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大众的迫切需要，棉纺织品市场不断扩大；二是棉纺织业在当时不是传统工业，有更宽松的创新环境和技术需求；三是棉纺织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积极支持和鼓励棉纺织业发展，并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保证英国本土制造的棉纺织品对国内市场的绝对垄断。除此之外，政府还对棉纺织业的专利发明者和创新工厂主给予奖金和[4]封爵赏赐。我们同时注意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技术创新[5]浪潮是从1760年开始的，不仅涉及蒸汽机改良，而且科技发明飞速发展。1771—1780年颁发专利297项，1781—1790年[6]增加到512项，1791—1800年则达到了655项。1760年距离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已经过去了71年，正如之前所论述的，科技创新的突破需要保持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能够面向大众提供稳定的普及教育，但前期的积累过程很容易被人忽视。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对棉纺织业的扶持和保护，是出于资产阶级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在历史的叙述过程中是不需要过多强调的，所以也容易被忽略。但事情总是呈现两面性，过于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从1856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到1973年，英国经济发展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9%的平均水平。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和日本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大不列颠从未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在英国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交锋时，个人[7]利益总占上风。美国的国家治理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革命美国领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北战争后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二是美国西进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原料、资金和无比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美国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四是美国19世纪末普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五是相对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如果进一步看，会发现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美国的工业会得到迅速发展？二是为什么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的科技发明如此踊跃？1860年英法签署的《科布登-薛瓦利条约》标志着一个自[8]由的国际贸易体系在欧洲初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美国却走向了与欧洲相反的贸易保护主义，关税保护政策一直持续到1934年。特别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贸易保护联盟在政治上全面获胜，工业制造业的关税保护诉求在国会政治中长期占据上风。与此同时，美国从农业国逐渐转变为工业国，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重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一个新的强大的城[9]市工业阶级兴起，而种植园主则逐渐走向衰落。早在1791年，汉密尔顿就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他建议政府通过保护性关税法令，限制重要[10]原料出口，对美国急需的原料免税。在汉密尔顿时期，美国的制造业发展面临人手缺乏、劳动力昂贵和资金短缺等困难，如果美国政府不对这些新兴的制造业提供支持，国外竞争和“习惯势力”将使美国无法建立可以很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11]造业产业。针对这一现状，汉密尔顿提出了包括保护关税、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提供公共设施等11项基本原则，为之后贸易保[12]护与产业扶持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到南北战争时期，1862年和1864年两次通过的关税法案[13]把当时的关税税率提到了美国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南北战争后，关税税率依然保持在战时水平。表2是1870—1897年美国平均关税率，最高时期接近50%。美国真正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彼时它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发展的领导者。学者姜达洋在系统研究了美国的贸易保护历史后指出：“早期美国经济发展正是得益于贸易保护，在美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恰恰是最坚定的保护主义国家，这[14]也是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秘诀。”所以，无论是因为次贷危机，还是因为最近几年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都会放弃长期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正如托拉斯所论述的：“从一开始，美国资本主义就向人民昭示了后来被称作‘混合型经济’的许多成分，无论在哪个层次上，政府总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尽管有时候也会使事情变得更糟……19世纪美国各州和美国联邦政府所规定的政策不仅随意性强，而且互不衔接，但如果将这些政策综合起来，它们又能组成协调一致的合理政策模式……这一政策模式应该叫作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以企业发展为基础、以市场发展为[15]导向的进口替代模式。”托拉斯在对福特等美国大公司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美国一直为企业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如同造就经济发展的温室。他比喻道：“（美国）私有企业的鲜花在此盛开，最后许多鲜花组成了花束。但如果没有这座温室，如果没有足够的阳[16]光、温度和湿度，这些鲜花不可能绽放得如此绚烂多姿。”这种论调与强调自由和竞争、强调资本主义力量的西方主流历史叙事模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从这个角度却能看到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腾飞背后隐藏的力量。表2 1870—1897年美国平均关税率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USGPO，1975，Series U207-212。此外，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期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开始强力推行“双重标准”的专利保护制度，一方面保护本国专利，另一方面纵容“山寨”他国技术。美国是全球第二个颁布专利法的国家（见表3）。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以及配合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它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山寨”国家。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部《专利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人或团体”都可以申请专利，到[17]了1793年，该法案修改为仅美国公民可申请。根据美国商务部下属的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从1790年到1835年，美国颁发的9 225项专利中没有一项是授予外国人的。实际上，这一时期美国授予的专利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对英国等[18]工业发展较早国家同类技术的“山寨”。对于这段历史，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莫里斯2012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称：“今天，中国就是那个新兴的上升力量（即19世纪的美国），而美国却成了防范年轻崛起者的霸权国家。对中国而言，[19]美国扮演的角色同200年前的英国毫无两样……”表3 各国专利法颁布时间资料来源：韩蕊。美国专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研究生硕士论文。与此同时，美国对本国专利的保护却日趋严格。美国的《专利法》在1793年进行过一次修订，在1836年和1952年又分别进行了两次重大的修订，特别是1836年的修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专利申请数量井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表4是19世纪末欧美各国专利费及期限的比较，美国的专利费和保护年限较其他四国有明显的优势。图2是1860—1920年美国专利数增长图，美国专利申请的高速增长与美国政府所推行的专利保护制度和实际操作中的“双标”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表4 19世纪末欧美各国专利费及期限的比较资料来源：美国专利委员会1986年报告。图2 美国专利数增长图（1860—1920年）资料来源：金海军。知识产权私权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04。[1] 成伟明. 从另一种视角透析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自身规律看英国工业革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 .[2] 成伟明. 从另一种视角透析英国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自身规律看英国工业革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5） .[3] 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 上海：三联书店，2002：25.[4] 胡霄睿、于伟东、王华. 英国纺织业的兴衰及对中国纺织业发展的启示. 纺织科技进展，2014（5）.[5] Ashton，Thomas Southcliff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The Eighteenth Century.Routledge，2013：59.[6] Ashton，Thomas Southcliff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The Eighteenth Century.Routledge，2013：107.[7] 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57.[8] 李巍. 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 美国问题研究，2009（1） .[9] 李巍. 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联盟与美国19世纪关税政策. 美国问题研究，2009（1） .[10] 张小青. 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分析. 美国研究，1988（1）.[11] Chang，Ha-Joon. 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2002：27-35.[12] 姜达洋.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渊源. 西部论坛，2012（2） .[13] Cochran T，Miller W，The Age of Enterprise：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merica，The Macmillan Company，1942：16.[14] 姜达洋.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渊源. 西部论坛，2012（2） .[15] 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50.[16] 托马斯·K.麦格劳. 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50.[17] Charles R.Morris. “We were Pirates，Too：Why America was the China of the 19th Century.”Retrieved 2012-12-06. http: //foreignpolicy.com/2012/12/06/we-were-piratestoo/#，2018-03-12.[18] 孙力舟. 美国曾费尽心机山寨英国技术. 济南日报网，2013-08-04. http: //jnrb.e23.cn/shtml/jinrb/20130804/1168699.shtml.[19] Charles R.Morris. “We were Pirates，Too：Why America was the China of the 19th Century.”Retrieved 2012-12-06. http: //foreignpolicy.com/2012/12/06/we-were-piratestoo/#，2018-03-12.第四节国家治理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截至目前，以计算机发明为起点的信息革命已经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计算机发明于美国，回顾美国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史，从半导体到计算机的发明，从软件开发到数字通信和互联网兴起，从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到高性能计算，都与国家的推动，特别是早期的投入直接相关。与美国长期持续的投入不同，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发展是跃迁式的。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进入21世纪以后，快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转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中国的数字化进程正以引领全球的速度高速发展。该报告称，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移动网络市场。另外，我国个人互联网应用保持快速发展，各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增长显著，年增长率达到64.6%；手机应用方面，外卖类App、旅行类App的用户规模增长明显，年增长率分别达到66.2%和29.7%，中国市场逐渐[1]成为全球体量领先的数字消费市场。中美两国的信息革命都与国家层面的推动有密切关系。从公开可查的数据看，国家治理对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两方面。国家层面的持续投入与信息技术革命直接相关图3是1970—2001年美国在计算机领域的总投入和计算机基础领域的投入。图4是1978—1999年美国在生物、化学、物理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国家投入占总投入比重，其中物理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投入总和长期保持在国家科研总投入的15%左右。联邦政府在推动科研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从全球看，很多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有限。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18年的报告，1981—2015年，从中国、美国、欧盟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投入情况看，中国自2001年以来对科研的投入陡然增加，并在2013年超过欧盟，成为全球第二个科研投入大国。图3 1970—2001年美国在计算机领域的总投入和计算机基础领域的投入资料来源：根据NSF（1951—2001年）报告表25和35绘制，https:// wayback.archive-it.org/5902/20160210231731/http: //www.nsf.gov/statistics/nsf01334/htmstart.htm，201803-12。图4 1978—1999年美国在生物、化学、物理和信息技术领域的国家投入占总投入比重资料来源：根据NSF（1951—2001年）报告表25和35绘制，https://wayback.archive-it.org/ 5902/ 20160210231731/ http: //www.nsf.gov/statistics/nsf01334/htmstart.htm，2018-03-12。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对美国基础科研的作用非常关键，然而，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010—2015年的经济复苏期，美国对基础科研的投入有所下降，从30%降到25%左右。这与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以及2011年以后美国政府财政负担增加有关。其他国家的表现差异性很大，但以中韩两国的增幅最为明显。在具体投入上，根据2014年的数据，中国84%的科研投入用在基础实验科学上，而美国的基础科研投入只占总科研投入的64%。中国的基础科研投入主要用在难以产生短期利益的项目上，如材料科学、基础工业设备和系统研发、基础科学理论和基础实验科学等。人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关键人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核心要素。信息技术领域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2000—2014年，中国颁发的科学和技术学士学位数量增长超过350%，明显快于美国、欧洲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根据NSF（2018）报告，2000—2014年美国政府颁发的科技博士学位多于中国，美国和欧盟在涉及科技研究和其他工作方面虽然保持优势，但从增幅上看，相对优势在[2]下降，中国的追赶速度惊人，并且有超过美国的趋势。而且，从2000—2015年中、美、欧盟、日、俄、韩等国家和经济体的科研人员的数量看，中国的科研人员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呈现出赶超欧盟、引领全球的趋势。数字中国的崛起（1）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风险投资市场风险资本投资是对具有成功商业化潜力的新兴技术提供支持的重要指标。根据2006—2016年早期和后期商业化新技术[3]相关风险投资体量的统计，2016年全球风险资本投资总额约为1 310亿美元。美国吸引的风险资本投资略多于全球的一半，但份额一直在下降。2006—2016年，美国的全球风险投资份[4]额从80%下降到52%。在中国，2006—2013年风险投资从约10.1亿美元的低基数跃升至2016年的340亿美元。中国新技[5]术风险投资快速增加，占全球份额从不足5%上升到27%。近10年以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科技商业化应用风险投资市场。（2）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学术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全球第一根据NSF（2018）报告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全球科技相关领域共计发表研究论文约229.6万篇，其中欧盟占26.74%，排名第一；中国发表论文42.61万篇，占18.56%；美国发表论文40.9万篇，占17.82%，中国和美国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印度占4.81%；日本占4.21%。但在工程领域，中国发表的科研论文数量占28.9%，排名第一；在计算机领域占8.7%，排名第二；在数学领域发表数量与美国持平，约占全[6]球总量的2%。（3）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在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下，中国产、学、研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产出从2003年的69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3 800亿美元，已经超过[7]日本和欧盟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除了高科技产业以外，高性能计算机产业也发展迅速。从2010—2016年全球排名前500名的超级计算机台数看，中国增加了26台（共计34台），到2016年已与美国持平，领先于[8]其他国家。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