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琳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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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兴起与演变试读：
前言
Preface本书主旨是研究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及其内容特点，力图揭示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古老的舆论概念复活、兴起、转化与演变的思想过程。从历史学中的史料分析、语言学中的关键词考据与传播学中的跨文化跨语境交流等视角，从跨学科复合性、交叉式的研究路径考察现代中国舆论思想演变的脉络特征。借鉴“一般思想与精英思想”“思想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因素”“思想关键词与意义统计”三种思想史研究思想与方法，从更为丰富的视角与手法来求索思想兴起与演变的过程。研究发现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过程中涉及的思想资源丰富且具有争议，但其中却孕育着一股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就是民主的参与、自由的表达、多数的选择、透明的权力。这既是告别皇权专制统治之后新生国家的政权合法性与公信力的来源，也是现代中国思潮激荡融合后的普遍共识。研究发现的主要创新点可以简单地包括为：（1）通过考察舆论及其概念家族之间的思想演替关系，舆论本质上是一个与现代媒介相关的传播学概念。这是因为现代媒体扮演了全新的意见传输工具与思想展现平台，扩充了传统的言说渠道与方式，与此同时，逐渐崛起与上升的新兴阶层在影响政治生态、改变社会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与表达冲动，使得皇权政治体制内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各种需求而被舆论所取代。（2）舆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纯粹的，理想式的建构，而恰恰就是这种非完美的、非理想式的理念建构，使得舆论具有更多的维度与可包含性，在揭示现代意见表达、言论自由、观念态度等方面，舆论可以涵盖一种动态、复杂、多变的属性特征，同时还可以兼具一种公开、讨论、理性的属性层面，从而使得舆论这个概念及其思想成分更加地多元，是一个充满现代性思想能量的概念。（3）在媒介与舆论的互动关系的思想性考察过程中，将以时代—媒介的范式下将媒介演进划分为前现代性媒介、现代性媒介、后现代性性媒介。现代性媒介对于前现代性媒介而言，是一种既有秩序与思想的断裂与脱轨，开启一种全新的人类交往与传播方式；后现代性则对于现代性而言，是一种完善与提升，而并非终结与替代，是对现代性媒介引发的一种矛盾与弊端的修正与调适，后现代性媒介是现代性媒介的自我完善与自我超越的形态进化。在时代演进方面，每次舆论思想上的波动与转型都与中国时局交替一一对应，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4）知识精英与权力之间的远近关系决定着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新式媒介人的“入世”“成名”“引导民众”等各种身份定位与社会想象获得相当程度的满足，媒介知识人的职业理想体现为借助现代报纸的传播力量制造舆论、引导舆论、代表舆论，占据舆论中心的权力，这种权力获取感使得知识精英与媒介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式合作关系。（5）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受到西方启蒙时期的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舆论属于现代汉语中的“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由于在中国历史思想语境下，“公”以“国君”“朝廷”为词源，与统治权力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合关系，从而导致中国思想界出于民主精神的考虑，将public opinion翻译成为“舆论”更为妥当一些，符合中国从传统皇权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时代潮流，刻意地避免了“公论”所造成的精英倾向，有意识地与统治者的意见相区别开来。（6）尊重“人民的心声”的舆论思想在现代社会不仅是一种“政治的智慧”，也是一种“政治的契约”。因而既要破除对舆论的过度拔高与神秘化，也要给予舆论以更充分的关注和敬重。对舆论的认识需要在价值层面与工具层面上双线展开。价值层面是指大众所诉求与希冀的愿望、需求、想法等主观意见是正当的，必须尊重的。工具层面方面，大众由于所处的环境、经验、阅历、知识等多种要素的限制，对舆论的动态多变需要引入更加科学客观的判断与评估。
本书整体上以纵向变迁的研究为主，横向变迁为辅的宏观视野，将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放置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历史背景下，以及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背景下，揭示“舆论”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复活性概念所携带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融合之后的独特思想因子，对当前中国在新闻政策、舆论导向、舆论控制、舆论监督等方面的一系列的观念、思想、行为的潜在影响，以及在对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进行全描呈现的同时，深切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舆论思想的未来指向，而该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深度推进而变得更具学术应用与推广价值。绪论
在现代中国，舆论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广泛使用的跨文本概念，影响着世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决策。执政党的施政纲领、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政治家的演讲、学术研究的论著、组织的公关活动、普通人的日常交谈，我们都会频繁地看到、听到或者说到这个词语。在使用舆论这个能见度、普及度较高的概念的同时，中国人还会在其后面再加两个字：监督、压力或导向，即舆论监督、舆论压力或舆论导向。因此，从舆论与其他语词的组合上看，舆论暗含着一股可发挥强制性、约束性、导向性作用的力量性的事物。
在现代中国人的认知范畴中，舆论俨然代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力量，蕴藏着对某个对象的威慑力，较多时候还会理解成为一种反抗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的隐性权力。处于不同立场的现代中国人，可以选择“围观”舆论，或者选择“制造”舆论，高明者“应对”舆论，“化解”舆论，失策者陷入舆论的漩涡之中任其翻滚。不禁要问，舆论到底为何方之物？当舆论风暴即将来临或者已经来临时，不同当事者既惊，又惧，成也舆论，败也舆论。从学理层面，我们首先给出如下一个二元分立的疑问：舆论力量仅是一种理论的建构，还是现实中果真存在的客观之物？
新闻传播学界的标杆式人物李普曼在1922年泼过一盆冷水，新闻只不过是人们头脑中的图像（picture in the mind），人们的舆论指向只不过来源于新闻建构的虚拟环境（pseudo environment）之中。国内学者黄旦与李普曼形成某种呼应，认为舆论“没有可能”，指出“人所神往的舆论，就这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如神将大地悬(1)在虚空”。然而，陈力丹提出的舆论八要素，使得抽象悬空的舆论有了一个具象的分解过程：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的客体是事实、事件或公共事务，舆论的本体是公开的意见，舆论的数量即是一致性程度，舆论的强烈程度分为行为舆论与言语舆论，舆论具有持续性（或者“舆论的韧性”），舆论的功能在于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藏地(2)影响舆论客体，舆论的质量在于含有理智与非理智成分。在于舆论可能与不可能之辩之中，伴随着“舆论的力量”某种程度的质疑性消解式的学术声音之外，更多地还是对舆论现象及其运作相当地着迷，多数学者们力图揭示其“时而沉默，时而爆发”的不可确定性的内在规律。
有趣的是，与公理、民主、人权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感意味的概念不同的是，舆论并非是19世纪中叶以降近现代中国引入的新名词、新术语。国内学者考证，舆论在中国古来有之，在各朝各代都被一定程度地使用。学人依据“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的记载认为(3)中国的舆论思想与实践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三国时期，曹魏谏臣王朗上书文帝的奏疏中有“惧彼舆论之未畅也”一说，其意思是指谨(4)防舆人对圣旨不解而议论纷纷。《梁书》记载：“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该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一个行为的褒贬评论，要么自我评判，要么听取他人的意见（舆论）。又如，《左传》记载，郑国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云云。及三年，又诵之云云。《明史·河渠志》中记载巡按河南御史涂昇进言皇帝时说道：“臣博采舆论，治(5)河之策有四：一曰疏睿；二曰扼塞；三曰用人；四曰久任”。舆论一词到了清代，就连乾隆帝本人在上谕中也会使用：“谕，柴大纪种种款迹，德成自浙江回京，传问既有确据。琅干身膺巡抚，于柴大纪(6)乡评舆论岂竟毫无风闻。”
正是由于舆论本身并非一个生造的外来词（这一点和近现代中国大批量新词的涌入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得研究者往往可以便利地在现代化语境中，将舆论这个概念与旧有的古老现象与事物进行思想上的勾联与响应。例如，林语堂最早系统地用英文著书认为中国新闻舆论史首先始于歌谣，其次是联名请愿和向朝廷呈送弹劾的奏折(7)，称这些都是中国舆论力量的有力佐证。候东阳进一步认为聚议、讲学、上疏、著说、图谶、歌谣等属于古代的舆论形式，古代舆论虽(8)然不发达但丰富多彩，是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机制。此外，不少学者将谏诤看成一种特殊形态的舆论，谏诤本身即是舆论的核心部分，论证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舆论发展史不可忽略的一个必(9)经形态。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一直追溯到宋明清，把《春秋》《左传》《国语》《战争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史鱼尸谏》《董狐直笔》《崔杼杀史》等典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等都扩充式类比为古代舆论来解读。
中国近现代学者倾向于对舆论与古代的民谣、谏诤、清议加以联系起来研究，一方面力图说明中国舆论思想与舆论实践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可以与西方民主思想下的舆论实践相媲美，另一方面借用历史上舆论力量反抗专制权力统治的辉煌篇章，间接指导当下的舆论思想与实践，或者曲折批评当下的舆论现状与政策，某种程度上符合中国学者文人惯常使用“借古讽今”“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然而，古代舆论并非完全如同学者所理想建构中的那么的完美无憾，那么的推崇备至。事实上，根据《辞海》词条，“舆”有六种基本含义：①本谓车厢，因即指车。《老子》：“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又转义为轿子。如：肩舆。②乘坐。《汉书·严助传》：“舆轿而隃岭。”③扛；抬。《礼记·曾子问》：“遂舆机而往。”④众。如：舆论；舆情。《汉书·陆贾传》：“人众车舆，万物殷富。”⑤地。见“舆地”、“舆图”。⑥中国古代对一种奴隶或差役的称谓。《左传·昭公七年》：“皂臣舆，舆臣隶。”孔颖达疏引服虔曰：“舆，众也，佐皂举(10)众事也”。综观这六种“舆”的基本含义，似乎贬义意味较为明显，至少没有褒扬之感。此外，《辞海》中对于“舆人”进行了三个基本含义的概括：①造车舆的工人。《考工记·舆人》：“舆人为车”。②众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③古代(11)职位低微的吏卒。《左传·昭公四年》：“舆人纳之，隶人藏之”，舆人的形象根源于体力劳动者车夫的形象，地位限于车马卒的卑微身位。
由此推之，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内，“舆论”的核心思想本义定格于智识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的人的意见。换作较为中性的表达是，基数最大的底层民众的看法、想法与说法。仅从此层意思考察，现代中国的舆论内涵与传统中国的舆论内涵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以普通民众的名义汇聚出的一种声音与论调。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表象上的延续。众所周知，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一种本质性裂变，这种本质性裂变既是体现在观念理想层面，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层面，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民众意见不再是一种被动地需要安抚的受控之物，而是一种带有主动意愿与高能姿态的变数之物。因而，在现代中国转型的语境中，从远古走来的舆论，已经蜕变成为一种携带现代性因子的新生活体，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暧昧的、多面向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得对舆论各异的理解交织纠缠在一起，使得舆论之物象如同魔方棱镜一般变幻出难以意料的各色形态，特别是传播媒介技术的发达与普及，长期以来专制者控制社会意识的主观条件与传播渠道狭窄的客观条件的双重受限下的底层声音——舆论，其分贝越来越高，其发声通道越来越多，其演变显得更加的摇曳多姿，捉摸不定，进入现代语境的舆论，有一种“转基因”的再生之感。
当某个概念、事物或领域为我们营造了一种神秘或暧昧的想象时，首先说明我们对它并没有完全透彻的科学认识。一番分析之后，一系列问题更加凸显在我们的面前：现代中国是如何认识并思考舆论现象与舆论理论？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不同时代条件下的舆论思想是否各不相同？现代中国是否对舆论存在某种程度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是否赋予舆论这个概念一定的社会理想与政治想象？舆论、公论与民意是否具有同一性？舆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是如何与西方民主思想交配在一起，形成一种暧昧复杂的意念或所指？对舆论理解的不同思想底色如何涂抹产生的？又发生了哪些偏转与演替？
在上述疑问的推动下，本书将力图用历史眼光与本土视角去重新追导、考证与思辨近现代中国的舆论思想变迁的内容与特点，力图还原舆论思想，及其思想资源与派生思想之间的内在关系，揭开这个近现代史中被复活与重写的语词及其思想所携带着的神秘面纱。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随着我国现代化文明进程的推进而变得更为迫切了。因此，本书旨在研究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发展的条件、规律及趋势，揭示现代中国舆论问题以理论形式展示出来的整体性面貌。
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了尽可能深入地回答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这个难以掌控的宏大课题，主要尝试从三个学科视角展开研究：思想变迁的历史学视角，思想变迁的语言学视角，思想变迁的传播学视角。首先，将思想变迁视作为一个传播的过程，即在传播学视角的统领下，以纵向传承的史学视角为主，横向传播的语言学视角为辅：再者，既有史学宏大的叙事作为背景，也有传播学的中观考察，与语言学的细微考证。概言之，三者之间有主有次，有宏观也有微观，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一种立体式的观照三棱镜，既符合交叉式复合式研究前景，同时避免了单一学科知识视角的偏颇与限度。
鉴于上述的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框架与基本内容简要表述如下：
第一章考察何为现代中国，对现代中国进行题解。着力于对现代中国概念的思想价值与时间划分、中国现代史基本范式、思想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研讨，试图在语言学转向、新历史主义、传播学等学术背景下，从方法论方面寻找一条复合多元的考察路径，定位于一种现代化／全球化语境范式，采用“大传播—小传播”交织补充的分期方式观察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过程。
第二章采取观念史梳理的方法，将舆论思想的研究推进到微观层次，避免因时代转换而误读思想家的概念。观念史的研究实质上是强调时代潮流中观念内涵的稳定共性与观念革新的时代整体性，在现代化语境下探讨舆论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变迁，研究舆论概念与其相似家族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关注舆论概念在观念内涵发生变化过程中如何与约定俗成之论及诸多疑问等发生横向互动，从而探究舆论概念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如何逐步地演化和巩固。
第三章以媒介演变为技术时代背景，呈现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在媒介与时代演变的语境下的思维特征及逻辑框架。通过梳理前现代媒介、现代性媒介、后现代性媒介的技术条件与传播特征，强调不同的传播条件下，对政治与舆论的推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将媒介技术的演变与时代的演变的复线统一，从而交叉性观照传播科技-政治格局之间的某种历史巧合，分析媒介与时代、媒介与舆论、舆论与时代三组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继而在一种时代媒介动态的视角下勾勒舆论思想变迁的轨迹。
第四章主要关注现代知识精英对舆论的研究与看法，试图回归思想现场，以思想家自身关注和思考的舆论问题为考察对象，历史地再现思想家自身的舆论思考逻辑并试图在清理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过程中，把握不同时代及不同流派思想家在舆论观念上的相同、相通和互补之处，提升舆论思想的理论纯度。将解体后的士绅阶层划分为三个类别：学院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与党政知识分子，从而对不同类别的知识人与精英的舆论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知识精英与权力之间的远近关系决定着近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距离权力愈近的知识精英愈倾向于对舆论进行操控，将批评性声音即舆论纳入权力可控的范围之内；距离权力愈远的知识精英愈倾向于放任舆论的发展，借助舆论的力量对权力进行解构。在控制与放任之间有一可供缓冲的妥协式的灰色地带，即为对舆论的引导，这一般会来自较为超脱的学院派精英的思想。
第五章横向考察来自于对西方的思想因子的吸纳与消化，研究视角从纵向考察转向为横向考察西方舆论思想对中国的传播，以及现代中国对西方舆论思想的选择性吸收与排斥。首先对西方舆论思想以及学术论辩进行梳理，充分了解参照物的内容特点，然后从跨语际传播与新话语输入的角度观照近代中国舆论思想中西融合与冲突的过程，研究发现，西方传统时期的舆论思想对近现代中国告别皇权专制，追求民族解放发挥了强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但舆论概念具有某种程度上的透明性假象，归入“重返的书写形式的外来词”来考察更为合理，“强制性附会”成为近现代中国表述和认识西方舆论思想的基本路径之一。
(1)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共舆论》的阅读札记[J]．新闻记者，2005（11）：71．
(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3-4．
(3)石天河．舆论溯源[J]．书屋，2005（5）：27．
(4)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
(5)周魁一，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M]．北京：中国书店，1990：331-332．
(6)刘如仲，苗学孟．台湾林爽起义资料选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91．
(7)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M]．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
(8)侯东阳．君主专制与舆论冲击[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4（2）：39．
(9)邱江波．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J]．社会科学家，1991（3）：43．
(10)《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861．
(11)同上。 第一章研究语境与进路
现代之于中国人就像一枚苦果，他们不得不把它咽下去。——[美]费正清
历史是一个时代发现另一个时代价值的记录。——[德]雅各布·布克哈特
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永恒。——[法]波德莱尔
中国古代智者倾向于将历史比作镜子，正统的历史文本被假定为等同于客观完整的记录，可以用来指导后人吸取古人的经验教训，告诫后人切不可重复古人的错误。现如今，随着后现代主义学说的兴起，历史变成了被打破了的镜子，每一块碎裂的玻璃只能折射出历史的某个片断或侧面，我们需要做的只能将各个碎片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组合。“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是一堆有色碎片。……那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1)碎片。”历史从单数变为了复数。面对已经远逝的历史真相，历史学家们已经变得不再完全自信。也许，是因为年代距离太近，或者是依然处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历史延续之中，对于现代中国何时起源、为何起源、何去何从的争议声更是此起彼伏，未绝于耳。选用不同的玻璃或镜片取景观看，我们会看到风格迥异的近现代中国画面——横看成岭侧成峰。第一节 何谓现代中国
从19世纪以来，对近代中国两百年历史的书写与读解都会渗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带着痛楚的断裂之感。并且，这种痛楚的断裂感既占据着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弥漫在民间的话语与情绪之中。侵占、逼迫、屈辱、战败、不平等条约、殖民、割地、赔款、杀戮等像挥之不去的幽灵一样残酷地植入现代中国集体记忆之中，成为永远无法释怀的梦魇。另一面，对近代中国两百年历史与读解有一种绵延不息的文化认同的豪迈与民族想象的激情。革命、胜利、英雄、理想、现代化、解放、统一等意象像镌刻的图腾一般闪耀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河流中，成就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
带着富强与奋斗的呐喊声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姗姗来迟却遽然而至，“中国的现代化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讨论什么是现代中国，似乎显得多了一份自信与从容，少了那一份焦灼与急迫。然而，许纪霖却言：“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空洞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越来越(2)呈现出一种我称之为‘碎片化’的现象。”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微观领域的精细，不仅史学界如此，在新闻传播学界也有类似的趋势。现代中国的出现与崛起，是对中国改朝换代政权更迭的记史方式的一种终结，但同时也是对“何谓现代中国”多方争议的开端。一、从传统到现代
首先，所谓的现代中国，若将其对立面设定为传统中国，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模式，分类标准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宏观建构条件变量所构成的笼统性整体。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分，本身会带入一种强烈的断裂式的历史感之中。这种断裂感的出现，似乎比孔子哀叹西周衰亡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更具撕扯性痛感。从整体叙事上看，所谓断裂，意味着既定原有社会秩序的崩塌，旧秩序向新秩序的不可逆转变，由长期形成的确定性指向一种不可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还必须接受外来异质性因素植入原有的社会机体之中，同时似乎还会伴随一种既有习俗道德的萎缩隐退的现象。当列文森心目中的稳定持久与和谐的儒教中国传统图景被打破，他深刻地感受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传统价值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吞噬与破坏力，任何抗拒的努力和浪漫的观点都是徒劳无益的。余英时借用杜牧的“盘之走丸”的古典譬喻来形象地揭晓这种“丸未出盘”的“传统中国”与“丸已出盘”的“现代中国”之间的断裂状态。杜牧在《注孙子序》论到：
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
在此段古典譬喻中，“盘”可以看作是传统的外在间架，“丸”则象征着传统内部的种种发展的动力。大体上看，18世纪以前，中国传统内部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各种变动，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始终没有突破传统的基本格局，正像“丸之不能出于盘”一样，仅仅发生着“丸”走“盘”时“横斜圆直”的种种动向而已。19世纪晚期以后，中国传统在内外力量交攻之下，很快进入一个解体过程，这种解体不同于以往历史任何的社会动荡与政权崩溃，而是出现“丸已出盘”的全新格局，“丸”已经跳出原来的“盘”，中国则不得不由“传统”走向“现代”，面临一个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3)的新时期。“丸之走盘，但丸之不能出于盘也”，恰恰说明传统中国虽然会出现周期性大动乱，但当新的政权建立之后又可以快速复归到原有的社会结构形态，金观涛将传统中国这种特有的自我修复能力归因为一种内部极强的整合力，提出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的假说。该假说揭示传统中国两个最独特最鲜明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停滞性，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一直到清朝，虽然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但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第二个重大现象是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中国社会都要发生一次社会结构毁灭性的崩溃，然后又奇迹般(4)地重建。
黑格尔是对传统中国的理解可能是相当极端而片面的，他评论到，“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5)不可能从中产生。”
对于传统中国的较为温和的描述，从政治体制上，传统中国给后人的印象是天赋皇权的合法性逻辑下的封建专制，“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只有天下观，无国家观，处在相对孤立和与世隔绝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从生产方式，传统中国被定义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经过千年演化的高度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文化上，传统中国在儒学意识形态中的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仁”既是日常感情之典范化与合理化，“仁”又须符合社会等级和伦理规范的“礼”。当然，对于传统中国的描述并非上述文字如此简单的概括，任何伟大的国家与文明都相当的复杂，特别是像中国这种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
进入现代化语境之中，传统社会多少被抹上一层负面的色彩，因为传统社会集中了所有的障碍。正如阿芒·马特拉所描绘的那样，传统社会是一种静态的个性，清一色的，在时间上停滞，通过唯一的价值系统进行管理，其中不同的制度没有分化瓦解，起支配作用的价值系统进行管理；其中不同的制度没有分化瓦解，起支配作用的价值超越个人。比如传统、魔性、神性、祖先、神圣的事物，对其他文化的反感和缺少准备吸引外来文化，简而言之是一个抵抗所有文化变化的社会。现代社会聚集了所有为走出静态的王牌，是有意识的和自愿的脱胎换骨，变化是制度性的，是事情的正常状态，科技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增长性应用要求这种变化；价值不再被传统限定和被动接受，价值的塑造是根据有效性和世俗化的，自由选择的个人的理性的标准；现代社会是一个外向、开放和世界性的社会；其中不同的划专(6)业化和分节化的。
有学者称，现代中国代表着一种晚清以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7)之后的跨文明（trans-civilization）层次上的历史变革版本。我们如何描述与传统中国相对的现代中国呢？从屈辱落后到富强崛起的近160年来，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整体上看有这么几个基本相通之处：从政治层面，现代中国告别大一统的皇权统治，实行共和体制，追求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等政治目标。从经济层面，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生产方式，物质丰沛富裕。从技术层面，火车轮船，飞机大炮、航空航天、互联网传播、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快速更迭。从文明层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今天这个时代，什么是现代中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而是有待(8)建构的一种想象”。这种有待建构的一种想象是一个不断加入重音符的“强国梦”“文明梦”“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自从韦伯（Max Weber）在他的历史社会学中提出“传统”与“现代”两大范畴以后，西方社会科学家一般都倾向于把“传统”看作是“现代化”的反面。“理性”“进步”“自由”等价值是“现代”的旗帜，而“传统”则阻碍着这些价值的实现。这一看法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思潮中却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必扫除一分“传统”才能推动一分“现代化”，这种“传统现代”两分模式催生出解释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的一系列理论。
余英时运用“硬件”与“软件”一组概念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两分的理解具有启示性，他的理解大致如下:20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硬体”方面，最明显的如两千多年皇家制度的废除。其他如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显而易见的变化。但价值系统是“传统”的“软体”部分。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1911年以后，“传统”的“硬体”是崩溃了，但作为价值系统的“软体”则进入一种“死而不亡”的状态。到了“五四”，这个系统的本身可以说已经“死”了。但“传统”中的个别价值和观念（包括正面和负面的）从“传统”的系统中游离出来，并没有也不可能很快地消失。这便是所谓“死而不亡”。它们和许多“现代”的价值与观念不但相激相荡，而且也相辅相成，于是构成了20世纪中国十分紧要而又十分奇诡的(9)一个向度。
余英时也曾尝试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来区分并且和解“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断裂状态，认为传统伦理道德的部分在私人领域仍然发挥作用，并且可以积极引导这些传统资源“支援”公共领域中的现代民主与现代法治等。显然，把传统一味地当成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敌人，或者只是某种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这种认识在当今已经显得非常地肤浅。从人类文明传承的角度看，我们不能笼统地将传统等同于落后，也不能简单地将现代等同于先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人们试图寻求“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的建设性关系，即“现代”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重建“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制度结构上解体，但解体后的碎片，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而且镶嵌在制度结构之中。对现代中国的认识，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的二元划分之后，将两者单向线性的替代的关系转化成为一种互动对话与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可以达成初步的共识。
现代中国中的现代，是一个形容词，还是一个动词？作为一个形容词，现代中国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是现代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动词，现代中国可以理解为是现代化的中国。从现代中国这个概念的历史语境呈现，可以明了“现代性”与“现代化”来自于西方，而非中国内生演化的概念。现代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并非自身内源性生长的结果，而是来自于“西方”的冲击，传统中国被迫遭遇了“现代性”并“卷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性且又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性的正反两面不停地交换着，一面是追求自由与进步，另一面则是遭遇强权与暴力。与此同时，现代化的中国又是一个有方向性的历史过程，即是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的转变，亦即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程，这个建构本质上是一个形成具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二、现代中国的分期
现代中国面临一个分期的问题，即现代中国有一个精确的时间起点吗？或者由一个公认标志性事件发挥启动按钮功能吗？还是一个内生的自然演化的过程由突发事件的偶然性带动必然？当我们开始设问“何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始于何年？”这本质上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上的思想转变。这种思想史上的转变至少表现在：现代中国概念的提出使得以王朝的朝代名、帝名，力图摒弃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写法的终结，反映出中国人时间观念的转换——古典时间观念开始转变为具有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其次，现代中国概念的提出还改变了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中国已不是天下的中国，而是世界的中国。这些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的兴奋点与纠结点。
在兴奋点方面，对于现代中国的分期的探讨，本质上象征着一次思想史的转变，而不仅仅是治史上的技术问题。传统中国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写法，运用政权的更迭为标记方式，以王朝的朝代名、帝王名对历史时段进行划分与命名。试图将现代中国的定格与某个精确的公元年度准确对应，标志着一个时间观念的转变，时间观的变化本质上是回溯历史与眺望未来的思想重塑，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内在关系的认知范式的转变。例如，通过传统史学的时间分期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国思想的“时间意识”体现出的是一种“循环观”与“伸缩观”。有学者将传统中国把“朝代”作为断限单位形象比喻成为一根“橡皮条”。时间段的划分自然以“朝代”为伸缩，而伸缩时又只有时间下限——今朝。没有确切的上限，伸缩的起点是今朝而不是今朝之前或今朝之内的某个具体的时间，并且今朝实际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流逝的时间会改变它。这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就像拉一根极有弹性的、怎么拉也拉不断的橡皮条，这根橡皮条一头被(10)限定在一个小范围内，一头任人拉。这种极具收缩性与弹性的时间划分象征着传统中国一直在时间上的“停滞”与“回环”。
在纠结点方面，一旦系统地引介和应用国外历史时间分期法，即“古、中、近、现”四分法后，中国历史从弹性度极大的朝代兴亡变为毫无弹性的精确时间分期，如古代中国、中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一般历史教科书中，会出现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这三个时间点区分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相比这下，近代中国、当代中国仅仅是时间维度上的过渡概念，而现代中国除了时间维度之外，还包含了丰富的价值维度与思想维度，因而显然更加地复杂难辨。对于约定俗成的说法上，有时也会称谓之近现代中国，涵盖时间维度与思想维度，专指一段特定的发生中与尚未发生着的中国历史时期。本书选取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在一定的时间维度的考量之上，更多地关注思想与价值的层面。当然一个单纯的时间维度上的划分，本身背后也暗含着思想层面的观照与取舍，甚而说围绕现代中国不同时间点的上下限的标识问题，本质上也是一种思想上的争鸣。
早在1938年，蒋廷黻发表的《中国近代史》，较为系统地从国际外交的角度对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勾划出了一个轮廓，不同于以往的蛮夷“外辱说”。蒋廷黻认为19世纪是中华民族遭遇的特殊时期，与李鸿章对“千年未有之局”的大势所判所见略同。蒋廷黻分析其原因在于，19世纪之前，华族虽与外族交往已久，但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外族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将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19世纪，东方文明面临的是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抚夷与剿夷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战略已经(11)完全失效，中国需要融入新的世界秩序与交往规则。可见，蒋廷黻根据本人长期的外交经历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出新的读解视角。现在看来已经耳熟能详，但当时已经是非常的振聋发聩。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首次专门性地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以及具体的分期意见，引起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近代史分期问题长达3年的热烈讨论。讨论的文章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次集中反映了大陆史学界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学术讨论的研究成果。除了在具体的时间段上的细分之外，大陆学者一致将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80年历史的分期称作为中国近代史，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与之相对的是从1919—1949年之间的中国现代史时期，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
历史学家陈旭麓1992年的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通过一种进化论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考察国家的命运，认为“近代中国”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并将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段落：前80年和后30年，即从革命史观的角度将近代中国划分为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将近代中国社会看成是一种由旧向新，由停滞向演进，由落后向进步的方向发展。陈旭麓的提法仍然代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约定俗定的划分法。
除了上述大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近代史划分方法之外，海内外学者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将1800年作为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这个基点不是一个分裂点，而是一个适宜的基点。通过这个基点，从而有了一种中国大历史的视角。“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有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镖与大刀对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文化大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12)源’（Roots of Madness）为题”。对于黄仁宇而言，公元1800年撬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几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13)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从1793年英国派马嗄尔尼（Macartney）出使团访问乾隆王朝失败这个历史事件着手，指出中西两种文明相互撞击下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启动了两百年来中国为了在一个它不居支配地位的世界上确定自己的位置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他论述到：“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相互撞击，每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14)一。”显然，对于佩雷菲特而言，中国近代史从公元1800年又向前推进了——时间定格在了1793年的外交事件。
由美国汉学家所组织编写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导论中却从变革与连续性对中国近代史加以分期，将近代史的开端提前于鸦片战争。其理由是：“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一个决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1840年，这可能过分强调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1800年作为18世纪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19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们分辨出四个时期：1800—1864年，1865—1911年，1912—1930年，1931—(15)1949年”。费正清认为，“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1800年至1949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知识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再(16)次得到调整”。
华裔美国学者徐中均在《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a）中专门对“近代中国”概念的划定进行了讨论，总结出近代中国的定界上存在着两种学派。第一种学派倾向于将1839—1840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学派内部也充满争论：中国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近代中国史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
(17)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清（1644—1911）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理由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4 000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徐中均认为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过他本人倾向于第二种学派，即从1600年前后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本人主要出于对近代中国形成的内部动力的考虑，希望追溯到制度政策的前生源头，把握暗藏或忽略的历史潜流，试图证明近代中国历(18)史有其自身变动的逻辑。这一段文字较好地表明了徐中均选择1600年前后作为近代中国观察起点的良苦用心：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要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19)中国仅令是“做回应”的思想陷阱。这段话也恰好回答了书名中“中国的奋斗”的提法。
葛兆光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现代中国问题时虽然没有直接地指认1895年为现代中国的起点，但至少认为1895年的中国在思想史具有象征意义。他论述到，1895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天崩地陷之感，每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受所笼罩，这种深入心脾的忧郁激愤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大约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甲午乙未之间，沮丧、愤怒、激动的复杂心情，纠缠着相当多关心中国命运的士人，比起鸦片(20)战争的耻辱来，可以看到这次的心情变化相当明显而且剧烈。这种心情可以用“痛彻心脾”来形容，几分恼怒、几分惊慌、几分茫然，心情一旦成了社会上普遍弥漫的情绪，即转换成为一种理性思索的背景，紧张和焦虑的反应，恰恰导致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一系列激进主义思路与策略，由此也证明1895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史地位。
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划分进行考察，目前的代表观点有：1926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可谓中国新闻史开山之作，首次将中国报史分为四个阶段：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虽从汉唐的邸报谈起，但戈公振认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21)刊又次之。将1833年由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主持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作为我国现代报刊的起始。其理由是：“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故我(22)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因前三种皆发刊于南洋也”(23)。可见，戈公振将近现代报刊史的时间段限定在1833年至1925年后（写作时间受限）。
新闻史研究权威方汉奇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中虽然没有明确给出对近代的时间划分，但从章节结构上看，他将近代报刊史的时间段划定为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共同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到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方汉奇之所不同于戈公振的理由是《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用中文出版的，从文字的角度而非地域的角度，将1815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24)纳入中国近代报刊史的范畴之内。
李彬在《中国社会新闻史》中对近代史的划分给出一个相当明确的态度，尝试将近代史的划分与一般教科书的区别开来。李彬认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现在的100多年，都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近代史或现代史范畴。原因是：从鸦片战争至今中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所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所处的世界环境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于力度和方式。李彬本意是想直接运用“现代史”这个概念以区别于古代史，但担心容易和通行的概念相混淆才不得不用近代史。对于鸦片战争为何作为近代史的起始点，李彬给出的回答是：不管是用近代史还是用现代史概括天朝体系瓦解之后的转型过程，鸦片战争都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中国，处于古代文明范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即几千年华夏文明从未遭遇的危机和挑战。无论我们怎么划分历史分期，鸦片战争之后都属于一个全(25)新的时段。在李彬的认定中，近代史应从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延续至今，近代史与现代史是同一的，其原因是自鸦片战争至今，中国人所面临的环境，所需解决的挑战都不曾改变。
从上述对近代中国分期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具体的时间段都可以重新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学术研究探讨的角度，孰对孰错，无需确证。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分歧中看共识之处，19世纪是中国的转折期，易于标识出来的历史拐点就是1839—1842年鸦片战争，开启了有别于以帝王将相立传的传统史记方法，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叙事话语与模式。
参考多种思路，结合传播学的视角，本书尝试将近代中国的认定设计为两个观察类别：第一个观察是从大传播思想的角度，将1793年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要求至今，这将是本书的横纵式全球化浪潮的历史背景。具体理由是：整体上，虽然看似不符合某项权威的约定俗成的划分方法，但实际上仍然在主流学术观点的框架之内。从上限来看，符合以黄仁宇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1800年前后作为转折点的大历史观，从下限看，符合以徐中均、李彬等学者提出的现代中国的变革与奋斗的主题。
再者，将1793年作为起始点完全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如果说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其原因是西方文明通过暴力的手段强行进入中国，强行将中国从孤立于世界的立场拉入世界各国竞争格局的境地，那么1793年的来访就是一次和平的非暴力的交往方式。但当时的天朝帝国傲慢地拒绝了，这是一次人类异质文化和平交流与沟通的失败，最后不得不通过相互伤害相互仇视的方式达成交流与传播的结果。
第三，本书同意一些学者的判断，中国的现代化命题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者说，19世纪中国先知先觉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正如龙应台在《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中所嘶喊的：“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我自以为最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26)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的重复？”因此，本书所专注的舆论思想的研究议题需要根植在近代中国延续性视角之中，尽量地避免人为地将历史断裂成碎片，从而有助于真正地看清楚变迁脉络。
第二个观察是小传播思想的角度，即根据新闻史学者对近代新闻思想的主流划分，认定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研究时间段从1834年1月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刊登的中国第一篇新闻学专文《新闻纸略论》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27)共和国成立。近代意义的新闻思想同近代意义的新闻事业一样，最初都是经传教士从西方传入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近代中国多派军事力量竞争危机，建立了统一稳定集权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现代化转型的新局面。这种划分将近代意义报刊及其研究的出现作为启点，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与党报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作为终点，属于新闻传播史研究中的约定俗成之法，有助于论述的便捷流畅。概而言之，经过分析与思考，本书将采用“大传播小传播”交织补充的分期方式观察现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过程。
一旦引入传播学视角，此时会有趣地发现，现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与现代媒介的演变是同步的。从现代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无不印证着现代媒介在现代中国转型与演变中所扮演的角度。如果没有现代媒介的参与，现代中国可能还在一片迷茫与停滞中探索。正是通过媒介所展示的现代性图景的示范性作用，摧毁了传统中国的怀想与留恋，加快了这艘巨轮的现代化的转身之旅。现代媒介作为传播框架中重要要素，也将成为“大传播小传播”视角下的现代中国舆论思想演变的考察线索之一。三、现代中国研究范式
讨论近代中国分期的问题时，我们发现，在划分之初，学者们都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一种预设，在近代之前，中国是安然无恙的，让人怀念的。近代之后，中国是病魔缠身的，让人头痛的。而造成这种“近代”前后之别的核心变量，就是一个莫明其妙的西方这个怪物。虽然有学者如徐中均、黄仁宇等力图规避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式影响的这些思维定势，深入地挖掘中国内生的发展动因，但在论述的过程中还是逃不掉西方这个对象物。事实上，不仅是近代分期问题，而且整个近代中国的叙事书写也已经通过观看西方和被西方观看的方式而模式化。
那么，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西方中心论模式的讨论，首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的精到评述与公允批判，并开启了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争论。他首先指出三种主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学理上的缺陷，然后提出一种修正主流的三种模式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研究视角。虽然，柯文运用的是“model”（模式），而不是“paradigm”（范式），但从一种观察历史的“看的方式”的角度，两者有共通之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范式”的主要功能，可能范式的哲学意味更浓一些。言归正传，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柯文所总结出的三种主流模式。
第一种称为“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受到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与李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美国主流学者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闭关锁国，导致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武力入侵与文化冲击之后，传统中国才被迫从保种保国的角度发生剧变，适应世界趋势，向近代中国转型。这个转型过程实则是对西方的挑战所做出的被动回应，其过程是充满阵痛与混乱的。因此，判定推动19世纪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是西方，其主要的历史叙述线索就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第二种称为“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规范”（norm），从而隐含一种定势思维，即侧重于从西方近代史的角度就中国近代历史提出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传统和工业革命呢？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呢？如果不能自主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近代发达工业社会，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于是，进一步隐含一种假设可能，中国是特殊的、奇异的、惰性的、传统的，与西方相比，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稳定的文化、经济、政治体制。因此，循环往复或者停滞不前的传统中国只有向西方学习、借鉴与模仿，才能演变为发达富强的现代文明国家。
第三种称为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但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与阻碍。一方面认为沉睡的中国巨龙需要帝国主义的入侵才能最终苏醒过来，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发生各种裂变的主要动因，特别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国弱民穷、四分五裂，无法正常发展前进等方面，担当着一个罪魁祸首的角色。在帝国主义模式下派生出民族主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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