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庄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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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关系两千年(亚洲研究丛书)试读：
前言
中国和越南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历史悠久的传统亲密关系。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我国《二十四史》和历代多种古书中，记载着大量有关中越关系的生动史实。这本小书是把它们加以梳理，并参考越南史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按中国历代的沿革串联起来，以史话的形式讲述两千年来的中越关系。这是前半段。
后半段讲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和美国先后武装侵略越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向越南提供长期的全面支援，支持越南民族解放战争并于1975年实现了国家统一。在这30年历史巨变的过程中，充满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留下了大量感人的史章，需要去记载、去弘扬。这里只能以割爱的心情去繁就简，集中于若干焦点和核心人物与事件，以期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本书是通史性的介绍，但重点是置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突出事件，如战与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主要历史人物等。基本的思路是较完整而简要地反映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以期达到深入浅出并有所创新。作者的奢望是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多方面的史料客观地介绍从古到今中越关系的一个概貌。
作者不是研究中越历史的专家，只是曾较长期在越南从事政治、外交工作，亲历部分越南抗法、抗美战争，对越南国情有一定的感性认知，也对越南的古代史饶有兴趣，希望叙述和分析能较符合实际情况，多少有助于提供参考。作者2013年3月8日作者简介
文庄（1922～），男，汉族，云南省鹤庆县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昆明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曾任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中共昆明学联党组成员，194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外语系，主修英语。以后由中共云南地下省工委派赴越南解放区，在工作中学习越南语文，曾担任印支共产党中央华侨工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中国援越顾问团担任翻译组长，后任中国驻越大使馆一等秘书，与越南高层领导人胡志明等接触较多并多次为两国领导人做翻译。1967年被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进“五七”干校。1971年由外交部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越南语文，曾任亚非语系主任，1987年离休，继续从事科研和写作，并担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顾问。2004年、2008年作为中国友好人士代表团成员访越参加纪念奠边府战役胜利50周年和“相约在胡志明伯伯故乡”的活动。
科研主要课题是越南语文和中越关系史等。专著有《记忆深处的胡志明》（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学术著作系列）、《中越关系两千年》（2013）、《中国人民之友胡志明》（合著）。在国内和越南报刊或文集上公开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在胡志明身边》（长篇回忆）、《从古代瓯雒到近代越南》（长篇历史论述）、《韦国清将军在援越抗法战场》（长篇记事）、《“日内瓦精神与日内瓦模式”的体验——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工作参与者的回顾与思考》（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会议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现代诗中应有铁，诗家也要会冲锋”——胡志明的汉文诗——越南汉文诗传统的新高峰》（胡志明诞辰120周年河内国际研讨会论文）、《中、越、法、英常用会话》（驻越南使馆单行本），以及《毛泽东与胡志明的三次会见》、《我为周总理做翻译》等多篇文章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有关越南语文词条的编写，译著有《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等，曾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亚非”丛刊、《外国大事典·亚洲卷》，审校《现代越语词典》、《越南村社》等书，经常协助外文局审定越南语文出版物。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第一章从古代欧雒到近代越南导言
在有史籍可考的越南两千年历史中，前一千年它是中华封建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先进的中原经济、文化对交趾地区的传播，促使这一地区的发展从原始公社制度瓦解时期跨越奴隶制度跃进到封建制度社会，又逐渐使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其他地区接近。同时，在这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当地的封建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已越化的汉族后裔和越族上层人士。后一千年它是中华封建帝国的藩属，当地上述统治阶级适时地掌握了中原出现混乱的时机，按照中原帝国的模式并结合当地条件建立起几个封建王朝，仍受中原帝国的册封，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和安全，同时又保持本土的独立自主，史称“内帝外王”。总的来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宗主国与藩邦的关系，当然不可能是平等的。但在封建社会时代，这也是密切联系的一种政治形式，而且这种特定关系曾经起到过促进越南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是这样。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和国家间的战争与暴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在镇压中国人民的同时，也镇压过交趾人民的起义，向安南发动过进攻。安南的封建统治阶级建立起自主的国家统治本国人民之后，也侵掠过中国的边境。但在两千年的关系史中，互相战争的时间仅不超过20年，而且战后都和好如初。这也许是世界史上和平相处的较好事例。
研究中越关系史的目的应当是在如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基础上，扬其精华，抑其糟粕；充分阐明相互间的密切关系，发扬传统友谊；批判互相侵凌，作为历史殷鉴。这样，才能有助于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友好睦邻关系。第一章中华封建帝国时期的交趾第一节 现代越族先民的渊源
越南《大越史记全书》说，越南人“出于神农氏之后”，神农氏的三世孙帝宜到了南方的五岭，遇上婺仙女，就同她结合，生了泾阳王（鸿庞氏）；泾阳王娶洞庭君的女儿，生了貉龙君，貉龙君娶妪姬，生下100个男孩，老大当雄王，开始建立了国家。这显然是根据中国古书的传说改编的神话故事。但它多少也反映出一些远古时代的百越部落从北向南移动并与当地住民融合的影子。根据史学的研究，现代越族远古渊源有史书记载的主要族群是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古代百越人。他们有许多分支，公元前3世纪到2世纪中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①东越，也称东瓯或瓯越，在今浙江一带；②闽越，在今福建一带；③南越，在今广东中南部一带；④西瓯，在今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一带；⑤雒越，在今广西西南部到红河下游及其临近地区。
大约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22～前221年），许多雒越人已经定居在肥沃的红河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区。华夏文明空前繁荣的周、秦时期，铜器在长江流域盛行。南下的雒越人已经掌握了制铜技术。他们使用铜器在河流两岸开辟耕地，主要耕种方式是“火耕水耨”；狩猎和捕鱼在生产中仍占重要地位；畜牧业已经开始；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它和农业的分工已经存在，已经能够制造较多的铜制器具和武器等等，用于祭祀等群众性活动的大铜鼓便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交换的发展，私有制和剥削成为可能。大约在公元前4到3世纪，雒越人的原始社会趋于解体，开始了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较先进的红河两岸，可能发展得更快些。图1 越南出土的远古铜鼓及其纹饰
在这一时期中，居住在红河中下游的许多雒越人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其中文朗部落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些部落的情况，《水经注》引用的《交州外域记》有简单的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显然，这是作者用封建社会的概念来表述雒越人原始社会的内容。实际上，雒王、雒侯、雒将可能是指部落联盟或者大小部落的首领。当时，各部落大致上已经有了较为固定的地域，后来成为郡、县所在地。在长时间内，雒民是原始公社的成员，以平等的身份耕种共同的土地或者参加其他生产劳动。
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居住在雒越部落北面的西瓯人中的蜀部落逐渐向南发展。他们掌握了更高一些的制铜技术，拥有使用铜箭头的“神弩”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首领蜀泮的率领下，战胜了文朗部落，踞居领导地位，形成了瓯雒部落联盟。这个扩大了的部落联盟，范围已经达到红河中下游和清化一带沿海地区；出现了“瓯雒国”的名称，修建了名为古“螺城”的土城堡（旧址在河内东北16公里处，形如海螺）。蜀泮还采用了中原华夏族的尊号，自称“安阳王”。蜀部落显然从北方带来了更多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瓯、雒部落的融合对交趾的社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再上溯若干千年，交趾地广人稀，分散居住着不少处于石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种人的部落，被认为是当地的土著。以后，中国南方的古代百濮部落中部分操孟高棉语的族群逐渐向南迁移，进入红河流域周围，与当地土著融合。他们大致处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在越南北部和北中部发现的石器文化遗迹，便可能同他们有关。他们语言中的若干基本词汇仍在现代越语中保留下来，成为“语言化石”。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百越部落中的雒越族群南移，他们已发展到父系社会，掌握铜制工具，从事原始农业生产，逐渐在红河流域周围定居下来，又经过成千年与百濮族裔和土著融合，终于形成了现代越南的先民；我国古籍中所讲交趾各地交往需要“重译”（即几次翻译），以及各地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可能就是这种融合过程中的现象。从史实来看，当时较为先进的瓯雒社会经济、文化和瓯雒部落联盟在交趾地区占有主导地位，也自然成为北方中原帝国面对的主体。
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久（公元前218年），秦军南下征服岭南之地时进入了瓯雒地区。瓯雒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请求臣服。秦朝在岭南设立了南海（广东）、桂林（广西）、象三郡。象郡就是交趾地区。接着，秦朝从内地迁徙50万人南戍五岭，其中远去象郡的一部分人带去了华夏文化，又长期同瓯雒人杂居，逐渐融合。
秦末汉初，秦朝委派的南海尉赵佗（河北真定人）趁中原混乱之际，于公元前207年实行割据，在番禺（广州）称王，国号“南越国”。以后他又发兵占夺了桂林郡和象郡。瓯雒归属于南越国。从公元前180年到前110年，原来的瓯雒地区被划分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和九真（今越南北中部）两部，但继续保留当地的雒将制度，只分别派使者控制雒将，征收贡品。在赵氏南越的统治下，铁制生产工具、武器、用具和制铁技术迅速传入交州，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先进的中原华夏铁器时代的文化和封建制度对两郡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导致瓯雒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跃，从原始公社社会逐渐解体的时代越过奴隶制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第二节 两汉与交州地区的开化
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了汉朝，继承了秦朝的统一大业。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消灭了赵氏的南越割据政权。赵氏派驻两郡的使者投降了汉朝。图2 “北属”及立国前期的越南示意图
汉朝把它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各设太守统治，但采用羁縻政策，在郡以下“诸雒将主民如故”，“从其俗而治之”。后来，汉朝对三郡的统治逐渐强化，增设了都尉，负责统领驻在当地的镇守军。三郡之上又设刺史，负责监察各郡的行政事务。郡以下设县。初期，交趾郡下属十个县，九真郡下属七个县，日南郡下属三个县。每个县可能相当于原来瓯雒人几个部落所在地，仍然由世袭的部落首领雒将管理。以后，为了便于控制，县的管辖范围逐渐缩小，县的数量逐渐增多。到东汉初年，已经有了五六十个县。另据汉代的资料，当时交州三郡的居民共有143643户，981735人。当时，这里已经是“地广、人众”的地方（见汉朝扬雄的箴文）。
在汉朝的统治下，三郡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采用汉朝法律，推行汉代封建文化，“设立学校，导之礼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派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输入，促使交州汉化，借以巩固汉朝封建帝国的统治。汉朝开辟了从湖南越过五岭一直到达日南商江流域的驿站路线，建造了大楼船进一步加强海上交通。特别是官府、商人和移民把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大规模地传入交州。到公元1世纪初，牛耕和铁制农具已经广泛采用，又筑堤防水，穿渠灌溉，改变了“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作技术，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狩猎和捕鱼退居次要地位。据《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至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这是当时耕地迅速扩大，粮食产量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历史记载。
手工业也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除了打铁和铸铜业得到普及外，造楼船、制彩陶、织交趾布、榨蔗糖、造沉香纸、制金银钿装饰品等行业蓬勃发展，产品都独具特色。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兴旺起来。郡县所在地成为商业中心，集市贸易发达。汉朝与叶调（爪哇）、天竺（印度）、安息（伊朗）、大秦（罗马）的交往，都通过交州。有不少胡人（印度、中亚人）前来贸易。汉代三郡的繁荣景象，已远非瓯雒部落时代可以同日而语。
在三郡较落后的地区，如九真、日南，还存在着很原始的婚姻关系，“骆（同雒）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见《后汉书·任延传》）。“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太守任延下令所属各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在当时，这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
原来生活在瓯雒原始社会制度下的广大雒民，通过汉代的行政管辖，缴纳贡赋、租税和服劳役等方式，被纳入了封建剥削制度的轨道。许多从内地流放来的罪人、被迁徙到交州垦殖的大量贫民和被留在三郡屯垦的许多士兵同雒民长期杂居，逐渐融合，共同转化为封建依附农民或手工业工匠。破产者被迫把妻女卖给官吏、土豪充当家庭奴婢。汉朝在交州的统治者大力推行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任意把原来属于村社公有的土地分封给将官和南来的和尚；各级官吏和当地的雒侯、雒将、土豪也通过兼并村社公田、公地和迫使依附农民开垦荒地而占有大量私有土地，建立地主庄园，有的还负责管理“国库田”，形成了当地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他们“雄于乡曲”，残酷地剥削隶属的劳动人民群众。交州刺史周乘曾经向汉朝皇帝报告说：“交州绝域，习俗贪浊，疆宗聚奸，长吏肆虐，侵鱼万民。”这是当时交州社会阶级分化情况的确切反映。
汉朝统治初期，在三郡免征赋税，主要的剥削方式是通过雒侯、雒将强迫雒民进贡珍贵产品，如珠宝、象牙、翡翠、香料等，然后运回京都长安。后来，剥削逐渐加重，租赋、劳役的征派同内地各郡完全一样，用以供应当地的各级官吏和驻军。不少太守更是横征暴敛，任意加重人民负担。生产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财富聚集到少数剥削者手里，人民生活仍然是很困苦的。加上广大的雒民对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不习惯；雒侯、雒将和越族上层人士等也常受汉朝官吏的压制和歧视，产生了摆脱汉朝统治的倾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酿成了“二征起义”。
公元40年，东汉交趾太守苏定杀了朱鸢雒将的儿子。他的妻子麋冷县雒将的女儿征侧和女弟（即妹）征弍起兵造反。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的“蛮人”和“俚人”都起来响应，攻占了城池65座。征侧自立为王。公元42年，东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军队两万多人，战船大小两千多艘，从沿海地区辟山开路进入交州。马援在浪泊（今越南河北省）打败二征军，杀死几千人，一万多人投降；追到禁谿（今越南永富省锦溪县），击溃了二征军。43年正月，杀死了二征，把首级送到京都洛阳。马援继续向九真、日南进军，消灭了二征余部，恢复了汉朝的统治。他又在各郡县修城治郭，强化统治机构，设官驻守，取消了雒侯、雒将统治各县的世袭权；重申汉朝的十几条法律，约束三郡居民；命令雒民在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方面按照汉朝的风俗习惯行事；同时，兴修水利，穿渠灌溉，借以示惠人民，笼络人心。马援还把军队中的部分将领和大部分士兵留在三郡，再分散安插在雒越人民中，历史称之为“马留人”。直到公元44年秋天，马援才撤离交州。这时，他的军队中已有十之四五死于瘴疫。
古代雒越人原来就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长期以来，在同文化较高的华夏族接触过程中，他们吸收了大量古汉语词汇。汉朝统治时期，古汉语和汉文以官方语文的地位传入三郡。雒越族上层阶级学习和使用汉文。汉代达到很高水平的学术思想和文艺，特别是儒学和诗赋，通过汉文对越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起了深远的影响。一般雒越族人民的语言也逐渐起了变化，在保留越族语言结构的同时，形成了所谓“汉越”语音，直到今天，越南语中继续保留着大量古汉语，它的语音和语调比现代汉语更为接近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的注音。
以上的历史事实说明，古代瓯雒社会由于受到汉代封建制度的影响而加速了发展过程。奴隶制度还没有得到发展，封建制度便迅速形成，成为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这是越南历史的一个特点。两汉统治下的300年中，推行汉化政策的结果，使瓯雒地区进入了当时先进的封建文明社会。这一文明的创造者主体是广大雒民和汉族移民的融合体；同时，当时还处于向上发展阶段的汉朝和当地汉、越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三郡的开发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交州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中原地区民变蜂起，群雄混战。东汉朝廷被推翻。大统一的局面被分裂和战乱所代替。继魏、蜀、吴三国鼎立（公元220～280年）和西晋短期统一后，出现了南北朝的大分裂局面（公元420～589年）。北方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黄河流域遭受了大破坏。汉族政权退居长江流域。大量汉族士族和民众南迁，促进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以后江南也屡经战乱，汉族向珠江流域迁徙的逐渐增多。
公元203年，汉朝把瓯雒三郡和原来的南海（广东）、桂林（广西）两郡合并在一起，称为交州。从汉献帝时起，鲁人士燮担任交州太守40多年，境内安宁。在全面战祸、社会大破坏的时候，交州独免兵祸。士燮趁中原动乱的时机招罗大量中原人士到交州避难，又给他们分封官爵，建立庄园。有历史记载的南迁人士就有100多户，他们还带去了许多家奴和各类工匠等人。以后，每届太守赴任都有不少人跟随前往。有些学者也流寓交州。例如第一部中国人自著的佛教典籍《牟子理惑论》的作者牟广就是在东汉末年全家移居交州的。这种南迁的趋势，在黄河、长江流域战乱连绵的300多年里一直继续着。交州在这样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农业和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炼铁业的兴盛，双季稻的栽培，一年八收的蚕茧出现，经常被选送京都的纺织品的生产，都是突出的成就。史书记载，东吴孙权曾在交州征发工匠1000多人去修建京都建邺（南京）。可见当时交州工匠的技术不低于建邺。
三国时期，交州属于吴国管辖。东吴又把它分为广州（广东、广西）和交州（交趾、九真、日南）两个行政单位。吴国的政治以暴虐闻名，对交州也不例外。对当时居民的残酷压榨，引起了“交部骚动”。公元248年，九真人赵国达和他的妹妹赵妪起兵，进攻郡县所在地，杀死交州刺史，活动地区遍及交趾、九真两郡。东吴委派陆胤继任交州刺史，率领军队8000人配合当地首领镇压了起义。但在这以后，反抗东吴的斗争仍然此伏彼起。
公元280年，晋灭吴。吴国委派的交州牧陶璜投降了晋朝。他继续担任原职，仍然沿用孙吴的旧制。南北朝时期，交州属于南朝，但由于南朝各封建集团之间忙于战争和争夺王位，常常无暇南顾。交州实际上是由当地汉族官吏为主体的封建割据政权统治。
东吴、两晋、南朝统治东南沿海时期，海上交通十分发达，交州成为同林邑（占城）、扶南（柬埔寨）、天竺（印度）、狮子国（锡兰）通商的西南海上交通要道，输入象牙、犀角、珠玑，输出绫、绢、丝、锦。在交州担任官吏，很快就可以成为巨富。例如，在刘宋时期，垣闳出任交州刺史归来，带回资财价值一亿。各级官吏为了争夺交州的统治权经常互相残杀。有时甚至是先用武力夺权，然后向朝廷请封。官吏又经常调换，在刘宋时期，曾有过12年间交州刺史7次换人的事。新官对人民的压榨，比旧官更加酷烈。交州人民经常起来反抗。《南齐书》记载，交州人民依仗地势险要，路途遥远，常常“作乱”，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笔下反映出来的群众反抗斗争。到极端腐败的萧梁王朝时期，在梁朝全境爆发大动乱的同时，声势浩大的反梁朝统治斗争也在交州爆发了。
6世纪初，梁朝交州刺史萧谘贪婪苛虐，鱼肉人民，压制交州上层人士。公元541年，爆发了李贲起义。李贲家族，原来是西汉末年从中原迁到交州的士族，后来成为很有势力的豪强地主。在群情愤不能忍的形势之下，他“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见《梁书》）。参加者有许多农民和要求摆脱萧梁统治的地方贵族、地主。公元544年，他汇同儒生并韶率领的义军攻占了交州首府龙编城。萧谘逃走。李贲自称南越帝，定国号为“万春”。第二年，梁朝派大将陈霸先领兵到交州镇压。李贲被击败遁走，避入山区，把兵权交给部将赵光复。公元548年，李贲病死，赵光复自称赵越王，撤退到夜泽（今兴安）的沼泽地带隐蔽起来。到公元550年，梁朝内部大乱，陈霸先急忙领兵回朝，不久就篡夺了南朝的帝位，自立为陈朝。赵光复趁机再次占领了龙编城。公元571年，李贲的族人李佛子兴兵打败了赵光复，自称李南帝。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沿红河南下，占领龙编。李佛子投降，被带回长安。于是，交州被置于隋朝的统治之下。
交州经过了约370年实际上的封建割据状态，本地汉、越两族融合而成的统治阶级逐渐形成和壮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加。当中央政权陷于分裂或控制减弱之时，离心倾向即刻表现出来，李贲起义就是一个实例。另一方面，在这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交州虽然也几经变乱，但比起黄河、长江流域来仍然安定得多。上述两个地区每经过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人士向珠江流域或交州等地迁徙，继续促进着这些地区的发展。总的看来，三国、两晋、南北朝仍然是交州在经济、文化上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它为唐代交州的繁荣打下了基础。第四节 隋、唐时期交州—安南都护府的繁荣和
当地封建统治阶级的成长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经过了二三百年的分裂后重新实现了大一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此前分治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合为一体，封建经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唐朝比以前实现了统一的朝代更加强盛和繁荣，特别是在前期，社会的安宁持续了100多年之久。以后，中原发生战乱，但长江流域的经济一直在上升。交州也在较长时间内免于战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景象。但到后期，曾几次遭受外来的侵袭，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隋朝取消了交州这一行政单位，重新把它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又在新占领的林邑境内建立了三郡（在今广平到承天），都直属中央政权管辖。交趾郡的首府由龙编（今属越南河北省）迁到宋平（今越南河内市）。从此以后，宋平成为整个交州地区的中心。实际上，隋朝因为忙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对交州的控制仍然是比较松弛的。隋朝末年大乱时期，交州三郡太守又在本地实行了事实上的封建割据。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交州各郡先后投降了唐朝。当时，交州物产丰富，又是去天竺等国的海上交通要道。唐朝对其大大加强了控制。唐朝初年，设立了交州总管府，又把三郡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直属行政单位；622年，改名为交州都护府；679年，又改名为安南都护府。这是“安南”这一名称的由来。在都护府下，分为12个州，59个县。“都护”或“经略使”是都护府的首长。安南都护府在开始成立时直属中央；757年，又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镇南都护府，直属管辖两广和交州的岭南节度使；865年后，再改为静海军节镇。由此可见，唐朝的统治机构组织相当严密，而且根据需要进行过多次改组。到9世纪下半叶，设立了单独的安南节度使。对岱依、侬、泰、苗、傜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在安南都护府下分设了41个羁縻州，各州都由少数民族的酋长直接管辖。711年，增设了峰州（今越南富寿）和州（今越南义安、河静）两个都护府，分别兼管红河上流和长山以北一带的各个羁縻州。
唐朝是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它对交州的汉越上层人物采取了争取和使用的政策，包括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职分田”，使他们成为当地政权的支柱，共同维持朝廷和封建地主阶级在交州的统治。不少地方的越族豪长曾被任命为各州的刺使。也有人出任过安南副都护。在这样中央和本地封建势力结成一体的统治下，农民的大量土地遭受掠夺，农村公社的大量土地被豪强侵占。佛教寺庙也占去了大量田地。在唐朝中央政府管辖所及的地区，人民每人每年必须负担租粟二石，庸役二十天，调绢二匹，又规定交州的租和调必须用蚕丝缴纳，此外还要贡献土产。当时，交州是个富庶的地区。各级官吏和封建领主贪得无厌，租庸调层层加码，人民的负担比官方规定的数量实际上要重得多。而且随着官僚机构的日趋腐化，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日益加重。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生产成果主要是养肥了各级官吏、本地越族豪长和南来交州创家立业的汉族士大夫、大地主、大商人，促使当地封建剥削阶级整体的实力进一步加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别立倾向的安南封建统治阶级。广大人民的生活在前100年中虽然有所改善，但以后日趋困苦，在战乱连绵的后期更是困苦不堪。
唐朝是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在前期和中期约200年间，交州的经济、文化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等方面以占统治地位的优势继续传入交州，促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农业方面，除了双季稻和其他粮食作物继续得到发展外，种桑养蚕业特别兴旺。从峰州到爱州（今清化），每年都已经能收茧8次。朝廷规定租、调必须用蚕丝缴纳，就是蚕丝业发达的反映。为了提供纺织原料，棉、麻的种植也推广了。在手工业方面，炼铁业继续扩大，劳动工具和武器已经完全是铁制的；铜被广泛用来制造家庭用具和铸钱。在农村，纺织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绸、缎、纱等纺织品的质量很高，经常被选为贡品。公元808年，安南官府派工匠制造了400多艘“艨艟”，每艘能乘坐士兵25人，配备有32把桨，造船业的发达可想而知。在交通方面，交州是唐代四条陆上交通干线中的南线终点站（从长安经过湖北、湖南、广西到达交州）。沿路设有店肆供商旅住宿，备有驿驴供行客租用。在交州境内，建成了以宋平为中心的水陆路交通网，通往各州和县治，还开辟了大路向北直达云南晋宁，向南从州越过横山前往林邑，越过务温隘口（在今越南河静）通向陆真腊（今柬埔寨）和文单（今老挝万象）。良种的“蜀马”大批输入交州，大大增强了驮运能力。交州和唐代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广州之间，经常有船舶往来，经济繁荣的景象可见一斑。
空前发达的唐代文化促进了交州文化的空前提高。到唐代，华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扩大到了知识界、商人、城市居民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经过改革的汉字（楷书、行书）作为唯一的书写手段得到了推广。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人数日益增多，从官方文书、科举取士到日常交往、文艺创作都被广泛使用。许多汉、唐语音被越族人民牢固地保存下来。直到现在，用越语读音朗诵唐诗，比用现代汉语朗诵音调更为和谐。在文学领域内，唐诗对越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唐以后的安南各个朝代，都以唐诗为科举的重要考试科目。唐诗在越南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3～14世纪以后，又出现了按唐律写的越语诗。胡志明主席的汉文诗和部分越文诗就是按唐律写的。
儒、释、道三教派的传入和盛行，对交州越族的意识形态起了极大影响。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传播了文化知识。唐太宗特别提倡儒学，规定科举按经义取士。交州人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被录取的人就可以到长安、中原其他州郡或安南各级统治机构里做官。有的交州越人出任过朝廷谏议大夫、礼部郎中和舒州刺史。在社会上层人士中，儒学比过去更加盛行，甚至在一般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它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先后于6世纪和9世纪传入。唐代，交州已有寺庙88座，拥有大量土地和田奴。有些寺庙僧侣有几百人，有的僧侣去过长安给皇帝讲经。唐代还有许多道士来到交州，建立了道观21座。儒、释、道三个教派在交州互相影响和渗透，又同越人供奉城隍、祖先等传统信仰相融合，经过长期的熏陶，可以说，越族的宗教概念大体上与汉族相同。
在唐代的3个世纪里，交州同周围各国之间和在本土之内不断地进行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而且多次酝成了激烈的战争。9世纪初，诸葛地在林邑建立了环王国。常常侵扰交州的、爱两州（今越南清化、义安一带）。唐朝军队发动反击，迫使环王国把边境退回到广南、广义一带。唐朝也承认了环王国存在这一事实。更加严重的是在云南境内的南诏国政权于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多次派兵侵入交州，占领了许多地方；公元863年，甚至侵占了交州的首府宋平。入侵的南诏军队，前后在交州杀死和俘虏了居民几十万人，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直到865年，南诏军队才被唐朝节度使高骈赶走。这以后，唐朝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镇，派节度使管辖，同时尽量加固大罗城（河内），增加驻防军队。8世纪中叶，爪哇岛上的沙连德拉王朝多次进攻林邑。767年，爪哇联合昆仑（在马来半岛）派兵围攻宋平，被唐朝驻军打败，赶出交州。经过了以上几次外来的入侵，虽然恢复了安宁，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交州本土在7世纪到9世纪期间，发生了多次民变。主力是农民，领导者多半是当地封建主。例如，687年，李嗣先领导泰族起义；722年，梅叔鸾（越史称为梅黑帝）在州起义，还同林邑、真腊取得了联系；791年，冯兴在峰州起义，坚持了20多年；819年，杨清举行了起义，等等。在这些民变中，首府宋平曾经几次被攻破，都护被杀死。这些民变虽然都被唐朝增调援兵镇压了下去，但这正是唐代朝政自从中期以后日渐腐败，对交州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日益加深而导致的必然后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交州越族（包括越化汉族）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继续成长的现实。当中原发生战乱、唐朝的控制力减弱之时，他们就企图摆脱唐朝的统治，逐渐过渡到建立安南的自主国家政权，把中央直接的管辖改变为松散的藩属关系这样一种政治倾向。9世纪末，以黄巢起义为顶峰的农民战争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接着是中原地区大混战。公元905年，唐朝任命的安南节度使独孤损因派系斗争而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又被人杀死。安南鸿州（今越南海兴省）豪长曲承裕趁机自称节度使。906年，唐朝承认了既成事实，封曲氏为静海军节度使。曲氏虽然仍旧是唐朝的官吏，但实际上已经成为安南封建割据政权的首脑。907年，唐朝灭亡；曲承裕也在这一年死去，他的儿子曲颢继承了节度使的职位。第二章越南的立国与中越关系第五节 五代、宋时期，交州从封建割据过渡到建立丁、黎、李、陈四个王朝
唐朝末年，黄巢农民起义军失败以后，各地大小军阀和地方豪强纷纷起来割据，造成一片大混战的局面。北方在54年中形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暂的朝代；南方先后形成了十个小国分立的局面。直到960年，宋朝才重新实现了统一。宋朝在319年中，经常受到辽、西夏、金、蒙古四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迫和面临农民起义的威胁，因此，它的基本国策是着重稳定内部和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对远在南方的交州，宋朝一直采取羁縻、绥靖政策。安南经过上述370多年的时间，在前一历史阶段中形成的以越族和越化汉族上层为主体的封建统治阶级，逐渐从在交州实行封建割据过渡到了称国、称王、称帝，参照中原朝廷的体制建立了朝廷制度。同时，他们又主动请求充当中原朝廷的藩属，包括世世请求册封为王和称臣纳贡，把中原朝廷的册封作为对内、对外合法性的标志和安全的保障，世代保持“内帝外王”状态。对南面和西面的较弱小的邻居，安南统治阶级实行挤压、侵吞，逐渐向南、西南扩张领土的国策。有时，他们也伺机侵掠中原朝廷的南疆。
公元907年，后梁按曲氏的申请加封曲颢为静海军节度使。在内政方面，曲氏调整了行政区划，委任当地豪强、地主担任府、州、社（乡）各级的官吏，重新规定地租额，免除民众劳役，“政尚宽简，民获苏息”（见《越史通鉴纲目》）。他又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借以保卫割据政权。在中原大乱的形势下，交州得到了20多年的安定时期。曲颢死后，他的儿子曲承美接替了职位（911年），臣服于后梁，继续受封为节度使。后唐代替了后梁，曲氏臣服于后唐，继续担任原职（923～930年）。公元917年，岭南东西两道（广东、广西）的割据者刘岩自称皇帝，国号“越”（第二年改国号为“南汉”），建都广州，自成一个小王朝。930年，南汉派兵进入交州，俘虏了曲承美，另委任一个刺史统治。第二年，曲氏的大将杨廷艺驱逐了南汉驻军，自己担任节度使，继续臣服后唐。937年，杨廷艺被他的部将矫公羡杀死。矫公羡自称节度使，又臣服南汉。938年，杨廷艺的另一个部将吴权起兵，另立政权，改属后晋。矫公羡向南汉求救。南汉军从水路开进交州，但还没有到达，矫公羡就被吴权杀死了。南汉和吴权之间爆发了战争。吴权趁退潮之时在白藤江中设置了许多铁尖木桩，涨潮时引诱南汉兵船进入；等到再退潮时伏兵四起，发动攻击。南汉军的船只较大，在江中被木桩阻拦或撞破，进退不得，被吴权击败。939年，吴权自称吴王。这时，后晋正陷于内乱，南汉又刚刚战败，都无力南顾。这就为交州封建上层阶级的自主统治创造了条件。
944年，吴权病死，名义上虽然由吴氏后裔继续称治，但实际上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是交州12个大封建贵族实行割据，互相争夺，连年混战。越南历史上称为“十二使君之乱”。在这期间，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
公元960年，赵匡胤推翻了后周，建立了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状态，汉族政权重新统一了全国。在交州，968年，布海口（今越南太平）一带的割据者陈贤的大将丁部领打败了吴氏的军队，俘虏了吴权的儿子吴昌炽，又先后消灭其他割据势力，结束了混战局面。970年，丁部领自称先皇帝，国号“大瞿越”。丁氏即位后即刻主动向宋朝表示臣服，接受宋朝册封为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975年，丁氏进贡犀、象、香药，宋太祖很高兴，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979年，丁部领被他自己的随从杀死，朝中几个贵族互相争夺王位。“十道将军”黎桓拥戴丁部领的儿子丁慧当国王，自己称为“付王”，掌握了实权。到980年，黎桓篡夺了丁氏的王位，建立了黎朝。宋朝同丁氏关系良好，得知黎桓篡位的消息，宋太宗很生气，决定出兵干预。陆路宋军在边境击败了黎军万余人，进入交州。先遣部队到达支棱河（在今谅山以南），但后续部队迟滞不前。黎桓使用假投降的计谋对宋军进行伏击，杀死了这支先遣队的指挥官。水路宋军在白藤江口打败黎军，缴获战舰200艘。水陆两军会合后，没有同黎军遭遇。据越南史书说，因为得知江中摆有木桩阵，没有深入，就撤回去了。宋朝把几个贻误军机的指挥官判处了极刑。黎桓害怕同宋朝继续作战对自己不利，就遣使向宋朝谢罪，请求继续朝贡。当时，宋朝正遇到北方的辽国入侵，便同意罢兵，册封黎桓为节度使。992年，又册封他为交趾郡王。995年，发生了黎氏扰边的事件。这年春天，“交州战舰百余艘寇钦州如洪镇，掠居民，劫廪食而去”（见《宋史》，以下引文同）。夏天，黎氏“又以乡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山，都巡检杨文杰击走之”。宋朝派使臣前去责问，开始时黎桓抵赖，后来表示谢罪。黎桓还公然扬言，如果他叛离宋朝，“当首攻番禺（广州），次击闵、粤”。其野心之大可见一斑。宋朝的对策仍然是继续进行安抚。998年，宋真宗即位时，加封黎桓为南平王。
1005年，黎桓死去。分封各地的几个儿子争夺王位，互相混战。最后，黎龙铤夺得王位。他为政暴虐，镇压民众，虐待僧侣，民怨沸腾。1010年，殿前指挥使（禁卫军指挥官）闽人李公蕴趁机夺取政权，灭了黎朝，建立李朝。李公蕴向宋朝求封，宋朝缘例封他为交趾郡王，1017年加封他为南平王。李氏传到第三代李日尊时改国号为“大越”（1069年）。李氏取法宋朝的中央集权制建立各项典章、制度，努力改变自从吴权以后70年间各地实行封建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他选择唐代安南都护府所在地大罗城（河内）为京都，改名为升龙城。朝廷设文、武两班，由太师、太傅统领。文班以尚书为首，武班以都统为首，官吏分为九品。他又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把黎朝由武官治理的“十道”改为由文官治理的“二十四路（府）”。路以下是州，各设州牧。各路、府的官吏由朝廷直接任命，废除了地方官的世袭制。李朝规定全国土地归皇帝所有，不论是公社田、分封田或国库田都要向朝廷缴纳租税，而且规定分封土地只授给受封者本人，本人死亡或犯罪即行收回。李朝实施严刑峻法，制定了交趾的第一部《刑书》，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禁止买卖18岁以上的男子为奴，禁止盗窃和任意宰杀耕牛等项，都有明文规定。
李朝的军制仿效宋朝，集中军权于中央，大力加强禁军，使它成为朝廷可以随时调用的常备军。禁军是经过严格挑选、组织和训练的，在额头上刺“天子军”三个字以兹识别。此外还有各路、各州的军队，是地方保安队的性质。这样，既防止了各地军阀割据，又便于保卫京都或者对外作战。李朝还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平时让士兵每年轮流回乡种田6个月，借以减轻朝廷的负担，也有利于农业生产。
在思想领域，李朝也是取法宋朝，逐步树立了儒学加佛教的思想统治，借以巩固封建秩序。儒学得到朝廷的公开提倡，在升龙城修建了孔庙。科举以汉文经义、诗赋取士，设立国子监，建立翰林院等都体现了儒学的统治地位。李公蕴自己标榜信奉佛教。李朝也是佛教最盛行的时期，有大和尚参与朝政。李日尊（圣宗）被尊为禅宗的一个新派别“草堂派”的创始人。上千座庙宇在各地修建起来。朝廷还赐给庙宇大量土地。图3 越南修建于1070年的文庙正门图4 文庙内的魁文阁
由于经过长期战乱后人心思定，李朝初期又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封建集权制的措施。安南的这个朝代延续了200多年，在国内维持了比较安定的环境，经济、文化有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许多流落他乡的农民逐渐回到原籍耕种田地，升龙地区的红河堤和平原地区的灌溉渠得到修整。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发展较快，生产的锦缎已经足以供应朝廷和大臣缝制朝服的需要。在献给宋朝的贡品中，出现了“龙璇花缎”这样精致的丝织品。金属的开采和冶炼有了发展。官办的手工业作坊能制造大量兵器和钱币。刻版印刷开始出现，用以印刷佛经。李朝的宫殿和庙宇建筑规模在越南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安南通往宋朝和占城的驿路得到恢复。升龙城再次成为交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很发达，出现了称为“明道钱”的货币。李朝同宋朝的贸易也相当繁荣。云屯（今越南锦普市）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图5 12～13世纪李代永福省平山砖塔
汉文继续被规定为官方的正式文字，在社会上已经普遍使用。流传至今的一些僧侣写的汉文诗是越南最早的书面文艺。李朝的高级官吏如李常杰等，也有汉文诗留传下来。
对藩邦交趾，宋朝继续采取息事宁人、但求相安无事的态度。但李氏寇边事件屡次发生。在60多年的时间中，有历史记载的即有十几起。例如1014年，李公蕴初步稳定了内部和进攻占城得手后，就“寇钦州如洪寨，钞人畜甚众”（见《宋史》，以下引文同）。1028年，李氏又“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贵率众内寇”。1036年，李氏继承人李佛玛派兵从边境多处出动，“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诸峒、路居人、牛马，焚室庐而去”。1059年，在宋朝册封他为交趾郡王后五年，他又“寇钦州思廪管”。1060年，再“与甲峒贼寇邕州”。在这以前，宋朝一般只是下诏责问，责成他们交还被掳人、畜或指示地方官就地讨捕就算了。这次，由于是大举向邕州（广西南宁）进犯，宋朝才“诏知桂林肖固发部兵及转运使宋咸、提点刑狱李师中同议掩击。又诏安抚使余靖等发兵捕讨”。余靖还约占城军配合出击交趾。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日尊惶怖，上表待罪”。于是宋朝立即下诏停止用兵，等待李日尊“贡奉到京师”。然而宋朝的绥靖政策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1075年，交趾李朝军队对广西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后，统治阶级内部政见不合，北方又受到辽国的压力，处境困难。交趾郡王李乾德就趁机借口宋朝地方官整备边防，派遣大将李常杰、宗亶等人领兵十万分海陆两路大举入寇宋朝边境，攻陷钦州、廉州（在广西沿海），进而北上会攻邕州。李氏军队所到之所，大肆烧杀掳掠。邕州守将苏缄坚守42日，城被攻破，苏缄死难。李常杰下令屠城。据越南史籍记载，邕州居民被杀害“凡五万八千余人”，连同钦州、廉州，“死者几十余万人”，以后，李氏“俘三州人而还”。在李氏侵略军经过的城邑，还公开告示说王安石的新法“荼毒生民，我今兴师欲相拯救”。第二年（1076年）宋朝任命郭逵为招讨使，赵卨为副，对交趾李氏发动了反击。据宋朝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朝军队推进到富良江（即如月江，今名裘江），距交州三十里。李军的战船几百艘停泊在南岸，宋军不能渡河，求战不得，便采取了“示弱以诱敌”的战术。李军几万人果然鼓噪前来进攻。宋军前军故意作败退状，等待敌军深入阵地后再力战却敌；同时，几路伏兵尽出，李军大败，淹死江中者不可胜数，水为之三日不流。李军大将洪真太子被杀死，左郎将阮根被擒。李乾德十分恐惧，奉表到宋军指挥部乞降，愿意贡献苏茂州、思琅州、门州、谅州、广源州五州之地，送还入侵邕州时掳去的三州之人。郭逵接受了李乾德的请求，于是班师回朝。《越史通鉴纲目》的记载也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情节上有些差异。记载说，李军乘船作战，宋军不能渡河，就伐木制造投石机，投石如雨，李军船只全被打坏，死者数千人，于是到宋军指挥部请降。这就是“如月江大捷”的历史事实。等到李氏放还被掳去的三州之人后，宋朝把李氏贡献的五州之地也还给了他。宋朝的政策是“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见《宋史》）。1087年，宋朝又本着“得其待罪贡诚，辄优容恩礼有加”的精神，册封李乾德为南平王。1174年，南宋孝宗把交趾郡改为安南国，册封交趾郡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这是“安南国”这一名称的由来。
在现代越南中部中区到中部南区，自古以来就居住着占族人。他们多数信奉婆罗门教，是一个与雒越人不同来源的民族。公元102年，东汉和帝在日南之南设立了象林县，曾经派官设治。到2世纪末，区连杀死县令，自己称王，建立了以占族为主体的林邑国。公元420年，林邑被晋朝打败，臣服于晋朝；以后又被南朝刘宋出兵占领过。唐代，758年以后，称为环王，9世纪后期改称占城。宋代，越族在交州建立了封建王朝以后，逐渐向南扩张，开始了逐步并吞占城领土的过程。据越南史籍的记载，982年，黎桓攻占了占城京都因阇那补罗（今越南广南省同洋县），迫使占城向黎氏朝贡。1015年，李公蕴又攻占占城京都佛誓（今越南承天省香水县）；1019年再次进攻，杀死许多占人。1044年，李佛玛“亲征”占城，再次攻占佛誓，杀死占城国王乍斗，斩首30000人，生擒5000人，带回国内充当田奴，开垦庄园。1069年，李日尊率大将李常杰“亲征”，焚毁了佛誓城内外2560多个区，俘虏了占城国王制矩，杀死占人不计其数，劫掠了占城各州所有的祠寺、宫殿、村庄、马、象、牛、谷。最后，占领了布政、地哩、麻令三州（今广平和广治北部）。1103年，占城发动反攻，一度收复了三州。1104年，李氏再度占领三州，把国界推进到北纬17°一带。
李朝前期是越族封建统治阶级向上发展的阶段。它建立了一个较为强盛的王朝。从南方的占城劫掠了大量财富，国内经济、文化也得到发展。但自从挑起侵宋战争以受到反击而失败，造成惨重损失以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12世纪中叶，李朝迅速衰落，朝政日趋腐败，对人民的剥削加紧，又遇到连年天灾，瘟疫不断。在1181年的大饥荒中，有的地区人口死亡了一半。1141～1215年这几十年的时间内，交州南北各地民变蜂起，动摇了李朝的统治。趁中央政权衰落之时，各地的封建势力又实行地方割据。在13世纪初的20年里，几个封建集团之间暴发了血腥的战争，京都多次遭受破坏。最后，另一闽人陈守度的势力逐渐壮大，控制了李氏朝廷。1225年，李氏的女主（昭圣公主）只有7岁，陈守度迫使她让位给8岁的丈夫陈日煚（陈守度的侄子）。于是，陈朝代替了李朝。南宋缘例接受陈氏的申请，封陈日煚为安南国王。1261年，南宋又按陈氏的请求，同意陈氏世袭，册封陈日煚为安南国大王，册封他的儿子陈威晃为安南国王。这样的传统关系，一直保持到南宋灭亡。
陈朝以外戚的身份篡夺了王位，随即灭绝了李氏家族，强迫全国所有姓李的人改为姓阮；又规定所有陈氏不得同外姓通婚，避免外戚再度篡权。在政治体制上，陈朝基本沿用了李朝的典章、制度，又针对前一时期的割据状态，努力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制，继续实施李朝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土地政策、“寓兵于农”政策、提倡儒学，等等。同时，陈氏也根据当时的急需有所侧重和改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挽救由于多年战乱、天灾和饥荒造成的困难局面。陈朝专门设立了“正副河堤使”，负责开浚沟渠、河道，引水灌田。据越南史书记载，红河堤和马江河堤就是陈朝修筑的。陈朝初期，还采取了册封土地等办法来鼓励贵族招集贫民和使用奴婢去开垦荒地，建立庄园，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安排大量兵士在伍一段时间后回乡种田，对农业生产有所促进；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升龙城被分为61个坊，各行业有了固定的经营场所；1226年实现了货币统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时，高利贷剥削也广泛出现。
陈朝统治时期，越族在文化方面也有较为显著的进步。到13世纪末，开始出现了记录越族语言的文字——喃字。它是部分汉字和部分借用汉字“形声、会意、假借”来标音的混合体。喃字出现以后，汉字、汉文仍是官方文字，而且出现过不少具有较高汉文修养的文人和官吏，例如黎文休撰写的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十三卷（1272年完成）就是用汉文写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不少用喃字写作的诗人和作家，如象韩诠（原名阮诠，因越人认为他的业绩似韩愈而得名），后人称之为越南文学之父。喃字的出现，为越族的书写文学开辟了新天地。
陈氏篡位，正是蒙古帝国在漠北兴起，又西征回军，开始南侵之时（1225年）。在陈朝的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是在13世纪中期和后期前后30年时间内三次遭受蒙古帝国的入侵。第六节 蒙古帝国入侵和陈朝的盛衰
13世纪初，在漠北兴起的蒙古帝国西征回军，开始南侵。1234年，蒙古同南宋联合灭亡金国以后，两国互相接壤。当时，南宋还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成为蒙古的主要对手。双方进行了40多年的长期战争。1257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占领了南诏国（在今云南省），随即派遣部将兀良合台向安南进军，准备假道安南，从西南面进攻南宋的后方。进军前，蒙古军派遣使者到安南诱迫陈朝投降。陈朝予以拒绝，而且囚禁了蒙古的使者。1257年冬天，蒙古军沿红河南下，侵入安南。安南国王陈日煚率领军队在红河沿岸进行了几次抵抗，然后撤出升龙城。蒙古军发现他们的使者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被捆住，当即下令屠城，大掠安南国都。由于气候郁热，又多次受到陈朝军队袭扰，蒙古军只停留了9天就离开升龙，回军向北进攻南宋侧背，经过广西、湖南到达鄂州（武昌）同忽必烈会师。1259年，蒙哥汗在对南宋的战争中负伤死亡，忽必烈立即赶回北方争夺大汗之位，暂时停止了对南宋的进攻，也暂时没有对安南用兵。1260年，忽必烈当了蒙古大汗。第二年，陈日煚的儿子陈光昺向蒙古表示臣服，忽必烈封他为安南国王。同时，陈氏向南宋请求世袭，南宋封陈日煚为安南国大王，封陈光昺为安南国王。宋朝虽然继续保持着同陈朝的宗属关系，但对安南的朝政并不过问，双方的关系是良好的。蒙古就不同了，在接受安南的臣服后，蒙古就派出“达鲁花赤”（监察官）长驻安南，监督陈氏的朝政。陈朝一面向蒙古称臣纳贡，一面又以种种借口推辞蒙古的几项重大要求，例如要安南国王亲自去朝觐蒙古大汗，要安南王室子弟去充当人质，等等。后来，陈朝又进一步请求蒙古撤去“达鲁花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陈光昺死后，陈日烜（又名陈威晃）继位。他继续向蒙古称臣纳贡，但仍然托病不肯亲自去朝觐，只派他的叔父陈遗爱充当使臣前去。忽必烈当即册封陈遗爱代替陈日烜为安南国王，又派遣一部分军队护送陈遗爱回国。陈遗爱一回到安南就被陈日烜杀了。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军占领了整个华南地区。一些不肯投降的宋朝大臣和军队退到安南，得到了陈朝的良好接待。南宋大将赵忠率领的军队，在以后安南的抗元战争中作出了贡献。南宋大臣陈仲微在安南病死时，安南国王曾作诗哭悼说：“回天力量随流水，流水滩头共不平。”表达了陈氏对抗元斗争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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