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伟冬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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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管理学研究第4卷试读：
前言
2015年，站在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这片新的园地，向外环视艺术、文化行业乃至经济、社会领域的进展、演变情形，可谓正是一个变动不居、万象新生的节点。即使艺术管理政产学研环节的内部省视，不管是书画市场、演艺市场，还是影视市场，无不可以随时查到庞杂的供需数据，随处看到典型的交易案例。哪怕是以往相对边缘的小微类艺术企业、公益性艺术机构也纷纷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建、非遗文化传承的国家战略庇护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可能性。不管是国家层面的艺术支持政策，还是省市真金白银的落地举措，也都是整体围绕文化建设纷至沓来、花开四处。
在这一年里，全体中国艺术管理高等教育工作者充分依托所在院系的资源与优势，坚持开门办学，注重内涵建设，强调特色之路。教师个人发展在坚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提升科研水平，学校专业建设在坚持基本标准的前提下塑造区域特色。然而这个专业的师生并不局限于一校一系之建设，在自身之外，积极创造全部条件参与到艺术管理整个专业建设的进程中，举办了一系列教研活动，取得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1．开展高规格、多层次、大范围艺术管理教学与学术研讨会
5月9—10日，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系举办江苏省艺术创意产学研协同创新论坛，本次论坛按照3个1/3原则邀请与会代表，1/3代表来自政府文化管理部门、1/3代表来自高校文创与艺管学科、1/3代表来自文化企业与艺术机构，正是通过这种跨界融合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搭建促进艺管发展的有效平台。论坛主题设计为“艺术创意设计与其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模式、艺术产业与资本市场运作、公共文化平台的服务体系与运作机制、文化创意类学科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等。
5月15—16日，四川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举办全国视觉艺术管理专业教学研讨会。会议分为主题发言与交流讨论两个环节，来自四川美院、中央美院、清华美院、广州美院、天津美院、南艺、山艺、吉艺、香港教育学院以及中国美术馆、上海M50艺术区等高校或艺术机构的相关人士围绕“如何构建视觉艺术管理专业”与“视觉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标准与模式”等主题开展讨论交流。
10月17—18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举办“新常态与艺术市场”第二届艺术市场·北京论坛。本届论坛主题设计为“当前艺术市场新常态、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品营销、海内外艺术市场的互联互通、艺术市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议题。除相关院校代表外，在京艺术品拍卖公司负责人悉数到场。
11月26—28日，一年一盛会的第十届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年会在广州美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国38所院校的近三百名师生参会。本届年会学术研讨主题是“艺术世界+社会创新”，教学交流主题是“国际合作办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的资源共享”，创意策划竞赛主题是“城市文化名片”。本次年会包括“学术研讨、教学交流、学会常务理事会议、2015·全国艺术管理学生创意策划竞赛”等议项。
11月28日，广州美术学院艺术管理学系举办“第十届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年会特别专题：跨学科的实践——粤港澳台艺术管理模式专题研讨会”，邀请高校从事艺术管理教学的教师、美术馆及相关艺术机构任职的研究者或策展人，研讨机构管理和展览策划的经验、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不同社会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视角与困境等议题。
12月9—11日，星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举办“2015粤港澳台艺术管理高峰论坛”，邀请粤港澳台等多地学界、业界代表共同探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粤港澳台四地艺术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机遇，深入挖掘符合区域文化发展的艺术管理理论内涵，协力推动粤港澳台四地在演艺全行业的合作与交流。
12月12—14日，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举办国际艺术管理（上海）论坛，分成国际论坛和分组研讨两个部分，均设主持人、发言人和点评人三个环节，每位与会代表依次发言交流，最终形成论坛文集汇编。
2．举办艺术管理国际化、前沿性、实践类课程工作坊、大师班
5月21—25日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举办“国际艺术与文化产业管理学术前沿工作坊”，特别邀请《国际艺术管理》杂志主编、加拿大蒙特利尔商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弗朗索瓦·科尔伯特教授，德国科隆音乐与舞蹈大学国际艺术管理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Peter Lynen教授，英国伦敦罗斯·布鲁佛德戏剧与表演学院院长兼董事长、博士生导师Michael Earley教授等专家分别就“艺术市场营销与管理、艺术市场维度与文化政策、如何规划业界需求的艺术管理课程”等学科前沿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
6月3—7日，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管理系开设“六月工坊”艺术营销国际课程，分别邀请弗朗索瓦·科尔伯特、夏学理（亚太艺术营销专家、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教授）、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主任、《东方艺术·财经》执行主编、著名策展人）、梁丽珍（广州大剧院副总经理、演艺营销专家）来校进行专题学术交流。6月12—14日，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文化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第四届“国际演出制作管理大师班”，围绕“全球视野下的剧院团管理战略”主题，邀请世界知名艺术院团经营管理者交流实际运营经验，探讨国内外剧院团经营与管理方法，共同推进国内外“剧院团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12月7—18日，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举办艺术管理国际大师班，聘请海外顶级专业院校的教授以及业界领军人物来校进行学术交流，以此培养国内高级艺术管理、剧院管理、演艺制作人才。
这一年，文化部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国家大剧院、中国美术馆也纷纷举办艺术管理领域高级研修班；新近成立运营的国家艺术基金不仅在“艺术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板块资助范围与艺术管理核心课题直接相关，而且在“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板块明确把艺术经营管理人才作为资助范围。
3．邀请“艺术管理”重量级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访问交流
5月21日—6月7日，《国际艺术管理》杂志主编、加拿大蒙特利尔商学院艺术管理系弗朗索瓦·科尔伯特教授应邀分别在天津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两次讲授艺术管理与营销工作坊课程。
6月13—26日，美国“艺术管理”学者、俄勒冈大学艺术管理系Eleonora Redaelli教授应邀在山东大学艺术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讲授“艺术管理案例分析”课程，分析当前美国知名艺术机构的管理模式、组织架构、运作机制、筹资策略、市场营销以及志愿者管理等。
11月11—17日，美国“艺术管理”知名学者、南犹他大学威廉·J·伯恩斯教授应邀在吉林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开展学术交流，主持“艺术的计划与决策制定过程”系列讲座，结合艺术机构运营案例，阐述了从计划、实施到评估总结的艺术管理整个过程。
2015年最具有示范意义的大事当属6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揭牌成立。作为央美直属二级分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办学框架涵盖艺术学、管理学、经济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是培养复合型跨界人才的创新型学院。这样国内已有吉林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艺术类院校举办直接冠名“艺术管理”的二级学院了，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艺术院校跟进，也会有更扎实的办学举措落地。
当然，上述列举只是2015全年整个艺术管理专业建设的一个部分，而且是能够从微信、网页、报刊等公开渠道尽最大努力查知到的部分。肯定还有更多院系开展了更有意义的艺管专业建设大事，只是无法查到也就无法收录。这对艺术管理专业的教学交流、学术积累来说，因为缺憾所以遗憾。一般来说，在管理学的语境内非常强调“无档案不工作”。一件事情总得做完整，如果只有广泛的会前发动、热烈的会中活动，而没有会后必要的档案归类、会务总结、媒体报道、综述发表等环节，这件事情的影响力不仅将大打折扣，而且很快就了无讯息。艺术管理专业举办的活动一定能够、而且也完全应该以创意的精妙、细节的完美、效果的圆满做出一次次的样板，不仅带动艺术行业活动水准的巨大提升，而且必将为今后活动树立崭新的标杆。
在《艺术管理学研究》第④卷征稿、编辑过程中，编者深深感觉到目前艺术管理研究依然学术供给明显不足，学术范式明显不清，学术影响明显不彰。在中国知网检索3年来的艺术管理学术论文，还有不少冠名“浅谈”“刍议”，甚至通篇只有一个页面；选题老套重复，绕来绕去在“艺术管理专业教学”这个圈子里打转转；内容肤浅陈旧，几乎看不到必要的分析与论证；学术不端乃至抄袭屡现，一遍浏览就可以发现相同的题目、相同的内容，结果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刊物。
即使检索3年来艺管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至少还有1/3的篇数没有脱离“进展与现状、问题与根源、对策与建议”这样浅层次、平面化的“三段论”。尤其3年来艺术管理相关研讨会已经很难征收、编印一本论文集了，这与这个学科的发展速度、规模以及办学需求是极不相称的，也与相邻学科的学术进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本卷文集提出这一问题，对于改进当前的艺管学术研究，提升艺管学人素养，扩大艺管学科影响，具有紧迫而重要的启示。《艺术管理学研究》创办之初，就以凝聚学人心智、积累学术成果、提升学科地位作为己任，为艺术管理这一新兴专业的建设与发展鼓与呼。
本卷期冀辑录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文、清晰且落地的实际案例、准确细分的研究成果，以此使艺术管理教育者能够从中把握学科与专业最为核心的观念与方法，也能够从中接触到最前沿、最高端的艺管思潮与资讯。从本卷起，我们将专设“访谈·调研·综述”栏目。对于新兴应用类学科而言，撰写一篇高质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在方法论上通常可以取法欧美成熟名著作本土化改造，或者借用国内相关经典论著作创造性转化。除此之外，还有基于事实与数据的“实践性生成”的简便方法，直接到艺术现场中去，观察、访谈、调研，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与提炼，写出好懂、管用的真论文。这次我们邀请到“聚橙网”创始人耿军先生，利用灵活的形式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采访，听一线专家以自身独特视角解读当下演艺行业的发展态势，分享宝贵实践经验，细致分析市场状况，展望艺术管理学科建设思路。相信此篇访谈定能给予各位读者以新鲜的启发。
另外，我们决心走出去，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通“艺术管理学研究”微信公众平台。在拓宽受众面、打开知名度的同时，利用新媒体加强与读者的联系，也与艺术管理教育学会官微、微博以及各艺术管理院校科系网站建立网络，共同编织艺术管理这张大网。在这样一个追求高效快速的媒体时代，将有价值的艺管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引起共鸣。
此外还需说明的是，为了行文方便，本卷所选文稿的参考文献未予采用，如有读者需要，请与本书编委会联系。若文集中出现错漏疏忽以及其他不足之处，还恳请诸位指正。2016年5月·南艺
艺术管理理论与方法
论艺术管理之审美维度
王顺辉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推进，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关注焦点，世界各国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和艺术创意产业。伴随文化产业的兴起，学术界对艺术管理的研究也逐步展开，艺术管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我国，艺术管理已经成为文化立国的国家方针下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艺术）管理的宏观层面和学科构建等方面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和审美逐渐凸显为艺术管理的深层次问题。一、管理与艺术管理
1．管理及其特征
管理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管理学认为，管理是由一个或更多的人协调他人活动，以便收到个人单独活动而不能实现的效果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管理的过程是协调，目的是追求某种结果。管理的要素集中在管理目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效用三个方面，管理者的职责包括预测调研、战略策划、管理控制、目标管理与更新、统一思想与行动、管理创新等几个方面。管理最高的指标是效用，实现效用的一般手段包括计划、组织设备和人力资源、指挥和领导、协调和控制等。
系统论观点下的管理，核心可以用公式“2＞1+1”来表示。意即使管理系统中的主要要素的功能得到统筹安排，使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以取得一个集体和群体的效能。美国管理学者P．德鲁克认为，管理具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是艺术的艺术，是智慧的组织者。现代管理学被描述为一个融合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系统学、文化学和运筹学在内的多学科的、综合的多元系统。
2．艺术管理
艺术管理（Art Management）是管理学领域中新兴的类别，主要指对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艺术行业的管理，因此，很多时候又被称作文化产业管理。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但艺术管理的实践却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古代希腊最主要的文化艺术活动是每年定期在雅典的俄蒂尼索斯剧场举办的“酒神节”，古代雅典人通过自荐的形式提交演出节目，并组建类似活动组委会的机构。这是最初的自发式的艺术管理模式，是西方艺术管理的萌芽。
随后，自发的艺术管理模式被打破，地方行政长官享有自主管理的权利，负责管理各项事物，包括组建文化艺术机构和管理艺术活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大量艺术活动和艺术组织恢复了活力，艺术管理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作为西方现代艺术管理雏形的艺术经营管理模式出现。私人民间管理模式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私人资助者演变成投资人，负责人变成职业艺术经理人。国家艺术管理以1759年伦敦大英博物馆兴建为代表，作为民众精神生活重要内容的博物馆的勃然兴起，博物馆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管理文化产业的机构代表。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纷纷设立方针政策，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产业，电视、广告、商业表演、画廊等发展很快，而各类博物馆、展览馆、艺术中心和图书馆的公共艺术事业也大大提高了民众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程度，成为引导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形式。公共艺术事业管理和文化艺术产业管理已经成为当今艺术管理的主要构成部分。文化产业战略与管理，文化创意策划与传播，影视与文化传播等已成为当代艺术管理的主要发展方向。二、艺术管理与美
艺术管理继承传统管理的计划、组织、实施、监督和控制——有助于表演艺术和实践艺术的创作，并有助于把艺术家的作品展示给观众，其管理对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艺术家、艺术创作和艺术产品的生产，另一部分是艺术市场的流通管理、艺术作品的传播和大众的接受与体验。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对美的理解和表达，美、美学和审美自然成为艺术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构成部分。
在我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广大文化企业和政府机构最需要的正是通文化、懂经营的艺术管理人才。艺术管理人才在理念系统、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方面具有经营性、复合性、规则性和应用性四个方面的特点。要以文化学科为基础，以经营管理为主导，强调协同，形成专业教育合力；以品牌性活动项目为引领，切实强化实践教育环节；设计不同方向模块，保证各类型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形成科学合理的艺术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
1．美、美感与审美体验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中第一次提出关于美的问题。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1750年在《美学》中给这一学科正式命名为“aesthetica”，原为“感受学、感性学”的意思。“美学”一词是由日本学者中江兆明根据法语“Esrhé tigue”一词翻译而来。美学研究的是美、美感和审美。审美是一种不借助外力而发自内心的情感力量，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内在需求，具有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审美体验使人感受到一个存在的层次本真的我、自由的我、真正的我，“似乎这种体验是只有少数几个被上帝选中的人才能获得的礼物”。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学说或者是科学学说比审美经验更接近人类本质，它更多地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内在结构，更多地揭示了人类的人格。
2．艺术管理的美学纬度
美国约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趋势》中指出：“艺术既是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资源。投资艺术将对一个地区的主体经济产生影响，它有乘数效应。”政府部门不应该孤立地看待艺术行业的效益问题，要从精神价值和整体经济角度去认识它的作用。这里，艺术产业可以理解为文化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
艺术管理者首先要明确艺术的概念，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传统艺术是用语言、动作、文本、线条、色彩、声音和材料等不同手段构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创作意图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后现代艺术形态得到极大的拓展，行为艺术和观念艺术无处不在。但不论哪一种艺术形式，都离不开美的诉求。艺术管理是为了既定的目的，对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和文化事业发展进行的管理，是组织和协调一个以上的艺术创作主体，进行“美”的生产的过程。艺术管理出现之初，是在舞台和电影等需要具有复杂文化艺术生产流程的领域。因文化生产属于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故此与纯物质生产在管理上相比，更为复杂，存在更多的技术要素，首先一点，就是对艺术创造、文化艺术市场、文艺作品的受体和美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中，美应处于核心地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文化艺术已不仅仅是生产领域的管理，在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样需要专业的艺术管理，主要可以概括为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部分。宏观管理主要是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总体规划和方针政策、法规等间接协调和控制手段。微观管理主要针对具体的文艺生产过程的有效控制。二者的共同目标是确立文学与艺术机构的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地位。微观管理一方面要形成依法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追求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在内的整体效益的良性机制，另一方面要以文艺方针和法规政策为指导，形成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
3．非功利的艺术管理
很多人对艺术管理的理解是拍卖师、经纪人等高赚钱的行业，这是一种误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管理学系创始人、国际艺术管理教育者协会（AAAE）前任主席琼·杰夫瑞教授认为：“在商业之外，艺术管理还意味着很多。”她同时表示她近期主要的研究问题是纽约郊区220位老年艺术家的生存和创作问题。艺术管理代表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责任、价值观的引导和建立，非功利的美与道德的潜移默化，社会正能量的积累等。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管理是一个团队的事，只有团队中的成员统一思想，将对艺术管理并不只是为了商业目的、将“美的创造和传播是艺术管理的目标”等思想，作为指导管理工作的思想，才能真正解决艺术管理中遇到的各种棘手问题。从艺术管理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看，都离不开对美的判断、理解和表达，是引导文化产业完成建立非功利的、本真的美的价值观的社会使命的中坚力量。三、艺术管理的时代使命
步入21世纪以来，体验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已逐步进入大审美体验时代。
1．意象与体验：审美在艺术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文化产业是意识形态的产业，文艺产业和文艺作品中对美的理解、创造、传播和体验是文艺产业管理层面的表层任务。
文化产业的核心目的是对人精神世界的满足和正确引导、影响，对社会亲善和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艺术管理正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管理学要求在目标实施过程中，要重视研究目标受众，有准确的调查结果，才能制定科学的管理政策和方法。以文学作品为例，人对文学艺术的接受过程是通过文本生成意象，通过意象生成美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体验和升腾的生命超越。艺术作品也是如此，艺术作品存在的基础当然是艺术家的意识创造，但当艺术作品参与到某项审美活动被审美主体解读的时候，读者便在艺术家的艺术创造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阅历、知识和背景再次进行意识创造，也就是读者对于作品的“二次创造”。管理学认为，为了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合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管理者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有效的管理。
文化产业的管理团队只有在对读者（受众）这样一个对文化艺术产品的接受过程深刻了解和切实把握的前提下，才能在宏观（政府）制定政策和微观（企业）组织策划文化活动和具体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制定对读者意识创造以及意象、美和体验生成等政策方针和具体办法，真正落实“合理组织”和“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的管理学基本规律。
2．艺术管理的时代使命
现代人在解决了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更加注重对精神生活和“人本质需求”的追求。图书、戏剧、电影和音乐会等文化产业甚至现代城市环境与工业产品等更深层次的隐含文化审美的工业产品，都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满足人们的“本质精神需求”。从这个层面理解，文化产业的管理和管理者，自身应具有对美的深刻的认识、理解和判读，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提供具有审美经验的文化产业、产品或服务。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的管理中，具体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管理两个层面。在宏观的管理层面，艺术管理的行政和政策决策者，应以美作为管理目标和决策目的，制定引导文化产业传播美、善和真的文艺作品。微观层面的文化中介和企业管理者，应在具体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策划和设计中，具体落实自身对美的理解，了解不同阶段社会大众对美的不同阶段的需求。
艺术管理的各个层面最核心是对美的管理。文化产业的核心产品是文艺作品或文艺服务。以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大剧院的典型戏剧表演为例，宏观层面国家制定文艺政策，作为文艺中介和企业的剧团具体管理剧目、题材和表现手段、演员等内容。在上述诸多环节中，管理的核心是艺术，而美是艺术的核心价值之一。综上表明，艺术管理人才的一个核心能力，是对美的认知和对审美经验的体认。
大审美体验经济时代对我们所指向的、重视满足消费者群体精神层面需求的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质和量的要求。对设计师、艺术家、文学家和其他文化产业人才的管理和高品质文化产品的创造，是时代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日常生活艺术化提出的新的命题。从艺术生产到艺术受众，美、美感和审美的体验，正在成为艺术管理人才最为缺失也是最为核心的修养和技能。
人对世界认识分为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前者以求真为最高目的，后者还要联系到客观实务和人的关系、对人的价值，以求善为旨归。审美是人在求真和求善的基础上的一种本源需求——求美。对以经济社会中的产品来说，如果说追求技术功能是求真，追求自然环保是求善，那么追求美则超越了真和善，回溯到人最初的对于审美的体验和对生命的体悟和超越，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历史发展是不断进步的，体验时代是社会物质和精神各方面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艺术管理者应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不断提高自身对美的判别能力和审美意识，并将其贯穿在对艺术管理的政策、方针和具体的工作中去，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具有“美”的内涵的产品，为社会增加正能量。
体验经济时代和文化时代的双重来袭，现代人对美和审美体验的追求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艺术管理从文化审美的特殊维度，所指向的正是现代人第二性的精神世界，肩负着通过影视、图书、动漫、音乐和美术等艺术与文化产业来传播美、塑造社会正能量的时代使命。通过提升艺术管理中美和审美的地位，实现“美”的艺术对于大众潜移默化的心灵熏陶和艺术教育作用，是创建美丽中国的重要行动。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文化资本”理论对艺术管理活动的启示
胡娜无论在艺术管理领域还是文化产业领域，“文化资本”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词。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到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以及澳大利亚文化经济学家索罗斯比，西方学界对这一关键词的阐释来自于社会学、文化研究、文化经济学等各个方面，其探索从未停止过。而它也是艺术管理和文化产业相关研究领域重要的理论资源。厘清“文化资本”的多重属性及不同表现形式，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现方式，不仅有助于推进艺术管理本身的学科建设，也能够将其具象为当代文化艺术管理活动的评价标准，用于指导文化艺术管理实践活动。一、“文化资本”理论概念剖析（一）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之肇始“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的“资本的形式”一节中提出来的。在其后来的著作《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中，他对文化资本做了全面的描述，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而资本已经深化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第二种是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也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第三种是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在布尔迪厄关于资本的分析中，文化资本又具有三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第二种是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第三种是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不难发现，布尔迪厄所提出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因此，布尔迪厄主张，一方面必须防止把其他资本形态统统简化为经济资本，进而忽视其他资本形态所产生的特殊功效；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所有的资本形态最终都可以在经济学中被简化。这一“文化资本”概念在形式上表现出朝向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布尔迪厄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文化资本存在的经济资本属性，甚至刻意将其隐含起来。他更多是在象征意义上使用了“资本”这一语汇，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一种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威。因此，他的“资本”概念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沿用古典经济学或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只是一种对经济主义的行为的隐喻性论述。在这一点上，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之间有相似性。虽然他向我们展示了文化资本不同于物质性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种种特征，但其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化生产语境中文化产品所具有的符号性结构层面。（二）古德纳：新阶级的兴起
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则在布尔迪厄的基础上重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文化资本”将取代“货币资本”成为社会统治的基础。而作为“文化资本”之占有者的知识分子也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认为在现代性的历史转化历程中，伴随着教育脱离教会而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语言的形成，工业化、技术化和官僚化的社会系统建立，拥有专业技术和大量稀缺性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聚合在一起成为所谓“新阶级”。他们作为对现代社会颇有贡献的知识、技术精英，奉行自主化生产、独立判断的原则而与旧阶级区分开来。和旧阶级比较，新阶级是文化资产阶级，其资本不是货币而是它对文化和专业技术的控制。新阶级对文化资本的控制表现在量上的巨大和质量上的特殊性、稀缺性。新阶级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构成，其特征是他们都拥有一种审慎的、批判话语文化。古德纳这种重建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布尔迪厄把“资本”这个具有经济属性的术语简化为意识形态的权力的这种简化论的超越上。与布尔迪厄相比，古德纳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是在严格意义上，而非隐喻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资本”在“文化”与“经济”概念中具有同样的地位，而文化资本是真正自治的。在这一层面上，他认为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他们作为一个“新阶级”，是以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而非传统的财富资本为标准的。与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描述性话语相比，古德纳的“资本”概念及他将“资本”与“文化”相关联的视角更能使这一概念成为当代社会符号消费的合理性的注脚，而使用这一概念能够更好解释符号经济中的资本性特征。但是，古德纳虽然能通过逻辑分析把布尔迪厄的观念推向经济的视角，但在分析中又展示出这种推论的不可实现性。由于坚持文化资本的自治性，反对隐喻性的意义，古德纳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逻辑运用到对文化资本拥有者的分析之上。这种方法论上的经济主义使其在建构“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时候与用其界定新的阶级的方式产生了内在的不一致性。
依据布尔迪厄和古德纳的观点，文化资本的主要效用在于给个体带来的超常的价值。它能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个人提供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方面的庇护。因此，布尔迪厄和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能为拥有者带来物质、地位、名誉、学术权威等方面利益的资本形式。但他们都回避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文化资本的掌控者都只能运用这种资本来实现对其他人的非常有限的权力，但是对超出个人所能及的物质领域的再生产和更广泛意义上社会资本的形成来说，却是缺乏影响力的。这涉及资本的另一属性：再生产的能力。这种缺乏在澳大利亚文化经济学家索罗斯比那里得到了补充。（三）索罗斯比：文化经济学视域下的文化资本
在布尔迪厄醉心于文化性描述，古德纳坚持文化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的自主性的时候，索罗斯比则从生产层面上对文化资本的传承性和评介的可能性方面作出定义。在他所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中，经济学的意味更加表露无疑。基于他将文化视为一种“能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的不断流通的财富”的认识和理解，他更多地关注当代社会生产中文化的经济逻辑，从流量、存量和持续力等方面介入对文化资本的定义。即便索罗斯比对“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描述仍然是只考虑到资本的一方面属性，但对于在文化资本的量化和评价的可能性方面，这个概念却是有借鉴意义的。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该种资本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载体性质，以艺术品样式存在。这类资本的外在特征和实物性资本相似：由人类活动所创造，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如不加以保养则会毁坏，随着时间经过会产生服务流量，透过投资会增加、可以被买卖，以及拥有可以衡量的资金价值。而其存量及流量的文化价值皆能以前面所述的各种文化价值准则来确认。第二种文化资本是无形的，是一种心智资本，以群体共有的观念、习惯、信仰及价值的形式而存在。这类文化资本也会以艺术品的样式存在，例如具有公共财产性的音乐、舞蹈等。在此定义下的心智资本存量，若被忽视则会腐朽，而透过新投资则会增加；它同样也会随时间的经过产生服务流量。而对现存心智资本的维护和创新都需要投入资源。索罗斯比从个体和集体场域两个层面介入“文化资本”，通过存量和持续影响来定义资本，采用的是一种生产性的视角，突出资本的再生能力。这与布尔迪厄和古德纳从权力和控制的角度来关照资本是截然不同的。二、文化资本的实践性把握
无论是布尔迪厄、古德纳还是索罗斯比，他们对“文化资本”的解释都体现了这一概念在传统经济学“资本”概念和社会学“文化”概念中的跨界特性。“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命名已经暗示了其必须遵循意义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双重运作规律。综合以上三位对“文化资本”的理解，“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至少要求体现符号意义的象征性表征、隐喻的文化权力（此两种特点是由该概念的文化属性决定的）以及持续的再生产的能力（这也是经济学中“资本”的必要属性之一）三种属性。这三种属性的综合体现正是当今世界文化产业从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文化工业”理论向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产业”转化的可能性保障。这也说明“文化资本”这一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对象、实践行为与实践的后续影响的结合。这也可以解释，在文化产业成为国家支柱产业，文化艺术管理活动的专业性地位逐渐得到认可的时代，无论是布尔迪厄、古德纳还是索罗斯比的分析，似乎都有某种遗憾。所以，在面对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反思性，更强调其“实践性把握”的特点，才有可能对当下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生产现象和意义交换现象作出一种合理解释。发展至今，对文化资本这一概念的讨论大致有三种趋势，分别与现代社会中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有相近之处。
第一个方向是探讨文化资本成为一种符号性权力，从这个角度说，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有一致的地方。个体通过知识、技能、资历、经验的积累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进而获得该领域的话语权，参与到文化艺术产品的价值生产中，成为艺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艺术家与艺术商人、演员与戏剧管理者之间晦暗不明的界限往往是在社会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于艺术家在积累文化资本上的便利更容易获得话语权而导致的。不过，由于在传承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方面，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带有更多的隐秘色彩，因此，文化资本往往首先是作为一种难以测度的符号资本而起作用的，即在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一种能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威。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试图在用于交换的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图片、广告等）中发掘出文化对产品价值的影响并产生持久的生产力。在这种形态中，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消费与流通都成为一种生产性资本。文化艺术产品，既是生产的结果，也是再生产的材料和起点。这和其他物质资本生产是一致的。因此，艺术经济中的文化资本又带有物质生产的某些特征。这种文化资本的物质生产性特征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体现和运用：一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性文化资本，二是文化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前者将资源转换为可以形成持续影响的要素，后者则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源在经过初期资本化之后的走向。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途径为包括艺术衍生品在内的文化产业链条的扩展以及从艺术内部的自发聚集向生产的组织化聚集的转变。
第三个方向则以制度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化资本是在一个更大层面的社会框架内运作，研究文化体制、文化制度对一个企业、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体制化的文化资本。自布尔迪厄之后，在相关研究中，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内涵逐渐扩大。涉及具体的文化艺术管理活动，文化资本体制化后会产生如下重要作用：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往往有一种局限性，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而且随着个体存在的衰落而衰落、消失而消失。体制的建立，政策的实施以及政治、经济、技术等外部要素的介入影响，将使得文化资本超越了具体形式的局限，在文化资本拥有合法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化资本化的能力。三、对我国文化艺术管理活动的启示
当代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变化之一，便是随着文化艺术生产消费与社会其他要素结合产生的文化艺术管理活动的专业化需求。在学科和行业越界扩容的今天，我们对文化艺术管理活动的审视必当跳出文化艺术活动本身，关注文化艺术作为文化资本而存在的价值、伦理与意义。无论是文化产业发展还是艺术管理活动的推进，“文化资本”这个概念都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作用，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对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活动的评价标准。（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化发展中，一直围绕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艺术领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我们推进院团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针锋相对的观点，又如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的评价标准，非遗的保护与开发等等。事实上，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化资本的双重属性，那么我们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会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当我们把文化产品看成是物质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的时候，记住布尔迪厄的提醒是很重要的：欲理解资本发挥作用的真正逻辑、资本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换、积累资本的法则，我们就必须反对片面偏激的经济主义或符号主义的观点：经济主义的观点，它在最后的分析中总要将所有的资本类型简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忽略了使资本的其他类型产生特殊效果的东西；另一种观点是符号主义的观点，它总喜欢将社会交换简化为交往现象，因而忽略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所有的学科都有可能被简化为经济学。片面激进的经济主义往往表现为将“产业”和“市场”设置为评价文化活动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而符号主义又由于过多凸显文化产品的难以评价的符号资本导致其有脱离社会文化需求的风险。因此，充分认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所具有的物质与符号的双重属性，避免片面的经济主义和符号主义，是保障文化健康发展的前提。（二）文化资源的资本化
与文化资本相关的文化活动必定是一个要求“符号性把握”与“实践性把握”相统一的行为。特别当我们从文化艺术产品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践性”决定了“文化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性、社会性的概念，无论是从哪一方面对其界定都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文化资源的资本化通常以再生产的方式体现代际文化资本传递。不过，这种再生产也必然受到各种外在因素——时间、转换和实践行为的制约。由此，当我们测度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时候应该注意两方面。一是文化资源不等同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是有时代特点的。前者必须适应时代的需求，经过一定的途径形成持续的影响力，才能转换为后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艺术也是瑰丽多姿，历史赋予我们先天的优势，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这些文化资源会成为当时社会的文化资本，但是文化资本相比物质资本，其传承形式更加隐蔽和不确定。在我们强调文化资本对个体财富的累积的时候，必须意识到这些文化资本都是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基于此种认识，我们传统的文化资源未必都能被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本。这其中有资源本身的形态特征的因素，也有作为掌握文化资本的主体的因素。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可持续生产能力既能以物质经济的形式资本化，也可能是一种能产生持续影响的象征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这进一步决定了文化资源资本化的程度不仅由市场标准来衡量，也应该包含社会文化的标准。其持续生产的产物可能体现在经济与物质层面，也可能体现在文化精神层面。从市场的层面看，没有可持续的生产能力，意味着文化资源将不断地被稀释，逐渐丧失其在现代生活中的活化价值。从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标准来看，没有足够的可持续生产的能力，使得我们缺乏有文化内涵和创新的文化作品，文艺创作不能推陈出新，文化产品的艺术及社会影响力也被削弱。此即文化艺术产品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统一。（三）话语权建构与文化资本
资本的创造与形成必须依赖一定的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形成和实施又反过来促进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进程。在古德纳的书中，文化资本进一步取代货币资本成为新阶级崛起的标志。而索罗斯比对文化资本中的话语权的理解则隐藏在投入资源以对现存心智资本的维护和创新的能力和权利后面。此即文化资本概念中与人力资本相近的一面。无论何种形态，文化艺术管理者都应该是具备文化资本，具有一定话语权的人。这种话语权的体现并不是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干预，而是管理者能在资源、要素、外部环境之间实现整合，让文化艺术活动在时代背景和具体的社会文化需求发展的基础上顺利前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艺术管理者，文化资本所具有的话语权通过两方面来获得。一是在艺术产品的生产层面。二是在资源整合及文化产品的外部环境的营造方面。早期在艺术管理活动的专业性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的时候，由于艺术家在该领域内更容易获得专业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所以艺术管理工作常常由艺术家承担。随着社会分工、文化的发展以及相关产业的兴起，文化艺术管理者获得话语权的方式又有了新的变化。文化艺术管理者被视为艺术家、公众（媒体）、艺术机构之间的桥梁，在为文化产品生产负责的同时，务必面对经济的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质上也涉及了这一点。他提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的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 “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艺术管理者不一定直接参与艺术创作，但是应该与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熟悉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创作的特点及情境，这是艺术管理者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进程中积累文化资本、发挥正确作用的前提。（四）体制、政策与社会外部环境
艺术管理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艺术管理更多聚焦在剧场管理、项目制作等方面。而广义的文化艺术管理活动则将艺术管理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关注艺术管理活动之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例如，对于广义的艺术管理活动来说，我们在当下的一个重要的现实任务便是助力文化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不过，在产业跨界融合的今天，即便从事狭义的剧场管理或文化项目制作，也必须对我们整个文化生态的体制与环境有所把握。美国当代著名美学家乔治·迪基甚至提出艺术界体系是一种将艺术家的作品提供给艺术界公众的框架结构。对这一框架结构来说，体制、政策与社会环境无疑是参与其建构的，艺术不能独善其身。这体现了文化资本在制度层面的作用与意义。体制化的文化资本以机制的建立、制度的完善、政策的支持和氛围的营造体现出来。相对于其拥有者而言，“体制化”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合法化了，并且延展了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价值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从事艺术管理的干部必须“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 “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这一点，对专业的文化艺术管理者来说，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文化资本发生作用必须依赖于健全的文化机制，在熟悉掌握、贯彻国家的文化政策与方针的同时，我们应该有超越艺术本体的关注，对时代特点及文化艺术活动的外部环境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关注文化艺术与政治、经济、技术等要素的交织互融。只有在对文化艺术存在的外部环境及构成要素给予充分重视的基础上，正确领悟社会文化的主导标准及价值观念，才有可能真正为艺术创作创造良好的氛围，我们的艺术创作才能真正地发挥优势，形成一种有影响力、感召力的精神，进而实现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换。这一点，文化艺术管理和企业管理是共通的。事实上，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好的管理者往往都是视野开拓，熟悉并理解相关制度，善于整合不同行业要素资源，形成并合理运用文化资本的人。但在文化艺术管理领域，在现阶段行业进入门槛低、专业化程度欠缺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一个成熟完善的过程。
最后想说的是，“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化艺术管理者来说，要求我们在熟悉了解文化艺术活动的内外部特征及时代特点，具备管理技能和市场意识的同时，更应该具有一种文化使命和责任感。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当我们强调成功的文化艺术管理活动必定依托于强大的文化资本要素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种文化资本是一种途径与方法，无关乎个人利益。相反，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权利越大，责任也越大。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艺术管理，最终必然超越文化艺术本身，看到艺术之外更多的东西，在将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的过程中，还文化资本于民，真正成为文化的推手。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流系
艺术管理决策理论研究
张笑千一、艺术管理决策理论内涵艺术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它是以艺术的规律为基础，以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研究艺术管理活动规律的学科。艺术管理决策同决策的关系，就如同艺术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关系一样。艺术管理决策是众多决策科学中的一个，艺术管理决策具有决策的一般特征，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性。
艺术管理决策活动和艺术管理活动是一致的，存在艺术管理活动就一定会有艺术管理决策活动。艺术管理决策的主体是进行艺术管理决策的人或组织。在艺术管理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选择某种可行的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行为主体，都可以称为艺术管理决策主体。艺术管理者可以单独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称为个体决策；也可以和其他的管理者共同作出决策，这样的决策称为群体决策。（一）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
战略决策是指关系到艺术组织未来长期发展方向与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的决策，战略决策具有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等特点。战略决策关系到艺术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正确的战略决策会为艺术组织的发展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战略决策多是具有风险性和非程序化的决策。
战术决策包含了管理决策和业务决策。管理决策是指对艺术组织内部的人力、资金、物资等资源进行合理化分配的一种管理决策，主要决定的是组织内部某些部门在未来较短时间内的活动目标。战术决策为战略决策服务，以战略决策的目标为决策标准，具有中期性、局部性和战术性等特点。业务决策是指艺术组织为了解决组织内部的日常问题，提高工作效率所作出的决策。如工作任务的日常分配和检查等。业务决策具有短期性、琐碎性、业务性等特点。
在艺术组织中，不同层次管理者所担任的决策职能是不同的。高层管理者主要作出战略决策，中层管理者主要作出战术决策，基层管理者主要作出业务决策。战略决策决定方向和路线的问题，战术决策是对战略决策的落实。具体到艺术管理决策者，艺术组织中的中低层管理者必须完全领会高层管理者对组织发展的战略意图，才能更好地作出战术决策，同时，他们还需要向高层管理者提供决策的信息，帮助高层管理者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二）程序决策与非程序决策
程序是指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顺序的步骤，管理者遵循这些步骤对结构良好问题作出响应。在艺术组织中，如果某种情况一直重复发生，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约成本，往往制定出一个例行程序，来解决重复性的日常事务。程序决策中决策者需要对解决的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非程序化决策是指对那些偶发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决策，又称非常规性决策。对于艺术管理决策者，如果在艺术组织中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就应该考虑制定相应的规则，让非程序化决策转化为程序化决策，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艺术组织中，通常基层决策者大多数做出的是程序化决策，因为他们所处理的较多的是日常重复性工作。当在工作中发现新问题的时候，基层管理者会逐层向上级汇报，由上级作出决策。相对于基层管理者，高层管理者所面对的问题具有更强的突发性，因此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大多数属非程序化决策。
完全的程序化决策和完全的非程序化决策是两个极端，绝大多数的决策介于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之间，因为没有任何决策可以摆脱经验的束缚，即使是非程序化的决策，也会受到程序化决策思维的影响。（三）初始决策与追踪决策
初始决策是指管理者对组织中某个问题的初次决策，决策者在对新的情况进行分析后作出的决策；追踪决策是指决策者在初始决策的基础上，基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已从事活动的方向、方案、目标等进行重新调整的决策。追踪决策一般会受到初始决策的影响，在组织中，决策者所作出的大部分决策属于追踪决策。（四）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
按照决策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决策分为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个人决策是指单个决策者进行的决策，集体决策是多个人共同进行的决策。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各有利弊，个人决策时效性较强、效率高、责任清晰，但是由于个人掌握信息有限，可能无法做出最恰当的决策；集体决策可以搜集更大范围的信息，提高决策的合法性，但是决策效率较低，责任不明确。（五）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
经验决策是指决策主体依靠其在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解决问题的惯性思维进行的决策，这是在日常管理中最为常见的决策类型。在决策过程中，决策主体的主观判断和个人经验起到关键的作用。科学决策是指决策主体运用科学的技术和理论，作出客观的分析后所做出的决策。在实际工作中，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六）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
按照组织环境的可控程度，可以把决策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不确定型决策。确定型决策是指在决策环境中，各种参数都已经确定，建立科学的模型后决策者可以较为清晰地预见结果的决策，确定型决策是比较容易求解的决策。风险型决策指决策者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不同的方案指向结果不同且出现概率可以通过科学计算得出，因此决策者需要对决策的结果承担一定的风险。不确定型决策是指决策者不知道执行决策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使知道几种可能的结果，但是不知道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因此不确定型决策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决策。二、艺术管理决策的特点
艺术管理决策具有决策的一般性特点，即具有目标性、选择性、可行性、满意性、动态性、过程性等特点，但是由于艺术管理决策的特殊性，艺术管理决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其决策客体的复杂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知识分为可编码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与艺术相关的知识更多倾向于隐含经验类的知识。艺术管理决策与一般决策最大的区别是艺术管理决策的客体是艺术组织或艺术事件，其作为决策客体决定了决策的复杂性。从宏观上讲，艺术管理决策客体具有审美性、市场性和社会性三大属性。（一）艺术管理决策客体的审美性“艺术”一词，在中国古代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其他术数方技，而在当今社会，主要是指人类反映世界的一种实践，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电影、雕刻、曲艺等等。艺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的基因，就是人类的审美活动。艺术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进行升华的产物，这种产物不单单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包含着以情感为基础的审美意识。艺术产品同普通的产品有很大区别，普通产品的发展大多依靠其使用价值，而艺术产品在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承担着审美认知的功能。（二）艺术管理决策客体的市场性
艺术品可以在市场中成为商品，成为商品的艺术品，具有审美价值和商品价值。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是艺术品的固有属性，在单纯的艺术品中，审美价值大于其功利价值，但是当艺术品一旦成为艺术商品，其审美价值和其功利价值就成为并重的属性。艺术品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化的运作，获得了商业的价值，艺术品的最终价值，应该是其艺术价值与其商品价值的总和。如一个雕塑家创作出了一个雕塑，这个雕塑是艺术品，具有审美价值，如果将这个雕塑放到市场上去销售，这个雕塑同时也就有了商品价值，这个雕塑的价格应该是这个雕塑的成本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总和。艺术的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在其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将艺术品推向市场，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的进步，对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三）艺术管理决策客体的社会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每一件艺术品都不是凭空独立存在的，每件艺术品都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社会背景而创作，都是社会影响下的产物。社会背景可以影响艺术作品的创作，同样艺术作品也可以对社会产生能动的反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艺术的教育功能上。艺术的教育功能同艺术的审美功能是紧密相连的，艺术欣赏活动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形式，人们通过艺术欣赏，精神得到升华，人们情感、思想、理想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人们得到愉悦的审美体验，使身心得到放松。优秀的艺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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