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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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试读：
写在前面
我写这本《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是从秘书的角度写毛泽东，这是回忆、研究毛泽东的特殊视角，是了解毛泽东的一个深层次的切入点。
本书写了毛泽东的6位秘书，即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江青、机要秘书高智和罗光禄。我曾直接采访了陈伯达、高智、罗光禄，并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众多的江青知情人，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外，书中还附有我对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给毛泽东讲诗文的芦荻的采访实录，同样对于了解、研究毛泽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写作《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这本书，我详细考证了毛泽东历年来任用的秘书。经过多年查证，到2005年，我查找到的毛泽东秘书为26位。经过这几年的继续查找，又找到毛泽东的11位秘书。这样，毛泽东一生任用的秘书为37位。这可能还不是最后的数字。经过继续查证，还会发现这37位之外的毛泽东秘书。本书书末附有我经过多年考证写成的《毛泽东的37位秘书简介》，以使读者对于毛泽东的秘书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在就《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一书进行多年深入探讨的时候，我发现，毛泽东本人早年既担任过中共中央局秘书，也出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局秘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民居楼内秘密召开。4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闭幕的翌日，即1923年6月21日，新当选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中央驻地——广州新河浦路24号春园二楼召开会议，推选产生中央局。这时，陈独秀提议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会议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局首次设立秘书。不过，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相当重要。
毛泽东有很强的档案意识。自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以来，要求所有党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中国共产党处于草创时期，党的文件随发随烧。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文件。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文件材料遗失了”。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之后，扭转了这种不严密的状态，开始注重保存中央文件，尤其是保存原稿，建立“发文留底稿”的制度。中共“三大”的决议、宣言、章程、报告、通告等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后来这些文献保存于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从现存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目录中可以看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这一年间，中共中央积存了300余件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些重要文件躲过严重的白色恐怖，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
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毛泽东，怎么会去当“国民党秘书”？
事情还得从中共“三大”说起。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大会期间，毛泽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徐梅坤先后两次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家，恳谈国共合作事宜。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在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榕树低垂，一条长长的老街越秀路从树下穿过。街边的人行道上方是骑街楼，这种便于躲雨的旧房一望而知是20世纪上半叶的南洋建筑风格。2008年10月，笔者在广州越秀中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见到高高的围墙抱住一个偌大的院子，门口高悬郭沫若题写的“广东省博物馆”6个大字。国民党“一大”会址就在大院之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就在这里召开——这“一大”是按照中共党史的习惯简称的，而按照国民党的用语则简称为“一全大会”。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早于中国共产党，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晚于中国共产党。步入礼堂，只见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肖像。主席台下是一排排深褐色木长椅，前排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座席，后面为会议代表，再后面是列席代表。正式代表对号入座，座位上贴着代表的姓名。我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如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谭延闿、程潜、叶楚伧、孙科、何香凝、陈璧君等著名的国民党人士，我也看到李守常（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王尽美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9号毛泽东。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196人之中，有24人是中共党员。经孙中山提议，“李君守常”为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会议洋溢着国共合作的良好气氛。39号“毛君泽东”是相当活跃的代表，几度在大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月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经过大会表决，毛泽东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
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2008年12月19日，我陪同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上海茂名北路参观毛泽东旧居。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上海，就住在这里。当时的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既是中共中央局秘书，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这是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住在威海卫路云兰坊7号（今威海路583弄7号）。那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下之后，在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岁的毛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了这里。当时，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楼上厢房。
前8次来到上海，毛泽东都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回，由于他在上海身兼国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秘书，所以是他住得最长的一次，而且由于妻子杨开慧、岳母和两个儿子的到来，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次。
杨开慧来到上海之后，除了料理家务，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
毛泽东在上海，由于同时为国共两党工作，相当忙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毛泽东跟叶楚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此后，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前往广州。10月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当时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声言自己公务繁忙，无法顾及宣传部长工作，提议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这样，毛泽东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然而，国共两党渐行渐远，合作濒临破裂。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在北伐胜利之后，国共分裂。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以来，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这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踏上以枪杆子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漫漫征程。
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1928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了秘书。
由于毛泽东自己做过秘书，所以他要求秘书除了收发文件、起草文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强烈的档案意识。
在井冈山上，由于处在战争的流动环境之中，毛泽东无法用档案柜保存文件，就用文件箱保存文件。毛泽东对秘书贺子珍、曾碧漪说，她俩的任务就是保管好文件，保护好文件箱。那时，战斗频繁，说走就走。在行军时，文件箱在哪里，她俩便在哪里。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末任秘书是张玉凤。从1928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48年间，毛泽东先后任用了37位秘书，依照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柴沫（1941—1945）
胡乔木（1942—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毛泽东慧眼识人才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之中，有的秘书兼做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也有的秘书有所分工，诸如陈伯达、胡乔木这样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政治秘书，有江青这样的生活秘书，有高智、罗光禄、徐业夫这样的机要秘书，也有郭化若这样的军事秘书、林克这样的国际问题秘书，还有像王炳南这样只在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因为王炳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熟悉重庆各阶层人士）。此外，也有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即通过通讯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供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很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谭政在井冈山上成为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时，不过22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同样，在井冈山，江华担任毛泽东秘书时只有21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他后来成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毛泽东挑选秘书，当然很注意秘书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他挑选谭政当他的秘书，是知道谭政乃陈绍纯先生的女婿，毛泽东不仅认识陈绍纯先生，而且认识陈绍纯先生的长子陈赓，因此谭政在政治上当然可靠。毛泽东在1937年选用刚刚出狱的李六如作为秘书，是因为他早在1921年就认识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勤于读书看报。他挑选政治秘书，往往是从读书看报中发现的。
毛泽东注意起陈伯达，是在听了陈伯达在延安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之后，发现陈伯达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见解有独到之处。毛泽东又仔细读了陈伯达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82期的《墨子哲学思想》，于1939年2月1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1]陈伯达写了一封2000字的信，谈论《墨子哲学思想》。此后，毛泽东又于1939年2月20日、2月22日写了两封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评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这样，在1939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从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为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直至1970年，前后达31年。
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陈伯达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不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篇文章，说：“乔木是个人才。”这样，1941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增加秘书处人员时，毛泽东提名胡乔木。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达25年。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
毛泽东注意起田家英，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1946年，毛泽东请田家英担任他的长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师。1948年，经胡乔木推荐，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秘书。[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逐步形成毛泽东稳定的秘书群
从毛泽东任用秘书的时间来看，早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不论是在井冈山、瑞金，还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秘书任期都很短暂，变动频繁。
进入延安之后，毛泽东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完全确立中共领袖地位、工作繁忙、著述甚多的时期。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增多，秘书班子逐渐稳定，形成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这样的秘书群。这个秘书班子从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夕。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正式确定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为毛泽东秘书，被人们称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叶子龙在1962年被调离中南海，田家英在1966年5月23日自杀于中南海，胡乔木则在“文革”初就遭到“批判”，毛泽东这“五大秘书”中3人离开秘书工作岗位，而陈伯达、江青则分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后来分别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五大秘书”之中，只剩下一位并不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秘书——江青。
在毛泽东晚年，1974年机要秘书徐业夫病重住院之后，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只剩下一位——张玉凤，陪伴着他直至1976年9月9日病逝。
秘书胡乔木
第一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叶永烈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他。胡乔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支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笔者请胡乔木夫人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胡木英说道：“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自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来，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便是“毛主席”。尽管他后来的职务不断变化着，“毛主席”的称呼却沿用下来。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初叫书记）。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主席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据说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此，故原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当夜便从城内凤凰山麓迁入这个小山村，从此改名“杨家岭”。
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
胡乔木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做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48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29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闲坐。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做些什么。
如此这般，胡乔木心里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做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
毛泽东笑道：“好呀！”
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
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清样。《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557篇，分上、下集出版。此书是供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大部头”在正式出书之前，先是把文件印成活页文选分发。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正是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经他校对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十分满意。
校对《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那500多篇文件，使胡乔木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共“六大”以来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第一次系统地读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因此，协助毛泽东编《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称《六大以来》），是他在毛泽东身边所上的“第一课”。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1]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负总责达4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2]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赔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4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学运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58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确实已成为中共高层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乔木所言：“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3]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
他写的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的，有的是他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而发表的。
胡乔木写的社论，既有阐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关于边区政治的，还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方方面面，无不涉及。[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2] 陆定一：《关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载《万众瞩目清凉山》第1集（内部资料）。[3] 《胡乔木文集》第1卷《本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上面印着几行字，算是当年延安的“豪华型”请帖了：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毛泽东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100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后来闻名于世，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
在粉红色的请帖上，跟毛泽东一起署名的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5月2日下午1时多，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飞机楼”，是杨家岭这小山村里当年的一幢“现代化”建筑。砖石结构，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飞机，人称“飞机楼”。“飞机楼”乃中共中央办公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乔木也参加过建楼劳动。
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时，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放上一张办公桌，就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不过一分钟，就到了。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毛泽东的一侧，坐着速记员。毛泽东讲话时，手中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速记员记录着他的讲话，胡乔木也拿出笔记本，作详尽的记录。
毛泽东出语幽默，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那“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那天，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以期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之后，大家就展开讨论。
5月16日，继续讨论，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据何其芳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丁”！
林默涵是会议的出席者之一，据他对笔者说，那天有一位作家的发言口气很大，颇为出格。林默涵和许多出席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这时，见胡乔木霍地站了起来发言，对那位作家当场加以批驳。全场的目光，都投向胡乔木。林默涵记得，胡乔木的发言，很尖锐、很明朗，也很坚决，尽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气。平素，胡乔木言语不多，然而这一次发言，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关键的时候，是要说话的。
经过讨论，以至经过争论，座谈会在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会议干脆在“飞机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合影。
晚饭后，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广场上点起了汽灯。据胡乔木对他的一位友人说：“主席讲话时，手中拿着一份毛笔写的提纲。他即兴而讲，讲得很风趣，很深刻，对许多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结论。”
那天，速记员作了速记。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也在汽灯下仔细作了笔记。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己亲笔写就。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于是，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任务，便落到胡乔木头上。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毛泽东的著述态度甚为严谨。除了那些命令、电报、声明要马上发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于赶时间的著作，他总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将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五十来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7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翌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1]科书。……”
该通知要求把《讲话》“尽量印成小册子”，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国还隆重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未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发出《通知》的那个“总学委”，全称是“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2日。
10天之后——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如下报道：“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
那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全称是“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总学委”是这个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总学委”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们，协助他做工作，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
参加工作的秘书们是：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
朱德秘书——黄华
王明秘书——廖鲁言
任弼时秘书——师哲
陈云秘书——王鹤寿
王稼祥秘书——陶铸
康生秘书——匡亚明“总学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为了“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样，胡乔木参与了“总学委”的工作。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接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接连撰写社论，论述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阐述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精神：《教条和裤子》（1942年3月9日）《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4月5日）《自我批评从何着手》（4月6日）《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5月9日）《宣传唯物论》（6月10日）《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7月18日）《报纸和新的文风》（8月4日）
他写的这些社论，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到毛泽东的见解，宣传毛泽东的观点。显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是非常注意和尊重毛泽东的言论。例如，他写的《教条和裤子》，把教条跟“裤子”并列，这命题似乎不可思议。读了文中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那就明白其中的内涵：“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讲演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
哦，“裤子”的“典故”来自毛泽东的讲演。胡乔木的《教条和裤子》，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加以发挥，加以深化。
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所阐述的，就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基本观点。
1943年10月11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人生观问题》。这是他配合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共党员和干部们“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求得改造，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胡乔木的报告，共分三部分：（一）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二）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三）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变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从写社论到出面作长篇报告，表明胡乔木在延安的地位不断提高。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层之中。1942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生病期间，胡乔木曾一度代理这位代理部长的工作。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延安的图书匮乏，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来阅读。
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0日，曾给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反映出他求知的渴望：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毛泽东12月20日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也就是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毛泽东要胡乔木找这本书，因为他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内中有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提到的另一本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印行。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
还有一本《唯物的社会学》，是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1929年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演说中，曾说过一段他的“读书观”：“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胡乔木本来就喜欢看书。在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感染，便更注意读各种各样的书。后来，读书成了胡乔木最大的兴趣爱好，他甚至同时看五六本内容截然不同的书。在胡乔木晚年，家中藏书达3万多册，装在140个书架上。即便这样，他还要经常向北京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处借书。另外，每到一地，逛书店、置书成了他的习惯。在中共领导人之中，胡乔木是读书较多的一个。
迄今，在档案中，还保存着胡乔木所写的12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目录，毛泽东在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字。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份《干部必读》书目印发给所有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这12本书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除了大量读书之外，还大量读了中共有关文献。他当毛泽东秘书后的“第一课”，是协助编选《六大以来》。接着，他又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书。《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此书收入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198篇，是研究中共“六大”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版后，供中共高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研究之用。此书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编印的。
此外，胡乔木还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别人的文章做编辑、修改工作。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便提及对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作修改（后来发表于1944年6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毛泽东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意见转告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
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日渐进入反省党的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言：“印了《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1]办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路。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反复：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要理清中共党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这些问题，不在全党取得统一的认识，也就影响着中共的团结，影响着中共的未来。毛泽东要胡乔木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书，就是为着中共高级干部们研究党史提供材料。
从1943年冬开始，整风运动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随着三本书的印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支部里，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错误的文件是谁起草的，一时掀起一番风波。毛泽东当即作出答复：“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2]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17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已5年有余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早逝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共党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空前绝后的。这次历时11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8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在于此会是为中共“七大”作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复复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最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7人。
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却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共党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5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5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3]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3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14次之多。
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最后，指定胡乔木执笔。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共党史一系列文件、决定；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比，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相比，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支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3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王明还表示：“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王明表示“心悦诚服”地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和功绩。
连王明都如此“拥戴”《决议》，有点出乎意料。
自然，后来的情况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离中共之后，在苏联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则痛骂《决议》：“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段话，才是王明真正的“心声”。
不论王明“拥戴”也罢，痛骂也罢，《决议》毕竟以历史性的文献的地位，被载入中共党史。
值得提及的是，《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在《毛泽东选集》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决议》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但毕竟并非毛泽东个人的著作。除《决议》之外，《毛泽东选集》所收，都是毛泽东著作。这也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决议》的看重——因为《毛泽东选集》（指1951年以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乔木来到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胡乔木当选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悬红底白字横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鲜明地点出了大会的主题……
3个月后——1945年7月13日，胡乔木步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那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8人，胡乔木是代表之一。这次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按原计划召开……[1]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2]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
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23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11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3时45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3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3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33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其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在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共在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笔者访问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
[1]小鹏，据他回忆：“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头靠里第一间。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我们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脚，这样走路无声……”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在重庆，毛泽东是备受关注的人物，求见者甚多，公务又繁忙。于是，给毛泽东增加了一位秘书，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熟悉当地的情况。
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陈龙负责，加上从延安来的颜太龙，还配备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参与警卫。
此外，由“八办”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2]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1] 1992年10月14日采访于重庆。[2] 江山：《严正驳斥美揆造谣的新闻署长胡乔木》，“新闻人物”专栏，《南侨日报》1950年2月3日。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由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推荐，于1935年考取公费留德，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他写了关于《史记》的论文（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告诉笔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乔冠华的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乔冠华于1937年回国。由他的留日同学赵一肩介绍，在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当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前往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这时，他起了个新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商参不相见，倒也不相干。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的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这么一来，署名“乔木”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姐妹报，人们开始发现有两个“乔木”，称延安那个“乔木”为“北乔”，称重庆的“乔木”为“南乔”。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地，还算不太“麻烦”。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认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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