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列维特,（美）都伯纳,汤珑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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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 3试读：
题记
献给埃伦，她一直支持着我做的每一件事，包括这本书的撰写。——都伯纳
献给琳达·列维特·翟恩斯，她的创造力天赋使我感到惊讶、有趣，并深受启发。——列维特
第一章 什么是“魔鬼式思考”？
我们想要抹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对与错、聪明与愚蠢、红与蓝之分的观念。当今世界需要我们以更有效、更具创造力、更理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换一系列机制、换一份期待去思考。思考时需要抛却好恶、盲目的乐观或刻薄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们要像魔鬼一样思考。
写了《魔鬼经济学》和《魔鬼经济学2》之后，我们从读者那儿收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反馈。大学文凭还有价值吗？（答案：有。）把家族企业传给下一代，这个想法好吗？（如果你的目标是关门大吉，[1]那么没错——数据显示最好能吸纳外界管理人员。）还有人得腕管综合征吗？（记者们摆脱这种病痛困扰之后便不再对其进行报道，但还是有人未能幸免，尤其是蓝领工人。）
有些问题关乎存在感：什么才能使人真正幸福？收入不均衡问题真如看似那般危险吗？富含ω-3脂肪酸的饮食习惯能带来世界和平吗？
人们想知道一些事物的利弊：无人驾驶汽车、母乳喂养、化疗、地产税、水力压裂法、彩票、“药用祷告”、网上相亲、专利法改革、偷猎犀牛、铁杆开球、虚拟货币等等。这一分钟，我们收到电邮请求我们“解决肥胖流行病”；五分钟之后，又有人强烈要求我们“立马扫除饥饿”。
读者似乎认为没有我们猜不出的谜语和解不了的难题，仿佛我们拥有什么专有工具——人们可能会以为我们有魔鬼经济钳之类的东西——可以挖掘一切机体的潜在智慧。
真若如此该多好！
而实际上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只要问题存在，你便能断定曾有很多人试图解决它，但都没有成功。解决简单的问题轻而易举，余下的则都是困难的。更何况，为了回答哪怕一个细微的问题，收集、整理并分析数据都是需要大量时间的。
因此我们想，与其试图回答每一个问题（还不一定成功），不如写一本书教教大家如何进行魔鬼式思考。
究竟是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呢？
想象你是名脚法精湛的足球运动员，并已带领国家队站在了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上。你现在只需要罚中一枚点球。好运站在你这边：在高级别比赛中，约75%的点球都能罚中。
当你把球置于点球点时，看台上的观众沸腾了。此时距离球门只有12码，球门长8码，高8英尺。
守门员死死盯着你。一旦从球鞋上弹出后，足球会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飞向球门。在这样的速度下，守门员不可能等待球踢出后再做判断。他必须做出预判并朝那个方向移动身体。倘若他的预判是错的，那么你罚中的概率便会上升到约90%。
以足够的力量射向球门死角是最好的方式，即便守门员猜对方向也很难扑中。可是这种方法不允许有丝毫误差：脚下微小的失误，球就会飞离球门。所以你也许不能太苛求角度，瞄准得稍微离球门角远些——尽管这样提高了守门员的扑中概率。
你还要选择是踢向左门角还是右门角。你若和大多数球员一样，是右脚球员，则更擅长踢向左角。这意味着更有力、更精准，当然守门员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面对来球时，57%的情况下会向左扑，而41%会向右扑。
你站在球场上——观众热情高涨，而你心跳飞快——准备着将会改变人生的一脚。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你的国家在为你祈祷。球若进了，你的名字将永远像最受爱戴的神那样被人提及。若没踢进——嗯，最好还是别去想了。
选择在你脑中盘旋。到底是踢向擅长的左角还是不太擅长的右角？是要瞄准球门死角还是该保稳？你面对这个守门员踢过点球吗？要是踢过，你当时朝哪儿踢的？他朝哪儿扑的？与此同时，你还在揣测守门员的心理，甚至还试图猜想他是如何揣测你的心理的。
你知道成为大英雄的概率是75%。还不错。但若能提高概率岂不是更好？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若能跳出常理，是否就能打败对手？你知道守门员现在正在挣扎该向左还是向右扑。但是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踢，就像想象中愚蠢至极的样子踢向球门正中央，结果又将如何？
球门正中央，就是守门员现在站的位置，但你很确定大脚一起他就会移位。别忘了概率统计数字：守门员面对来球，57%的情况下会向左扑，而41%向右。这就意味着每100次扑球中，守门员只有两次会守在原地不动。当然预备向两边扑球的守门员也有可能扑中踢向中心的球，但那概率才有多大？真希望你能去看看踢向球门中心的点球数据！
好吧，我们这里就有这个数据：踢向球门中心的点球，看似风险很大，却比踢向两边的命中率高出7%。
你是否要冒这个险呢？
假设答案是肯定的。你走到球跟前，左脚扎稳，右脚提起飞射。你瞬间便被震慑到骨子里的呐喊声所包围：“进啦！！！”队友一窝蜂地冲向你，观众陷入狂欢。这一刻将永远被铭记；你的余生都将是个欢乐的大派对；你的孩子们，也会茁壮成长，成为富有又善良的人。恭喜你！
尽管瞄准球门中央的点球成功率明显更高，但实际只有17%的球是踢向中央的。为什么那么少？
其中一个原因是，乍听起来这不是个好主意。就这样直愣愣地往守门员身上踢球？这听着别扭，好像有违常识，但是给体内注射微生物，从而预防由该种微生物引发的疾病不也是违背常识的吗？
另外，主罚点球队员的优势是那份神秘感：守门员不知来球方向。如果他们总是踢向同一个方向，命中概率便会大大降低；如果他们常常踢向球门中心，守门员也会相应调整扑球策略。
这里还有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它解释了为什么在像世界杯这样重大的赛事中球员不愿向球门中央踢点球，不过任何一个正常的球员都不会承认这点：惧怕羞辱。
假设你是那个主罚队员。在这骚乱的时刻，你最真实的动机是什么？答案或许很明显：你想得分，为你的队伍赢得比赛。如果真是这样，数据统计明白地显示应该踢向球门中央。可赢得比赛是你最真实的动机吗？
想象你站在球跟前，准备好向球门中央瞄准。请等一下，如果守门员不扑向两边怎么办？假如不知为何他守在了球门中央而你的球正中其怀，他半步不移就挽救了自己的国家，那可怎么办？你看上去将是多么可悲！现在守门员成了英雄，而你必须携全家逃亡他国以防被谋杀。
所以你又重新考虑了。
你还是选择了传统的射门方向，踢向球门一角。假如守门员猜对了方向并扑出了球——那你也尽力了，尽管还有更好的方式。你没能成为大英雄，不过也不必背井离乡了。
你若听从这种利己动机——避免做出愚蠢举动以保护自己的名声——你便更有可能踢向边角。
你若从集体利益出发——冒着自己出丑的危险为国争光——你就会踢向中间。
有时在人生中，径直走向中心是最英勇的举动。
当被问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取舍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承认更倾向于个人利益。不过历史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不论是先天还是后天因素所致，都会把个人利益摆在最前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坏人，我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人而已。
不过当你的野心不止于获得一些小恩小惠的话，那些利己行为就会变得碍事。倘若你想缓解贫困问题，改善政府职能，说服公司减少环境污染，或者仅仅是让孩子们停止争吵，你要怎么做才能把各怀私心的人引入同一个方向？
我们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惊讶地发现，近年来人们似乎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存在对错之分。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很多争论，也不幸地留下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吗？我们希望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想要抹去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对与错、聪明与愚蠢、红与蓝之分的观念。当今世界需要我们以更有效、更具创造力、更理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要换一种角度、换一系列机制、换一份期待去思考。思考时需要抛却好恶、盲目的乐观或刻薄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们要像魔鬼一样思考。
我们的前两本书构建在较为简单的几个概念之上：
动机是现代生活的基础。了解动机，或者解读动机，是看懂并解决问题的关键。
懂得要衡量什么、如何去衡量，能使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些。没什么比数据的纯粹力量更能有效地拨开层层迷雾、化解矛盾了，尤其是针对能激发情绪的热点话题。
传统认知常常是错误的。盲目接纳这些观点会导致粗糙、破败甚至危险的后果。
相关并不等同于因果。当两者同时出现时，人们很容易猜测二者存在着因果关系。例如，调查显示，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快乐。但这是否证明婚姻能带来快乐呢？不见得。还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本就更有可能结婚。一名研究者说得好：“你若脾气暴躁，谁愿意和你结婚呢？”
本书也以这些概念为基础，但又有所不同。我们在前两本书中很少给出建议，大部分篇幅都是在用数据讲有趣的故事，给社会上不常受到关注的角落投去一丝光亮。这本书跳出局限，试图提供对你偶有帮助的建议，不论你是想获得生活小知识还是想进行全球性的改革。
尽管如此，这本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助书籍。我们很可能并不是你寻求建议的恰当人选，而且我们的一些建议往往会让你陷入麻烦。
我们的思考方式基于经济学分析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聚焦于经济——事实恰恰相反。经济学分析方法涵盖范围更广，也更简单。它依赖于数据，而不是灵感或空想，来理解世界运转的方式、动机的效果、资源的分配方式及何种原因阻碍了人们获得实体资源（比如食物和运输）或生活形态资源（比如教育和爱）。
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任何魔幻之处。它围绕的是常理，并强烈依赖常识。所以我要公布个坏消息：你若等着所谓魔术师揭秘，会大失所望的。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魔鬼式思考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而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少之又少，这才是令人费解的地方。
为什么呢？
一个原因是：人们很容易被政治、知识等偏见蒙住双眼。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即便是最聪明的人也习惯于寻找能肯定自己观点的证据，而不是去发现能使其看清事实的新信息。
人们还习惯于从众。即便是面对一天中最重要的决定，我们也通常会采纳朋友、家人和同事的意见。（关于这一点，第六章中会有详细的解读。）从某个层面来讲，这么做也有它的道理：和家人、朋友保持一致比寻找新的家人和朋友要容易多了！不过，从众行为意味着人们会快速接受现状，不愿改变想法，又过于依赖别人思考。
另外一个阻碍魔鬼式思考的障碍是：大多数人都太忙了，以至于无暇重新思考自己的思维方式，甚至连进行任何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你上一次抽出一个小时坐下来纯粹地思考是在什么时候？若像大多数人一样，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难道这只是快节奏时代才有的现象？或许不是。才华卓绝的萧伯纳是世界一流作家，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他在多年前便注意到了这种思考贫乏的现象。据报道，萧伯纳曾说：“人们一年最多思考两三次，而我每周思考一两次便享誉国际了。”
我们也试着每周思考一两次（不过我们肯定没有萧伯纳聪明），希望你也这么做。
这并不是说魔鬼式思考就一定是好的，它也带有潜在的负面效应。你会发现自己与主流渐行渐远。你会偶尔说出让旁人别扭的话。比如，你看到一对可爱、尽责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时，或许会脱口而出儿童安全座椅是多么费时费钱、毫无用途（至少碰撞测试数据是这样表明的）。抑或节假日时你随新女友到她家共进晚餐，喋喋不休地说起本地食品运动实际反而危害了环境，后来发现她父亲就是坚定的土食者——桌上的一切食材都生长于方圆50英里之内。
你要习惯于别人叫你怪人，义愤填膺地对你大加指责，甚至起身离席。在这些方面，我们可是有亲身经历的。《魔鬼经济学2》刚出版时，我们在英国参加一个书展，当时我们应邀与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会面。
尽管那种量级的人向我们讨教并不罕见，但这个邀请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在《魔鬼经济学2》的开篇，我们就声明我们对宏观经济学——通货膨胀、失业率等政客手中的砝码——几乎一窍不通。
更何况，政客通常会回避有争议的话题，而我们的书当时在英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们在英国的电视台上被声讨，因为书中有一章讨论了我们和一家英国银行共同开发的识别恐怖分子的演算系统。主持人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公开有可能帮助恐怖分子免于被识别的秘密。（我们当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不过这次在本书第七章中给出了答案。提示：那次信息披露并非失误。）
我们还因提出全球变暖问题的现有政策不会奏效的观点而饱受指责。其实卡梅伦那锐气、年轻的政策顾问罗翰·席尔瓦在警卫处接我们时，就说起他家附近的书店拒绝售卖《魔鬼经济学2》，因为书店老板对有关地球变暖那一章恨之入骨。
席尔瓦将我们带入一间会议室，里面坐着20余位卡梅伦的顾问。他们的头儿还没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在二三十岁。其中一位绅士，是曾经也是后来的内阁大臣，明显年长于他人。他开始主持大局，告诉我们卡梅伦一旦当选将会竭尽全力与地球变暖问题做斗争。他说，如果他说了算，那么英国将在一夜间变成无碳社会。他认为，“这关乎最高的道德义务”。
我们的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经验告诉我们：当人们，尤其是政治家，开始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做决定时，首先牺牲的便是真相。我们问这位内阁大臣他所谓的“道德义务”指的是什么。“若不是因为英格兰，世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指向天花板和屋外。他所谓的“这一切”，指的是这间屋子、这座大楼、伦敦城以及全部文明。
我们当时一定看上去很疑惑，所以他继续解释起来。他说是英国最早发生了工业革命，带着全世界走上了污染、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的道路。因此英国有义务弥补这些损失。
这时，卡梅伦先生疾步走进会议室，用深沉有力的声音问道：“所以那些聪明人在哪儿？”
他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他那标志性的紫色领带，浑身散发着无法抵挡的乐观气息，从谈话中瞬间便能看出他为何有望当选为首相。他整个人都闪耀着能干与自信的光芒，完全实现了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导师在接收这个男孩时对他抱有的期待。
卡梅伦说，当选首相面临的最大遗留问题便是严重低迷的经济。英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萧条的经济中挣扎。退休人员、学生、各界巨头等都闷闷不乐，国债数额巨大却还在不断攀升。卡梅伦说，他当选后将大规模裁减开支。
不过，他补充道，有几项宝贵、不可动摇的权利，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
比如什么？我们问。“比如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他眼中闪耀着自豪的光芒。他这么说也有道理。这个体系为每一个英国人终身提供大部分免费的医疗服务。这个全球最悠久最庞大的医疗系统就像足球和葡萄干布丁一样，是英国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一位前财政大臣说，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英国人拥有的最接近宗教的事物”。英国本就存在宗教，于是这话变得加倍有趣。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英国的医保开销在过去10年翻了不止一倍，预计还会继续攀升。
后来我们才知道，卡梅伦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还掺有个人情感。他的大儿子伊万患有罕见的先天性神经疾病——大田原综合征。患者有频繁、强烈的癫痫症状。因此卡梅伦一家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的医生、护士、急救车和医院都再熟悉不过了。“当你的家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依赖这个系统时，你便能真正地感受到它的宝贵。”卡梅伦在一次保守党年度会议上说道。伊万于2009年年初去世，离他的7岁生日仅有几个月。
所以毫不意外，连卡梅伦这种拥护财政紧缩政策的党派领袖都把医保体系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即便是在经济危机中，对这个体系做手脚的政治意义就如一脚踢飞女王的柯基犬。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具有现实意义。虽然终身享受免费、无限的医保的目标值得喝彩，但经济状况却难以捉摸。我们尽可能礼貌地向未来的首相提出了这一点。
人们对医保投入了大量感情，以至于很难把它仅仅看作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英国的政府架构里，医保是唯一一个允许每个人都得到免费服务的系统，不论开销是100英镑还是10万英镑。
问题在哪儿呢？人们若不自掏腰包，资源便通常不会得到有效利用。
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去吃自助餐的情景吧。是否有可能比平时吃得多？医保享用方式若与此类似，便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人们会比按单付费消耗更多医疗资源。这意味着怀疑自己得病的人会比真实患病者多，于是每个人等待就医的时间都加长了，而且大量医保费用花在了老人临终前的几个月上，这通常不会带来实际的效益。
倘若医保费用只占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那么这种过度消费还可以容忍。但当医保费用几乎占据了英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0%时——该比例将近是美国的两倍，你就必须认真地重新考虑如何提供医保，如何为其埋单。
我们试图用思维实验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建议卡梅伦先生想想其他领域类似的政策。设想每个英国人都能终身享受免费、无限的交通设施。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到车行挑选任一最新型号的车，并能免费把它开回家，那又将是怎样一番情景。
我们期待他说：“没错，这还真是荒谬——你将没有理由保留旧车，每个人的动机都将被扭曲。关于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免费医保大派送这件事上，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然而他没这样说。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微笑依然留在戴维·卡梅伦的脸上，但却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或许我们的故事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又或许它奏效了，而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如何，他匆匆与我们握手告辞，去会见不像我们这般荒诞的人了。
你不能怪他。解决医保开销流失问题比决定如何罚点球要难一千倍。（所以就如我们在第五章中讲到的，你要在问题还未扩大时就设法解决。）如果当初我们就懂得如何说服不愿被说服的人，我们也会受益更多（这将在第八章中具体阐释）。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坚信重塑大脑、换个方式思考大
大小小的问题是有极大好处的。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与你分享这些年来我们学到的一切，有些比和首相的短暂交谈还要奏效。
你想试一试了吗？非常好！第一步，不要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害羞……
[1]日本家族企业早有对策：他们会从家族外部物色新的首席执行官，并将其合法纳入家谱。这就是为什么近100%的日本企业继承人都是成年男性的原因。
第二章 承认自己不知道
当你纠结于对与错时，不论是水力压裂法、枪支管制还是转基因食物，很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道德指南针会说服你相信答案显而易见（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它会告诉你有明显的对错之分（而通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糟糕的是，它会让你确定自己已懂得关于此话题的一切，于是便不再汲取新知识。
听一个简单的故事并回答几个问题。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跟着妈妈和哥哥去海边。他们是开着红色的车去的。到海边后他们游泳、吃冰激凌、玩沙子，午餐是三明治。
问题是：
1.他们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
2.他们午餐吃的是炸鱼和薯条吗？
3.他们在车里听音乐了吗？
4.他们午餐喝柠檬汁了吗？
回答得如何？研究人员问了英国一群5~9岁儿童同样的问题，让我们把你和他们的答案做个比较吧。几乎所有孩子都答对了前两题（“红色”和“不是”）。不过后两题答得可不太好。为什么呢？那两道题无解——故事里没有给出足够的信息。然而竟然有76%的孩子还是用“是”与“不是”回答了后两题。
这些试图在回答简单问题时蒙混过关的孩子都有当商人和政治家的潜质，在政商界，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还有不知道的事。人们一直说，英文中最难以启齿的三个字是“I love you”（“我爱你”）。我们完全不同意！对大多数人而言，最难以启齿的是“I don’t know”（“我不知道”）。多么可惜，你若不承认自己不知道，那几乎就不可能学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在我们探究编造答案这一行为的原因前——包括这么做的代价和相应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先弄清楚我们口中的“知道”究竟是什么含义。
当然知识也是分不同层面和类别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是“已知事实”，即那些可以被科学证实的东西。（就如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名言：“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却无权拥有属于自己22的事实。”）你若执意认为水的化学式是HO而非HO，那么早晚会有人证明你是错的。
另外，我们还相信“信仰”，但信仰很难得到证实。这类话题中存在着更多的异议，例如，魔鬼真的存在吗？
我们在一次全球性的问卷调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参与调查的国家里，下面五个国家相信魔鬼存在的人数最多：
1.马耳他（84.5%）
2.北爱尔兰（75.6%）
3.美国（69.1%）
4.爱尔兰（55.3%）
5.加拿大（42.9%）
下面五个国家相信魔鬼存在的人数最少：
1.拉脱维亚（9.1%）
2.保加利亚（9.6%）
3.丹麦（10.4%）
4.瑞典（12.0%）
5.捷克（12.8%）
在如此简单的问题上，答案为何有如此大的分歧？看来马耳他人和拉脱维亚人，有一方根本不知道自认为知道的事。
好吧，或许魔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太脱离生活了。那让我们看看另外一类介于观念和事实之间的问题吧：
据报道，一群阿拉伯人在9月11日那天对美国发动了恐怖袭击。你认为这个陈述正确与否？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问题很荒谬：当然是正确的了！不过当我们在穆斯林国家问起这个问题时，却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只有20%的印尼人、11%的科威特人和4%的巴基斯坦人同意这个陈述。（当问起究竟是谁的责任时，他们通常会说是以色列人、美国政府或“非穆斯林恐怖组织”。）
这么说来，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事可能纯粹是被政治或宗教观念所左右的。这个世界还充斥着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口中的“谬论开发者”，即那些“为提升经济或政治利益而传输信仰”的政治、宗教及商业领袖。
这本身就够麻烦了，然而我们还习惯性地不懂装懂，使得问题更加棘手。
思考一些政治家和商业领袖每天都要面临的大问题吧。阻止大规模枪击事件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水力压裂法的好处能盖过它对环境带来的破坏吗？如果我们允许憎恨我们的中东独裁者当权，又会发生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靠罗列事实，它需要判断力、直觉以及对结果的猜测。再者，这都是多层面因果问题，也就是说结果既飘渺又微妙。在复杂问题面前，我们很难精确地指出某种既定结果的成因。对攻击性武器的禁令当真减少了犯罪行为，还是它只是原因之一？经济停滞是因为税率太高，还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和油价的飙升？
换言之，真正“知道”引发已知问题的原因或解决已知问题的办法是极其困难的——这还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想象一下，预测某因素对未来的影响又将困难多少倍。就如尼尔斯·玻尔常说的那样：“预测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专家说他们知道未来将如何展开。这些专家不光是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还包括体育权威、股票大师，当然还少不了气象学者。他们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是像那些英国小朋友一样，只是在虚张声势？
最近几年，学者开始系统地追踪各领域专家做过的预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的研究。他的研究焦点在政治领域。泰特洛克选择了近300名专家，包括政府官员、政治学学者、国家安全专家以及经济学家，并记录了他们在过去20年间做出的上千个预测。例如：在民主国家中，比如巴西，目前的多数党在下届选举后会保持、削弱还是加强民主建设？或者在非民主国家中，比如叙利亚，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接下来5年内会发生改变吗？10年呢？如果会改变，又是朝哪个方向呢？
泰特洛克的研究结果有如清醒剂。他说这些专家中的专家——96%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知道的并不如他们想象中的多”。他们的预测有多准确呢？“比掷飞镖的猩猩好不了多少。”泰特洛克以他一贯的玩笑口气说道。“哦，那个掷飞镖的猩猩的对比常常令我不安，”他说，“不过跟我们的控制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来比的话，专家们还是略胜一筹的。但跟外推法演算系统比较，他们处在下风。”
而这“外推法演算系统”不过是一个预测“现状不变”的电脑程序，也就是电脑说“我不知道”。
一家名为“CXO顾问组”的公司进行的类似调查发现，股票专家数年内6000多个预测，准确率只有47.4%。掷飞镖的猩猩估计也能有差不多的成绩。然而当考虑到投资管理费时，猩猩会帮你省下不少钱。
我们问泰特洛克特别不善预测的人有怎样的特征，而他只用了一个词——武断。也就是说，不知道还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知道。泰特洛克与其他参与研究专家预测的学者发现，这些专家，用泰特洛克的话来说，往往都“极端自负”，即便他们的预测已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傲慢与谬误，这是致命的组合，尤其在还有更明智的选择存在时：你只需承认未来比想象中难以预测。
可惜，做到的人少之又少。精明人喜欢做能使他们看上去很聪明的预测，不论结果有多荒谬。这种现象在《红鲱鱼》杂志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被描述得淋漓尽致。文章名叫“为何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是错误的”（Why Most Economists’ Predictions Are Wrong）。作[1]者保罗·克鲁格曼本身也是经济学家，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克鲁格曼指出，太多经济学家预测错误是因为他们高估了未来科技的影响力。继而他自己做了几个预测。其中之一便是：“互联网的发展会大幅放缓，因为梅特卡夫定律，即‘网络的潜在连接量与联网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多数人之间没有那么多互动的需要！到2005年时，我们就会看到网络对经济的意义不会大过传真机。”
在我们撰写本书时，仅谷歌、亚马逊和脸谱网三家企业的资本市值已超过7000亿美元，超过了18个国家GDP的总和。如果再算上苹果公司，它虽不是互联网公司，却无法脱离互联网而存在——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2万亿美元，肯定能买不少传真机。
或许我们需要更多像托马斯·萨金特那样的经济学家。他因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在通货膨胀和利率方面，估计萨金特忘记的比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知道的还多。盟友银行（AllyBank）几年前为带有“利率调高”功能的定期储蓄业务拍摄广告时，邀请萨金特担纲主演。
广告的布景选在一个大礼堂，让人想起大学的俱乐部：华丽的吊灯，整齐的书架，墙上挂着名人的照片。萨金特王者般坐在皮制的俱乐部椅上，等待着主持人的开场白。
主持人：今晚，我们的嘉宾是托马斯·萨金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世界上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家。萨金特教授，您能告诉我们两年后的定期储蓄利率吗？
萨金特：不能。
仅此而已。旁白说道：“他若不能，没有人能”——所以你需要利率可调整的定期储蓄。这广告真是天才之作。为什么？因为萨金特面对这个无解的问题给出了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我们大多数人却做不到，因而显得很荒谬。
我们对外界事物不如我们想象中了解得多，其实我们连自己都不甚了解。大多数人连最简单的评估自己的才能都做得很糟糕。就如两位心理学家最近发表在一份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述：“尽管我们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最长，但对自身技能的了解却少得惊人。”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当被问到自己的驾驶技巧时，约80%的人认为自己优于一般驾驶者。
让我们假设你在某一方面很出色，是某领域真正的大师，就如托马斯·萨金特那样。这意味着你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出色吗？
大量调查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里的意味简单而有力：你在某一方面出色并不代表你样样出色。很可惜，这一事实常被（请深呼吸）“习惯对个人知识或本领以外的事物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所忽略。
对自身能力不切实际的高估以及不愿承认自己并不了解某些事物，毫无疑问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小孩为那个海滩问题编造答案并没有引发后果——他们不愿说“我不知道”并不会给任何人造成损失，但现实世界里就不同了，不懂装懂的社会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思考一下伊拉克战争。它的爆发主要是因为美国宣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相互勾结。毋庸置疑，原因远不止于此，还有政治、石油，或许报复性因素，但基地组织和武器是战争爆发的关键。8年、8000亿美元、将近4500个美国人和至少10万伊拉克人死亡，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当初散布言论的人能够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这一切又将如何发展。
就如温热潮湿的空气是散播致命病毒的导体一样，政界和商界凭借他们古老的架构、复杂的产出、模糊的因果分析，散播着以事实姿态呈现的猜测。这是因为，这些做大胆猜测的人通常不用担负责任！当事情发生，人们意识到那些人不懂装懂时，骗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不懂装懂会带来破坏性后果，那为何人们还在继续不懂装懂呢？
这很简单，说“我不知道”的代价通常比出错的代价还要高——至少对说话者本身如此。
回想那个准备罚点球的足球运动员。踢向中央成功率更高，而踢向角落则更易保住名誉。所以他踢向角落。每当我们不懂装懂时，其实都在做同样的事：保护个人名声而非提升整体利益。我们都不愿因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事而显得愚蠢或至少被人比下去。装懂的诱因太强大了。
这些诱因还解释了为何那么多人喜欢预测未来。巨大的回报等待着每个大胆做出碰巧正确预测的人。如果你成功预测股市在一年内会增加两倍，那么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你都会在人们的歌颂中度过（还会有人付高价请你继续预测未来）。如果股市大跌而非增加两倍呢？没关系。反正别人早已忘了你的预测。因为没什么人有记录他人预测失误的强烈动机，假装知道未来的代价几乎为零。
2011年，一位年迈的基督教电台传教士哈罗德·康平上了头条——他预测世界末日会在当年5月21日（周六）到来。他警告大家，灾难将至，70亿人口中，除了铁杆信徒都将毁灭。
朋友年幼的儿子看了那条新闻后十分害怕。他爸爸向他保证，康平的预测是没有根据的，但小男孩依然焦虑不安。5月21日将至前的几个夜晚，他都是哭着入睡的；这种经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糟糕。然而周六的黎明到来了，明亮而清晰——世界没有崩塌。而10岁小孩的逞能使小男孩拒绝承认自己曾经害怕过。
他父亲问他：“就算你没怕过，你觉得现在哈罗德·康平会怎样呢？”“哦，那很简单，”男孩说，“他们应该把他拉出去枪毙。”
这惩罚好像有些极端，但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糟糕的预测若不被惩罚，又怎能阻止它们的一再出现？罗马尼亚最近推出了一项举措。那个国家盛产“女巫”——靠预知未来谋生的女人。立法者决定女巫应该受到管理、被征税，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们要为每个错误的预测缴纳罚金甚至被监禁。毫不意外，女巫们都很沮丧。一个女巫以她最擅长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她威胁要用猫屎和狗尸降咒于这些政客。
还有一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会高估自己的所知。这与我们每个人随身携带的道德指南针有关，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
每个人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建起自己的道德指南针（当然有的精确些，有的模糊些）。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事。谁想在对错不分的世界里生活呢？
然而当我们试图解决问题时，最好还是先抛开这个道德指南针。
为什么？
当你纠结于对与错时，不论是水力压裂法、枪支管制还是转基因食物，很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道德指南针会说服你相信答案显而易见（即便事实并非如此），它会告诉你有明显的对错之分（而通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最糟糕的是，它会让你确定自己已懂得关于此话题的一切，于是便不再汲取新知识。
几个世纪前，水手们就发现指南针偶尔不稳定，会使他们偏离航线。这是因为船上越来越多的金属制品，比如铁钉、其他工具与硬件，甚至水桶和按钮都会干扰指南针的磁场。逐渐地，水手们懂得要把金属制品放在离指南针尽可能远的地方。提到这种规避措施，我们并非要你彻底丢弃道德指南针，绝不是这样，仅仅是要你暂时把它放在一边，不让它扰乱你的视线。
思考一下类似于自杀的问题。它涉及太多道德顾虑，以至于我们很少在公共场合提及，仿佛我们用一块黑帘子罩住了整个话题。
而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全美每年约有38000人自杀，是遭凶杀人数的两倍还多。几乎在每一个年龄层中，自杀都排在死亡原因的前10位。因为讨论自杀触及强烈的道德禁忌，所以这些事实鲜为人知。
在写这本书时，美国的凶杀率降到了50年来的最低。交通事故死亡率也处于历史最低点，比20世纪70年代下降了2/3。整体人口的自杀率则几乎纹丝未动，而15~24岁人口中的自杀率在过去几十年内还增加了两倍。
也许有人会想，在研究了过去大多数自杀案例之后，已经找不到新的自杀缘由了。
新泽西州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心理学教授戴维·莱斯特在自杀课题上可以说比任何人都更有研究。他研究的时间更长，内容更深入，角度也更多。他研习了2500多份学术资料，探索了自杀与一系列因素之间的关系，包括酒精、愤怒、抗抑郁药、星座、机体组织、血型、体型、抑郁症、药物滥用、枪支管制、幸福感、假期、互联网使用、智商、精神疾病、偏头痛、月相、音乐、国歌歌词、性格类型、性别、吸烟、精神生活、看电视以及开阔空间。
莱斯特从研究中得出了关于自杀的重大、标准的理论结果了吗？还差很远。到目前为止，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念。你可以称之为“无处归咎责任”自杀理论。你可能认为生活艰辛的人更有可能自杀，实际上莱斯特和其他人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生活质量较高的人群中，自杀行为更为常见。“假如你活得不开心，并且有怪罪的对象，比如政府、经济等，这些对象多多少少能防止你自杀，”莱斯特说，“而当你的忧郁并无可归咎的外在对象时，你才更有可能自杀。我一直用这个理论来解释为何非裔美国人的自杀率较低，盲人复明后为何常出现自杀倾向，以及青春期少年的自杀率为何与他们的生活水平成正比。”
尽管如此，莱斯特承认他和其他专家对自杀问题的理解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对很多方面还不甚了解，比如在企图自杀之前寻求或得到帮助的人占比多少。我们对“自杀冲动”也知之甚少——从决定自杀到付诸行动的时间有多长。我们甚至不清楚自杀者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比例。莱斯特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争议，估算数据范围在5%~94%之间。“人们认为我应该知道‘人为什么自杀’这类问题的答案，”莱斯特说，“而我和朋友们闲暇时常常承认自己真的不知道人为何想要自杀。”
如果连戴维·莱斯特这种专业领域的世界权威都愿意承认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我们岂不是更应去学习？那么，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学习的关键是反馈。没有反馈是很难学到任何东西的。
想象自己是史上第一个试图制作面包的人，但你不能通过实际烘焙来检验配方。当然，你可以任意调整配方。可是你若不能实际烘焙并品尝成品，又怎么会知道是否成功呢？面粉与水的比例究竟该是3∶1还是2∶1呢？加入盐、油或酵母，抑或动物粪便，会有怎样的效果呢？烘焙前要醒面吗？醒多久？在什么环境中醒面？需要烘焙多久？烘焙温度是多少？
即便有了很好的反馈，学习也是需要时间的。（想想最初烘焙的一些面包有多糟糕！）但没有反馈，一丁点儿都学不到，你会永远犯同样的错误。
幸亏我们的祖先研究出了烘焙面包的方法，之后我们又学会了做很多事：盖房、开车、编程乃至分析出何种经济、社会政策是选民所偏爱的。选举恐怕是最草率的一种反馈方式，但它依然是反馈。
在简单的情形里很容易得到反馈。学车时，如果你在山路上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转弯，后果显而易见。（你好，山谷！）然而问题越复杂，便越难捕捉到高质量的反馈。你会获取很多事实，这些事实也许有所帮助，但若想更准确地衡量因果关系，你必须深度剖析这些事实。你或许需要特意通过实验来获取反馈。
不久前，我们见到了某大型跨国零售商的几位高管。他们每年要花数亿美元在美国打广告——大多是电视广告和周日报纸中的宣传页，然而他们并不确定这些广告是否奏效。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金钱角度来看，电视广告的效益大概是印刷广告的四倍。
我们问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他们立刻打开五颜六色、华丽漂亮的幻灯片图表，上面显示了电视广告与产品营销之间的关系。没错，每次广告播出后，销售量都突飞猛涨。真是有价值的反馈，不是吗？嗯……让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又问这些广告多长时间播出一次。高管们解释道，因为电视[2]广告比印刷广告贵很多，所以他们的电视广告都集中在黑色星期五、圣诞节和父亲节这三天。也就是说，公司把上亿美元的广告费花在了那几天本就会去消费的上亿人身上。
那他们又怎能知道是电视广告促进了销量增长呢？他们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或许反之也成立：销量的增长促使公司购买更多电视广告。或许即便公司一分钱广告费都不花，也会达到相同的销量。这个例子中的反馈实际上没有价值。
之后我们又问起印刷广告。多久刊登一次？一位高管骄傲地回答：在过去的20年里，公司在全美250个市场区域每周日都会刊登报纸夹页广告。
他们又怎样得知这些广告是否奏效呢？他们不可能知道。从来没有变化，因而根本无从得知。
我们建议公司做个实验来寻找答案。在科学领域，随机对照实验是千百年来获取知识的黄金准则——如此有趣的事为什么都让科学家做了呢？我们描述了一项可能适合公司来做的实验。他们可以选择全美40个主要市场区域并把它们随机分成两组。在第一组，公司继续购买周日报纸夹页广告。在第二组，他们要彻底放任自流，不买任何广告。三个月后比较两组的销量就能清楚看出印刷广告是否奏效了。“你疯了吗？”一位市场高管说，“我们不可能对20个市场放任自流。首席执行官会杀了我们的。”“对呀，”另一个人说，“那就成了匹兹堡的那个小孩了。”
什么匹兹堡？哪个小孩？
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暑期实习生的故事。那个实习生本该打电话购买匹兹堡地区各种报纸的周日广告，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搞砸了，没有打电话。所以那一整个夏天，公司在匹兹堡多数地区都没能刊登广告。“是呀，”一位高管说，“那次我们差点丢了饭碗。”
所以那个夏天匹兹堡地区的销量发生什么变化了吗？我们问。
他们看看我们，又看看自己人，最后羞怯地承认根本没有想到去查看数据。他们回公司查找并分析数据之后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在那个没有广告的夏天，销售量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这才是有价值的反馈，我们说。公司这几亿美元的广告费很有可能是浪费。而高管们又该怎样确认这一点呢？那40个市场的实验对回答这个问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问道：你们准备好试一试了吗？“你疯了吗？”市场高管再次说道，“那样我们都会被炒鱿鱼的！”
直到今天，每个星期天、每个市场区域的报纸上依然刊登着这个公司的广告，尽管他们曾获得的唯一真实的反馈表明：广告无效。
我们建议的实验虽然在这些高管看来是歪理邪说，但实际上并不稀奇，只是有些麻烦。它能够巧妙地为公司获取他们所需的反馈。我们不能保证反馈结果是高管们乐于看到的——或许他们需要花更多钱在广告上，或许广告仅在某些市场中奏效——但他们至少了解了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一个好的实验妙就妙在，它能够通过一个改变来排除一切复杂因素影响，呈现出因果关系。
可惜，此类实验在企业、非营利性机构、政府以及其他领域中还很少见。为什么？
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统。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机构是综合直觉、道德观以及前任决策者的行事习惯来做决定的。
第二个原因是缺乏专业知识，虽然做实验不难，但多数人没有学过如何做实验，所以有惧怕心理。
不过还有第三个，也是更可怕的原因，解释了为何大多数人不情愿去做实验：他们需要先说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自认为知道答案的情况下还要自找麻烦地去做实验呢？与其浪费时间，不如直接为项目拍板、投资，或者直接批准某项规章制度，而不必操心那些愚蠢的细节，比如它是否奏效。
但假如你愿意进行魔鬼式思考，并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你便会发现设计完善的随机实验具有无限神奇的能量。
当然，也不是每种情形都适合做实验，尤其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在多数地区，至少是在多数民主社会中，你不能随机选择部分人口，并命令他们生10个孩子而不是生两三个，或者20年里只吃扁豆，抑或每天去教堂。所以如果能仔细观察“自然实验”——某种对系统的冲击，这一系统会产生与随机控制人口行为类似的反馈。
我们在之前几本书中探索过自然实验。为了衡量数千万人入狱的冲击作用，我们抓住了几个民权诉讼案的机会——某些州的监狱过于拥挤，这迫使他们释放了数千名罪犯。州长或市长是不会主动这样做的。在分析堕胎和犯罪的关系时，我们利用各州堕胎合法化的时间差，分别研究这种改变带来的影响。倘若所有地区同时允许堕胎，这样的分析便不那么容易进行下去。
天知道，类似的自然实验很少见，实验室实验是一种替代方法。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近来纷纷进行这种实验。他们召集了一大批本科生，分析他们在不同场景中的行为，希望由此了解利他主义、贪婪、犯罪等一切。实验室实验特别利于探索在现实生活中不易捕捉到的行为。结果通常令人惊叹，但并不意味着能获取有用信息。
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实验无法真实再现现实生活场景，反而像学术界的市场调研小组——一小群被挑选出来的志愿者在人为环境中努力完成被布置的任务。实验室实验在自然科学领域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中微子和单孢体在被观察时不会发生性质改变，而人则不然。
还有一个更好的获取反馈的方式——现场实验，也就是说把实验室搬到现实场景中，而不是在实验室中模拟现实场景。你依然在做实验，但实验对象却不一定知晓。这意味着你将收获不掺杂质的反馈。
在现场实验中，你可以随机设计实验，包含实验室里不可能容纳的人数，观察他们对真实诱因的反应，而非教授走来走去给出鼓励时的反应。现场实验若能做好，就能从根本上提升问题的解决方式。
这样的实验已然存在。在第六章，你会看到两个巧妙的现场实验，一个成功地使加州住户减少了用电量，另一个帮助慈善机构集资数千万美元以帮助贫困儿童。在第九章，我们会为你讲述我们做过的最大胆的实验，我们召集了面临重大人生抉择的人——是否参军、是否辞职、是否结束一段浪漫关系——用掷硬币的方式随机为他们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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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验的效力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会让魔鬼式思考者想要尝试实验：它们很有趣！你一旦拥抱了实验精神，世界便成为供你尝试新主意、提出新问题、挑战旧规则的大沙盘。
你或许曾为酒价的天壤之别而震惊。高价酒当真更好喝吗？几年前，我们的同事专门为此做过一个实验。
实验在哈佛的一个学者学会中进行。博士后在这里做学术研究，且每周要与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共进晚餐（非常正式）。葡萄酒是这些晚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学会有着颇为傲人的藏酒。100美元一瓶的酒在这里很常见。我们的一位年轻学者好奇这样的高价是否合理。几名身为葡萄酒行家的老学者向他保证：昂贵的酒通常要比廉价酒好很多。
这个年轻学者决定举行一次葡萄酒盲品会来验证老学者们的话。他让服务人员从学会的酒窖里拿出两瓶陈年好酒，接着他去酒类专卖店买了瓶用同类葡萄做的最廉价的酒，花了八美元。他把三瓶酒倒入四个醒酒器中——从酒窖里拿出的其中一瓶酒被倒入两个醒酒器中。详见下图：
盲品时，老学者们非常合作。他们摇杯、闻香、小口品尝；他们填好了调查卡，标示出对每种酒的评价。他们不知道其中一瓶酒的价钱是其他酒的十分之一。
结果如何？四个醒酒器中的酒得到的平均分是很相近的，也就是说，廉价酒尝起来并不比贵酒差。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发现。这名年轻学者还对比了品酒者对这“四种”酒的评价。你能猜到哪两种酒被认为差别最大吗？1号和4号——从同一瓶酒中倒出来的！
这类发现并不会赢得满堂彩。一位老学者——品酒行家——大声宣布他患了伤风，所以影响了味觉，然后愤然离席。
好吧，或许这个实验不太正规——或者说不太科学。要是能看到设计更完善的实验的结果，岂不是很好？
罗宾·戈德斯坦学过神经科学、法律和法式烹饪，也是一位美食、美酒评论家，他决定做这样一个实验。几个月里，他在全美召集了500余人，组织了17次盲品会，这些人中有初级品酒员、侍酒师以及酿酒商。
戈德斯坦选用了523种酒，价格在1.65美元至150美元之间。品酒者和侍酒者都不知道酒的品种和价格。每品完一种酒，品酒者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这酒怎么样？答案包括：“糟糕”（1分）、“还行”（2分）、“好”（3分）和“很棒”（4分）。
结果所有酒的平均得分是2.2，也就是略高于“还行”。那么是较贵的酒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吗？不是。戈德斯坦发现，实验对象“略微”偏爱廉价酒。他还谨慎地说明，约12%的参与者是内行，他们都接受过某种品酒培训，这些人并没有偏爱廉价酒，但很显然也没有更欣赏贵的酒。
你在挑选葡萄酒时，是否有时会根据标签的漂亮程度做购买决定？罗宾·戈德斯坦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办法并不赖：至少标签是容易区分的，不像瓶里的酒。
注定要成为葡萄酒界“异教徒”的戈德斯坦还要尝试另一项实验。如果昂贵的价签并不意味着更好的口感，那么酒评家给出的分数和奖项还有意义吗？在这个领域最出名的莫过于《葡萄酒观察家》杂志。它对上万种酒做过评论，并把卓越奖章颁发给“拥有上好酒类选择，在价钱和风格上均与之相配的丰富菜品”的餐厅。全世界只有几千家餐厅拥有这个殊荣。
戈德斯坦好奇这奖项是否名副其实。他开了一个虚假餐厅，把它设定在米兰，还为它建了网站和菜单——简单却花哨的意大利菜品的有趣大杂烩。他给餐厅起名为“Osteria L’Intrepido”，翻译过来就是“无畏餐厅”的意思，这个名字源于他自己出的餐厅指南《无畏评论》。“我们想探索两个问题，”他说，“首先，是否一定要有好酒名单才能获得《葡萄酒观察家》颁发的卓越奖章。其次，为获此殊荣是否真的要有酒单上的酒。”
戈德斯坦精心为这个虚拟餐厅设计了酒单，但设计思路和你想象中的不同。在藏酒单上——通常应列出餐厅里最好、最贵的酒——而他选择了品质特别糟糕的酒，包括《葡萄酒观察家》曾用百分制评过的15瓶酒。在这个百分制中，90分以上表示“出色”，80分以上至少是“够好”，75~79分为“中庸”，任何低于74分的酒都属于“不推荐”的范畴。
戈德斯坦选的15瓶酒的得分如何呢？它们平均下来得到了可怜的71分。其中一瓶被《葡萄酒观察家》形容为“闻起来像谷仓，尝起来像腐蚀物”。关于另一瓶是这样说的：“涂料稀释剂和指甲油的味道有点儿重。”一瓶名叫“I Fossaretti”的1995年赤霞珠仅得到58分。对于它的评价是这样的：“有点儿问题……尝起来有金属味，很奇怪。”在戈德斯坦的的藏酒单上，这瓶酒卖到120欧元，而这15瓶酒的平均价格是180欧元。
餐厅是假的，酒单上最贵的酒在《葡萄酒观察家》那里得到的评价都很差，戈德斯坦怎会期待他有可能获得卓越奖章呢？“我猜想，”他说，“那250美元申请费真的是申请过程中很有用的一部分。”
他把支票、申请表和酒单寄了出去。不久后，这家假餐厅接到了《葡萄酒观察家》打来的真电话。他获得了卓越奖章！杂志社还问：“您有没有兴趣在下一期杂志中刊登贵餐厅获奖的广告？”戈德斯坦因此得出结论：整个颁奖设计不过是个广告骗局。
我们问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两个对开餐厅一无所知的人，也能期待着有朝一日获得《葡萄酒观察家》颁发的卓越奖章？“没错，”他说，“只要你们的酒够难喝。”
或许你在想，这类“奖项”多少都是营销噱头。你也明白，昂贵的酒不一定更好喝，打广告的钱很多都是浪费。
不过很多浅显的道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变得一目了然——这需要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去证明。只有当你不再不懂装懂后，才能释放出研究的冲动。不懂装懂的诱惑太大了，你必须变得更勇敢。
还记得那些编造“玛丽去海滩旅行”故事细节的英国儿童吗？研究者们又做了一个后续实验，叫作“帮助儿童在问题无解时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研究者再次向儿童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这次不同的是，他们直接告诉孩子们，要是没有答案，就说“我不知道”。好消息是，这一次，孩子们极为成功地适时承认“我不知道”，也没有影响对其他问题的正确回答。
让我们从孩子们的进步中得到些鼓舞吧！下次当你面对不懂的问题时，请直说“我不知道”。当然，还可以加一句——“但或许我可以找到答案。”然后请尽你所能寻找答案。你会惊讶地发现人们是多么欢迎你的坦诚，尤其当你在一天或一周后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时。
即便进展没有那么顺利——你的老板对你的无知冷嘲热讽，抑或无论怎样尝试都找不到答案——偶尔说“我不知道”依然有另一个更具策略性的好处。假设你已经说过几次“我不知道”，下次当你陷入真实困境、面临无法解答的问题时，直接编造一个答案，每个人都会相信你，因为你是那个疯狂的、常常会承认自己不知道答案的人。
毕竟，坐办公室，并不意味着可以停止思考。
[1]1969年创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原始的官方诺贝尔奖项。官方诺贝尔奖从1906年起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官方名称其实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瑞士银行经济学奖”。至于它是否该被叫作“诺贝尔奖”一直都存在争议。我们理解历史学家和语义学家的反对意见，但接受这个大众认可叫法也无大碍。
[2]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五。这是美国商家每年打折力度最大的一天，可谓传统的打折购物日。——译者注
第三章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论你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请确定你不是在专攻动静较大、吸引你注意力的环节。在你倾入所有时间和资源之前，恰当地定义问题至关重要，若能“重新定义”问题则更佳。
如果说连承认自己不知道都需要很大勇气，那么请想象一下承认自己连正确的问题都不知道会有多难。但要是你问了错误的问题，那很有可能答案也是错的。
思考一个你非常希望解决的问题。或许是肥胖流行病、气候变化，抑或美国公立学校质量下滑的问题。现在问问自己，你认为其中的问题出在哪儿。十有八九，你的观点是深受大众媒体影响的。
大多数人没有时间，或者也不想深思这些大问题。我们更倾向于听别人怎么说，一旦产生共鸣，便将自己的认知附加在别人身上。此外，我们更关注问题中困扰到自己的部分。或许你不同意“学校质量差”这个说法，因为你的祖母是老师，她对教育付出的心血比现如今的老师多。对你来说，学校质量的下降明显是因为有太多糟糕的老师。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美国教育改革浪潮中，关于教育关键因素的理论比比皆是：学校规模、课堂大小、行政稳定性、科技投资，以及——没错——师资力量。毋庸置疑，好老师优于坏老师，整体师资力量自我们祖母那个年代后就逐渐下滑也是事实，部分原因是现如今聪明的女人有太多职业选择。还有，在芬兰、新加坡、韩国等国，未来教师是从最优秀的大学生中挑选的，而在美国，未来教师则更有可能出自班级的后进生。所以或许每个关于学校改革的对话都聚焦于师资力量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最近，海量证据显示，相较于师资力量，还有另外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原因对学生表现的影响更显著：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什么，孩子在家学习的用功程度，以及父母是否培养了孩子的求知欲。少了这些家庭投入，学校能做的会非常有限。学生在校时间只有每天的7个小时，一年180天，也就是学生醒着时间的22%。而这段时间也不都是用于学习的，你还要交际、吃饭，上学、放学路上也得花时间。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生命最初的三四年完全是在家里度过的，与学校无关。
可是严肃人士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时，很少提及家庭在孩子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于，“教育改革”这个词就预示着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怎么了？而现实中更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儿童不如爱沙尼亚或波兰的儿童知道的多？当你变换问题时，寻找答案的方向也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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