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旸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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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学研究试读：
总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既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的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胡绳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第一章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问题研究史回顾一 龟兹的民族与语言
围绕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分期与年代课题展开的考察研究，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在回顾、反思这段学术史之前，有必要扼要了解目前学术界对于克孜尔艺术的创造者——龟兹民族与本土文化的认识。1.龟兹人与吐火罗人
罗兰（Benjamin Rowland，1904-1972）曾感叹说，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问题最是扑朔迷离。而众说纷纭的龟兹民族与语言属性之谜，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1]
塔里木盆地近年发现了百余具欧洲人种干尸，龟兹地区包括克[2]孜尔周边的发现亦是如此。在龟兹地区的石窟壁画上，也把发心供[3]养的世俗人物描绘为深目高鼻、白肤红发的形象。从考古学和人种学的证据可初步断定龟兹人属于印欧人种。韩康信认为：
一部分地中海人种成分沿塔里木盆地北线向东渗进到天山东段地区，并且在渗进过程中，可能比从其南线向东渗进的同类更多与当地居民发生混杂，可能由于后者在数量上占相对优势，所以在这个方向[4]上渗入的地中海人种在体质上逐渐“淡化”……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将龟兹人视为西迁中亚途中留在塔[5]里木盆地的月氏分支。这就牵涉另一个重大课题，即中国史书记录[6]的月氏与西方古文献所载贵霜王国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吐火罗人[7]（希腊Tócharoi，拉丁Tochari，梵tukhara）的关系。虽然月氏在中[8]国史籍中出现很早，但迄今为止其自身的考古学和语言学证据仍是十分稀少。持二者同一说的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认为，吐火罗人原居于塔里木盆地南缘，[9]即玄奘所谓“货逻故国”，后来向东发展到河西走廊一带，成为[10]月氏。贝利（Sir Harold Walter Bailey，1899-1996）从语言学角度，提出Tochari=to（tho-/tu-）+ Gara（一个民族的称谓），而Gara＝月[11]氏，这样就把吐火罗和月氏紧密联系在一起。
另一种观点则以月氏和吐火罗为兄弟部族。亨宁（Walter Bruno Henning，1908-1967）构想，西亚楔形文字中出现的Guti人发展为月氏；而其兄弟部族Tukri发展为吐火罗。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印欧[12]人，在公元前3000年之末二者离开波斯西部，远徙到中国。也有[13]的认为月氏系吐火罗人的一支。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吐火罗与月氏不同，塔里木盆地南缘为吐火罗[14]人原居地，我国古籍所载“大夏”当即Tochari的对音，吐火罗人[15]比月氏先占领Bactria，后来却为月氏人所统治。
在中亚历史舞台上，贵霜王国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格局，因之吐火罗人也备受关注：在中西、中印的物质与文化交流中，[16]他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2.龟兹语与吐火罗语
龟兹使用的语言用婆罗谜（Brāhmī）字母记录，属于印欧语系[17]西支（centum group，Indo-European）。成功的语法分析和翻译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西格（Emil Sieg，1866-1951）和西格林（Wilhelm Siegling）于1908年提出的，他们赞同将之命名为吐火罗语[18]（Tocharisch）。自那以后，学术界一直争论该命名是否确切，这就是著名的“吐火罗问题”（Tocharian Problem）。尽管风险很大，[19]但西格仍然坚持：“反正还是吐火罗”。龟兹语文书包括佛教文学、寺院账簿、商队过所、医学和巫术文献等，它们是了解龟兹乃至[20]西域的社会、历史、经济与政治生活的重要资料。[21]
龟兹词汇保存了大量最古老的印欧语言词汇的因素，并表现出伊朗语和后来的梵语的影响；汉语的影响很小，目前判明的限于若[22]干度量衡单位与月份名称等。龟兹语的释读不仅是了解龟兹民族[23]属性的关键之一，而且，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对于揭示龟兹人的精神世界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对借词的分析，还有助于了解龟兹文化形成过程中各相邻文明起到的作用。最后，龟兹语文书和榜题识读工作的进展直接推动着克孜尔石窟壁画的排年，这无疑是我们最关心的。3.龟兹文化与原始信仰
考察汉文史料记载，自白霸（公元91～107年在位）至于白环（8世纪末在位），龟兹大多数时间一直处于白姓王朝的统治之下，具[24]有相当稳定的王统，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他们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汉地和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早成共识。但是关于龟兹人的民族传统、[25]本土文化和原始信仰，却一直是个谜。就考古发现而言，龟兹人，包括据认为与他们密切相关的吐火罗人、月氏人，其文化始终未[26]得到确认。
从词汇学角度看，吐火罗语称佛为pudñäkte（“佛神”），系用借自梵语的佛pud与指神的本地名称ñäkte构成，无疑揭示出这个复合词依照非佛教神灵的能指原型来构造，揭示出当地原本信奉多神论，而在佛教初传龟兹的时代，佛这个“大神”也被吸纳到当地的万神殿当中。以此为例，回忆佛教始入汉地时跻身黄老神仙之列的经历，对推[27]想佛教进入龟兹人的信仰世界的过程颇有启发。二 克孜尔石窟分期与断代诸说1.格伦威德尔与瓦尔德施密特的观点
在克孜尔年代研究方面，德国人涉足早且影响大。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参与并领导了德国探险队[28]（Königlich Preußische Turfanexpedition）在克孜尔的考察活动，探查并命名了大约70个洞窟（德国学者对克孜尔等石窟洞窟的拟名与现行编号的对照参见附表一至四），并在大部分窟中进行了绘制线描图、平面图及抄写榜题等工作，他忘我的工作精神与训练有素的科学考古素质有口皆碑。其著作描述清晰，记录周详，至今仍具有不容低估的学术价值。由于亲手摹写了大量的重要画面，他对克孜尔石窟壁画风格样式的变化有十分直接而敏感的认识。这种经验使他采用风[29]格的差异作为壁画分类的标准，进而将其确立为分期的准绳。
德国探险队的另一位参与、领导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的著述中，几乎原封不动地援引了格伦威德尔的观点。[30]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继承了格伦威德[31]尔所作的壁画样式分类，并加以深化和系统化（参见附表五）。他除借助写本对壁画题材做了精彩的考订外，对于榜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最突出的贡献即是倚赖205、207窟壁画榜题文字的研究成果，将前二人含糊的断代明确化。其学说被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Berlin，略作MIK）——克孜尔文物在西方的主要收藏地——所采用，很少受到挑战。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32]展览著录，都将瓦氏断代奉为圭臬。
综观格伦威德尔与瓦尔德施密特的分期方法，有两大特点：其一，[33]充斥着“犍陀罗”、“印度”、“伊朗”这样的字眼；其二，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将体现在绘画风格上，反之不同的画风应归属不同的时代。这种认知方法与德国乃至欧洲当时的学术背景——时代精神（Zeitgeist）观念与文化类型学（cultural taxonomy）——密切相关。学者潜意识中受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支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the Great，r. BCE 336-BCE 323）东征的路线被等同于文明推进的路线，包括造型艺术在内。另外，格氏与瓦氏本人的经历和知识结构也决定了他们采用的方法。格伦威德尔对印度、伊朗、西藏、蒙古等地的宗教、神话、美术等都颇有造诣，很多撰著至[34]今仍在必读书目之列；至于瓦尔德施密特，则是哥廷根大学（Universität Göttingen）教授、印度学与佛教语言学大师。在西域本土文化特质尚未廓清之时，两位学者从印度（犍陀罗）和伊朗文化的角度来透析西域美术，也在情理之中。对于风格形式的敏锐感觉和注重文化内涵的大局观，是德国学者留下的宝贵财富。2.克林堡说
相对瓦氏说而言，奥地利学者克林堡（Maximilian Klimburg）的[35]观点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却也不乏创见。国内对于其学说介绍较少，这里稍作转述。
在提交维也纳大学艺术史学院（Kunsthistorische Institut，Universität Wien）的学位论文中，克林堡认为克孜尔石窟的开窟绘塑活动从6世纪初到647/648年前，持续了大约150年。他保留了通过风格对比划分出两个阶段的分期方法，但不赞成用画中榜题作为断代的标准，认为就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字体本身的年代尚不足为据。
他将瓦氏所谓第二印度—伊朗风格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显有伊朗风格的早期阶段（500～575年），风格与敦煌的北魏窟相同，如17窟中的弥勒菩萨与晱子本生的表现方法明显类似莫高窟272、275窟的天宫伎乐或尸毗王本生，后者年代大致在5世纪[36]中叶。二是印度色彩更浓的晚期阶段（575～650年），开始于110窟，这时确立了透视法这一视觉方式；直到6世纪末它还在发生影响，205窟可作代表；他推测最后产生的是224窟（7世纪初）、114窟和38窟的壁画。
至于瓦尔德施密特所谓的第一印度—伊朗风格，他认为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外来风格，不大可能在晚期阶段之前出现。因此他把77、207、212等窟定在7世纪上半叶。这样，针对瓦氏的分期克林堡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意见：第一印度—伊朗风格的出现晚于第二印度—伊朗风格；并且，第一印度—伊朗风格发生于第二印度—伊朗风格的时间段之内，换言之，它乃是后者存在范围之内的一种非主流风格。
克林堡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是对克孜尔石窟下限的推定，对于647/648年唐朝控制龟兹一事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此后，雅[37][38]尔迪兹（Marianne Yaldiz）、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等人的著作都参考了克林堡的意见。
此外，雅尔迪兹看到德国学者建立在题记字体和风格比较之上的年代假设的不足，她近年来的工作重心之一是德藏克孜尔壁画碳十四[39]测年成果的应用，反映在其会议论文当中。17窟在克林堡的年代框架当中是最早的窟之一，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测年成果中它的碳十四年代（237～321年，参见附表九）也排到了最前端。以之为准绳雅尔迪兹找到了8、80、186窟的券顶画以及库木吐喇23、46窟，在深暗的面部线条、过分强调的躯干轮廓等方面它们呈现出强烈的共同点，她由此总结出“龟兹从公元3世纪起兴起艺术活动，并影响到[40]敦煌的北凉和北魏绘画”。我们期待她对克孜尔壁画年代整体框架的进一步研究成果。3.欧美学者的其他意见
除克林堡的学说体系之外，欧美学人对瓦氏说第一、第二风格的序列多无异议。但对于克孜尔石窟是否迟至500年才兴起绘塑之风，尚有不同看法。
在选取参照系时，索伯（Alexander Coburn Soper，1904-1993）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内地，而不是印度、伊朗或中亚。这样，他就走上了一条与格伦威德尔、瓦尔德施密特两位德国学者不同的道路。通过比较克孜尔与敦煌菩萨共通的饰物——飘扬的帔帛和三珠冠，他对西方传统年代说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提出中亚绿洲的艺术活动要比[41]德国学者推测的为早，当出现在4世纪。罗兰也提出，莫高窟的北凉窟无论在风格上还是在形制上，都大受克孜尔影响；并进一步认为克孜尔绘画，无论是第一风格还是第二风格，年代都应该在4世纪晚[42]期至6世纪早期左右。他们的观点一脉相承，但在欧美学术界，这仅仅是两个孤独的声音，回响几稀。其思路是，龟兹佛教艺术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源头，在艺术之源应存在比其流播之地时代更早的作品。除克林堡之外，借鉴莫高窟的学者大多觉得500年为克孜尔艺术上限的看法难于接受。
法国汉学家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0）所持的是一种折衷的观点。针对第二样式他大体赞同德国学者提出的年代（5世纪晚期至8世纪），至于第一样式他更倾向于索伯和罗兰的观点，将克[43]孜尔艺术活动开始的时间提前到4世纪至5世纪中叶。4.中国学者的分期诸说
中国学者自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有条件对克孜尔石窟进行更严格、更科学的考古测量，包括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的测定，也有条件对石窟壁画进行更完备、更细致的调查和观摩。其次，要了解龟兹本身的历史与佛教流播状况，目前仍须寄望于汉文典籍。再者，对于可供比较的河西地区早期石窟，学术界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1978～1979年金维诺教授带领中央美术学院有关人员开展实测、临摹与资料翻译工作，1979年起宿白教授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成立考古系）前往克孜尔进行考古调查，由此掀开了新时期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的序幕。[44][45]
阎文儒、常书鸿等专家都先后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期断代意见，尤以宿白、霍旭初的观点影响较大。宿白堪称系统运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克孜尔石窟阶段划分与年代问题的第一人。他指出了西方学者视野方面的局限性，全面研究总结了洞窟形制，注意到洞窟打破与壁画重层的关系、洞窟改建与洞窟组合的发展等关键线索，列入分期序列的洞窟也较德人为多，这使得克孜尔年代问题研究面貌焕然一新（参见附表六）。在绝对年代的判断上，他应用了碳十四测定结果[46]（参见附表九），这是相对客观的依据。
在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的《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47]卷出版后，宿白的观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并产生了很大反响。同时在索伯和罗兰的启发下，美国研究者何恩之（Angela Falco Howard）指出了原西方正统观点的三点不足之处：不了解佛教在龟兹的传播状况，忽视了河西地区石窟艺术的发展，同时也经不起碳十四测定数据的检验。她着眼于克孜尔石窟与河西早期石窟的相同点，[48]比较其风格样式、建筑细节和图像布置，支持宿白的排年。此外，早些时候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她也曾提出自己对龟兹壁画分期的观点。她从中亚（西域）美术乃是敦煌壁画的原型这一前提出发，列举了以矿物质颜料作画的莫高窟275、272窟（450年），在那里出现了绿色作为对比色，就应是克孜尔第一印度—伊朗风格的传播所
[49]致。
晁华山对龟兹地区石窟群中洞窟组合现象进行了考察，尝试将组合洞窟形成的完整寺院与宗教修行实践联系起来（参见附表十）。[50]此后，意大利学者、任教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更全面、细致地探究了克孜尔的洞窟组合现象，明确了洞窟组合的界定与类型，并以之为单元来思考整个遗址的[51]分布，进而探求各类洞窟与洞窟类型的年代。因其研究思路为宿白、晁华山的延伸和深入，故在此加以介绍。[52]
出于编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克孜尔石窟壁画分册、更妥善地安排图版的考虑，霍旭初等人专门考察了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从历史背景、壁画风格、题材内容、洞窟形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参考碳十四测定数据，将其划分为初创期、发展期、繁盛期和衰落期。由于长期沉浸于龟兹石窟，霍旭初的很多观察细致入微（参见附表七）。[53]5.日本学者的成果
日本研究者全面细致地调查了克孜尔67、179、206、224等窟的壁画收藏状况，为复原壁画残片的位置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克孜尔[54]石窟壁画图像学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
熊谷宣夫拥护两期说，特别提出，两种样式有共时的存在与发展。[55]中野照男认为，瓦氏年代论有稍提前的必要，但不能像宿说那样提早如此之多。他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主要画题——本生图、佛说法图与涅槃图——入手，遵照犍陀罗→巴米扬→克孜尔→敦煌的发展路线，对图像及样式进行验证，结论是克孜尔第二样式的盛期应在[56]6世纪下半叶（北周前后）。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属于第二样式的众多石窟缺乏细致的分析；对佛教艺术发展路线的理解未免过于僵化，缺乏历史文献的支持。
宫治昭（1945～）是参与阿富汗巴米扬（Bāmīyān，梵Bāmiyana，中世波斯Bāmīkān，梵衍那）石窟实地调查的学者之一，[57]他对于克孜尔石窟图像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巴米扬石窟研究的延续和拓展，为克孜尔石窟确定了一个葱岭以东的参照样本。他基本沿袭了德国学者的意见，只是把瓦氏说中处于第二样式早期（600年左右）的67、110、129、198、199窟单独列出来，作为衔接第一、第二样式的过渡样式，以弥补其间过大的时段空白。另外，他根据新公[58]布的图片资料，将81、161窟归入第一印度—伊朗样式之中。总的说来，尽管宫治昭在分析石窟时非常注意运用石窟考古调查成果，关注窟形（“石窟構造”），但从根本上讲他赞同德国学者以壁画样式作为分期的首要指标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近年刊布的新材料，同时又把单纯的样式与绘画题材（尤其是其位置安排）以及窟形结合起来，注重画塑的图像学解释。6.近年来碳十四测年的成果、应用与反思
克孜尔石窟年代学研究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中国、德国、日本的几家学术机构都曾进行碳十四放射性同位素年代试验，得到了丰富的数据（参见附表九）。除先行者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等机构外，近年来日本名古屋大学（1995/1998年）、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1999年）和法兰克福大学（2004年）也进行了相关实验。
中国学术机构测定的数据在宿白、霍旭初等学者关于克孜尔分期[59]与年代问题的研究中均被采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测得的数据很快在2000年出版的藏品图录《奇异神界》（Magische Götterwelten）当中得到体现。2006年12月起，德国柏林的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与原印度艺术博物馆合并，改称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略作MAK）。而今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陈列品说明上，这部分藏品也径直标示“C14-Datum”。如上所述，德国学者在研究中高度重视这批数据。
2003年起，日本名古屋大学年代测定总和研究中心利用被认为技术先进的高频高压Tandetron加速器质量分析装置（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er，AMS）首次对阿富汗巴米扬石窟进行采样和测试，提出的年代范围在450～850年间，大体与历史文献提供的信息与美术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吻合，也存在抵牾的现象（如M窟与J组[60]窟），研究者据此对巴米扬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和修正。此外，对大谷探险队所获吐鲁番壁画（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也采用AMS[61]设备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日本学者还对此前克孜尔尚未采用AMS的试验数据进行了反思，显然碳十四年代与美术史观点之间存[62]在很大分歧。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些窟的试验数据相互之间相差较大。排除那些明显异常的数据后仍可观察到，不但不同机构可能因采样、技术设备的不同而得出分歧显著的结果，甚至同一家实验单位根据同窟、同层位的几个样本测出的年代也可能相差甚远。如果对这样的试验数据加以选择或者有意倾向年代范围的前端抑或后端，那数据实则失去了其科学性与客观性。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从118窟的三个壁画样本（Inv. Nr. III 1065，1064，8412）所获得的年代，分别是263～403年、542～617年与688～771年，三个数据离散分布、互无重合，基本上覆盖了目前学术界能接受的克孜尔现存壁画艺术活动的肇始与终结。这自然是很极端的例子，不过并非孤例。
其次，样本通常选取自壁画地仗层中的麦秸等植物成分，尽管凿壁和绘画通常来说是前后衔接的程序，但毕竟不能等同，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多窟都曾（部分）改建、重修，因此思考数据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种动态的、历时的过程。如60窟两侧像台前壁所绘对鸟衔珠链联珠纹壁画以628～630年为上限（详见第二章第九节），而用前壁中部麦草测出年代为公元70～339年。由于此窟的建造经历了三个[63]阶段，大体趋势是向后凿进、最后改造为大像窟，壁画也存在重绘的现象，因此两个年代数据之间的悬殊是可以理解并解释的。
另外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早年间的一些实验方法被认为是落后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常规碳十四测年技术有了改进，又发明了加速器质谱计数法（AMS），采用了系列样品高精度曲线拟合法，[64]但其测定数据有误差的弊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科学无止境，我们期待更精密可信的碳十四测年成果的出现，同时对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现有数据，也应该有方法论上的思考。在这一点上，考古与美术史领域的学者均有反思。
在巴米扬石窟之外，2006年启动的敦煌研究院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第五期合作保护莫高窟壁画项目针对268、272、275这组早期窟与年代明确的285窟（538～539年）尝试了AMS碳十四测[65]年技术。从公布的数据来看，测年成果基本可信，年代序列以及285窟的绝对年代都得到了反映。这反过来也说明，利用美术史传统方法获得的确凿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经得起碳十四测年的考验。尽管客观说来，克孜尔石窟研究存在很多短板，但个案研究的积累终将建立起一个严密、可靠的年代序列和标尺。在此之前，碳十四数据很难对判断个别洞窟的具体年代起到决定作用，但伴随着历史、宗教与文化背景的逐渐廓清，在能够认定出一组性质接近的洞窟的前提下，这些数据对于宏观掌握这组洞窟的大致年代起迄将会起到重要的参考作
[66]用。换言之，碳十四测年的有效数据在概率意义上有参考价值，孤立使用则缺乏说服力。
即使试验数据会带来颠覆性的视野，最终，它也必须从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语言、交通以及材料、技术、工艺等众多层面得到合理的阐释，才可能成为一种年代学的支撑。三 涉及克孜尔衰落年代的相关研究成果
克孜尔石窟的衰落年代与洞窟的分期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特别列举出来，是因为上述的分期研究更多地牵涉壁画风格的分类，而对其衰落年代的探讨，学者们则更多地针对其历史背景，从社会学等角度着手。
瓦尔德施密特把第二样式第三期的年代确定为650年以后，对于下限没有明确表态。宿白的意见是：
克孜尔石窟的衰落，是伴随大乘佛教逐渐盛行而出现的。但龟兹都城即今库车附近，包括石窟在内的佛教寺院日益繁荣，恐怕是克孜[67]尔石窟逐渐衰落的更重要的原因。
吴焯依据北京大学新疆考察组的调查结果，认为克孜尔石窟艺术[68]风格是一致的，没有明显的起始期和衰退期。至于克孜尔艺术中断和废弃的原因，他对克孜尔废弃洞窟中的刻划图画进行了考古调查，结合史籍关于吐蕃在安西（龟兹）的活动的记载，认为与7世纪[69]末叶、吐蕃攻占安西的军事活动紧密相关。晁华山也强调克孜尔石窟的荒废与战乱的关联，此地自开元初年（713年）起的十几年间[70]曾经驻军，这大概是克孜尔荒废的上限。吴焯还转向从地理因素探索克孜尔形成与衰落的原因，认为：
在古代龟兹，连接克孜尔与包括库木吐喇在内的龟兹政治文化中心，亦即龟兹王城有一条最便捷的交通路线，那就是穿越雀尔达格山脉的渭干河谷道。由于它的存在与繁荣，龟兹王城以西被大山阻绝的佛教胜地——克孜尔石窟寺群得以逐步形成；也由于它7世纪以来，唐王朝对吐蕃和突骑施的用兵，而使得这一胜地急剧衰败，乃至最后[71]废弃。
当然他仍然坚持战争的原因始终是主要的、决定性的。
法国学者热拉—贝扎尔（Robert Jéra-Bezard）延续了西方学者所尊崇的瓦氏分期，并依据克孜尔尕哈25窟右侧壁有苏伐叠王治下（）十九年（642年）虎年第六月八日的龟兹语朝圣祈愿题记（G-Qa 1.1），提出第二印度—伊朗样式最后阶段壁画的下限在苏伐叠王[72]的灭亡时间（646年）。四 近年来克孜尔壁画研究的趋势
克孜尔石窟有60个洞窟的壁画遭到剥取，面积近500平方米，大部分系德国探险队所为。根据德方所制壁画目录索引，当时收集到民俗博物馆的壁画为395块，其中二战后250块下落不明（部分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其余遗珍今保存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赵莉核实了这些壁画原处的洞窟以及存佚情况，并广泛了解到其他海外收藏机构所藏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基本信息，为美术史研[73]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对克孜尔壁画图像的解读与阐释任重而道远。解释图像的核心任务是找到所据的文本。此前国内学者大多依据汉译经典进行考述。可以说，即使目前难以利用龟兹语佛教文献，如果拘泥于汉文本而不能参考梵文等经典的话，就辨识图像而言难以超越马世长、丁明夷等前[74]辈的工作。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莫妮卡·青（Monika Zin）原本是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研究的专家，2005年至今陆续发表多篇关于克[75]孜尔壁画图像辨识的论文，见解精微。中日等国学者的最新成果相对集中于几个方面，如对法界人中像、誓愿画、兜率天宫弥勒的讨论，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后文还将有所涉及。
如果能找到图像对应的文本，进而判断出该文本所属的部派，这将极大地推动对龟兹佛教与文化的探索，打开研究西域文化、中外交流等课题的突破口。这也成为现阶段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关于龟[76]兹曾经流行大乘佛教或者密宗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质疑，目光重新转回到龟兹作为西域小乘学说重镇这一点上来。目前学界多认为最早传入西域的是法藏部（梵Dharmaguptaka），说一切有部（梵Sarvāstivāda）踵继，再之后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梵[77]Mūlasarvāstivāda）。除了大量文献、出土实物一再证实龟兹流行有部而外，古文字学、佛学和考古学家也开始考虑法藏部的影响。[78][79]李崇峰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几乎是《长阿含经》的完整变现，而此经通常被归于法藏部。魏正中则从克孜尔存在两种洞窟组合并独[80]立发展这一现象出发，推测二者分属法藏部与说一切有部。五 重新探索克孜尔石窟壁画分期与年代问题的意义与面临的问题
克孜尔石窟是西域最重要的古代美术遗存之一。深入探索克孜尔壁画，有助于把握龟兹文化艺术的真实性质，准确评价古龟兹人的艺术创造与贡献，为西域与中原文化圈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创造条件。更确切地把握其年代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与基石。相对而言，克孜尔石窟壁画年代研究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有望成为解密西域美术的突破口，进而建立起佛教艺术流播演变的序列与链环。
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年代问题是美术史研究的基本课题，同时它又与石窟考古以及龟兹佛教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关注的视野有所交叉。从美术史的学科性质出发，我们需要正视目前研究状况的长短，充分掌握其他学科的进展。龟兹地区石窟群的考古测量、发掘清理和记录工作的普遍开展，绘塑图像资料的大量发表，为进行风格分析和形式排比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一些个案研究成果亦可应用于分期与排年。克孜尔石窟窟内各部位称谓示意图
欧美学者也承认，克孜尔有些窟的风格可以证实新的假设，但仍坚持认为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得出推翻克孜尔石窟壁画相对排序[81]的结论”。壁画风格的变异究竟能否成为判定年代的依据？从艺术的内在规律看，艺术活动始终存在着创新的要求，在内容与形式上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审美趣味的变化。我们当然要充分估计到一种风格生命力旺盛顽强、长期传承延续的可能性，石窟的建造者与画师塑工别出心裁、匠心独运的可能性，辩证地看待继承与创新两种动力之间的矛盾同一。但是，石窟寺的特殊性对洞窟中的一切构造设施作出了功能规定，壁画这一因素也必然受宗教要求的左右。在综合考虑建筑空间与绘塑安排的前提下，应该说壁画风格、样式与选材的变化能够同步反映时风的变化。同时，风格不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物，其中贯注着创造者的意志与趣味，一种风格是与一定的艺术家群体联系[82]在一起的，这种风格与特定的画师群体存在的上下限是一致的。此外也应看到，讨论石窟的时期与追索具体洞窟的年代不同，前者的结论很难截然分明，但带有先行或滞后色彩的洞窟只能是极少数，不影响从宏观上把握分期。
如果我们不把壁画简单地视为线条与色彩的集合、构图与造型的罗列，而是将它看作建筑、壁画、雕塑共同构成的坐标系中的一个维度，看作体现宗教仪轨的图像程序（Iconographic Program）的载体，看作画师们的创造力与技艺的结晶，那么完全可以说，壁画的样式自身可以成为分期、断代的尺度。在考古学家越来越鲜明地勾勒出克孜尔组合洞窟构成的石窟寺面貌的同时，对图像程序的探索也应该跳出单个洞窟的范围，尝试以寺院为单位来思考壁画的选题、布局及其背后的宗教理念与人文追求。
但是，绘画风格很难成为判断绝对年代的依据。在历史资料不足、绘画榜题和游人题记尚难辨释的情况下，碳十四测定为判断绝对的时间段提供了比较客观的依据。不过，分期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在洞窟年代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就目前技术手段的水平看，碳十四测定数据的精确程度尚难成为相对的排序依据。在一个洞窟之中，开窟、塑像与绘画活动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独立，从壁画的地仗层中所提取的麦秸之类样本与壁画本身关系最亲密，从其他样本中产生出来的实验数据则要疏远一些。
目前，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是，得到解读和披露的龟兹语佛教文献和壁画榜题尚十分珍稀，壁画题材尤其是因缘与佛传的判识不尽如人意，对龟兹各时期奉行的佛教部派也了解得不够准确。因此本文尝试尽量回避这些问题，以免以讹传讹。至于东西文化交通的路线与方向，自是全方位观照克孜尔艺术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若一味地以为佛教美术的传播西为其源、东为其流，西早东晚，忽视各地的具体历史情境，便难免有偏颇片面之嫌。目前，围绕河西诸石窟年代的讨论尚存歧异，而过去百年中对巴米扬石窟时代的猜想推测，亦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何运用龟兹两端的石窟来作对比参照，也是一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本文依据4～5世纪时龟兹与内地佛教关系较密切，而巴米扬石窟材料晚出的情形，主要在早期使用河西石窟作横向比较，晚期涉及巴米扬。注解：[1] 参见M. Deavin，“Aryans Culture Bearers to China，New Evidence of Ancient European Migration to the Orient”，National Vanguard Magazine No.117（March-April 1997）。作者称，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欧洲人种干尸距今2400～4000年，具有北欧日耳曼人种特征，有发达的文化。中亚有一支印欧人种现已绝种，但其存在的证据遗存了下来，这就是吐火罗人，更准确的称呼是Arsi人，相当于梵文arya和古波斯语ariya（“尊贵的”），即雅利安人Aryan。[2] 例如拜城克孜尔墓地晚期青铜时代（根据碳十四测定，这批墓葬约当内地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人骨材料显示，他们属欧洲人种当中的地中海类型，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 2002年第6期；陈靓、汪洋《新疆拜城克孜尔墓地人骨的人种学研究》，《人类学学报》第24卷第3期（2005年8月）。[3] A. 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trans. by A. Barwell，London，1928，pp. 123-124；B. Rowland，Jr.，Art in East and West：An Introduction through Comparis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fig.20.[4]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见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第24页。另外，当地更早的、并非地中海人种的居民也需要加以关注。[5] 黄盛璋：《试论所谓“吐火罗语”及其有关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西域史论丛》第二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6] Indo-Scythian，《逸周书·王会篇》及《管子》中的《国蓄》、《揆度》、《轻重甲》、《轻重乙》作“禺氏”，《管子·地数》作“牛氏”，《穆天子传》作“禺知”。关于禺氏、禺知是否就是月氏，有过不同意见。参见陈世良《月氏音义诠索》，《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7] 参见杨建新《吐火罗论》，《西北史地》1986年第2期；徐文堪《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李铮、蒋忠新主编，段晴、钱文忠编《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王欣《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8] 有学者认为，月氏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从沙井文化与马类型文化中得到某种启示。参见蒲朝绂《试论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9]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有关叙述可推定在尼雅、且末间，见王欣《货逻故国与吐火罗人》，《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文中还提出，“货逻故国”很可能就是汉代的小宛国。同时，有学者推测大宛和小宛有某种渊源关系，可能系从帕米尔东进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参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70～72页。[10] F. V. Richthofen，China Vol. I，Berlin，1877，S. 440。同意其观点的如W. W. Tarn，“Selencid Parthi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VI，1930，p. III；W. Tarn，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 288。[11] 王欣拟将Gara等同于“大夏”一词中的“夏”，这样恰与前缀to-合为“大夏”一语。见《吐火罗之名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12] Walter B. Henning，“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 History”，Society and History，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sel，ed. by G. L. Ulmen，The Hague - Paris - New York：Mouton Publishers，1978，pp. 215-230.[13] A. K. Narain，“On the ‘First’ Indo-Europeans：The Tokharian-Yü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Papers on Inner Asia No.2，Bloomington，Indiana：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1978，pp. 1-28.[14] 此说首见于J. Marquart，Ērānŝahr，Berlin，1901，而后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如王国维、黄文弼等皆同意其说。[15] Thomas W. Kingsmill，“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Eastern Turkestan an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in the Second Century B.C.”，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4，Issue 1（Jan. 1882），pp. 74-104；J. Marquart，Ērānŝāhr Vol. III，Göttingen，1903，p. 204；A. Herrmann，“Sacaraucae”，Pauly Wissows Realencyclopaedie des Classischen Altertums；O. Franke，Beiträ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n zur Kenntnis der Turkvolker und Skythen，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Preuß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Berlin，1904，S. 29；S. Konow，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Vol. II，p. XXII，XLII，etc.[16] 参见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文中认为，从语言角度分析吐火罗人有四支，即焉耆人、龟兹人、楼兰人、月氏人。[17] A. J. Windekens，Le tokharien confronté avec les autr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Louvain，1976.[18] “Tocharisch，die Sprache der Indoskythen. Vorläufige Bemerkungen über eine bisher unbekannte indogermanische Literatursprache”，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 Preuß. Akad. D. Wissenschaften（1908），S. 915-932.[19] E. Sieg，“Und dennoch ‘Tocharisch’”，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37），S. 130-139.[20] 写本最早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除中国本土所藏外，以1903～1904年和1906～1907年的两支普鲁士探险队的收获最丰；还有一部分则由1906～1909年法国探险队带回了巴黎。伦敦、加尔各达、圣彼得堡和日本也有零星收藏，它们分别是印度—英国、俄罗斯和日本探险队的发现品。参见李铁《焉耆—龟兹文及其文献》，《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4期；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G.-J. Pinault，“Aspects du bouddhisme pratiqué au nord du désert du Taklamakan，d’après les documents tokhariens”，Bouddhisme et cultures locales，Quelques cas de réciproques adaptations，Études Thématiques 2，Paris，1994，pp. 86-89。[21] D. Adams，“The Position of Tocharian among the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40.3（1984）.[22] 其他方面的论述另请参见A. Lubotsky，“Tocharian Loan Words in Old Chinese：Chariots，Chariot Gear，and Town Building”，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ed. Victor H. Mair，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c.，1998，pp. 379-390。[23] T. Gamkrelidze and V. Ivanov，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Indo-Europeans，Moscow，1984；D. Ringe，“Tocharians in Xinjiang：The Linguistic Evidence”，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Vol. XXIII，No. 3/4（Fall/Winter 1995），pp. 439-443.[24] 参见刘锡淦、陈良伟《龟兹古国史》之“龟兹王系承袭表”，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第33～34页。[25] 针对这一课题进行的尝试如林梅村《吐火罗神祇考》，《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25页。[26] 林梅村推测，天山至鄂尔多斯一带目前发现的匈奴、乌孙和塞人这些游牧部落遗存中，可能混杂有月氏人的遗存，因为游牧部落的考古文化面貌接近，只是我们的知识有所局限，没有认识到而已。见《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文物》1989年第1期。[27] 参见W. Winter，“Tocharian B ñakte A ñkät ‘god’：two nouns，their derivatives，their etymology”，Journal of Indo- European Studies 15（1987），p. 307；G.-J. Pinault，“Aspects du bouddhisme pratiqué au nord du désert du Taklamakan，daprès les documents tokhariens”，p. 99；G.-J. Pinault，“The Rendering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in Tocharian”，《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0页。[28] 涉足克孜尔石窟的主要是第三次（1905年12月至1906年4月）与第四次（1913年6月至1914年2月）。德国探险队数次考察克孜尔石窟的经过请参见晁华山《二十世纪初德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及尔后的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其中关于研究状况的部分抽取出来增改后发表为《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北京大学考古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著《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德〕玛丽安·耶尔迪兹《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吐鲁番收藏品的由来》，米娜佳·阿不都热依木译，《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シルク＝ロ-ド、仏教東漸とせランドの探検史」，東京国立博物館编集『シルクロ-ド大美術展』，東京：読売新聞社，1996，第235页；Marianne Yaldiz，“The History of the Turfan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of Indian Art”，Orientations Vol. LIII，No. 11（Nov. 2000）。[29] A.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S. 5-6.[30] A. von Le Coq，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Bd. III：“Die Wandmalereien”，Berlin，1924，S. 5-6；Ders.，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28，pp. 29-30.[31] E. Waldschmidt，“Über den Stil der Wandgemälde”，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Bd. VII：“Neue Bildwerke III”，S. 24-30.[32] 例如S. Gaulier et al.，Buddhism i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Leiden，1976。书中部分地方似有出入，如定110窟于500年左右（fig. 12，p. 18），瓦尔德施密特则定在600年左右；又如198/199窟年代为600年抑或650年左右，书中不统一（figs. 104，106，122，pp.50，53）。另如M. Bussagli，Painting of Central Asia，Geneva，1963；H. Härtel et al，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New York，1982；東京国立博物館等编集『ドイツ·トゥルファン探検隊西域美術展』，東京：朝日新聞社，1991；『シルクロ-ド大美術展』。[33] 甚至包括希腊化。如勒柯克即将他的考察记命名为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东突厥故地的希腊化遗迹考察记”）。该书副标题为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zpig：J. C. Hinrichs，1926），英译本即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34] 如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Handbücher der Königlichen Museen zu Berlin Bd. 4，Berlin：W. Spemann，1900；Mythologie du Buddhisme au Tibet et en Mongolie，basée sur La collection Lamaique du Prince Oukhtomsky avec une preface du Prince Oukhtomsky，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Ivan Goldschmidt，Paris：E. Leroux - Leipzig：F. A. Brockhaus，1900；Die Teufel des Avesta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Ikonographie des Buddhismus Zentral-Asiens，Berlin：Otto Elsner，1924。[35] M. Klimburg，Die Entwicklung des 2. indo-iranischen Stils von Kutscha，Untersuchung zur buddhistischen Wandmalerei in Mittelasien，Diss. Univ. Wien 1969；published in G. Hazai und P. Zieme（Hrsg.），Sprache，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Berli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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