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文烽火工作室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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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决胜者003：线式战术时代试读：
本书作者团队简介
周执中：留学美国，业余时间研究欧洲军事历史沿革，并进行相关文章的翻译工作，对欧洲近代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时代战争有着深入的研究与心得。
深河：资深军事爱好者，在轻武器和黑火药时代武备等研究方向上颇有心得，曾为《兵器》等多家军事杂志撰稿，并曾参与《秘密战3000年》一书的编写工作。
吴畋：对欧洲历史颇有兴趣，尤其钟爱近代军事变革史。译有多米尼克·利芬著《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一书，参与多家出版社的近代军事历史图书编写工作，并曾为英国《滑膛军械》杂志（Smoothbore Ordnance Journal）撰稿。目前正在翻译乔纳森·萨姆欣（Jonathan Sumption）的《百年战争》，撰写《帝国旭日——1805年奥斯特利茨之战》。
序言 PREFACE
战争艺术是永远存在着的，不论是在恺撒时代，还是在拿破仑时代。——A. H. 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
17世纪曾被意大利诗人富尔维奥·泰斯蒂形容为“士兵的世纪”。这是因为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从未像那个时代那样“穷兵黩武”。比如15世纪末，西班牙人在“再征服运动”的关键一役中总投入的兵力不过2万人；而到1640年，西班牙在尼德兰战争中，一次性投入的兵力就已超过8.8万人。再比如，法国人于1525年入侵意大利时，只有3.2万人；但当1635年法国准备与哈布斯堡人作战时，就征募了将近15万人。总之，到了17世纪末，法国已经拥兵近40万，欧洲其他强国的兵力也普遍在15万以上。与此同时，西班牙和法兰西一直征战不休，每四年里就有三年在开战；哈布斯堡人每三年就有两年在与别人交战，或与瑞典人，或与奥斯曼人；甚至连东欧的波兰和沙皇俄国，每五年也有四年是战争状态。总之，在那一整个世纪里，欧洲的和平岁月才不到十年。但也正是凭借着这样雄厚的军力，欧洲人才最终压制了奥斯曼帝国那凌厉的兵锋，扭转了两百多年来“东强西弱”的军事格局。
然而以上这一切，与18世纪的全欧洲军事力量大膨胀相比，也显得相形见绌。在那个世纪里，供养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欧洲各国统治者的首要任务。18世纪初，法王路易十四把3/4的岁入用于战争。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则将这个比率提高到了85%！更不必说“不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的军国普鲁士了。在这种强力财政的注入下，1710年，欧洲各国总兵力约有130万，而到了拿破仑时代初期的1793年，单单法国的兵力就已经多达98.3万人！根据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莱因哈特的统计，在1500年到1800年间，欧洲共有三次扩军高峰，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8世纪，并最终使得欧洲在人口仅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兵力却扩张了十倍！
18世纪让17世纪相形见绌的，还有战争的规模与范围。大北方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四国联盟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及被丘吉尔认为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和著名的拿破仑战争，这一系列的对决，将战火燃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扩展到了全球。
而所有的巨变与发展，其实仅仅来自于两项简单而伟大的发明：燧发枪和刺刀！滑膛燧发枪能够让一个农家子弟在经过系统训练后，用几个简单的步骤就轻易杀死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武士。套筒式刺刀则让燧发枪手拥有了足够的肉搏能力，不再需要长矛手的保护，这也意味着其拥有了独立作战的能力。至此，自公元前开始形成的轻、重步兵和轻、重骑兵的四兵种共存并相互克制的作战体系被彻底颠覆。带着刺刀的燧发枪手已经几乎能胜任所有作战任务，占据了战场的主要地位。同时也正是燧发枪和刺刀所带来的士兵训练的普遍化和廉价化，才吸引了欧洲君主们在军队上投入无尽的金钱，诞生出庞大的军队。
为了让燧发枪兵更好地利用其火力作战，从17世纪后半叶起，欧洲的将军和军事家就开始让士兵排成线式横队，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到了18世纪，他们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硕果，以三列横队为基础的步兵线式战术最终成型，并开始统治欧洲战场，开启了线式战术时代。以线式战术为基础和核心的步兵，辅以必要的骑兵和炮兵，让操练、纪律、刻板的战术和科学的炮术，成为18世纪之后战场的最显著特征。此后，经过拿破仑战争的淬炼，这一战术体系得到了改进与升华。
最终，欧洲军队不光在军队规模上，也在官兵素质上，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绝对的领先。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曾说过：“到了18世纪，欧洲的战争已经都由我们今天比较熟悉的那种专业军队来进行了。”可以说，正是线式战术，让18世纪后的欧洲军队确立了军事上的全球统治地位，能够横扫其势力可及范围内的一切敌人！第一篇强盛的根基
命运不会把一支大军送到你的手上，你必须创造、组织和激励这样一支军队。 ——温斯顿·丘吉尔
18世纪中叶，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在战争领域和军队建设方面均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对线式战术所做的改革是同时代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正是因为他的成功，普鲁士军队才赢得了远超其实力的军事成就。也是凭借着腓特烈大帝一手打造的军队与胜利，普鲁士王国在欧洲事务中拥有了显赫的地位。时代与国王两个腓特烈引领下的普鲁士崛起作者／周执中
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并夺取了罗马，但他真的是凭一己之力办到的吗？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崛起于线式战术时代的普鲁士王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欧洲近代军国主义的象征。王国的前身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可以追溯到条顿骑士团，那些戴着羽饰头盔，和斯拉夫人浴血奋战的十字军战士似乎更加强了其尚武的属性。但当王国兴起的时候，那些十字军骑士已经成了旧时代的遗物。普鲁士王国的真正建立者是日耳曼殖民者，他们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那片冰雪覆盖的低地平原上缓慢地迁徙与征服。
而王国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根据记载，其先祖曾在德意志地区西南部的斯瓦比亚山有过强征路费的强盗行为。“索伦（Zollern）”这个词在德语中正是“通行费”的意思。这也似乎解释了这个家族对武力的热衷与追求。渊源：选帝侯与国王
在15世纪早期，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名为“腓特烈”（霍亨索伦家族最常见的名字之一）的贵族，资助了当时正在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西吉斯蒙德。对于当时正为资金发愁的选帝侯来说，这笔资助简直是雪中送炭。事实也证明腓特烈没有看错人，后来成为皇帝的西吉斯蒙德将自己原来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位子送给了他。于是原居住于德意志地区西南部的这个家族搬到了不太友好的东北部地区——勃兰登堡选侯国。这是一个充满了松木、沼泽和沙地的枯燥平原。
新入主的霍亨索伦家族镇压了当地的贵族势力，并一点点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土。在1618年时，选帝侯很幸运地得到了一笔“横财”——东普鲁士。但是这个省份与勃兰登堡本土之间横亘着西普鲁士地区，并由波兰占有。
此外，霍亨索伦家族也试图控制莱茵河下游的区域。在1666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被确认为马克、克利夫斯和拉文堡三个地区的合法拥有者。自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由互不衔接、难以统辖的三个部分组成：核心区域的勃兰登堡、波罗的海沿岸的东普鲁士以及位于西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是对一片混乱且相对独立的公国与城市的统称。这个国家名义上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为尊，实际上是封建地主各自为政。霍亨索伦家族所辖的土地，在经济和文明程度上都远比其他德意志地区落后，并且很难受到外界势力的影响。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其政令就只达奥得河；“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先进的法国文化也没对勃兰登堡的臣民造成多大影响。当地居民是日耳曼殖民者与斯拉夫部落的混合，还有贵族和地主之外的波兰原住民。普鲁士人中，名字以“斯克（ske）”和“施克（schke）”结尾的，一般都能追溯出波兰人的血统。当时人记载：“纵使这些人在外观和行为上都已经彻底地日耳曼化了，观察入微者还是能发现他们那与众不同的粗俗与傲慢，这是根植于他们浮华无礼的天性上的。”
当西德意志的贵族开始成为律师、行政官员和商人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依然以务农为业。他们鼓励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开拓那些贫瘠与多沙的土地。这是一个天生就适合做军官的阶层，他们靠拳头、话语和棍棒进行统治，并十分了解他们的权威系于对血缘的团结与规矩的遵守。一个18世纪的奥地利军官曾写道：“我十分尊敬这个贫穷国家的贵族们。正是这个阶层让普鲁士军队变得如此优秀。”上图：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勃兰登堡－普鲁士的中兴者
17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意志地区导致分裂，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当时的统治者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他十分厌恶普鲁士因几乎毫无反抗能力而在战争期间任由瑞典军队在领土上自由进出。腓特烈·威廉确信，一支强大的武装军队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受轻侮的基础。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种雄心，要建立欧洲大陆上名列前茅的军事力量。上图：勃兰登堡附近哈肯堡的费尔贝林战役纪念碑
不过，建立一支强大军队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并不像法国或奥地利那样富有，所以腓特烈·威廉必须把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人民的价值观都引导到军事上。当时他取缔了贵族议会，重建了财政，还进行了土地再开发。通过这些措施，他建立了一支总数一万八千人，小而精锐的陆军。在费尔贝林战役中，这支军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瑞典军队，并使腓特烈·威廉得到了“大选帝侯”的尊称。
不过，重视军事，并不等于普鲁士人过着“简单朴素的斯巴达生活”。大选帝侯——普鲁士公爵腓特烈一世就是个爱好浮华与富丽堂皇的人，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重大的成就。他首先说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封他为普鲁士王国的第一任国王。除此之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还鼓励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率领普鲁士军队参战，加入英军名将马尔伯勒公爵（原名约翰·丘吉尔，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他的后代）一方，使普鲁士军队和军官都获得了战场经验。腓特烈一世死后留下了一支四万人的强悍军队。继承：国家与军队
似乎是有意与其父亲作对一样，腓特烈一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同样叫作腓特烈一世）反对奢华与享乐。他看重普鲁士人性格中的率直、勤奋和朴素，并着重培养他们。他还鄙视一切华而不实的文学作品，认为军事条令是唯一值得学习的东西。为此，他把波茨坦和柏林的王室公园改造成了阅兵场。在腓特烈一世的寝宫，每天都能听到部队的出操声，偶尔还能听见火炮发射的巨响。
可以说，腓特烈·威廉是普鲁士近代军国主义的奠基者。他对普鲁士军队建设所发挥的作用比他著名的儿子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还要大。1732年，腓特烈·威廉建立城区征兵制度——一种让农民每年参加两三个月军事训练，作为后备力量的制度——保证了国内的士兵来源。除此之外，腓特烈·威廉还把父亲留下来的四万人军队扩充到了八万三千人。这是当时欧洲第四大的军队，而普鲁士王国两百二十五万的人口在欧洲只排第十三位。腓特烈·威廉为了在有限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庞大军队而又不妨碍国内正常生产，开始大量招收国外雇佣军部队（当时欧洲各国都流行招收外国雇佣军，腓特烈·威廉是试图将其设为常备军的先行者之一）。此后，这种制度几乎成了普鲁士王国的惯例。
腓特烈·威廉还创建了普鲁士第一支骠骑兵部队，建立了普鲁士的军备产业，并且计划重新列装普鲁士士兵的燧发枪与佩剑。利格制造商弗朗索瓦·赫努尔帮助腓特烈·威廉完成了武器换代。此后，整个18世纪，普鲁士军队的装备几乎都没有再变更过。1718年，普军还引进了一种新的铁制推弹杆。这种推弹杆比欧洲其他国家使用的木制推弹杆更加高效快速，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燧发枪的射速。此后，射速也成了普鲁士军队的主要追求目标之一。上图：“军人国王”腓特烈·威廉和他的家庭
腓特烈·威廉时代，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是军队服饰的更换。腓特烈·威廉决定抛弃法国式军服（当时欧洲的潮流）花哨的外表与花纹，改用能令人感到严肃与冷静的靛蓝色（著名的普鲁士蓝）军服以代表庄重。当时路德派是普鲁士宗教的主流，而这种军服正能体现路德派的虔信精神以及对忠诚守信、勤奋工作的赞赏。
也是从那时候起，普鲁士人开始展现出被后世人所认识的那种严谨特性。1760年，突袭勃兰登堡的奥地利将军拉西曾把柏林的房屋描述为“耸立在大地上的整齐的步兵连”。这意味着，普鲁士也渐渐给了人们“干净整洁”的印象。
1721年，腓特烈·威廉击败瑞典，夺取了包括什切青（北海的重要出口港）在内的西波美拉尼亚地区。这在战略上是个极大的成功，因为通过这个地区，东普鲁士与核心领土勃兰登堡被连成了一片。
虽然腓特烈·威廉做出了种种令人惊叹的成就，并显著提升了普鲁士王国的国力，但是外国观察家（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仲裁者奥地利）却似乎并不认为他是个威胁：“这个人是如此地坦诚与尽忠职守，因此他不会把军队用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福祉之外。”
在1734年，腓特烈·威廉派遣了一支先遣军帮助奥地利军队在莱茵河上抵抗法国人。这支部队归萨伏伊的欧根亲王（“一个令人尊敬的旧时代的遗迹”）指挥。普鲁士军队得到了欧根亲王发自内心的赞赏：“普鲁士军队是德意志人里面最优秀的。其他的都是绣花枕头。”
虽然腓特烈·威廉是个出色的君主，但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却往往是他残酷暴戾与性格乖张的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家人出奇刻薄，尤其是对王位继承人腓特烈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腓特烈二世（虽然当时腓特烈王子还没有成为国王，但为了方便区分，之后统称为腓特烈二世）——格外刻薄。
腓特烈二世，生于1712年，幼年时受到他人“敏感、睿智、身材优美”的评价。少年时，他受母亲汉诺威的索菲·多萝西亚和姐姐维尔赫迈恩的影响，对文学和法国文化感兴趣，而这些东西正是其父亲腓特烈·威廉所痛恨的。腓特烈二世还厌恶数学和地理，即使这些后来成了军事科学的基础。因此腓特烈二世也就遭到了父亲无尽的痛骂与羞辱。即使有外国宾客在场，老国王也毫不给王子情面。腓特烈二世对音乐的爱好（他能拉小提琴、弹大键琴，最擅长的乐器是长笛）也属于腓特烈·威廉奚落的对象。甚至有一次，腓特烈·威廉忽然冲进王子的房间，把后者珍爱的书籍和乐器全部付之一炬。
因为恶劣的家庭关系，1730年，腓特烈二世做了一次尝试，试图穿过西德意志逃往法国。两个年轻的军官与他同行。但这次出走很快就被发觉，腓特烈·威廉对儿子的叛逆举动火冒三丈，将其列为逃兵，交给法庭审处。
在普鲁士，逃兵要被判处死刑。当时外国观察家都屏住了呼吸，想看看腓特烈·威廉是否真的会狠下心来杀死自己的血亲与继承者。普鲁士的法庭也感到很为难，最后只得宣布无力判决这个案件。于是，王子被转移到昆斯特林的一座城堡里监禁，而和其一同出逃的军官少尉冯·卡特，则在王子房间窗户下的广场被斩首。
同年11月，腓特烈二世向其父亲表示无条件效忠，总算走出了监禁并开始参加一些地方行政工作。从这个时候起，腓特烈二世学会了将公私事务分开处理，不让公务受到私人感情的影响。一段时间后，腓特烈二世因为要出席姐姐与拜罗伊特侯爵的婚礼，被允许重返柏林。腓特烈·威廉也开始考虑对儿子进行军事教育，他对儿子说：“弗里茨（对名为“腓特烈”的普鲁士国王的通用昵称），记住我跟你说的这些话。永远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比军队更好的朋友。而且没有它，你也不能生存。我们的邻国处心积虑地想要毁灭我们，我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企图，而总有一天你也会的。不要浪费时间在幻想上，而要实事求是。君主只有在这样的原则中才能获得和平与安定。”
实际上，腓特烈二世此前已经接受了一些军事教育，并且是由负有盛名的普鲁士将军负责的。腓特烈二世的老师之一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绰号“老德绍”。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老德绍就曾在布伦海姆和卡萨诺战役里与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并肩作战。1712年，他晋升元帅，并作为参谋长整训普鲁士军队，提倡将军事活动作为普鲁士人生活的重心，即使和平时期也是如此。他撰写的军事著作《以史为鉴》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里普军的重要教材。除军事指导工作以外，老德绍还负责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教育。1739年的普鲁士王储，日后的腓特烈二世
不过直到18世纪30年代，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教育还是很薄弱，而且由于讨厌数学和地理等重要的军事学科，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已经身为名将的腓特烈二世都不能画出一张正规的军事地图。总之，为了对腓特烈二世实行良好的军事教育，老德绍在1715年至1720年间将普鲁士与瑞典作战期间的军事命令整理成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十六条战略大纲。这份文件在1738年被呈献给腓特烈二世。上图：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外号“老德绍”，是普鲁士近代军队的训练者
除了性格粗暴的典型士兵老德绍，腓特烈二世还有一位重要的军事指导人，那就是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库尔特·克里斯托弗·冯·什未林。什未林出生在瑞典治下的西波美拉尼亚地区，在荷兰与瑞典军队中服过役。1720年，他作为一名历经沙场的老将加入了普鲁士的军队。就个人品质来说，什未林尊崇法国文化，并且努力保持上流社会的作风。在1741年的战局中，什未林还写信给腓特烈二世道：“我身边的葡萄酒已然告罄，现在只能悲惨地以啤酒度日。陛下，请给我送一桶莱茵河上的葡萄酒过来。您并无缺乏美酒之虞，所以想必不知道没有它时的苦楚。只要有一桶葡萄酒，我就能与我英勇的战士们畅饮干杯。”
每天早上骑上战马之前，什未林都会独自在房间里祷告。他的勇气和力量几乎与老德绍不相上下。他还在腓特烈二世的第一场战役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曾有人统计发现，什未林所带领的部队是七年战争里普军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支，远比按老德绍的方法训练出来的部队情况要好。此外，什未林与部队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人（包括腓特烈二世）都要长。在敌人的领土上，他的部队也总被赞赏军纪严明、秋毫不犯，而这并不是普鲁士军队的通常作风。
1731年11月27日，由老德绍领头的军官团觐见了腓特烈·威廉国王，恳请恢复王太子在军队里面的职务（当时他依然是逃兵身份）。腓特烈·威廉恢复了他儿子军官的身份，还让他去指挥戈茨的步兵团。这是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个实际指挥事务。
正像当时普军普通的步兵团一样，戈茨步兵团由两个连组成，有七百人，驻扎在柏林西北四十英里处的新鲁平和瑙恩。在这里，腓特烈二世获得了短暂的平静。除了日复一日的出操训练外，他终于可以把空闲时间花在诗歌和音乐上。他还经常去不远的费尔贝林战场观摩，并听那些参加过战役的老兵讲述当年的情况。一种军事荣誉心慢慢地在腓特烈二世的心中觉醒了。
每年4月，步兵团上校都要把他们训练的步兵带到柏林，让国王检阅并接受审查。当时腓特烈二世初步彰显了他优秀的能力，他训练的戈茨步兵团总是得到老国王的赞赏。因此腓特烈二世在1735年被拔擢为少将衔。因为腓特烈二世在军事表现上的改善（倒不如说是心意的转变），父子俩的关系也在慢慢恢复。
说一下题外话，腓特烈·威廉还有一个怪癖是偏爱高个子士兵。他建立了一个三千人的“巨人掷弹兵团”，根据一些记载，这些人里面最矮的也有六英尺（将近1.83米）高，还有一些竟然能达到八英尺（约2.43米）的高度。不过这些高个子的来路并不光明正大。他们许多都是从德意志各地以拐卖和强抢的方式带来的，有时还会引起外交纠纷。这类搜集士兵的活动王太子有时也参加。腓特烈二世继位后，“巨人掷弹兵团”解散，只留下一个营纪念前国王。
对高个子士兵的喜爱是历史学家关于腓特烈一世国王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因为这似乎从侧面反映了腓特烈·威廉乖张暴戾的性格，也能验证他对家人和侍从的刻薄。但鲜为人知的是，腓特烈·威廉亲自写作，在其死后才发表的《政治遗嘱》里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小心翼翼，以不让奥地利皇室对普鲁士的力量产生嫉恨。因此，我拼命追求实际上完全不感兴趣的两样东西：金钱与巨人士兵。只有在这样伪装的怪癖下，我才能聚集大量的财富与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不被奥地利所注意。现在这些遗产由我的继承人任意使用，而他不再需要我使用过的面具。”老国王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崛起：名将与战场
腓特烈二世在戈茨步兵团学习了一定的军事理论与指导经验，而更深入的军事实践已经在前面等着他了。
1734年对腓特烈二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旧时代中最伟大的将军——欧根亲王，并得到了他第一个实际参与战争事务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一开始，这场战争只是波兰王位候选人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后来却扩大到了莱茵河边，导致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以奥地利为领导，远算不上一个统一的帝国）发生武装冲突。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方的军事指挥官正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
为了支持这场冲突中的奥地利一方，腓特烈·威廉派出了一支为数一万人的军队，包括五个步兵团与三个龙骑兵团。这支军队在4月份离开柏林，而腓特烈二世与他的军官团6月份在莱茵河边加入了这支部队。
7月7日，腓特烈二世到达了维瑟河谷。在那里的指挥部，他与欧根亲王互相恭维了一番。他还与冯·格勒斯费尔德将军共进午餐，并兴致勃勃地听后者讲解加农炮运作的原理。敬酒时的碰杯声与法国炮兵的轰击声交相辉映，让腓特烈二世感到很兴奋。
其实当腓特烈二世到达欧根亲王军中时，法国正以九万五千人的部队包围莱茵河边的要塞——菲利普斯堡。要塞周围崎岖的地形使法军不得不分成三部分，而靠近莱茵河德国沿岸的那部分法军大概有五万人。当时欧根亲王手上的兵力有七万四千，虽然总兵力稍弱，但占了局部优势。欧根亲王在打土耳其人时曾面临过更大的劣势，因此这次人们也寄望于他以少胜多的能力。
7月8日，腓特烈二世登上了瓦赫－豪塞尔，并观察了法军的阵势。之后，他返回普鲁士军队视察。中途他撞见了欧根亲王并且被邀共进晚餐，发现这位闻名遐迩的老将显得衰老而苍白无力，似乎勇武不如当年了。上图：萨伏伊的欧根亲王。1697年，他在森塔战役中击败了御驾亲征的奥斯曼苏丹穆斯塔法二世的十万大军；九年战争中，他与马尔伯勒公爵协作指挥布伦海姆战役，重创法军；之后，他在意大利歼灭法国军队，极大地扩充了奥地利的势力
7月9日是腓特烈二世此次远征中最活跃的一天。他击退了一队进犯的法军士兵。然后在一次穿越森林的骑马侦察中，他成为法国炮兵的目标，从天而降的炮弹撕裂了他身边的林木，而他依然保持镇定。事后，他的勇气得到了欧根亲王的高度赞赏。晚上，欧根亲王和维滕堡公爵来到这位年轻英雄的营地，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准备离开时，腓特烈二世给了公爵一个友好的亲吻。欧根亲王立马转过头说道：“好吧，看来殿下是嫌弃我这苍老和布满皱褶的面颊了。”“噢，怎么会呢！”腓特烈二世答道，随即给了老亲王几下大声的亲吻。
腓特烈一世在7月13日到达欧根亲王的营地，两人随即会面。在谈了许多问题之后，腓特烈·威廉话锋一转，谈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就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王太子能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士兵？欧根亲王让腓特烈·威廉完全不必担心这点。亲王表示，腓特烈二世不仅仅会是一个优秀的士兵，更会是一名伟大的将军。
但是在战局中，欧根亲王的伟大似乎已经消失了。对于法军对要塞的重重围困，欧根亲王并没有施行任何有效的解围措施，甚至连基本的妨碍工作都没有开展。7月18日，腓特烈二世从维瑟河谷望见了要塞向法军投降的整个过程。四天后，欧根亲王焚烧了无法转移的辎重并拔营向内卡缓慢撤退。8月2日，腓特烈二世见识到了糟糕的参谋工作是如何让一支七个纵队的大军减员成四个纵队的。
此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军在内卡山谷的海德堡扎营。法军并未试图威胁这个新营地，因为很明显奥军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腓特烈一世在8月15日离开了军队，而王太子腓特烈二世还要继续在军队里待一段时间。海德堡营地成了德意志各地王公贵族的聚集地，腓特烈二世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蔑视之情。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里结交了一个好友——奥地利的约瑟夫·文泽尔·冯·利希滕施泰因亲王。他比腓特烈二世大十六岁，两人属于忘年交。亲王作为一名热忱的艺术赞助者，帮助腓特烈二世建立了艺术收藏馆。同时他也是奥地利炮兵的改革者，后来在七年战争中对普鲁士步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两个人的友谊保持了几乎一辈子。
因为法军明显占据优势，而且法国得悉俄国想要参战的意图，迅速与奥地利缔结了合约，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就这么不温不火地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欧根亲王的表现乏善可陈，当年在意大利的大胆进取的精神似乎完全消失了。但英雄识英雄，他对腓特烈二世的评价证明，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保持了一名伟大将领所应具有的敏锐眼光。欧洲近代军事史上奇才涌现，风流人物总能独领风骚。在上一个世代，欧根亲王和马尔伯勒公爵被誉为最伟大的军事奇才，但如今他们也只是旧时代的遗物了。薪火相传，旧人逝去，新人引领世代，这场战争正是这样一个见证。
欧根亲王不光敏锐地预见了腓特烈二世作为将领的潜力，对普鲁士的看法也是入木三分。普鲁士军队的专业化给欧根亲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北部边境上将会出现一个比土耳其和法国更可怕的敌人。
虽然在腓特烈二世等新人的活力面前，欧根亲王是显得过于衰老，但腓特烈二世对欧根亲王其人没有任何正面评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腓特烈二世很久之后才认识到了欧根亲王对他的教益。1758年，他写道：“如果我对军事这行比较艰深的方面有一知半解的话，我把这归功于欧根亲王。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一点，指挥官应该随时抓住大的目标（主要的、更重要的目标），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资源投入到这一目标之中。”在那个时候，“大战略”这个术语尚不存在。腓特烈二世在这方面的意识来自于欧根亲王的遗产。
其实，在腓特烈·威廉死前，奥地利和普鲁士就有了关系恶化的倾向。奥地利对普鲁士在德意志各国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感到恐惧，因此在西日耳曼公爵领地的继承一事上对普鲁士百般阻挠和诘难。在莱茵河战役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普鲁士的援助，之后又在1735年私自与法国签订了合约。腓特烈·威廉明白，自己的儿子，日后的腓特烈大帝，会给自己主持公道的。他为了普鲁士国力的增长，辛苦奋斗和隐忍了一生，就是为了能将他的继承者解放出来，不再像历代普鲁士君主那样对神圣罗马帝国谄媚奉承。
总之，腓特烈二世在军事行为上的改善，逐渐缩小了他和他父亲的裂隙。1740年5月28日，这对父子达成了和解。当时腓特烈·威廉已经病入膏肓，几天后便撒手人寰。“多么恶劣的一个人啊，”腓特烈二世在很久以后说道，“但他公正，明智，深知治国之道……正是通过他那不知疲倦的努力与工作……我才能达成我今天的成就。”
腓特烈·威廉是个糟糕的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度过了一个很糟糕的童年。与此相对，腓特烈·威廉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国王。他为普鲁士从地方强国一跃而成为欧洲五强之一打下了基础。当腓特烈二世放弃对兴趣的追求，站在国家统治者角度看事情时，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伟大。日后受到欧洲军事界顶礼膜拜的腓特烈大帝，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父亲，想必也是一种“英雄识英雄”吧。时代：开明君主与有限战争
1740年，腓特烈二世戴上了皇冠，成了普鲁士的新王。从普鲁士的勃兴到腓特烈二世的逐渐成熟，都是霍亨索伦家族的纵向影响。同时代人对腓特烈二世的横向影响，我们还没有谈到。其实任何人都是在家族的纵向影响和时代的横向影响下塑造成型的，只是对不同的人来说两种影响的大小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一种都不可以忽略。
腓特烈二世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两个重要概念：开明专制和有限战争。
在历史学家给腓特烈二世贴的各种标签中，“开明专制”是很重要的一个。当时欧洲正值启蒙时代，人们开始思考政治结构与君主制度，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是否是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为臣民们谋最大的福利，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合理性的标准。总之，符合这一标准的国王便是“哲学王”。一个“哲学王”应该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改革教育与法制，实现行政合理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便是开明专制拥簇者中的先驱。伏尔泰相信“一千只老鼠的民主不如一头狮子的独裁”。腓特烈二世和伏尔泰曾结成一种比较亲近的私人关系，伏尔泰想让腓特烈二世成为理想的开明专制君主，而腓特烈二世则钦佩伏尔泰的学识。
腓特烈二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符合开明君主的标准。整个欧洲都曾称赞他对懒惰和迷信者的痛恨。1736年，伏尔泰称赞腓特烈二世将成为难得的“哲学王”。鉴于伏尔泰当时在欧洲声望日隆，所以这个称赞对腓特烈二世来说可谓十分受用。1739年，腓特烈二世写下了他的第一篇论述君主责任制的文章——《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一书的反驳》。在伏尔泰的帮助下，他修改了这篇文章，并在1740年发表为《反马基雅维利论》。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现代政治学的开端。其最显著的观点是：君主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完全不需要讲任何道义。而在《反马基雅维利论》中，腓特烈二世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君主，第一种是自己看到并掌管一切，第二种是把所有事务交给他们的大臣。”很明显他想要当第一种。关于君主的责任，腓特烈二世认为，首先是牢牢地抓紧军队，然后是通过工业、农业与教育的繁荣，实现国家实力的和平增长。人民拥有宗教自由，但不会出现宗教狂热。至于自私自利的士兵，则以铁一般的纪律进行约束。除此之外，为了臣民的利益，在三种情况下进行战争是适当的：第一，防御已经发生的敌国侵略；第二，维护君主的合法权力；第三，防范潜在威胁。
有一种说法认为，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思想对普鲁士的军事发展没有什么益处。但事实恰好相反，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环也不为过。君主发起战争的三个正当理由里，第三条“防范潜在威胁”，正是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突袭西里西亚和在1756年闪击萨克森的理论依据。再后来，为了国家利益不宣而战简直成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政治信条。在一战德国的步兵操典中，甚至有“不惜一切代价冲向敌人”的进攻性准则。腓特烈二世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点，但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之后两百年的德国军事。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腓特烈二世那个时代，战争还没有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烈。除了武器的原因外，“有限战争”的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的历史中，有一种政治均势的情况。每当出现一个强大的大陆力量，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以维持大陆均势。没有哪场战争是以亡国灭种为目的的，战争导致的无非就是一些边界省份和偏远小国（如意大利和德意志数不清的公爵领地）的频繁易手。这也造成欧洲从未真正地得到统一。
七年战争的情况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腓特烈二世的敌人愿意以惊人的精力去参加战争。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切断波兰走廊，而这是普鲁士的重要补给线（包括谷物、牲畜、马匹、人力的补给）。就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史蒂芬都通过向普军贩卖补给品而赚得盆满钵满，要知道当时普鲁士可是他的敌人！1748年，弗朗西斯·史蒂芬曾请求英国舰队封锁热那亚，但又精神分裂般地以托斯卡纳大公爵的身份反对这个行动。上图：弗朗西斯·史蒂芬。他是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妻子是赫赫有名的玛利亚·特蕾莎
总之，腓特烈二世所处的时代依然是个贵族观念横行的时代，全体国民同仇敌忾对付外敌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被抑制的。法国文化和法语在欧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状况被吉本称为“欧罗巴共和国”（有趣的是，1813年欧洲各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对抗法兰西第一帝国时，盟军间互相交流使用的仍是法语）。真正意义上的“骑士精神”就是从这种世界性的贵族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中世纪骑士的精神可一点不美好）。当时各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其他国家贵族之间的亲近度要高于与他们本国中贱民阶层的关系，皇室间的通婚则加强了这种意识。和平年代，一个专业军人可以不断更换自己侍奉的君主，而人们也不会指责他朝秦暮楚。就连国家间的敌对关系都只是一种局部和暂时的状态。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战，是当时的人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这些贵族，帮助欧洲缔造了“有限战争”的状态。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贵族们宣称要通过出身高贵与否来决定是否减免税收。军队的特权垄断阶级也阻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平民的晋升。腓特烈二世则只从军队的现役步兵里提拔城市中产阶级，其他人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同时，在18世纪，受教育的贵族阶层开始接受理智主义的熏陶。这种哲学积极地认为，人能够纯靠脑力对所有令人感到迷茫和困惑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处处可见此种由热情带来的傲慢。不过，虽然大部分物理世界已经被力学和化学原理所照亮，军事工程师也开始以科学计算来发展围城与堡垒的模式，当时的人们依然怀疑：是否整个战争本身就不太适合用理性来分析？（当时自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争学原理，就连今天也很难确定是否能把战争定性为一门科学。）上图：赫尔曼·莫里斯·萨克斯，出生于萨克森，为法国大元帅，曾在丰特努瓦战役中大败英奥荷联军。著有数本军事著作，颇有名气。他提出了具体的作战原则，但认为战争不能以科学原则来概括
因此，著名的莫里斯·萨克斯元帅和其他一些人开始认为，战争是与拥有良好体系的科学原则相悖的。他在1752年写了一句话：“一场战役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也最危险的行动……一名伟大将军的将道能在如下方面看出来：以明智和确实的策略来达成战役目标，期间不冒任何风险。”当时的人认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能通过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或用轻步兵掠夺乡间资源（奥军尤其擅长这点）来抢占先手，或者诱敌深入，巧妙地调动敌人。但即使如此，萨克斯还是认为“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律，唯独战争是一无所有”。
总之，在18世纪，将军们总能找到相当多的理由和机会来避免一场战役。那时的军队是由几十个团组成的僵化团体，很难分散和灵活行动。把一支军队搬到战场上，是件相当折磨人的事情。从行军序列转换到战役序列就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空当敌人早就溜走了。因此在18世纪，一场会战（指双方真刀真枪拼杀过的）的正面意义要高于负面意义。一旦进入到武装冲突的阶段，双方就会通过炮击和近距离燧发枪齐射来互相屠戮。此种经历总是让军官感到悲痛不已，倒不是说他们对士兵有人文关怀，而是每个士兵死亡都代表着三年口粮和训练的浪费。
但是腓特烈二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同时代人身上的这种禁锢。1740年，他二话不说就突袭并夺取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并相信奥地利无胆也无能来抵抗，他可以不受打扰地享受胜利的果实。但腓特烈二世严重低估了奥地利的恢复力，因此在1745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他不得不打了好几场危险的会战，并种下了日后七年战争的祸根。在那场战争中，他差点以彻底失败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腓特烈二世划时代地把寻求决定性会战当作他的军事原则。这是因为他的敌人大多拥有更强大的人力物力，战争一旦拖得太长，资源的劣势就会把普鲁士给压垮。在那个时代，没人像腓特烈二世那样要求部队快速行军，也没人像他那样把作战时间延长到冬季（此前按惯例欧洲冬季是不作战的）。在春季，他也比任何人都早地恢复了军事攻势。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前期就几乎消耗完了他的雇佣兵部队（雇佣兵在普鲁士军队中占一半左右），因此他不得不依靠本国士兵以“爱国激情”来作战，这在18世纪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举动。不过，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在军队里面填充外国雇佣兵。另外，他对普通士兵几乎毫无怜悯可言。如果这些士兵是萨克森人或者俄国人就更惨了。这从1760年腓特烈二世对马格德堡的野蛮炮轰就能看出来。
总之，腓特烈二世看上去与他的背景和环境格格不入。一个青年时令人失望的王储变成了大选帝候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优秀继承人。作为18世纪名人的代表，他十分接近理想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定位，但却不是一个“有限战争”的践行者。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极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统治着一个不怎么“欧洲化”的国家。
但是不管如何，其实腓特烈二世可以被视作欧洲近代君主和将军的缩影。他们在历代先辈的纵向影响和同时代的横向影响下，依托着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在鼓点和横笛声中，排着整齐横队，手持上着刺刀的燧发枪，直面炮火与死亡”的线式战术时代，并以此为基础，在两个多世纪里拥有了全球军事霸权。横队与士兵简述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作者／周执中
一切战术都基于迅速将部队列成纵队、在行进中展开成横队的科学。 ——米歇尔·奈伊《军事研究》
对于战史研究者来说，18世纪是个不容忽视的时代，因为它在线式战术（也就是俗称的排队枪毙）时代中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如果说拿破仑战争是线式战术时代战争艺术的巅峰，那么18世纪最为重要的一场战争就可以说是直接启发了这个时期诸多通用的军事法则。
这场重要的战争，就是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七年战争改写了欧洲的地缘政治，使人们注意到一个新兴强国——普鲁士的兴起，也让普鲁士军队成为欧洲舞台上的新兴强军。
普鲁士军队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此前它默默无闻，人们对它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年战争中任人宰割的模样，然而它却在七年战争中爆发出了极大的军事力量，仿佛从洪荒中忽然走了出来（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腓特烈大帝率领下的普军通过七年战争的一系列战役，取得了巨大的威望，以至于战后各国都致力于以其为模板训练自己的军队。
这支军队的成功与腓特烈本人的领导自然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腓特烈是欧洲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军事指挥官；另一方面，腓特烈善于军事改革，能将许多对军队来说本来不利的要素转化为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优点。
普鲁士的步兵向来被认为是其军事系统中的基石，是普鲁士在虎狼环绕和重重围困下依然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虽然如此，奠定普鲁士步兵力量基础的并不是腓特烈大帝本人，而是他的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对于这支继承而来的高度专业化的步兵军队，腓特烈评价为“一件美妙绝伦的乐器”。因为这支部队无论是纪律还是操练在欧洲都是数一数二的，在战场上总是能随指挥者的意向奏出美妙而精准的旋律。
相比之下，腓特烈继承而来的骑兵和炮兵就没有那么让人满意了。在西里西亚战争前期，普鲁士的骑兵在奥地利骁勇善战的匈牙利骑兵面前完全落在下风，导致普鲁士军队的粮食征发和情报收集都遇到了很大困难，让奥军处处抢了先机。当时的普鲁士骑兵只有在庆典表演和徒步状态时才可一看，战斗时士兵不能很好地驾驭马匹，指挥官也过于愚蠢而不知道如何下命令。而胸甲骑兵，腓特烈认为他们就是一群“骑在大象上的傻大个”，甚至在阅兵中都能摔下马来。既然没有祖辈的余荫，腓特烈只能自己想办法来提升骑兵部队。
至于炮兵，腓特烈一直把他们看作不符合普鲁士军队贵族精神的二流士兵。对炮兵的歧视在当时的欧洲是普遍的，尤其是法国人，他们认为炮兵“机械又呆板”，和那些贩夫走卒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毫无荣誉精神可言。虽说如此，腓特烈依然意识到了炮兵的重要性。在其初登王位之时，普军拥有下属六个炮兵连的一个炮兵营。1741年，腓特烈开始建立第二个炮兵营，包括一个连的炮兵下士和五个加农炮连。炮兵下士被分配在其余五个连中，负责榴弹炮和臼炮的保养以及某些特殊作业。1758年，一个炮兵连被扩充为三百人。1762年，腓特烈进行了炮兵再组织，每两个团分配三个炮兵营。由此可见，炮兵在普鲁士军队里面的重要性一直在提高。上图：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虽然腓特烈大帝没有从无到有地建立其高效率的步兵部队，但与步兵有关的一切制度都是在其统治时期臻于完美的。一开始十分贫弱的骑兵和炮兵部队也是在他的大力改革下成为劲旅的。因此，说腓特烈是普鲁士军队重要的奠基人并不为过。接下来，笔者将对普鲁士军队的军官、士兵、步兵、骑兵、炮兵做出说明，分析他们在普鲁士军队里面扮演的角色，以及腓特烈大帝对他们的影响。虽然很多人对腓特烈大帝本人及其军队赞赏有加，但也要注意，任何组织与个人都有弱点与缺陷。这些缺陷有时能造成很大的战略失误，有时则在胜利光辉的掩盖下让人难以察觉。如何看待这些缺陷，就交给读者们自己去判断了。上图：“军人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虽然一生中从未指挥过任何重要战役，但他却是普鲁士强军尤其是步兵的创造者，在骑兵和炮兵方面也有所建树普鲁士军官团
从普鲁士的军官团开始介绍普鲁士军队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是因为军官团在整个军事组织中的地位就好像大脑之于身体一样，更是因为普鲁士军官团的整体风格在欧洲军官团中独树一帜。
腓特烈大帝对军官团的要求十分苛刻。军官被要求从青年时就拥有扎实的军事专业知识、对艰苦环境与身心痛苦的适应力，还要能够接受可以预见的贫困晚年生活。与此相对，普鲁士军官则享有比其他军队军官更高的地位与荣誉。
腓特烈·威廉一世培养了普鲁士军官团的吃苦耐劳精神。其他国家的国王把自己包裹在锦缎、花边和丝绸中的时候，腓特烈·威廉与他的军官穿着相同的制服，甚至军队中军阶最低的军官都能声称自己穿着“国王的外套”。他的继承人，腓特烈大帝也注重加强国王与军官的整体荣誉感。他以和对陆军元帅相同的态度接见普通的下级军官，并且不允许任何指挥官侮辱普通军官。曾有一位来自奥军的将领冯·雷本蒂施打破了这个原则，粗暴地对待他的僚属（在奥军中这很常见）。为此腓特烈在1743年12月23日专门致信道：“我必须申明，普鲁士军队中从以前开始就存在，并且今后也会一直保持的惯例是，指挥官应该避免任何对军官的个人侮辱，或者有可能激怒对方的待人处事的做法……不管其他军队习惯如何，你这种行为与普鲁士军队的荣誉是相悖的。”上图：腓特烈大帝身着普鲁士近卫军第1营的服装
同时，为了维持军官团的贵族荣誉感，腓特烈规定军官不能与乡野村夫同行。军官应该寻找军阶更高的人做志同道合的同伴，从他们身上学习良好的作风和更高的追求。不过，即使坚信军官比平民地位高，腓特烈和普鲁士军官身上也没有那种19世纪德国军官的傲慢，反倒实行了保护平民的政策。军官与平民起冲突时，腓特烈也会优先袒护平民：“军队里面任何人，上到指挥官，下到鼓手，都不应该欺压普通百姓。军官或士官犯此戒者将会立刻逮捕受罚，普通士兵则予以鞭刑。”
理论上来说，普鲁士军事阶层是一个紧密的贵族圈子。腓特烈赞赏贵族们的忠诚与勇敢，因此他认为自己负有阻止资产阶级兼并土地的责任（大部分贵族都是容克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相对）。防止资本主义的精神渗透也被认为是对普鲁士军事社会有益的。例如腓特烈写道：“如果普通人被允许拥有土地，那么他们会开展各种各样的行业，这对他们的品质是有害的，而绝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军官。”而在骠骑兵、工程师与炮兵中，平民军官占了很大比重。
除了为塑造普鲁士军官团的贵族精神而苦下功夫外，国王看重的还有“成分”。腓特烈大帝曾经赞赏过他父亲将军官团中出身与地位不符的人清除出去的行为。他本人也在七年战争过后清除了军队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1786年腓特烈大帝去世时，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在总数7000人中只占十分之一。在高阶军官里面这个比例更加不均衡，大抵有689个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而中产阶级出身的只有22个。
虽然在普鲁士军队中，贵族出身是晋升的重要标准，但贵族品格与生活风格被看得更重要。因此军官不允许从事商业或其他有损身份的活动。虽然如此，投机行动是屡禁不绝的。骑兵团得到新补充的马匹时，骑兵军官经常会参与高盈利的非法马匹贩卖而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些活动中近卫军指挥官沙特尔上校是佼佼者，他的活动范围太大，甚至曾被波茨坦的犹太人状告不公平竞争。
虽说如此，“贵族中心主义”的政策并不是特别极端。将军中就有许多低出身的人。比如犹太人康斯坦丁·所罗门、符腾堡的中产阶级翁施、优秀的托拜厄斯·库姆佩尔（鼓手之子），至于外号“混球”的迈尔将军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有时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也能担任一些颇有名望的团的指挥官。如冯·罗迪希将军就是近卫掷弹兵营的首长，而他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连长。又比如冯·施托尔彭将军，一个普通牧师的儿子，担任了第一步兵团的指挥官。
曾有好几十位普通军官在证明自己拥有腓特烈心目中的“贵族精神”之后，被腓特烈擢升为贵族。大卫·克劳埃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布伦瑞克－贝文的一名50岁的燧发枪兵，他在1744年12月12日于布拉格第一个冲入了济卡贝格堡垒，因此英勇表现被提升为贵族，而可以自称“大卫·冯·克劳埃尔”。
在普鲁士，对“贵族”一词的定义比其他国家要宽松得多。像法国军队那样坚持“至少有四分之一贵族血统”的情况在普鲁士是不可能出现的。以法国标准仔细考究的话，普鲁士很多贵族都担不起贵族之名。实际上大多数德国新贵只要简单地在自己的名字之中插入一个“冯”字就行了。
对于腓特烈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军官里到底有多少贵族血统，而是他自己是否拥有对“贵族”的权威定义权（指能拔擢平民到贵族的权力，以及塑造贵族整体精神的权力）。因此像18世纪70—80年代法国贵族害怕被新兴资产阶级取代而走上极端的情况并没有在普鲁士发生。事实上腓特烈本人更偏爱出身贫困的军官，因为“他们最尽忠职守和对岗位负责”。
因此，虽然他对普鲁士军官的要求是严格的，但也具备很好的包容性，同时具有军事指挥才能和贵族精神、德才兼备的军官能得到任用。因为经常保持军官团贵族精神的思想教育和“纯洁性”，军官团成了国王手中贯彻其军事思想的最有效工具。
18世纪的普鲁士军官团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的。柏林军官学校从1717年创立开始，到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结束，共接纳了1400名学生，其中有39名最终成为将军。二世统治时期则有2981名学生，最终41名成为将军。
军官学校接纳年满13岁的学生（在七年战争时期被调到了10岁），学生接受一定的军事教育之后，就被派到军官、士官或教授手底下工作，三年期满，就可以正式入伍了。军校设在腓特烈大街附近，从前是个斗兽场，内含学习室、宿舍和食堂，可以一次性容纳400名学生。
关于生源的问题，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解决方法简单粗暴。他把年轻贵族子弟的名字全部列出来，在其中挑选一部分，然后用卫队护送强制其入学。军校的环境是粗糙而严苛的，但腓特烈·威廉试图说服心怀忧虑的家长这种成长环境对孩子更有利。
直到腓特烈大帝上位时，学校的情况才有了改善。他规定：“教师不得再粗暴无礼地对待在校学生。他们必须作为贵族和未来军官的身份以正确的礼节相待，而不是像农奴那样。”同时他也把注意力放在了学校的教育上面，聘请有名的教授来军校授课。每年军校中表现最为优异的12名学生会被送往贵族学院进修。这个学院里到处都是达官显贵的子弟，生活奢侈且前途光明，学生日后能出任高级军官或外交官。上图：普鲁士士官生和残疾老兵
军校中的有能人士一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军团，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像“相亲”一样，学生必须用自己的进取心、能力或者人脉来影响军团上校（团指挥官），或者给其留下深刻印象，以此进入自己想要加入的团。挑选新晋军官一般选在冬营时期进行。如果是皇家青年侍从的话，那晋升就更快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得到了理想的职位。
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裙带自然是少不了的。大多数团的指挥官都会通过私人关系招募军官。比如年仅15岁的克里斯蒂安·冯·普里特维茨，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拿着母亲给他的睡衣睡袋和被子枕套加入了贝文团，而原因仅仅是他和指挥官的副官有远亲关系。但这种一般的容克地主子弟在被选中之后，往往会被编入普通的队列。
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弟弟一进去就被分配了武器：“虽然我是兄弟中年长的那一个，但我的体格和力气都不如弟弟。训练是漫长又艰苦的，每次军官要我们举起燧发枪的时候，我的刺刀都会掉在地上。好在他并不会因此而责怪我。”
像普里特维茨这样的容克子弟，在接受一定训练之后就会被提升为自由下士。虽然自由下士连准尉的标准都够不上，但也是军中下级士官的重要储备资源，地位比普通士兵要高。每天都必须待在团里的自由下士对军队的训练内容必须十分熟练，并且负有扛军旗的特殊责任。这样的自由下士若在战时履行指挥责任，那也就是实际上的士官。七年战争后腓特烈大帝更强调了自由下士的重要性，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提到应该把自由下士也纳入到军队的训练体制里面去，因为他们对士官责任和军队训练都十分了解。
自由下士之上，年轻的军人会晋升为准尉。准尉，顾名思义是不完全的军官，事实也的确如此。准尉要履行的义务很多，但作为军官所拥有的特权却很少。他们在要塞中没有免费营房，也不能像军官那样携带侍从。聊以自慰的是准尉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冲锋陷阵，当营连组成战线的时候，他们总是站在队列的最后一排。一个老兵针对这点发牢骚道：“这些轻佻的准尉把阅兵当作舞会散步一样，只是漫不经心和无脑地跟着大队走。”
准尉再升上去就是正式的军官了。普里特维茨声称从准尉到尉官的转变是个不可思议的过程。他成为尉官的时候，得到了一件二手且布满弹孔的外套，获准穿马靴而不是原来准尉穿的长筒橡胶靴。虽然如此，他仍为自己新得到的独立小型防水帐篷和骑马与驮运特权感到欢欣雀跃。这似乎很能代表普鲁士年轻新晋军官的普遍情感，他们除了义务以外终于也拥有特权了。
正如自由下士需要为准尉扛旗一样，尉官也要协助连指挥官处理大多数日常琐碎事务，而薪水却很微薄。因为薪水很少，尉官必须依赖连里的奖金，奖金多少完全是看连长心情。一个步兵中尉每月能拿13泰勒18格罗申（泰勒和格罗申都是德国的货币单位），少尉和准尉都是11泰勒。所谓的“免费军装”是直接从第一个月的薪水里面扣除的，大概3—4泰勒。较差水平的伙食每月要花4泰勒。而新买一双靴子可能还要6—7泰勒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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