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莫瑞(作者), 廖文静(译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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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简史试读：
前言
1980-1990年间，澳大利亚沉浸在由1988年庆祝欧洲移民定居澳大利亚200年引起的历史追忆中，因而受到批判。历史的新关注点是澳大利亚土著被殖民者驱逐，欧式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女权主义者质疑长久以来澳大利亚历史的正统论调：澳大利亚历史讲述的是工人的成就，澳大利亚是工人的天堂。这些新关注点加剧了人们在阅读澳大利亚历史时内心的不确定性。
1980-1990年间还有过欧洲人到澳大利亚是侵略还是移民的争论。该争论因为保罗·基廷的缘故延续到了1990至2000年。保罗希望人们能接受他对历史的重塑：澳大利亚历史独立于英国史，阅读澳大利亚史不必把注意力放在一战、加里波底战役，而应该多注意二战和澳大利亚智囊机构科科达。保罗希望以此鼓励工人运动中真理的信徒们。随后上台执政的是首相约翰·霍华德，人们反对他将澳大利亚历史诠释成黑臂章版本：环境破坏带来灰暗的基调，少数民族被镇压，澳大利亚失去了原有的让民众自豪的英国精神遗产。大众支持历史重新叙述真实的伙伴情谊，让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光荣国家，无论在加里波底战役和西部战线前哨作战中，还是在板球和其他运动盛事上，澳大利亚人都团结一心，表现出众。霍华德的历史战争将历史本身卷入雷区，让学生们无所适从，不知如何看待历史才算正确，同时也开始厌恶争论。澳大利亚史变得乏味、遍布争议、狭隘又无趣，成为大家尽力回避的话题。
偶尔，当海外游客或少许追求自我完善的读者问道，阅读哪些书籍以了解澳大利亚历史较为可行时，我很难给出一个明确且全面的回答。罗伯特·莫瑞所写的这本书涉及这场严肃争论的敏感论题，然而他并未深陷其中。本书的目的是讲述澳大利亚如何发展到今天，作者从最早乘木筏或独木舟穿越浅海到达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居民开始，一直讲到托尼·阿博特政府的建立。
曾几何时，只需短短一卷书就能道尽澳大利亚的历史。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历史的长度、广度、深度都得到了拓展。本书不仅叙述千年前土著的澳大利亚时光和现今频繁更迭的政府，并充分挖掘历史故事本身的复杂性。本书某些篇幅可能会让带有成见的读者感到失望，但更多的读者会体会到本书的卓越之处，尤其在对澳大利亚经济政治发展的阐述上，不仅让人感到刺激和兴奋，还能从中了解到详尽的信息，得到启发。贝弗利.金斯敦写于珍珠滩2013年12月
致谢
历史写作需要团队合作，我由衷感激那些撰写了澳大利亚历史的众多作者，正是他们的工作激励我创作了这本书，尤其是早期激发了我的创作兴趣的弗兰克·柯隆，约恩·L.伊德里斯和玛丽·格兰特·布鲁斯，以及其他数十位作者。
图书馆员也是我想要感谢的团队中的成员。在此，我由衷感谢白理图图书馆、拉特罗布图书馆、米切尔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领地图书馆、塔斯马尼亚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图书馆的众多帮助者，以及一些小型图书馆——墨尔本的海湾图书馆以及新南威尔士州的彭里斯图书馆——的帮助者，吉姆·科恩和约翰·马尔瓦尼在土著史前时期的专长也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
在此，也非常感谢为本书配图的漫画专家。
还要感谢一些以其他方式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的老朋友们：安德鲁斯·邓达斯、彼特·埃勒里、凯文·希尔弗蒂、伊恩·杰尔夫、贝弗利·金斯敦、约翰·莱克、安得烈·莱蒙、马尔科姆·梅登、托尼·梅登、让·穆林斯、吉姆·默里、彼特·赖安、吉姆·厄舍、凯特·怀特、简·威尔逊和凯斯·文沙特尔。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利瑟市议会委托我（和凯特·怀特）写一本有关于1800一1860年间澳大利亚早期居民的历史书籍，这也是本书写作的契机。在研究期间，那些久远以前的刑满释放人员和土著居民于我而言，就像变成了有着真实面孔并存活于世的人，此次委托还包括了用塔鲁格语和顾林凯语写作的书《彭里斯和圣玛丽1860年的历史》，由Hargreen于1988年作为200周年纪念项目出版。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约翰和西尔维亚·穆雷——他们对祖先的记述构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罗伯特·莫瑞墨尔本2013年12月
1 木筏和航行
当代的旅游者可以在伦敦、洛杉矶、新加坡、东京等城市的崭新的高科技机场乘坐大型喷气式客机来到澳大利亚。回顾历史，造访澳大利亚并非易事。第一个造访这片南部大陆的人类很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或帝汶岛，在澳大利亚的北海岸登陆。然而，这一重大事件并没有被记录留存下来。直到17世纪，才有关于澳大利亚的记录。基于人类学、考古学和气候研究的现代侦察工作表明，人类大概在6万年前或更早的时间，至少4万年前就已到达澳大利亚。对于现代人类的历史来说，这是很早的。人们相信现代人类首次进化是在约10万年前的非洲，在7万—8万年前现代人类进入现在的阿拉伯半岛，之后由此地向世界各地扩张。尽管也有一些理论认为人类迁徙还有源自亚洲的路径。现代人类可能很早就进入了印度地区，并由此进入印度尼西亚，然后到达澳大利亚。人类直到5万年前或稍晚的时间才进入欧洲，人类到达不列颠和美洲的时间则要更靠后。
这些首批移民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土著的祖先。一些移民群体已经到达澳大利亚多年，然而对这段长距离迁徙的人类历史，人们能确定的信息很少，只能确定这些早期移民是通过木筏或者简单的船只到达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和印尼群岛间的海沟在冰川时代缩小到了100公里，这一变化在距今10万年到1万年间影响了地球。更高纬度的海水凝结成冰。这个巨大的变化降低了热带地区的海平面，使得澳大利亚的海岸线远超过现在的范围。纵观历史，气候变化是人类迁徙的重要原因。
那些在澳大利亚甚至世界上都引人注目的、非凡的人类古代遗迹在20世纪之前并未被世人了解。这些人类的生活在无声的岁月里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无数石刻和壁画遗迹，偶然留存的人类骨骼化石向今天的人们诉说着那几乎难以想象的遥远过去。在土著们的口头传说中，遥远的过去是一段梦幻时光，拥有神异能力的祖先创造出了土著社会和习俗，他们用歌舞来表达对信仰的虔诚，土著文化糅合着土地、周遭的自然和看不见的精神力量。冰后期的澳大利亚注：科学家们现在以Sahul命名它。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国土范围都在变化。地图显示了土著人的祖先来到澳大利亚的各种可能路线。（《土著与白人研究》，马尔科姆·普兰蒂斯）
在千万年的岁月中，土著们繁衍生息，散布到澳大利亚大陆各地。米尔杜拉（Mildura）附近的瑞福利纳（Riverina）西部地区，有近30000年历史的蒙哥湖遗骨和其他大量发现显示，土著在30000年甚至更久远以前曾居住在这里。他们甚至往南到达了塔斯马尼亚岛。距今10000年前，居住在地球上少数得天独厚地区的人们开始了农耕生活，澳大利亚的土著们也在此时发展出狩猎与采集的生活方式。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狩猎动物，包括鸟类、鱼类，采集、树根、种子、浆果等。人们的住所很简陋，如用树枝和树皮搭建的窝棚和山洞，人们通常过着游牧生活——为了寻找食物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土著社会的改变很缓慢，虽然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发展，比如捕猎的武器和狩猎的技术。他们的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是个周而复始的封闭社会，少有改变。纵观整个大陆，他们有超过300种独立语言。
从留存下来的有限信息来看，澳大利亚土著的生活方式和世界各地的采集渔猎社会类似，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过去
10000年来，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传播到澳大利亚，直到白人定居澳大利亚才开始出现变化。部分原因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一块孤立的大陆，而不同地区的人相互接触是农耕方式得以从一个社会传至另一个社会的主要方式。此外，澳大利亚的土著社会也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因为人口激增的压力而促进社会发展。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欧亚大陆被逐渐驯化的动植物，如牛、羊、马、小麦、稻米和其他粮食作物都没有在澳大利亚出现。袋鼠和负鼠是土著们的食物，然而它们都不能被驯化。频繁的旱涝灾害也让人们没有定居某地开展农耕生活的想法。
土著的渔猎生活导致他们没有可以做成糊状物的谷物和动物奶制品，这限制了社会人口的增长。母亲只能以母乳喂养孩子，直到他们可以咀嚼粗糙的食物。哺乳期过长导致母亲在此期间不能怀孕，意味着渔猎社会比农耕社会的生育率更低。孩子们在户外出生意味着母亲要冒极大的风险，很多妇女年纪轻轻就死去。由于这些原因，土著家庭成员都很少。渔猎社会中的土著人口增长很慢，即便几千年后，当欧洲人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时，土著人口依然少于一百万。注：成千上万的土著雕刻实例以及澳大利亚现存的古代岩石艺术，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以上石块来自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南澳的东部地区。（默文.邓达斯）注：图中所示是1963年弗洛姆在南澳德文唐斯附近的马累河进行考古发掘的登录地点。5000年前的原始储存，分层中有一层是种类丰富的动物，是土著们收集的食物。CD.J.Mulvaney)
第一批造访澳大利亚的海外来客，目前最可信的是荷兰人，虽然中国人、印尼人和葡萄牙人很可能是更早的来访者。从1520年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北部的很多岛屿，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岛。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以雅加达为基地h当时叫作巴达维亚），1660年后，逐渐推进贸易和殖民，在印尼为荷兰获取利益。但当时荷兰人对从印尼获取的利益并不热衷。和欧洲在海外的势力一样，荷兰人主要将目光投向热带湿地地区，寻求糖、香料和其他本国国内无法获得的资源。澳大利亚的土地看起来干涩又贫瘠，当地土著过着原始生活，无法赢得当时欧洲海外势力的关注。注：韦兰德拉湖泊水系，是拉克伦河的分支，大约30000年前的完整水系。(p.克拉克）
几个荷兰航海家在1606年到18世纪中期，曾短暂地到达澳大利亚，他们命名的几个地方现在仍沿用当年的名字。第一批荷兰访客是率领“小鸽子”号的威廉·杨兹。他的船队在卡奔塔利亚湾着陆，想要通过这个海湾探索印尼东部。最为人熟知的到访者是阿贝尔·塔斯曼，他是雅加达总督。塔斯马尼亚最初的名字源于它的欧洲发现者安东尼·范·迪门，他在1641一1642年及1644年被派遣到雅加达。塔斯马尼亚有一座山峰和一个酒类品牌的名字都源自塔斯曼的船——海姆斯凯克。塔斯马尼亚的城镇兹翰，得名于塔斯曼的军舰。塔斯曼甚至发现了新西兰，他的船员给予这片土地一个荷兰名字。然而塔斯曼航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到通往南美太平洋海岸的南部通道，那里的居民正在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荷兰人想要探究殖民该地的前景。塔斯曼的第二次航行，是为了寻找到太平洋的北部通道。塔斯曼提出了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是两块独立大陆的看法。他绘制了大部分北部海岸线，并把向南部的大陆块命名为新荷兰。英国人最初也沿用了这个名字。
到访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英国人是有着持久影响力的冒险家威廉·丹皮尔。澳大利亚白人爱国者们认为，他是现代澳大利亚的真正发现者。尽管丹皮尔只受过极少的教育，但他被认为是个天才，他用心地准确记录了所到之处的见闻。他也是第一个环游世界的人。1687年，为了能去太平洋航行，36岁的丹皮尔在巴拿马参加了一支由海盗和叛国者组成的航海队伍，他们有艘叫“小天鹅”的船。一些同行者航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战利品和赃物，而丹皮尔在自己的记录本中写道：好奇心的满足胜过获得财富。
1688年，“小天鹅”号从帝汶岛出发，向着澳大利亚荒芜的西北部海岸线航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掠夺的东西。不久，丹皮尔（不机智，不够圆滑）写道：他发现当地的土著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尽管他更多地提到土著生活的物质简朴，而不是不幸和寒酸。在他最终返回英格兰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环游世界的新航行d的书，这本书使他成为了解南太平洋地区的权威。人们对这片区域的兴趣迅速增长，尽管人们的关注点更多是在印尼、菲律宾和新几内亚上，而不是多沙、干旱的澳大利亚西部。丹皮尔的名气使得英国政府委任他为皇家海军罗巴克号的船长，组织一次观察和发现之旅。他再次到访澳大利亚西北部海岸，很可能到达了未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并记录了很多他观察到的细节。在当时，这片大陆对人们没有明显的经济利益上的吸引力，但丹皮尔到访的这片区域，在多年之后，为亚洲提供了铁矿和天然气。在随后的著述中，关于他到访更远的热带湿地区域的航海经历激起了英国人持续的兴趣，虽然他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兴趣远比对澳大利亚的兴趣浓。丹皮尔激起的兴趣使得澳大利亚最后成为白人的殖民地。
同一时期的其他到访者也对澳大利亚有着深刻且重大的影响。印尼群岛的渔民开始到达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1720年被认为是他们到达的起始年份——捕获海参。这种美味据说是一种昂贵的性兴奋剂。这些常规的没有文字记录的航行，除了使一些印尼人和澳大利亚当地土著女性成为伴侣，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陈。他们可能助长了性病在土著中的蔓延。然而，18世纪80年代，爪哇早已有之却少被外界知晓的天花侵袭了印尼中部的苏拉威西岛。天花对人口的毁灭性打击是前所未有的，而在英格兰和爪哇，由于天花长期流行，人群已经免疫。这种致命的疾病在苏拉威西岛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苏拉威西岛的渔民也被认为带有这种疾病虽然没有文字记录，因为那时候的人对疾病传染的机理并不了解并将它带到了澳大利亚。对于澳大利亚封闭的土著人群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疾病。大概有半数土著死亡，他们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而疾病随后在澳大利亚大陆上肆意蔓延。
没有多少证据能直接证明发生过的事，除了1789年悉尼新移民留下的记录。但研究表明，土著的人口数量在18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20年代都有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天花。这也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基于算术统计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土著人口的估计数量从白人移民到来前接近100万，减少到1788年约25000到30000人，土著人口减少在19世纪是常态。印尼通常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传染病发源地，但20世纪70年代，对全球范围内消除天花的详细追踪及后续研究项目都表明，印尼的苏拉威西岛是最可能的源头。①
丹皮尔在西方引起的大众对澳大利亚的兴趣在他死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詹姆斯＂库克船长开启了奋进号的考察之旅。英法两国的远航记录者和航海家使西方对这片土地始终兴趣不减，并建议母国在新不列颠进行殖民。新不列颠现在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部分。这里曾是法国的流放地。虽然只是模糊的推测，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相信存在着一块广阔的南方大陆。一百多年来的各种零星发现满足了大家的设想和兴趣，但还不到要付出巨大努力去寻找这块大陆的程度。
1767年，英国社会科学的领导机构皇家学会，决定认真对待此事。由政府出资，皇家学会决定在全球几个特定地点观测1769年6月金星经过太阳表面的过程，这是很罕见的天文学事件。计划中的一次航行是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观测金星，此外还要对太平洋做更全面的探索。皇家海军中尉詹姆斯＂库克，是约克郡的农民之子，时年40岁，被任命为此次航行的指挥官，航行所用船奋进号是由运煤船改装而成的。库克的事业始于海滨的运煤船，此后他因详细的海岸线绘图和对加拿大及纽芬兰的探索而声名鹊起。
塔希提观测任务结束后他的全体船员也和可爱动人的塔希提姑娘们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库克向西进发，去往未知之地。他在1769年10月到达新西兰，自127年前塔斯曼之后，库克成为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欧洲人。库克花了6个月时间绘制新西兰的地图，确定两座主要岛屿的存在。其后，他否定了三条最可能取道巴达维亚回英国的线路，决定找寻通往名声在外的未知南方大陆（或者叫新荷兰）东部海岸的线路。
第一位登上奋进号的中尉扎卡里·希克斯，在1770年4月20日观测到了现今维多利亚州马拉考塔附近的海岸，库克船长把这块区域命名为希克斯角。由船长来命名新地标是欧洲的一个悠久传统。库克指示军舰继续向北，并在一周之后到达了博特尼湾（也叫植物湾），现在是悉尼主要的集装箱口岸。他的船队在未来的石油精炼点克内尔附近抛锚。
库克一行人花了一周时间休整并收集当地的植物样品。约瑟夫·班克斯，船上的植物学家，时年27岁，是林肯郡富裕乡绅之子，聪明、充满热情。此后他获封爵士，是澳大利亚的国父之一。伦敦方面把他看作是新大陆方面的卓越专家，很长时间里他都以此宣传自己。班克斯热心收集悉尼地区的各种植物并进行了分类。这些植物当时还不为外界所知晓，库克因此命名该地为植物湾，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注：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1770年在植物湾登陆的记录。（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奋进号靠岸时，只有少数土著好奇地靠近岸边，大多数土著被吓得四散而逃。两个土著向船只发起了攻击，阻止奋进号靠岸，引发了一场小冲突。土著向船体投掷长矛，船员们用毛瑟枪向天发射，枪声吓跑了土著们。从那时起，土著开始和陌生的来访者隔绝，彼此接触很少。
英国水手们沿着东部海岸持续航行，绘制他们所到之处的陆地轮廓，标明地标。直到船只撞上了大堡礁，船体被礁石击穿，漏水严重。库克调配人手启用抽水泵，费劲地继续航行，克服了困难。库克和他的船队可能在今天的奋进河边的库克镇附近靠岸。这块地区现在隶属于昆士兰州。库克一行人在岸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修理船只，这是他们第二次真正踏上澳大利亚海岸。一次短暂的冲突过后，当地土著们也开始避免和库克一行接触。但库克记录了大概40个当地语言中的单词，并在日记中提到土著们的温和：他们比我们欧洲人要幸福；他们完全不了解现今欧洲追求的既奢侈多余，又快捷便利的生活。
库克的船队在8月时到达并考察、命名了约克角。他们发现长期以来大家怀疑，却未被证实的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间的海峡确实存在。欧洲人首次通过这个海峡是在1606年，由西班牙人路易斯·托雷斯实现的，这个海峡也以此命名。船队在一串连接在一起的小岛上靠岸，库克把它们命名为占领岛。1770年8月22日，库克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并正式宣布整个东部海岸地区以英王乔治三世的名义命名为新威尔士，不久这个名字扩展为新南威尔士。
库克在1772-1775年间展开了他的第二次航行。船队向南方更远处进发，他们发现那里主要是海洋，并不存在陆地。这次航行消除了欧洲长期流传的古老设想：除了澳大利亚，还有另外一块未知的南方大陆，它平衡着欧亚大陆块。古代欧洲人用拉丁文称这片未知的南方大陆为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意为未知的南方大陆）。凭着非凡的勇气和技术，以及顽强的意志力，库克和他的远征队史上第一次渡过南极圈，并到达冰山。库克重访新西兰，同行的另一艘军舰在托拜厄斯·弗诺的指挥下向塔斯马尼亚的东部海岸进发。这是史上最漫长、最危险的航海历程之一。库克的第三次航海是去往北太平洋找寻人们一直期盼的能前往加拿大的北部通道。不幸的是，这次航行并不成功，这也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航行。回程中的一次中途停留，库克因为介入现今仍不完全清楚原因的当地纷争，被夏威夷土著用长矛刺死。库克在和土著的相处过程中通常很小心也很尊敬对方。
库克从此成为澳大利亚白人世代敬仰的英雄人物。他是伟大的航海家之一，他的航海历程是澳大利亚迈向现代的关键的第一步。他是一个能干、明智而公正的人。他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初的引领者。但在后来，一种新观点出现了，这种观点认为库克是白人侵占澳大利亚的组织者。白人的入侵摧毁了也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将土著人逐出家园。这就是现代“无主之地”争论的源头。不列颠错误地使用无主之地的信条侵占了原有定居者的家园。然而这个术语（无主之地）在库克时代并不存在。
那时还是1770年，这种观点在两百年后才出现。不列颠当时正处在志得意满的扩张氛围中。库克的航海经历是英国介入亚太地区的前期活动，推进了英国早于其他欧洲竞争对手在该地区进行贸易和施加影响力的进程，而不是在当地开创一个新社会。英法七年战争在1763年结束，不列颠由此获得对印度、加拿大和未来的美国东部密西西比地区更有效的控制权。不列颠此时是继西班牙之后的殖民霸权，库克驶向未知的航海历程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氛围。
欧洲人从长久的经验获知，处理欠发达或非紧密结合的社会、政府问题会遇到的实际困难是面临语言和文化的壁垒。欧洲殖民霸权对发现地的占有和地标命名的传统做法延续到美洲，是将欧洲秩序带入新世界的第一步。被殖民的国家在长期没被进一步占领和发生范围更大的战争情况下也接受这样的做法。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王国林立，像亚洲一样，是君主政体。从古至今，帝国统治体系被广泛接受。欧洲人认为管理世界是件正常的事，属地民众的反对也是有限的。
库克没有记录为王室占领新南威尔士的原因。因此针对他的控诉认为他的行为超出了其自身的职责。伦敦的海军部门对库克的要求是探索南方大陆，在没有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可以占领该地。然而库克不可能做出其他选择，想要和土著达成任何有效力的文件都是不可能的，除非花费多年时间。土著们散居在大陆上，1770年，欧洲人依然不清楚他们散居的范围。土著们讲着300种不同的语言，也许是600种，如果方言也算进去的话。这300种语言对于欧洲人来说都陌生而难以理解。土著们组织松散，只有在萤火讨论大会上才会聚集数千个小社群的民众，他们坚持着古板、不为外界所了解的文化习俗。欧洲人想和土著达成土地所有权或管理协议是很困难的，或者说要让土著和欧洲人彼此理解对方的意思需要长时间的交流。
1770年左右，正是不列颠和法国竞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最激烈的时候。这种氛围在七年战争之后依然明显。如果库克在没有正式占领所到之地的情况下返回伦敦发表他的发现，很可能会让法国取得竞争的先机。他在加拿大绘制海岸地图的时间一直从七年战争的末期到结束，他敏锐地觉察到英法竞争的必然。库克对形势的关心反映在他发表的文章里，然而，他在文中使用的仍然是荷兰给新大陆地点的旧命名。在这个时代，像塔斯曼这样的海员代表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海上探索；荷兰依然是一个松散的自治省和城镇联合体，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依然有效，荷兰在东方扩张的土地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于1494年签订，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批准，初衷是为减少西班牙和葡萄牙间瓜分新大陆的竞争。虽然在东印度，荷兰取代了西班牙的位置，但荷兰曾是西班牙的属地。葡萄牙和荷兰对帝汶岛的归属划分反映了条约的影响依然存在。荷兰只能通过和葡萄牙占领地间的商贸、外交和征服手段来逐步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因此，荷兰对澳大利亚东部领地的任何占有声明都是模糊脆弱的，库克认为这是个潜在的问题。
起初，不列颠对于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兴趣不大。因为这比其现有的殖民地建设还要困难。大概在库克完成他前往太平洋的第二次史诗般的航海后，不列颠主要的北美殖民地爆发了革命，并在十年之后，获得了独立。独立战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殖民地的囚犯争取自己的未来。约有十万囚犯在17世纪早期被发配到北美殖民地服劳役。但独立战争之后，美洲开始拒绝接受罪犯。即使是在不列颠殖民版图内的领地，也不愿接收罪犯了。就连对母国相对忠诚的纽约，也在独立战争后的1785年试图遣返运囚船。此前雇用囚犯工作的码头也不再热闹。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在这段时间并没有想过要如何将囚犯长期监禁在监狱里。当时的监狱，如纽盖特监狱和其他地方监狱都设在城堡的地牢里，是用来短时间关押犯人的地方，犯人们在此不是等待转运到别处，就是等待死刑。这些犯人都臭名昭著，令人讨厌，而且健康状况不佳。犯人的数量在增加，监狱也变得拥挤起来。
伦敦的官员和政客就建立新的殖民地来容纳犯人讨论了好些年。
1779年，基于9年前的航海经历，约瑟夫，班克斯向官方推荐植物湾作为囚犯移送点。出身美洲、曾跟随奋进号航海的詹姆注：纽盖特监狱，伦敦，1799年，许多囚犯被送到澳大利亚。
斯·马特勒，也极力推荐植物湾作为安置忠于不列颠、离开了革命爆发地的美洲白人。1784年，国会通过议案授权政府选择“大洋彼岸的某地”作为大不列颠的囚犯接收地。1786年，在考虑并否决了南非和其他地方之后，政府最终选定植物湾作为新的囚犯流放地。选中植物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距离英国本土遥远——囚犯很难从那里逃脱——温暖的气候，土著极少，土地适宜作物生长。同时植物湾也有成为英国在太平洋的商业和战略基地的潜力。库克之后，不列颠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射在植物湾，此地很可能成为海军急需的补给地。历史学家们也在探索是否还有其他动机左右了这个最终决定。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好奇心驱使着其对外部世界的逐步探索，然而关于澳大利亚，人们依然所知甚少，或者说人们对欧洲之外的世界，并不熟悉。能得到的信息都来源于16年前班克斯和他的同伴曾在那里靠岸一周的见闻报告。
挑选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囚犯以及组织航海的工作很快就展开了。伦敦参照美洲的先例，运送囚犯的规模与舰队容量相当，参照40年前不列颠在加拿大建立新斯科舍殖民地（非流放地）的规模。内政部国务大臣悉尼勋爵任命亚瑟·菲利普，这位48岁的前皇家海军船长为此次计划的远征队总司令。亚瑟·菲利普在美洲独立战争后退休，领取在职军饷的一半作为退休金，他已和妻子分居，在汉普郡从事农务。和库克船长一样，菲利普是个一丝不苟的优秀组织者，意志坚定，赏罚分明，虽然沉默寡言但富有创造力。他于1786年10月接受任务，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澳大利亚大量的地标建筑基本上以菲利普，还有埃文·内皮恩（当时内政部的副部长，本次计划的主要执行人），班克斯和其他相关人员，包括他们的上司，悉尼勋爵的名字来命名。
几个月后，菲利普的船队集结了十一艘军舰，组成海军和商船的混合船队。皇家海军的分遣队为船队引航。1787年初，官方挑选了差不多800名罪犯。这些罪犯有的被关押在废弃拥挤的船体上，这些退役的废弃船体停靠在泰晤士河边的朴次茅斯港和普利茅斯。有些罪犯来自纽盖特监狱，更多的是来自潮湿狭窄的地方监狱。罪犯们大多因偷窃或抢劫被判处服役7年到14年不等，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年纪最小的只有九岁。他们被组织起来，行进到寒冷的港口，身着单薄的衣服，登上二轮运货马车。罪犯们在3月和4月陆续登船。5月份，船队从伦敦西南部的朴次茅斯港离岸。船队装载了约760名罪犯，443名船员和商贸人员，211名海军队员和约20名行政管理人员，还有大量海军队员和管理人员的妻子、罪犯们的孩子等。第一支离开英国前往新南威尔士的船队于1787年5月13日起航。伦敦新闻社只进行了简短的报道。注：①源头：关于毁灭性极大的天花，其肆虐源头从1789年起就一直有争议。这一时期的航海日志上并没有关于天花的记载，而且病菌也无法在漫长的航行中存活。确实有一页证据表明天花来自第一舰队：舰队随员沃特金·坦奇在回忆录的脚注中否认天花来自接种材料。在悉尼的移民中确实有天花源自军舰的谣言，被一个贼意外或恶意传播出来，然后这个消息被掩盖了。然而，接种材料中若有天花病毒，其在两年内仍然存活是不可能的。并且，天花是否在1789年左右就传至苏拉威西岛还未可知，虽然在不久之后这个地区天花肆虐。关于天花起源地，还有其他的理论，但在审查后都被排除掉了。
2 罪犯成为澳大利亚精明强干的一代
诺福克郡的伊丽莎白·普利和艾塞克斯郡的安东尼·罗普是跟随第一舰队到达澳大利亚的成功者。两人来到澳大利亚时只有二十多岁，分别因早年偷窃食品和衣物入狱。他们是来到城市却饥寒交迫的农民，无以谋生，除了偷窃别无他法。这也是为何此后澳大利亚希望激发罪犯的积极性的原因。航行途中，一个过分正经的管理员写到伊丽莎白是个惹麻烦的“臭婊子”。在诺福克城堡的监狱中关押了七年，伊丽莎白难免会染上一些放荡习性。1788年2月6日，装载女犯人的船只在悉尼湾靠岸，伊丽莎白和安东尼相遇了。他们在“酒神节之夜”里确立关系，并一直维持。伊丽莎白在那晚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牧师理查德.约翰逊在5月6号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他们的朋友们用当地特有的棕榈树为材料帮他们搭建了临时住房，用茅草覆盖住房子的外表。这对夫妇服刑期满后，菲利普总督在1792年授予他们悉尼西部帕拉玛塔附近的70英亩①土地。注：T.J.Ryan，商人和作家，是第一舰队上的罪犯的后代。他的祖父母是安东尼·罗普和伊丽莎白·普利。(内皮恩家族历史社会）
罗普夫妇成为最早一批自力更生的澳大利亚农民。他们一共有8个孩子，两人都活到了80多岁。1861年，他们的孙子赖安，当时已经是富有的商人，同时还是悉尼西部彭里斯赛马会的主人。他当选了新南威尔士的立法议会议员。1899年，当赖安去世时，当地周报用“他是个正直的人，曾开启了赛马盛世”来评价他。
约翰·哈里斯和威廉·博格斯的经历要更加跌宕起伏。哈里斯是个犹太教徒，祖先来自东欧，他被遣送到澳大利亚是因为在伦敦偷窃了八只银勺。服役期满后，他在悉尼做起了打更人，并经营了一家小酒馆，和一个女犯人生下了3个孩子。类似他和那位女犯人的这种同居关系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很普遍。在这块新殖民地上，没有妻儿随行的罪犯、士兵和水手们在当地通常都有这种不牢靠的男女关系。哈里斯经营致富，所得钱财足以让他在1803年携家带口返回英国。但他的儿子，小约翰却移民回到了澳大利亚，成为一名出版商和建筑师。乔治·哈里斯，约翰的长孙，是理查德·加德纳的祖父。理查德·加德纳就是凯西勋爵，墨尔本建设的象征性人物，也是1965年到1969年间的澳大利亚总督。
威廉·博格斯和1790年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商店扒手伊丽莎白·史密斯结了婚。但他们的婚姻没能维持下去。博格斯原本是渔民，因为在伦敦行窃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然而，他在殖民地依然时不时陷入麻烦，并在到殖民地几年后从官方记录上消失了。也许他是想借助自己的航海经验逃离殖民地回到母国。他的女儿，小伊丽莎白1792年出生在诺福克岛的孤儿院，在十四岁的时候和一个罪犯查尔斯·汤普逊结婚，并在30岁前生下了7个孩子，而后去世。汤普逊受过一定的教育他被遣送到澳大利亚是因为偷了一本书并且最初他是政府在悉尼专营商店的职员。他后来成了富有的商人和畜牧业者。小查尔斯·汤普逊是查尔斯和伊丽莎白的长子，最后成为新南威尔士的立法议会书记员。小查尔斯·汤普逊也许是第一个对澳大利亚有重大意义的人——他是位天才诗人，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兄弟弗雷德里克继承了父亲在马兰比季河的庄园遗产，成为沃加沃加城市之父，同时也是畜牧业主、成功的商人和第一位该市市政委员会书记。
爱德华·迈尔斯，因盗窃在康沃尔被判处7年监禁，被遣送到澳大利亚。他是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的曾祖父。迈尔斯·富兰克林是澳大利亚杰出的文学家，澳大利亚的文学奖以他的名字命名。
约翰·萨姆勒的故事更为典型。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被解雇的水兵，因为在德文郡暴力抢劫被遣送到澳大利亚。1788年，他和玛丽·派克，一个在伦敦行窃的女贼结了婚。不久后，他们开始耕种政府授予他们的在悉尼郊区莱德的土地，并在当地谨守本分，勤奋工作了几十年。1850年，他已是第一舰队遣送犯中最后的在世者，当他去世时，一共有73名子孙前来悼念他。
然而上述例子并不能说明澳大利亚的一切生活都是美好的。
过早去世、思乡、地狱般的航行历程、酗酒、贫困、严苛条件下的严酷劳动、古怪的规则、鞭打的刑罚、受虐和暗杀——这是法律的两面——都是囚犯们的生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起原来在母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窟，他们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已经大为改善。虽然只有少数人变得富有，但大多数人在澳大利亚都变得比之前更健康、更积极、更诚实、更有作为。形容早期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的一个词是“正常化”。这个词经常被用在不同的环境中，比如北美洲的清教徒殖民地。当族群的特性得到保留后，人们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不久以后，新南威尔士的犯罪率已和英国一样。通常，有前科的罪犯更爱酗酒，酒醉后常会闹事，但通常他们还算守法，极少延续此前的犯罪行为。
早期澳大利亚的囚犯们最常见的身份是穷困的农场工人，而不是戴着镣铐穿着囚服的筑路工。殖民地最迫在眉睫的事情，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自力更生。起初，囚犯们在政府经营的农场里工作，但不久大多数人被分配到私人农场为大地主工作，他们主要的服刑期都是这样度过的。大多数被判处7年监禁的囚犯要服刑3年左右，而犯下更严重罪行被判处14年监禁的囚犯，服刑期是前者的2到3倍。刑期的第一年，大多数人通常是在监狱里等待审讯或遣送，等待被遣送分配到悉尼或霍巴特。女犯人被遣送的概率不高，她们在帕拉玛塔、新南威尔士、霍巴特的女性工厂里生产衣物之类的产品。4年后，表现良好的囚犯可以得到离开监狱的传票，他们可以在殖民地自由活动，雇主雇用他们要提供工资，他们就像技术工人那样工作。因行为良好而被赦免是普遍的事。被赦免的囚犯要留在殖民地直到他们原先的刑期期满，获得完全自由的自由赦免并不常见。犯人们工作日通常工作九小时，周六则工作五小时，超出时长可以获得额外费用。囚犯雇员的评级从好到差，成为分配工人的依据。一些雇主自己原来就是囚犯。大多数情况下囚犯们因刑期已满与因赦免而被释放后没有再带来严重麻烦。他们融入了殖民地社区，社区的居民大多和他们有相似的背景。
在殖民地再次犯法，制造麻烦的囚犯们，日子并不好过。地方官定期执行鞭刑。他们要戴上镣铐从事修路工作。传说中的人间地狱是为这些再次犯罪的犯人准备的监牢。大多数澳大利亚监牢是在1820年之后，随着犯罪人数的增加而建立的。
从现有的有限资料中可以看到，犯人们的抱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政府的威吓。犯人们觉得当局不管制定何种规则，都对他们心怀偏见。二是食物短缺食物供给并不及时，总是很紧张衣物、鞋类和床铺也是如此。他们服刑期间加班所得报酬不得不用来购置额外的食物、衣物、靴子和烟草，还有烈性酒。冬天他们可能面临寒冷，但很快犯人们就享受起悉尼的阳光带来的温暖，他们的肌肤都晒成了古铜色。
在殖民地，五比一的男女比例成了大问题。婚姻通常会让人养成更良好的习惯，变得更有道德感。殖民地的同性恋现象此时十分普遍。官员们起初希望能从南海岛屿上找到妻子，然而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幸运的是，早期悉尼殖民地的男性数量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没有进一步增加。战争导致英国国内亟需劳动力，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男女比例也因此平衡了一些。女犯人的道德感随着社会对她们工作的需求得到提升，对新一代出生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她们是很好的母亲，至少比政府预期的要好。土著社会不允许土著妇女和白人保持长久的性关系，但是短期关系是很平常的事。
第一艘军舰于1788年1月20日到达植物湾，其余军舰到达的时间和它相隔了几个小时。它通过里约热内卢和南非的开普敦，在这两个地方增加了船上的补给，包括装载了一些家畜，家畜们通过划艇驳船被小心、缓慢地放置到船上。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有害杂草的种子也被带上了船。离开开普敦后，舰队向塔斯马尼亚前进，远航到了寒冷的南部地区。这是借助风力的上佳航线，在20世纪还在沿用。缓慢、小心的装载导致早期航海要花费8个多月的时间。之后随着舰队航海经验的累积，6个月或4个月的航海时间变得普遍起来。
菲利普总督和他的管理团队并不喜欢植物湾。班克斯勋爵以年轻的自然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植物湾，认为它是个令人着魔的地方。然而菲利普和其他船长是以海员或者招募农民的眼光去看待这块土地的。植物湾完全暴露在风口中，四周都是浅滩或沙地，淡水资源不够充足，水质也不够好。菲利普和他的帮手，约翰·亨特，向北进行了一次短途航行，考察库克船长标注但未进入过的杰克逊港。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他们进入了一片广阔的、水面晶莹闪烁的海湾。它被群山环绕，看起来像是林木茂盛的圆形竞技场一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港，菲利普写道。
菲利普一行人选择了一处水流较深、林木茂盛的海湾作为移民定居点。此处离海岸8公里远，并被命名为悉尼湾。海湾的名字源自内政部的悉尼勋爵，他是菲利普一行人的上司。悉尼湾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是深水港，其次它离海岸较近，同时还有流动的淡水资源（河流）。这条河流被命名为汤克河（TanKStream）。菲利普和一支先遣队在1月25日回到原驻地，隔天，菲利普一行到了岸边，升起了不列颠的旗帜（当时的旗帜是安妮女王治下的英联邦国旗，先于和爱尔兰的更紧密的联盟）。他们举杯畅饮并鸣枪以示庆祝。先是男性罪犯，然后是海员，接着是女犯人和孩子，在两星期内来到这个海岸，此时灌木林被清除干净，简陋的居所也建好了。
多数移民的第一所房子都是用巨朱蕉棕榈建的，但这种材料就快就被砍伐光了，而且它们材质较软，不能维持太久。新移民们很快发现澳大利亚森林木材的特性——坚硬、粗糙多瘤，在用作坚固的建筑材料前需要数月的干燥。然而不久，许多新移民都建起了用巨朱蕉棕榈或硬木架构的房子，墙面用到了刺槐枝条，移民们把刺槐枝条编成的篱笆墙叫作“wattle”。这个词在古不列颠表示用枝条编织成墙面的基本架构，然后用厚厚的石灰涂上青草和树枝的混合物，再用灯芯草或树皮做成的草垛覆盖成屋顶。这种简陋的住所和英伦三岛的穷人住的村舍没有太大区别，也是人类几千年来延续的生活方式。渐渐地，人们把桉树木材劈成垂直的厚木板做墙体，树皮房顶也变得普遍起来。适时地，木板屋顶（模仿瓦片)取代了之前的草垛房顶。这种木顶房和美国的木屋一样，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用纵切的板材取代了横截的木板，这种样式的房子给澳大利亚许多勉强维持生计的新移民提供了栖身之所。直到二战时，这种样式的房子仍有留存。早期移民的生活并不像喜剧演员索比什.比尔表现的那样。
菲利普总督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殖民地的食物短缺。肉类供给在航海过程中一直是充足的，但也不能维持太久。那时的悉尼可以容纳百万移民，但却不是个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方。它临近大海，虽然有广阔的地块，但地面不是太多岩石，就是沙化严重。降雨虽然充沛，但通常是不规律的倾盆大雨和干旱期彼此交替。此外，第一批蓄养的羊因为吃的是粗劣的海边野草，纷纷死亡，蓄养的牛则逃到灌木林中。船队没有带农具，所以菲利普只能让这些不情愿的新农民们锄草，并在政府的农场里从事种植，此地后来成为植物园（经过数十年的土壤改良，可以用来种植植物)。第一批种植的植物并没有顺利地生长繁殖。
悉尼的水道构成难以捉摸。菲利普起初沿着悉尼湾水流的方向向内陆进行探索，他希望能顺流向找到大河浇灌的沃土。然而他只找到小溪流和它灌溉的30公里长的土地。所幸这块土地在1788年菲利普设立政府农场和移民点的时候被开垦得不错。一年后，服刑的工人们收获了200蒲式耳的小麦以及一些大麦和玉米。又一年过去后，移民们首次栽种的葡萄成熟了。菲利普把移民点命名为玫瑰山，名字取自一位伦敦的财政部官员。但在1791年，菲利普开始热衷使用当地地名，他把玫瑰山改为土著地名帕拉玛塔，意思是河流的源头或是鳗鱼栖息之地。第一个混合命名是rosella，指的是当地的一种彩色鹦鹉。当地语言把它叫作RoseHiller。
当地土著对这些不请自来的邻居们是什么看法呢？尽管对早期土著们的态度有很多猜想和疑问，但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土著们没有文字记录，而且他们的看法往往各种各样，并不统一。第一舰队的官员记录了一些土著的评论，但更多的是船员自己的想法。因此，土著的态度究竟如何依然没有定论。最接近真实的土著想法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窥见一斑。几十年后，悉尼土著马赫如被吸收进白人社会，他给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提供了证据。他出身植物湾，大概出生在1796年。“土著认为白人是地狱来客。当土著看到白人初次登岸，他们不知道白人是由什么东西制造出来的，他对立法委员们说，当土著们看到船员攀爬到桅杆上，他们还以为船员是负鼠。”
菲利普从伦敦得到的指令包括“调和、安抚当地的土著，要和土著们友好地共同生活在殖民的土地上”。然而最初，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在几次简短、小心但并不友好的相遇后，土著们不再和新移民接触。然而早在1788年，土著们曾在现今的瑞西卡特湾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谋杀了两个割灯芯草做茅草房顶的移民罪犯。60年来，马赫如一直支持立法委员会的看法，他的同胞之所以向白人投掷长矛是因为他们觉得害怕。但他也说道：“土著中确实有一些人非常野蛮，非常邪恶……他们根本不愿意一起劳作，一些野蛮的家伙之所以杀人，只是想获得被害人身上的夹克或毛毯而已。”
悉尼地区的土著居民数量在1788年增长到5000人。居住在港口南面的是塔鲁格人，在纵深的内陆，西部的塔鲁格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方言。港口北部居住着讲顾林凯语的土著。罗沃人则从植物湾南部向南扩张到今天的伍伦贡市地区。有时候，他们会使用集体名词，比如Eora意思是人民。在大一些的土著族群中，社区人口大概能达到50人，当地土著是父系社会，所占据的面积相当于3到4个现代郊区的面积。尽管关于他们的记录很少，但可能在1788年时，土著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模式，没有太多变化地运行了一代又一代，他们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族群的风俗、信仰和仪式造就了他们生活的天地。土著们随季节变化在陆地上迁徙，短暂居住在树枝搭建起来的避风处或者洞穴中。土著们也不能区分自然和超自然的界限，因此巫术和魔法管控了他们的生活。但在早期来访的白人眼里，他们生活简朴，看起来很快乐。事实上土著的生活水平，不管是物质还是情感方面，确实要比当时的不列颠和欧洲的赤贫阶层要好。他们对个人财产没有太多想法（而大多数移民罪犯却正好相反）。注：悉尼地区的土著语言分布区o1788年，土著人口约为5000人。（J.F.Kohen)
瑞西卡特湾谋杀事件发生后，菲利普决定和土著接触，他俘获了一个土著，并说服他新移民是很好相处的邻居。他的队伍抓到的第一个土著很快死了。第二个被俘获的土著，是来自曼利部落的贝尼朗，他逃走了。于是菲利普驾船捉拿，船行驶过曼利湾——此地后来成为重要的海滨郊区，而在当时却被原始森林和沿海生长的矮树林所包围。菲利普将港口命名为“曼利”（manly，有男子气概的）。在曼利湾，当地土著向他投掷长矛表示抗议，伤到了菲利普的肩部。似乎是理解了土著习俗的含义，虽然被攻击了，但菲利普没有报复当地土著，也没有再追寻贝尼朗。此后，贝尼朗重新用自己的方式主动接触新移民。渐渐地，土著和新移民间达成了和解。贝尼朗心态开放，聪明好学，他学会了一些英语，并成为总督府的常客。彼此的信任和友谊得到加强后，1792年，贝尼朗和另一名土著与菲利普一起回到了英国，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贝尼朗一度居住在现今叫作贝尼朗海岬的地方，就是未来的悉尼歌剧院的所在地。
然而在1790年，危机再次出现。植物湾的土著用长矛向菲利普的猎场看守发起了致命的袭击——猎场看守是少数犯人中允许持枪并在危急情况下可以向土著开枪的人。菲利普随即炫耀式地派遣了一支船队，命令他们从植物湾带回土著首领。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土著的身影。历史学家一直在质疑菲利普从未公开此次行动的动机。这是一次可怕的报复性行为吗？还是政府首次想要戏剧性地展示“法律和秩序”？土著很容易避开这种华丽的制服游行——这也许是一种戏剧化的警告方式，提醒彼此注意，土著们不要认为菲利普是个“软柿子”。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这次炫耀确实起到了作用。种族关系不再成为悉尼地区的问题，和内陆边境的情况截然不同。
不久，土著族群开始涉足白人定居点，和新移民们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包括性行为，且不仅限于白人男性和土著女性。土著们发现沉迷酒精是对他们最大的诅咒之一。古老的土著传统是将本族女性借给来访者以表示友好，或是作为回礼。而在白人眼中，这种堕落的行为和年轻的妓女们为了有钱买酒或者香烟出卖肉体相似。土著间的暴力行径，包括对妻子的频繁家暴和部落间的冲突，让白人的中层社会感到恐惧。而白人对罪犯实行绞刑和鞭刑也同样使得塔鲁格人心生恐惧。土著群体间通常因为嬉戏或战争发生冲突，但报复性刺杀只在有些地方盛行。有时候，大部落间的战争会导致大量土著的死亡。土著们相信，无法解释的死亡源自巫术的诅咒，因此仇杀是很普遍的事。
1789年4月，天花开始在悉尼肆虐，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当地土著造成了无法想象的打击。第一舰队的随行书记员估计约有半数的土著人口死亡。“印第安人（早期移民依照美洲的惯例将土著称为印第安人）的尸体在港口和海湾入口随处可见”，他写道。就像之前所注明的那样，天花可能源自北部海岸，那里有印度尼西亚渔民到访的足迹，他们带来了这种疾病，并在整个大陆上蔓延，造成了大量居民的死亡。天花的起因很多人都提出过看法依然是几个世纪来争议的要点，第一舰队不能完全排除在疾病源头的怀疑对象外，但是最可能的来源还是来到澳大利亚的印度尼西亚渔民。
土著人口在这一时期减半，而白人人口却翻倍了。到了1790-1800年间，悉尼的土著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少数民族。1789年，“茱莉亚”号也曾在短期内被叫作“浮动的妓院”为澳大利亚带来了250名女性罪犯。第二和第三舰队在1790年、1791年为殖民地输送了1000名罪犯，其间船上充斥着人们对疾病的恐惧。憔悴瘦弱，有时已经处在临死状态的罪犯，作为殖民地的新移民被塞进人满为患、临时用帆布帐篷搭建的医院里，或是被安置到其他临时凑合的避难所。登上船舰的罪犯超过半数死在航行途中，或是在悉尼登陆后不久就死去了。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船舱过于拥挤，营养不良，船上的各项条件都很糟糕。对比第一舰队的低死亡率和健康报告，实在让人伤心。和第一舰队首次航海的严格管控不同，负责接收第二、第三舰队罪犯的私人东家只为登陆的罪犯付钱，而不理会运输途中发生的各种意外。妓女们也随船队来到了澳大利亚。这种运输方式后来得到了改进，船只运送的高死亡率不再普遍。
第二舰队带来了最初一批驻扎在新南威尔士的军团。这个军团是英国陆战队专门为澳大利亚招募的，以这个军团替代此前的海军。海军并不喜欢殖民地，认为他们在殖民地的作用仅限于防护。这个军团是澳大利亚第一批非罪犯的自由民。军团的素质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给这个军团贴上朗姆酒军团［的隐喻标签。军团的成员们，尤其是军团官员们是不是利用商人以高价向犯人们售卖朗姆酒和其他产品？他们是否无情掠夺了土著们的土地以图向可能成为总督的官员献媚？还是说他们是把水平先进的农业和商业引进澳大利亚的先驱？他们是否比其他军团承担了更多的义务？这些受猜疑的陈词滥调都有部分真实性。为军团辩护的人们认为，商人们通过船运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亟需的物资，包括从南非带来牲畜，让澳大利亚受益良多，没有比这获益更多的贸易了；而他们和政府官员间的往来有待斟酌，况且此地商人贸易与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地方相似，并无特别越矩之处；从记录上看，军团对土地的开垦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英国和法国因美洲独立在1793年开战，使得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更为复杂。很多美洲战场上的官员和军团一起来到澳大利亚。军团里包括年纪较大、不那么称职的军官和陆军监狱中一些军衔较低的人员。军团里也有最后选择留在殖民地的前海军成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乔治·约翰斯顿中尉，一位亲切友好的苏格兰人。约翰斯顿决定留在悉尼的原因和其他海军成员一样因为一个女人。他和她同居，其后有了一个大家庭，并最后结婚。他的新娘是犹太人，以前在伦敦是一名扒手，名字叫埃丝特·亚伯拉罕，这样的女子在约翰斯顿所处的崇尚教养的英国上流社会圈子里并不受欢迎。约翰斯顿于1788年1月26日来到澳大利亚，他被认为是这批移民中最先到达的人。军团成员和女犯人间的隐秘非法的性关系或者婚姻是很普遍的事，也因此产生了很多这种新潮的家庭。
新南威尔士军团中最著名的人物要数年轻、脾气狂暴、自信又耽于梦想的中尉约翰·麦克阿瑟。他跟随第二舰队于1790年到达澳大利亚。不久之后，麦克阿瑟自掏腰包，从南非用船运送了第一批美利兰奴种绵羊到澳大利亚。在从南非的肥尾角、印度运送牲畜来之前，澳大利亚只有少量的羊，产出的羊毛有限，而且质地粗糙。麦克阿瑟看好殖民地畜牧业的潜力，认为可在澳大利亚生产出质量更佳的羊毛，当地也适宜美利奴公羊的繁殖。到了下一代，也由于麦克阿瑟的自我宣传，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羊毛工业之父。约翰的妻子伊丽莎白则被认为是位更为优秀、用系统方法饲养并繁育羊群的饲养员。然而她没有约翰那样聪慧，不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闻名。
澳大利亚亟需更好的农业耕作方式。18世纪90年代早期是饥荒时代。早期澳大利亚的农业耕作比较失败，即使是有帕拉玛塔那样成功的农场，依然不能满足澳大利亚的粮食需求。补给船守护者号带来食物补给，充实了第一舰队的粮食存量。然而守护者在1789年失事，新运送来的犯人数量超出了当地的食物补给上限。干旱的年份也随之到来。供应补给只能勉强维持民众生存在严格的定量配给时代，不管是犯人还是自由民，菲利普都一视同仁。为了保证供给，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对待违反法令的人。政府管理者随意使用鞭刑惩治用欺骗或偷窃方式获得食物的罪犯，以及那些在农场懒惰懈怠的犯人，全然不顾他们的健康情况。早期经历鞭刑的人很多都中风了。鞭刑不是殖民地特有的刑罚，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被普遍使用，有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海军中盛行（因为没有其他可行的严厉惩罚方式），在美洲的种植园中也被采用。随着时间流逝，鞭刑的使用也有所节制，中风的人数也减少了。
菲利普在1793年回到英格兰，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健康在治理澳大利亚的5年高压中受到了严重损害。他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第一舰队的船长约翰·亨特，从1795年到1800年治理澳大利亚。其后是菲利普·吉德利·金，他的任期是从1800到1806年。亨特是个严肃认真的苏格兰人，是秉承科学的自然主义者，他绘制了悉尼港口的地图并探索悉尼地区复杂的水路情况，包括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流向向北的河流。在菲利普离开亨特来接替他职位的两年里，政府管理困难，新南威尔士军团在陆军少校弗朗西斯·格雷斯的指挥下作为临时过渡政府，接替了原政府的管理职能，以军团自有的方式进行管理。军团带有明显的私人企业性质，在其治理下，售卖进口的朗姆酒（朗姆酒是出名的烈性酒，大多数朗姆酒来自印度）等贸易活动异常繁荣。军团还私自将土地授予军团内部人员。朗姆酒并不总是让人喝醉，而是成了以货易货、物物交换的媒介，因为殖民地没有稳定的货币。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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