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纪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晓华,戚厚杰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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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全纪录试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抗击，演变成中日两国间旷日持久的民族战争。自1868年明治维新起，日本就处心积虑，亡我中华。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中国仍是积贫积弱的国家，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与实力，在日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面前，中国的态度是“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一味地屈辱地妥协与退让，并不能换来暂时的和平与安宁。日本的贪得无厌与得陇望蜀，打破了中国忍让的底线，“为了保持民族的生命、国家的尊严、人类的正义，以及每一个国民的人格，就只好与日寇拼命了。”

一场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一打就是八年。中日战争是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正义之战。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和军队的主力，担负的责任与任务也是起主导作用的。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军已经开始攻防转换，随着中日两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国共两党都意识到中日战争是早晚要发生的，共产党旗帜鲜明，号召抗日；为了不过早地暴露抗日意图，国民党借“剿共”之名悄悄磨刀，制定了一系列抗日的预案，训练军队，更换新式装备，为抗战进行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中国抱定牺牲的决心和战胜日本的信心，团结抗战。中国采取持久战、消耗战、全面战的正确方针，以弱敌强，以空间换时间，艰苦卓绝，咬牙坚持，经过长达八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拖垮了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

在抗日战场分工来说，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担负了正面战场的艰巨任务，海军、空军一起上阵；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深入敌后，担任游击和协同作战，有奇有正，有声有色。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为牵制日军他调，中国军队始终牵制着一百几十万日军作战，而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以三千万人的代价，换来了最后的胜利，而日军在中国亦伤亡近三百万。

编著与出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档案全纪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档案，描述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让读者了解抗日战争的艰苦、牺牲和作战的过程与历史真实，让为国家、为民族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得以正名，含笑九泉。一些所谓国民党“消极抗日”和共产党“游而不击”的一些悖论可以休矣。迫使日本投降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力量，战胜日本也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功劳，是全民族团结抗争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是人类正义和团结的胜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抗战阵营中内部的不和谐和萁豆相煎，削弱了抗日的力量，也为日后国共内战埋下的种子，导致民族再一次悲剧的发生，造成台海分隔、民族分裂的局面，是极为痛心的一件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的智慧总要超过前人。

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依然波诡云谲，东海、南海风云变幻，中国主权领海被侵占之事也时有发生，同为炎黄子孙，两岸必须提高警惕，同仇敌忾，以民族大义为重，协调一致，共同面对，以新的姿态、新的团结，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共同去开创中华民族的辉煌未来。第一编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1937.7-1938.10）第一章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国共合作抗战一、日军肇事，制造“卢沟桥事变”

北平卢沟桥。1937年夏天，华北平原赤日炎炎，暑气蒸腾大地，干燥闷热，令人难以忍受，仿佛一粒火星便能引发一场熊熊大火。

入夏以来，在日本东京盛传“不久在华北要发生什么事”；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私下间流传着这样一条小道消息：“七七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一切迹象表明日军将阴谋发动侵华战争。

日军驻屯军在北平郊区频繁举行实战演习，愈演愈烈，明目张胆地向中国挑衅，使当地驻军官兵早已憋了一肚子火，中日两国的军队彼此虎视眈眈。烈日下，日军三八式大枪上闪闪耀眼的刺刀，与第29军大刀片上明晃晃的反光互相刺激着，战争爆发的焦点在迅速聚集，随时随地都可以点燃战争的火星。

驻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部队是宋哲元第29军所部。

第29军原为西北军老底子，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下野，该部被改编为第29军。此时共辖步兵4个背着大刀守卫卢沟桥的第29军士兵师、骑兵1个师又及1个特务旅和2个保安旅，每个师有4个旅，总兵力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军部驻北平南苑。

第37师师部在西苑，第110旅驻防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第29军的大刀曾使日军丧胆落魄第37师第110旅旅长为何基沣。该部是一支在喜峰口以大刀让日军丧胆的劲旅，也是一支以“大刀进行曲”闻名全国的部队，如果说第29军是把大刀，那么第110旅就是横在卢沟桥头的一支利剑，随时都可以给来犯的日军以致命一击。

7月6日，日军驻丰台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城去长辛店演习。驻军不允许日军通过其防地，双方对峙上了，谁也不让，相持了十多个小时，到天黑日军才退去。

面对日军的演习挑衅，旅长何基沣叮嘱部队：“小鬼子搞演习，来者不善。咱们的家伙也不是吃素的，要时刻提防着他们，不要忘了喜峰口砍杀鬼子的传统，关键时候再让他们重新尝尝大刀的滋味！”

7月7日这一天，日军驻丰台的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指挥下，在卢沟桥北永定河东岸的回龙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与以往不同的是，该部枪炮皆配备了充足的弹药，看样子是有备而来，要动真格的了。

旅长何基沣立即打电话给正在保定的师长冯治安，冯立即赶回北平，与何基沣商议对策，布置好部队以应对突发事变。

是夜10点30分左右，万籁俱静，只有河边不时响起几声蛙鸣。

宛平城的中国士兵进入梦乡，这时西南方向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在深夜中显得诡秘和恐惧。

深夜11点左右，一队全副武装的日军来到城门紧闭的宛平县城下，向城上的守军命令“开城”，说有一名日方演习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检查”。

守城卫兵不敢怠慢，急忙报告给营长金振中，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又报告团长吉星文。

吉星文是西北军名将吉鸿昌的侄子，一个脾气暴躁的河南汉子，一听便血往上涌：“狗日的小鬼子欺人欺上门来了，爷们儿城门是紧闭的，哪有狗杂种钻进来?明明是来找事的。让弟兄们赶紧起床，子弹上膛，手榴弹挂足，来硬的就和他们干!”双方相持不下。

当时，日本驻屯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在秦皇岛检阅步兵第2联队，其职务由日军第1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代理。牟田在接到报告后，命令第3大队一木大队长立即率主力前往现场，占领要点，并与驻宛平驻军进行交涉。

深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冀察外交委员会，要求派兵入宛平城进行搜查，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外交委员会将松井电话内容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秦德纯当即命令驻宛平部队和河北省第4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迅速查明真相，以便处理。王随即通知金振中，经过调查，城中并未有开枪事件，也没有失踪日兵踪影。王冷斋将事实汇报，为避免扩大事端，王冷斋奉命与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与松井太久郎谈判，双方商定，中日两方派员进城调查，再做处理办法。

此时，所谓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一木大队长拨通了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电话，无中生有地报告：“中国军队再次向我方开枪射击，对此我方是否应回击？”

牟田回答：“被敌攻击，当然要回击！”

一木又追问道：“那么，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吗？”“是的！”牟田的回答简单明了。

后来，在1944年，牟田已升任驻缅甸第15军中将司令官，在回忆往事时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

［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1页。

正当中日双方人员于8日凌晨4时到达宛平县署，与县长王冷斋进行交涉时，东门外突然炮声大作，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炸毁了营指挥部。顷刻间，西门外大炮、机枪响成一片，日军开始攻城了。

第29军部立即下达命令，命前线官兵坚决抵抗，并有“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等语。

负责守卫卢沟桥的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担任守卫宛平卢沟桥任务的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该团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旅长何基沣也向团长吉星文下命令：“对进攻的日军，立即还击，坚守阵地，我马上派部队支援你们！”

日军炮击过后，步兵蜂拥而上，当接近城垣300米时，守军枪声齐射，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日军伤亡颇重。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自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每次冲突不论其偶然性多少，都是日军制造，并发展成日军进攻的必然，都成为日本侵华的借口。

随便都可举出日本制造事变的案例：

1931年11月初，日军唆使汉奸李际春、张璧等组织便衣在天津暴乱，制造了天津事件。

1932年1月28日，日本特务机关制造了日僧在上海被殴，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上海的军事进攻，战事长达两月之久。

同年在东三省制造了怪胎“满洲国”，扶植了一个伪满傀儡政权。

1933年1月1日，日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夺取了重镇军事要地山海关。

2月，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占领了该省。

3月，日军向冀东长城各口进攻，并占领了冀东。

1934年6月8日，日本借口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失踪，企图制造事变。4天后藏在明孝陵附近的藏本饥渴难忍，主动走出，日本失去口实而未爆发事变。

1935年1月，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

5月，日军制造了热河事件。

9月，日本特务挑唆汉奸制造香河自治运动。

12月，日本制造冀察两省特殊化事件。

1936年1月，演习的日军制造了朝阳门事件。

5月，在天津制造了“大沽冲突事件”和“金刚桥事件”。

同月在北京丰台，日军挑起事端，强迫第29军让防，9月，丰台日军又制造事端，第29军被迫让出营房。

10月26日至11月4日，华北驻屯军举行“秋季大演习”，日军以北平为假想进攻目标，以卢沟桥、宛平城为重要攻击点。参加部队近万人，演习范围达4万平方公里。北平近郊和天津等地的重要地区都有日军的铁蹄的踪迹。

日军步步紧逼，每次制造事端都占尽了便宜，中国不是割地就是赔礼。华北没有一块安宁的地方，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如果说1936年以前是日本对中国的蚕食，那么进入1937年，日本张开了大口，开始了对中国的鲸吞。是年的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放出“中日提携”的烟幕下，紧张地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

2月20日，外务省制订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

4月中旬，日本政府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4相会议，密谋侵占华北。

6月4日，新上任的首相近卫文麿，在其内阁中的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正、外相广田弘毅、藏相马场英一等都是军部中的“革新派”，且掌握了内阁中的实权。“扩大派很快占了上风”。

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存在分歧，由此分成“不扩大派”和“扩大派”。“不扩大派”主要代表人物为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和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等人。他们认为，目前不是扩大战争，而是巩固在中国的侵略成果，不失时机地开发满洲，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待到积存有战费50亿日元，能动员15个师团，同时能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时，再利用半年的时间，把作战地域扩展到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如果现在就扩大战争，中国会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日本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此，他们主张“此刻宜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扩大派”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和参谋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人为代表，人数较多，他们大都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活动，在侵略中国时立过功。他们认为中国的当权者都患有恐日病，“确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他们扬言：只要日本造成动员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另一部分人似乎还留点余地，断言“对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完事大吉了”。

日本内阁的战争叫嚣不是偶然的，是和当时日本国内的战争气氛相关联的。当时在日本国内，侵略战争的空气甚嚣尘上，在东京，歌舞剧院在上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肆放映以1932年进攻上海为内容的电影《炸弹三勇士》。日本军方为了表彰这三个侵华“英雄”，特提其升两级并授予金鸡奖章，同时为其举行了街村葬礼，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不遗余力地煽动军国主义侵华狂热。

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写给日本大本营的奏折中指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中国局势，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6月27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

自6月以来，驻丰台一带的日军不分昼夜地举行以攻夺宛平城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指挥官和大部分幕僚，猬集在宛平城东的沙冈，对演习日军进行现场指导，并派遣部分辅佐官对丰台、宛平卢沟桥进行勘察。

一时间，平津战争气氛恐怖弥漫，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白天不敢下田耕作，田地荒芜。晚上早早关门熄灯，屏气忍愤。点灯人家也要用棉被将窗户堵上，唯恐遭到不测。

由于日军连日演习，“密迩京师，八方通衢”的卢沟桥也变成了商旅不行、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桥东“卢沟晓月”的御碑巍然屹立。御碑下，手持钢枪、身背大刀的第29军战士站岗，警惕地守卫着卢沟桥。长年在中国从事记者采访与学术研究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以他对日本侵略性的研究与记者的敏感，曾这样描绘平津的局势：“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使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另一个九一八呢！”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冀察热人民抗日斗争参考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拉铁摩尔指出，大家都应当记得以前日本一个短短的自由派运动的插曲和同样过分热烈的对华友谊的表示，曾经成为对满洲突然进攻的导火线。在这种年头里，没有人能否认国际间应当遵守诚意的礼节，日本的外交却总是把凶鸷之鹰与和平之鸽交换着导演着的。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编：《冀察热人民抗日斗争参考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不在平静中爆发，就在平静中死亡。当时的局势果然被拉铁摩尔言中，日本又上演一次九一八事变，在卢沟桥肇事了。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即使没有卢沟桥事变，还会出现其他什么事件，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个不争的事实，先是东北，现在是华北，只要有一颗火星就能点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

二、中国守军奋起，誓死保卫卢沟桥7月8日凌晨。中国代表、宛平县县长王冷斋面对日军的无理纠缠、挑衅、威胁、武力恫吓，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据理力争，全副武装的日军代表在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

日军见交涉、威胁无效，于5时30分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进行炮击，继而向卢沟桥、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发起了进攻。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第29军的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等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竭力周旋。”同时，第29军向防卫卢沟桥部队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旅长何基沣根据军部命令又向守桥部队下达了三条命令：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日军3大队主力在大队长一木青直的率领下排成4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龙王庙和铁路桥中国守军扑去，扬言要在中国军队驻地搜寻“失踪士兵”。中日双方在龙王庙附近遭遇，守军排长申仲明站在桥头，拒绝日军的无理要求，日军早已准备，突然开枪射击，申排长壮烈殉国。

申排长的牺牲激怒了第29军的战士，为保卫祖国领土，捍卫民族尊严，他们奋起反击自卫，守军两个排的战士，面对900名日军毫无惧色，几十支枪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当敌人冲上阵地后，战士们又抡起大刀，冲入敌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14分钟后，终因敌众我寡，两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在铁路桥头阵地上。

上午，日军进攻卢沟桥铁桥，桥上有一个连的守军防守，双方为争夺铁桥，打得激烈异常。日军曾一度将铁桥南端占领，中国军队死守桥北，与日军对战。

日军以死亡上百名士兵的代价，占领了龙王庙和铁路桥东头。

牟田率部占领永定河以东，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命令：由天津经通州到北京的部队由其指挥，增援部队为：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战车1个中队、炮兵第2大队、工兵1个小队。

天津。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检阅部队的河边正三旅团长马上返回北平，决心扩大战争。

牟田接到驻屯军命令，即于9时25分命令副联队长森田指挥一个大队兵临宛平城下，进行武力威胁，要求中国守军退到永定河西，如果需要，即占领卢沟桥。森田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守军的严厉拒绝。森田见威胁不成，便令部队攻打宛平，守军用猛烈的射击，表明了与宛平城共存亡的决心。

13时，牟田从北平到达宛平城东北的沙冈前线，亲自指挥作战。15时30分，河边正三旅团长也赶到丰台督战。但此时日军在丰台地区兵力相对较少，河边正三一面命令第三大队在龙王庙附近，在已占领铁路部队的掩护下渡过永定河，一面以谈判为幌子等待援军，待援军到达后再于9日进攻宛平城。

8日晚，几天来阴暗闷热的天气，酿成了一场大雨。入夜，细雨蒙蒙，夜幕笼罩的战场一片沉寂，大雨过后的高粱、玉米叶子挺拔、绿得发亮，像千万把挺立的钢刀，使浓密的青纱帐显得神秘、深不可测。

就在这时，由吉星文团青年战士组成的突击队，用绳梯缒出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永定河堤向铁路桥靠近。连日来，日寇蛮横的侵略行径，使战士们达到了极度的悲愤，他们简直要发疯了，如若再不要他们冲出城去刺杀日本兵，他们简直要自杀了。指挥军队进犯卢沟桥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出城杀敌的命令一发出，有的战士竟等不得用绳梯，便飞跃下城，恨不得把日本兵一扫而光。

夜12时许。

大雨过后，永定河波涛滚滚，向东南方向流去，蛙声响成一片。占领铁路桥和龙王庙的日军，有的随地而卧，有的抱枪瞌睡，他们在梦想着天亮换防休息，或继续向永定河西发起进攻。

突然，吉星文率突击队如神兵天降，大刀闪着寒光，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的还未清醒，就身首异处，有的还在作抵抗，猝不及防便成了刀下鬼。日军在铁路两边狼奔豕突，东奔西逃，逃不走的第29军部队紧急出动，抗击日军就跪地求饶，一扫过去那不可一世的皇军神态。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竟手刃日军13人，生擒1人。突击队硬是用手中的大刀，将日军一个中队全部砍杀在铁路桥上。这次作战突击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近四分之三。

事后，一位突击队的伤兵回忆当时的战斗场面说：“弟兄们将敌军打败后，还拼命地追杀过去，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集合回来，结果，还是官长亲自把他们叫回来的。因为我们有命令，只能死守，不准进攻。但这情形好像猎犬追赶兔子一样，是一个无法抑制的行为。”

日本进攻卢沟桥，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向全国疾呼：“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请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通电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66年7月版，第315-316页。

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为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侵犯华北致电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第29军，奋起抵抗，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志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第1页。

同时，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高度称赞其“处国防最前线，不畏强暴，奋勇抵抗，忠勇壮烈”，并表示“誓为贵军后盾”。

9日凌晨，第29军从长辛店调来部队，协同我桥北守军向南端日军予以夹击。

是夜，天上飘着细雨，擅长夜战的第29军持步枪、手榴弹、大刀，秘密摸爬进入桥南端，一顿手榴弹将日军炸得晕头转向，紧接着大刀队的大刀上下纷飞，刀光闪处，日军身首异处，未死的日军纷纷向后狂逃，中国军队胜利收复铁桥。

日军见情况不利，派员与中方洽谈，认为事出误会，希望停战会商。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佐派人与北平市长秦德纯会谈，要求双方立即停战，撤回原防，并由双方组织视察团监视双方撤兵情形。松井要求撤换吉星文团，改由石友三保安队驻守。

日军此举不过是其缓兵之计，其时正调动大军增援平津。收复铁路桥后，第29军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对宛平城的威胁。尤其是第29军官兵不负国人厚望，予进犯日军以重创，民心因之兴奋，军人为之振奋。第二节 国民党的抗战准备

一、蒋介石抗战思想演变7月8日,江西庐山，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年夏季，为避南京火炉的盛暑溽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都搬到庐山办公。

上午10时，侍从参谋送来了常驻北平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向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驻卢部队发生冲突”。并报告了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的看法：“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我军士气极盛”。《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8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78-179页。几乎在此同时，外交部也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

蒋介石听到报告，感到事发突然，他曾预料日军在华北迟早要肇事，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事变既已发生，他认识到此事非同寻常。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承诺，嗣后又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

内战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报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抗日的事进行谈判，这表明国内内战已经结束。

内战结束，使得蒋介石专心考虑抗日的问题，但他又被上半年日本派来的这个访问团、那个考察团所迷惑。虽然平津方面不时报告日军进行演习的消息，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在有关的场合提醒他要对日本提高警惕，周恩来甚至当着蒋介石的面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现在“卢沟桥事变”既已发生，蒋介石深知该地区战略价值。他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召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和军委会所属有关部负责人来海慧寺商量。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到重庆主持川军整编，军政部部长由俞飞鹏代理。同时，蒋介石要求外交部摸清日方的动向企图，以及各国对此事的反应，令军委会第二厅认真搜集事变后日方的情报，并注意国内各方，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对此事的反应。蒋介石希望这一事件能像以往的危机那样得到化解，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步步紧逼，难道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就能坐视不管而让日本随意蚕食鲸吞大好河山吗？回答是否定的。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

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埋藏在他们的心底，一旦强敌入侵，随时都会萌生抵抗的激情。作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蒋介石，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进入山东境内之际，日本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蒋介石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黄郛，日本兽军的种种劣行，令人发指。“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蒋介石表面上忍气吞声、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挣扎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

慎之！勉之！”蒋介石日记现暂存于美国胡佛档案馆，国内史学界同仁赴美抄阅。以下引用均为抄件。

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蒋介石日记中：“如有一毫人心，岂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北洋军阀末代统治者张作霖逃往关外，在沈阳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死。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曾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

之后，蒋介石又坠入与新军阀混战和“剿共”战争，无暇顾及日本。

1931年，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对红军的“围剿”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但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

南京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蒋介石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绝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谬的，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侵略战火离首都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19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立即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19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一二八事变是蒋介石化抗日思想为具体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第5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本的进攻而制订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形。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87军事档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的现场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将调停的希望放在国际联盟处。1932年3月17日，国联大会决定：1凡违反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所取得之地位、条约及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承认；2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压迫，觅取中日争执之解决，均与国联精神相违背；3设置十九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处理本案，并向大会报告。

在国联斡旋下，５月５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4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确信无疑。1933年初，他说：“倭寇攻热（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洛阳也非根据地；然而抗日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果然，１９３２年７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1933年３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订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而且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同年５月１７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提出停战条件：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

５月３１日，中国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刻骨铭心的仇恨，他说：“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

二、国民党的备战举措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行动，蒋介石一面在“剿共”的同时，一面也在暗中准备抗日的部署，总的来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地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也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建设，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以备战为目的建设的。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备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了混乱的货币，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为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１９３５年之法币，则无１９３７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重提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坚持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政策，加紧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瑞金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向湘、黔、滇、川等省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红军为名，一石二鸟，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多年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打破了西南军阀割据的封建局面。蒋介石到了天府之国后，立即被四川地势的险峻、复杂所折服，决心以四川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根据地。后来他以炫耀的口气说：“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

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绝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

1935年初夏，“华北事变”发生，日军逼迫中央军撤出华北，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3团；禁止全国排日行动。日本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要求完全控制华北。蒋介石未必认识不到日本的图谋，但因顽固坚持反共为先的反动方针，对日本侵略者一直采取忍让政策，此时他电告何应钦：“言牺牲尤当知委曲求全之必要。此时之委曲忍让，决非苟求幸全，盖未至最后关头耳。”

可以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酝酿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之所以这样讲，有以下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蒋介石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在长征中主力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偏陕北一隅，由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已变成肘腋之患。

第二，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中央整理川事亦见成效，蒋介石已选中四川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第三，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自东北落入其势力范围后，日军在华北频繁挑衅，妄图造成华北独立的事实日益显现，如再任其发展，华中亦将不保，最终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统治。

即使日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权亦将失去民心而垮台，为了生存，蒋介石决心抗战。

第四，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此举并不完全针对活动在湘桂黔滇川陕边界的几万红军，针对日本的备战已很明显，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的整备亦次第完成。

第五，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和法币改革，从思想上与财政上为抗战奠定了最后心理与经济的基础。因此，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他将此三件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参见肖桦：《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1995年2期《民国档案》杂志。

然而，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否是和平已经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无法断定，因为他对日军制造事变的意图还不明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他似乎还心存幻想，还不愿付诸抗日的行动。

是日下午，外交部次长陈介约见日本使馆副武官大城户三治，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劝告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中国仍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卢沟桥事变。第三节 日本增兵，扩大战事

一、日军增兵平津沈阳。7月8日清晨。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将领们兴奋异常，弹冠相庆。

关东军司令部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目前北方(指苏联)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会议决定，“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的准备”。随时听令开赴华北参加作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东北，进犯热河，进攻长城各口，兵临平津城下，再犯绥远，攻城略地，关东军几乎都是打头阵，现在都认为该大显身手了。当日18时10分，关东军发表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的关心和坚定决心，严重注视着事件的发展”同时，关东军司令部派遣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辻政信到华北驻屯军陈述强硬意见，支持其武装进攻行动，要求两军联名向日本国内提出意见。辻政信还跑到卢沟桥前线，煽动华北驻屯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吧”。

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得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立即向参谋本部报告，并表示：“已以第20师团的一部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强调扩大战争，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

东京。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参谋本部开始制订向华北派兵的计划，准备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抽调一个师团，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到华北作战。当日深夜，陆相杉山元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2年兵延期复员。同时，海军部也下令进入警备状态，以备对华紧急出兵。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已非常明朗。杉山元在给天皇的奏折中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对中国的侵略：美国不大注意远东，英国受到德国的牵制，无暇东顾，苏联也不会干预日本的行动，卢沟桥事变“是千载一逢的良机，此时还是干为好”。

7月9日。第29军全歼日军一个中队，收复铁路桥和龙王庙后，卢沟桥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日军畏惧29军驻平部队全线出击，佯作谈判以作缓兵之计。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

第29军方面当即表示同意。北平、天津两地中日双方代表进行谈判。

晨4时，北平方面代表秦德纯、张允荣和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今井武夫等经过谈判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城原有的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派来一部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第29军在取得收复铁路桥、龙王庙大胜之时，为什么还愿意与日方谈判，接受日方提出的屈辱的条件呢?刘汝明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这时中央的指示是要应战不求战，我们开会的结果，是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决不放弃。所以便叫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接替宛平防务，抽出37师来集中兵力。132师急自河北各地向北平以南集中待命，第38师的刘振三旅和骑兵师的张德顺旅，固守廊坊，并阻断平津交通，不叫日人继续增兵”。

刘汝明事后的回忆和当时第29军的做法大相径庭，事实上中日双方的口头协议之后，第29军单方开始行动，秦德纯当即命令王冷斋和吉星文团长做好交接准备，他向二人解释说，这样解决是给日本人保留一点面子，找个台阶下。这时，有部下提醒秦德纯，近日丰台车站不断有援军到达，运输很紧张，不像停战的样子。秦却认为：“日本军部的命令可能还没下达，我们去执行吧。”第29军军长宋哲元9日凌晨，严宽将卢沟桥的情况向何应钦作了报告。他报告的内容可以说同冀察第29军方面是一致的，他称：“中日部队现已停止冲突。我方态度镇静与强硬，日鉴是况，因之情势稍转和缓。”“日方口气：不想事态扩大，但要求我方中日部队同时退开卢城。其企图有和中取巧，袭丰台故伎”。《严宽致何应钦密电（1937年7月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79-180页。

但蒋介石比冀察当局者清醒，他向驻河南驻马店的第26路军孙连仲去电，令其“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辆等事，径与经扶主任商洽可也”。同时令高桂滋第84师和庞炳勋第40军也向石家庄集中。

中午，北平秦德纯与日方达成三条协议的消息传到庐山，庐山方面对卢沟桥事变解决比较乐观。下午6时，俞飞鹏给重庆的何应钦报告了这一消息，“本日十时半起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候谈判解决。现平方秦市长等态度颇强硬，津方由李公安局长等与日接洽，日方驻屯军及使馆，均有人向我接洽。窥其情形，似有牵(迁)就我方，不愿事态扩大之意”。《俞飞鹏致何应钦等密电（1937年7月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64页。

宋哲元给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更为乐观：“此间战争，今晨停息，所有日军均已撤退丰台，似可告一段落”。《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7月9日）》，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63页。

但事实是北平的现状并不是严宽向何应钦报告的那样，也并非宋哲元所说“告一段落”，更不是俞飞鹏报告的“牵(迁)就我方”。

7月9日清晨4时50分，第29军方面按照协议令石友三冀北保安队到宛平接防，行至大井村，便受到日军的阻击，死伤数人。日军重重阻挡，15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至晚6时方抵达宛平城，但日军只允其携带步枪，每人只许带子弹30发，所带的机关枪则要运回北平。晚7时，保安队不足二百人进入宛平。第29军方面按照协议将宛平守军全部撤出，退守永定河西岸。

在百般阻挠保安队的同时，日军反而增加兵力，将机械化部队第2大队由通州调到丰台。下午3时40分，河边下令第2大队去宛平东北角的沙岗接防，企图利用吉星文团和冀北保安队换防的机会占领宛平城。

宛平城由装备低劣的保安队接防后，日军认为万事俱备，只待进城了，河边正三得意忘形地要求亲率幕僚“入城慰劳”，遭到中方人员的拒绝。日军两三百人仍留在沙岗一带未撤，士兵们忙着架设电话线，布置炮位，炮口对着宛平城。铁道旁、涵洞口都有日军盘查行人，弥漫着临战的气氛。

10日凌晨2时，进入宛平城的保安队接防甫定，饥肠辘辘，刚端上饭碗，日军突然向宛平开枪攻城，保安队放下饭碗操枪应战。

上午，冀察方面的秦德纯、冯治安、王冷斋、何基沣等，应日本人的提议，和日方代表樱井、中岛、笠井、斋藤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日方出席会议的4人中，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显然，日方以此拖延时间，无理纠缠。会议中，日方代表被中方代表质问得理屈词穷，只得以离席到外面打电话为名，不辞而别，返回部队。

这时，增援北平的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山海关等处，携带着火炮、坦克等武器接踵而至。关外，尚有日军11列火车陆续隆隆开入关内，其中两列已进抵天津。下午3时，日军加强了在卢沟桥边的戒备，截断平卢公路，割断电线，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开始。

二、冀察当局的妥协退让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看着每况愈下的局面心急如焚，为扭转不利局面，准备于当日夜间袭击丰台日军。经师长冯治安同意，决定乘敌人大部兵力尚未开到的时候，抓住战机，出敌不意，全歼丰台日军。此时，北平一带的兵力对比，中国方面暂占优势：原驻保定的陈春荣旅一团、东北军第53军万福麟部的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已开到长辛店，战斗力大为增强，全歼日军是有把握的。

何基沣部署停当，打电话向军部请示，此时第38师师长张自忠在军部坐镇，何旅长主动出击的要求遭到了张自忠的拒绝，他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蒋介石，他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仗。”

何基沣回答道：“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一句话把张自忠驳得哑口无言，张感到何基沣意志坚决，不易说服，自己是第38师师长，不是何的直接长官，不好下命令制止。于是通过军部给何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的严令。从此失去了出击的机会，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之中。第29军的将士眼睁睁地看着日军的援兵陆续到达。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为先祖父、父亲修筑坟墓。他闻讯对手下说：“如果真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本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手榴弹，在喜峰口等地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飞机、坦克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么变化，我宋哲元绝不当汉奸，绝不卖国。”

日本华北驻屯军新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7月11日，宋哲元从乐陵抵达天津。

蒋介石希望宋哲元立即到保定坐镇，指挥抵抗。他同时向北平、乐陵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告诉宋哲元双方部队调动情况，并“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

宋哲元尚未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的开端，他最大的担心是怕中央军北上，以抗日为名，渐次夺取他在平津的地盘。因此，希望通过谈判，以有限的让步同日方妥协，保住来之不易的军队和地盘。

12日，宋哲元发表对时局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绝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则不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这时，秦德纯已获得日方大举增兵的可靠情报；何应钦也电话告诉宋哲元：“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定，坐镇主持。”

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对宋哲元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为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现按敌我形势，我占优势，可以在敌人增援前抓住战机击败敌人。”

宋哲元点头同意，并让张克侠拿出个采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张克侠当即制订了一个以攻为守的作战计划，将第29军兵力编成几个集团，分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作为总预备队的集结地区。首先消灭区内分散部署的日本华北驻屯军，然后全力向山海关前进，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在华北的约两万日军。但正当张克侠将作战计划交给宋哲元时，宋哲元上了日方的当，认为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亲自与天津的日华北驻屯军香月清司中将谈判。他后来对人声称：“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回到北平后表示：“决本国家立场，国民地位，中央意旨处理，以期卢沟桥事件能早日解决，盖能平即能和。”

7月15日，日军制订了作战计划，报告给陆军中央部，计划如下：

其一，方针：

一、军在作战开始时，以突然行动进攻第29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此为第一期。

二、在上述作战时，力求保护北平侨民。

三、第二期作战，根据情况，以现有兵力进出至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

其二，指导要领：

7月20日前兵团集中，并进行第一期作战准备。各部队展开地域为：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主力位于高丽营，一部位于顺义；独立混成第1旅团位于怀柔；第20师团位于天津、唐山、山海关地区。

其三，作战指导大纲：

一、第一期作战，主要在于一举击败北平西部的第37师，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根据情况一并攻击南苑之38师。在此期间，第20师团要随时准备击溃第132师。

二、航空兵主力，在战斗开始前集中轰炸好战的第37师所在之西苑、八宝山、北苑、长辛店等地，依情况亦可轰炸南苑。

在第一期作战期间，航空兵要集中力量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溃前来挑战的中国空军。

三、严禁轰炸北平市街及万寿山。

四、独立混成第11、第1旅团，由北平西北及以西地区向永定河一线进攻；对北平城不予攻击，根据情况派出适当兵力进行监视。

五、中国驻屯旅团主力，集结于丰台附近，按军部命令随时准备攻击八宝山的敌人，以策应第11、第1旅团的作战；配合攻击南苑与保卫丰台物资补给点。

六、第20师团主力，以铁路运输至北平以南地区参加北平郊外扫荡，应尽量在永定河南岸遮断第29军的退路，并以适当兵力做好击溃第132师的准备。

七、作战开始时，驻屯军以1个步兵大队为军预备队并警备天津；第20师团到达后，派出1个步兵联队作为军预备队。

八、有关事项：

第一期作战期间，为对付中央军北上，应随时切断平汉铁路。为使第29军无法利用铁路撤退，应将车头、车厢集中看管。独立混成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各派出一部兵力，分别在八达岭和津浦路方面进行警戒，以保障军的侧背不受威胁，并为将来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北国民党中央史委员会1981年印，第二编《作战经过》，第224页。

7月16日，东京五相会议，已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确定迅速灭亡整个中国的政策。大规模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蒋介石即已意识到日本的挑衅已非局部问题，是涉及全国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宣布“最后关头”的讲话。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所系。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讲话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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