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冠辉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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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评传试读：
前言
儒释道三法皆通，文武双绝一完人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谥号文成，多被人称王阳明。他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死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历经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四朝，享年57岁。
身为儒者，他穿梭于儒释道之间，参透圣人之道，形成自己的心学，而立言；身为智者，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敢于直言进谏，又甘于忍受诽谤或毁誉，而立德；身为勇者，他为官为帅，既平定反叛之乱和篡逆之举，又安抚百姓黎民，而立功。王阳明一生立言立德立功，被称为古代的完人。
在立言方面，王阳明继承孔孟之道、宋儒之学，参悟佛禅、道学，集合百家，而成一家之言。在阳明洞，王阳明参悟佛老之非，彻底转向儒学，承担起经世致用的责任；在龙场，他参透圣人之道，说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并重新阐释了“格物致知”，创立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在平定宁王之乱后，王阳明看到世间缺乏良知，百姓苦不堪言，便创立了“致良知”的理论；在教学的过程中，王阳明为了学生们的成贤成圣之路，创立了“四句教”。
他将良知等同于天理，作为判断是非、真假、善恶、诚伪的标准，批判和否定权威，摒弃传统的束缚。在为圣的道路上，他将人分为利根之人和其次之人。聪明绝顶的人可以从本体上直接参悟圣人之道，而资质鲁钝的人可以通过“为善去恶”的功夫来达到成为圣贤的目的。所以他招收的弟子，既有王畿、钱德洪、王艮、方献夫、欧阳德、黄弘纲等悟性极高的人，又有杨茂等凡夫俗子。
阳明心学冲破了程朱理学的牢笼，成为一股席卷苍茫大地的春风，彻底给大地换了新妆。在立言方面，王阳明还突出表现在文学上。他少年以辞章见称，不输于当时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只是他感觉辞章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社会用处太小，就不再痴迷。但是阳明一生都是兴致一来，便吟诗作赋，获得的往往是佳品。到了晚年，他参透圣人之学，诗赋中就蕴含了更多奥妙的哲理。
在立德方面，王阳明心存经世致用的理念，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人生宗旨。纵观他的一生，确实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个人名利置之度外，完全以国家或公理作为行事准则。
十六七岁时，他就关心朝廷的北部边患，立志要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策马出居庸关，追赶胡儿，又梦到伏波将军；在科场路上，他两次落第，却依然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气度；初次为官，就以清正廉洁自况，在刑部任职更是不畏权贵，一心为民请命；提学山东，更是直指明朝的种种弊政；京中初次讲学，就将当世学术批判得体无完肤；面对奸臣刘瑾，他敢于上书直谏，为言官鸣冤，却被杖刑，贬谪龙场。
他在两京讲学，被很多儒者辱骂为异端。在平定南赣汀漳的“山贼”和宁王之乱后，他又遭到小人嫉妒，险些丢掉性命。他不贪慕权力和爵位，宁愿养病于家中。面对众人对心学的抨击，对自己的诽谤，他心境豁达，不加辩解。在议大礼中，他更是三缄其口，不对朝廷之事做任何评论。这样的他成为一个圣人的标杆，一个道德的典范。
在立功方面，王阳明不刻意追求事功，讲求自然地建立功业。他曾经上奏《陈言边务疏》，也曾对明朝中期的很多弊政进行了剖析，希望朝廷予以采纳。但是他所有为民请命、为国着想的谏言都没有被采纳。反而在谪居龙场和庐陵任上，他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为民解惑、为民免苦的事情。
在政治活动中，王阳明并没有非常突出的功绩。他最大的功绩在军功上，以一个孱弱的身躯建立了无人企及的功业，主要包括四大军功，分别为：平定南赣汀漳的“山贼”；平定宁王朱宸濠的篡逆；成功招抚思田的叛军，平定思田之乱；袭破断藤峡、八寨，平定瑶民“暴乱”。王阳明对明朝的隐患进行了快速有效的清除，轰动了朝野。
他并非只是奉命镇压地方起义，而是真正地参与到地方的治理中去。在平乱之后，王阳明或奏报朝廷建立县治、堡垒等以加强地方统治；或建立书院，加强对地方律法、伦理道德的宣传，以加强风俗教化；或制定乡约、设定保甲以控制地方。王阳明在治理地方上，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统治，使地方上得以安定。
王阳明一生立言立德立功，践行了自己“知行合一”的理论，也完全体现了自己“良知”的本性。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心学传播到全国各地，是当时最狂的儒者。他生前被诽谤，死后被毁誉，但都阻碍不了他成为一代圣人。
本书对于王阳明的一生进行了梳理，打破了以往将王阳明的事迹与思想分开的局限，将他立言立德立功的内容穿插到了具体的故事当中，更加具有可读性。对人生的品味，有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有激情似火的青年时代，有壮志筹谋的壮年时代，有建功立业的中年时代，有顿悟人生的老年时代。
王阳明一生虽然只有短短57年，却给我们展现了他每个时期精彩的画面。他的很多行为值得我们仿效，他的很多学问值得我们坚守，他的很多功绩值得我们崇拜。毋庸置疑，我们只要细细品读，自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信仰，并为信仰奋斗终生。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晦涩难懂的知识，所以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推敲。也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出现很多纰漏，希望广大读者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第一章 凡尘扰扰，我自堕红尘
1.大明王朝乌云盖，朗朗乾坤丑君王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草根皇帝，朱元璋在很多地方不得不仿效其前辈刘邦。他与刘邦都是从一介平民，历经艰辛，排除万难，才成为九五之尊的。
历代开国之君，都有所作为，并且为王朝的稳固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朱元璋虽是草莽出身，却也经历了元末的农民起义，最终掌握了统治天下的要诀。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朱元璋作为皇帝，为再造盛世王朝，必然要借鉴汉唐的治国经验。
汉承秦制、唐继隋制并非只是完全模仿，而是经过改弦更张，才创造了汉唐盛世。明朝的制度也必须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维护新建立的王朝。为了取得长治久安，延续朱家万世江山，朱元璋及其继任者对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变革或创新。
他们在行政上的改动最大。自秦始皇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以来，丞相之职就一直保留。虽然历经各朝各代，丞相的称谓有所变化，却依然保有其职。隋唐时期，设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隋唐的三省六部中，三省长官都可以称丞相。隋唐制度多被后世沿用，直到元朝，改中央三省为中书省，地方行政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才形成了中国如今行政区域划分的雏形。
在明朝初期，依然以中书省总揽全国事务，分置左右丞相。丞相的权力过大，与皇权存在很多摩擦，很容易导致统治不稳。朱元璋起初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之后李善长隐退，徐达长时间出征在外，继任丞相的胡惟庸逐渐成为权倾朝野的大人物。随着胡惟庸权力的扩张，相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朱元璋为人谨慎，猜忌心强，见大权旁落，必然会对胡惟庸动手。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忤逆、培植朋党的罪名诛杀胡惟庸，并趁机废除了中书省，取消了丞相之职。本来由中书省承担的政务分摊到六部，并提高了六部的品秩。将相权一分为六，皇帝就更容易掌控朝局，加强皇权的集权程度。
行省长官，总揽地方上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成为朝廷不得不防备的一大隐患。有鉴于此，朱元璋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除了行省。朝廷将行省之权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的承宣布政使司、监察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在地方上进一步分权，就更有利于皇帝一人的统御。
在监察司法方面，又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中央有五寺：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刑部共同理刑，合称三法司。三法司的建制，被清朝所沿用，在司法方面起到重大的作用。为了提高监察力度，中央仿照六部建制，设立了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
在军事建制上，朱元璋废除大都督府，将其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设左、右都督，负责管理京师和地方卫所、都指挥使司。都督府只是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而无权调遣军队。兵部有调兵遣将之权，却没有直接统率军队的权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掣肘，便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与北宋政府设三行统领禁军和枢密院相互牵制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处。
经过行政、监察司法、军事三方面的改革，明朝的统治已经稳固。朱元璋并不满足于仅仅稳固统治，还要实现皇权高度集中。为了实现这个梦寐以求的宏愿，朱元璋及其继任者逐步制定了很多超越前人的制度。
首先建立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将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锦衣卫被授予侦查、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是明朝建立的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有一定建制和人力配置，可以不避皇亲国戚，也可不公开审讯，对一切威胁到皇权的人进行打击。朱元璋通过锦衣卫，可以知道臣下私下里吟了哪首诗，可以知道臣下的喜怒形色，令明朝臣民不寒而栗。在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后，明成祖朱棣又设立东厂，明宪宗朱见深设立西厂，明武宗朱厚照设立内行厂，从而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厂卫制度。
中国古代的特务机构，在明朝达到了顶峰。厂卫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大大地增强了皇权。自古君王统御臣下，都需要恩威并施，才能显露成效。皇帝一人无法独揽天下权力，更不能以一人之力统御天下，必须假手于他人，实现科学分权。对于统御臣下的方式和方法，自古都是刚柔相济。明朝君主废弃柔性的一面，建立特务机构，以强权威逼来实现对臣下的统御。这除了标榜明朝统治者的未雨绸缪之外，更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虚弱无力。
其次建立内阁制度。因为丞相的职位被废除，本来由丞相承担的繁重政务一下子压到了皇帝一人身上。皇帝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提高办事效率，便仿效宋朝制度，挑选品秩低而有才学的文人充当殿阁大学士。有了这些饱学之士的相助，皇帝不仅可以随时向他们询问不清楚的政务，还能让他们帮助自己处理部分政务。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阁臣又被授予机务，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
明宣宗朱瞻基之时，阁臣又被授予票拟之权。阁臣的票拟之权就是帮助皇帝首先批阅外廷臣工的奏章疏表，然后将打好的草稿贴于奏疏上一同进呈给皇帝。票拟就是提前为皇帝处理了政务。皇帝可以根据阁臣的票拟，再进行斟酌，如无异议可以批红。
票拟制度形成后，内阁首辅的地位逐渐突显。内阁首辅握有票拟的权力，不同于其他阁臣。加之明朝皇帝逐渐懈怠政务，阁臣的权力逐渐增大，不利于皇权的稳固。为了制衡权力变大的内阁，明朝统治者又授予司礼监批朱的权力。
明代有外三监，包括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内廷有十二监，分别为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其中以司礼监的权力最大，成为皇权的无形延伸。司礼监以掌印太监为首，下设秉笔太监数人，首席秉笔太监主管东厂、诏狱等特务机构。
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在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被授予批朱的权力。朝廷所有奏章，经内阁票拟之后，送交皇帝。而实际上，所有进呈的奏章都要经过司礼监分类，被挑选之后才送到皇帝面前。司礼监有代皇帝批朱的权力，形同皇帝统御天下。只不过经批朱的奏章，还得经过内阁及下属机构进行审查，然后才草诏下发。
内阁的票拟与司礼监的批朱形成了内外相制的态势，保障了皇权的稳固。在明朝200多年的统治中，出现了曾任司礼监的王振、尚铭、冯保、刘瑾、魏忠贤等权倾朝野的人物，也出现了像张居正这样让人望而生畏的内阁首辅。这些权倾朝野的人物并没有影响到皇权，也没有威胁到明朝的统治。昏聩的皇帝在大明朝照样能安享太平，平稳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明朝皇帝加强皇权的措施，让整个王朝上空不禁遮上了乌云。在看似无懈可击的制度下，却塑造了令人嗤之以鼻的明朝帝王。开国皇帝朱元璋成为弑杀的代名词，将大明王朝首先拉入了内部的争斗。
明太祖朱元璋，只因太子朱标生性懦弱仁慈，便对强势的臣下痛下毒手。李善长身为朱元璋的同乡，久居要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握有丞相之权。李善长的精明让朱元璋甚为担忧，从而触犯了朱元璋内心忍耐的底线。朱元璋顾及诛杀老臣的不良影响，便派臣属劝说李善长致仕，提前退出官场。李善长也知道自己要想保住余生的富贵，必须向朱元璋低头，最终选择了返回故里，做个富家翁。
李善长也为自己留下了致命的隐患，那就是举荐了怀有巨大野心的胡惟庸。胡惟庸曾经有贿赂李善长，求得官运亨通的事实。自李善长致仕回乡后，胡惟庸一路高升，跃居丞相之位。徐达、刘伯温等老臣不屑与胡惟庸为伍，在胡惟庸强势的压力下，不得不淡出政治权力的中心。朱元璋最为担忧的就是臣下权力过大，影响皇权的稳固。胡惟庸极度膨胀的野心使其放松了对朱元璋的戒备，最终不免成为朱元璋宰杀的羔羊。
为了给儿子朱标铺平道路，像胡惟庸这样的权臣绝对不能留。朱元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胡惟庸诛杀，并对朝臣进行了一番大清洗。已经致仕的李善长也没有逃脱株连的命运，成为朱元璋稳定皇权的垫脚石。朱元璋诛杀文臣意在警告武将，只不过顾及天下初定，仍需要武将镇抚，才没有对武将动手。
等到中原平定、统治稳定之后，朱元璋便对功高震主的武将伸出了魔爪。徐达既是开国功臣，又是朱元璋的儿女亲家。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娶了徐达的女儿为妻，也决定了大明帝国必然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下去。传说徐达受伤，本来已经见好，只因朱元璋存心加害，以白马汗擦拭徐达伤口，导致徐达暴亡。朱元璋也许心怀愧疚，对徐达的女儿和朱棣恩典隆重，格外重视。
大将蓝玉对元军残部进行了纵深打击，使漠北元军残部再无反击能力。建立万世功绩的武将往往都希望延续自己的富贵，不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他们以自己的功绩来向君王邀功。蓝玉就是这样的武将，他无形中触怒了朱元璋。等蓝玉恶行昭彰之时，朱元璋便对蓝玉进行了无情的诛杀。
蓝玉被杀牵连甚广，很多能征善战的武将受到牵连，影响了明朝固有的军事实力。为了镇守各地，特别是北部的边防，朱元璋采取了大封亲子为藩王的举措。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镇守在原来的元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朱元璋的特别重视，让朱棣不甘心做一个藩王。特别是太子朱标去世后，朱棣觊觎皇位的野心更加膨胀。
朱元璋纵然杀尽功臣，为太子朱标扫清道路，却没有机会让朱标登上皇位。朱标去世，让朱元璋伤痛不已。朱元璋已经老迈，在心力交瘁之余斟酌继承人人选问题成为朱元璋最不想面对的事情。从感情上来说，朱元璋深爱长子朱标，如今朱标已死，必然延及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从才智上考虑，朱元璋更加中意四子朱棣。朱元璋面对继承人的选择，左右摇摆，让朱棣更加按捺不住。
最终朱元璋还是选择了同样仁慈的朱允炆，而没有选择雄才大略的朱棣。等朱允炆登基为帝，朱棣作为皇叔镇守北京，成为威胁中央的最大藩王。在黄子澄、方孝孺等人的怂恿谋划下，朱允炆开始了削藩行动。对于削藩的举动，朱允炆本来有西汉削藩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施行起来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西汉开国君主刘邦，施行的是郡国并行制，分封了大批的子嗣为藩王。等到汉景帝的时候，吴王刘濞率领六个诸侯国发起叛乱，妄图取代汉景帝。幸好太尉周亚夫力挽狂澜，才平定了“七国之乱”。这一切皆因行事操之过急。汉武帝吸取教训，采纳了主父偃的计谋，以“推恩令”、“左官律”、“附益之法”等逐渐地实现了削藩的目的。
朱允炆就是犯了汉景帝操之过急的错误，才招致了各藩王的反感和叛逆之心。朱棣知道由一个藩王推翻中央政权的先例几乎没有，为求成功就得出其不意。除了在北京招兵买马，暗自练兵，朱棣还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朱允炆削藩取得初步成效之时，正是众多藩王蓄意谋反之日。
朱棣将朱允炆打击的藩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谋反阵营。做大事者，除了能隐藏自己的锋芒，还需要最佳的表演艺术。在朱允炆派出使者刺探燕王朱棣的举动时，朱棣可以放低身份，装疯卖傻蒙骗使者。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自我作践的藩王，将来能够成为大明王朝备受争议的君主呢？
经过周密的策划，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最终攻下了金陵。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成为明初最大的悬案。三宝太监郑和奉命几次下西洋，其中一个使命就是寻找失踪的朱允炆。朱棣登上皇位，仿效其父朱元璋，杀掉了许多朝臣。一代名士方孝孺竟然被诛杀了十族，罪及门生。
金陵虽然被攻下，朱棣的皇帝宝座却坐得不顺心。在正统观念中，他始终是一个篡位的君主。金陵作为明初的国都，是父亲朱元璋、侄子建文帝主宰天下的地方，也是令朱棣惊魂未定的祸城。为了寻求心理上的安稳，朱棣决定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北京城，定北京（当时称顺天府）为国都。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北京城终于落成，朱棣正式将国都迁往北京。然而在明朝的行政设置上，朱棣并没有裁撤金陵的职官机构，而是保有南京、北京两套中央统治机构。
明成祖迁都北京，意在以天子戍边，与元朝残余势力分置长城内外。在垂老的朱棣面前，同样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其长子朱高炽为人仁慈随和，深得诸臣子的拥戴，而次子朱高煦随军征战，颇得朱棣的赏识。在靖难之役中，朱棣轻许诺言，答应将朱高煦立为太子，在夺得皇位后，又出尔反尔。在继承人争夺的过程中，皇孙朱瞻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朱瞻基是朱高炽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聪明睿智，深得朱棣的喜爱。在解缙等人的劝说下，朱棣为了将皇位传给圣孙朱瞻基，最终将朱高炽立为太子。朱高炽就是后来的仁宗皇帝，他只做了九个月的皇帝就驾崩了。
仁宗皇帝的儿子朱瞻基继承大统，是为宣宗皇帝。朱瞻基对明朝行政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使影响明朝命运的内阁机制和司礼监批朱成为常制。只可惜宣宗朱瞻基在位仅仅10年，38岁时就驾崩了。宣宗的长子朱祁镇才九岁，以幼冲之年继承皇位，是为英宗皇帝。英宗皇帝的即位，彻底改变了明朝的统治状态。
仁宗、宣宗都立志于修身养民，使国富民强。对于远居漠北的鞑靼、瓦剌（元军残部一分为二，分别为鞑靼、瓦剌），除了太祖、成祖曾有过规模庞大的军事行动，仁宗与宣宗都极力主张少动兵戈，增强国内实力，恰似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英宗承四代积蓄，便动了征伐漠北的念头。汉武帝也是在未成年时继承皇位，却拥有雄才大略，将北方匈奴驱逐。而英宗心中有汉武帝的大志，却没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可谓志大才疏，难成大事。
在幼年的生活中，陪伴在英宗身边的人多为太监，其中王振就是最受宠的一个。王振极力迎合英宗出征的欲望，并怂恿英宗亲征，不幸中了瓦剌也先的计谋，酿成了土木堡之变。英宗由九五之尊一下子成为瓦剌的阶下囚，可谓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英宗被囚禁在瓦剌之时，他的弟弟朱祁钰却在群臣的拥戴下做了皇帝，史称景泰帝。
太后与于谦等人拥戴朱祁钰为帝，意在断了瓦剌要挟的念头。这就是仿效春秋时期公子目夷营救宋襄公的故事，并非真的让英宗朱祁镇退位。瓦剌见在朱祁镇身上得不到好处，最后不得不放回朱祁镇。可是景泰帝朱祁钰却不想退位，便尊哥哥朱祁镇为太上皇。备受苦难的英宗朱祁镇虽然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屈辱，待机而动。
经过七年的等待，景泰帝朱祁钰病危之时，朱祁镇才被再次拥立为帝，改年号为天顺。朱祁镇命运多舛，其子朱见深更是吃尽了苦头。朱见深由太子贬为亲王，受尽了羞辱，幸有一位姓万的宫女陪伴。朱见深就是之后的明宪宗，年号为成化，而这个姓万的宫女就是后来为恶后宫的万贵妃。
在成化年间，出了很多鼎鼎大名的才子，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王阳明。与王阳明同生在成化年间的才子还有唐伯虎、文征明、徐祯卿、仇英等，而与王阳明互为表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唐伯虎。
大明王朝纵然乌云遮盖，大明皇帝纵然丑态百出，却仍然无法掩饰诸多才俊竞自由。这些脱缰的野马冲破了牢笼，开始踏出他们青春的第一步。
2.默默无闻居乡野，诗书家学代代传
正所谓家国天下，有国才有家，有家才能称其为国。国家的文化或者意志会影响国民的追求取向，而家庭的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终生的思维方式和人品素质。相信一个好的出身必定会为一个人的人生平添很多水到渠成的精彩。
溯源血统、延续家学是名人与名人之间相互标榜的要素。凡夫俗子皆为虚名而卖弄，宛如跳梁小丑一般上演了一出出东施效颦的滑稽戏。自古成名者标榜先祖，追溯前辈贤达，无不是以家学的精艺来督促和完善自我。
华夏以黄帝为祖，尧、舜、禹、汤都情不自禁地将身世追溯到黄帝，从而奠定了国人对于先祖的精神崇拜。春秋战国时期，庶人迅速崛起，但依然没有影响遵循血统争夺君位的常规。直到草莽刘邦以平民身份君临天下，才将陈胜、吴广高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愿望变为现实。
打破了血统的局限，又迎来了各类豪族的登场。东汉豪族以家学为根基，以经史教育族中子弟，帮助他们走仕途。即便不走仕途，这些豪族也保留着一种追求精神自由、标榜独树一帜的家族风气。山东琅琊王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最为传奇的一个世家大族。
王阳明将自己的远祖追认到了晋光禄大夫琅琊人王览，而王览的曾孙正是中国历史上爱鹅如命、书法超绝的王羲之。王羲之由琅琊徙居山阴，从此定居下来。王览的二十三世孙迪功郎王寿又由山阴迁居到余姚，这才有了王阳明一脉的余姚王氏。这种说法出自钱德洪所作《王阳明年谱》，是否确凿仍未可知。
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世家大族广做谱牒。谱牒制度是世家豪族标榜自己显赫家世的凭证，以此在政治上取得主动权。他们通过谱牒与其他豪族联姻，打通整个官僚体系，以延续家族的长期繁荣。谱牒制度虽然虚荣而贪婪，但无意中将很多世家大族的历史糅合在了凄美的历史长河中。世家豪族的骄奢淫逸，让他们迅速腐朽下来，即使有谱牒的标榜，也不能挽回那种衰败的颓势。与此同时，悄然崛起的寒门逐渐成长为与世家豪族针锋相对的竞争者。
直到隋唐科举取士，传统豪族才迅速没落，催生出数不胜数的新豪族。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重新编排谱牒，直接导致新老豪族地位的升降沉浮。在历史的浪涛中，琅琊王氏也不能避免被政治抛弃。这些世家大族一时无法跻身官场，便选择继续保有本家族的学问和家风。
明确记载王阳明家世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明初洪武年间。王阳明的六世祖为王纲，此人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在洪武四年（1371年）由刘伯温举荐，以文学被征至京师，官拜兵部郎中。之后升任广东参议，不幸在增城战死沙场。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朝廷在增城为王纲建庙立碑，以褒奖其忠勇刚烈。王阳明于晚年特意到增城祭祀王纲，并在好友湛甘泉（湛若水）故居壁上题诗一首：“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蒸。”
王纲殉身国难，令其子王彦伤心不已。王彦也就是王阳明的五世祖，他对政治心灰意冷，选择了回归乡野。王纲为国尽忠，死后有令名，必然会荫庇到子孙。然而王彦归葬亡父之后，却放弃了朝廷的诏录，决心归隐田园。他希望以朝阳晨露为伴，以躬耕养母为事，以延续家学为本。
大元帝国存在不到100年，就在中华大地上土崩瓦解，彻底改变了汉族士子们备受种族歧视的状态。王彦并非像众多知识分子那样，对仕途充满期待，而是看透了士人争名逐利的丑陋和死后留名的悲哀。他不希望后世子孙以走仕途为人生目标，过分地局限自己的人生追求。余姚王氏以琅琊王氏为榜样，崇尚著书立说，以提高家族成员的素质、涵养为最终目的。
王与准是王彦之子、王阳明的四世祖，深得王彦的精髓。他不仅将儒学和史学素养继承下来，还对《礼》、《易》有精深的研究，曾著有《易微》数千言。文人墨客只有放荡不羁、任性自由，才能放飞自身的思想，立言立行传至后世。王与准深受父亲王彦教诲，虽然饱读诗书，却选择了终生不仕。
贤达之士藏于野，就是对朝廷最大的侮辱。隐士追寻的是自得其乐、优哉游哉，与朝廷设定的条条框框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隐士们往往占据优势，使朝廷得不偿失。庄子在先秦时期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非暴力不合作总是文人们最厉害的反击。哀莫大于心死，文人们一旦选择沉默或者冷淡，朝廷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不免败下阵来。
王与准没有像庄子一样对朝廷或君王进行反驳和讽刺，而是以逃跑的方式向朝廷表明心意。可怜朝廷的一番爱才之心，王与准逃到四明山，不幸坠崖伤足，彻底断绝了朝廷的念想。王与准并没有因伤足而心存怨恨，反而感觉到庆幸，还自号遁石翁。
王阳明的曾祖王杰是王与准的次子，因在门前种植三棵槐树，而自号槐里子，众学人称其为槐里先生。王杰秉承王彦和王与准的遗风，一生淡泊名利，苦心研修家学。他著有《易春秋说》、《周礼考正》、《槐里杂稿》等，可谓著作等身，声名远播。
王杰因家学造诣精深，惹得文人墨客趋之若鹜、官场能吏求贤若渴。朝廷有司官员争相聘用王杰，却无法动摇其心。他并非对朝廷心灰意冷，也不是无报国之志，只是家有父母，孝子不远行，虽有推脱之意，却在情理之中。儒学以倡导孝义为安身立命之本，正所谓百善孝为先。王杰以朝廷提倡的孝道对朝廷进行反驳，达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李密的《陈情表》犹在耳边，忠孝两难的选择最终还是孝占据了上风。
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独爱竹子。梅兰竹菊四君子，文人墨客多爱之如命，癖好狂痴皆在一言一行。王伦在自己居住的轩室四周都种上了竹子，痴情漫步于竹林之中，将朗朗上口的辞章深情吟出，自有其怡然自乐之处。因为王伦对竹子过分痴迷和喜爱，众人尊称他为竹轩先生。
竹轩先生王伦以教书为业，博览群书，无所不包。在传统儒学经典之外，王伦独爱《左传》、《史记》等书，且对诗词和鼓琴特别钟爱。明代虽然重开科举取士，却将八股文作为考试的基准，剥夺了文人们独立思考的空间。四书五经是走仕途必备的儒家书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谎言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才俊。《左传》和《史记》是文学性特别高的典籍，不仅给人以读书的享受，更能增广见识，开阔思维。在八股文称霸天下的大明朝，这些书却成了众人弃之不用的书籍。从王伦的爱好来看，他也是一个追求自由、不慕名利的豪情之人。
王伦所著的《竹轩稿》和《江湖杂稿》流传甚广，将余姚王氏的名声打得更响。自王彦到王伦四世不入朝廷，却是以家学延续为本，将王氏家族重塑成一个家学渊博、受人倾慕的名门。为了光耀门楣，光靠家学积累名声似乎不够充分，也不能迅速实现。在明朝中期，余姚王氏最终会有人走向仕途，这第一人就是王阳明的父亲王华。
竹轩先生王伦有三子，长子为王荣，次子为王华，三子为王衮。“荣华”二字也表明了王伦对子孙们走仕途的期待，希望子孙们能光耀门楣。由于次子王华自幼聪慧过人，王伦便对他精心培养。王华不负父亲的期望，不仅对家学的诗书如数家珍，对科举的四书五经也是烂熟于心。王华的记忆力惊人，有过目不忘的神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有被称为神童的梁启超和被称为怪才的钱钟书。他们的记忆力是常人无法比拟的，在没有网络的时代，惊人的记忆力就是最大的资本。
据说王华六岁的时候，与其他小孩一起在水边游玩，看到一个醉汉在河边游荡。这个醉汉离开时，不慎将自己的钱袋遗落在河边。王华第一个来到河边，发现了醉汉遗失的钱袋。为了避免被其他小孩知道，王华巧妙地将钱袋扔到了河中自己属意的位置。众小孩不知王华所扔何物，只道是石子之类。等到所有小孩都散去，王华却独自一人守在河边，等待醉汉返回。那个醉汉清醒后，发现自己的钱袋遗失，便循迹来到河边。王华实言相告，帮助醉汉拿回了所遗失的银子。王华以六岁顽童，却能如此机敏，拾金不昧，可见家学修养甚高。
王华七岁的时候，母亲岑夫人教授他句读。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同龄小孩儿都出外踏青观春，唯独王华正襟危坐，依然读书不辍。被送往私塾之后，王华只听一遍同学所诵读的书，就能背诵如流。11岁的时候，王华仅用了两个月就将诗文学会，而且每出语句无不惊人。14岁的时候，王华完成学业，在家受父亲王伦的精心指导。
20岁的时候，王华就被聘为教授子弟学问的老师，也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垂青。经松江提学张世敏的引荐，王华做了浙江方伯祁阳宁良公子的私塾教师。宁良府中藏书非常多，王华一待就是三年，遍览诸多书籍，才学更上一层楼。在此之前，王华已经娶郑氏为妻。郑氏就是王阳明的母亲，虽出身寒微，却深明事理，为王华所敬重。
王华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高中状元，成为余姚王氏飞黄腾达的发迹人。他首先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职位，官居从六品。在弘治元年（1488年），他参与修《宪宗实录》，充任经筵官，之后又被任命为孝宗皇帝的日讲官，官居四品。王华为人刚直不阿，对大明王朝的弊病多有察觉，时不时向孝宗皇帝进谏忠言。孝宗皇帝为人勤政爱民，但终不免被宦官佞臣所影响。在日讲之时，诸讲官皆畏惧孝宗的宠臣内侍李广，而不敢言李辅国祸国之事。唯独王华一腔正气，字字铿锵，将宠臣祸国的弊端一一点透，从而得到孝宗的赏识。
孝宗擢升王华为翰林院学士，参与编纂《大明会典》、《通鉴纂要》等书，紧接着又升其为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官。到了武宗朝，因为王阳明上书得罪宦官刘瑾，王华受到牵连，被贬谪为南京礼部尚书，不久又被勒令致仕。王华归乡之后，悉心照顾母亲岑夫人，直到岑夫人去世。忠孝节义，王华都做得面面俱到，令士子贤达敬佩万分。他所遗留的《龙山稿》、《垣南草堂稿》、《礼经大义》、《杂录》、《进讲余抄》等，亦受到众人的拜读和称赞。
在明朝，王氏历经六世，王华得中状元。正如王阳明所说，家族有状元，并非代表代代有状元。一世的状元并不能将王氏家族发扬光大，而是需要一个超越千古的圣贤，才能将那种精神延续下去。这位一代圣贤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
浑厚的家学为王阳明通向圣贤之路铺就了道路，祖父的睿智启蒙让王阳明有所开悟，父亲的忠孝节义让王阳明取舍得当，渐入化境。
3.千呼万唤落红尘，少小孩童默记文
王华娶郑氏为妻，正是成家立业之举。因为在外教书，王华不能陪伴在夫人左右。郑氏怀孕的事情，王华虽然知道，却也无能为力。成化八年（1472年），原本清静、祥和的余姚王家，突然出现了些许骚乱。郑氏怀孕已经接近14个月，还没有将孩子生下来。按医学常识来说，怀胎十月孩子便会出生。
孩子出生总是在预产期内，不会偏差太多。对于早产儿，七个月就能存活。依据现在的医学技术，六个多月也能存活。至于晚产的事情，可能对孕妇和胎儿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哪吒三太子的故事。传说李靖的夫人怀胎三年，才生下哪吒。哪吒刚出生就能说话和玩耍，真是神人出世。
秦始皇嬴政的出生也出现了很多疑云。只有《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大期”二字。而对“大期”的解释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足月产下胎儿，另一种说法是12个月产下胎儿。嬴政的母亲赵姬曾经是吕不韦的姬妾，被嬴政的父亲异人所喜欢。吕不韦便趁机将赵姬送给了异人，以讨好异人。传说在跟随异人之前，赵姬已经怀有身孕，也就有了另一种说法：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预示着赵姬可能早产。
私密的事情多被残酷的政治扭曲，然后再被记录到历史之中。之所以对一个人的出生如此看重，就是因为古人相信生命的神圣。特别是拥有一定地位的人物，人们必然会将他的出生与神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凸显他的与众不同。正所谓死生亦大也，对于新生儿出生的礼节或欢庆活动，中国自古就有，而且花样很多。皇帝出生的这一天，会被定为像建国日一样，年年庆祝生日。古代有摆寿宴、做寿桃的习惯，现在有切蛋糕、吹蜡烛的习惯。
王阳明在母亲腹中14个月还不肯出来，是否已经感知到世间的繁杂和污垢？他的任性可将母亲郑氏折腾坏了，令母亲日夜不得安宁。女子怀孕既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又是一件最累的事情。古人怀孕尤为烦累，特别是在书香门第。
在古代的时候，书香门第都会注意胎教。孕妇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会影响到胎儿的心智，在怀孕期间不得不事事精心。古代男子以琴棋书画为伴，女子以女红见长。在书香门第，女人同样具有琴棋书画的才艺，只不过不与丈夫争长而已。跨越两宋的李清照就是这样一位才女。她的才华远远地超越了丈夫赵明诚，却甘心做一个知性的小女人。
郑氏虽然出身寒微，却也是深明大义，仪态芳容受人青睐。在她怀孕期间，不仅有公公竹轩先生、婆婆岑夫人嘘寒问暖，更有在外的丈夫王华传来情意绵绵的书信。胎儿已经过了预产期，郑氏有些着急，弄得全家都慌乱了起来。王家请过郎中诊治，探知胎儿一切正常，却不明白为何胎儿久久不能生下来。
闲来无事，郑氏总是漫步于花径之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有时兴致高昂，还会情不自禁地吟出一首小诗，然后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肚子，含情地露出微笑。她能感受到腹中胎儿的调皮，也能感知胎儿的急躁，但她都会静静地等待。时光荏苒，秋天已至，些许的凉风让外出走动的郑氏多添了些外衣。直到冬天来临，郑氏才感觉到将要分娩的信号。
十月怀胎对一个母亲来说已经是很累的事情，更何况郑氏已经怀胎14个月。古代分娩的孕妇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必须慎重对待。现代的医疗技术，可以有剖宫产（俗称剖腹产）的手术，不用痛苦地自然分娩。而在古代，必须经过自然分娩，出现的事故也就多一些。对孕妇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产前高血压和产后大出血，这两项对孕妇几乎是致命的威胁。很多孕妇有产前高血压，在自然分娩的时候，会导致分娩力度不够，而无法分娩出胎儿，或者分娩到一半，会令胎儿窒息。至于产后大出血，那会让孕妇失血过多而亡。
在中国古代，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常常会出现保大保小的选择。往往是母亲为了生孩子不幸去世，留下一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古代的问题儿童，大多是由于在单亲环境中长大的缘故。像佘赛花老太君能生那么多孩子，还健康长寿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以现在的医学技术，产妇在生完孩子后，还会留下很多产后后遗症或者抑郁症等，更何况是古代呢。
郑氏怀胎14个月，心理上已经有一定的压力，面对分娩更加心中慌乱。丈夫王华在外未归，让郑氏更没有了心理上的依靠。也许是胎儿过大，也许是郑氏太过紧张，这一朝分娩的时间拖延得越来越长。全家人都在为郑氏母子乞求平安，特别是笃信神佛的岑夫人更是日夜乞求神灵保佑。
岑夫人焦急等待着，在小憩之时，忽然梦到天门大开、彩云萦绕，一位绯衣女子从彩云深处飘然而来，将一个可爱的婴儿送到了自己手上。岑夫人突然被婴儿的啼哭声惊醒，得知郑氏已经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因为有岑夫人的梦境，祖父王伦初次给这名男婴起名为王云。连王阳明出生的楼阁也被命名为瑞云楼。
云中婴儿本是仙人之子，必定非同一般。云深之处必有仙鹤，数声啼鸣已唤出蓬莱仙境。在中国殷商的时候就有卜辞之事，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作为明证。卜辞之中也有对君王梦意的解说，只不过意在政治，而非真正的寓意解说。在后世的大人物、大事件中，或多或少地会掺杂一些梦境或者应验的鬼话。《左传》、《国语》中，都会有许多怪事杂糅在历史之中，而以一种因果报应的学说来对梦境进行解释。直到近现代，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才对梦进行了相对科学的解说。中国有《周公解梦》，其中糅合了中国易经的很多成分。
很多梦都是稍纵即逝的，也并非都蕴含着某些寓意。而那些蕴含着寓意的梦，却也并非要公之于世。就像我们许下的很多愿望一样，都是不能说出来的。只有保守这个秘密，才能对得起那长存的许愿树、许愿池以及一闪而过的流星、插满烛火的蛋糕。岑夫人将梦境的寓意说给了王伦听，促使王伦将孙子的名字定为王云。
都说上帝总是在我们得意忘形的时候给我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王阳明人生的开始，就被上帝关注了。他虽然健康出生，却被惩罚五年不能说话。根据医学常识，婴儿在一岁多的时候，便会牙牙学语。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有的小孩不到一周岁也会提前学会说话，有的小孩会在接近两周岁的时候才会说话。总之会在一周岁左右徘徊，不会偏离太多。而王阳明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这可急坏了王家人。
先天性失聪的儿童，也很可能失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聋哑人。当一个人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往往缺乏对语言的模仿，起码不具备表达的能力。可是王阳明对很多声音都很敏感，而且能做出相应的反应。这证明他并未失聪，而是纯粹的失语。王伦一家请了很多郎中去诊治，都没有效果。
王阳明的发声系统并没有任何问题，主要还是王阳明自己存在心理障碍。对于古代的人来说，一定会将这件事情附会到某些鬼神上去。比如钱德洪的《王阳明年谱》以及其他各家的记载，都会将王阳明五岁不能说话归因于道破了梦境的玄机。其实很可能是王阳明在未发声时受到了某种刺激，才出现了心理障碍。以至于在长辈们训练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无法发出声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小的王阳明也会因为长辈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的心情。
话说有一天，王阳明正与一群小孩儿玩耍，偶遇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样貌古怪、衣着褴褛，初见王阳明就深感奇怪，情不自禁地走到王阳明面前。众小孩儿都将这个和尚当做乞丐，嬉笑地围观着。王阳明神态自若，一脸平静地看着这个和尚。和尚用手摸着王阳明的头，长叹了一声说：“好个孩子，可惜道破了。”
一个五岁的孩子，其玩伴必定是同龄之人。这些孩子将这个故事说给了王阳明的祖父王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也许这只是王家编织的一个故事，故意附会王阳明幼年时的神奇。王伦貌似明白了那个和尚所说的“道破”的意思，便将孙儿的名字由王云改为王守仁。从此王守仁就成为史书记载、后世论足的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古时候，刚出生的孩子是没有大名的，王云也许只是王阳明的小名。王阳明的伯父王荣有子守义、守智；叔父王衮有子守礼、守信、守恭；王阳明有弟弟守俭、守文、守章。很明显，王阳明这一代是有排行的，可以称为守字辈。就像孔子的后人一样，只要知道中间那个字，就知道是哪一代。没有史实可以证明王守仁是族中的长子，也许他比伯父家的守义、守智都小。年谱中记载王阳明在改名后就会说话了，简直是无稽之谈。
古人都是在一定时候为孩子起大名，到了一定年龄或者到了仕途中，就为自己定字或者号。我们通常称呼王守仁为王阳明，这“阳明”二字就是王守仁的号，因为他自号阳明子。不管怎么说，王阳明在五岁的时候会说话了，并且一鸣惊人。
春秋时期的楚庄王，在执政初期，故意贪恋于酒肴美妾，痴迷于驱车游猎。楚庄王并非真的放心将政权交给斗越椒，而是知道自己的实力尚弱，不能与斗越椒明争。他只能悄悄地积蓄力量，故意示弱于斗越椒，让对手放松警惕。待羽翼丰满，楚庄王就可以自信地说出：“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不鸣，鸣必惊人。”
这一鸣惊人的典故，还与战国初期的齐威王有关。楚庄王是有目的地隐忍，齐威王是被臣下所警醒。齐威王似乎是为了仿效楚庄王，所以才会不理政务，沉迷于酒色。臣下淳于髡故意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齐威王当然知道臣下的寓意，这才振奋起来，说道：“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楚庄王与齐威王的故事，皆在揭示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王阳明五年未曾说话，心中的话语何止千千万，所以必定会一吐为快。而在我们的五官中，某种功能暂时丧失的时候，就会突出其他的功能。在王阳明不说话的时候，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仅将人世间的冷暖看透，还将祖父的诗文默默记下。
王阳明开口说话，便背诵了祖父王伦读过的诗书。王伦听到王阳明小小年纪就有超强的记忆力，甚感惊讶。本来光耀门楣的任务，王伦是寄托在儿子王华身上，如今看到孙子王阳明居然更胜一筹，心中不禁欣慰。王阳明天资聪慧，又非常勤奋，对家学更是认真对待。
王阳明虽然是小小年纪，却是古灵精怪，不按常理出牌。古有仲永，少年聪慧，深得乡里的称赞。只因为在父亲的错误诱导下，他最后才成了平庸之辈。正所谓三分天资，七分努力，成才大多还是依靠后天的培养。王阳明有睿智仁慈的爷爷悉心教导，又有多才多艺的父亲做榜样，保障了他在正途上顺利前行。
王家几代都不出仕，直到王伦才有所转变。王伦将振兴家声的希望寄托在儿孙身上，才会将才学与实践相结合。王伦希望用平生所学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也就是学有所用、学有所为。王华精进学业，努力地参加科举，正是王伦的期待。王阳明的一生也受到祖父王伦注重实践、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4.辞章独取真情意，策马扬鞭梦伏波
王华在成化十七年（1481年）高中状元，擢升翰林院撰修。为表孝心，王华将父亲王伦接到北京城。王伦将11岁的王阳明也一同带到北京，想让王阳明拓展一下视野。由余姚到京城，最便捷莫过于走京杭大运河。通过京杭大运河，王伦祖孙二人可以乘船由余姚经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天津，直抵北京近郊的通县。
京杭大运河是元朝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修建的。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开凿了邗沟，将长江和淮河连接在一起。隋炀帝为了稳定政治、发展经济以及满足个人喜好，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他不仅改造了原有的邗沟和江南运河，还全新地开通了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和北通涿郡的永济渠。隋代建立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唐代沿用，并发挥了它潜在的经济价值。
从两汉开始，关中地区的开发已经相当成熟，而且人口日益激增，单单依靠关中之地的粮食和财物已经不能满足京畿的需求。随着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央政府很想将南方的粮食和财物运到北方。但是陆路运输耗损太大，有些得不偿失。建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既能保障南方的粮食和财物运到北方，又能加强对南方的直接统治，促进南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唐朝依靠隋炀帝建立的大运河，不仅稳定了统治，还促进了大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后世王朝也多依赖大运河的运输功能，特别是元朝一统天下之后。元朝将首都定在大都（北京），考虑到黄河改道，水系变化，便想重新开通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元代开通了从大都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分为七段：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鲁运河、中运河、里运河和江南运河。
明初的时候，山东段的运河已经淤塞，明朝重新疏浚，才让京杭大运河重新焕发了活力。在明宪宗成化年间，京杭运河可谓畅通无阻，王伦与王阳明祖孙二人正是坐船由杭州一路北上进京。因为路途遥远，祖孙二人不得不有选择地在路途中停留，下船到各个名城去游览一番。这样既可以消除路途上的疲劳、烦闷，又能广交文人雅士，增长见识。
他们在镇江停了下来，并在镇江的金山寺游览歇息。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初名为泽心寺。南朝的梁武帝痴迷于佛教，竟然做出皇帝出家的举动。梁国政府花了巨资才将梁武帝赎出来，但梁武帝对佛教依然痴心不改。梁武帝曾经在金山寺参加水陆法会，开一代佛教圣典的先风。宋代的时候，苏轼的好友佛印在金山寺做住持，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在王朝更替的过程中，金陵首当其冲。镇江与金陵相邻，且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也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关于金山寺的故事，首先得从《白蛇传》谈起。白娘子与许仙的故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新白娘子传奇》因为有赵雅芝、叶童的出演，影响了一代人对神话的追捧。用词尖锐、爱憎分明的鲁迅也曾以《论雷峰塔的倒掉》，对那个拆散旷世姻缘的法海进行了控诉。之后我们才有了“宁拆一座庙，不毁一门亲”的说法。
其次，就要讲到苏轼在金山寺的故事。在北宋中后期的时候，苏轼的好友佛印就是金山寺的住持。有一次苏轼到杭州出任通判，路过镇江，便到金山寺会一会老朋友佛印。文人雅士见面，并非要嘘寒问暖，而是要畅叙幽情或者以文会友。面对佛印的句句禅语，苏轼起初对答如流，并显出了自负的神态。其实佛印是故意相让，诱导苏轼放松警惕。在苏轼傲气正盛，无法集中精力招架之时，佛印便使出了反击的妙招。
佛印先以对联诱导苏轼，后又让苏轼拿御赐的玉带作为赌注。对于佛印的挑衅，苏轼并没有在意，没有多做考虑就答应了佛印的赌局。佛印出了上联：“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学士欲于何处坐？”苏轼听到此上联，才感觉到佛印是欲擒故纵，首先向自己示弱，而后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因为苏轼没有及时对出下联，只能将玉带留在金山寺作为镇寺之宝。
苏轼在金山寺最为浪漫的事情，莫过于妙高台赏月。这赏月本无稀奇之处，却让苏轼有感而发，作出了《水调歌头》的千古名篇。
再次，要讲的就是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南宋初期，金兀术率兵猛攻江南。韩世忠作为宋朝的将领抵御外敌责无旁贷，其夫人梁红玉更是一位女中豪杰。南宋王朝定都于临安（杭州），扼守长江的就是金陵，镇江更是临安北部的门户。韩世忠奉命阻击金兀术，精心设计了应对金军的战略战术。梁红玉随夫上阵，亲自在镇江的金山上，为宋军将士擂鼓助威。
韩世忠与梁红玉夫妻二人的联合作战，大大提升了宋军的士气。宋军宛如一股无法阻挡的洪流，冲击着金军的进攻步伐。最后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军，迫使金兀术向北撤兵。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在百姓中传为美谈，也成为后世追忆的经典。
紧接着要介绍的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了。王伦与王阳明祖孙二人到了金山寺，登山望远、游览名胜，不禁也到了妙高台赏月。苏轼曾经与佛印在妙高台赏月填词，从而留下了名篇《水调歌头》。王伦约了镇江的诗文好友，一同到妙高台赏月畅饮，趁其佳兴，便开始唱和诗情。
竹轩先生王伦拟作诗未成，王阳明小小年纪便自告奋勇地和上一首诗：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阳明此诗一出，四座皆惊。众人不仅敬佩王伦能调教出王华那样的状元之才，还能教育出王阳明这样聪慧过人的孙子。当众人游览到蔽月山房时，又强意要求王阳明以山、月为题，作诗一首。王伦虽然知道孙儿天资聪慧，可毕竟年纪尚轻，对辞章并不能娴熟地把握，就趁机打圆场。初生牛犊的王阳明却当仁不让，稍作观察和思索，便吟出：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众座听闻王阳明的诗，诚心地对竹轩先生王伦说：王阳明的文辞不落俗套，天性自然，日后必定以文章显名于天下。没等到王伦对众人谦虚地回应，王阳明就煞有介事地说：“文章只是小事情，怎能靠这个成名。”一个11岁的孩子竟然能说出这样豁达、高远的话语，着实令人敬佩。
在中国的文化史中，先秦有诗经可以唱和幽情，汉代有歌赋可以颂扬太平，唐代有新诗展现个性，宋代有名词激荡心胸，元代有悲曲幻化长空。到了明代，畅叙诗词歌赋已经成为文人必备的素质，只不过没有前代那样富有玄妙之处。在文学上，一个新的体裁总是有其高峰和低潮。往往是一个高潮过后，很难再出现一个高潮。明清最为显赫的文学体裁已经不再是诗词歌赋，而是小说。
只不过小说自唐传奇起，就被认为是下九流、不上台面的题材。在每个时代，诗词都是很高雅的文学。而辞章讲求的就是真情趣，由内而发才能妙语连珠。正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过了金山寺，祖孙二人一路乘船到了通县，转改陆路来到了北京城。王阳明还是读书的年纪，被父亲王华送到官邸附近的一处私塾中。王家几代淡泊名利，竹轩先生王伦更是一个追求天性自然的人，对王阳明的影响最大。而父亲王华却想让儿子走自己的路，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可毕竟幼年的教育能影响一个人终生的追求和志向，此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被别人规划，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可以被刻意复制。王阳明幸好有爷爷王伦的教导，才不会在幼年的时候丧失天性，可以循着自己的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王阳明幼年的教育导致他无法适应当时传统的私塾教育，特别是父亲王华为他挑选的私塾。
王阳明所在的私塾多是官僚子弟，以培养官僚为目的。将读书作为走仕途的敲门砖，必定会被认定为读死书或者死读书，最终失去读书的真正价值。由于王阳明与私塾的学生、先生的追求不同，难免在言辞上有所冲突。王阳明曾经问私塾先生，做什么事情才是第一等人。私塾先生说像王阳明的父亲王华那样“嵬科高第，显亲扬名”就是第一等人做的事情。小小年纪的王阳明却反驳说：“惟为圣贤，方是第一。”他已经将做圣贤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可见其超凡脱俗之处。
王华看到儿子王阳明醉心于做圣贤，认为有些脱离现实。此时的王阳明正醉心于策马扬鞭的生活，故而总是玩弄棋盘里的车马，以展现自己排兵布阵的天赋。王华劝说王阳明认真读书，没想到却遭到王阳明的有力反驳。父亲为状元，并非代表世世代代为状元。王阳明以此为由，彻底抛弃将读书考取功名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王阳明幼时不能说话，在一位僧侣的点拨下才会说话。而且王阳明的祖母岑氏也十分信佛，对王阳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京城之中，三教九流、贩夫走卒、达官显贵无所不有。一日，王阳明出游在市井之中，碰到一个卖雀儿的，想购买，没想到却被卖主拒绝。自明清始，京城子弟即以玩弄鸟雀、蝈蝈为人生乐事。王阳明与这个卖雀儿的人产生冲突，最终被一位号称“麻衣神相”的相士阻拦。
这位相士称赞王阳明日后必定大贵，并亲自买下雀儿赠送给王阳明。众人都感觉很奇怪，毕竟王阳明还是一个懵懂顽皮的孩子。这位麻衣神相对王阳明说：“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这几句话是道家中的修身之言，代表三个阶段，三种追求，三段境界。非上下求索，不能圆圣果。
小小年纪的王阳明对道家也没有太深入的理解，幸好这位相士又对其进行了谆谆教诲。他告诫王阳明要好好读书，自我修身，将来必定能达到那种化境。这就是王阳明做圣贤的起源，也是他毕生的追求。而这个麻衣神相是否真有其人尚未可知，也许是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故意使出的计策，假意让一位相士点拨王阳明，让其走上认真读书的道路。不管如何，经此神奇的事情，王阳明便踏踏实实地潜心诵读，快速增进了学问。
王阳明13岁的时候，母亲郑夫人去世。郑夫人怀胎14个月才生下王阳明，产后已经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王华又经常在外，独留郑夫人一人照顾小小的王阳明。此次王阳明与祖父王伦来到京师，郑夫人甚是不舍。作为儿媳，郑氏只能在余姚老家照顾母亲岑夫人。但她毕竟思儿心切，逐渐郁积成疾，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王阳明回家居丧，度过了一段忧伤的日子。
在这之后，王阳明便以做圣贤为目标，遍览圣贤之书、圣贤之事。14岁的王阳明发现古来圣贤多以文学、思想显名于世，很少涉及武功。孔圣人文能出口成章，武能驱车捣虏，是做圣人的最大楷模。只可惜孔子之后，圣贤出现了文武分野。重文则以辞章粉饰太平，遇到乱世，便会束手无策，成为众人耻笑的腐儒；重武则以勇武厮杀疆场，实力稍弱，便会被对方所擒，成为众人唾弃鄙视的莽夫。王阳明心中的圣贤就是要文武兼备，既能以诗文、才学技压群雄，又能策马扬鞭、排兵布阵，挥万军而指点江山。
心中的梦想总会促发具体的实践，王阳明也不例外。他在认真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也学习骑马射箭，遍览各家兵法，从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军事思想。正所谓“胸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王阳明已经积攒了太多的理论，大有水满则溢之势。而在此时，国家也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国内水旱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穷苦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自京师到地方，无不有反抗的声音。北方的鞑靼、瓦剌趁机兴起，不断侵扰边防，不仅影响边界贸易，还破坏了边境地区的和平局面。
有鉴于此，王阳明想出塞亲身观察一下塞外的境况。在15岁的时候，他居然做出了出游居庸关的举动。对于这次出居庸关的事情，历来存在很多争议。一种说法是王阳明独自带着仆人，避开了父亲、祖父出了居庸关；另一种说法是王阳明在父辈的带领下出的居庸关。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较为切合实际。毕竟王阳明当时只有15岁，而且出关尚需要通关令牌，没有父辈的帮忙绝对做不到。
王阳明在父辈的带领下出了居庸关，对塞外进行了实地考察。胡儿出现在他面前时，王阳明选择了勇敢地骑马追赶胡儿。胡儿见到王阳明如此英勇，便一溜烟地跑了。对于这件事，王阳明甚为得意，常常对人提起。驰骋在茫茫的草原上，王阳明幻想着霍去病封狼居胥的雄壮场面，希冀着马援屡建奇功的动人场景。在归程中，王阳明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了伏波将军马援的庙中去拜谒，醒来便赋诗一首：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伏波将军特指东汉名将马援，其马革裹尸的情怀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人。唐朝的李益曾经有一首《塞下曲》写道：“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较之于李益，王阳明的诗句似乎有些稚嫩，但那种报效国家、驰骋疆场的情怀却甚为感人。
回到京师，王阳明听闻荆襄之地战事颇多，便有上书请缨的想法。父亲王华斥责王阳明心浮气躁、不知大局，并劝说他专心读书。王阳明一向敬重父亲，却极不赞成父亲专做文臣的规划。文以修身，武以健体，本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却被当时的统治者割裂。春秋及以前尚无文官、武官的分野，所以春秋晋国的中军统帅也能作为首席执政大臣。随着战争的细化，才逐渐出现了文武的分化。起初文臣与武将不分高低，同是朝廷的股肱之臣。越到大一统的王朝，对于武将就越加戒备，文臣的地位明显被抬高。到了北宋时期，文臣占据了绝对优势，武将彻底受到排挤。这种重文轻武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在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也不例外。
在明朝，文人将辞章视为雅事，而将兵法视为无用之术。王阳明虽然生在文人世家，却怀念其六世祖王纲，神往于古代战将。文武本无所谓高低，只要运用得当，都能发挥不可阻挡的魅力。就像楚汉之争一样，在起初的对决中，刘邦以文求胜，项羽以勇武对阵，却打成了平手。偏其一方都不能成为圣贤，必须将两者结合，并且发挥到极致。
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要有兴趣，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歌德曾说过“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这是对兴趣的魅力最完美的诠释。王阳明在祖父王伦的培养下，将自己的兴趣与报效国家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在文武上同时用力，完美地塑造了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还是修身，毕竟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第二章 本是凡人，却做洞中仙
1.立业未成先立家，久烦学儒入道中
转眼之间，王阳明在京城中已待了六年，已经到了婚娶的年龄。古时候，两个相交的世家往往为各自的孩子定下娃娃亲，到了适婚年龄再行完婚。然而到底什么时候结婚，也没有定数。不过根据史料可知，古时候成婚的年龄都比较早，一般在十六七岁。与现代人的晚婚晚育形成鲜明对比，古人的婚姻观似乎更是自然天成。
理由有三。其一，人口增长缓慢。古代人口本来就少，又兼战乱频繁、水旱灾害不断，更使人口锐减。从自然生育上来看，古代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这也自然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人口的锐减，也为了政治统治、军事战争，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通常的措施就是像春秋时期越王勾践那样用法令限定男女的结婚年龄、分家的年龄等。最为长期有效的措施就是用思想来束缚人们，以达到保障人口增长的目的。比如儒家思想的宣传，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名义让人们选择早结婚、早生育。
其二，人丁兴旺的重要性。虽说古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不甚合理，甚至有些不合乎道德素养，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男人自古以来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做男人也相对比较难。就如同现在的价值观一样，竟然出现“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的说法。对于古代的男子来说，权势和地位也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定位。学问本身并不存在价值，必须在一定的职位上才能显现出来。古代社会重视男丁，似乎更是为了传承，不管是传承自认为很优秀的基因，还是传承整个家族的精神追求，都是以私利为出发点。
其三，考虑到男性的后顾之忧。现代人的观点是先立业才能成家，否则就是对爱情、婚姻的亵渎。其实晚婚现象对男性和女性都构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威胁。没有成家，为事业打拼的年轻人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无依而出现很多心理疾病。在古代，男子十六七岁就会成婚，心理上就会很快成熟，有利于自身事业的发展。家族之间通过联姻，也可以在事业上帮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以树立他们创业的信心。
古代的婚姻缺乏所谓的爱情或者儿女私情，甚至存在很多棒打鸳鸯、草菅人命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这种婚姻方式有其存在的可行性。纵然没有所谓的自由爱情和婚姻，也不失其尊重生理和心理的婚姻理念。王阳明在17岁的时候，听父命回南昌迎娶诸养和之女。
17岁的年纪在古代是个最为重要的年纪。17岁可以选择从军，17岁可以选择继续精进学业，17岁可以选择从商，17岁也可以结婚生子。王阳明17岁回到南昌迎亲，可以趁此机会回家做很多事情。首先，王华久在京师任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遣王阳明回去可以替自己尽孝；其次，王阳明可以在家人的督促下，安心读书，准备科考；最后，王阳明迎娶新娘子后，可以尽快地为王家传宗接代。
诸养和当时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家在南昌。江西素来人杰地灵，王勃曾经作《滕王阁序》对江西才俊不吝夸赞。从《明史》看，自朱元璋科举取士起，到王华为状元，明朝总共出现了33个状元，其中江西就出现了9个。江西才俊对内阁形成了垄断，影响着朝局的走向。在江西还有一个不安分的藩王，那就是宁王。
江西之地，是佛道汇聚的地方。江西贵溪龙虎山有道教天师道的祖庭，庐山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吉安青原山净居寺是禅宗南系两大法系之一的青原系所在地。天师道的张道陵是众人皆知的，也是江西道教精神的领袖。在南昌就有一个很有名的道观，叫做铁柱宫，也叫万寿宫。
王阳明5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和尚，经其点拨，才会说话。在京城之中，他又遇到一个麻衣神相，竟然以道家的修为学说对他进行劝说，让其专心学业。自王阳明立志做圣贤之后，又感觉圣人之学与佛道之间有互通之处，只是还没有参透其中的异同。
到了岳父家中，王阳明受到了诸家上下的盛情款待。诸家与王家早就约为儿女亲家，所以经常有书信来往。诸养和对这个女婿的故事非常清楚，也相当敬佩，特别是他骑马出居庸关的事迹。在辞章方面，王阳明更是灵性使然，所作无不令人惊羡。诸养和本来就有很多诗词、字画方面的朋友，趁着王阳明来到家中，便请来为王阳明进行指点。没想到来到诸养和家中的很多大家与王阳明切磋一番，都为王阳明的才学所折服。经过一段时间的切磋，王阳明在辞章、书法方面进步不少。
对于王阳明的表现，诸养和很是欣赏，并准备尽快为他们操办婚事。王阳明在南昌住了一些时日，就探听到南昌有铁柱观，很想去游览一番。只是碍于岳父的盛情，不好意思外出走动。当他闻听铁柱观有养生之术可以学时，便迫不及待地溜了出去。那时他都没有想到当天正是自己洞房花烛夜的好日子，居然选择了离奇失踪。诸养和派出了所有人手到处寻找，都没有找到王阳明。直到第二天，王阳明从铁柱观回到岳父家，才得知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一般来说，游览一个地方，绝对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偏偏王阳明就用了一个通宵，而且还达到了忘我的境界。铁柱观又被称为万寿宫，是为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许逊而建。许逊祖籍汝南（今河南许昌），因其父许肃在东汉末年避乱而迁往江西南昌。
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许逊生于南昌县益塘坡（今麻丘乡）。他5岁入学，10岁知经书大意，后立志为学，精通经史、天文、地理、医学、阴阳五行说等，尤好道家修炼之术。相传许逊师从豫章人吴猛，受得三清法要。后又与当时的大文人郭璞结交，访名山福地，觅修真炼丹之所，在南昌西郊的逍遥山（今新建西山乡）隐居起来。
晋武帝太康元年，许逊42岁，被迫离乡就任蜀郡旌阳县令。他初到旌阳县，就帮助当地百姓度过了饥荒、水患、疫病，深受百姓爱戴，被当地百姓颂为许旌阳。然而晋武帝死后，晋惠帝痴傻无力执政，将国事托付给生性恶毒的贾后。贾后不仅权欲熏心，而且还淫乱诸王，引起“八王之乱”。许逊见朝局不稳，天下即将大乱，便毅然选择了弃官归乡。
由于许逊痴心于道学，东归后便与吴猛同往丹阳（安徽当涂县），向谌母学道。在学道的同时，许逊还致力于解除江南之地的水患和灾祸。相传他活到136岁，一家四十二口羽化升仙，房宅、鸡犬都一同升天。
许逊死后，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在当地为其建立了许仙祠。南北朝时，许仙祠改名游帷观，宋真宗又赐名并亲笔提“玉隆万寿宫”。而《白蛇传》中的许仙似乎可以在许逊身上找到影子。等到明朝的时候，万寿宫（也就是铁柱观）的香火很是旺盛，有众多的虔诚者来焚香拜祭，以求得平安福报。
残阳西垂、灯火通明之时，王阳明独自一人信步走到铁柱观中。此时此刻，铁柱观已经摆脱了人世间的一切繁杂，重新回到了超脱的静谧之中。参禅悟道需要的就是一份宁静，一份对心中圣贤神佛的虔诚。等王阳明悄悄地走进铁柱观，感受那份宁静之时，突然发现在后殿有一位道士在打坐。只见在昏暗的烛光下，飞蛾时不时地围着烛火飞动，随时都可能表演一幕飞蛾扑火的凄美情景。
这个道士长眉皓首，盘膝静坐，一身道袍飘飘然似成仙之人。王阳明知道不便打扰，便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道士的举动。正如菩提老祖与孙猴子相约一样，只在机缘巧合下，成就了一段师徒之缘。等到道士打坐完毕，王阳明上前施礼，详细问答，才知这个道士原是蜀中人，已经96岁，因不知姓名，只留道号无为道长。
这个道士谈吐儒雅、声如洪钟，对博学多才的王阳明更是以礼相待。王阳明在昏暗的烛光下，与道士攀谈甚久，认定这个道士一定是得道之人，便向其请教养生之术。道家以炼丹或符咒为修身驱魔之术，被很多世俗之人误解。其实很多道士是懂医学的，会用丹药来治病救人，却没有什么长生之术。而符咒驱魔也仅仅是在迷信的时代，为百姓寻求一份心理上的安慰，从现代医学上说是心理治疗法。在道家中确实有很多长寿的修行者，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独特的养生之术有关。
无为道长对王阳明说：“养生之诀，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生逍遥，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清静与逍遥都追求心灵上的一片净土，去除了尘世间的嘈杂，心如止水便能随心所欲。老子空灵，将世间的一切都看开，才会提出清静无为。而这种清静无为并非无所事事，恰恰是无所不为，只不过在遵循天地间的一种自然天性。正所谓天然去雕饰，惟其真实才能底气十足地走下去。庄子已经超脱了清净，所以能任性练达，寻求逍遥游。正像真理一样，并不需要凡夫俗子去标榜，它就在那里，发挥着自己无法逾越的功效。所以才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其实王阳明向无为道长学习的仅仅是导引之法，与儒家的修身、佛家的参禅似乎无异，却有其独特性。儒家修身同样讲求深思或者苦行，寻求的就是一瞬间的顿悟。格物讲求的就是顿悟，如果方法不对就会遁入空门。静思的尽头就是哲学产生的时刻，无须多言，只要自省。佛家和道家以参禅打坐来达到空灵的目的，只可惜往往事与愿违。佛家与道家都是与人性割裂，寻求的是一种与天地通、与神佛语的境界。但是任何脱离了人类活动的行动，都是虚伪的假道学。
一个凡人将凡人的事情做好就是一个得道的儒者，而一个凡人做不好一个凡人的事情，反而去寻仙问道、参禅修佛，就有些荒唐可笑。将普通的事情一辈子做好就是最伟大的事情，又何须寻求人世间本来没有的仙佛途径呢？王阳明仅仅17岁，还没有参透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才会对无为道长的养生之术着迷。两人一起打坐，犹如一对槁木，不知不觉间天色暗淡，风转云散，竟然过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王阳明被晨光照射，才睁开了双眼。与无为道长打坐，王阳明非但不觉疲惫，还感觉到万分舒畅。此时此刻，诸养和派出的人找到了王阳明，并劝其速归。王阳明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匆匆忙忙地与无为道长告别。无为道长与王阳明互道珍重，并对王阳明说20年后在海上相会。这是玄妙之语，王阳明当时没有在意，只是慌张地赶回岳父家。
诸养和看在王华的面子上，不跟王阳明计较，又盛大地举行了婚典。王阳明对这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很对不起岳父和妻子。王阳明自此之后对岳父诸养和尊敬有加，孝敬备至，真似亲子一般。至于新娶的娘子，王阳明更是用自己的情趣来打动她，并愿与其相守一生，白头到老。
在成婚的第二年，王阳明与妻子离开南昌，要回余姚老家。在途中，他经过广信府上饶县（今江西上饶），拜访了当地的大儒娄谅。娄谅是景泰年间的举人，早年也有成为圣贤的志向，到处寻求名师学习。他感悟到当世的学问并非心学，于是师从吴与弼，得出以收放心为居敬的入门功夫，以纯任自然为居敬要旨。娄谅虽为当世大儒，却被时人讥笑为儒者的异端，颇似南宋的陆九渊。有人甚至认为娄谅的学说更像是禅学，完全脱离了儒学。
可以说娄谅是精通儒学、心学、佛学的一位大学者，只因为时人只看到了他最突出的一面，而没有辩证地评论他。王阳明在18岁时，有幸与娄谅一见，并听其教诲，可谓受益良多，这对王阳明以后的思想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娄谅与王阳明谈论了宋代儒学格物致知的深意，并提醒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可至。这句话对王阳明的鼓励最大，也坚定了王阳明学做圣贤的志向。而娄谅有一女嫁给了宁王朱宸濠，是为娄妃，这与后来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有关。
别了娄谅，王阳明与妻子诸氏便回了余姚老家。此时祖父竹轩先生尚在京师，家中唯有祖母岑氏与众亲族叔伯子弟。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度过了最初的甜蜜，王阳明也在家人的催促下开始为科举做准备。
2.屡试不第豁达笑，睿智不掩释程朱
王阳明回到余姚的第二年，祖父竹轩先生王伦卒于京师。父亲王华奉丧归余姚，与王阳明总算是又重聚在一起。只不过祖父竹轩先生的离世，让王阳明有些失魂落魄，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追寻自由的志向。果不其然，在王华料理完父亲王伦的丧事之后，就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为王阳明讲析经义。王阳明要经过三年的苦读，等待乡试，而后参加会试、殿试。
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时期，并经过两宋时期的不断完善，到了明朝已经是一套非常严密的考试制度。明朝科举的整个过程大概分为四步，真可谓是十年寒窗苦读。
首先，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在明代之前，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途径有很多，而到了明代，学校几乎成为唯一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途径。若想参加科举，必须取得入学的资格，并达到参加科举的水准。
在明朝有两种取得科举考试资格的方式：其一就是成为国子监监生，其二就是成为科举生员。国子监是外三监之一，犹如汉代的太学，也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人，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在明朝初期常常可以直接做官，不用参加科举考试。随着明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明成祖之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但是监生具备直接参加科举的资格，不需要再进行遴选考试。
科举生员一般是入学的学生。到了明代，教育发展迅速，逐步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学校体系。在南京和北京有国子监，在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凡是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而进入府学、县学的学生，通称为生员，俗称秀才。一般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叫做童试。只要经过院试，就会被分配到各个府学、县学进行学习。考取生员，是取得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被选拔出来成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另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只有位居第一、二等的考生才能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为科举生员。
其次，参加乡试。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省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各省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又叫乡闱，因为在秋季八月举行，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都可以参加考试，在称为贡院的考场待命。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两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他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俗称孝廉。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唐寅就是乡试第一，被称唐解元。
再次，参加会试。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因为考期在春季二月，又被称为春闱。会试的时候，全国举人齐集于京师，真可谓精英团聚。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相关人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会试考中的举人被称为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很可能成为夺得殿试状元的人选。
最后，参加殿试。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定为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起，时间改为三月十五日。应试的贡士在殿试中都不会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结束后，第二天阅卷，第三天就放榜。录取结果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或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的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所以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职，榜眼、探花授编修之职。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官。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都考八股文，是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一般读书人往往将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自明朝起，多少文人士子深受八股文的残害，逐渐变成为考取功名而读书的行尸走肉。王阳明失去了祖父的庇护，只能遵从父亲的安排，暂时向现实低头。王阳明考取功名并非一心为了光宗耀祖，主要是以此作为大展宏图、为民请命的途径。
王阳明在余姚老家，白天与众叔父长辈研析经义，晚上则搜集经、史、子、集诸书研读，每天都到深夜。在这种情况下，四位长辈在学业上远远赶不上王阳明，对王阳明的学问既惊讶又怀疑。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四位长辈终于知道王阳明夜半读书、痴迷学习的事情，都自叹不如。王阳明与长辈们讨论了关于志向与实践的问题，正所谓知易行难，这让王阳明对知行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与长辈讨论之后，一向喜怒哀乐跃然脸上的王阳明突然变得异常安静，仿佛一个贪玩的少年瞬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其实王阳明是在刻意训练自己，看看自己能有多强的自控能力。一种行为的坚持，总会形成一种习惯，从而影响一个人的品性。就像古代有佩戴玉佩的习惯，最初并非是要玉佩来做装饰，而是要用玉佩来约束一个人走动的步伐。只有玉佩匀称地晃动，才会体现一个人步伐的端庄、体态的优雅。
经过王阳明个人的努力，他在学业上大有长进，远远超过了四位长辈。他的刻苦行为也感染了一同学习的四位长辈，受到了家人的称赞。弘治五年（1492年），21岁的王阳明与四位长辈一同参加了浙江乡试。夜半，巡视考场的人见到两个巨人，一个穿绯色衣服，一个穿绿色衣服。这两个巨人东西相对而立，大声说：“三人好做事。”正好在这次乡试中，王阳明与孙燧、胡世宁同时通过考试成为举人。在宁王朱宸濠叛乱时，胡世宁首先发现宁王的谋反迹象，并报告了朝廷；孙燧在反对宁王叛军时被杀；王阳明全力平定了宁王叛乱。这正应验了“三人好做事”的预言。
因为会试是第二年的春天才举行，所以王阳明在此期间去了北京，等待父亲守丧后归京。在北京，王阳明并没有专心为第二年的会试做准备，而是痴迷于宋儒格物之学。前贤儒者曾说：“众物皆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王阳明由此便对官署中的竹子产生了兴趣。因为格物的浅显意思就是穷究事物所蕴含的道理，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就像我们观察事物，并非寻求对其外表的简单描摹，而是要找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这样才能将得到的道理运用到其他的社会实践中去。哲学家需要苦思冥想，参禅者需要顿悟，但都离不开对某些细小事物的仔细观察和符合逻辑的思考。
由于王阳明没有找对格物的方法和对象，用脑过度导致大病一场。在京师格竹子失败，对王阳明的影响很大。圣贤的修为并非一般人能达到，在短时间无法实现，王阳明只能继续在辞章上与京师的文人进行切磋。乡试是秋闱，会试是春闱，相差没有几个月。在弘治六年（1493年）春天的会试中，王阳明不幸落第，但他并没有太在意。倒是守丧27个月归京的父亲王华对王阳明落第感到很是惋惜。当时的礼部侍郎李东阳鼓励王阳明说：“这年不高中，下次必定能高中状元，那就作一首来科状元赋吧。”王阳明丝毫没有推辞或者羞愧，豪情万丈地一挥而就，赋惊四座。
年纪轻轻锋芒太露，必然会遭到别人的嫉妒。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学会隐藏自己的才华，也许能更顺利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王阳明的状元赋得到了诸多学人、官员的称赞，也引来了很多看客的不满。他们认为王阳明落第尚如此猖狂，一旦高中，岂不是要目中无人。以王阳明的个性，绝对不会做出非议别人的事情，他只想追寻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绽放。
弘治九年（1496年），王阳明又参加了会试，还是名落孙山。科举考试凭借的不光是个人的本事，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唐朝韩愈曾经积极地参加科举考试，自信地写了一篇文章，却名落孙山。下次再考试的时候，韩愈将上次考试的原文一字不落地誊写了一遍，居然高中状元。会试两次落第并没有打击到王阳明，反而让王阳明看清了很多东西。
很多士子考试失利以后，往往感觉无颜见乡亲父老，都不敢再回家。就像北宋的柳永一样，因为屡次不中，而不敢回乡，只得流连在勾栏瓦舍之间。王阳明心中最终的追求不是做官，而是为百姓谋福祉，在修身中成为一代圣贤。他经过两次会试，对儒家的经典已经有所研究，特别是对宋儒中的程氏兄弟和朱熹有了一定的认识。
若想成为圣贤，就要对前代圣贤的思想进行批判的吸收。程颢、程颐两兄弟是北宋中后期的理学思想家。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将理作为宇宙的本原。他认为生是天道，是天地之心，称天道为仁。按程颢的说法，在生生不已的天道之下，通过阴阳二气的氤氲化生，产生天地万物，人与天地是同样的。对于人来说，要学道，首先要认识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的这个道理。人能明白这个道理，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即为“仁者”。
程颢并不重视观察外物，他认为人心自有“明觉”，具有良知良能，所以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程颢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学说。他追求所谓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在方法上是通过直觉领会，达到所谓物我合一。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定性”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程颐同样以“理”为世界的本原。他认为理是创造万事万物的根源，理在事物之中，又在事物之上。道即理，是形而上的，阴阳之气则是形而下的。离开阴阳就无道，但是道不等于阴阳，而是需要阴阳来催发。程颐承认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都有其理。他就把事物的规律抽象化、绝对化，使之成为独立的实体。程颐承认每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即向反面转化，而且物质都有其对立面。关于人性问题，程颐以为人的本性，即是人所禀受的理，于是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
程颐认为，性无不善，人之所以有善与不善，是由于才的不同。才是由气而来的，气有清浊不同，故才也有善与不善之分。只讲本然的善性，不能说明人何以有恶；只讲气禀之性，就不能说明人性本善。程颐论述为学的方法时，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认为格物即是穷理，即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所谓豁然贯通，就可以直接体悟天理。他所讲的穷理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等。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程颐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对于二程的儒学思想，王阳明在心学上批判地吸收了程颢的心学思想。程颢在道德修养方面对王阳明的影响比较大，也对儒学中的修身进行了重新界定。支撑整个社会顺利发展的不是有板有眼的法律条款，而是根植在肉体中的思想信仰。这些所谓的信仰就是对某些道德修养的坚守，始终维持的一种品格。在明朝中后期，国家的思想体系已经陷入崩溃，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来抚慰彷徨的人群和缺乏信仰的下一代。
程颐的格物致知说虽然说得通透，在早期却没有对王阳明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被贬谪到龙场，王阳明才彻底参透程颐的格物致知之说，并且终生受益。穷究事物之理并非在于苦思冥想，而在于达到一种通明豁达，才能彻底参悟天地间的大道。至于程颐提出的知行关系，王阳明通过自己的参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中，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要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彻底否定了那种投机取巧、乘虚而入的恶劣行径。
朱熹是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一套“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在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元朝恢复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考试士子的本子，从此朱学成为科场必学的学问。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也将朱熹等注解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书。王阳明为了考科举，对朱熹的《四书集注》没有少读，也趁机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梳理。王阳明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并没有抹杀一个人的天性，反而会帮助一个人成为追求天性的圣人。朱熹的提法并非要灭掉一切私欲，仅仅是对自我在道德上的一种限制，只不过在被统治者阉割后，才变得那么没有人性。
通过对程氏兄弟、朱熹三人思想的释解，王阳明的心情变得舒畅很多。在第二次会试落第之后，他回到了余姚老家。在龙泉寺，王阳明组织了一个诗社，作为结交文人、对饮低唱的场所。一时间，很多爱好诗词或辞章的文人慕名而来，与王阳明在辞章上进行对决。每次王阳明都会语出惊人，佳句每每被与会者传诵。
已经致仕的方伯魏瀚平常自认为才华出众、无人能及，听到王阳明声名鹊起，便有心与王阳明切磋一番。某日，魏瀚与王阳明同登龙山，两人一边下棋一边赋诗，雅兴甚足。魏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逐渐为王阳明频出的妙语所折服，便扔棋认输。
在思想还未大开之时，王阳明只能以辞章作为消遣。他并没有像很多士子那样想以辞章显名于当世，而是转向更为经世致用的学问或技能。
3.棋盘里刀光剑影，兵阵中万马奔腾
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回到京师，并没有积极准备科举，而是痴迷于学习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急需统兵打仗的将才，但是文官充斥于朝野，良将难求。由于文官与武官分设已久，文官不再具备统兵的智谋，而武将也仅剩下粗野的蛮力。明朝设定的武举，并不能招揽到文韬武略兼备、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之才，得到的仅仅是擅长骑射搏击的莽汉。
王阳明在京师中，时刻留意国家边防的事情，并收集各家兵书以做研究。在研究兵书的过程中，王阳明又陷入了痴迷的境地。甚至在家宴上，他还将果核作为排兵布阵的工具，为诸位宾客讲解。天道酬勤似乎是对平常人而说，天道酬痴才是对王阳明这种非常之人而设。如果对某些东西达不到痴迷的程度，就不会达到一种境界，顶多只是一个了解者。
对于一个文臣来说，要在武备上有所精进，就要精细地研读兵书，演练兵阵。古人巧夺天工地发明了棋局和沙盘，既能达到娱乐的效果，又能实现演练兵法、训练思维的目的。棋局分为围棋和象棋两种，其中围棋充满了极深的奥妙。古人将琴棋书画并称，标榜士大夫的品位和素养，其中最难者莫过于围棋。
围棋相传发端于尧舜，唐尧曾经将围棋之术传给儿子丹朱，虞舜曾经将围棋之术传给儿子商均。丹朱与商均是两位圣王的儿子，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迷失了人生的奋斗方向。尧、舜二人都想儿子能建立一番事业，所以用围棋来约束他们放荡无为的行径，趁机将治国之术、御臣之道、统兵打仗的技艺穿插在棋局中。这说明最初的围棋，主要目的是开发智力和陶冶性情，是成为圣贤的一种修行方法。
另一种说法认为围棋发端于战国。纵横家为了适应愈演愈烈的战争局面，以棋子作为城池的代表，以棋子之间的连线作为各国的官道。整个棋局出来，就能明晰整个战国的军事情况。通过围棋的布排，可以将预先制定的战略方案拿来演练，经过多方揣摩，必然能制订出一个更为精确的战略计划。在战国时代，围棋的胜败就决定了战争的结局，比拼的是对诡诈之道的运用和防守。
虽然有几种发端的说法，但并不影响围棋的流传。围棋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联合在一起，甚为看重对一个人心智的训练。如果能将围棋中的谋略运用到实践中，必然能成就一个将才。如果不能及时将围棋中的东西转变为现实，仅仅局限于棋局的娱乐性，就会养成纸上谈兵的毛病。
围棋经过历代发展，到了隋代才正式形成了如今的横竖19道，总共容下361颗棋子的围棋。在隋代，中国的围棋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唐、宋、元时期，围棋已经成为百姓喜好的一种对弈项目，并将棋子由方形改为圆形。
明代，围棋出现了很多流派，比如正德、嘉靖年间就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其一为以鲍一中为首，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其二为以程汝亮为首，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其三为以颜伦、李釜为首的京师派。这三派的出手风格各异，布局攻守各有侧重，但都形成了一定的套路和达到了较高的境界。这些流派的产生，促进了围棋的进一步推广。围棋被市井小民所学，每每有人对弈在闹市，便成为街头巷尾争相围观的乐事。
王阳明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度过了明朝围棋盛行的时代。由于对军事的特别关注，王阳明对围棋的布防之道更为重视。也难怪他会在宴席上，用果核给宾客们讲解战略战术。而要想通过围棋来熟悉兵法，就要有好的棋谱或者兵书，这样通过模仿学习，才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王阳明通过搜集，将《武经七书》作为重点学习的兵书。《武经七书》是北宋神宗时由官方颁布的一套兵法丛书，汇集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中国古代著名的统御者或将领都会将兵书带在手边，就像三国时期的曹操，行军打仗之余，尚不忘对经史、兵书进行研读和批注。在实践中领会思想理论，更加有利于对原有思想理论的吸收，进而转化为自己的独特理论。
越是经典的书籍，越会受到后人的青睐。《武经七书》在汇编成册之前，其中的《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已经得到诸多名家的注解或评说。自《武经七书》成书之后，又有许多名家对它进行了重新注解或评说，这为后世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王阳明所得到的版本是洪武年间由兵部刻印的，必定融合了前人对此书的理解和研究。经过长时间的研读，王阳明对《武经七书》进行了重新批注，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军事理论。
通过围棋的演练和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王阳明对将才的素质提出了以下四点要求。
其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就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就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仁爱部下、勇敢果断、治军严明的素质和能力。就像我们对史官的要求一样，一定要具备德、才、识、学才能做好史官。史书可以被重写，但战争不可以退回去再打一次。作为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领，只有做到了德才兼备，才能驾驭好军队，完成攻坚与守城的战斗任务。
在特别时期，总会出现唯才是举与德才兼备的争论。唯才是举就是说把实用的才学放在第一位，这样就放低了道德水准的限制。如果统御者具备统御的能力，就能将这些依照唯才是举的标准选拔的将领很好地分配和任用，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积极功效。如果统御者不能很好地掌握这些才华出众而道德有缺陷的将才，就很容易将他们的消极影响扩大，进而影响到全局的操控。
到了如今依然有很多关于品德的讨论。一个知识分子掌握了尖端的技术，固然能为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然而如果这个知识分子心怀私利，将自己掌握的尖端技术运用到威胁百姓和国家的地方，那么他就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也难怪我们现在大呼：宁愿得到很多资质平庸而老老实实干活的人，也不能用那些聪明绝顶却危害社会的人。
其实所谓的德，就是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修养是从自控开始，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信仰。作为统兵打仗的将领，怀着一颗对朝廷尽忠的心，秉承着解民于倒悬的仁慈之念，就不会为了立功而滥用民力、滥杀无辜。具备高尚道德的将领会将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将功名的取得融合在自然之中，而不是刻意去争夺。
以德为先就能成为一代儒将，必能达到“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境界。将战争的成本降到最低，将百姓和国家的命运放在第一位，就是儒将所共有的素质和信仰。他们不希望用战争的血腥来结束战争，而是希望用战争的不得已来化解战争的伤痛。如果都如苏秦、张仪之徒，为一己之私，将百姓的安危、国家的存亡弃之不顾，那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会更大。
其二，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作为在外统兵的将领，一旦离开朝廷，就不再受君王的直接约束。古代一场战争的人事组合是由战略家、政治家和战术家组成的，缺一不可。战略家一般由君王或者统帅担任，在战争之前，制定好战略方针，在大方向上进行科学的把握。政治家一般由相国和诸臣子担任，主要负责战争的后勤准备。在战略和后勤做足的情况下，统兵的将领才会无后顾之忧，安心地在外打仗。
南宋初期，岳飞曾经全力抗金，在取得战略优势的前提下，被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再厉害的将领，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没有自主权，也将失去取胜的先机。将领在外统兵一定要有随机应变的权力，特别是便宜行事的权力。即使有了主动权，将领也应该有超强的心理素质。
战争是残酷的，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能主动发动战争。在具体的战争中，战况往往是瞬息万变的，如果不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很可能会动摇军心。在心理素质方面，一定要做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所谓静，就是全神贯注地观察战争中的每一个细节，在细微中洞察战争的走向，为全新的战术做准备。所谓动，就是看清战争的规律和走向之后切中要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气势发动攻击。动静结合，相得益彰，才能游刃有余地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取得最后的胜利。
其三，韬略非凡，运用得当。
作为一名将领，必然要熟读兵书，广知各种战争的案例，这样在实践中才会得心应手。统兵的将领可以不具备冲锋陷阵的本领，但一定要具备排兵布阵、临机划策的能力。张良手无缚鸡之力，也能组织刺杀秦始皇的行动；诸葛亮羽扇纶巾，也能指挥若定，杀敌于无形。
在文臣与武将严重分野之后，文臣就不再具备排兵布阵、带兵打仗的能力。大多数武将只具备匹夫之勇，并没有非凡的韬略。在战争中，莽夫只会根据自己的感性喜好来决定事情，不能理性地判断战局，往往做出一些影响成功的错事。如果只是熟读兵书，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一味地墨守成规，只能称为纸上谈兵，犹如长平之战中的赵括。即使具有马谡的韬略，只想求新立异，攫取个人私利，而忘记全局观念，也很难成为一个有韬略的将军。
一般情况下，在每个王朝的初期，都会出现勇武的战将。在王朝的中期，武备都会不同程度地松弛或者出现改革。在唐朝初期，王朝实行的是府兵制，与均田制正好配合，保障了唐初强大的军事实力。到了唐玄宗时期，均田制已经崩溃，只能实行全新的募兵制，趁此推行了节度使制度。在明朝中期，真正能打仗的将领已经所剩无几，招揽的文臣都是舞文弄墨之辈，只懂得钩心斗角，却不懂得如何治理好国家，使国富民强；武举招揽的武将大多是空有蛮力而无韬略的人，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只能误国误民。
王阳明看到了明朝中期的很多弊端，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不甘心只做一个玩弄辞章的文臣，而是要文武兼备，做一个统领千军万马、为国建功立业的股肱之臣。
其四，搏击骑射，感同身受。
一个统兵的将领，若想服众，就得有非凡的才能。如果没有一定的本领，很难在军队中立足。一个领导，不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就不能担当起顶梁柱的责任。像战国时期的吴起，西汉时期的周亚夫、李广，都是深入兵营了解兵将的将领。他们都很了解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军队的各种规章制度。
王阳明在少年时代就练习骑马射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冲锋陷阵的先锋。出居庸关，他驱赶胡儿，正是一种跃马冲锋的行为。西汉时期的冠军侯霍去病，年纪轻轻就能封狼居胥，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在王阳明的心中，主帅冲锋陷阵所带来的气势是任何兵阵都无法替代的。
对于将领来说，主要的作用就是鼓舞军队的士气。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突出的就是对将领这个灵魂人物的重视。一个将领缺乏勇气，胆小怕事，将会降低军队的战斗力。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虽然读书很少，却能灵活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战术，将手中的兵带得嗷嗷叫。只有将领是一头狼，才能将手下的兵带成一群狼。
王阳明心中对将领的素质进行了盘点，也身体力行，让自己变成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在古代知识分子的心中，一直放不下的就是经世致用的理念。这份为民请命、为国尽忠的信念，让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倔强，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做事方式。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内外兼修才能让自己拥有强健的体魄和高尚的灵魂。
在灵肉分离的时代，努力将两者结合，就是最大的修身之道。
4.看大明学术流弊，塑心中另类圣人
中国古代的学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百家争鸣为标志。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名家、纵横家等在当时各展所长，以图得到各国君主的赏识。最终法家成为各国国君追捧的神兵利器，在纷争的战国时代，发挥了它最大的能量。大秦帝国甚至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学术氛围，这让我们明白一种思想的盛衰取决于和政治的结合程度。
西汉初期，国家残破不堪，百废待兴，刘邦与诸臣采取了儒家的民本之术和黄老的休养生息之法。历经百年，西汉出现了“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黄老的无为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统治者要求高度集权的愿望，所以才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与政治从此结为连理，再也没有分开，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
自春秋到西汉，中国的知识分子相对来说还是保有其独立性的。他们有着倔强的性格，能够为了心中的信仰或理念放弃荣华富贵，甚至丢掉性命。司马迁能坚持为李陵申诉，就是出于对心中正义的固守。他不允许臣子蒙受不白之冤，不容忍皇帝犯下滔天大过。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却受了宫刑，成为时人取笑的不识时务者。他著作的《史记》，以春秋笔法，公正、客观地使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跃然书简之上，成为“史家之绝唱”。
东汉时期，统治者特意将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到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培养了很多誓死效忠的人。这虽有利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却拆解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为了名利选择了愚忠。这份愚忠在东汉后期的“党锢之祸”中，被统治者自己敲碎。知识分子在那时陷入了彷徨之中，最终出现了分流。一部分人重新醒悟，投靠了各个军阀，选择经世致用，希望重新统一天下。另一部分人选择了归隐，将莫谈国事奉为行事的准则，开魏晋时代的玄学之风。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形成，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文人墨客虽然保有那份追求功名的心愿，却不掩饰自己的天性。在大唐盛世，最出名的莫过于诗仙李白。也只有李白才能体现唐朝文化的底蕴和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天性。文人士子无不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仗剑走天涯的情怀常常萦绕胸间。
李白虽为文人，却也是仗剑出关、策马奔驰之人。他一生的梦想就是得到皇帝重用，成为一代名臣贤相。屈原的文风，司马相如的壮举，让这位豪情万丈、多才多艺的才子走上了一条不寻常的路。在唐朝的知识分子中，体现了太多的不安分情愫。没有人甘于平凡，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才学不如人。他们奔放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天真而浪漫的心。
惟其真实，所以光彩。李白得到唐玄宗的青睐，却得不到重用。他的愤愤不平，都发泄在高力士和杨贵妃的身上，最终不免被赐金放还，离开皇宫。他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可以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却不能掩饰内心的失落。空有报国之志，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怀才不遇不仅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歌，更是天性与欲望的对决。唐诗中写得最多的莫过于怀才不遇的情怀，虽各有所托，却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愁苦。按照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越是悲剧越有内涵。王国维先生曾将叔本华视为精神的追随，所以有感而评《红楼梦》。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周敦颐、程氏兄弟、陆九渊、朱熹等都在那个时代留下了超乎前代、影响后世的思想巨著。在宋代，文人备受尊崇，出现了像晏殊、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个性鲜明的词人。他们在仕途上虽各有盛衰，但在宋词的天地里，却各自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人都不屑于在学术上钻营，只是自然地追求着自己心中所向往的天地。
到了明朝，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八股文统治科举的时代，培养出的人才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学术流弊也就更加凸显。
首先，学术被虚伪化。
一种学说或者思想与政治权力结合的瞬间，其虚伪化也就在所难免了。一种治国的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固然能帮助这种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但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功名利禄的俗气。我们相信，很多研习某种思想的人都对这种思想怀着崇高的信仰，但也不排除很多人利用这种思想进行投机。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已经成为统治思想。国家施政方针，特别是选拔人才就是依据儒家的很多经典来确定的。儒家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是主张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的道德、技能、素养，期望能为国家培养出利国利民的人才。但是一旦儒家思想作为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就会被虚伪化。很多人明明不信奉儒学，硬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忠孝节义之人。其实这些人仅仅是将这些作为走入仕途的敲门砖，内心装的却是升官发财、男盗女娼的思想。
在东汉时期，就有故意设计提高声望的读书人。他们标榜孝义，在人前为父母尽孝，为朋友两肋插刀，其实在私底下对父母很不孝顺，对朋友也很不仗义。就是这些没有孝义的人反而被推举为孝廉，成为危害国家安定的蛀虫。不光是儒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盛行，也选择了与政治结合，就不可避免地引来了很多投机者的参与。
在古代常常有隐士，甚至有一隐成名者。东汉末期的曹操、袁绍、诸葛亮都曾隐居过，那只不过是推销自己的一种策略。真正的隐士是从来不会标榜自己的，更不会特意去关注外界的烦事，而是静心修道。
在明代，还有一个最虚伪化的事情，那就是宦官的专权。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宦官弄权的时代，分别是东汉中后期、唐朝中后期、明朝。在明朝，宦官最为猖獗，人数也最为庞大。因为身为太监有很多利益可图，有些人不惜自阉，上赶着入宫当太监。这种投机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朝廷不得不制定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私自阉割进宫为太监。
学术思想上的虚伪化，会牵连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科举一个方面。一旦统治思想出现了虚伪化，整个社会将变得腐朽不堪。
其次，学术被知识化。
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没有止境的，一旦无法突破，就需要新的理论或者思路来突破瓶颈。在一种思想或学说被奉上神坛之后，为了便于推广或者影响他人，不得不将其知识化。也就是说，本来很鲜活很有张力的学问，要被编排成教科书，然后传授给别人。当一种学问没有了争论，只是一味地被复制，那这种学问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西汉，经书往往被著名的学者进行深入的解说，变成影响广泛的经学。那种一问一答的师生对话，从一句简单的话语中，居然能放射出难以想象的知识量。经书由开始的五经到最后演变为十三经，丰富了儒家的经典。当这些所谓的经典遇到瓶颈之后，就会被后世的学者知识化，成为死知识。
先秦时期之所以很多经典都是活的，而且具有很大的延展性，是因为有很多愿意践行经典的人。只有放弃了功利，完全为了心中的信仰去践行的人，才会将这种学说发扬光大。不幸的是，当儒学成为官方考察人才的标准，很多人就完全照着考试标准来学习，而并非真正地去理解其中的深意。
就像中国人学习外语一样，面对考试能拿高分，但真正运用起来却不能得心应手。有很多外国人熟悉本国的语言，到中国来参加他们本国的语言考试，却连及格都做不到。这就是将学术知识化的弊端，让学术脱离了现实。缺乏实践的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缺乏实践的人生是苍白无力的。
很多人能将仁义道德的名言警句背得熟练，却做不到；很多人能读着圣贤之书做了官，却做着猪狗不如的丑事；很多人以一个善人的面孔示人，背地里却做着迫害百姓、吸食人血的勾当。表里不一的事情，就是说与做的分离，正是学术知识化在具体生活中的体现。
最后，学术被分解化。
很多学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分为很多流派。虽然说流派的产生会让一种学说更加具有活力，却不可避免地曲解了学说本来的目的和意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创立学说的目的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让国家安定、百姓乐业。一种学说如果不能起到它的作用，沦为空谈，就将失去生命力。
流派的产生就是在某些经典著作的解说上产生了分歧，从而将学术分解化。当我们想到感情的时候，我们会分出爱情、友情、亲情、同情等等，但我们是否想到在特定的时代，感情只代表我们所分出的其中一种感情。以后世的眼光来理解前人的话语，无疑是一种臆断、一种对学术的分解。
就像我们对新闻的采集一样，为了表达某种理念，不得不对所采集的资料进行取舍。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得到的信息不是完全的，仅仅是在被迫地接受某种理念而已。在明代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官方的教材进行研读。而这些所谓的官方教材是经过统治者重新修订的，起码在解说或诠释方面做了手脚。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已经被潜移默化地诱导了。
本来能表达正义的句子或者例子，在某些人的扭曲下，也许会变成一个反面的教材。例如今天的娱乐八卦，绝大多数娱乐八卦的新闻都是被截取的，没有事情的全部，只是表现出最有争议、最有噱头的一点。存有目的的解说，都是存有私心和阴谋的。在明代，学术被分解化在所难免，很多人认识到了，却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大吼一声，或者身体力行地去改变这种风气。
王阳明不仅看到了明朝的学术弊端，而且还积极地克服这种弊端。他对战国时期的孟子，南宋的陆九渊、朱熹等人的学说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对他们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孟子、陆九渊、朱熹都是儒学的圣人，是王阳明的榜样，也是王阳明需要超越的对象。
在理智的路上，没有榜样是无法想象的。创造的前提就是模仿，有了模仿的对象，才会有创造的火花。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将人生的寄托放在修身养性上。性善论的提法更是将仁义道德纳入到人性之中，为心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心外求理、心外求善是孟子的主张，却不被王阳明所接受。王阳明创立了自己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理论，讲求合一性，反对不同步。
对宋代的两位大儒陆九渊、朱熹，王阳明更是进行了特别的模仿。在对比研究的过程中，王阳明更加推崇陆九渊，也许是对朱熹的儒学独霸明朝的一种叛逆。陆学和朱学争论了多年，最终朱学获胜，成为官方备受推崇的经典教材。可是朱熹的学说虽然胜利了，却不能压制住陆九渊学说的传播。在思想领域里，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有理念和思路的异同；也没有所谓的高低，只有受众和研究的多少。
王阳明主要是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学说。他这种求异的个性，让他在学术界成为异类。但是他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心中的圣贤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绝对是一个另类。若想成为绝无仅有的圣贤，首先得从思想和行为上做到前无古人，否则将无法超越前人。
除了对儒家圣贤进行模仿和研究，王阳明还对道学和佛学进行了参悟。在儒学独霸的世界中，有道学、佛学两股强劲的对手在竞争。曾几何时，佛学、道学也显赫一时，但最终还是在儒学面前败下阵来。宋学将三种学说进行了糅合，从而在思想史上又出现了一次高峰。为了找到明朝学术弊端的根源或症结，王阳明必须要对这个源头进行探寻和梳理，否则将永远迷失，达不到圣贤的化境。
在儒学研究上受挫后，王阳明或寄情于辞章或沉迷于佛老，似乎有所得。有所感悟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唾弃某种东西的时候。其实，“拿得起，放得下”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脱。
第三章 身在宦海，不忘仙佛趣
1.工部观政督威宁，忧国言边务八策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以第二名的成绩顺利参加殿试。在殿试中，王阳明被赐二甲第七名，进士出身。三甲进士根据具体的名次和才学，会被分配到各个部门去任职，大概有以下四种出路。
其一，被留在翰林院做史官，只有一甲的进士才有这种资格。状元一般被授予撰修之职，榜眼和探花被授予编修的职位。
其二，二三甲中的年轻聪明、机智可塑的进士可被遴选为庶吉士，被送往翰林院继续读书。三年后，再对这批庶吉士进行严格考核，若能通过考试，很可能留在翰林院为史官，或为各科道的言官，或为六部的主事。
其三，被分配到六部为观政，一年之后再授予实职。这观政顾名思义就是岗前培训或者见习的意思，让新进的进士得到充分锻炼后再上岗。
其四，被直接分配到地方出任知县、同知、推官等。
这四种情况，是三层阶梯，分别为翰林院、六部、地方。越受到器重，就会越接近权力中心。不过富有才学的王阳明只被授予了工部观政的职位，似有被压制的意味。六部一般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摆列座次，王阳明被安排在工部做观政，可见是有人故意压制他的傲气。当时王阳明已经28岁，以放荡不羁的个性、别具一格的文辞在京师小有名气。
明初最为盛行的就是以杨士奇为首的台阁体派，一直延续到明朝中期。这宛如唐朝初期一样，骈体文和华丽的诗文弥漫宫廷和乡间。唐初四杰与陈子昂等人对魏晋的文体进行了批判，文章更多地关注于现实。韩愈、柳宗元两人提倡古文，开唐代行文的先风，褪去了华丽的外装，展露了天然去雕饰的俊美。唐诗在很多人的改革、创新下，出现了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盛世局面。山水有王维、孟浩然，边塞有高适、岑参，浪漫主义有李白，现实主义有杜甫。他们与唐初四杰和之后的杜牧、李商隐、白居易、李贺等构成了整个唐代的文风。
明朝中期，也有那么一批致力于改革文风的年轻才俊，在北京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在江南以唐寅、祝允明为首。他们这些桀骜不驯的才子对旧的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倡效学古诗、古文，对明朝的文学改革大有裨益。然而这些才俊的行为却遭到了当权者的压制，表现在科举上就是屡受打击。王阳明两次会试落第，会试第二名，在殿试中居然被赐予二甲第七名，在派职时还被派往工部做观政。而曾经夺得乡试第一名的唐寅唐解元却因为科场舞弊案而被牵连，落得一个终身禁考的下场。
王阳明并没有因为朝廷的压制而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反而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实事上。在观政期间，王阳明奉命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王越是景泰二年（1451年）的进士，他有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参加殿试的一段经历。殿试的当天，王越本来已经答完了卷，可是试卷被一阵狂风卷走。此时，王越并没有提出申述，而是踏踏实实地奋笔疾书，将文章重写了一遍，最终高中进士。本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可偏偏朝鲜使者让这个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传说王越那张被狂风卷走的试卷莫名其妙地被刮到了朝鲜，并被朝鲜使者带到了北京城。这件事情被很多文人传为美谈。
第二件事情就是王越以文臣的身份取得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威宁伯。当时比较猖獗的边患来自河套地区的“套虏”，这是大明王朝最为重视的事情。王越曾经两次领兵进入河套地区，对“套虏”进行纵深打击，取得了骄人的战绩。王越虽为文臣，却能走进兵营，与士兵们同吃同住，深入了解将士们的生活。他根据不同的士兵和将领的性格，灵活运用军法，精心地分配任务，将明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保障了边境的安全。王越因为取得赫赫战功，在成化年间被封为威宁伯。之前同样是文臣受封伯爵的还有正统年间的王骥，之后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他在嘉靖年间被封为新建伯。
在明朝中期，王越就是王阳明仿效的对象。听说在年少之时，王阳明曾梦到王越将自己指挥威宁海战斗时所用的宝剑赠送给他。王阳明如今快到而立之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奉命督造威宁伯坟墓，算是对偶像致敬。工部有点像现代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所以建造宫殿、坟墓都归工部。现在主管房地产的官员，常会出现贪污腐败的事情，在明朝也无法避免。
比如在明代建造名人的坟墓，可以在工程款项上进行亏空，也可以通过偷工减料来中饱私囊，更可以向死者家属敲诈勒索。在政治腐败透顶的时代，王阳明只能做到清者自清，不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在督造威宁伯坟墓的过程中，王阳明对款项的运用、工期、劳役分配、工程质量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特别有趣的是，王阳明将这次工程当做了一次兵法的演练，从而井然有序地完成了威宁伯坟墓的建造。
待工程完毕后，王阳明要回京复命，却被王越的家属盛情款待。王越的家属想用金银财宝对王阳明的恪尽职责进行答谢，却被王阳明婉言谢绝了。当王越的家属将王越曾经用过的那把宝剑拿出来赠与他的时候，王阳明感到异常激动。这把威宁剑是王阳明梦寐以求的东西，没想到却这样巧合地得到。正所谓“美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王阳明得到威宁剑仿佛瞬间接过了王越的衣钵，要为国家再建功业。
得到威宁剑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师，更加勤于政务，对边关消息、国内叛乱的事情多有收集。正好“套虏”又侵犯边境，朝廷要求臣子们尽言献策，王阳明血气方刚，大胆地上奏了《陈言边务疏》：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尧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王阳明洞察朝廷的弊端，在奏疏中言：“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为俗，互相为奸。”也许很多聪明的才俊都如王阳明一样为国家社稷担忧，但为了保全自己的仕途和家族的兴旺，他们不敢做出头鸟。大臣们谨小慎微，老成稳重，只是希望以保守的思想控制朝政，不思进取，为的就是保住本身的荣华富贵；宦官们在内蒙蔽皇帝，借天子威严与外官相互勾结，贪污受贿，争权夺利。这样腐败的风气已经积弊深重，再不革除，江山社稷也会受到威胁。
因为王阳明只是小小的工部观政，并没有太多的从政经验，不敢妄自尊大，所以才会委婉地向皇帝进言。他在指出明朝所面临的积弊之后，特别提到了“套虏”进犯的事情。他希望皇帝趁此机会革新政治，让国家重新振作起来。为此王阳明还违心地夸奖了皇帝，这也是作为臣子的难处。虽然说孝宗皇帝是位明君，但毕竟性格软弱，守成有余，开拓创新则力不从心。为了进一步为孝宗皇帝排除烦恼，王阳明特意提出了自己的八项建议。
一、蓄材以备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南宋偏安的时候，还有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等人为将领，有李刚等人为强硬的宰相。但就是这样的强将名相也无法抵挡金兵的铁骑，更何况积弊日深的明朝呢？在明朝的朝中，面对“套虏”的进犯，竟然不能推举出能统率出征的将领。兵部的尚书、侍郎因为不熟悉边关状况，也不能担当大任。虽然明朝设有武举，得到的却是“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公侯之家虽然对子弟们进行军事教育，却也都是敷衍了事，没有真正地将文武之学传授下去。也就是说，明朝面临着缺乏统兵将领和兵部首脑不明军事的问题。
为了解决军事人才问题，王阳明建议将公侯之子聚合在一起，把他们训练成文武双全的人才。具体的实施方案就是要提学之人将书史骑射和韬略谋猷教给这些公侯子弟。对于学武之人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考核，最终经过比对选拔。对于不明白具体作战情况、对下层的军事行动不甚了解的兵部尚书、侍郎们，要求他们走到边防重地去亲身体验一下，真正明白边防军的具体情况，以免将来制订作战方略时做出不切实际的事情。了解边防的尚书、侍郎制订战略，具备文韬武略的公侯子弟统兵指挥，擅长骑射的士兵冲锋陷阵，三者组合在一起，无疑会增强明朝的人才体系，加强边备。
二、舍短以用长。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无完人，不可苛求。王阳明举出吴起是残忍之人，却成为一代名将；陈平是贪婪之人，却成为一等谋臣；管仲是囚徒，却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孟明视三次败给晋国，却最终帮助秦穆公战胜晋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作为统帅，对将领的优点和缺点要了如指掌，才能灵活地任用。不能了解将领的脾气秉性，就会限制其才能的发挥，突出其缺陷之处。三国时期，曹操曾经派张辽、李典、乐进三位将领仅率7000人守合肥，却抵挡了孙权的十几万大军。只因为曹操了解这三位将领的优缺点，让他们彼此合作，互相弥补，相得益彰，成为团结一致、无坚不摧的合作者。
对将领的才能和秉性了解之后，就要把他们安在合适的职位上发挥才能。如果统帅做不到知人善任，就会造成人才的浪费，最终导致自身实力的下降。很多真正的人才一旦被冷落，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或者成为对手，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有时候过分地提高门槛，还不如唯才是举，然后对选拔的人才进行有效的驾驭。
三、简师以省费。《孙子兵法·作战篇》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兵打仗最终打的都是人力、物力、财力，也就是说战争需要大量的钱粮作为后盾。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对阵北方的“套虏”，不能劳师远征，只能暂时选择固守。
固守的原因有三个：当时“套虏”进犯的时间多在炎热的夏天，适应寒冷天气的蒙古人不能长时间侵犯；夏天是多雨的季节，弓矢经过潮湿的天气就会出现觔胶解弛，这样侵犯者就失去了侵犯的兵器；蒙古人多为骑兵，逐水草而居，射牲畜而食，一旦边境地区的牧草被吃光，自然会选择撤退。虽然选择固守有这三个优势，但只是解一时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边患，而且耗资也不小。为此，王阳明提出了精简军队的主张，建议朝廷抽调各处精兵汇集于京师，淘汰老幼残弱。这样不仅能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还能减少国家的军费负担，一举两得。
四、屯田以足食。《孙子兵法·作战篇》有言：“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为了解决运输所带来的损失，就要就地取粮，靠买卖只会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只能选择就地耕种。在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就开始用军队屯田来解决军粮问题。三国时期，曹操更是大力改革和推广屯田制，不但让百姓摆脱了流离失所的窘态，让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还得到了很多粮食，保证了军事战争的进行。
在边境之地屯田，既可以自给自足，又能保障长时间固守，不被侵犯。平常时间，军队的士兵作为耕农从事农业生产；一旦有战争，就组建成军队，抵御外敌。屯田是一种保障持久战的最好策略，既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又保障了边境的安全。
五、行法以振威。治军必须要有严格的军法，不然就不能组建进退自如的军队。孙武帮助吴王阖闾演练兵法，以姬妾宫女试之，开始为首的两名宠妃不听调令而无法整肃队形。等到孙武三令五申之后，两名宠妃依然不听调令，被孙武以军令斩之，然后再训练，队形迅速成列。王阳明举了李光弼斩张用济于辕门、狄青斩陈曙于戏下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严肃军法的重要性。
明朝当时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朝廷一味地纵容，导致军纪涣散不堪。王阳明要求皇帝对触犯军法的将领、士兵进行严厉处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有背景的豪族子弟。在军队中不仅有贪官污吏，还有贪功冒功的人，这些都会造成底层将士的不满。只有斩杀那些罪大恶极的首徒，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要不然军队将会彻底败坏。
六、敷恩以激怒。每次战争都会死很多人，这就需要不断地补充兵员。死者的家属都会有厌战的情绪，不支持朝廷的征兵活动。为了避免兵员缺乏的问题，做好安抚家属的工作才是关键。三国时期，曹操以区区几千人起家，之后不断地壮大，与其及时而合理的恩抚行动分不开。每次大战之后，曹操都会及时对有功的将领进行封赏，对战死将士的家属进行特别照顾，甚至免除其终身的徭役或赋税。
在明代，为了抵御北方蒙古人的侵犯，明朝伤亡了很多将士。但是固守边关、保家卫国还是要继续下去，这就需要填补新兵。一味地强征，只会使朝廷和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或盗贼猖獗。王阳明为了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强烈建议朝廷采取合理的恩抚政策，对死者的家属进行安顿，然后鼓动这些死者的亲族踊跃参军，为国仇家恨，勇敢地走向战场，奋勇杀敌。
七、捐小以全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得不偿失的警示。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军队的统帅一定要认识清楚，不然很容易被诱惑。在战争中，两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最终决定成功的就是看谁损失得更少。只要保住了大部分兵力，就能再次组织战斗，不至于处于被动挨打，甚至被吞掉的危险境地。“套虏”的招数无非就是那么几招，一旦不能瞬间取胜，就会施展诡计，“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在虚实难以探知的时候，很多边关的将领会发生分歧，为固守还是出击弄得不可开交。在不能断定敌情的情况下就选择出击，是将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派出小股军队先进行试探，也许能探明敌情。
在敌我未明的情况下，就要冷静地进行观察，从细节上推测出战争的轨迹，然后再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边关的将领能清楚地探知具体的战争动态，如果被朝廷操控必然会错失战机。给予将领便宜行事的权力，更能使其把握战争的主动权，随时对战略战术进行调整，以取得全胜。
八、严守以乘弊。保证自己不被战胜后，再去攻击对手，是争取全胜的前提。中原之士擅长筑城固守，北方的蒙古人擅长纵深野战。如果能在固守上做到不被攻破，就能腾出时间制定反击的战略战术。在固守的过程中，将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到最高，士气鼓舞到最高，就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
在固守的同时，也能观察到敌军的动态。作为固守者总能发现侵犯者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一旦对手的优势消失、劣势出现，就要抓住时机反手一击。而且长时间的进攻后，一旦不能取得尺寸之功，军队士气很容易低落，从而被一举击溃。王阳明对明军与“套虏”的攻守之势做了精辟的阐述，可谓立于不败之地。
王阳明的八条建议虽然多为兵书上的常理，却也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结合了“套虏”和明军的实际情况。孝宗是不主张打仗的皇帝，凡事以怀柔政策解决，希望以这种方式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维持国家的长期安定。王阳明是抓住国家弊端不放手的人，对边务更是如此。
很不幸的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他反而成为很多同僚嗤之以鼻的对象。王阳明并没有气馁，而是深入到自己的政务中，希望能实实在在地为百姓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刑部主事破常规，江北录囚展拳脚
弘治十三年（1500年），王阳明观政期满，被授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六部在明朝成为最高一级行政机关，每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每部之下都设有清吏司机构，在清吏司中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的职位，分管该部的具体事务。
在六部之中，户部和刑部需要管理的事务繁多，与地方上的直接沟通也比较多，所以其下都辖有十三个清吏司，与地方上的十三布政司或十三行省相对应。吏部、礼部、兵部、工部都设有四个清吏司，在机构设置上很难与户部和刑部相比。十三个刑部清吏司特别兼管南北直隶的事务，也就是北京和南京的事务。
国家的施政方针是否得当，百姓是否过得安定，都可以从刑狱的状况看出。周文王姬昌治理西岐，竟然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程度。在西岐之地，百姓竟然不知道监牢为何物，可见教化万民并非需要牢狱才能完成。自商鞅提倡重法以维护统治之后，历代君王对于刑律的运用无不殚精竭虑。刑法过重会出现像秦国那样早亡的危险，刑法过于宽松就会出现汉景帝时期那样的“七国之乱”。在量刑上，君主都在寻找百姓可以接受的一个平衡点，但总是不能了解民间疾苦而量刑过重。
明朝严密的厂卫制度，在维护君王权威的同时，也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对于刑部的管理，随着君主的懈怠，逐渐出现了混乱。朱元璋最重视吏治的清廉，对贪官污吏从来不手软，在刑罚上未免过重。但是对于刑部的管理，朱元璋则是最为用心，也最重视人性。朝廷一般对刑部大牢中的囚犯都会配给一定的食物，让他们在牢狱中仍存着一丝自尊。
到了明朝中期，国家制度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出来。王阳明初出茅庐，急于建功立业，树立威名。就像当年曹操一样，初为洛阳北部尉就敢于杖毙大宦官张让的叔叔，以此来达到扬名的目的。在刑部大牢，王阳明很快发现了需要自己施展才能的地方。
刑部设有提牢厅，有数名狱吏专门负责管理刑部大牢中的囚犯。身为刑部各司主事每个月要提牢一次，查看囚犯的情况和狱吏的管理情况，对刑部大牢的管理进行监督。刑部大牢中的囚犯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犯，或被定为死罪，或判秋后问斩，或为上诉申辩者。对于刑部提牢的事情，一般各司的主事都是走走过场，从来没有亲自走进监牢，认真查看。刑部大牢的狱吏们也没有想到王阳明这个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会亲自来大牢，仔细地查验囚犯的生活状况。这里的暗流一直涌动，长时间不被监督就有些明目张胆，没想到被王阳明逮了个正着。
王阳明在查看刑部大牢时，发现很多囚犯吃的饭都是用发霉的米糠做的。狱吏解释说狱中缺粮，可偏偏王阳明又发现狱吏私养的猪却吃着细粮。王阳明一下就明白了：狱吏是故意虐待这些囚犯，将本该给囚犯吃的细粮换成了发霉的米糠。狱吏用这些私吞的细粮来喂猪，然后将喂大的猪或卖了分钱，或屠杀分肉。
在狱吏的心中，刑部大牢的囚犯都是要问斩的，让他们吃得饱饱地死和饿着死都是一样的，所以狱吏们就做出了猪狗不如的虐囚事情。王阳明深知大明律法，朝廷明确规定，即便是囚徒也有朝廷派发的米粮和布被，不让他们挨饿受冻。这些狱吏居然贪得无厌到剥夺囚犯的吃食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猪吃人”的事件让王阳明很震惊，很快就告知了刑部的堂官。
刑部堂官对刑部大牢中的虐囚事情早就知道，只是碍于世俗，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到王阳明这个初生牛犊，刑部堂官也没有拦着，任其自行处理。这刑部大牢中的事情很可能牵连到刑部中的很多官员，堂官不便过问，就是不愿意得罪同僚。既然王阳明愿意做这样得罪人的事情，堂官也就做个顺水人情。
王阳明再次来到刑部大牢，命人将狱吏养的猪杀掉分给囚犯吃。对于那些狱吏，王阳明没有进行重罚，而是进行了申斥。王阳明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情给某些官员敲一下警钟，如果严厉惩罚狱吏，必然会得罪很多同僚。在王阳明冲动的背后，也有其心细的地方。对这件事情应把握的程度，王阳明还是心知肚明的。
在以往的提牢过程中，很多提牢的刑部清吏司主事都是走走过场，从来都没有进到监牢中查看。而在一年之中，十三个刑部清吏司主事都有机会去提牢，到底这一天是谁去过，刑部大牢并没有记录。这就是刑部大牢管理的漏洞，也为各个清吏司主事推卸责任埋下了隐患。
为了杜绝刑部大牢管理的疏漏，王阳明心生一计，他命狱吏拿来笔墨，在墙壁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提牢的时间。办一件事情一旦署名，就要对这件事情负责到底，可以避免个别人推卸责任。经过王阳明的据理力争，这个制度终于得到了刑部主管官员的认可。从此以后，凡有提牢主事当值，都要在墙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提牢的时间。如果狱中出现事故，提牢的主事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提牢规制既可以增强提牢主事认真查验的意识，又可以警示狱吏按规章办事，有利于完善刑部大牢的管理。王阳明这种雷厉风行的作为被刑部的官员传为美谈，为王阳明树立了清廉刚直的名声。到了晚年，王阳明对自己当初的行为也有所反思，认为有些操之过急或有越俎代庖之嫌。
在刑部，王阳明毕竟只是个主事，没有多大的权力，当时唐突地将自己的处理结果告知上司，很可能让上司丢面子。如果上司恼羞成怒，自己的官职可能不保，还会连累到那些囚徒。幸好刑部的主管官员通情达理，给予了王阳明大力支持，才玉成此事。可见经过官场的历练，王阳明已经不再崇尚刚直，而是希望以委婉柔和的手段，达到两全其美的结果。
经过一年的历练，弘治十四年（1501年），王阳明奉命到江北录囚。刑部各司的主事们每年都要与都察院的巡按监察御史到所管的布政司或代管的部门清理案件、平反冤狱，是为录囚。江北包括南直隶（南京）在江北的扬州、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府和滁州等州，这些地方都归云南司兼管，所以录囚也是由云南司派人协管。
江北积累下来的案件不少，很多棘手的案件都难倒了随行的官员。王阳明梳理了各类案例，找出了其中最受争议、最难审理的案件进行审理。只要这个最难办的案子能攻破，其他的案件就能迎刃而解。在战争中，往往选择避实击虚，那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断蚕食对手。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就得从最难的入手，一可以用这样的案件向有关官员和百姓进行宣示，以此来表明自己的诚意和决心；二可以趁着办理这个大案，将其余的案子顺利攻破。
经过调查，王阳明决定审理陈指挥杀人案。姓陈的指挥因为脾气暴躁、生性好斗，曾经伤人致死，下狱时已经杀害了18人。死者家属年年告状，却始终没有告下来，究其原因有两点：陈指挥一家三代服役，父亲战死杀场，儿子也被杀，他这样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博得了社会的同情，众人都认为他是伤痛过度才会这样；陈指挥杀人后，知道难逃国法，就极力贿赂有司官员，寻找了保护伞。
陈指挥在监狱中关押了十多年，还没有被问斩，成为每次录囚的重点。王阳明知道百姓的积怨已深，如果不能还百姓一个公道，那朝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将大打折扣。虽然有一同录囚的巡按御史为陈指挥找托词，虽然有陈指挥的家属苦苦哀求、请求宽恕，但都没有阻止王阳明下斩立决的决定。身正不怕影子斜，王阳明严格按照律法行事，又合乎纲常伦理，有司官员都不便阻挠。一旦这件事情闹到了京城，获罪的将是这些包庇陈指挥的官员。
陈指挥对王阳明恨之入骨，在临刑前破口大骂，对王阳明进行诅咒。王阳明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感觉到惊惧，反而一腔正气地说：“为了死去的18条人命，定要杀掉陈指挥，如果陈指挥死后来索命，那就来吧。”陈指挥被斩之后，江北官场震惊，百姓则称颂这位不怕天、不怕地的刑部清吏司主事。有了陈指挥这个案子作为前车之鉴，江北诸官员都对王阳明望而生畏，不敢阻拦他的任何行动。在短时间内，江北的很多案件就不攻自破了。
王阳明敢于这样雷厉风行地处理江北的录囚，还能如此顺利，究其原因有两个。
第一，初出茅庐，拥有搏击长空之志。王阳明在官场上的历练还很少，可谓愤青一个。在官场关系错综复杂的明代，如果是熟悉官场常规或者暗流的官吏，一定不会去触碰那些纠结的案子。随大溜、明哲保身是官场老手的作风。一旦阴霾长存下去，必然会对官场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有时候就要派出一个愣头青，让他胆大妄为地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搅动死气沉沉的官场。
很明显，刑部的官吏之所以派出王阳明到江北录囚，就是因为看中了王阳明的一腔正气。他对官场的很多弊病看不惯，总想去改革。如果让他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定然能做出一番成就。果然在江北录囚，王阳明力排众议，以强硬的手腕处理了陈指挥的杀人事件。一时间，江北多年来积压的案子在王阳明那里迎刃而解。
第二，朝中有人，父亲无形中的相助。一个年轻的才俊再有才能，如果没有后台的支持，也不能在地方上有所成就。就像清朝的李卫，有了雍正皇帝的支持，他才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或改革。如果没有后台支持，他的很多行动都会被掣肘，甚至一不小心丢掉了性命。王阳明自视甚高，总想靠自己，可在无形中父亲王华帮了他很多忙。
王阳明在江北录囚的时候，他的父亲王华在南京主持应天府的乡试，第二年就升为了翰林院学士。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华又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紧跟着就升为礼部右侍郎。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华由礼部右侍郎升为礼部左侍郎，并兼经筵讲官。以王华的才学和行政能力完全有机会入内阁，只是因有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的影响，才未能进入。
虽然父亲在朝中官运亨通，王阳明也应注意自己的行为。在东汉末期的时候，曹操为了扬名天下，做出了很多得罪权贵的事情，特别是在济南国相的任上。在任期满了之后，曹操思前想后选择了辞官归乡。在那个时候，曹操的父亲也是官运亨通，甚至做到了太尉。但是曹操考虑到自己的莽撞行为可能会祸害到家族，才以退为进。王阳明这时还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牵连到家族的前途，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做下去。
在武宗元年（1506年），王阳明据理力争为戴铣求情，得罪了刘瑾，不仅自己被杖刑，遭到贬谪，还连累了父亲。他没有曹操那样的先见之明，吃到了苦果，才有所顿悟。
3.九华山上仙佛殿，阳明再续空灵缘
等王阳明办理完江北录囚的事情，便就近游历了青阳九华山。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分别为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称。这四大佛教圣地分别供奉着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九华山身为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并非仅仅有佛教寺院，还有很多道教的道观，可谓是仙佛共处的一个圣地。
李白曾经作《望九华赠青阳韦仲堪》：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我欲一挥手，谁人可相从。君为东道主，于此卧云松。
其中“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成为九华山秀美景色的千古绝唱。杜牧曾经在《郡楼望九华》中写道：“凌空瘦骨寒如削，照水清光翠且重。却忆谪仙诗格俊，解吟秀出九芙蓉。”对李白的赞美之语又加以附会，可见九华山的确钟灵毓秀。然而王阳明来到九华山，并非是为了欣赏九华山的美景，而是寻找得道的道士和成佛的和尚。
游历九华山，催发了王阳明成仙遁世的心境。比如他在《化城寺》六首之二中写道：“云里轩窗半上钩，望中千里见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晓，幽谷风多六月秋。仙骨自怜何日化，尘缘翻觉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莱兴，飞上青天十二楼。”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曾经对成仙之术迷恋过，只可惜人有寿年，不可能违反自然规律而多活。其实求仙的行为就是一种贪念，对人生追求出现了偏差。
真正的修道之人都不会选择入世，更不会帮助别人求仙，而是一心追求自我人生的净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曾经盛极一时，究其原因在于道学的世俗化，也就是假道学的充斥。道家的修为就是隔世，讲求清静无为。在尘世间只能沾染污垢和繁杂，是绝对无法修道的。那些披着道袍却做着大官的道士，只能称为假道士。他们是以道学的神仙之术迷惑人心，来满足自己的私心。
正因为每个人都有贪欲和私心，所以神仙之术永远都不会消亡。朱熹一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正表明了当时很多人心中并没有什么天理，只有越来越膨胀的人欲。这人欲就是贪欲，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欲望。至于道学是否有利于长生，这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家有一套养生的技巧。王阳明就是追求养生之术，想要感受成仙的灵性。
王阳明在《题四老围棋图》中写道：“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致后人思。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四老围棋乃是仙家所留，犹如《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都是对一个人欲望的测试。只有放得下，才能得到，正所谓“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刘邦与项羽进行了四年多的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自刎乌江。刘邦虽登帝位，却进行了数年的平叛行动。无论是项羽自刎乌江的凄美豪言，还是刘邦荣归故乡的《大风歌》，都吐露了无限的忧伤。
人生一旦被参悟，就像黄粱一梦一般。在亿万人中，可能只有少数人参悟，甚至没有。就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参透不了人生，才会这样平淡无奇地过着看似美满的人生。因为在儒学的领域中王阳明找不到人生的顿悟，就想求教于仙佛，有时候会表现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思绪。
在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阳明曾经被儒学的“格物致知”弄得心灰意冷。王阳明又对仙佛之事痴迷了一段，幸好遇到了尹继先道长。尹继先道长教王阳明修炼养生之术，不是以师徒论，而以忘年之交论。王阳明有心入道，却被尹继先极力劝阻。尹继先看清王阳明并非真心入道，只是在儒学上遇到了困难。王阳明有很强的经世致用思想，绝对不会选择遁入空门，有的只是对仙佛之道的好奇。尹继先以王阳明身体孱弱多病为由，劝说王阳明不要盲目地寻求长生之术，要用有限的生命建立万世的功业。在尹继先的鼓励下，王阳明放弃了求仙的想法，对人生又充满了期待。
这次来到九华山，王阳明也没有想要成仙成佛，只是缅怀自己对仙佛的痴迷。他听说山中有个人称蔡蓬头的道士，似乎是成仙得道之人，便诚心地去拜访。当王阳明找到蔡蓬头的时候，这个道长正在堂中打坐，身上衣服不仅破烂而且敞开着，亦痴亦狂。王阳明认为蔡蓬头必定是奇人，便向他询问神仙之术。蔡蓬头只顾摇头说道：“尚未，尚未。”
王阳明不解其意，断定蔡蓬头是嫌人多不便说，待将其引入后亭，再拜问之。这个蔡蓬头还是不断地摇头说：“尚未，尚未。”王阳明心想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得诸葛亮出山，自己何必吝惜再三拜请。等王阳明再次拜请之后，蔡蓬头诚心地对他说：“君在后堂、后亭待我礼节虽然隆重，只是我看你一脸官相，还说什么神仙之术呢。”见王阳明欲言又止，蔡蓬头又有一言相告：“长寿养生之道、立地成仙之术，都是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之人所为。你胸怀大志，欲济众生，便不该心有旁骛。应当力求为圣之道，何必汲汲于小技，而耽误远大前程。”
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隐居避世的修道之人竟然能将人生看得这么透，便不敢再问成仙之术。但王阳明并不甘心就此作罢，而是继续寻找修仙参佛之人。恰在彷徨之际，他又听闻地藏洞有一个异人，坐卧松毛，不食人间烟火。于是王阳明不顾山路险峻，攀缘到了地藏洞。进到洞中，他果然发现有一人睡在石板上。为了让这位异人感知到自己的到来，王阳明故意坐在一旁抚摸这个人的脚。
这位异人被王阳明弄醒，看到王阳明，大为吃惊。他问王阳明：“道路险峻，你怎么来到这里？”当王阳明问到修仙之术和养生之道时，没想到这个人却对王阳明谈及儒学，刻意避开了佛老。他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者两个好秀才；朱考亭是个讲师，只未到最上一乘。”
周濂溪就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除了我们熟悉的《爱莲说》，他曾经著有《周子全书》，在莲花峰下开设濂溪书院，传授自己的思想学说，对中国的哲学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程明道就是就是二程中的程颢，人称明道先生。程颢师从于周敦颐，发展了理学思想，对后世的朱熹、王阳明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朱考亭就是南宋时期的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重新界定了理学，对后世影响巨大。
这位异人居然对这三位儒学大师进行了界定，认为周敦颐和程颢是两个好秀才，朱熹是个讲师。对于宋朝名儒，王阳明也有过一定程度的研究，与这位异人的评说似有暗合之处。其实这位异人主要是劝说王阳明要向先儒大贤学习，将来能成为一代圣贤，不要再做什么求仙的大梦。等王阳明再次拜访这位异人的时候，此人已经毫无踪迹，为此王阳明感伤地写下：路入岩头别有天，松毛一片自安眠。高谈已散人何处，古洞荒凉散冷烟。
王阳明探访修道修仙之人后，特别对九华山的佛寺进行了游览。他的祖母岑氏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自小对王阳明的影响比较大。对于佛教的喜爱，王阳明并非像对修仙那样痴迷，只是对佛教的某些修为表示赞赏而已。
在九华山，王阳明曾在《夜宿无相寺》中写道：“春宵卧无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双眼，披云看九华。岩头金佛国，树杪谪仙家。仿佛闻笙鹤，青天落绛霞。”在《化城寺》六首其一写道：“化城高住万山深，楼阁凭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间微雨结浮阴。钵龙降处云生座，岩虎归时风满林。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在《化城寺》六首其四写道：“化城天上寺，石磴八星躔。云外开丹井，峰头耕石田。月明猿听偈，风静鹤参禅。今日揩双眼，幽怀二十年。”在《化城寺》六首其六写道：“突兀开穹阁，氤氲散晓钟。饭遗黄稻粒，花发五钗松。金骨藏灵塔，神光照远峰，微茫竟何是？老衲话遗踪。”
在佛教寺院中，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一种静谧。这种静谧远离了城市的繁杂，远离世间的功名利禄和钩心斗角。就是僧人的淡泊超脱、寺院的清静悠闲博得了王阳明的好感。他慨叹佛教的楼阁、塑像、禅房等建筑，对佛家的诸多富有哲理和人文关怀的书籍都很感兴趣。他与很多高僧参禅，讨论佛教的宗派演变。其中佛教打坐、道家的静思与以后王阳明静坐参悟儒家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处。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借助于统治者的信仰，得到了迅速的传播。由于佛教也曾经被虚伪化，出现了佛寺圈占土地和房产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位帝王用国家机器强制灭佛的行为，可见佛教发展的迅速。此时此刻，王阳明还没有看透佛教的真正内涵，只是对它怀有好感而已。
在九华山的游历，让王阳明收获很多，首先是缓解了官场的疲劳。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有高潮和低潮的，超负荷工作时间久了，可能会导致心理疾病。为了消除内心的烦闷，找一个僻静之地修养一段时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王阳明在江北录囚，审理陈指挥的案子，已经是心力交瘁。更何况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王阳明看到了官场上的很多弊端和为官的无奈之处。
纸上谈兵只会成为浪漫主义者，而脚踏实地只会成为愁苦的现实主义者。没有认清丑陋的真相，还能靠幻想来填补心中的缺憾。而一旦知道了丑陋的真相，内心的美好将荡然无存，难免与心中的理想发生冲撞。在这个时候，最容易迷失自己，迷失追求下去的方向。在左右摇摆之际，就要转移视线，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静下心来对以后的人生进行梳理和规划。通过在九华山的游历，王阳明很明显已经从梦境中走出来，开始勇敢地面对现实。他作的《游九华山赋》就表达了自己的那种徘徊的心境，最终还是选择了落地求生、为民请命。
这次游历还让王阳明重新确立了对儒学的信心。在与蔡蓬头、地藏洞中的异人的交谈中，王阳明重新认识了修仙之术和养生之术。他每次在探寻儒学遇到阻碍的时候，就会转向佛老，希图寻求一份安宁。他有过痴迷，有过对儒学的不解和放弃，但经过在九华山的游历，才更加明白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如果将平生所学掩盖，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无论是求仙还是成佛都需要一种隔世的状态才能达到化境，否则就是虚伪化的道学和佛学。王阳明不甘心做一个虚伪的人，更不甘心做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在他心中有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宏愿，而只有儒学才更加符合这种心境。也难怪蔡蓬头和地藏洞中的异人劝说王阳明要潜心儒学，立志做圣贤。
这次游历让王阳明对仙佛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为以后扬弃做了铺垫。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当我们不能全面了解儒释道三者的所有内涵的时候，就不能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不同。在片面基础上的断定，也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王阳明对佛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并没有真正参悟它们的内涵。就是对于儒家经典，王阳明也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甚至对很多圣人之言，他都无法参透。
这样一种模糊的状态，并不适合下结论或者随意扬弃，只能再搜集更多的资料，容作商议。通过在九华山的游历，王阳明不仅对佛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还试图将佛老与儒学进行对比。一种近似空灵的思维在那一瞬间植入王阳明的脑中，至于什么时候爆发，还需要假以时日。
4.阳明洞中修身术，参禅悟道逝往生
离开九华山，王阳明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回京复命。本来王阳明与李梦阳等人相约提倡古文、古诗，可到了京城之后，突然之间对诗文之趣感到了厌烦。似乎九华山的经历让他有所顿悟，他竟然说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作此无益之事乎！”倡导一代文风本是年轻才俊的责任，王阳明却将其视为浪费精力的无用之事。
做圣贤，就是要做到经世致用。王阳明认为像韩愈、柳宗元那样提倡古文，只不过是个文人；像李白、杜甫那样善用文辞，只不过是个诗人；要做就要像扬雄那样抛弃不能经世致用的学问，致力于圣贤之学。王阳明对辞章厌恶，并不表明他彻底放弃吟诗作对，而是不再将辞章作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不再为做辞章而做辞章，直到随性之处，才吟唱而出，那样出的才是精品。越到晚年，王阳明的诗文越富含哲理，成为明代诗文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京师，王阳明不好意思推辞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的邀请，只得空出晚上时间深入地研究圣贤之学。在这样强的压力之下，王阳明又病倒了。第一次会试之前，王阳明在京师参悟“格物致知”的深意，选择了格院中的竹子。因为短时间内无法参透，王阳明就急火攻心而大病一场。对于有着强烈目标和追求的人来说，对某些事情过于急躁就容易产生郁结，最终不免生病。圣贤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曾彷徨失措过，也曾愤青地干出一些傻事，只不过在经历某种磨难之后，才有所顿悟，走上了圣贤之路。王阳明缺乏的不是睿智，而是一场不可多得的磨难。
病倒之后，王阳明好像感觉到无所归属，心中只念着故乡。身在异乡总有客居的思绪，回到家乡才能找到亲切的归属感。他跟父亲商量之后，向朝廷提出了告假归乡。这次归乡，王阳明一来可以安心养病，二来可以替父亲照顾80多岁的祖母岑氏。考虑到王阳明病情严重、王华多年在京不能尽孝，朝廷很快就批准了王阳明的告假。
回到余姚，王阳明时常陪伴在祖母身边，有时间也会去祖父留下的藏书楼。回到熟悉的地方，王阳明的身体似有好转，但依然精神萎靡。在儒释道三教之间，王阳明依然徘徊不定，更加之身体欠佳，心中郁结未减反增。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旦身体垮了，什么佛老、养生之术，什么李白、苏轼之文，什么孔孟圣贤，都成了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祖母岑氏一向信奉佛教，希望王阳明不要窝在家里，寻找一个僻静之处修身养性。病人需要的是静养，没有清静的环境是不能将病养好的。王阳明很快找到了一处僻静之处，就是余姚郊外的四明山。四明山中有一个洞穴，经过王阳明修缮整理，很快成为一个不错的住处。此洞在四明山之阳，王阳明将其命名为阳明洞，自号阳明或阳明子。王阳明本名是王守仁，从此时起，王阳明成为他一贯的称呼。
洞的右侧有石窗，四面玲珑如门户，可以透过日月之光。阳明洞的采光和通风都很好，既可以安心居住休养，又可以寄情于山水参悟圣贤之道。只不过这个时候，王阳明最需要做的就是养好身体，重新振作起来。在以往的治疗中，王阳明都很迷恋道家的养生之术，将中药的调理视为其次。其实中医的原理就是催发出个人的本能，让自身的抵抗力增强，自我修复损伤的身体，只不过是通过药物或针灸等外物刺激才能激发抗体，使其发挥积极作用。道家的修身之术是一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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