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德勇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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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秦始皇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7（辛德勇著作系列）
ISBN 978-7-101-13905-1
Ⅰ．生… Ⅱ．辛… Ⅲ．秦始皇（前259~前210）－人物研究 Ⅳ．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05958号书 名 生死秦始皇著 者 辛德勇丛书名 辛德勇著作系列责任编辑 孟庆嫒装帧设计 刘 丽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印张10 1/2 字数226千字印 数 1-10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905-1定 价 58.00元作者简介 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辛德勇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碑刻学等方面内容），旁涉地理学史、地图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许多其他学科领域。
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录》《旧史舆地文编》和《读书与藏书之间》（共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石室賸言》《祭獭食蹠》《中国印刷史研究》《那些书和那些人》《书外话》《史记新本校勘》，以及《建元与改元》《制造汉武帝》《海昏侯刘贺》《海昏侯新论》《发现燕然山铭》《学人书影初集》等。开篇的话《赵正书》是北京大学近年入藏西汉竹书中的一种。这是一部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佚书，存世古籍也从未提及此书，可谓闻所未闻，是一项全新的发现，而且全书五十只竹简，只有四只稍有缺损，总的来说，保存得是比较完整的。
包括《赵正书》在内的这批西汉竹书，其入藏北大，是在2009年。
在2011年第6期的《文物》这本刊物上，整理竹书的专家集中刊布一批文章，比较正式地介绍了这批竹书的基本内容并做出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也有一篇专文，是论述《赵正书》的。
2012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字帖，颜曰《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编印者“希望能够稍稍展现出这批珍贵汉隶墨书的神韵”。虽然其读者对象是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而不是学人，但学术界关心这批新出土文献的人们，得以借此窥其豹斑，还是有了一些真切、直观的印象；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
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这本书中，印有三只《赵正书》竹简以及简背书题的彩色照片，而且简文的内容还都很重要，这自然会吸引学者的注意，非徒练字习字以及书法家者流而已。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外观图1
到2015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其中含有此《赵正书》在内，彩照、红外图版、释文，还并行刊出一篇研究论文。至此，整理者的基本工作，可谓大功告成。
从新闻媒体报道这批竹书时开始，这部《赵正书》就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除了一场场相关的学术会议之外，网上更流传有种种评议和解说，正式的学术论文，也相继发表。论者着眼点不尽相同，具体的论点自然随之有所差别，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针锋相对的讨论。这反映出看起来似乎很热的热点，学者们实际切入的深度，好像还是有所不足。
从场面上看，骤然兴起的热潮，退去得也是很快。没过多久，就由喧嚣陷入了沉寂。若是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政治术语来描述相关研究的实际状况，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人们特别关注它，与《赵正书》的内容似为纪事性文字有关；至少从表面形式上看，好像是这样。自从西晋时期的盗墓贼挖出《竹书纪年》以后，像这样的“纪事性”文献，一直罕再出土。更何况《赵正书》所涉又是历史大事中的大事——事关秦始皇弥留之际对继位人选的安排，事关秦二世皇帝即位的正当性，更事关大秦帝国倾覆的直接原因，至少是透露出这座煌煌帝宫轰然倒塌之前一些闻所未闻的情节，而且其实质性内容又与《史记》的记载绝然不同。
这事儿太大了，不仅学者们曾经予以积极的关注，或许有些人还曾寄予很高的期望，在另一个层面，社会公众的兴趣或许比这些学者更为强烈，也更为持久，而且要强烈很多，持久很多。各种大众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自然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赵正书》彩色图版图2
到底是太史公司马迁记述的准确，还是《赵正书》的说法更为可信？为什么此是彼非？要是《史记》错了而《赵正书》的记述属实，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这部“通史”所载录的一系列史事？我们今后还怎么读《史记》、看《史记》？这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开创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纪事传统？若是《赵正书》的说法不对而《史记》的纪事更加可靠，那是谁、他又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瞎话？这些都是必定要引发的思索，是人们自然要提出的疑问。
天底下最残暴的暴君，也只能从生理上损毁大脑思索的功能，而无法禁锢正常的大脑不去思索，不对眼前令人困惑的景象产生疑问，甚至感到焦虑，并且发出质疑。历史记载的不完备性和相对性，无疑会加重这样的疑惑。
只要人们的大脑还在思索，面对《赵正书》中这些让人心生疑惑的文字，再对读司马迁《史记》的相关记载，还会滋生更多的疑惑，产生更多更多的问题：《史记》里列有《礼书》、《乐书》等“八书”，经学典籍里还专有所谓《书》，也就是《尚书》，又称《书经》。《赵正书》为什么也叫“书”？“赵正书”这三个字在竹书上书写的位置，与书名、篇名的演变具有怎样的关系？
如上所述，《赵正书》纪事的实质性内容同《史记》的记载是绝然不同的，但在存有巨大的差异同时，两书也有很多相同或是近似的记载，有些文字的吻合度还很高。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假如《史记》、《汉书》的记载基本信实可据，那么，在这两部史书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或是挖出多少有关秦王朝和始皇帝的记载？出土的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能不能轻易颠覆《史记》、《汉书》记载的嬴秦史事？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世俗间久已流传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其真实情况究竟怎样，也很早以来就有许多学者相继做出过具体的解说。然而，仍有一些相关的问题，不是十分清楚；甚至在我看来，还有严重的差错。譬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其真实涵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值得仔细推敲的重要问题，而若是顺藤摸瓜深入思考下去，就会联系到我们眼前这部刚刚出土的奇书，让我们发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人柏翳蒙舜帝“赐姓嬴氏”，可《秦始皇本纪》又说他“名为政，姓赵氏”。现在，《赵正书》又把始皇帝的名字写作“赵正”。那么，难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竟是那么随随便便，秦朝的德水能往高处流，万民百姓都可以说自己是赵家人吗？秦始皇到底姓甚名谁？
赵高是一个和秦始皇之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小人物，也因为身临秦始皇之死而成为决定秦朝命运的一个大人物。在《赵正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登场人物之中，他也是一个重要角色。读《秦始皇本纪》，对他不能忽略；读《赵正书》，对他也不能轻视。
事实上，天下姓赵的人，不一定都流淌着赵家的血，不一定都有和赵家人一样颜色的基因，这是不能自作多情的。然而赵高的“赵”和“赵政（正）”的“赵”确实有所关联，只是这种关联实在不够近密，离得有点儿远。不然的话，也许秦廷就不会去掉他身上那个小物件，他也就不会成为一个阉人，说不定就成了三世皇帝——反正从表面上看，姓的是和“赵政（正）”一样的“赵”；或是像刘秀重振大汉一样，重打鼓，另开张，搞出一个“后秦”帝国。
读《赵正书》，捉摸赵高其人其事，评价他的历史地位，都离不开阉人这一特殊身份和宦官这一特殊职事。这一点本来也是从无异说的，可是，晚近地下出土的秦简，却使某些学者别立新说，且在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甚广，那些喜好以新材料颠覆传世文献记载的人对此等新说更是张之扬之，不遗余力。
在我看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尽可喜新厌旧，真实的历史面貌却永远无法改变，尽管越看越旧，却还得该咋样就咋样。《史记》的记载毕竟还是摆在那里，《赵正书》又称赵高曾经身为“隶臣”，在解读《赵正书》的时候，许多人自然会来追问：赵高的阉人身份到底是不是已经被出土简牍改变？
类似的疑虑，还会有很多很多。
例如，《赵正书》记述子婴讲到了“十二诸侯”，这“十二诸侯”指的是什么？又如《赵正书》记述说李斯讲到二世“灭其先人”，而“先人”已死，又何须再去灭除、又能够怎样灭除？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政治意图？又如《赵正书》重点讲述二世拒纳谏言而导致身死国亡，那么，秦国覆亡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不亡于始皇帝而亡于二世皇帝？又如《赵正书》记载秦始皇死前自言“吾当以今岁死”，《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载在这前一年有谶语云“祖龙今年死”，那么应当如何解释《史记》的记载？又如《赵正书》记述秦始皇死在“柏人”，这是北趋九原所要经过的地方，似乎是秦始皇本人既定的出行路线，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沙丘亡故后，正是北绕九原而归，那么，本来是出行东南会稽的秦始皇，在死亡后又为什么会“被走”这条道路？还有，《赵正书》和《史记·秦始皇本纪》都记载二世胡亥模仿始皇帝巡行天下且一路诛杀大臣及诸公子，这是他增重自身权威的重要行为之一，也是他震慑子民的一种姿态，可结果却是不数年而败亡。此情此景，不能不令读其史事者感慨：天（《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语）子的权威，是靠“别黑白而定一尊”就能硬（《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秦二撑得出来的吗？天下苍生是靠“用法益刻深”世治国之策）就能永久压制得住的吗？作为我的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血腥的强权大帝国，秦王朝的历史告诉未来的到底是什么？
这真有点儿“十万个为什么”的味道，疑问太多了。然而，这样的疑问正是吸引学者探索历史的动力。自己去努力探索，不断深化和丰富既有的认识，并及时向社会公众提供解答，这本是历史学者的基本职责。
认识历史，探索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有时像是进入了一个黑暗幽深的洞穴，一时看不到出路，甚至找不到哪个方向才是光明的出口；即使研究者走上了正确的路径，这条路往往也是曲折迂回，无法直接抵达终点。路只能摸索着一步一步地走，甚至是一代又一代学者前后相继接续着走，才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对于每一位学者来说，这未免有些尴尬，很遗憾，也很无奈。但这就是历史研究，尽管状况往往不甚理想，学者们也不能因此就回避对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就摆在他们的面前。新材料的发现，旧媒体和新媒体联袂热传热议，引发人们强烈的兴趣并带出诸多疑问，学术界也应该尽可能及时做出相应的说明，让历史学研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作用。图3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所献“别黑白而定一尊”之万世国策
不过我读《赵正书》，倒不是出于什么社会职责或是职业的本分。我虽然在历史学的圈子里混了很多年，但所学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只管地，不看天，也不看世上的众生相。前面提出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我的事儿。吸引我阅读《赵正书》的动力，只是幼稚的好奇心。这种一看究竟的好奇心，还驱使我在阅读的同时要去琢磨怎样解答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满足于“知道了”而已。
虽然我的专业比较偏，我个人的知识面又很狭窄，但对于浅学无知的我来说，探究的意愿就是学习的推力，探索的历程也是学习的过程。作为一个从外行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学徒，我以往的学术经历，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能力。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也愿意在阅读《赵正书》的过程中，尝试着再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尝试着利用这些知识解析一些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
假如能够有一二心得，或是需要记在笔记本上的新知识，哪怕是在专家或博学者看来很普通的常识，我也想把它写出来，用作备忘录；同时也把这些内容公布出来，和感兴趣的朋友分享，并求得大家的指教。2018年7月18日记第一篇 小题大做一、不知其人，但论其世
专业文史工作人员之外的普通读者，乍一看到《赵正书》，感到奇怪的，很可能是“赵正书”三个字写得大大的，单占第二只竹简的背面，很突出，很醒目，可是却孤孤零零，没有在书名之下，再题署上作者的姓名。因为我们现在看惯了的书不是这样。
推出自己的著述，却甘当无名英雄，这事儿在今天看起来好像颇显怪异——没法评职称，没法争头衔，没法抢座椅，也报不了各类奖项，领不来各个级别的奖章奖牌，那还写它干啥？那你在领导眼里还算个什么东西？甚至究竟还是不是个东西？
然而这些“有用”的需求，只是我的国当下一种新常态，不是普（其实天底下真没有多少自古以来就有、或天之下都这样，更非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是自古以来就没变化过的事儿，包括山川草木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活人所干的勾当了，要不然还养活那么多历史学家干什么）。中国早期的文人学者，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今天有很大不同，并没有这么多麻烦的说道和无聊的争竞，想写什么，写出来就是了，重要的是告诉读者自己究竟想表述些什么。昔余嘉锡先生撰著《古书通例》，谓其缘由，乃“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不题撰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人》）。有文化的人，话就讲得文绉绉的，其实我在上面讲的那些大白话，跟这是一个意思。图4 竹书《赵正书》篇名
谈到这一点，不禁让我想起“知人论世”那句成语。这个成语，出自大名鼎鼎的经书《孟子》，而且是直接出自孟夫子之口：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
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
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孟子·万章下》）
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段话，看起来好像挺通顺，实际上有两点不太好解释。一是提起话头的“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和“天下之善士”指的是什么？二是“是以论其世也”这句话中的“世”字指的是什么？
关于前者，自东汉赵岐注《孟子》以来，所有学者都以为这些人分别是与“友一乡之善士”、“友一国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这三句话中的“善士”相应级别的“善士”，低就低，高趋高，次井然，互不相乱。用赵岐的话来说，就是“各以大小来相友，自为畴匹也”。北宋人孙奭的《孟子注疏》、南宋时朱熹的《孟子集注》、清初王夫之的《四书训义》、清中期焦循的《孟子正义》，都是如此解说。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蜀刊大字本《孟子》图5
然而我读这些解说，总觉得不合逻辑。因为孟子既云“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这就意味着他在讲这些话时并没有那么强的等第观念，知所未足，即当进而求之，初不必画地为牢以自我束缚也。盖足以弥补天下之善士所未足的古之善士贤人，岂今世善人所可轻易比拟哉！窃以为“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和“天下之善士”云云，就是“有一乡之善士”、“有一国之善士”和“有天下之善士”的意思，是一个虚拟的前提条件，即谓一个人不管自己经历的范围有多大，都要随时随地交友“善士”，亦可谓之曰“随遇而友”，居乡便“友一乡之善士”，在国便“友一国之善士”，若是遍历天下四方，则“友天下之善士”。
其实东汉人赵岐在阐发《孟子》这段话的宗旨时所讲的一段话，（旨）正好可以拉将过来，给我的解说助阵：“章指言好高慕远，君子之道，虽各有伦，乐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无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话跟他上面的注释实际上是对立的。宋人孙奭著《孟子注疏》，也承袭此说云：“孟子所以谓之以此者，盖欲教当时之人尚友也。”用孔子所说“无友不如己者”来解释《孟子》这段话，似乎可以最贴切地体现其实质内容。
不过这个问题，与我在这里讲述的主题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为了把文献理解得更清楚一些顺便谈谈而已，经学家们认可还是不认可，都无关紧要。余姑妄言之，各位看官姑且听听也就算了。
与我们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是以论其世也”的“世”字指的到底是什么？审看原文，这一点似乎既不深奥，也不复杂，北宋时人孙奭在《孟子注疏》中本来做过一个很简洁、同时看起来也很得当的解读，以为此语乃“论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用现在的大白话讲，就是考察《诗》、《书》作者的时代背景。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宋当涂郡斋刻本《孟子集图6注》图7 清嘉庆十六年金孝柏重刻本《四书改错》
可是，后来朱熹撰著《孟子集注》，因刻意求深，便另外做出了新的阐释：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
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
未足，又进而取于古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按照朱熹的说法，“世”成了《诗》、《书》作者的具体“行事”。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读者一定要清楚知悉这些《诗》、《书》是何人的作品。不然的话，其“当世行事之迹”便无从谈起。
元朝以后，由于科举考试遵用包括《孟子集注》在内的《四书集注》，元明两朝人讲述《孟子》此说的旨意，自然多承用朱子的说法。但到清康熙年间，学者们纷纷向统治学坛的朱子学说发起挑战，《四书集注》首当其冲。当时有毛奇龄者，著《四书改错》，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诗》、《书》不是“言”，“世”亦不是“行”。……若“世”
则时代之称，“前世”、“后世”、“创世”、“继世”，何处可着得
一“行”字？况既曰“考行”，又曰“行事之迹”，则古人行事，舍《诗》、《书》别无可见，不得以《诗》、《书》专属“言”，谓《诗》、《书》之外别有“行”也。又且顺文通读，谓友天下不足，又友古人，则必读书论世，
以知得其人，而上“友”之诸“其”字，皆贴“古”字。读古书、
论古世，然后可友古人也。若“其”字指人，则“其人”为“人
人”矣。乃一往鹘突，添“言”补“行”，古经从此大晦矣。（《四书改错》卷一七“是以论其事也”条）这是在放言指斥朱熹对《孟子》的解读“一往鹘突”，也就是一塌糊涂，话讲得虽然不够温柔敦厚，但毛氏紧紧扣住经文本身，对这一“世”字的理解，自然比朱熹要合理得多，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回到上述孙奭的后一种旧解而已。盖若是去掉外延的体悟，就经解经，结论只能如此。
虽然单纯从结论上看，毛奇龄的看法与孙奭完全相同，但他既然是针对朱熹的成说加以论辩，在辩驳的过程中，认识已有明显的深化。毛氏论曰：《诗》自《吉甫》、《寺人》诸有名外，知是谁言？《书》自《仲虺》、《伊傅》、《周召》诸大篇外，亦不尽著为何人之言。这实际上是说《诗经》和《尚书》中各个篇章的作者，大多已无从知晓，故不知所述系何人之言，正因为后人已“不知其人”，不得已才退而论次其世，通过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把握那一时代的人共同的思想和行为特征，以求其仿佛，达到尚友古之善士的愿望。
好了，转了一大圈，明白了所谓“知人论世”，本来是因不知《诗经》和《尚书》各个篇章的具体作者始考究其所处的时代，是因不知其人而不得不但论其世，这就给我们了解古书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个显豁的切入点。
我们在这里谈论古书的作者，首先要知道古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所谓“古书”，其实并不很“古”，大致是春秋末期才开始出现的。
当时，孔子为教授门徒，整理、汇编《诗》、《书》、《礼》之类的文字材料作教材，形成最早的“书”。进入战国以后，“书”的种类和数量始大幅度增加，形式也逐渐定型。孟子是战国前期的人，而在那时，他就已经无以确知大多数《诗》、《书》篇章的具体作者，这就足以说明这些篇章本来就没有题署作者的姓名，而这应该是“古书”的普遍状况。
在“古书”的实物方面，从汉武帝时期起，就有包括所谓“古文尚书”在内的孔宅秘本的发现，后来在西汉末年和西晋时期又都有很重要的“出土文献”从古墓中现身于世。直到近年，盗墓贼和考古学家竞相努力，挖掘出越来越多战国秦汉时期的竹书帛书，其数量之多，甚至可以用“目不暇接”来形容。我们看这些的真的真的“古书”，基本上都没有题署作者的姓名。
以这些“古书”的实际形态与孟子讲到的情况相结合，可以更进一步确认，中国古代的书籍，在产生后的一段时期内，是根本没有题署作者姓名的。对此，余嘉锡先生早就总结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同时他还认为，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时人著书，“尚不自题姓名也”，且谓之曰：（《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不“凡古书之题撰人者，皆所谓意必之辞也。”题撰人》）所谓“意必之辞”，也就是说这样题署的撰人，系出自后人的推断，由于古书成书的复杂性，其间自有可信或不可信者，须今之研究者具体予以辨别。
了解到这样的通例，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西汉竹书《赵正书》只有书名而没有题署作者姓名，是一种非常平常的情况，殊不必为之诧异。面对无法知晓古书作者这种情况，孟夫子当年已经无可奈何，生于两千多年以后的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些著作的内容，只能按照孟子所说“知人论世”的原则，先设法推定它的撰著年代。
今竹书整理者依据字体和书写风格，推断“其抄写年代亦应在西汉中期武帝前后；同时，从用字、语词和语法等方面看来，《赵正书》的成书年代可能在西汉早期”。这样的判断，可谓大体不误，但同时也非常粗略，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但在目前情况下，还看不到有什么更清楚的断代依据可资利用，不妨姑且主要参照这一结论来展开后文的论述。二、无中生有
我在上一节提到的《古书通例》，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这部书的结论，主要是通过梳理和分析传世文献的记载而得出的，书中对古书“通例”、也就是其一般体例和共同特征的认识，深邃精准。他的绝大多数看法，不仅经历了时间的检验，而且在他身后出土的大量古书早期写本，愈加证明了这些看法是确切不移的。
附带说一下，《古书通例》是我们今天在阅读“古书”时手边必备的一部“导读”读物，也是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相关问题时起步的原点。其重要性，就像作者的《目录学发微》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一样。薄薄一册“小书”，却是划时代的“巨著”。有些朋友初读此书，可能会觉得密度太大，不易读得下去。这没有关系，半懂不懂也没有关系，也很正常。多读，常读，慢慢就看懂了，就喜欢了，就醉了。好书就是这样密不透风，醇而又醇，不像我写的这些随笔性文稿，纵情漫笔，撒着欢儿地往里灌那么多水。
关于古书的名称，余嘉锡先生论之曰：“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这个话讲得非常稳妥，所以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现在人们普遍遵从的就是余嘉锡先生这一说法。
不过若是进一步深入分析，却让人感到似乎有些未厌人意。这就是所谓“多后人所追题”之外的那一小部分书籍若是本来就有书名或是篇名，那么为什么会有的书有“名”而另外那一大批书籍却没有？从后来的发展情况看，书籍有名，显然要比无名更加合理，那么，若是很早就有的书籍有了书名，那么为什么其他那些“无名”的书籍不在撰著之初就效仿其事，当即就题写个书名？书都写了，想个书名写出来，难道会比撰写书籍的内容更难不成？这是按照常理实在不大好理解的事情。
学者们做学问，大多都很注重研究方法，很多人会为此投入巨大精力，冥思苦想，希求找到不同于常人的高妙招式。不过我在读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想到的，是孔夫子讲过的那句格言：“道不远人。”把这句话用到学术研究之中，我理解，就是学者们在从事研究时所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悖戾平平常常的人情事理。本着这样的态度看待古书的书名问题，也能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先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余嘉锡先生谈到的那一小部分与大多数没名儿的书籍不同的有名儿的古书，都是一些什么书。
余嘉锡先生把这些很早就带着名儿的书籍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早期的“官书”，第二类是“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古书通例》卷一余嘉锡先生这一说法的前提，是“其他多以人名书”《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也就是像《老子》、《庄子》、《孟子》诸书一样，用作者的名称来称谓他撰述的著作。上述第二类书籍既然是因“不知其学之所自出”，才“别为之名”，就意味着这类书籍本来也是没有名称的，我们看到的书名也是后生的，是别人给它命名的。这样一来，那些带着书名出生的书籍，就只剩下了早期的“官书”了。
早期的“官书”，之所以有“名”，余嘉锡先生以为是由于“其书不作于一时，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故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也不是很好理解。
若是说这些书籍是因为“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题之以姓氏”，才不得不“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那么，这就意味着“题之以姓氏”应该是早出古书的一种常态，可余嘉锡先生同时又明确讲道：“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之官书（《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也。”可见在这些“官书”问世之际，世上还没有“题之以姓氏”的私人著述存在，也就是还绝无书名可言，并无成例可以效仿。
既然如此，按照一般的逻辑，最先出现的这些“官书”若是从出生就带有一个特定的专名，那么，紧随其后的各种官私著述，都应该效法其事，也是像模像样地带着个书名出现于人世的。然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这就引发我们思索，这些早出“官书”的所谓“书名”，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说老实话，这个问题，一时还不易讲述得十分清楚。不过有句老话，叫“每下愈况”，这句话也可以解释成：越是在那些显著的地方，越容易看清事物的本质。
在余嘉锡先生举述的那些早期“官书”中，其“尤为显而易见”系“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的，莫过于《诗》、《书》、《礼》之类，而在我看来，《诗》、《书》、《礼》这些所谓书名，与其说是“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不如说更像是以书中文字所属的类别称谓之；更清楚地讲，也就是说，像《诗》、《书》、《礼》这样的名目，最初只是后世学者归纳概括其文本属性而命名的一个类别，是大类的名称，而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名，更不是作者自定的名称。余嘉锡先生说这些“官书”的名称是由于“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这实际上就已经认识到这些所谓“官书”，其“书名”也是由他人拟定的，而不会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地为其命名，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此一类书籍与彼一类书籍区别开来，所以也才会有所谓“佚诗”、“佚书”和“佚礼”的存在。这些“佚诗”、“佚书”和“佚礼”，其实就是没被编入《诗》、《书》、《礼》各成型汇编中的那些同类篇章。当时书籍还刚刚产生不久，有这样的类别划分，也就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这样来认识早期“官书”的书名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说明，但儒家最核心的经典即已如此，其他书籍更宜做如是观。余嘉锡先生谓“古书自《六经》官书外，书名之最（《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早而可据者，莫如《论语》”，实则“论语”其意亦如其文本属性，不过“编次之语”而已，这和《诗》、《书》、《礼》之类的“官书”称谓，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另外，从思辨的逻辑上来看，这样的认识，也或许会更加合理一些，即假如我们把书名看作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古书有一个由无名到有名的衍化过程，那么，或许就能够更好地解释书名的生成和它的演变了。三、篇名的递变
在这一前提下，考察古书篇名和书名生成的过程，我们还是先回到余嘉锡先生过去总结的一些基本结论上去，由此出发，再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等地下出土的早期书籍实物，就可以比较清晰地阐明其实际状况。
余嘉锡先生总结古书名称的一项重要特征，是“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并具体阐述其缘由说：“古人之著书作文，亦因事物之需要，而发乎不得不然，未有先命题，而强其情与意曲折以赴之者。故《诗》、《书》之篇名，皆后人所题。诸子之文，成于手著者，往往一意相承，自具首尾，文成之后，或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至于门弟子纂辑问答之书，则其纪载，虽或以类相从，而先后初无次第。故编次之时，但约略字句，断而为篇，（《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而摘首句二三字以为之目。”这些话，大体讲明了古书篇名初生时期的基本状况，但在表述上，似乎可以再稍加调整，这就是古书最早出现的篇名，除了“摘首句二字以题篇”这种最常见的形式之外，还有“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这样一种形态。这样的表述，会更加明晰、也更全面一些。
晚近以来，大量早期竹书的出土，不仅印证了余嘉锡先生上述卓越见解，而且使我们还可以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古书的篇名和书名问题。
首先，和书名一样，篇题亦即篇名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的《程窹》、《皇门》和《命训》三篇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三篇著作，竹书中都没有标识篇名，现在大家看到的篇名，是由整理者拟定的，而整理者之所以会这样为其拟加篇名，乃是由于这三篇著述的内容，是分别属于《逸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之第书》中的《程窹》、《皇门》和《命训》这三篇壹、伍两册）。显而易见，在战国时期钞录这三篇著作的时候，它们都还没有附着固定的篇名，现在大家看到这三个篇名，都是后来才有的东西。
一些战国竹书题写的篇名，与其对应的传世典籍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这一点，也是古书篇名“无中生有”的一个重要体现。例如，在《逸周书》的传世文本中，有一篇《祭公》，现在我们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看到一篇文字内容更加原始的写本，篇题却是书作《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公之顾命》。还有《伪古文尚书》中有《说（虽然东晋以来流传至今的《伪古文尚命》一篇，在《书序》中即有这样的篇名书》中的《说命》明显出于伪造），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却是题作《傅说之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叁册）命》。《祭公之顾命》与《祭公》，《傅说之命》与《说命》，这还都不算是差距很大的篇题，再来看《尚书》传世文本中的《金縢》这一篇，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同一篇的篇（《清题更被写成了这个样子——《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这差的码子就实在有些太大了。
其实由于“后生”而造成的古书篇名的不确定性，在《仪礼》各篇的篇名上，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陈梦家先生在研究武威汉简本《仪礼》时，列举对比了大戴本、小戴本、刘向《别录》本和武威出土西汉末年木简本《仪礼》的篇题，可见其相互之间仍然有明显出入；陈（《武威汉梦家先生同时还指出，其他经书如《诗经》也有类似的情况简》）。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简背篇题图8（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壹册）
不管篇名，还是书名，简明扼要，都是一个具有很大普遍性的特征。像《祭公之顾命》之与《祭公》，《傅说之命》之与《说命》，《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之与《金縢》，篇题变化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由繁趋简。而其早期繁复的形式，正显示出这些篇名的幼稚性或不成熟性，显示出其“无中生有”之初的状态。这种初生未久的幼稚性或不成熟性，在那些“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之篇题的演变过程中，同样存在，即那些早期的摘取首句之字以命篇的篇题中，也可以看到摘取其中较多文字来作篇名的情况，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的《赤鸟咎之集汤之屋》这一篇就是如此。
除了篇题文字与后来的传世文本存在一定差异之外，这些篇名还向我们透露出如下两点信息。
第一，余嘉锡先生所说“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这种类型的篇题，在篇题产生的初期，就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祭公之顾命》、《傅说之命》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三篇著述，不仅其每一篇的开头，都不是篇题所用的文字，而且这几篇篇题，其本身就清楚体现出“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的特点。
其实像这样并非“摘首句二字以题篇”的篇题，我们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中，还可以看到其他很多例证。例如，清华简中的《耆夜》、《殷高宗之问于三寿》、《子犯子余》和《越公其事》，上博简中的《竞建内之》和《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就（《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之第壹、伍、柒三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之第五都是这样册），这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命名方式的普遍性。图9 《周公之琴舞》简背篇题（左），误书于《芮良夫毖》简背的「周公之颂志（诗）」（右）（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叁册）
第二，这种“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的做法，起初也应是出于后人之手。正因为如此，所标记的题目，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需要经历较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才会凝固成为后来传世文本所见的篇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中有一篇《周公之琴舞》，明显属于“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但在同一书手同时书写的一篇题作《芮良夫毖》（诗）的竹书的背面，这个书手曾误题有“周公之颂志”这一篇题。这个篇题，与《芮良夫毖》的内容毫不相干，却契合于《周公之琴舞》的内容。整理者认为，是书手误把原本要题在《周公之琴舞》简背的篇题书写在了《芮良夫毖》简的背面，待发现失误之后，又用书刀刮去，惟刮削未净，还是留下了约略可辨的字迹。这一情况，非常清楚地显现出读书人拟定篇题的随意性：同一篇竹书，或是题作《周公之颂志（诗）》，或是题作《周公之琴舞》，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竹书整理者称“竹简篇题本为检取方便而加，篇题异称不足为怪”（《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叁册）。若把这种说法改换成“早期著述的篇题起初本为读书人检取方便而加，篇题异称不足为怪”，或许能够更加清楚地体现其普遍性意义。
好了，这句话讲得很好。正是因为早期古书的所有篇题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正是因为最初产生的篇题，只是为了应求读书人检取的需要，为了使读书人取书、阅书更为便利，所以才会出现初期篇题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才会出现像“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般啰嗦的篇题。我们在传世文献中看到的这些古书的篇题实际上是一个递变的结果。这就是出土战国竹书带给我的规律性认识。
这样的认识，也许还有待进一步充实完善，但我希望这样的归纳概括会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古书形态的演进历程，从而更好地理解“赵正书”这个书名。四、书名的生成
篇名是“无中生有”逐渐生成、逐渐凝固下来的，如上所述，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像陈梦家先生研究过的《仪礼》，其各篇篇名，在西汉末期，还由于师法、家法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参差出入。那么，比篇名更大一层的书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更具体地讲，为什么会有像“赵正书”这样的书名呢？
余嘉锡先生总结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往往“传其学者，（《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之《古书书名之研究》、《汉志著录各以所得，为题书名”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我理解，所谓单篇别行，应是古书最原初的状态。与此相比，汇聚单篇短文使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书”，是次生的。与此相对应，所谓“书名”，在其出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可以说是次要的，或者说是比篇名更不确定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
首先，就余嘉锡先生所说从一开始就带有书名的“官书”而言，我在前面第二节已经谈到，这些所谓书名，其实也是由后人拟定，本来只是一种书籍类别的名称，而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名。具体地讲，就我在上文举述的典型例证而言，《诗》就是“诗”类书籍的汇集，《书》就是“书”类书籍的汇集，《礼》就是“礼”类书籍的汇集。由于孔夫子以这些由他编定的各类文本教授学生，一方面，这些编入其中的著述被凝结为一体，固定不变；另一方面，像“诗”、“书”、“礼”这些原本属于著述类别的名称，也随之转变成了特定书籍的专有名称了，这也就是所谓“官书”的“书名”。
正因为这些所谓“官书”的名目起初并不是后世真正意义上的书名，所以随之而生的私家著述，也就和它一样，未能像模像样地带有个书名。余嘉锡先生总结其命名规律，谓“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但还有一些著述，逮编次成书的时候，学者们已经无由知晓其学之所自出，因而也就无法以人名书，在西汉末年刘向、歆父子编著《七略》以及东汉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的时候，只好自（《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行给这些著述拟定一个书名。
刘向、刘歆父子两人相继编著《七略》，是缘于汉成帝诏命刘向参与校定汉廷公藏之书，当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录而奏之”。刘向“录而奏之”的既有这些书籍的篇目，还有他概括出来的诸书“指意”。后者当时称作“书（所谓录”，用现在比较通行的话讲，似乎也可以姑且称之为“叙录”“目录”的“录”字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即阐述某一书籍的著述宗旨与内容概要等综合介绍性的内容。
这些“书录”，有一部分随着当时校定的书籍一直流传到今天，著名的《战国策》就是这样。透过刘向给《战国策》撰写的这篇“书录”，我们可以看到，在他校定这些书籍之前，有些书籍的名称，还是很不确定的：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中
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
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
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文中的“中”，是宫中的意思，在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宫廷官藏。由西汉宫廷藏书可见，今天的一部《战国策》，在刘向之前，至少就有六种互不相同的书名。这一情况，充分显示出由后人编次单篇而成的较大篇幅的书籍，在为之命名时，是具有很大随意性的：或就其依国别编次的特点，名之曰“国策”或“国事”，这与《国语》、《国风》、《国志》、《国春秋》命名的原理相同；或就其所谓“语类”著述的性质，如《国语》，称之为“事语”。至于“短长”、“长书”、“修书”这些名目，后世学者的解释，说法不一。如唐人张守节以为乃是缘于（《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唐司马贞《索隐》），清人沈钦韩则以为是用《鬼谷子·权篇》所云“智者（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九）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的语义。在清代，还有一些学者推论，这部书最初是由西汉初年人蒯通编定的，而蒯氏为它选定的书名，与刘向不同，乃是“号曰《隽永》”，盖“与中书本号《长书》、《修书》者亦相似，‘修’、‘长’皆‘永’之义
（清牟庭相《雪泥书屋杂志》卷一。清陈宗起《丁戊笔记》卷上）。也”这样的看法，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从而也就愈加显现出在西汉时期至少有一部分书籍的书名还很随意，也很不稳定。余嘉锡先生就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中的很多书名，是刘向或班固根据自己的著录体例，径行改题的书名。如班固改《子夏易传》为《韩氏易传》，刘向改淮南王刘安的（《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鸿烈》为《淮南内篇》 行》）。这也是书籍名称还不十分稳定的一个重要体现。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刻本图10《战国策》卷首影宋钞补刘向书录
直到班固的时代，书名还不够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与书名的题署位置有关。
如上所述，篇名和书名的生成次序，总的来说，是先有篇题，后有书名。从地下出土战国竹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篇题乃是“无中（个别也有一些是写在生有”地后生的构件，它一般是被题写在简册的背面简册正面篇末的空白地方）。如前所述，《赵正书》的篇题就是这样，是被写在第二只简的背面。武威出土西汉后期书写的《仪礼》，篇题依然如此。那么，后起的书名写在什么地方呢？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见到相关的文献记载，推测很可能是写在盛书的书帙上面。
正因为内文里面并没有篇题和卷次，一旦简背题写的篇题和卷次发生脱佚，一部书中各个部分的排列次序，便很容易产生错乱；或者由于传习者的不同，对各篇次序做出不同的编排，如直到西汉后期，（陈梦家《武威汉《仪礼》的篇目排列顺序，在不同的门派之间就颇有差异简》）。为此，汉代有些书籍，作者要在全书的篇末，一一记明其书各篇的先后次第，如司马迁《太史公书》末卷之《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末篇《叙传》、王符《潜夫论》末篇《叙录》，就都是如此。（《史记》卷一三所谓《太史公书》，是司马迁对自己所著通代史书的称谓〇《太史公自序》），同时人东方朔及《汉书·艺文志》是把它题作《太史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唐司马贞《索隐》引桓谭《新论》语）公》，这正符合余嘉锡先生所说当时尚多“以人名其书”的通例，而后来此书之所以能改以《史记》之名通行于世，即与其内文最初并没有写录书名而使书名固定下来具有很大关系。
在这之后的变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相关资料，实在太少，很多状况，还模糊不清，但我觉得大致可以推测，东汉末年镌刻的《熹平石经》，在篇题位置的演变史上，应该具有重大的转折性意义。 武威出土西汉后期竹书《礼·士相见礼》简背篇题（右侧第一、二只图11简）（据陈梦家《武威汉简》）图12 《熹平石经》之《礼·乡饮酒礼》篇题（据马衡《汉石经集存》）
由于石经的特殊性，无法像简册一样把篇题镌刻在碑石的反面，这样，篇题就出现在了内文的前面。在《熹平石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由书籍的背面转到正面与内文一同刊刻的篇题，是被顶格镌（帛书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不便在卷子背面书写篇题的问题，目前我们从西刻在正文的前面汉马王堆帛书中看到的篇题，是添附在正文的末尾）。由于经书在当时官私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熹平石经》的权威影响，篇题位置这一新的形式，应当会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传播，并被其他书籍所效仿。
需要注意的是，东汉和帝时经过蔡伦对造纸技术的重大改良，纸张开始逐渐取代竹木简牍，成为写录书籍的载体。由于纸张不像竹木简只那么厚而密实，容易透露墨迹于纸背，再像过去那样把篇题写在正文的背面在技术上也显现出很大的不合理性。这样，在用纸张写录《熹平石经》的时候，更容易照抄其既有的篇题形式。书写材料的改变，也应当是篇题逐渐移入正文之前的一项重要原因。
附带说一下，讲古书版本，习惯称篇题为“小题”；相应地，称书名为“大题”。宋元刻本，保持原书旧式的，往往“小题在上，大题在下”。所谓“小题在上”，就是先行加载内文之前的篇题，通常是位于内文前面首行的上部。后来载入内文的书名，由于篇题已经占据了内文前面首行的上部，只好列在篇题的下面，靠近首行的下部，这就是所谓“大题在下”的缘由。这种状态的具体形成过程，虽然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我们从存世唐写本和唐《开成石经》中可以看出，至迟在唐代，它就已经普遍通行。五、名不副实的“赵正书”
关于古书书名，余嘉锡先生还总结说，除了上述这些汇聚众多单篇别行的著述再另外赋予其名的书籍之外，那些一直以原本形态单独（《古书通例》卷一流行的著述，即始终“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现在我们看到的《赵正书》，就是这样——“赵正书”首先是一个篇题，同时也是这部著述的书名。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古人自定书名之事的缘起，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一书中也做过说明。按照他的说法，“自著书而自命之名”，肇始于秦吕不韦指令门客撰著的《吕氏春秋》，继之者则为汉（案即《淮南内篇》。《古书通例》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撰著的《鸿烈》卷一《案著录·古书书名之研究》）。由此可知，在《赵正书》生成的年代，所谓“自著书而自命之名”不过刚刚出现萌芽，这篇东西还未必能及时厕身其间。
在系统考察古书篇名与书名的发生及其初期发展状况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更加全面地理解“赵正书”这个书名。我说这个书名需要努力去“理解”，是因为它与这篇著述的内容，并不吻合。“书”字在这里只是指著作、著述，如前面第一节所述，它是从春秋末期才开始现身于世的。这与作为古人著述中某种特定体裁称谓的“书”字，如《史记》之《礼书》、《乐书》等“八书”以及《尚书》之“书”，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赵正书》的“书”是个大概念，《礼书》、《乐书》以及《尚书》的“书”是这个大概念下面的小（当然，《礼书》、《乐书》等“书”与《尚书》之“书”又不相同，这是两个并列的小概概念念）。
上一节谈到，司马迁自称《史记》为《太史公书》，而东方朔及《汉书·艺文志》则将其书作《太史公》。两相参照可知，后者是以人名书，而所谓“太史公书”，意思也就是“太史公写的书”。与此不同的是，“赵正书”显然不会是指“赵正写的书”，而只能是指“关于赵正的书”。图13 日本高山寺旧藏古写本《史记·秦本纪》（据日本东京勉诚出版2014年出版《东洋文库善本丛书》影印本）
然而通读全书，所谓赵正亦即秦始皇只是引出其主体内容的线索，其书系以秦始皇之死为开端，展开胡亥不听子婴、李斯之谏以致身死国亡的故事，秦始皇亦即赵正在全篇构成中只起到一个铺垫背景的作用，主角本是胡亥，所以，合理的命名，自然应题作“胡亥书”，甚至也可以用另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要配角李斯的名字名之曰“李斯书”，而绝不应该是“赵正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就是因为如上所述，不管是篇题，还是书名，由于是由他人拟定，起初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在撰著《赵正书》的西汉时期，依然如此。因此，“赵正书”这个名称，也绝不会出自作者自题，应如战国以来递相承袭的情况，只是读其书者随意标记的一个名称。同时，明了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不管是作为独立存在的单篇著述的篇名，还是把它视作短篇著述的书名，出现像“赵正书”这样好像是名不副实的称谓，都丝毫不足为怪。“赵正书”这个书名，虽然只有短短三个字，但我们捧起书来，一边看，一边想，一边问上一句“为什么”，还是可以在读书的过程中，学到或是探索到很多相关的知识。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今天来读这本书，对作者的话说得是不是很顺，并不十分在意，我们更加在意的，是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和想说什么，还有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书名也是其中的一项要素。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小问题，不仅更容易看清认准史事的真相，还能够看到它发展的过程以及同其他史事的联系。2018年9月13日晚记第二篇 一件事，两只笔一、新发现带来的新问题
发现《赵正书》的消息稍一透露，就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是文中所记史事与《史记》等传世典籍的重大差异。其实不仅社会公众为其新奇异常惊诧得“舌挢然而不下”，专家学者更从史料学角度对这些内容投以庄重的目光。
在《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之《释文·注释》部分这一篇的篇首，具体整理者代表整理组全体成员述云：《赵正书》的部分内容与《史记》之《秦始皇本纪》、《李斯
列传》、《蒙恬列传》中的某些记载相似，有些段落可以看出明
显同出一源。但在一些重大史事的记载上，《赵正书》与《史记》
差异很大，例如说秦二世胡亥之继位是由秦始皇死前认可，而非
李斯、赵高等人密谋篡改遗诏。可见关于秦末历史，汉初已有不
同版本的记述流传，《史记》所取只是其中之一，《赵正书》又
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新史料。整理者对《赵正书》与《史记》纪事的重大差异，显然持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是将《赵正书》中的这些内容，看作是汉初人对秦末历（案所述“不同版本”一语用词似乎不够妥当，这里所说“版本”更史的另一种“记述”像网络流行文化的语汇，而不应该是历史学研究的专业用语），而且是“宝贵的新史料”。这里值得注意的关键点，是把《赵正书》与《史记》等量齐观，看作是同样的记述“秦末历史”的史学著述。
另一方面，《赵正书》的具体整理者在撰著专文论述其史料价值时，尽管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作为太史令，他参考的典籍更为广泛，其中还包括了秦国史书《秦纪》在内。《赵正书》的撰写目的是‘以史为鉴’，在史实方面未必都经过详尽稽考。因此，对于一些大的史实，在无其他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并不能轻易否定《史记》的记载”，但还是提出如下意见：大概在西汉早期，与《赵正书》类似的记述可能有多个版
本。《赵正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
列传》、《史记·蒙恬列传》等有一定出入，而且某些方面有较大
的不同，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目前还不能断定何者更符
合历史史实。显而易见，这是讲那些《赵正书》纪事与《史记》的重大差异，孰是（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刊孰非，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文物》年第期）20116，更为清晰地体现了以竹书整理者为代表的学术界很多人的看法。这一看法的出发点，当然还是前面提到的对其历史“记述”性质的认识。
新发现带给人们的冲击，还不止于此。2011年，整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学者，开始在《文物》上发表文章，正式披露《赵正书》的发现和它的基本内容，2012年竹书整理者编辑出版《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粹》一书，展现这篇竹书更多具体的文句，但还没有等到《赵正书》全文的出版面世，2013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在长沙召开的“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先生向与会者公布说，从这一年6月开始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陆续出土的简牍中发现了秦二世胡亥的“即位文（李国斌《秦二世奉诏登基文告出土揭秘大秦王朝真正掘墓人》，见“人民网”，告”。案实际上它应该是这位二世皇帝在改行新元之后发布的一道安抚天下民众的诏2013-11-25书，后文将有具体论述）。张春龙先生后来对此正式评议说：秦二世颁布的诏书，可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的《赵正（湖
书》相互阐发，对研究秦二世其人和秦朝政治有重要价值。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刊《文物》
2016年第5期）张春龙先生这样讲，恐怕主要是由于在这一所谓“即位文告”中有“朕奉遗诏”这样的语句，而这一语句与《史记》所书赵高、李斯合谋篡改始皇遗诏事明显不符，却与《赵正书》中胡亥遵奉遗诏合法登基的叙述正相吻合。
中国本土之外，海外一些学者对《赵正书》的发现也极为重视。在这当中，尤以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先生最有代表性。2015年9月，鹤间先生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作《人间·始皇帝》，特别侧重发掘、阐释新出土史料所蕴涵的历史讯息，利用这些出土资料对秦始皇和他所建立的大秦帝国做出很多不同于以往的解析，《赵正书》自然受到他特别的青睐。在鹤间和幸先生看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始皇之死的基本记载是不能简单信从的，而是需要结合《赵正书》等新出土材料来展开全新的认识。
多年来，学术界本来就盛行利用各种新材料来颠覆既有的认识，在这当中，出土的早期文献，尤为受人钟爱。专家学者们对《赵正书》这样一谈，再与兔子山遗址出土二世皇帝诏书的内容相互参证，社会上那些没有受过正规史学研究基础知识训练的历史爱好者，更踊跃献身其中，透过《赵正书》的文字，恣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对秦末相关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出现很多新奇的观点。
对此，我从见到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整理者透露出来的十分有限的信息时起，就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拙说见该书第五章《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一书中已明确表述过自己的意见与王俭朔造的戾太子形象》）。
不过海内外学术界出现上述情况，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这项新的发现，确实给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只是在我看来，要想很好地解答这些新问题，不仅需要首先清楚判明《赵正书》与《史记》纪事的异同，重视《赵正书》提供的新信息，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从一些最为普通的一般性基础谈起，这样才能合理地认识二者之间的是非正误。
这就是文史研究的特点，在向前走的时候，需要先回过头去，确定起步的基点。这样的起步基点，一要准，二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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