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春霞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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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犹太人：当代经典作家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犹太性的演变试读：
前言
在对菲利普•罗斯的研究中，对其作品犹太性的问题鲜有人问津。原因其一是犹太性本身的定义非常含混，学术界没有统一定论；其二是罗斯本人在访谈中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国立场，促使诸多研究者对犹太性的问题避而不谈。但是，虽然罗斯反对“犹太作家”这样的标签，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犹太身份，相反，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其创作主题始终紧密围绕着犹太问题。因此，罗斯的作品不仅仅存在犹太性，而且这些犹太主题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犹太特性以及罗斯本人作为犹太人和美国作家双重身份的独特视角。本书旨在探讨其20世纪中后期的四部作品——《波特诺伊的怨诉》《朱克曼的束缚》（四部曲）《反生活》与《美国牧歌》，意欲指出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犹太性是一种美国化的犹太性。
本书针对犹太性中的性认识、民族忠诚感、犹太身份与社会同化四个方面对美国化的犹太性进行了论述。第一章对主人公波特诺伊的性颠覆行为与心理进行了分析，说明波特诺伊自身的犹太性与其美国意识之间的冲突。第二章分析了身为作家的犹太人朱克曼所遭遇的民族忠诚感与美国自由观念之间的冲突，以此说明犹太个体在民族忠诚情结与艺术独立愿望之间的两难处境。第三章着重探讨了改变犹太身份的多种可能性。通过对罗斯所描述的不同犹太身份的论述来说明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犹太身份有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走势。最后一章对斯韦德•莱沃夫社会同化的理想进行了分析，突出了犹太性在美国文化冲击下的演变，来说明有着强大精神内核的犹太文化对自身演变的反省。
通过对罗斯四部作品中所反映的美国化犹太性的分析表明，美国化的犹太性保留着基本的犹太精神，但同时表现出美国意识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个体犹太意识，而非传统认识上以群体为存在的犹太意识的强调；其次，美国化的犹太性期盼摆脱犹太沉重的受难历史，将自身归属于美国犹太历史；最后，这一犹太性从人物意识到行为都反映出美国犹太人对个体自主权、自由意识和开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接受。但同时，由于这些新思想没有触及犹太精神的内核，美国化犹太性的核心依旧是犹太性充满矛盾的一面，即犹太性是在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不断发展，在不同时代犹太人的反省中得以保存。
对于罗斯作品中美国化犹太性的论述，本书采用了主题性研究的方法。在四部作品中，分别采纳了精神分析学说、伦理学、民族身份研究、社会同化问题研究，以及后现代叙事中的相关理论对罗斯作品中涉及美国犹太生活的性认识、伦理继承、身份探究和文化同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对犹太性在美国文化影响下发生的演变做出深入的理解。
本书对美国化犹太性观点的提出旨在拓展对菲利普•罗斯作品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对于罗斯作品中犹太性的探讨直视了美国犹太文学中的一个敏感领域，有助于非犹太裔读者深入理解罗斯作品中大量的犹太文化意味，把握罗斯独特的写作特质。本书对美国化犹太性的论述提供了研究罗斯作品的一个崭新视角，同时拓展了国内对于罗斯作品的研究，可以帮助国内读者认识美国犹太人的精神困境，澄清在罗斯研究中将美国犹太人的特有问题等同于泛化的美国问题的认识。
本书由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重点学科资助出版。
作品缩略词表
以下是本书涉及的菲利普•罗斯作品的缩略词和表达。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其他引用作品将在文后注释中进行说明。
AL 《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AP 《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
CL 《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F 《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
（The Facts：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GW 《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
PC 《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
PO 《布拉格狂欢》（The Prague Orgy）
RMAO 《读我自己的作品和其他》（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ST 《随谈录》（Shop Talk）
ZU 《解放了的朱克曼》（Zuckerman Unbound）
绪论
一、罗斯的生活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 ）是美国当代最富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从1959年到2013年，罗斯共有30多部作品问世，先后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美国国家图书奖（《再见，哥伦布》Goodbye，Columbia、《萨巴斯剧院》Sabbath's Theatre）、国家图书评论奖（《反生活》The Counterlife、《遗产》Patrimony）、笔会/福克纳奖（《夏洛克战役》Operation Shylock、《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每个人》Everyman）等各种文学奖项，可谓是美国当代文坛最多产、获奖最多的作家。2006年，《书评》杂志评选出近25年来最佳的美国小说，罗斯有6部作品[1]上榜。2011年，罗斯又获得了英国曼•布克国际奖。评委会主席里克•盖考斯基评价道：“罗斯50多年的小说创作激发读者阅读作品，他的读者人数众多，还在不断增加。他的文学想象不仅重塑了人们对犹太身份的认识，而且激活了小说创作，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美国小说……在其他小说家渐入颓势的时期，他依旧创作出一系列经久[2]不衰的精品佳作，这种持久的高水准创作令人惊叹不已。”
迄今为止，尚没有罗斯认可的自传面世，读者只能从他的自传性[3]作品和访谈中获取他真实生活的大概模样。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的纽瓦克（Newark），他的祖父母来自波兰与乌克兰交界的加利西亚地区，是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罗斯的父母保留了一些犹太传统的观念（F，31），到了罗斯这一代，美国文化的影响日渐增强，基本取代了家庭式的犹太传统教育，但犹太人的身份意识依旧完整地传承了下来。罗斯的父亲赫尔曼•罗斯天性乐观，即便在生活难以为继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也会开玩笑宽慰大家说自己任职的大都市保险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团，作为这家公司的推销员，他能够为所有大都市保险公司的投保人“雨中送伞”（F，21）。在那个困难时期，父亲靠工作之余四处兼职带领全家渡过难关，对罗斯的成长和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罗斯的作品中，坚韧不拔的父亲是犹太人物的典型代表，而“犹太父亲”一词也往往代表着“打不垮”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遗产》（Patrimony，1991）是罗斯对犹太父亲表达最高敬意的作品。这部作品以自传的方式刻画了一个在病痛面前努力保持自尊，面对身体状况的日渐恶化依旧不肯认输的犹太父亲形象。罗斯的母亲是个同样坚强、富有爱心的女性。她悉心照料丈夫和孩子的生活，与邻里关系融洽。《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2004）中遇事冷静，在危机来临时与邻里互相关照的犹太母亲形象是罗斯对母亲的致敬。
罗斯作品中富有代表性的生活场景是新泽西的纽瓦克地区。在那里，罗斯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并将那段记忆永远留在了他的文字当中。像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纽瓦克的犹太街区成为罗斯作品中特有的故事场景。少时的伙伴，邻里朋友，挨家挨户募捐、蓄着胡须的犹太老人，刚刚移民到美国、长着六根手指的裁缝都成为他关于犹太生活的美好记忆。在访谈中，罗斯说道：“我记得每一条街道，每个地方和住在那里的人们。每次触及这个我写过不止一次的地方，我都会为我所目睹的纽瓦克的变化而感到惊奇，我会想各种办法去描述那里，让它在不同的场景中再现。”（Baker，2008：6）。这种回家的感觉使得纽瓦克成为罗斯作品中不可缺乏的元素，一个象征着美国犹太生活从鼎盛到衰落的特定场所。
在纽瓦克半封闭半开放的犹太社区环境里，罗斯的少年时代没有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产生任何成长的阴影。“作为犹太人没有什么特别，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对我们来说，不是犹太人才有点奇怪——要是听到有谁说他希望自己不是犹太人，或者希望以后不再做犹太人，那才更奇怪呢。”（F，31）长大后，罗斯先后在巴克纳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求学。在那里，他开始广泛涉猎文学作品，接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启蒙，逐渐认识到美国社会的种族差异性，意识到“犹太人有其特别之处，但同时也和其他人一样”（F，49）。也是在这一时期，罗斯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饱读文学经典，渴望“成为不同于莱斯利街上那些底层老百姓的犹太人”（F，60）。罗斯的这一理想反映在作品《再见，哥伦布》和《朱克曼的束缚》中。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尼尔•克鲁格曼和内森•朱克曼都敏锐地感受到犹太身份带给自己思想和生活的局限性，渴望通过个人的努力突破民族身份带来的框限，在美国理想与犹太传统的冲突之间寻找内心的平衡，取得个人的成功。
罗斯自己坦承，美国的文化精神与犹太身份对他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我的犹太身份和美国身份无法割裂。两种身份紧密相关，互相影响着对方。”（Searles，1992：231）如果说犹太身份与生俱来，无从选择，那么罗斯将自己的美国身份更多地理解为是身为作家的职业身份：
美国给了我最大的自由来实现自我才能。这里有我所能想象到的读者，可以不断地从我的小说中获得愉悦感。美国也是我所了解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懂得的地方。我的思想和语言是美国的，身为美国作家，美国身份对我就像是一个管道工身为美国管道工，一个矿工身为美国矿工，一个心脏病学家身为美国心脏病学家［这样的关系］。或者说，美国对于我，就像是心脏病医生手术刀下的心脏、矿工手里的煤块、管道工修理的水槽。（Searles，1992：[4]130）
罗斯强调，美国性是他身为作家的职业视野、文学实践，以及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这些与他是否选择犹太生活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没有本质的冲突，与他致力于在文学想象中探讨犹太问题没有相互抵触的矛盾，因为小说创作本身需要“一种对任何价值观保持中立的态度，以及以客观的姿态陈述善与恶的立场”（Booth，1961：67）。换句话说，罗斯坚持艺术创作客观性的立场是超越民族性的。
从创作主题上讲，罗斯的作品涵盖了美国犹太生活的多个方面：犹太身份、婚姻性爱、家族亲情、道德冲突、异族通婚、反犹主义以及社会同化等方面。他的《我们这一伙》（Our Gang，1971）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针砭现代社会的种种荒谬；《朱克曼的束缚》（四部曲）（Zuckerman Bound，1979—1985）直面犹太传统与美国文化的冲突；《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1998）和《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2000）探讨了社会同化对民族性的威胁；《夏洛克战役》（Operation Shylock：A Confession，1993）和《反生活》（The Counterlife，1986）反省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每个人》（Everyman，2006）、《愤怒》（Indignation，2008）、《屈辱》（The Humbling，2009）和《复仇》（Nemesis，2010）挖掘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情感挫折，等等。可以说，罗斯对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有着一种高度的敏锐，他不断尝试用各种叙述方式来表现犹太的个体生存，美国文化对犹太传统的传承影响，以及犹太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等方面。
在叙述方式上，罗斯擅长使用伪自传的叙述方法，将真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造成真假难辨的叙述效果。在他看来，小说家是“职业伪装者”（Searles，1992：167）。“［写作］就是制造伪装的生平和虚假的历史。我的生活就是从真实的生活中调和出半想象半真实的存在。有必要给自己的工作找到些乐趣，这就是生活。”（Searles，1992：167）这种富有迷惑力的叙述方式成为罗斯作品的一大鲜明特色，但同时也引发了对罗斯作品叙述手法可信度的争执。很多读者猜测，《夏洛克战役》中与罗斯同名同姓同经历的叙述者是在暗示作品的自传性；《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的书信体包装下应该是罗斯的真实经历；还有评论家认为，《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1974）和《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人》影射了罗斯两次失败的婚姻，等等。对此，罗斯回应道：
你应当把我的作品当做小说来阅读，期待它带给你小说能带来的快乐。我没有什么需要坦白的事情，也不需要对任何人进行坦白。当然也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或者承诺去原谅我。至于我的自传，我可以告诉你它会是多么的乏味。一整章一整章都会是我怎么独自一人待在屋子里，盯着打字机。我的自传太没有故事了，会让贝克特的《无可名状者》读起来都像是狄更斯的作品。（Searles，1992：121）
罗斯将他在伪自传叙述中真假难辨的叙述手法比喻为汉堡的制作：“你可以从选取人物最有特点的个性开始，想象他就是你自己，但是，如果你不断地给自己的想象力绞肉机里添加材料，你知道的，最后出来的会是一个跟最初完全不同模样的汉堡，完全不再是最初设想的那个你。”（Lawson，2010：2）正如罗斯所暗示的，那些被他选取为小说素材的事实，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或者说在与想象力融汇的过程中，会彻底地改头换面。“这是一个建立关联的过程……一个完完整整的叙述网络。有点像一个蜘蛛网，对任何一个角落的触碰都会引起其他部位的震颤。”（Parrish，2007：25）因而，对于罗斯来说，真实生活完全存在于文学想象之中：“艺术就是生活，独处是生活，冥想是生活，伪装是生活，假想是生活，沉思是生活，语言是生活。”（Searles，1992：129）既然头脑和思想本身就是真实生活，那么在现实与想象之间也就不再有任何区分。他就是自己笔下的自我化身：波特诺伊、内森•朱克曼、凯普斯、罗斯，或者是其他任何他想要成为的人物形象。
在文学创作这一行，作家的闭关——这种闭关当然不单单是指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更多的是指作家对生活感受的一种积累，或是一种不同民族的感受融合，喧嚣着、推搡着涌出来。对我来说，艺术使我能够有机会直达内心，对我自己的生活做一番探究。我是莱诺夫吗？我是朱克曼吗？我是波特诺伊吗？我想我可以是，也可能就是。但就现在而言，我和我的作品中任何一个精心刻画的人物都没有相似之处。我还是那个无法定形的罗斯。（Searles，1992：130）
罗斯声称，任何现实的素材都可以编入文学的想象，但反过来，对好奇的读者来说，这些与想象共生的细节也可以透露出罗斯的真实生活。例如，他在英国十年的生活经历可以在《反生活》一书中找到踪迹。他曾经患有神经衰弱、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经历可以在《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1983）和《夏洛克战役》中窥见一斑；他的婚姻生活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和《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人》[5]中有所反映。当他步入老年，身边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罹患前列腺癌或是小便失禁等疾病，这些生活经历随后出现在《美国牧歌》和《鬼退场》（Exit Ghost，2007）中。在他写作生涯的后期，罗斯先后经历了父母过世，阿瑟•米勒、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等朋友离世的心理冲击和痛苦。这些经历促使他对衰老和死亡这些主题进行思考，于是有了《垂死的肉身》（The Dying Animal，2001）《每个人》《愤怒》和《屈辱》等作品。可以说，罗斯的作品和他一起经历生活，与时代同步，代表了他那一代美国犹太人的生活。
2013年初，罗斯宣布自此封笔，从此过着简单而有规律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罗斯总结说：“努力工作、正常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满足。”（Corsello，2008：5）在最近一次的访谈中，他讲到自己会在每天下午的时候活动一会，晚上读两三个小时的书。偶尔也会到纽约去会会朋友，看场电影什么的。（Baker，2008：6）听起来，他现在的生活和《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1979）中的人物E.I.莱沃夫归隐之后的生活颇为相似——隐居山中，“每天只是把弄文字”（GW，17）。可以想见，当罗斯强调他现在的快乐就是重读他年轻时候读过的经典——加缪、屠格涅夫和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时，他也正在成为当代青年心目中的经典作家。注释
[1]这6部作品分别是《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反生活》（The Counterlife）、《夏洛克战役》（Operation Shylock）、《萨巴斯剧院》（Sabbath's Theatre）、《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参见网页：http：//www.nytimes.com/ref/books/fiction-25-years.html.
[2]参见2011年布克国际奖颁奖仪式上评委会主席里克•盖考斯基的致辞：http：//www.themanbookerprize.com/news/stories/1502。
[3]本书有关菲利普•罗斯的生平信息主要来自于他的自传性作品《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The Facts：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1988）和杂文集《读我自己的作品和其他》（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1976），以及近年来对罗斯的访谈。
[4]本书所涉及的罗斯作品的引文翻译均为本书作者自己的翻译。
[5]罗斯的婚姻生活不甚美满。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玛格丽特•马汀森的欺骗下开始的。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混乱和吵闹，最终，这场婚姻因为玛格丽特的车祸才得以结束。他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布鲁姆是在一起生活多年后步入的婚姻殿堂，却在短短四年后迅速结束婚姻关系。克莱尔•布鲁姆更是撰述《逃离玩偶之家》来影射对罗斯的不满；而后者则以《我嫁给了一个共产党人》进行回应。在与克莱尔•布鲁姆分手后，罗斯基本上处于一种隐居的生活状态，独居山间的僻静之处，远离媒体、读者和人群，在回忆和想象中写作及生活。[1]二、批评家与罗斯
菲利普•罗斯曾经一度是当代美国文坛最富有争议性的作家。他的作品触及当代美国文化与犹太信条的冲突和矛盾，呈现了真实的犹太生活，大胆创新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约翰•麦克丹尼尔（John McDaniel）这样评论道：“他［罗斯］曾被人们认为是反犹分子、道德说教者、浪漫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家、辩论家、讽刺家、形式主义作家、感伤主义者，不仅如此，他还被认为是个说谎的人。”（McDaniel，1974：200）具体地说，因为《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ony's Complaint，1969），罗斯成为犹太权威的眼中钉，被戴上了“反犹”的帽子；因为《人性的污点》，他被黑人作家视为敌人；因为《夏洛克战役》，他被亲以色列分子抨击；因为《萨巴斯的剧院》，罗斯被女权主义者视为蔑视女性的男权主义者。很多读者热衷于在阅读中揣测罗斯的真实人格。可以说，罗斯的一生都被各种指控、争执和猜测的声音所包围。
面对指责和批评，罗斯一直沉稳地维护着自己作为作家的立场和自主权。在与大卫•普朗提（David Plante）的访谈中，罗斯解释了为什么他在作品中对犹太生活的描述会比其他犹太作家的作品更容易引发争执：“厄普代克和索尔•贝娄是举着手电筒照亮世界，展现世界的真实。我呢，则是向内挖开一个洞，把光照进去。”（Searles，1992：154）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罗斯非常清楚自己的写作可能带给犹太读者的冲击力。但是，他坚持“用自己感兴趣的方式，去表现最真实的，没有被探查过的地方”（Corsello，2008：3）。从某种角度上说，罗斯是契诃夫的忠实追随者，他们都认为“对某一问题的正确表现方式……是艺术家自己的责任”（RMAO，18）。罗斯相信，貌似越界的写作可以将人性与道德意识扩展到新的层面。
但是，身为犹太作家，罗斯和比他年长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和马拉默德一样，并不愿意被贴上“犹太作家”这样的标签。虽然犹太作家“总会下意识地感觉到外界有种声音，要求他对自己的艺术，不是从生活方面，而是从犹太性方面给予说明”（转引自Brauner，2001：36）。但是，对于身为少数族裔的美国作家，民族作家的标签往往会抹杀他们作品的普适性，降低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对于罗斯来说，正是因为这样的双重身份，他的作品显露出两种文化思想影响下的特殊张力。提姆•帕里什（Tim Parrish）谈到：“罗斯一生的写作都是在探索和创造一个与内心的犹太声音相呼应的美国自我。”（Parrish，2005：215）同样的，哈娜•威尔斯-南什（Hana Wirth-Nesher）在论及罗斯自传性的作品时指出：“一个分裂的自我和自传者本人在叙述声音中并置，这是一种新的美国式写法；而作品内容上对犹太群体的强调，以及作品人物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历史困境’这些叙述主题又使得这种文体富有犹太特质。”（Wirth-Nesher，2007：164）这些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罗斯作品中身为犹太人和美国人的双重身份对人物内心造成的矛盾。他们关注在两种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小说人物表现出来的情感张力。而双重身份和两种文化的冲突性正是美国化犹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
最富有争议代表性的是1969年出版的《波特诺伊的怨诉》，它最早引发了对作者本人犹太性归属的争论。罗斯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脏字和与性爱相关的描述，在公众当中引发了轩然大波，评论界也是意见不一，展开了对这种写作是否得当的大辩论。拥有众多犹太读者的《犹太观察者》严厉斥责这部作品的内容不堪入目。知名犹太评论家欧文•豪（Irving Howe）直言罗斯对主人公亚历山大•波特诺伊的刻画“充满了对犹太生活的蔑视”（Howe，1972：70）：
事实很清楚，我觉得罗斯……和第一批美国犹太作家一样，认为犹太［的自我批评和讽刺］不能提供给他足够的养分，犹太文化没有什么规则和价值信念可供他向中产阶级的自满行径开炮。这一缺陷——如果这算得上是缺陷的话——对犹太作家也许是致命的弱点，除非他能从其他地方，比如从其他的文化，或是其他的社会传统中汲取养分。但是，我没有从罗斯身上看到这一迹象——即便是在民主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横扫下，他与美国主流文化的联系毫无疑问依旧是极其薄弱的。（Howe，1972：69-70）
欧文•豪的这段话隐晦地暗示了罗斯存在犹太自我憎恨的不良心理。欧文•豪批评罗斯的这部小说不仅背离了犹太的文学传统，无视犹太的民族责任感，更有可能危及美国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公众认可。
但是，《波特诺伊的怨诉》被抨击的这些元素同时被另外一些评论家所追捧。艾伦•库珀（Alan Cooper）认为主人公亚历山大•波特诺伊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的代言人。库珀解释说：“这部喜剧的基调表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伦理道德和个人欲望的冲突。在1960年前后，不单单是解放了的犹太人在被命运挫败的各种冲突中挣扎，整个国家都是这样。”（Cooper，1996：105）这个评论认可了波特诺伊所代表的美国犹太青年的精神痛苦，同时还肯定了波特诺伊的超民族性，即整个美国社会在那个年代都存在有对道德何去何从的困惑。
类似于库珀，大卫•布劳纳（David Brauner）同样没有把罗斯仅仅当做犹太作家来看待。他认为，罗斯在作品中对人物纠结的性意识的描述、大段充满自我憎恨的自白，以及悲喜混杂的情感表述充分展现了后工业化社会对人们内心带来的冲击和认识的混乱。他更倾向于将创造这一切的作家放在整个文学传统中，而不是从狭隘的民族文学角度来衡量。用他的话来说，“《波特诺伊的怨诉》是对美国犹太文学的极端背离，不仅因为作品中描述了一个沉溺于性的犹太人，一个施虐者而不是受难者，更因为这部作品打破了更为圣洁的禁忌”（Brauner，2005：53）。在《先学会报复：〈波特诺伊的怨诉〉中的叙述技巧》一文中，布劳纳盛赞罗斯的这部作品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波特诺伊的怨诉》是一部现代意义上极富有文学性的作品。波特诺伊的长篇自白是自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之后（口述体）的第一人称意识流；他对身体与性的专注延续了乔伊斯和D.H.劳伦斯的叙述传统；他作品中的自责感和羞耻感是对弗朗茨•卡夫卡病态受虐心理的回应；他的人物带着神经质的喜剧性无疑继承了伊塔洛•斯维沃和果戈理的人物特征。（Brauner，2005：45）
国外评论界对《波特诺伊的怨诉》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了当时的批评家所处的不同立场与评论视角。以欧文•豪为代表的犹太批评家更关注作品可能带给犹太伦理道德的冲击。他们认为，对于犹太主题的描写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犹太民族的需求。那些对犹太生活丑陋一面的描述，如波特诺伊对非犹太白人女子的欲望，只会加重基督教社会的反犹心理。相反，以艾伦•库珀和大卫•布劳纳为代表的批评家则明显摒弃了民族情感的成分，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罗斯的作品，透过人物的矛盾心理看到两种文化对个体的冲击。评判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批评态度和结果。对此，《波特诺伊的怨诉》所引发的评论界的争执可以说是保守的犹太群体与犹太改革派之间的不同观点之争。
针对《波特诺伊的怨诉》的剑拔弩张的评论极大地影响了罗斯的创作方向。1979年至1985年间，罗斯连续创作了四部小说，即《朱克曼的束缚》（四部曲）。他将《波特诺伊的怨诉》这本书带给他的影响写入小说，用虚实相间的叙述手法倾诉了犹太民族情感与文学创作伦理之间的矛盾，用犹太父子两代人的冲突作为比喻，为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辩护。艾伦•库珀对此深表理解，他指出，身为犹太作家就意味着在犹太和美国——一个与生俱来，一个后天滋养——这两种道德体系中矛盾生存。而丹尼尔•布雷斯劳尔（Daniel Breslauer）更是将朱克曼在道德信念方面的两难境地定义为“美国犹太道德的现代化——解放了的两难处境”：
……现代犹太人对权力强制下道德传统的不安感与其说是哲学性的，不如说是心理性的。现代犹太人拒绝貌合神离的道德要求更多是出于个人原因，与哲学无关。现代犹太人追求的是成熟和独立。虽然他们依旧在意犹太历史，愿意按照犹太道德规则处事，但是他们不再愿意受到传统的压制。对这样的犹太人来说，成熟意味着灵活和变化，接受新的生活可能，了解特定情境的不同方面。（Breslauer，1995：96）
布雷斯劳尔关于现代犹太人追求道德独立感、寻求民族开放性的见解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独立自主理念对犹太生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布雷斯劳尔对当代美国犹太人的变革需求持肯定态度，他也提到了现代犹太人在转变中的“不安感”，即美国犹太人在保存传统与追求个体自由的协调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与冲突。因而，他指出：“成熟的人是能够将传统习俗与自我独立之间的持久冲突转化为生活动力的人。”（Breslauer，1995：103）
评论家们所关注的还有罗斯在表现犹太个体在犹太传统与美国现实之间谋求平衡时进行的叙述实验，黛布拉•绍斯塔克（Debra B.Shostak）称罗斯在《反生活》中的叙述实为身份的“自我创造和角色扮演”（Shostak，2004：129）。绍斯塔克认可罗斯用语言对身份进行重新构建，认为“语言构成存在”。语言可以重塑自我、重建现实，是“对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演出（performance of possibility）”（Shostak，2004：131，136）。而马克•塞什纳（Mark Shechner）则提出，罗斯对身份变体的表达反映了“当下犹太的生存现状”（Shechner，1990：101）。在他看来，身份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各种力量——文化、习俗、移民、战争、血缘等在相互冲突和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Shechner，1990：97）。因而，“在《反生活》中，罗斯将自己与犹太历史联系起来，用备受磨难的‘我们’来折射充满困惑的‘我’，从而成为充满矛盾的犹太历史的典型例证”（Shechner，1990：101）。换句话说，罗斯将历史引入作品，用历史反观现在，将以色列犹太集体身份的“我们”与美国犹太个体的“我”放在一起探讨，显然是考虑到当代犹太人的身份依旧具有含混性和不确定性。
对这些评论家来说，《反生活》是一种用各种犹太声音表达自我的文学实验。在评论中，黛布拉•绍斯塔克和马克•塞什纳强调罗斯通过与犹太历史建立联系来对犹太身份进行塑造。他们认为，是犹太流散生活的无根性造就了犹太身份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当代犹太生活中依旧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Shechner，1990：100）而对作者罗斯来说，运用文学的想象力重新构建犹太身份是想表达时代在不断演变这样一个概念。在他看来，《反生活》“是一部充满对峙、纠缠难解的叙述作品……我把《反生活》当作一个实验室，在这部作品里，我可以用各种‘假如’来进行一系列的小说实验”（Searles，1992：199）。这种用文学想象构建多元化犹太身份的可能性是罗斯对犹太性美国化的独特理解。
对于涉及犹太性的社会同化问题，评论家们所关注的是罗斯在《美国牧歌》中表现出来的消极情绪。在作品中，罗斯诉说了一个尝试消除民族痕迹，抛弃民族文化，甩掉犹太信仰，彻底美国化的故事。在《田园梦想与国家身份》一文中，德里克•帕克•罗伊（Derek Parker Royal）认为，《美国牧歌》中，罗斯所设想的“田园理想无法面对冲突、矛盾和各种不确定性”（Royal，2005：195）。在罗伊看来，理想与现实互不相容。“［犹太］身份不仅是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傀儡。”（Royal，2005：186）对深谙文化冲突的读者来说，主人公斯韦德•莱沃夫的美国理想的可行性令人怀疑。斯韦德•莱沃夫的美国梦是抽取了西部拓荒时期的残酷而编织出的一套浪漫假想。到了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美国理想显然成为“美国文化大熔炉实验中的一个骗局”（Shostak，2004：244）。黛布拉•绍斯塔克认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得莱沃夫的犹太生活充满危机。通过社会同化来达到文化和谐的梦想本身就是一个谬见，而莱沃夫违背传统，与异族通婚则注定犯下犹太原罪，导致不可避免的悲剧（Shostak，2004：248）。
不少评论家认为，罗斯作品中犹太传统信念与美国文化现实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于信仰的差异。大卫•布劳纳分析说：“基督教本质上是关怀式宗教（pastoral），其核心目标是净化现实的残酷，将现实神秘化和感情化；而犹太教选择直面生活的变化无常。”（Brauner，2001：77）对现实和人生不同的价值观导致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人生道路。对饱经敌视和苦难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必须使用灵活的态度适应所寄居的社会，必须接受现实而不是去美化现实。因而，《美国牧歌》中莱沃夫放弃犹太式的警觉，转而拥抱浪漫的基督教传统无异于步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陌生领地，因为貌似和谐的浪漫会掩盖邪恶的现实本相，加剧犹太生活与美国现实之间的冲突。
相比国外对罗斯研究的深入性和多样性，国内对罗斯作品的研究在内容和深度方面都相对有限。目前仅有张生庭的《冲突的自我与身份的建构：〈被缚的朱克曼三部曲〉研究》和高婷《超越犹太性：新现实主义视域下的菲利普•罗斯近期小说研究》两部专门涉及罗斯的专著。其他研究集中在《反生活》《人性污点》《美国牧歌》《反美阴谋》《每个人》几部相对出名的作品，主要为文化研究、文体研究和文本主题研究几个方面。现有的罗斯研究缺乏对犹太文化传统及信仰的深入理解，没有将美国犹太人根据其文化语境进行细分。有的学者注意到了罗斯笔下的犹太主人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疏离感和游离状态，需要就美国犹太人身处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心矛盾、犹太对民族身份的特殊情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对罗斯研究来说，既要认识到犹太文化本身“收大于放”的生存策略，同时要看到罗斯本人对于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在对犹太文化的理解上，国内学者丁玫的见解显得非常中肯得体。她讲道：“犹太人对美国文化的部分吸收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生存的必然出路……犹太裔作家与美国的文化认同体现在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层次上，既包括文学的叙述与技巧，亦包括作品涉猎的生活内容、思想观念。”（丁玫，2009：145）同时她引用查姆•伯曼特的话说：“马拉默德小说中的勒文和菲德尔，贝娄小说中黑尔佐格（赫索格）以及罗斯小说中的波特诺伊，虽然都显示了明确的犹太人的性格特征，他们都不是从格托，而是从‘大美国’的某个地方走出来的人物。”（转引自丁玫，2009：145）丁玫的观点与乔国强教授的犹太“后异化”观点相契合，两位学者都认为罗斯作品中的犹太形象是不同于以往犹太整体形象的“另类”人群。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注意到罗斯作品中的犹太因素。例如，徐崇亮指出：“美国化的同化是物质的、是表面的、是形式的，而在同化掩盖下的异化却是精神的、内在的和实质的。”（徐崇亮，2003：112）袁雪生认为：“朱克曼的最终‘解放’完全归因于他对传统道德的反叛，但也带来了精神的孤独与无助。”（袁雪生，2008：124）两位学者都认为，罗斯笔下主人公的疏离感和精神痛苦源自对犹太传统的反抗。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将这种反抗与美国文化之间的矛盾关联起来。对于高婷在《超越犹太性：新现实主义视域下的菲利普•罗斯近期小说研究》中提出的“超越犹太性”的说法，本书持有怀疑态度。犹太性是犹太人固有的民族秉性，虽然在社会同化的过程中，犹太特性的外在表现程度被大大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性可以被“超越”。像罗斯、贝娄这一时代的作家，他们虽然强调自身的美国身份，但是在作品的思想、主题与表达方式上又都是紧密围绕犹太生活而展开。在他们的作品中，犹太性在文字叙述方式、人物矛盾、人性、文化冲突，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体现。
总体而言，国内罗斯研究近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有很多欠缺。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人物的文化身份和文本的叙事策略方面，研究的内容不够丰富。因为缺乏对犹太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深层把握，也难以对文本中涉及的民族文化融合问题提出新颖的看法。当然，这其中还存在学者因语言水平必须依赖译本进行研究，从而导致理解偏差等问题。在作者看来，罗斯的作品是对美国犹太人这一全新的犹太族群的刻画，他的小说世界诉说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展现了犹太性美国化的演变过程。如同帕里斯所言：“美国文化以自由为象征，犹太文化以控制为特点。”（Parrish，2007：164）因而，对罗斯作品的阐释需要兼顾两种文化的特征，关注两种文化如何互相影响以形成犹太性的演变。对美国化犹太性的阐述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犹太民族如何在美国多元文化的环境下与其他的种族及民族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注释
[1]本小节的主要内容已由本书作者整理成文《越界、争执与突破——批评家眼中的菲利普•罗斯》，发表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三、美国化的犹太性
对罗斯作品中美国化的犹太性进行探讨，首先需要了解犹太性本身的含义，然后观察在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犹太性所产生的变化。简单地说，犹太性是对 “什么是犹太人”或者“什么是犹太人的属性”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犹太性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民族性、一种宗教信仰、一种身份，也可能是所有[1]这些的总和。千百年来，每一次时代变迁和社会动荡都会引发犹太人对这个问题的追问，而犹太性也在犹太人的追问和社会变迁中有所改变。可以说，犹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用德舍维兹的话来说，犹太教和信仰仪式都曾经历过多次演变，因而，在不同的时代需要对犹太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进行再发现和再定义。（Dershowitz，1997：65）
传统意味上讲，犹太性指犹太民族的归属性（Rosenberg，1985：167），即作为犹太人的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首先指犹太人在情感和血亲关系上的关联，即有着特定的犹太血缘关系的人可以算是犹太人，也自然具有犹太特性。与这一认识相关的提法有“犹太人就是将自己的命运和所有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的人”（Venkateswarlu，1993：102）。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犹太性与犹太教信仰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例如，斯图尔特•罗森博格（Stuart E.Rosenberg）认为，犹太性和犹太教紧密相关……只有赋予犹太性一定的精神含义，人们的个人生活也才具有精神意味。作为犹太人，只有寻找到自己的犹太传统才能更好地生活。（Rosenberg，1985：132）20世纪30年代，为了振兴犹太教在美国的发展，帮助犹太人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美国的生活，摩迪凯•开普兰（Mordecai Menahem Kaplan）倡导弱化犹太性当中的宗教意味，将犹太性从原来狭隘的宗教信仰和血缘联系的定义扩展到所有犹太人参与的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犹太性转而成为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犹太的日常言行。在《论犹太教》一书中，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认为：“［犹太性］是由特定的血缘关系，受到家庭环境、语言及文化习俗影响形成的犹太性情。”（Buber，2002：12）罗森博格更指出：“犹太性是带有民族感情和民族身份的一种自我意识，是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Rosenberg，1985：67）这些从世俗生活的角度对犹太性的定义更多地指向内心情感、精神信念以及思维特征等犹太的历史传承和民族归属感方面。在现代意识的发展观中，犹太性的定义显然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容。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指出：“犹太人可以有很多种语言，但他们都拥有同一种思想。”（转引自Brauner，2001：3）而伊万•卡玛（Ivan Kalmar）则声称：“有一种……明显不同的……犹太思想存在。”（转引自Brauner，2001：3）例如，对现世生命而不是来世的强调，以及对历史的关注，等等。这样，语言和思想方式也可以被视为是犹太性的组成部分。
犹太民族对精神、情感以及思想意识方面的关注使得文学作品成为很好的媒介，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犹太性的含义。借助于作品中的主题、人物，以及作品的叙述方式，我们可以把握犹太人物的思想并从中领悟犹太民族特性的含义。因此，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犹太性的定义亦可是 “犹太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某种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相关联的一种思想观念……体现在某犹太作家本人或其作品中人物的思维方式、心理机制，以及任何能表现犹太人的生活、性格、语言、行为、场景等特点的东西”（乔国强，2008：17）。本书将依据此定义，对罗斯作品中所展现的犹太性及其时代变化进行分析和阐述。
罗斯的作品展现了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跨越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犹太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笔下的犹太人物既保留有一定的犹太民族气质，同时也吸收了相当多的美国文化气息。作为亚文化群的少数族裔，罗斯的犹太主人公往往处于犹太和美国两种文化的夹击之下。他们一方面渴望与犹太传统拉开距离，摆脱犹太的历史重负，去获取美国式的个人成功，但在此过程中，又承受着极大的情感压力，反复衡量与犹太民族的情感纽带。本书所选取的几部作品都以犹太的家庭生活为背景，父子两代犹太人的认识差异和交锋体现出当代美国犹太人在犹太亲情、民族忠诚感、民族历史这些传统认识上与美国精神中的民主自立、个体自由、开明的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改变个体对美国文化的态度和对民族身份的认定。
罗斯作品中，犹太性的最大特征是双重身份和两种文化夹击下犹太主人公持有的矛盾性的思维、情感和行动。这种矛盾性使自我在对传统的质疑和辩护当中寻找真相，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和冲突中寻找平衡。首先，由于犹太人自古以来被基督教社会排斥，犹太思想中的“他者”意识非常强烈。当犹太传统遭遇美国现实之时，两种价值观的碰撞极易产生思想上的混战，使得原本就不具备确定含义的犹太性更加难以把握。在作品中，罗斯把这种难以言表的犹太气质用外在的情绪加以表征：“我的作品中的犹太气质……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东西……那种敏感、兴奋、急于辩驳［的情绪］，那种戏剧性、那种愤慨、那种迷恋、那种易怒、那种表演性——当然，首当其冲的是犹太的絮叨。那种絮叨和叫嚷，你知道的，没完没了的絮叨。”[2]（Searles，1992：181）“絮叨”和“辩驳”因而成为罗斯塑造的犹太主人公的主要行为特征。例如，《波特诺伊的怨诉》中，波特诺伊无休止地抱怨犹太父母，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茫然；《解剖课》中的朱克曼则絮叨艺术创作的“免罪性”为自己辩护，从而遮掩想要远离犹太世界的内疚。在无休无止的话语掩饰下，是犹太人内心的不安和对两种生活的谨慎取舍。
其次，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下，犹太人的“他者”意识使得罗斯笔下的犹太主人公有着强烈的焦虑、怀疑和自我保护意识。在社会同化的生存要求下，美国犹太人日常的语言和举止与信奉新教的美国人日趋一致，强调个体意志的自由，接受商业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但是犹太信念中的“他者”意识仍然牢牢地扎根在内心深处。这导致他们在向美国式的生活趋同的过程中不断地为自己的犹太意识辩护。用罗斯的话来说，“美国犹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某种程度上，防微杜渐的自卫意识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可以说自我防卫是一种民间宗教。”（CL，161）这种谨慎的“他者”心理使得美国犹太人拒绝权威，拒绝绝对，拒绝固化的思想，他们是“非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犹太人当中的犹太异类”（Steed，2005：9）。尴尬的生存境地造就了美国犹太人犹疑不定的气质。在罗斯的作品中，犹太主人公一方面倾向于弱化自己的犹太性，相信“在社会同化、财富增长和启蒙的自由思想下，犹太性会自行消减其特殊性”（Shapiro，2005：71）。例如，波特诺伊刻意地去违反犹太禁忌，突出自我，以便更轻松地融入美国社会；内森•朱克曼为了追求艺术的客观性不惜疏离自己的家族和集体；而斯韦德•莱沃夫为了“成为一个没有犹太性的犹太人”（CL，370），一心追逐美国梦，致力于成为美国的亚当。每个犹太主人公都在通过某种方式来颠覆自身的犹太性，渴望成为犹太人当中的“他者”。但是，另一方面，如同犹太古语所言，“对自己犹太性的否定，事实上正是肯定了自身的犹太性”（Steed，2005：12，15）。这些犹太人物对犹太性的质疑反而肯定了自身的犹太特性。
对犹太传统的质疑和疏离是因为美国犹太人受到了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影响。除了追求个体自由、民主思想以外，与异族的通婚和开放的性观念是最为显著的美国化倾向。罗斯笔下的男性主人公都热衷于通过性爱来表现自己与美国文化的高度融合。波特诺伊幻想通过征服48个美国女孩来“征服”美国；而莱沃夫试图通过与“美国小姐”多恩的婚姻来抹掉种族与民族差异，开启一段民主式的美国生活。虽然这些与非犹太白种女性的婚姻和性爱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借以表达自我、创建婚姻与性爱的方式都有着明显的美国烙印。
但是，这种美国化的元素在犹太性的身体中总有不匹配的地方。对第三代美国犹太人来说，他们内心已经认可自己的美国身份，不愿被标上少数民族这个狭隘的标签。带着青年的叛逆之心，他们大胆突破犹太传统的种种束缚，努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内心的沉淀，他们发现内心流淌的依旧是犹太的血液，决定生活方向的依旧是犹太的思维和信念。与自身的犹太本性做出逆反脱离的斗争就像是一只因饥饿发狂的野兽，跳将起来痛咬自己的尾巴，既[3]被自己肉体的滋味所吸引，同时又因肉体的痛楚而咒骂。在无数次痛苦的尝试后，内心对犹太民族信念的内疚反而愈发地清晰。因而，在反犹主义逐渐消失的今日，美国化成为犹太人内心焦虑的新敌人，[4]铸就了犹太性的新内容。丹尼尔•布雷斯劳尔指出：“传统与独立两方面都是必要的……对现代犹太人来说，民族主义和精神自由都是合乎常理的反应。这种双重性的存在是因为人性本身就是矛盾的。”（Breslauer，1995：102）如布雷斯劳尔所言，矛盾性是美国化犹太性的特质。社会同化进程必然会侵蚀犹太传统的文化与思想，美国犹太人在接受异质文化的社会同化过程中需要为自己的颠覆行为辩护。作为犹太民族的作家，罗斯的文学想象为美国犹太人在寻找内心平衡方面做出的努力提供了思想养分。
罗斯的作品准确把握了美国化犹太性的这种双重内质和内在的矛盾性。他刻画的美国犹太青年在自身的犹太意识与美国社会现实产生冲突时，在情感、思想和行为上挣扎、内省和反思。他们努力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定，渴望获得内心的和谐，努力地实现自我的理想。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冲突、沮丧，甚至是失败，它依旧反映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达到平衡的趋势。可以说，美国化的犹太性是美国犹太人从思想、心理到行为对犹太传统与美国文化的关系做出的调整。它以两种文化身份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特征，表现为美国犹太人努力想挣脱传统束缚，却发现犹太纽带深入血脉；试图忘却受难的犹太历史，却发现“历史无法抹去”（Strauss，1997：317）；以为成功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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