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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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与理论研究试读：
第一篇
全面建成小康视域下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论析
古世平[摘要] 社会主要矛盾不变，其表现形态不断演化，有其客观必然性。本文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社会内部、全球视野等方面，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 表现形态 主要矛盾 全面小康 中国社会
中国图书分类号：D61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
Analysis on the form of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ting a overall Well-off Society
GU Shi-ping（1.School of Marxism，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 China；
2.Chongqi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alis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 There is objective inevitability that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invariable，while its expression form unceasingly evolves.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social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orm to overall complete well-off society in China，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within Chinese society and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etc.
Key word： form，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Well-off Society， Chinese Society
中国2015年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和十万亿美元以上，人均GDP约7800美元，基本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尽管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变。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阶段，但[1]“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已经发生相应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其认识。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表现形态演化及其客观必然性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表现形态的变化，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在不同时期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1.1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变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社会主要矛盾，是特定社会形态或发展阶段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且在社会矛盾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318）之间的矛盾”。即是说，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以不同的形态，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同样，在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也会显示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具有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的不断变化，是社会运动中的客观存在。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社会性质或发展阶段，相当对稳定，较长时间不变。只要社会主要矛盾不变，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就不会变。但是，社会运动永不停息，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并不说明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不变。社会形态动辄数百年、数千年，社会主要矛盾相同，但在不同阶段、时期，必然要通过特殊的、具体的矛盾和关系，反映出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的不同。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不断变化，是常态，是矛盾特殊性的具体体现，是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发生变化则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1.2由简明趋向复杂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时，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的需要，同落后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后，尽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建立，但“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要在短时间内“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造成的[3]（P260）差距”，“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实在不可能。直到1979年邓小平仍然认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3]（P182）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此时，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也特别突出，必须“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3]（P141）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果断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正是在清醒把握这两大表现形态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效，解决温饱的目标已经实现，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主要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很远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并存；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状况，同时[4]（P8）并存”。要改变落后状态，力争实现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尽快达到小康社会起点的基本要求，与旧的体制、机制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4]制”，“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P40-41）；必须“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5]（P256）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于是，我们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又果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以“风景独好”的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21世纪。
1.3逐步趋向系统化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
21世纪初期，我国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人民生活达到总体小康，但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非常突出，“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6]（P13-14）要求更高”。使得“提高全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要，同“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7]（P13）协调、城乡区域差距扩大，维护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安全与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等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并更为突出。
有鉴于此，我们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不断加强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及中央和地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既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契机，又成功应对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小康社会建设在各方面获得长足发展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既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也不同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年代，已经不再单一和清晰明了，而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形态的系统。这个系统，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不同子系统。下面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内部、中国与世界等方面做一点探讨。
2.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经济总量庞大与仍很落后的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
尽管我国有23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世界第一，有相当一部分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是生产技术落后的现象非常普遍，劳动生产率“2008年仅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7%，俄罗斯的[8]24.8%”，农业生产还有近一半依靠手工劳动；约14%的世界经济总量与占世界人口近20%的对比反差强烈，人均GDP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也只是约为2/3；名为“世界工厂”，实际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的净收入很低，部分高新科技产品收益只有市场售价的5%左右，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产品也只有10%左右。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管不断跃上新台阶，但是现实生产力仍然还很落后，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迅速提高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仍很迫切。即便10年左右，经济总量能够达到世界第一，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当前和今后30-40年间，牢固把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仍然不可丝毫懈怠。
2.2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要求与资源承受力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步于很低的生产力水平，高投入、高消耗的特征突出，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过高，煤炭消费占全球的40%以上，“一些重化工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10%—50%”；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高于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是美国的3倍左右，日本的7倍左右。
反观我国资源状况，“人均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可开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仅相当于美国的15%，巴西的21%；人均可再生的淡水资源总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相当于美国的23%，日[8]本的63%”，石油、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中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能源缺口将达15亿吨标煤。如果不能尽快提高科技水平、节能降耗水平，真正实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国内资源、能源，甚至全球资源、能源也难以支撑我国经济再翻两番。
2.3生产力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治理、修复之间的矛盾，十分迫切
我们很早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蓝天”的理想，但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固危难降解废物、有害气体排放、工业和生活废水等持续增加。虽然，我们很早就明白“先污染、后治理”的严重危害，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经常出现“边治理，边污染”；往昔可以摸鱼捉虾、游泳戏水的溪河，相当部分变成了排污渠、臭水沟；大面积、长时段的雾霾天气，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造成污染还向农村扩散，耕地、草原退化和地下水污染，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2015年监测显示：大面积雾霾频繁发生，在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65个城市PM2.5不达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3.3%；尽管劣Ⅴ类水体在减少，但城市黑臭水体、一些支流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依然很严重；全国近六成地下水为水质较差和极差。
同时，环境保护、治理、修复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使其更加刻不容缓。成思危曾专门组织“测算过2005年的环境成本，当年因能耗高、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的损失，相当于[9]（p34）当年GDP的13.5%，而当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10.4%”。尽管我们在节能减排、环境修复，淘汰高污染、高耗能落后产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高、生态损失大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这种经济增长与生态损失倒挂，不顾及环境承受力，不注意污染治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只能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背道而驰。“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10]（P39）永续发展”。
必须清醒看到：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既表现为生产力水平、性质、状况的落后，不能满足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又表现为生产力发展要求与资源、环境的状态不相适应，难以保证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表现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自身发展不相适应，无法保证生产力和整个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的需要。
3.从中国社会内部看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
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使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充满活力，又使利益多样、阶层分化、思想多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新特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3.1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与财富分布不均、分配差距巨大的矛盾，不容忽视
2015年，中国GDP达到67.67万亿元人民币，稳居10万亿美元以上，但人均GDP却约为7800美元，只相当于世界人均GDP的2/3左右、美国人均GDP的1/7左右。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发展程度仍然还很低，离富裕特别是共同富裕的差距还很远，快速提升和发展生产力，使其产生质的飞跃，非常迫切。但是，我国现实的财富分布与收入分配，绝对差距很大，严重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最近几年，20%的高收入家庭，拥有全部居民存款近80%。2013年位列中国福布斯榜首者，拥有100亿美元的净资产，极少数人群拥有半数以上私有经营性资产。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2010年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表明，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11]距最大达4553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非私营单位46769元，私营单位28752元，后者仅为前者的61.5%，金融业高达89743元，而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12]和建筑业，则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5119元、10286元，基尼系数高达0.474。经过几年的分配调整，到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9281元，按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5221元，中等偏下收入组11894元，中等收入组19320元，中等偏上收入组29438元，高收入组54544元，最低组不足最高组的1/10，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2。
这种状况若不有效改善，极易导致社会公平感失衡，怀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阻碍既有收入向消费力和新的生产力的转化，造成不动产价值虚增泡沫，盲目投资、产能过剩，虚拟经济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致使尚未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陷阱”就患上“发达病”。
3.2人民群众过上全面小康生活的要求，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复杂多样
新世纪以来，我国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步入发展快车道，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状态有了巨大飞跃。但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仍然相当严重。
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人均纯收入7917元，后者仅为前者的32.2%，倍差在1：3.1以上。最近几年，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31195元，农村居民11422元，倍差缩小到2.73，但依然还是较大。2015年全国有10个省区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除开内蒙古，总量前四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人均前四位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均为东部沿海省市，三大直辖市已经开始靠近人均2万美元。尽管近几年GDP增速呈现“西高东低”，但是由于西部经济社会欠发达，而且公共服务的差距更大，直接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有车有房”在中国是“先富”标志，在发达国家却是一般“中产”；“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3]，仍是多数人追求的小康生活；2015年全国仍有7018万农村人口，还处于摆脱贫困争取温饱的状态，离总体小康的差距仍还很大。因而，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和要求，更加迫切，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紧迫繁重。
3.3既有经济结构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始突出
2015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9.0%、40.5%、50.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0%，城镇常住人口达到56.1%，农村常住人口降至43.9%。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高消耗、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形成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2015年本高校毕业生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的57.09%；若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当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14]以上”，而高校毕业生则占比近75%。仅靠既有产业结构，无法容纳如此高比例的优质人力资源，降格使用虽是现实选择，但无疑也是教育投资的巨大浪费。
由于教育总应先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才有必要的人力资源支撑，但是建筑、机器制造等行业、低端岗位“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充分说明经济结构远未跟上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步伐。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多适合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岗位，既是改变国际分工地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提高就业质量、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的全面小康生活的客观要求。
3.4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与现实考验和风险的矛盾，不可掉以轻心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夺取胜利的根本。如何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10]（P49）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13]振兴、人民富裕”的“中国梦”，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直面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积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既是长期又是现实的重大课题，不仅关系到能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绝不能出现闪失，更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四大考验”更为复杂、严峻，“四大危险”更加直接和尖锐。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10]（P50）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才能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4.从全球视野看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态
在传统大国相对衰落、新兴国家群体性上升之时，中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世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矛盾，作为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表现形式，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4.1中国和平发展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矛盾，亟需破解
中美两国地理上相距遥远、经济结构不同，贸易总量超过5000亿美元，本来都可以从对方发展中获得最大机遇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历史上由于大国的崛起，都以原有霸权大国的衰落为条件。中美实力拉近后，“零和游戏”理论、“中国威胁论”泛滥。当前中美关系，被一些人套入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大国的模式，不断为中国和平发展制造各种障碍，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也乐于加以利用，以便延滞、掣肘、乃至遏制中国的发展。
尽管中国反复强调和平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10](P47)和谐世界”，但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遭遇美国“再工业化”、“出口倍增”，双方经济互补性减弱，竞争性增强；中国海洋利益、海外利益拓展，遭遇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极易引发地缘政治竞争。特别是美国自命为世界领导者，又有军备竞赛拖垮苏联、逼迫日元升值使日本“失去二十年”的经验，2010年以来，经济上推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军事上要将“六成[15]海外军力转移到亚太地区”，借口朝核问题、南海问题，挑动东亚军备竞赛、增强军事存在，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奥巴马甚至不顾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直接把中国指为对手、威胁，造成中美关系阴霾不断。
同时，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都与霸权主义和国际强权存在本质差异。“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16]一条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宿命，为中国和平发展降低、化解可能来自守成大国的各种羁绊和阻力，前路荆棘，任重而道远。
4.2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与世界经济低迷趋势延长的矛盾，不可回避[10]（P18）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世界经济的景气度，直接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进程和程度。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45849亿元，超过全年GDP的36.33%。但受世界经济低迷影响，比上年同比下降7.0%。比当年GDP增速6.9%低13.9个百分点。更比2007年增速23.5%低30.5个百分点，负面效应显而易见。特别是一般制造业的外贸减少或增速减慢，会使落后地区发展更为艰难，更多普通劳动者丧失就业和增收机会。致使最需要发展的地区、最需要增收的人群，举步维艰，带来城乡、区域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本来，中国未来发展空间十分巨大，长期具有年经济增长8%左右的潜力。30多年的实践证明，能否达到这一潜在增长率，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盈利、个人就业和收入增加的难易分水岭。世界经济低迷时，中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有其必然性，如若低迷趋势持续延长，外贸出口严重滑坡、增长缓慢，国内需求增长不足以弥补其缺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难度无疑会有增无减。
4.3国际分工变迁，中国与外国的竞争性矛盾，逐步增多
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为解决就业，必须发展规模庞大的劳动密集产业。廉价劳动力为特征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减，必然加剧与发展中国家同类产业的竞争，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带来的同类产品竞争。同时，随着经济转型升级、产品科技含量增加，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中高端产品、高精尖制造业的竞争性矛盾，也逐步增多、不断加剧。
坚定不移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既是适应中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质量不断提高的客观需要，又是抓住科技革命面临新突破的机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以信息化、高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加快创造、培育一大批特色鲜明有竞争力的自有品牌，形成一大批具有自主标准、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产品和产业，培育一大批国内外金融、物流、营销企业及其渠道，以利在竞争性矛盾、冲突和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能够不断占据有利地位、主动地位。
4.4随着发展程度的提高，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矛盾，难以搁置
中国长期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也曾出现“周边无敌国”的局面。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加深，一边希望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另一边又追随美国“战略再平衡”，充当“巧实力”的马前卒，以分散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注意力，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矛盾凸显出来。特别是近几年，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军事盟国，采取各种手段，不断挑战中国底线，使“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难以为继，倒逼中国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维护领土和海洋权利。
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美国、欧盟各大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等全球主要战略力量，都希望从中获取最大利益。各种力量在博弈中，竞争与合作交织、相互借重与随时重组同在，必然加剧中国周边形势的复杂性。由于民族、宗教、历史问题以及领土争议、价值追求等各种原因，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等地区，随时都可能由潜在热点转变为现实危机，避不开、躲不过，必须未雨绸缪。
发展势头正旺的中国，对周边局势变化，既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影响，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17]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又必须切实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的各种实力建设，防止个别国家“为一己之[17]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给“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18]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后盾。
作者简介
古世平（1957—），男，汉，重庆长寿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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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自由主义的衰落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陈晓钢（重庆工商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不是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源自西方的诸多思潮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对其“‘三个三’ 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若不加以甄别和驳斥，会严重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因此，排除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严重干扰，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衰落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于0世纪0年代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以反对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80年代以后在西方取得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学说。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能够成为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失效。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告别了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30年增长，发生了二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尽显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宣告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理论的寿终正寝。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少税收、放松经济管制、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等一系列政策，便成为西方国家政府摆脱经济危机的新选择。特别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更是得到政府的全面采纳，从而使该流派理论牢牢占据了西方政治经济理论舞台的中心地位。
二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而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也迅速扩大，由此形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所建立的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在协调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的同时，竭力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而新自由主义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强制别国也采用类似政策的工具。
三是因为苏东剧变和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推进。苏东剧变后，国际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消失，新自由主义则借此机会加快了向全世界兜售其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步伐，扩大了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苏东剧变给所涉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创伤相对应，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则获得了持续8年的繁荣，在欧洲许多国家执掌政权的社民党也乐于只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转向了美国模式，亚洲的韩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模式。
然而，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的“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快速政府角色最小化”政策，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至今提振乏力的现实面前，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其固有的局限性和弊端致使其颓势尽显。
一是新自由主义长期倡导的自由化思想在金融领域里的泛滥，使得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的政策有了生存空间，但却导致了畸形的过度消费和投机现象的产生，而这一现象又反过来成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深深地伤害了实体经济，这也引起了大部分有识之士的质疑。
二是新自由主义吹捧的私有化与自由民主和经济效率间必然联系的破产。在纯粹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催生下，过度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不但带来了收入分配的扩大化和贫富差距，而且带来了生产与交易的盲目主义、无序竞争以及资源利用上的隐患。
三是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作用的主张暴露出局限性。资本的自由进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管机构以及资本量的不足，在与美元挂钩的情况下，不但导致投机现象的产生，而且引发持续的金融动荡和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均。四是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极力推行的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休克疗法”，不但未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寡头”遍地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剧烈下降等现象。
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后，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大幅度下滑，拉美经历了“失去的10年”，美国遭遇次贷危机，欧洲至今仍未爬出债务危机的泥潭。而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失灵与风光不再表明，其理论与政策主张已到谢幕的时候了。
二、从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根本出发点的不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尽管打着为全人类服务的旗号，然而其一开始就是打上了服务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深深烙印，其对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的调节，目的就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同时，新自由主义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置广大人民群众于视野之外的理论与政策，必然最终走向失败。“在比尔·克林顿执政几个月后，《华尔街时报》的头条新闻愉快地说：‘从一个接一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克林顿与其政府政府站到了美国公司的一边。’大型集团的首脑们很高兴，‘我们与现政府的关系要比以前好得多。’一年以后，商业领袖们发现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到199年9月，《商业周刊》报道说，新议会‘代表了商业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从来没有这麽多的优惠待遇向今天一样给过美国企业家。’”这充分说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立足点和出发点均体现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鲜明阶级性。“新自由主义也不完全否定国家干预。对于有利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运动顺利进行、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危机、有利于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相结合共同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不仅予以保留，而且还不断加强。它所反对的往往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国家干预，例如，劳动法、工资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干5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深刻反映了美国人民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美国政府的不满。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的资本家，无论采用何种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皆以获取最大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同样逃不脱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命运。新自由主义领袖弥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资本主义和自由》一书中认为，由于获取利润乃民主之根本，任何寻求反市场政策之政府就是反民主的，不管其得到民主多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把政府职能仅限于保护私有财产和实施合同，把政治辩论仅限于无足轻重的事宜（资源生产和分配以及社会组织等实际问题应取决于市场力量）乃是上策。
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一样，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也只能向资产阶级利益低头，成为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它们向哪些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提供大量的政府津贴，使其能够在众多领域中牟取更大利益。这些为新自由主义思想感到欢欣鼓舞的集团，事实上却是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乔姆斯基对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政府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自由，就是可以不顾一切解雇的自由。一个国家越是实践这一学说，就会失去越多的民主权利，遭受金融资本的统治。债务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对欧洲造成的破坏。”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所保障的政治权利，只是为了少数资本家有自由获取最大利润的权利，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是毫不关心的。
与此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活的灵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被置于最高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党纲上确立了立党为公的宗旨，而且在执政中也定下了执政为民的目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制定一切政策和工作的出发点，也成为判断工作成败的主要依据。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等宗旨的确立，无一不是落脚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
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正确的工作路线与方法，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引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引领中国人民不断战胜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的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坚实的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不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诠释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不但有着和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且有着新自由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活力和潜力。“全会决定归纳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我们既有充分的理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抱有自信，也有充分的理由抵制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干扰。
三、从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控方式效力的不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新自由主义推崇的经济调控方式，曾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但在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西方社会长期深陷危机泥潭而不能自拔，经济复苏也遥遥无期面前，其自由调节的危险性已被充分暴露。
对此，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写给诺阿·乔姆斯基所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极尽其口才，使自己使自己听起来好像每每他们代表少数人实施政策时，他们正是在给穷人、环境和其他任何人施以巨大的恩泽福祉。这些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所料：导致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西方经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被称为“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政策，除了在危机初期采用了少量有利于劳工的措施，略微加大了一点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外，紧跟而来的量化宽松政策则主要维护了金融资本的利益，而财政紧缩政策则恶化了广大广大民众的生存处境，进一步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和有效需求的不足。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研究表明，目前，在号称最自由、最民主的美国，占人口1%的富人，每年获取了近25%的国民收入；同时，他们控制的社会财富额度，高达40%。而在25年前，对应的数据仅为12%和33%。在经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新增收入的95%被最富有的1%的人所攫取，如果不记资本收益，这些富人2012年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高达19.34，仅次于1928年的19.6%。
显然，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的背景下，西方政府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经济政策，不仅未能缓解导致经融危机爆发的矛盾，反而犹如饮鸩止渴一般，加重了阶级分化，加深了社会矛盾，加剧了金融投机和金融风险。
与此相反，我国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以公有制为主体，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而且在经济调控上，既注重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调控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使经济发展充满弹性、稳健前行，进入了一个稳增长、调结构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公布的数据，我国在2014年GDP高达636463亿人民币，以美元为单位折算则超过了1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增速也为世界最高的7.4%。借此东风，2015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议程，围绕着中国设置的议题就有五六场，“中国前景展望”、“中国对外投资展望”、“中国经济发展评析”等着眼全球的话题格外显眼，但却并不出人意料；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登上了达沃斯论坛，与世界企业家分享其经济理念。
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行，呈现出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计划性和科学性优势。
首先，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来自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不但比私有自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更有条件，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从人民利益从发，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具有很高效力。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华尔街金融危机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眼下，许多中国人认为，安然度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是中国证明自己体制合理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式自由理念不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始。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方面如此。”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不但历历在目，为我们亲身感受；而且也为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外国学者所赞叹，同时，这种有效性也不是敌视宏观调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能抹杀的。
其次，宏观调控的计划性，避免了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完全自由市场调节的弊端。在新自由主义的词表里，“计划”只是一个贬义词。其理论认为，在市场环境下，国民经济的有计划运行和发展，不但不可想象，而且还是十分有害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有计划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不但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现，而且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中国政府多年来有计划地对增长速度、经济规模、战略重点、地区平衡、民生改善进行规划和调控的结果，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得到验证。
德国学者韩博天认为：“中国能够集中力量，设定长期的政策中心，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每5年制定一部国民经济和社会规划。中国没有受到全球危机大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一稳定制度的存在。制定长期政策目标很重要，这是西方国家所缺乏的。”的确，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政府，要爱上“计划”，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而这恰恰是令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满自信之处。
再次，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很好地解决了依靠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市场失灵、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问题。中国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知识，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本领，遵循价值规律，根据市场供求信号反馈，持续调控社会生产和需求状况，实现了紧贴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营造了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氛围，抵消了西方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而这一做法，是完全与新自由主义的“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和“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思想背道而驰的。“中国投资建设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以满足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与新自由主义达到顶峰的标志“华盛顿共识”给东欧、拉美和亚洲国家造成的严重灾害相反，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所描绘的中国模式，正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经验表明，不能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以巴西为例，目前巴西政府开始将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交由私营部门去建设和运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公共部门的负担，同时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的灵活性。此外，巴西电信市场分散经营、效率低下，对此政府立法加强监管，同时兼顾市场自由，最终迎来了巴西电信业的春天。事实证明，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经验和国外理论界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均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解决当下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难题时，仍然具有巨大的效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失去信心。
四、从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保障能力的差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一是来自于对其战略规划能力的信任上。还在改革开放之初，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和政府，就制定了长远规划，拟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1997年，在我国提前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略目标后，党的十五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21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当代走向的基础上，以实现中国梦为号召，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长远的奋斗目标。
上述历史进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政治制度“谋定而后动”的出类拔萃的战略规划优势。而这一优势，则令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望洋兴叹。很多西方人常常感叹，在西方的公司里都有短、中、长期规划，但在西方的国家里却不存在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其实，西方人的感叹，深深地印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烙印。个体公司运营和发展的有序掩盖不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化，而当整个社会生产都处在无序化状态下的时候，谁还会去、谁又有能力去关心和制定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呢？“中国政府的五年规划往往在政府换届之前就制定好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还要继续执行，这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中国的政治体系所拥有的高度适应能力，在西方治理模式之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德国学者韩博天的观点，对我国政治体制所体现的战略规划能力，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二是来自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所体现出的高效率上。在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的政党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无法全面代表所有集团的利益，在多元社会结构下独立存在的各政党，通过竞选和票决上台执政所实现的由“分”到“合”，仅是一个表象。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标杆的美国，由于共和与民主两党立场的尖锐对立，使得其政府在涉及社会发展的各项改革上举步维艰。用著名政治学者福山的话来说就是“极化”政治成了主流，“否决政治”盛行，导致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施行，使美国整体实力不断衰退。
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可以领导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心一意谋发展；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又是参政党，能够和执政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一起，通过政治协商，为实现中国梦这一长远目标而达成方针与政策上的共识，进而就避免了许多在多党制国家内存在的政治纷争和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使干扰因素最大限度地被排除，而发展生产力这一要务就能够一以贯之地得到执行，社会面貌由此也发生了巨变。
近10年来，诸如美国皮尤中心和亚太动态等多个独立民调机构，在其调查中均发现，中国中央政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远高于西方政府在西方社会的支持率。12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在一项针对全球著名企业CEO的调查问卷中提问，谁是最称职、最可靠的组织？企业老总们的回答一是自己的能力，二是中央银行，“中国共产党”则以高达64%的得票率被排在了第三位，远高于美国总统的（33%）和美国国会的（5%）。其理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看得很长远，而“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其结果表明，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被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牵着鼻子走、对适合我国国情、被历史所证明为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失去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决不在这一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
三是来自于对其强大社会整合能力的上。在新自由主义奉为圣经的西方“民主”下，官员是选出来的，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总统都是有任期的。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可以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上台后又可以说是前任造成的。在任期制度这一无形保护下，即便出现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的情形，只要没违法，都不会予以追究。像这样只纠结于自己政党利益而不对民族整体利益负责的“部分利益党”乃至“游戏党”，是谈不上有多大社会整合力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谈到：“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生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和新自由主义的谬论以及奥巴马的浩叹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则体现出了西方“民主”难以企及的强大社会整合力。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战略目标，体现了强大的凝聚力。中国梦实现的是使每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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