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为戏言：新媒体时代的说话指南(秦朔、陈铭 、张力奋 诚意推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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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戏言：新媒体时代的说话指南(秦朔、陈铭 、张力奋 诚意推荐)试读：

公共言论事关紧要。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而无论政治家、记者还是普通市民，都可以发表公共言论。但有时候，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有这样，才能左右下一步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同理心和口才的领导人、电视台评论员和社会活动家不仅能用言论来影响公众情绪，而且还可以塑造公众情绪。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和平、繁荣、进步、不公、偏见、迫害和战争。公共言论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可不是什么新发现。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教授和讨论公共场合下的说话之道和演讲艺术，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在当今社会，公共言论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的言论在虚拟空间飞速散播，几乎没有任何延迟。政治家只要站上演讲台，就可以把自己的理念灌输给上千万人；一张带有作者名字和特定含义的图片（比如说：飞机撞上了摩天大楼）可以在瞬间被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不再受距离或机器限制。几十年前，我们都是在事情发生几天后甚至几周之后才听到关于这件事的传闻或看到相关报道，而如今，我们成为事件目击者，可以实时观看或收听事件的整个发生过程。

现在，只要有公共事件发生，人们便通过各种渠道口耳相传。有人在网上发帖，有人回帖。现在，请看着我，听我给您一一道来。

我们都觉得自己身处数字化信息时代，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我们有时候忘记了一点：在千百年来的人类社会中，人类语言一直发挥着提醒、恐吓、解释、欺骗、激怒、鼓励和说服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而在信息时代，又有多少信息是以人类语言传递的呢？

这也是公共言论的时代。不仅如此，公共言论还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这当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然而，每当我们思考和讨论当代政治与媒体的现状（即政策与价值观的探讨和决策方式）时，我们往往只是顺带提及公共言论，仿佛它只是一种有趣的因素，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他更基本的东西似的。本书认为，公共言论值得我们密切关注。这里所说的“公共言论”是指我们在讨论政治和政策，在法庭上提出论据或在公共环境下尝试说服其他人所使用的语言。修辞学是对公共语言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学科，它曾被视为“人文科学之母”。如今，修辞学已经摘下了它晦涩难懂的面纱，我要让它重新坐上人文科学的王座。

我们比以前学习修辞学的学生多了一项优势。现代媒体具有可搜索性和不可消除性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就能追溯到构成某种特定演讲术的具体单词和语句的演变过程。就像流行病学家追踪某种新型病毒一样，我们可以让时间反转，追溯某段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言论的起源。首先，我们要找到它的“流行期”，也就是该公共言论是何时开始流行、何时变得朗朗上口、何时出现在家家户户电视屏幕上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回追溯它的晚期和早期发展过程，并最终找到它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

2009年7月16日，纽约州前副州长贝齐·麦考伊（Betsy McCaughey）博士受邀来到弗雷德·汤普森（Fred Thompson）的电台节目，就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医疗系统改革计划发表观点。该医疗改革是为此前没有医疗保险的数千万美国公民提供医疗保障，它也成为当夏最热门且备受争议的政治话题。

2015年秋去世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汤普森一生过得多姿多彩。生前的汤普森满脸皱纹、下颚宽厚，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他曾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后来进入美国参议院当议员，并利用业余时间在好莱坞成功参演过几部电影，堪称性格演员。从参议院退休后，他开始主持电台脱口秀节目。2009年，他的节目成为保守派人士剖析和指责奥巴马医改计划的无数渠道之一。

没有谁比贝齐·麦考伊更适合抨击奥巴马医改计划。麦考伊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在英语中，“博士”和“医生”的缩写同为Dr.，这让听众感觉麦考伊是一名医学专家。麦考伊出生在匹兹堡，幼年时家境贫困。她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成为美国右翼一位举足轻重的公众人物。她被公认为美国医疗政策领域的专家。20世纪90年代，以民主党人为首的克林顿政府曾尝试过改革美国医保体制，史称“克林顿医改计划”，但该计划却以失败告终，而麦考伊当时正是克林顿医改计划的强烈抨击者。当然了，与克林顿医改计划相比，奥巴马医改计划的主张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由共和党人提出甚至实施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巴马医改计划与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所进行的医保改革政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他的不利之处。在麦考伊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罗姆尼已经被吹捧为2012年接替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职务的潜在候选人之一。

但是，贝齐·麦考伊为人太过直率且非常执着。她知道，奥巴马医改计划与克林顿医改计划实属一脉相承，这让她极为不爽。电台主持人汤普森是不太可能在节目中用刁钻的问题为难麦考伊的。在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美国政治早就已经两极化，而媒体对于政治的讨论也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这种荒谬局面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支持任何一个党派的演播室或政治主体网站都会抱团发声，任何与其意见相左的人都不会出现在该演播室或网站中——实际上，那些持反对意见者很可能躲在另一间演播室里，同样把自己裹在由另一种意识形态打造的温暖舒适的“茧”里，这样，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反驳。

从表面上看，汤普森所主持的7月16日这期节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包括政治背景、出场人物、可能出现的争论氛围和过程等。但在直播这天，贝齐·麦考伊却语出惊人。在对当时正在美国国会接受审核的奥巴马医改计划立法草案进行深入剖析之后，麦考伊声称她偶然发现了一份此前不为人所知但却非常令人担忧的提案：

在这份法案中，我发现了许多令人震惊的观点，其中一点出现在第425页，即国会将强制要求……每隔5年，参与医疗保险的民众，必须参加辅导会议。该辅导会将告诉他们如何更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减少营养补给，如何拒绝摄入水分，如何参与临终关怀……这些2问题事关生死，神圣无比，政府不应该牵扯进来。

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首先，麦考伊的说法是错误的。她所引用的法案内容出现在第1233节，这段内容其实并没有强制民众参加“终结生命”辅导会议。是否参加这种会议，将完全取决于患者自身的意愿。建立联邦老年保健医疗制度的初衷是让为数众多的美国老年人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而这份草案的目的是赋予这些老年人自愿参与辅导会议的资格。

虽然这个错误的说法立即被法案的支持者驳得体无完肤，但它还是被迅速传播开来，而这正是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也是更有趣的一点。此前，“终结生命”辅导会议条款曾暂时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但在麦考伊发表言论之后的几天里，美国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保守派电视和电台评论员以及共和党很多政界要员开始接受这个说法，而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约翰·博纳（John Boehner）也赞成此观点。人们开始热议这件事情。电台主持人兼保守派人士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引用她83岁老父亲的话说：“我可不想让官僚告诉他：你必须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治疗，否则的话，你就不是3好市民。这简直太可怕了。”一些带有右翼倾向的电台评论员调侃说，第1233节内容是“纯属虚构”或“恶作剧”；而电视主持人乔·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则直接在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的《早安乔》（Morning Joe）节目中取笑这节内容，称其4简直就是“‘死神’条款”。保守派认为，麦考伊关于该法案的说法并非虚构，而是在陈述事实，他们内部对这一政治分歧的绝大多数讨论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随后，莎拉·佩林（Sarah Palin）8月7日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布的一段话让她卷入了这场纷争。其内容如下：

我的父母或患有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的孩子将来要站在奥巴马的“死亡委员会”面前，让他的官僚根据我亲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他们进行主观评判，然后决定他们是否够资格享受医疗服务。这种5

制度是极其邪恶的。我所熟知和热爱的美国不应该变成这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几天后，新鲜出炉的词语“死亡委员会”传遍了大街小巷，并出现在广播电台、电视、报纸、网络（包括推特）上。传播它的不仅是佩林和她的支持者，还有那些拼命想驳斥这个说法的人，这个结果虽然出乎人们意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到了8月中旬，由皮尤（Pew）研究中心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至少86%的美国人听说过这个词；而在这部分人当中，有30%的人相信奥巴马真的提议组建“死亡委员会”（其中，47%的共和党人持这6一观点），还有20%的人不确定是否确有其事。

尽管“死亡委员会”这个说法不断被否认，但还是有很多人固执地认为奥巴马医改计划意味着人们必须要面对“死亡委员会”的审核。几个月后，民主党人终止了这份潜在提案。2012年，奥巴马政府再次提议将“终结生命”辅导服务纳入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死亡委员会”这一说法又有死灰复燃的苗头，该提案再次被迅速终止。2015年夏，在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咨询之后，奥巴马政府宣布：老年保健医疗制度将为参加“终结生命”辅导会议的人士支付相关费用。不出所料，贝齐·麦考伊马上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7上刊文称：“‘死亡委员会’又回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本身带有谬误的词语，夸大和扭曲了一项主张，并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进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没有真正戳中奥巴马医改计划的重点。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在回想起医改计划的整个纷争过程时，可能只记住了“死亡委员会”这个词语。谈起莎拉·佩林，善于挑动政治争端的资深保守派政治家帕特·布坎南（Pat 89Buchanan）是这样说的：“这位女士知道如何制造话题。”

无论我们对这场政治闹剧的主角或奥巴马医改计划持何种看法，或者怎样看待美国的医疗改革和政治，且让我们暂时把自己的观点搁置一边，从纯粹的修辞角度思考“死亡委员会”一词。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美国的公共言论到底经历了什么？

显然，浓缩性是“死亡委员会”这个词语的部分优势所在。它虽然只有简短的五个字，但却表达出了强有力的政治观点，非常适合在推特和其他媒体上使用。假设现在是2009年夏季的某一天，你正在美国的一个机场里走着，突然看到“死亡委员会”一词工工整整地出现在机场电视屏幕正下方（所有有线电视新闻网都这样干）。你甚至都不知道电视上正在侃侃而谈的那个人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你所看到的和记住的就是“死亡委员会”这五个字。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浓缩性。这个词能够产生提喻法的效果，即以部分代喻整体。当我们听到“死亡委员会”这个词时，我们就知道它不仅代表着奥巴马医改法案的第1233节内容，还代表着整个奥巴马医改计划。其实，它还代表着与巴拉克·奥巴马本人、奥巴马政府以及奥巴马对美国未来的展望。

该词还运用了预期叙述法，它把一个想象中的未来场景以现实的方式呈现出来。与贝齐·麦考伊只是歪曲奥巴马医改草案的做法相比，莎拉·佩林大胆做出了这样一个政治预测：民主党人提出的这项法案将会使你和家人的健康完全操控在联邦政府手里；由此推断，政府迟早会建立一个能够掌握民众生杀大权的官僚机构。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滑坡理论”，即如果让联邦政府通过这项法案，那么，政府将对国民的生死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但是，这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论点，而是一种带夸张色彩的修辞手法，它直接得出一种反乌托邦式的结束状态，并以生动的画面使这种结束状态变得栩栩如生。预期叙述法威力巨大，它甚至能让你注意不到辩论的中间步骤。

在推特发表的帖子里，莎拉·佩林做了两次手脚，从而强化了“死亡委员会”一词的影响力。首先，佩林用双引号把“死亡委员会”括起来，让读者觉得该词引用自医改草案；其次，她还给“社会生产力水平”打上了双引号，仿佛这也是巴拉克·奥巴马亲口说过的话，而不是她捏造出来的。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奥巴马政府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去人性化的官僚国家。一直以来，莎拉·佩林的同事，同为保守派的众议院女议员米歇尔·巴克曼（Michele Bachmann）也对全民医保制度的狂热拥护者、生物伦理学家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的观点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解读，这似乎是促使佩林发表这番言论的原因。然而，保守派对于美国政府医改尝试的攻击早已有之。在半个多世纪前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把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全民医保计划形容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但是，“死亡委员会”一词让人联想起更阴暗的寓意：发生在20世纪的人种改良和安乐死计划以及死亡集中营里的生死抉择；只不过，巴拉克·奥巴马和他的老年医保官员取代了纳粹军医的位置。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倾听的话，还是能听出一些弦外之音。佩林刚开始的话还相对温和，她只是说政府要督促老年人拒绝接受进一步治疗；后来，她又在帖子里提到了她的孩子——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崔格·佩林（Trig Palin），声称政府正在谋杀年轻人，这表明佩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个问题扩大化和严重化了。

佩林的话还有更深层含义。美国选民一般认为公共政策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问题涉及宗教、文化和伦理的核心差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流产和同性婚姻的争议；第二类问题基本上与国家管理有关。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于莱曼兄弟公司（Lehmann Brothers）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们如何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寨卡病毒袭击美国？也许你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医保改革这种问题恰好属于第二类。

莎拉·佩林却并不这样认为。在此之前，佩林就曾在公开场合提到过崔格，当时她是为了反对流产。而为了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她再次提出类似论点，宣称这是一场善恶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提到患唐氏综合征的崔格时，她试图将发自内心的、带有摩尼教色彩的反堕胎观点转变为围绕着医保改革的战斗。在堕胎问题上，正反双方都认为没有妥协的余地。莎拉·佩林认为医保改革问题也同样如此。她说，对那些想屠杀她孩子的人，她是不会妥协的。

而这正是我要阐述的最后一个观点。“死亡委员会”是一种极限化用语，它处处在用最强烈的语气来表述状况。按莎拉·佩林的说法，她所揭露的事情不亚于一场有预谋的谋杀。对敌手进行善意推定这种做法早已过时了，政治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样的斗争中，使用任何语言武器都是公平的。这种含沙射影的修辞手法并不是为了消除民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感，而是为了挑起事端。莎拉·佩林的做法非常有效。

也许你认为“死亡委员会”一词有点冷酷无情，也许你觉得这种别出心裁的修辞手法荒诞可笑，而且你会为有些人被如此粗俗和过分的词语所欺骗而感到惊讶，但你要知道，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是为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尤其是为特定受众设计的，它是一种极其讲究策略的、与上下文语境相关的艺术。“死亡委员会”可能不是为你而设置的，可对于那些适用人群来说，该词具有毁灭性的效果，它就像一枚精确制导的炮弹，在击穿所有障碍物之后准确命中目标。

然而，从某方面来说，佩林使用“死亡委员会”一词纯属败笔。要知道，在医保问题争端面前，各方都要做出很多现实而困难的抉择和取舍。而这种说法过于片面，过于脱离现实，而且带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和意图。因此，它不但没有让奥巴马医改计划的真实政策取向变得更容易理解，反而加深了理解难度。佩林是否有意为之，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达到修辞效果，她已经顾不上解释奥巴马医改计划的内涵了。民怨载道

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政治派别都承认：无论是我们的政治，还是我们讨论和决定政治问题的方式，都已经背离了正道。柏拉图（Plato）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曾说过，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人们对民主现状的不安古已有之。但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不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2016年3月15日，美国著名房地产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共和党又拿下四个州的初选胜利果实时对他的追随者说道：“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民怨载道了，相信我，真的是民怨载道。”无论你怎么看待特朗普，他所说的这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爱德曼信任度调查（Edelman Trust Barometer）是一家专门评估民众对世界28个国家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机构。其2016年的调查报告表明，在经历金融危机的低谷之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提升；但报告还指出，对政治机构和其他机构，精英阶层（或称“知情民众”）所表现出的信任度与普通民众所表现出的信任度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而这种差距在2016年达到了顶峰。在过去4年里，阶级信任度差距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民众对本国主流政治家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因为这些政治家既不能解决收入不均问题，又无法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惩治始作俑者，还使民众对全球化和移民问题的焦虑感与日俱增，并留下了伊拉克战争这个烂摊子。民众希望的幻灭有增无减，并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形成一股不利趋势，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已经变成谩骂，左派和右派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不仅出现在政治家中间，也出现在民众中间；而主流政党愿意或能够与其对手达成和解的政策领域数量已经大幅缩减，美国更是接近于零。结果，许多全国性和由若干国家组成的政治机构的决策过程变得无比僵化。

由于对著名政治家缺乏信任，大部分民众只能对他们敬而远之，寻找他们的替代者。此类政治家既有像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老牌左翼激进分子；也有像法国国民阵线（French Front National）这种反移民极右翼政党，该党在近年的大选中获得相当多的票数，其党魁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似乎是一位不可轻视的竞争者；还有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FPO），其总统候选人诺伯特·霍弗尔（Norbert Hofer）在2016年5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差一点获胜；此外，还有类似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Podemos）这样的民粹激进集团、类似英国独立党（UKIP）和苏格兰民族党（SNP）这种关注单一问题的政党以及诸如意大利的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或唐纳德·特朗普这种纯粹的反传统政治家。这些非主流政党和个人在政坛上都取得了成功，一些主流政治家受此诱惑，开始模仿他们的风格和策略。最近的例子便是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虽然他们各自行事方式不同，但都在模仿上述非主流政治家的手法。结果，那些名声显赫的政党和已有的政治制度从内到外都受到了破坏。

党派分歧和民粹主义者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更加严重，那就是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且很少参与政治事务。很多民主国家选民的投票率正呈下降趋势，年轻选民尤其如此。在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只有20%的18～29岁选民投了选票。民众同样对主流媒体缺乏信任度，导致严肃新闻的报道量和阅读量不断下降。主流媒体除了要面对数字时代的生存危机之外，还要面对民众的背离，它日子并不比主流政治好过到哪里去。

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换个更尖锐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因为我们也会进行调研）阴谋论已经变成一种必然，那么，这种现象应归咎于谁？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支庞大的“侦探”队伍正在研究这件“案子”，而且他们已经发现了不少“嫌疑人”；但同时，“嫌疑人”数量巨大，而“侦探”们的理论又自相矛盾，难以得到验证，所以迄今为止，根本不可能“起诉”任何人。

有一群“侦探”想把责任推到政治家身上。这听起来简单直接，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持不同观点。有些人想将责任归咎于个人，言必称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而有些资历更深的“侦探”则喜欢用玛格丽特·撒切尔（Magaret Thatcher）、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作为反面例子。欧洲大陆的“侦探”们经常提起的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以及中欧和东欧的领导人。每一名“侦探”都满怀激情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提到的政治家都是他们个人不喜欢的，而且他们都不赞同这些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左倾“侦探”们只指责右倾政治家，反之亦然。当然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弊病有可能源自某个个体、党派或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也不难断定这些“侦探”太过于感情用事，因而无法保持客观立场。

还有些“侦探”则觉察到某种态度和行为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个别政治家。著名政治学学者托马斯·E.曼恩（Thomas E.Mann）和诺曼·J.奥恩斯坦（Norman J.Ornstein）在2012年合作推出了一部标题很“欢快”的著作。在这本《比表面上看起来更糟糕：美国宪政体制与新型极端主义政治的冲突》（It's Even Worse Than It Looks：How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Collided wtih the New Politics of Extremism）的书中，他们研究了最近一系列的政策冲突，以表明与欧洲的议会民主政体相比，美国的政治体制特别难以应对其主要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敌对情绪。但是，该书的观点极其片面，它认为“新型极端主义政治”完全是共和党的过错，并提出了许多纠正错误的方法，以下就是方法之一：

要让带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尝到苦头，就得给它（也就是10大佬党）投反对票。这是让它回归主流政治圈的最好办法。

换句话说，该书作者号召大家给民主党投票。但是，把政治文化的逆流完全归咎在一个政党身上，然后号召读者投票支持另一个政党，这种做法既不能减少政治分歧，也不能真正解决政党内部的极端化和分裂问题。对共和党而言，党内分裂意味着基本无人掌控大局，也没有办法对共和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即“分”还是“合”）达成共识。

也许我们能在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合著的《妥协精神：毁于竞选的治国利器》（The Spirit of Compromise：Why Governing Demands It and Campaigning Undermines It）当中找到答案。该书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立法和国家治理出现僵局。它并不是将此归咎于任何一个政党，而是从制度上寻找成因，以一种更公平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在古特曼和汤普森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竞选已经成为不间断的活动，而不是在大选前特定规定时间内进行的；而竞选当中的很多行为，尤其是竞选者要将自己与政敌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是不利于建立一个成功政府的，而且特别不利于培育该书所倡导的“妥协精神”。这两位作者认为，妥协精神正是实用化政治进程的基础。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论断是否正确，但它可能更令人信服。在该书结尾，作者为美国政治制度改革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但它的中心思想是一种更抽象的东西，即在尽职尽责、通情达理的杰基尔博士（Dr.Jekyll）希望社会实现良治的心态与狂暴的海德先生（Mr.Hyde）竞选之路中间达到新的平衡：

即便可以消除这种不妥协的心态，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因为竞选需要永不妥协的精神。竞选和不妥协精神是民主进程的基因，所以，我们要在这两种心态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这才是合乎情理的民主目标。

目前，美国民主还没找到这个平衡点，其他民主国家更是有过之11而无不及。

尽管古特曼和汤普森建议提高公民教育水平并进行竞选经费制度改革，但我们发现，这个解决方案听上去只是在重述问题。对可怜的杰基尔博士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他注定永远无法在他的两种性格之间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甚至是权宜之计。

况且，对于政治敌对问题，古特曼和汤普森也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政府的职责是对国家进行统治和管理，而反对党的职责就是对政府提出反对意见（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党通常在不同的政府部门或国会两院中同时扮演管理者和反对者的角色）。对抗就难免成为持久竞选的一种形式，因此，竞选活动的常规准则就适用了：反对党领导人要尽可能体面地攻击其对手的政治纲领；即便是象征性的胜利，他们也要努力争取。假如他们不这样做，不厌恶那些他们在竞选时极力反对的措施，而是帮助对手取得更多管理成就，这会显得他们很虚伪，并且背叛了他们的支持者。

于是，古特曼和汤普森号召人们重拾妥协精神的做法便遭遇了一种最基本的不对称现象，即对政府而言，妥协往往比反对更具吸引力和必要性。2500年前，雅典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落败的政敌实施政治放逐，以防止这些想成为领导者的政敌扰乱政府的有序运行。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办法很难行得通。

虽然两位作家并没有明说，但他们的结论已经暗示了折中往往才是解决意识形态分歧的最佳做法。但是，有许多成功的政策理念却是源自激进的左派或右派，而不是这两者之间的温和的务实派。还有，我们不应该随意假设众人一心或气氛融洽就是最佳解决办法；相反，要让别人接受大胆而新颖的政策理念，固执己见往往是唯一的办法。激情昂扬和大声争吵既是民主国家健康的标志，也是其病态的体现。

刚才我谈到了两本关于美国政治的著作。如果我选择的是关于欧洲政治现状的类似书籍，它们也有可能侧重谈论欧洲政坛的瘫痪局面。不过，这种截然不同的停滞状态有可能来自于某种议会制度下的联盟政治，或者来自某种未经改革的政治文化当中的既得利益僵局。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它们的基本主题都是一样的。

这些表面判断后面是以很多学术理论作为支撑的，它们解释了我们的民主政体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举个例子：2014年，政治学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了一本名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的著作，该书记录了数百年来西方社会和其他文明社会政治制度的兴衰。2012年，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urguson）也在他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瑞斯系列讲座”（Reith Lectures）之《法治与其敌人》（The Rule of Law and Its Enemies）中关注制度的作用。所谓“制度”，是指国家的宪制和政治实践、法律制度和秩序，以及我们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赖以遵守的体系和惯例。可是，当一名政治学学者借助历史解释我们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时，制度只是一个开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甚至没想过公平对待不同的思想流派，而只是认为这些学术上的“侦探”可能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例如：我们把那些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矛盾（基本上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迟早会得到报应的人归为左派，而那些右派却目睹曾经强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被平衡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性的力量所破坏。

但是，我们的某些“侦探”在跟踪另一群完全不同的坏人，而这群坏人就是媒体。这些“侦探”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抨击特定的邪恶力量，比如：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鲁珀特·默多（Rupert Murdo）、《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英国广播公司和《每日邮报》（Daily Mail）等美英民众耳熟能详的大名；而另一个派则言必称媒体的结构性变化，即科技因素和商业因素分裂了受众，扰乱了媒体，并引入了24小时新闻循环轰炸模式。对该派的某些人而言，这些因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让公共舆论变得傻瓜化和有害化。

其实，早在电视新闻循环轰炸之前，就有人断言媒体会拆民主的台，特别是媒体没有正确地向全体公民解释我们的政治选择，更别提“高客”（Gawker）和“闲聊”（Buzzfeed）这种八卦媒体发挥的负面作用。大约40年前，后来成为英国广播公司总裁的约翰·伯特（John Birt）当时还是一名电视时事制片人，以做事严谨认真而著称。他在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发表过一篇与同事彼得·杰伊（Peter Jay）合著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的：“电视新闻行业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并不针对任何一个政党或观点，而是针对民众的认知12能力。”

约翰·伯特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电视新闻业对故事、情感和吸引眼球的事情抱有强烈兴趣，但这些最终都变成过眼云烟。也就是说，新闻媒体要么根本不播出政府制定政策时所面临的严峻选择，要么内容简短得可怜，仿佛只需让公众了解情况即可，而不必达到娱乐公众的目的。

类似于这样的主张不绝于耳，且有愈发强烈之势，因为科技已经改变了新闻报道的文法以及人们接收新闻的方式。200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把媒体描述为“凶猛的野兽”（Feral Beast）。他说，媒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他所谓的“有影响力的新闻业”（该说法源自伯特）被野蛮猎杀；在这场猎杀中，负责任的新闻报道被哗众取13宠和人身攻击所取代，其结果就是政治领袖与公众之间的坦诚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2004年，新闻记者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推出了一本名为《媒体对我国政治的影响》（What the Media are Doing to Our Politics）的著作，他在书中描绘了一幅现代英国媒体的众生相（当然包括英国广播公司在内）。这些媒体如此傲慢，如此醉心于从竞争中获胜，如此自欺欺人，它们甚至敢于抛弃一切公民责任感。

我刚才又选择了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案例。假如我选择的是其他国家针对美国或欧洲大陆媒体的评论文章，那么案例分析和制度将有所不同，但“罪名”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民众。有些政治家和精英人士私下里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选民与政治家之间信任缺失，缺乏互动和理解，其根源是否真的不在于民众本身？也许老百姓已经变了，也许生活的富足和享受以及能够从早玩到晚的科技产品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肤浅、自私，公民意识下降，越来越不关注政治。

我们也有一些不带偏见的专家，尤其是在近年来发展壮大的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专家。该领域有一门发展趋势明显的“行为经济学”，它借助心理学、社会经济学数据和观点来理解人们在购物或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是如何决策的，由此可推论出人们会支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甚至是投票给谁。其实，像卡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他在2009年与理查德·H.塞勒（Richard H.Thaler）合作出版了畅销书《助推》（Nudge）]这样的行为经济学思想领袖所得出的结论往往符合人类传统智慧，即我们很多人倾向于回避与自己相左的观点，并有可能变得更加固执己见，而不是灵活变通；假如类似于“死亡委员会”这样的谣言或阴谋符合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就更容易相信它。

政治人物、媒体、公众众说纷纭，而你也会对这些说法有自己的看法。我对于以某个政党或媒体机构的缺点或荒唐行为为基础的理论一直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在理解人类个体和集体行为方面，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人取得了有趣甚至可能非常重要的实质性进步，但他们的工作成果并未表明公众应为我们政治文化的明显变质而受到指责。没错，这是一种本能，它会让人仓促跳出来指责别人，让人把个人、政党、特定群体或机构当作反面角色或疯子，让人认为每一次与个人喜好背道而驰的政治或文化发展背后都存在阴谋。这种本能似乎本身就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释。

这些理论也无法解释一个疑问：在不同政治生态和媒体生态的国家里，为何会存在同样或类似的明显趋势？我认为，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结构性变化和行为变化是有关联的，但与托尼·布莱尔不一样的是，我认为这只是部分原因，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对于可能存在过失的政界人士和政党，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忘记了事物的本原

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先后从各自角度报道了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政治家、专栏作家、新闻记者、专题记者，还是学术界人士，都觉得很难向那些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群体解释世界经济危机的现状和成因。补救措施提出后，有些政治家推动这些建议，而有些政治家则采取轻视态度。媒体每个月都发布经济数据，对经济形势进行大量的新闻报道、分析、评论和争论。但是，公众与这些报道和分析明显有一层隔膜。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觉得难以理解经济危机，绝大多数政治和媒体精英也同样如此。很多人甚至都不想去了解经济危机。精英阶层内部关于经济危机的争论废话连篇且雁过无痕，即便不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政治家、商界领袖和那些所谓专家所说的每一句话。

许多民主国家都发出了遇险信号，比如：有些国家现任领导和政党下台，无论他们奉行什么样的政策或政治倾向；左右翼极端主义、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在某些国家有所抬头；某些欧洲国家发生全国性大罢工和严重的民众骚乱；几乎所有国家都被日益严重的犬儒主义所笼罩，这种普遍现象已经成为我们探讨政治现状的背景音乐。

公众对政府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极为明显。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国民进行了一次民调，发现只有16%的受访者有信心定义“通货14膨胀”一词；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只有10%的受访者有信心；对于“流通量”定义的信心，这一数据只有7%。问卷并没有对受访者提问“信贷违约互换”、“债务抵押证券”（CDO）、“量化宽松”（QE）、“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AP）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等术语，因为想必没有多少人能答得上来。对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关于经济危机的许多理论上的“公开”论述就像梵语般难懂。民调机构伊普索思莫里（Ipsos Mori）已经在大部分民众当中发现了他们所谓“复杂程度推定”的事物，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民众认为某些公共政策问题太难以理解，根本没有必要去尝

15试。

甚至对于那些认为值得尝试的非专业人士来说，他们仍深深地怀疑自己听到的关于这类问题的传言是否真的可以相信。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莫里公司于200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68%的英国公众认为官方数据已被更改过，它们被用来支持当时政府提出的观点；59%的英国公众则认为政府借助不诚实的手段使用官方数据。在英国和其他许多西方国家，对于传递和解读这种官方信息的媒体机构，民众的信任度也同样很低。

民众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是否合理？如果你是爱德曼所谓的“知情民众”一员，你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也许你会指责我们的教育体制、时代精神或者那些恭喜自己的听众缺乏信任感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了，正是因为当前信任缺失，每一个人都认为其他人要为此负责。

本书要提出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语言本身，而不是任何一群参与者的缺点。我并不是说政治和文化发生改变的推动力就是修辞手法。我们将会看到，修辞手法本身是经常受到其他外力作用的，其中很多外力已经被那些尽心尽力的“侦探”们发现了。但是，我不想把修辞手法当作其他深层次因素的意外结果，而是把它放在因果关系的中心位置。我们的共享市政结构、我们的制度与组织都是公共言论的有机体，当修辞手法变化时，这些有机体也随之变化。我们的政治危机其实就是政治语言的危机。

我之所以用莎拉·佩林所说的“死亡委员会”开启本章内容，是因为我认为这个词概括了当代政治言论当中一些最不好的趋势。它否认事物的复杂性、条件性或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其影响力；为了表明立场，它过于夸大其词；它对政治目标有着深深的恶意，假设政治对手会做出无可救药的事情；它不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情，而是把事实当作一个有争论余地的问题；它甚至不给各党派进行理性辩论的机会。在这种政治用语面前，也难怪如此多民众对政治嗤之以鼻。“死亡委员会”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不应假装这种错误用法很少见；相反地，它们不仅是莎拉·佩林这样的政治圈边缘人物的常用语，还经常出自温和派与激进派主流领导人甚至是严谨的科研机构领导者口中。我们在后面几章内容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举个简单的例子：2016年，英国政府打算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5月份，英国下议院（House of Common）财政部特别委员会谴责脱欧派和留欧派用不负责任和夸张的言论误导民众，它们都称自己的主张是“事实”，但这些主张在很多情况下都依赖于隐含和高度成疑的前提。“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双方结束这种唇枪舌剑”，委员会主席安德鲁·泰利（Andrew Tyrie）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道：“我觉得这是一种无谓的政治辩论，民众早已被弄得晕1617头转向。”在这个案例中，“双方”包括自首相以下的整个英国政界。

几周后，公投结果是英国决定离开欧盟。无论是对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公投结果出来后第二天，卡梅伦就辞去了首相职务）还是英国传统精英阶层来说，这都是一种惊人的退步。早有人警告过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但与外来移民相关的情绪化语言和“夺回控制权”的不可靠承诺让民众无视这种警告。贫民阶级、愤青和老年人的票数胜过了富人阶级、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票数则超过了苏格兰、北爱尔兰和伦敦。

这些趋势也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与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一样，新闻和政治的视觉修辞已经压缩为优雅精确的图像，这些精妙而有倾向性的图像能引发人们的联想。我们可以把“9·11”事件看作是恐怖分子为了制造言论而实施的一场大屠杀。在几秒钟的新闻视频中，两架飞机撞进摩天大楼，大楼也随之坍塌。世贸双子塔代表着西方世界的力量和价值观，它们的倒塌意味着这种力量和价值观是有可能被打倒的。燃烧的火焰、被拦腰截断的大楼、倒下的围墙、滚滚的浓烟和灰尘把恐怖分子期待的毁灭一幕变成了现实。这里既有转喻，又有预期叙述和极限化手法。

但是，除了压缩和夸大以外，还有些问题更加严重。曾几何时，科学在公共言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人们把科学发现视为事实真相；而如今，人们往往只把它当成了另一种观点。在争论过程中，愤怒和不理解已经蚕食了最基本的礼貌和相互尊重标准，互联网世界尤为严重。对那些价值观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和文化，我们甚至都不愿意去寻找能融入他们的共同语言。人们对言论自由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抑制言论自由的欲望倒是越来越强烈，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言论受管制的社会，也出现在标榜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追踪这方面的进展。

本书的论点就是：这些负面趋势源自一系列连环相扣的政治、文化和技术力量，它们超越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利益团体或国家政治局势。健康的公共言论可以把公众领袖和政治领袖捏合起来；而且，正因为它能够将普通老百姓吸引到争论中来，所以政府的决策将得到更好更广泛的支持。但是，如果公共言论失去它阐述的力量并无法吸引群众参与其中的话，就会危及民众与政治家之间更广泛的联系。我认为，在当今民主政体中，民众与政治家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这就是公共言论危机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对某些人来说，冷嘲热讽、主旨缺失、表达粗糙化，这些都是令人失望的文化现象，表明我们的语言正在变得傻瓜化，并且失去了严肃性。在我看来，最大的风险不是在文化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尤其是民主体制，包括它的正统性、它对于历史上其他政体的优势以及它的可持续性。

有些批评家说我是老调重弹，对这个说法我不置可否。在我看来，某些修辞手法的特点是自古有之的，包括高度扼要的语言或叙述手法、令人难忘的口号和标语等，比如“没面包吃那就吃蛋糕嘛”“绝不妥协”“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这也不是头一回有人宣称口号、修辞技巧、野蛮的人身攻击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正在取代理性的讨论；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说极端的党派化使政府无法有序运转。从柏拉图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西方社会总是充斥着因政治语言崩塌而导致政治堕落的故事。我真的认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前辈批评家和他们所经历的危机中学到很多知识，解决我们的公共言论所面临的挑战。

公共言论从来没出现过黄金时代，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从未和谐一致过，而政治家之间也从不会表现得通情达理和彬彬有礼。尽管如此，在某些特定因素的催化下，总会产生特殊情况的，尤其是媒体和通信方式的变革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时。我会在后面的内容中证明这一点。

假如我们感觉到政治家或媒体的沟通方式出现了问题，第一反应就是去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会认为，这些问题背后必定存在着最基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驱动力。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透过表面深挖真相，而没有什么比政治家用于掩盖真相的修辞手法更具有表面迷惑性。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从潜在政治观点变成语言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受到伤害。但有些观察家意识到，无论在现代还是古代，这种伤害都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比如：公共言论失效，人们无法进行集体思辨，文化环境每况愈下，甚至政体和国体崩坏。

例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第三卷中，作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提出，语言的变化是雅典一步步从民主机能障碍沦落到谣言四起，最后变成暴政和独裁统治的主要因素。他说，人们开始随心所欲地定义事物，而“词语的常18规含义”却分崩离析。塞勒斯特讲述了公元前63年发生在罗马共和国的“喀提林事件”（Catiline crisis）。他借小加图（Cato the Younger）之口道出了此次危机事件的潜在原因就是语言的滥用，尤19其是断章取义。小加图说，这个社会“忘记了事物的本原”。在17世纪的英格兰，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经历了一场内战。他认为，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一次关于宗教的口舌之争引起的。由于印刷术已经成熟，与宗教相关的争论通过宣传小册子四处传播，这对一个有序国家赖以生存的语言共同点造成了致命打击。

即使我们很多国家在外来移民、种族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上存在不和谐氛围，即使我们近年来从新闻画面上看到乌克兰、希腊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提醒着我们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秩序、体系和习俗会变得多么不安全，但我们从未想过本国的民主制度会崩塌。北欧、西欧和英语国家仍然远离这种动荡局面，然而，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自身的分歧在加深，也很少有人会否认近年来发生的诸多事件揭示了政府决策者与广大公众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感在加大，尤其是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凸显的不平等现象、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在中东遭遇的挫折等。

在发生严重的全国性危机时，也许我们能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次找到一种可以激发国民积极性和团结国民的语言。但是，请考虑一种正在缓慢发生的危机：无法抑制的移民潮、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而导致的社会凝聚力危机或者让气象学家为之警惕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果这种情况不幸变成现实，我们是否有一种能够支持该辩论和决策流程的修辞技巧？

还有另一种危机。从柏拉图那时起，修辞评论家一直担心修辞手法变成被坏人利用的工具，即某些有雄辩之才但居心叵测的演说家不是通过辩论，而是想通过利用听众心理的方式说服听众。换言之，他们用一些理念、词组以及长时间学习和检验过的娴熟技巧来诱使听众做出他们想要的反应。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这些手段正在迅速地机械化。表达营销诉求或政治思想有两种方法，哪种方法更有说服力？只要进行一次A/B测试，让两名演讲者同时接受两组听众的测试，你就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这种测试很普遍，而且是高度自动化的，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你所接触到的许多公共言论都会被持续评估和优化。如果人类的话缺乏说服力，它就会被机器的说服力所取代。早在2500年前，雅典人就知道权力是如何被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吸引的。未来的危机在于，这种权力将被逐渐掌握在那些拥有最大机器的人手里。

在本书末尾，我将探讨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且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那么，问题的答案就不会来得太快或太容易。但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做点事情。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我们要言出必行，两者会产生必然的后果。我们的公共言论有失效的风险，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好的事情就会接踵而来，国家将会陷入失序状态。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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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delman Trust Barometer，2016 Annual Global Study. See www.edel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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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ony Blair, Speech to Reuters，12 June 2007.

14　BBC Puls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2011.

15　Ipsos MORI, BBC News Economy Research for BBC Audiences 2012.

16　House of Commons Treasury Committee，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sts and bene fits of the UK's EU membership，May 2016.

17　BBC News，27 May 2016. See http：//www.bbc.co.uk/news/uk‐politicseu‐referendum‐36397732.

18　Thucydides，H 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II, lxxx，4.

19　Sallust，The War with Catiline，LII, xi.

在英语当中，rhetoric一词有好几种含义。其中，它更广为人知的用法都是负面的，比如“陈词滥调”，该含义指的是花言巧语、不诚实的口头把戏，让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强词夺理。在《李尔王》（K ing Lear）开头，李尔王的两个女儿对他阿谀奉承，唯独小女儿考狄利亚（Cordelia）从她们的话中听出了“油腔滑调”的味道。她说，这种油腔滑调明显是言不由衷的。像这种对华而不实语言的猜疑深藏于英语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之中，似乎与著名的严肃经验主义和我们引以为傲的厌恶空话很相配。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种现象比较常见，而且早有先例。但是，这个词也可以表达中性意义，代指对公共语言的学术研究以及把它当作一种实际技能进行教学的艺术；它通常还被用作公共语言的同义词。在本书中，如果没有上下文语境表明我想表达其他含义，那这个词就是表示公共语言。

在所有社会中，修辞学是一件不可回避的事物，社会越开放，修辞学就会变得越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开辩论，人们都不想掌握说服公众的技能，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就算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并且坚信修辞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论题的主旨（包括论据、论点、政治理念、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等），可现实就是：政策的主旨和阐述总是含糊不清的，这在民主国家尤其如此，而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手法。

这正是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当中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对罗马民众发表演讲时采用的手法：“我不是布鲁图（Brutus）那样的演说家，但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直率之人。”这不仅是莎士比亚的著作中，也是英语中最巧妙的修辞手法之一。在本章开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也以同样的方式表达了对修辞手法的看法。

作为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民众坚信他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与传统的政治语言不沾边。2015年9月，福克斯新闻频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44%的抽样选民和62%的共和党人认同这样的表述：“他喜欢实话实说，而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一位总统。”

当然了，我们不应当把带有反修辞色彩的“讲真话”与真正的实话实说相混淆。这种立场的优势之一就是：一旦听众确信你不会像普通政治人物那样欺骗他们，他们也许会一改平时对政治言论吹毛求疵的做法，原谅你言语中夸张、矛盾或无礼的成分；而如果当权派竞争对手或媒体批评你的话，你的支持者也许会强烈地反驳他们。2015年11月，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了佛罗里达选民尤兰达·埃斯基维尔（Yolanda Esquival）反驳外界对于唐纳德·特朗普直言不讳的批评：“我看重的是总统候选人能做些什么，而不是那些小题大做、借题发1挥的事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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