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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丹尼尔·戈尔曼,（美）理查德·戴维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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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商试读：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上午，中校史蒂夫·Z正在五角大楼里工作。突然，他听到一阵惊天巨响，刹那间，天花板轰然落下，他被埋入废墟，顿时失去了知觉：2001年9月11日，一架客机撞上了紧邻史蒂夫办公室的那座大楼。

机身爆炸时，火光冲天，一个巨大的火球冲入他的办公室，多亏了埋在身上的废墟，史蒂夫才捡回一条命。尽管得了脑震荡，4天后史蒂夫还是回去工作了。他忙忙碌碌，度过了一个个焦虑不安的夜晚，每天从下午6点一直工作到次日早上6点（因为此时正是阿富汗的白天）。不久之后，他自愿去伊拉克工作了一年。

史蒂夫回忆道：“我去伊拉克，主要是因为逛商场时我的精神会不由自主地高度紧张，我时刻警惕人们看我的样子，草木皆兵。我不敢乘坐电梯，堵车时我会觉得被困在车里，再也无法脱身。”

他的种种表现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意识到自己无法应对时，他找到一位心理治疗师寻求帮助。直到现在，史蒂夫仍会去找她就诊。她慢慢引导他尝试正念（mindfulness）冥想法。

他说：“正念让我变得更加平静、更加放松，不再反应过激。”正念练习的增加，使他产生了慈悲心。通过继续静修，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不再那么频繁发作、那么严重了。虽然他仍会感到焦虑不安，但总算可以沉着应对了。

史蒂夫的故事使我们对冥想（meditation）的尝试兴趣陡增。我们每个成年人其实都是冥想者，并且像史蒂夫一样，知道这种练习对自身大有裨益。

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让我们三思而后行，并非所有由冥想“魔力”促成的事情都经得起严格的考验。因此，我们已经着手辨别有效之举与无效之举。你对冥想的一些了解可能是错误的，（甚至）你可能还不知道冥想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都有与史蒂夫类似的感受，他们声称通过冥想之类的方法，比如正念，人们可以获得解脱，它不仅能治愈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几乎能帮助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

然而，正念是古代冥想传统的一部分，原本并非一种心理疗法，最近才成为治愈现代焦虑的一剂良药。其最初的目的是深入探索大脑，从而全面调整身心，时至今日，这一初衷仍为一些人所坚持。

另外，冥想的实际应用（正如帮助史蒂夫从创伤中恢复的正念）对人们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人们对冥想的探索仍然不够深入。由于这种宽泛的练习方式很容易掌握，很多人已经设法每天至少冥想一会儿。

冥想涉及两个方面：深入与拓展。两者尽管大相径庭，但常常被混淆。

我们认为深入探求冥想的方式包括两个层级，我们将东南亚古老的南传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僧人或瑜伽修行者练习清心寡欲的冥想（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看到一些重要的资料）这种最深入的练习方式称为第一级。

在第二级中，这些传统的练习方式已不再（如同僧人或瑜伽修行者那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生活方式，而变得更适合西方。第二级冥想抛弃了源于亚洲传统，可能会提高跨文化交流难度的部分内容。

接着是几种拓展开来的冥想方式。在第三级中，这些相同的冥想练习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被拿出来传授给众人。如正念减压疗法（MBSR），由我们的好友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创立，现今在数以千计甚至更多的诊所和医疗中心得以传授；再如超觉静坐（TM），以简明易懂的方式为现代社会带来了经典的梵文咒语。

第四级中的冥想方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为方便可行。当下流行的桌前正念练习，或使用几分钟的冥想应用软件，就是这一层级练习的范例。

我们还预见到了第五级，虽然它现在尚未成形，但必定会日益成熟。在第五级中，科学家研究所有其他层级所得出的经验将会带来创新和改变，这对我们大有裨益——我们将在第十四章中探讨这种可能性。

我们最初开始冥想时，第一级给人带来的深刻转变令我们着迷。丹尼尔研究了古代的经文，并练习了它们所描述的方法。他在印度和斯里兰卡读研究生的两年期间以及随后的日子里更是如此。理查德跟随丹尼尔到亚洲进行长期游学，同样在那里静修，与冥想研究者见面——最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里完成了对资深冥想者脑部的扫描。

我们自己主要进行第二级的冥想练习，但是从一开始，第三级和第四级中宽泛的冥想方式对我们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亚洲老师说，如果冥想的任一方面能帮助减轻痛苦，那么就应该把它带给所有人，而不仅仅是那些进行精神探索的人。我们的博士学位论文采纳了这一建议，进而研究冥想给人带来认知和情感回报的种种方式。

这里的故事是我们个人经历和专业历程的真实写照。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相识，自那时起，我们就成为好友，并在冥想科学上进行合作。此外，在这些年里，我们俩都是这一人类内心艺术的践行者（尽管我们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尽管我们俩都是心理学家，但讲述这个故事的能力是互补的。丹尼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记者，10多年来他一直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理查德是一位神经科学家，作为威斯康星大学健康心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兼主席，他还管理着魏斯曼中心的脑成像实验室，这里有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扫描仪（PET scanner）和一系列的尖端数据分析程序，并且配备数百台服务器来完成繁重的计算任务。他的研究团队汇集了100多名专家，包括物理学家、统计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专注冥想研究的学者。

合著一本书可能会面临困难，我们确实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无论合著让我们面临多大的困难，与一起工作的快乐相比，都不值一提了。我们是数十年的好友，但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中，我们的工作没有交集。本书让我们有机会重聚，这的确是件乐事。

你手捧的这本书是我们以前一直想写却无力完成的书。现在我们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数据都已经趋于完善，因此我们很开心能和读者分享这本书。

我们的欣喜也源于一种共同的、意义非凡的使命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从根本上重新解释冥想的真正优劣和冥想练习的真实目的，从而转变交流方式。深入的冥想方式

1974年秋，理查德从印度回到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关于精神病理学的研讨会。他留着长发，衣着打扮紧跟当时剑桥的时代潮流，还系着彩色编织腰带。教授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症状就是一个人的穿衣打扮怪异。”这番话令他大吃一惊。

理查德告诉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想写有关冥想的论文，教授立刻直言不讳道：“这将会直接断送你的职业生涯。”

丹尼尔开始使用真言研究冥想的作用。听闻此事，他的一位临床心理学教授质疑道：“真言和我那些病人不停说的‘呸呸呸’有什么不同呢？”丹尼尔回答道，秽语是精神病理学中无意识的表现，而无声的真言重复是意识专注后油然而生的。教授对他的解释颇不以为然。

这些都是学院负责人对我们的研究表示反对的典型反应。他们仍然习惯性地否定任何与意识有关的研究——这或许是他们处理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事件后出现的一种轻度创伤后应激障碍。利里和阿尔珀特被断然逐出学院，原因是他们竟然让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试验迷幻药。虽然我们入学时这件事已经过去5年了，但其影响延续至今。

即便我们的学术导师将我们的冥想研究视为一条死胡同，但直觉告诉我们这是一项令人心驰神往的研究。我们有个大胆的猜想：冥想除了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外，其真正的益处是塑造持久的人格。

重塑人格的理念已经成为我们的终生追求，我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相互协作。在印度的那些年，丹尼尔作为早期研究者，研究了起源于亚洲的重塑心智的方法，但在他回到美国后，他并没有成功地将从冥想中获得的有益变化以及相关古老练习方式传达给当代心理学界。

理查德在冥想上的个人经历促使他数十年来致力于相关科学研究，以便为我们重塑人格的理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如今，他的研究团队得出的数据已经验证了那些似乎只是幻想的故事。作为冥想神经科学（contemplative neuroscience）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直在培养下一代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充实理查德的研究。

当拓展的冥想方式越发令人欣喜若狂时，人们常常错过另一种方式——深入的冥想方式，这已经成为冥想真正的目标。正如我们所见，冥想最引人入胜的不是让我们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或更加敏锐的业务能力，而是让我们更接近美好的本性。

一连串有关深入冥想方式的发现，大力发展了积极潜能上限的科学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深入的冥想方式可培养持久的品格，如无私、沉着、钟情、同情，这些品格都有助于重塑正面人格。

如果当代心理学界愿意洗耳恭听，那么我们的研究对其而言似乎是一则大新闻。不可否认，除了我们在亚洲遇到一些大师后所产生的直觉、古代禅修经文的论断以及自己对这种内在艺术的初步体验外，我们有关人格重塑的理论一开始缺乏足够的支撑。现在，在受到几十年的冷落之后，过去几年里的诸多发现终于证实了我们早期的直觉。直到最近，科学数据才趋于完善，证实了我们的直觉和经文的论断：研究中所揭示的人类心智的深刻变化显示出人脑还有与平常迥然不同的功能。

相关的大量数据来自理查德的实验室，这是唯一一个对几十位冥想大师（这些大师主要是瑜伽修行者）展开研究并取得成果的研究中心。该实验室里有关深入冥想的资源也最为丰富。

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的灵性传统之一，冥想秘而不见，现代人对其也颇感困惑。要想为冥想提供科学方面的证据，这些貌似不太合适的研究参与者就尤为重要。现在我们可以分享有关人类心智深刻转变的科学依据——这将大大改善人类对心理科学研究的局限性。

这种“苏醒”（深入冥想的目标）观点似乎为古老的童话增添了现代气息。然而，理查德实验室的一些数据是在本书出版之前刚刚发布的，数据证实了思想和行为方面显著的积极转变，也证实了对深入冥想方式的长期研究不是神话，而是现实。拓展的冥想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心智和生命研究院（Mind and Life Institute）董事会的成员，该研究院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心智领域的大师和科学家提供一个对话平台，他们可以就很多话题展开深入交流。200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有关“破坏性情绪”的高端论坛，一些情绪领域的顶级专家出席了论坛，其中就包括理查德。讨论过程中，一名与会者向理查德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

他发现，东方传统中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排解破坏性情绪。因此，他主张将这些方法脱去宗教的外衣，带入实验室，并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测试。如果它们能帮助人们摆脱破坏性情绪，那么就可以大范围推广，从而使所有人受益。

这令我们热情高涨。在那天晚餐时和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我们便开始策划本书所要汇报的整个研究课题。

这一想法使理查德重新运用其强大的实验室去研究深入冥想和拓展冥想的方式。作为健康心智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理查德鼓励有价值且有理有据的研究，如学龄前儿童慈善项目和退伍老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这些研究对学校师生、医护人员、商界人士、警察等都大有裨益。

这也促使一些新的研究得以问世。这些研究通过科学依据支持了拓展冥想方式。与此同时，拓展冥想方式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瞬间成为博客、推文和时髦应用软件的素材。例如，我们创作本书时，正念冥想法激起了一股练习热潮。现在，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的人在练习这种冥想方式。

当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看待正念冥想法（或任何一种冥想法）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它何时有效？何时无效？这种方式会惠及每个人吗？它的好处与锻炼有何不同？正是这些问题引领我们来写这本书。

一个实用的建议：“冥想”是各种静修练习的总称，就像“体育”泛指体育运动。对体育和冥想来说，最终的效果都取决于你真正做了什么。

对那些将要开始冥想练习或已经尝试过冥想练习的人来说，要牢记：正如掌握一项体育技能一样，找到一种吸引你的冥想练习方式，坚持下去，就会大有裨益。你要找一种方式尝试，并且确定每天的实际练习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坚持一个月，看看30天后效果如何。

就像经常锻炼能让你拥有更健康的身体一样，任何方式的冥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心理健康。正如我们所预见的那样，你投入的冥想练习时间越多，冥想带给你的特定好处就会越多。一记警钟

某位瑜伽大师X（我们这样叫他）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涌入美国的亚洲冥想教师中的佼佼者。那时我们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瑜伽大师找到我们，说他希望哈佛大学的科学家能研究他在瑜伽方面的杰出才能，并且证明他的非凡能力。

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是，生物反馈（biofeedback）作为当时的新技术能让人们即时了解诸如血压等生理机能，而仅仅通过意识是不能对这些机能有所察觉的。根据这种新的反馈信号，人们就能以更健康的方式强身健体，但瑜伽大师说他不需要反馈就能拥有这种控制力。

我们很高兴能在无意中发现一个几近成功的研究课题，然后打着别的幌子使用了哈佛医学院马萨诸塞州精神健康中心的生理实验室。

测试瑜伽大师超凡能力的日子到了。当我们要他降低血压时，他的血压反而升高了；当我们要他升高血压时，他的血压反而降低了。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瑜伽大师斥责我们给他喝了“毒茶”，这可能破坏了他的天赋。

我们追踪瑜伽大师的生理状况，发现他做不了他所吹嘘的那些超凡之事。然而，他却的确能够让心房颤动——一项存在高风险的生理技能。他称自己使用的方法为“狗三昧”，这个名字至今仍让我们困惑不解。

瑜伽大师时不时躲进男厕所去抽比迪烟，这种廉价的香烟（用植物叶裹几片烟草）在印度很受欢迎。不久之后，我的一位朋友从印度发来的电报揭穿了这位“瑜伽大师”的老底：他原来是一家鞋厂的前任经理，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到美国来敛财。

毋庸置疑的是，这位瑜伽大师正在寻求一种营销手段来吸引门徒。在随后的抛头露面中，他一定提到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家”研究了他那杰出的冥想能力。这预示着相关数据会被大肆包装，并再次被用于销售炒作。

面对这样的警醒事件，我们对当前的冥想研究潮流持开放又怀疑的态度——这正是科学家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欣慰地看到正念运动的兴起及其在学校、商业和个人生活中迅速发展——这是拓展的冥想方式，但科学一旦与营销挂钩，这些数据常常就会被歪曲或夸大。对此我们深感痛心。

冥想和货币化的结合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这是与“推销”“失望”甚至“丑闻”的结合。严重的失实、可疑的观点或对科学研究的歪曲常常被用来推销冥想。例如，一个商业网站开设一个特色博客，名为“正念冥想法如何修复你的大脑，帮你减轻压力、提高业绩”。这些观点经严谨的科学发现证明过吗？有还是没有——尽管“没有”，也太容易被忽略了。

在这些尚不确定的发现中，一些振奋人心的观点得以疯狂传播：冥想使大脑的执行中心（前额皮质）变得更厚，而能够触发战逃反应的杏仁核则变得更小；冥想将我们大脑中的情绪定点转向一个更积极的范围；冥想可以延缓衰老；冥想可以治愈糖尿病、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疾病。

如果再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支撑这些观点的研究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证实。这些研究发现或许经得起深入分析，或许根本不堪一击。

例如，关于杏仁核收缩的研究报告使用大脑尺寸测量法，如今，这并未受到神经学家的青睐。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声称人的衰老过程可以变缓，这项研究所使用的疗法非常复杂，包括冥想疗法，但也加入了特殊饮食和剧烈运动疗法，因此冥想本身的作用依旧无法凸显。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依旧充斥着此类内容——夸张的广告文案无比诱人。因此，本书中的视角一定要基于严谨的科学验证，从而明察秋毫，剔除那些夸大其词的论断。

即使是善意的支持者也缺乏相关的引导，无法辨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可疑的，或者哪些纯粹是无稽之谈。处在狂热的浪潮中，我们很难快速清醒过来。

本书前三章介绍了我们在科学的直觉感召下进行冥想研究的初步尝试。第四章至第十二章讲述了这次科学之旅，每一章都关注一个特定的主题，比如注意力或同情心；每一章最后为“小结”，供那些只对我们的研究发现（而不是研究过程）感兴趣的人阅读。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中，我们到达了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分享了对迄今最卓越的冥想大师进行研究后的惊人发现。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列出了冥想益处的三个层级：冥想初学者、长期冥想者和世界级水平的瑜伽修行者。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畅想未来，讨论这些发现为我们每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的裨益。冥想研究的加快

很久以前，在19世纪30年代，梭罗、爱默生和他们身边的美国先验论者初步接触了这些东方的心灵艺术。他们对亚洲古代冥想文献的英文早期译介感到非常神往，但是他们无从知晓冥想文献中的结论是如何通过实践验证的。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建议心理分析学家在倾听患者时进入“问诊的平台期”，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指导方法。

近几十年来，西方人开始更加认真地研究冥想。在越来越多的东方冥想教师来到西方的同时，许多西方人前往亚洲学习冥想，其中一些人回来后也成为冥想教师。这为当前加快研究拓展冥想方式铺平了道路，同时为那些追求深入冥想方式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当我们开始发表关于冥想的研究发现时，关于这个话题的科研论文寥寥无几，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 838篇这样的论文发表，并且这一数字在持续稳定增长：2014年发表925篇，2015年发表1 098篇，2016年则发表1 113篇（见下图）。有关冥想或正念研究的论文数量统计（1970—2016年）涉足冥想领域

2001年4月，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弗卢诺中心的顶层会议室，我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来研讨有关冥想的研究成果，神经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却没有出席现场的会议。弗朗西斯科生于智利，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他在工作上成绩斐然，还联合创立了筹办本次研讨会的心智和生命研究院。

作为一名正经的冥想研习者，弗朗西斯科能够保证冥想大师和研究他们的科学家之间达成默契的合作。这种合作也成为理查德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中的常态。

弗朗西斯科本打算参加此次会议，但他正在与肝癌抗争，身体日趋虚弱，难以成行。他躺在巴黎家中的病床上，奄奄一息。

在网络电话和视频会议诞生前，理查德的团队就实现了让我们在会议室里和远在巴黎公寓卧室中的弗朗西斯科进行双向视频通话。

理查德和屋内的许多人在这一重要时刻都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弗朗西斯科在会议结束几天后就与世长辞了。

三年后（2004年）发生的事情使弗朗西斯科的夙愿变成了现实。盖瑞森研究所位于哈得孙河上游，距纽约城一小时车程，100名科学家、研究生和博士后在此见证了年度系列活动的首发仪式：这里的暑期班将致力于开展更加深入的冥想研究。

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心智和生命研究院，它成立于1987年，由弗朗西斯科和由律师转行从商的亚当·恩格尔共同创立。我们都是这个研究院董事会的成员。心智和生命研究院的使命是“结合科学与冥想练习来减轻痛苦、促进和谐”。

我们认为，心智和生命研究院的暑期班为像我们这样想要研究冥想的研究生提供了更为便利的现实条件。我们虽是孤独的拓荒者，但还是希望与志同道合的学者和科学家组成一个团队。即便他们在自己所属的机构里找不到志同道合之人，他们还可以远程支持彼此的工作。

在理查德位于麦迪逊的家中餐桌前，理查德和亚当·恩格尔讨论了有关暑期班的细节。随后，理查德与几位科学家及学者组织了第一期暑期班项目，并担任了一周的教员。项目的主题是注意力和精神意象的认知神经学研究。在创作本书期间，这样的暑期班已经举办了13次（目前在欧洲举办了两次，将来还有可能在亚洲和南美洲举办）。

从暑期班成立起，心智和生命研究院就启动了一个为纪念弗朗西斯科而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小额资助项目。这几十项数额不大的瓦雷拉研究基金（额度为2.5万美元，当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需要更多的资金）继而撬动了其他基金会和美国联邦资助机构资助的超过6 000万美元的后续资金。这一举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约50名暑期班结业生发表了数百篇关于冥想的论文。

随着这些年轻学者走上学术岗位，从事冥想研究的人员数量大大增加。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越来越多的冥想科学研究。

与此同时，鉴于相关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著名科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理查德位于威斯康星大学的脑科学实验室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作者来自斯坦福大学、埃默里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等。如今，这些成果经常被刊登在报纸的头条位置。

冥想研究目前成为热门领域，我们更加认识到潜心研究的重要性。经可靠的科学证实的神经和生物学益处，并不一定是我们在媒体、脸谱网或电子邮件轰炸式的营销中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一些被大肆宣扬的观点并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许多报告归结出一点，每天冥想片刻会让我们的生理状况和情感生活变得更好。这条消息迅速传播，吸引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冥想。

我们还会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危机）。现在是该讲述一个更震撼人心，报纸的头条都尚未报道的故事了。

多种因素促成了本书的问世。一是我们几十年的友谊和追求更高目标的共识，尽管目标起初遥不可及，但是我们仍迎难而上，坚持不懈。二是神经科学领域的证据不断涌现，证明我们的行为方式塑造了大脑，并且支持了我们的理论：正如冥想能训练精神世界一样，它也可以重塑大脑。我们的大量研究数据揭示了这种渐变过程。

初期，每天练习几分钟冥想会带来令人惊讶的好处（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体验）。除了这些初期的好处外，现在我们可以证明，你练习的时间越长，收获就越多。我们发现，最高层级的冥想练习的确可以重塑人格——我们在几十年前就曾提出这个观点，但是科学界对这种大脑所产生的变化至今毫无察觉。第二章东方式修行的奥秘

1970年11月初的一个清晨，菩提伽耶的佛塔塔尖被不远处尼连禅河边升起的晨雾笼罩，消失在视野之中。佛塔旁生长着一株菩提树，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坐在这株菩提树下入定成佛的。

透过蒙蒙晨雾，丹尼尔瞥见一位年长的僧人正缓步围绕着圣迹做黎明后的转经早课。僧人剃着灰白的短发，戴着可乐瓶底一般厚的眼镜，他一边手捻念珠，一边口中默默诵念经文，称颂佛祖为“正觉智者”——梵文中称为“牟尼”：“牟尼，牟尼，摩诃牟尼，摩诃牟尼耶，娑诃！”

时隔数日，丹尼尔恰巧跟随朋友一起去拜访那位僧人。他居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斗室里，房间内没有供暖设施，水泥墙上折射着晚秋的寒意。一块厚木板既作床，又作日间休憩的榻，在其一侧还有一张小床几，用来放置诵读的经文，除此之外，几无他物。与一名僧人的身份相符，房间内没有一件私人物品。

从清晨一直到深夜，僧人就坐在那张床上，他面前总是放着一卷打开的经书。无论何时有客人突然造访——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始终以和蔼可亲的神色与温暖如春的话语热情相待。

僧人的品性——对所有访客都目光慈爱、神态轻松、态度温和，让丹尼尔感到非常不同于他在哈佛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学位时所一直研究的人格特质，而且远比那些人格特质要积极得多。他的那些研究更关注消极方面：神经质类型、不可抗拒的负重感，以及纯粹的精神病理学。

另外，僧人身上默默彰显出人性美好的一面。比如，他的谦卑总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故事是这样的：寺院的住持为了表彰他的精神状态，为他提供了寺院顶楼的一套房间作为住所，并派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他谢绝了，他更偏爱他那间狭小简朴的僧人室。

僧人受到佛教各派别的敬仰，而这样的大德高僧寥寥无几。许多冥想大师求教于他，以获得关于寂天菩萨所撰的《入菩萨行论》（Bodhicharyavatara）的开示，这是一部关于菩提萨埵（简称“菩萨”）慈悲为怀生活的指南。

在遇见僧人之前，丹尼尔曾经跟随印度瑜伽修行大师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 Karoli Baba，巴巴意为“苦行僧”）几个月，而最初正是他吸引丹尼尔来到印度的。尼姆·卡洛里，以尊贵的“马哈拉吉”而闻名于世，近年来他作为拉姆·达斯（Ram Dass）的精神导师在西方声名鹊起。那些年，拉姆·达斯曾带着催眠术游历印度，他从理查德·阿尔珀特（哈佛大学教授，因与同事蒂莫西·利里试验迷幻剂而被解雇）的崇拜者转变为这位瑜伽修行大师的虔诚信徒。1968年哈佛大学圣诞节放假期间，丹尼尔与拉姆·达斯偶遇，当时拉姆·达斯刚刚结束与尼姆·卡洛里在一起的时光从印度返回。那次偶遇最终促成了丹尼尔去寻找尼姆·卡洛里的印度之行。

1970年秋，丹尼尔设法争取到了前往印度的哈佛大学准博士旅行奖学金，并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的一所静修之处找到了尼姆·卡洛里巴巴。马哈拉吉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仅有的世俗财产似乎是他在炎热的夏日里脚上穿的白色棉布袜，以及在寒冷的冬日里身上披的厚厚的花格羊毛毯。他没有特定的日程安排，没有组织，也没有任何固定程式的瑜伽姿势或冥想禅修。像大多数的苦行僧一样，他云游四方，行踪不定。多数情况下，每到访一处静修地，无论是寺院还是民宅，他都会在门廊上悬挂一只喇叭。

马哈拉吉似乎总是全身心地投入长时间安静的凝神参禅中，而矛盾的是，与此同时他又随时注意到谁同他在一起。对于马哈拉吉，丹尼尔感触颇深的是他十分平和的心境和他亲切和蔼的为人。他对每一位来访者——从政界高官到街头乞丐，无论贵贱，一视同仁。

丹尼尔从马哈拉吉身上感受到一种妙不可言的心灵状态，这是他之前从未在任何其他人身上体会到的。无论马哈拉吉在做什么，他似乎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处在一个充满幸福和爱的空间里，始终保持轻松自在。马哈拉吉所处的任何一种状态，似乎都不是脑海中的一个临时绿洲，而是一种持久的生存方式：一种完全健康的人格特质。突破藩篱

丹尼尔每天都到马哈拉吉静修处拜访，他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秋天。大约两个月后，丹尼尔和他的朋友杰夫［Jeff，梵音歌手，现在他的名字克里希纳·达斯（Krishna Das）已广为人知］同另一个西方人一起旅行，而那人作为一名苦行僧在印度生活了7年之后，迫切地想要续签签证。丹尼尔在菩提伽耶结束了那次旅程。

位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菩提伽耶，是全世界佛教徒的朝圣圣地。几乎每个佛教国家都会在朝圣者驻留的城镇建造一处住所。缅甸的精舍，也就是朝圣者休息的居所，是在军事独裁统治禁止缅甸公民出游之前建造的。精舍有许多房间，但朝圣者寥寥无几，于是很快就成为那些衣衫褴褛、在城镇间颠沛流离的西方人的夜宿驿站。

丹尼尔于1970年11月抵达菩提伽耶时，遇到了唯一一位久居此地的美国居民约瑟夫·戈尔茨坦（Joseph Goldstein）。约瑟夫曾经是国际维和部队驻泰国的工作人员，他已经跟随静修大师阿纳加里卡·慕宁达（Anagarika Munindra）在精舍里学习了4年。慕宁达个头不高，总是身着一袭白衣，属于孟加拉邦的巴鲁阿（Barua）种姓，自乔达摩（佛祖释迦牟尼的俗姓）本尊时代以来，其家族成员便是佛教徒。

慕宁达曾经跟随缅甸声名赫赫的大师研习内观禅修法（小乘佛教禅修之道，并且是许多当今流行的正念冥想法的源头）。慕宁达成为丹尼尔研习内观禅修法的第一位导师，而慕宁达刚好邀请了他的朋友S. N. 葛印卡（S. N. Goenka）来精舍进行数轮10日静修。葛印卡天性乐观、大腹便便，以前是一位商人，最近做了禅修导师。

葛印卡已经成为一名冥想教师，以雷迪西亚多（Ledi Sayadaw，西亚多意为“尊者”“大师”）所创立的传统为宗旨。雷迪西亚多是一位缅甸僧人，20世纪初，他对内观禅修法进行了革新，从而使之为更多的世俗民众所接受，这也成为抵制英国殖民统治影响的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在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影响的文化背景下，静坐冥想一直是僧尼所独有的，葛印卡从缅甸尊者乌巴庆（U Ba Khin）那里学习了内观静坐。乌巴庆曾任缅甸政府审计总长，他从一个农民那里学到了内观禅修法，而这位农民曾得到雷迪西亚多的亲传。

丹尼尔沉浸于这种丰富的冥想方法中，一连修了5轮葛印卡老师的10日静修课程，约有100名同行的旅客加入了他的行列。跨越1970年和1971年的冬天的这次集会，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件。正是从这时起，正念冥想法从仅是在亚洲国家的深奥实践转变为目前的为全世界所广泛采用。后来，正是这次集会里以约瑟夫·戈尔茨坦为首的少数学生把正念冥想法引入西方。

从大学时代开始，丹尼尔就养成了每天两次、每次冥想20分钟的习惯，但是这次沉浸在10天中的不间断练习，使他达到了新的高度。葛印卡老师的方法，最初只关注呼气和吸气的感觉——不是仅仅20分钟，而是每天几个小时。这种集中练习随后变成了系统性的全身扫描，人能感受到身体任何部位产生的任何感觉。“我的身体、我的膝盖”上发生的一切仿佛成了一片直觉变化的海洋——那是意识的彻底转变。

这种变革性的时刻标志着抵达正念冥想的边界，在那里我们观察到心灵正常状态下的起伏变化，从而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洞察心灵的本原。研习正念冥想，你只会注意到意识的流动。

下一步，内观帮助我们进一步实现如何将我们宣称体验到的这些感觉变成“我自己的”。例如，对痛苦的内观，揭示了我们如何实现一种“我”的感觉，使之成为“我的痛苦”，而不只是一种从这一刻到下一刻不断变化的不适感。

在一本以过时的油墨印刷方式印成的关于冥想修行建议的小册子里，这一内在变化得到了详细解释。这本手册是由慕宁达的缅甸冥想教师马哈希西亚多（Mahasi Sayadaw）撰写的，以地下出版的方式发行传播。小册子虽有些粗糙简陋，但人们能从中找到对正念冥想及其更高境界的详细指导，从而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这本手册是以千百年来一直沿用的思想渗透方式来改变内心的，若与师生之间口传心授的教学法一起使用，可以指导冥想者达到卓越水平。

学习这本手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相信修行冥想及其实践的生活会使内心产生显著变化。从马哈拉吉及丹尼尔在环游印度时遇到的其他一些人物身上共有的品质看，这种可能性似乎得到了印证。

整个欧亚大陆的精神文学都聚焦于描述一种从日常烦恼、焦虑、自我关注、矛盾心理和冲动中得到心灵解放的方式，表现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心平气和地面对一切困难，对“当下”的感知极其敏锐，喜欢关注一切。

相比之下，仅有约一个世纪历史的现代心理学对人类潜能这一领域却一无所知。临床心理学是丹尼尔的研究范畴，专注于探寻诸如高度焦虑等具体问题，并试图将其归结于某一原因。亚洲心理学对我们的生活认识广角更加开阔，并提供了一些方法来增强我们的积极态度。丹尼尔决定，从印度回到哈佛大学后，他要让他的同事们意识到内在提升远比我们目前心理学中能想象到的任何方式所起的作用更宽泛、更重要。

就在来印度之前，丹尼尔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基于他在大学期间自己第一次尝试冥想的经历，并参考了关于这个主题的寥寥无几的英文资料，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持久的超良性意识模式的存在。从科学角度来看，一个人一天的主要意识状态是清醒、睡觉、做梦，这些状态都有独特的脑波特征。还有一种状态颇具争议性，尚缺乏强有力的科学证据，那就是心无旁骛、全神贯注的状态，即梵文中的“三昧”，是通过冥想达到的一种状态。

当时丹尼尔能够引用的文献只有一项与“三昧”有关的科学案例研究，但存在一些值得怀疑的问题：一份研究报告声称，一名研究人员用一根加热过的试管触碰一名进入“三昧”状态的瑜伽修行者，据说这名修行者的脑电图显示他对这种痛苦一直没有察觉。

但是，没有一丝数据表明人能达到比这持续时间更长、更温和淡定的状态。所以，丹尼尔所能做的只是假设。然而，丹尼尔却在印度遇到了许多能够达到或者看似达到这种神圣“觉悟”境界的人物。

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在印度文明中萌芽的所有宗教都以某种形式分享“自由”的理念，而在心理学中，我们的假设更偏向于我们所看到的。印度文化拥有“自由”人的强大原型，丹尼尔知道，这一观点可能容易引起一厢情愿的臆测，即一个完美的假象，为普遍而强大的信仰体系服务。

所以，关于这些神圣精神品质的疑问依然存在：它们是事实还是神话？离经叛道者

就像大多数印度人家中都设有神龛一样，他们的车辆上都贴有神像。如果它是一辆随处可见的笨重的塔塔卡车，司机恰好是锡克教教徒，那么神像会是锡克教令人崇敬的创始人那纳克上师（Guru Nanak）。如果司机是印度教教徒，就会有像哈奴曼、湿婆或杜尔迦这样的神像，也许还有一位司机最喜欢的圣人或上师的神像。神像使司机的座位成为移动的祭坛，那是每个印度家庭每日祈祷的圣地。

1972年秋，从印度回到哈佛大学后，丹尼尔驾驶着像消防车那样的红色大众面包车环游剑桥市，展示了自己的“神坛”。在他的仪表板上贴的是尼姆·卡洛里巴巴（马哈拉吉）以及他听说过的其他圣人的形象：俨然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斯里·尼蒂亚南达（Sri Nityananda），笑容可掬的罗摩纳大仙（Ramana Maharshi），留着八字胡须、满脸困惑的美赫巴巴（Meher Baba）及其口号——“别担心，要开心”（Don’t worry. Be happy）。这句口号后来作为歌曲被歌手博比·麦克费林（Bobby McFerrin）传唱开来。

丹尼尔把那辆面包车停在离他晚间会议不远的地方。他选修了一门心理生理学课程，以此获得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所需的实验室技能，论文研究对象是将冥想作为身体应对压力的干预措施。在威廉·詹姆斯大楼14层的那个房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坐在研讨会桌旁。理查德恰巧选择了丹尼尔旁边的座位，所以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那天晚上。

在课后谈话中，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要以论文研究为契机，记录冥想带来的一些裨益。来参加心理生理学研讨会可以学到我们所需的方法。

搭乘丹尼尔驾驶的便车，理查德回到他与苏珊同住的公寓（苏珊是理查德自大学以来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妻子）。理查德看到大众汽车仪表盘上供奉的众神像，瞪大了眼睛，感到非常惊讶，但是，他很高兴能和丹尼尔搭车同行：尽管理查德当时只是一名本科生，但他广泛阅读心理学期刊，包括晦涩难懂的《超个人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也正是在这本期刊上他偶然读到了丹尼尔的文章。

正如理查德所回忆的那样：“哈佛大学居然有人写这类论文，这让我心潮澎湃。”当他申请研究生学校时，他把这当成选择哈佛大学的几个重要指标之一。对丹尼尔来说，他很高兴有人认真看待这篇论文。

理查德对心理意识的兴趣最初是由以下几位作家的著作引起的：英格兰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国精神病学家R. D.莱恩（R. D. Laing）、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后来的拉姆·达斯等。当时拉姆·达斯的作品《活在当下》（Be Here Now）刚刚出版，理查德的研究生学习也恰恰是从看他的这本书开始的。

在纽约大学布朗克斯校区（纽约北郊）心理学系读大学期间，理查德的这些兴趣被迫转移到地下。跟随B. F. 斯金纳（B. F.Skinner）的那些忠诚的行为主义者主宰着那里的心理学系。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可观察到的行为才是对心理学的正确研究——探求内心令人怀疑，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与理解行为完全无关。

理查德选修了一门名为“变态心理学”的课程。那本教科书的作者是一名狂热的行为主义者，声称所有的精神病理学都是强化疗法（或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结果，一个理想的行为可以获得奖励，就像一只鸽子啄击鼠标右键时投给它的美味食物。理查德认为，这种观点不攻自破：它不但忽略了思维，而且忽视了大脑。理查德不能忍受这种观点，一周后便放弃了这门课程。

理查德坚信，心理学应该研究内心状态，而不是研究如何合理安排鸽子的强化时间表，所以他成了一名离经叛道者。从严格的行为主义角度来看，理查德对研究内心状态的兴趣是逾越雷池的。白天他反抗行为主义潮流，在属于自己的夜晚，他会去探索其他兴趣。他在迈蒙尼德斯医学中心做志愿者，帮忙做睡眠研究，在那里他学会了如何使用脑电图监测大脑活动，这一专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很有帮助。

理查德的毕业论文导师是朱迪思·罗丁（Judith Rodin），他们一起开展了有关白日梦和肥胖症的研究。理查德的假设是因为白日梦带我们出离了现实，我们对于身体的饱腹感暗示不那么敏感，所以继续不停地吃吃吃……研究肥胖症是因为罗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白日梦是理查德开始研究“觉悟”的方式。对理查德来说，这项研究是学习技术的好机会，通过运用生理学和行为学的方法，可以探索内心的实际情况。

理查德监测人们思绪游离或进行心理活动时的心率和出汗情况。这是他第一次运用生理学方法来推断心理过程，这在当时是一种激进的方法。

这种奇巧的研究方法将“意识”研究的元素加入另一个当时受人尊敬的主流研究中，竟成为理查德此后10年左右所从事研究的标志，而在那之前，他的冥想兴趣对于时代潮流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设计一篇论文，本身并不依赖冥想部分，但可成为对非冥想者的独立研究，这对理查德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商学院获得了第一个学术研究职位，一边在新兴的情感神经科学领域开创性地研究情感如何在大脑中运作，一边仍保持自己对于冥想的研究兴趣。

然而，丹尼尔却没能在任何一所大学谋得一份能够体现自己对于“意识”的研究兴趣的教职。于是，他欣然接受了一份新闻记者的工作，这条职业道路最终令他成为《纽约时报》的一名科学作家。在那里，他结合其他科学家的著作总结了理查德关于情感和大脑的研究，写成了《情商》一书。

丹尼尔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的800多篇文章中，只有少数与冥想有关，尽管我们俩在自己的时间里仍继续参与冥想练习，但在公开场合这个观念被搁置不提有十几年，事实上我们仍在秘密寻求深入而持久的冥想可以改变一个人心灵本质的证据。我们始终在雷达下飞行。转变状态

威廉·詹姆斯大楼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屋和哈佛校园低矮的砖石建筑之间，一幢15层高的现代主义白色板楼赫然耸立在剑桥市。20世纪初，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心理学教授，这时他从哲学的理论研究转向注重实践经验和实用主义的心灵观，心理学成为他获得重大发现的领域。詹姆斯的故居如今依然矗立在相邻的社区。

尽管有这样的历史，但作为坐落于威廉·詹姆斯大楼内部的心理学系的研究生，我们从未读过詹姆斯的任何文章，哪怕一页都没有，因为他早已不合时宜了。尽管如此，詹姆斯对学生仍是一种鼓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事了为我们的教授所忽视却令我们着迷的话题研究：意识。

早在詹姆斯时代，波士顿的业内人士便把吸入一氧化二氮（或称“笑气”，因牙医经常使用这种化合物，病人咧开嘴似乎是在笑而得名）当成一种风潮。在“笑气”的作用下，詹姆斯那些超验的时刻带给他所谓的“坚如磐石的信念”：我们正常情况下的清醒意识……只不过是意识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关于意识的所有形态，那些犹如被薄幕隔开的潜意识，则完全不同。

在指出“意识的转变状态”（虽然不是以这个名字）的存在之后，詹姆斯补充道：“不关注它们是否存在，我们可能可以照常生活，但如果给以必要的刺激，只要轻轻一触，它们就会完整地呈现在那里。”

丹尼尔的文章正是从读到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的类型》（The Varieties of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一书中的这些内容开始的，这是一个研究“意识的转变状态”的宣言。正如詹姆斯所看到的，这些状态与普通意识是不连贯的，而且他观察到，“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宇宙整体性的说法是最终的，这导致这些其他形式的意识完全被忽略了”。这些状态的存在恰恰“意味着它们防止我们过早地与现实切断联系”。

心理学的研究现状没有对此进行阐释，在心理学领域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超验主义体验。如果提到的话，它们也被贬低到不太可信的领域。在心理学的早期，自弗洛伊德本人开始，转变的状态就被当作某一种形式的精神病理学症状而被否定。例如，20世纪初，当法国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曼·罗兰成为印度圣人斯里·罗摩克里希纳（Sri Ramakrishna）的门徒时，他写信给弗洛伊德描述了他所经历的神秘状态——而弗洛伊德却把它们诊断为向婴儿期的退化。

到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经常将药物引发的状态转变视为人为诱发的精神病（迷幻剂的原始术语是“拟精神病药”：精神病模拟物）。正如我们所发现的，他们对待冥想的态度也是一般无二，至少我们系的导师都认为这种改变内心的新途径还很值得怀疑。

1972年，理查德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丹尼尔则结束他的第一次亚洲旅居（共两次）回来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当时的剑桥研究思潮也仍对意识研究有浓烈的兴趣。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当时最畅销的《意识的转变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一书收集了许多文章，介绍了生物反馈、药物、自我催眠、瑜伽、冥想以及实现詹姆斯所谓“其他状态”的另一些途径，正符合时代的精神。在脑科学中，最近发现的神经递质让人兴奋不已。神经递质是神经元之间发送信息的化学物质，如情绪调节剂5–羟色胺——一种神奇的分子，可能使我们陷入狂喜或绝望。

研究神经递质的实验室工作渗透到一般文化中，成为通过麦角酸二乙基酰第三章重塑健康人格的工具

丹尼尔的第二次亚洲之行是在1973年，对一名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博士后来说，学习亚洲文化系统以分析人类心智及其可能性，从民族心理学角度来说，显然是冒了风险的。起初的6个月，丹尼尔待在一个名叫康提的斯里兰卡小山村里，每隔几天他便去请教向智长老（Nyanaponika Thera）。向智长老生于德国，是上座部佛教僧人，主要研究禅修理论与实践。

向智长老著作的核心是一种名为“阿毗达摩”（即论藏）的思维模式，该模式展示了意识向人格重塑的方向转变的图谱和途径。丹尼尔所读过的《清净道论》和禅修手册是用来指导心智的，而“阿毗达摩”则是这类手册的指导理论。这一心理系统详细地解释了组成心智的关键要素，以及如何穿越这种内在景观，改变人的内心深处，并达到持之以恒的效果。

在向智长老的著作中，某些章节与心理学有关，尤其是“健康”和“不健康”心理状态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我们精神状态的波动范围中，突出的往往是贪婪、以自我为中心、行动迟缓、焦虑不安等类似特性。这些都属于不健康状态之列。

相反，健康状态包括平心静气、冷静沉着、持续的专注力和现实的自信心。有趣的是，健康状态的一个子集同时适用于心理和身体：愉悦感、灵活性、适应性和柔韧性。

健康状态和不健康状态相互抑制。判断进步与否的标志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是否预示着向健康状态转变？目标是建立以健康状态为主导的持久的人格特性。

当修行者沉浸在较深的定力中时，他的不健康状态会受到抑制——但是，正如深处闹市的瑜伽修行者一样，注意力会不集中，不健康状态也会随之增强。相比之下，根据这一古老的佛教心理学，不断深入的内观修行引发一种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使修行者从不健康状态中解放出来。

高超的修行者能毫不费力地稳定在健康状态中，体现自信、乐观和其他类似的人格特性。丹尼尔将这一亚洲心理学说看作一种思维工作模式，这种模式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考验，已成为一种理论，即心理训练能使人格特性发生十分积极的转变。这一理论指导禅修已有2 000多年的历史——也成为人格重塑这一概念的有效证明。

1973年夏，理查德和苏珊来到康提，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后前往印度，与葛印卡一起完成了一次既激动人心又发人深省的静修。在康提停留期间，理查德和丹尼尔穿过丛林来到向智长老幽僻的隐居处，向他请教这一心理健康模式。

丹尼尔以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身份完成了第二次亚洲之行，同年晚些时候，他回国后被哈佛大学聘为客座讲师。1974年秋季学期，丹尼尔开设了一门名为“意识心理学”的课程。这门课程非常适合当时的情况——至少迎合学生的需求。当时许多学生在课外研究致幻剂、做瑜伽，甚至还练一点冥想。

意识心理学课程一经公布便吸引了数百名哈佛大学本科生。冥想以及冥想的不同状态、佛教心理学系统和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注意力学说均涵盖在课程之内。选课的学生极多，上课地点不得不调到哈佛大学有1 000个座位的桑德斯剧场。理查德当时是三年级研究生，也是这门课程的助教。

意识心理学的大部分话题乃至课程名称本身都远远超出了当时传统心理学的范畴。因此，学期结束后丹尼尔未得以留任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那时，我们已经开始论文写作，相关研究也已经展开。理查德兴奋不已，觉得这正是他想研究的方向，正是他渴望做的事。

我们还在斯里兰卡时就开始动笔撰写论文初稿，并一直持续到丹尼尔讲授关于意识心理学的课程。我们努力说服我们的心理学同人接受人格可以重塑这一理念。虽然丹尼尔的第一篇论文论点比较单薄、实践研究不足，并且存在许多猜测内容，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如何重塑人格的模板、一个内在转化的算法。我们努力研究如何将这一图谱与当时已经存在的零散数据联系起来。

回到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后，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长谈，反复琢磨解决方法。我们谈话的地点经常是哈佛广场。那时，一家叫埃尔西的餐馆在深夜供应肉汁满溢的烤牛肉三明治，这颇受欢迎，但当时作为素食主义者的我们只在布拉特尔街上的贝利冰激凌店里吃焦糖圣代。我们在那里把能够找到的有关数据整合到一起，最终写成了一篇论文来阐明人格重塑具有极大的益处。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专注在冥想和催眠中的作用：精神生物学视角下的意识转变”（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Meditation and Hypnosis:A Psychob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这里的关键词是“意识转变”，这是我们为阐述人格重塑而创造的术语，我们将其视为“精神生物学的”（即如今称为“神经的”）转变。我们认为催眠不同于冥想，催眠只能产生阶段性效果而非根本性效果。

那时，无论致幻剂还是冥想，令人着迷的不是人格特性而是人格重塑，但正如我们在贝利冰激凌店里讨论时说的，“在亢奋状态消失后，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糟糕”。我们在随后发表的期刊论文中更加正式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们当时研究冥想如何使人发生改变，这一问题仍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惑的基础问题。一些人关注的是冥想过程中（尤其是在漫长的衰退过程中）所达到的非凡状态，但忽视了这些状态是如何转化为一种人格特性上的永久性变化，在他们冥想结束后仍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些人过于重视达到非凡状态，而忽视了练习冥想的真正意义：在一天天的冥想练习中改变自己，并达到持之以恒的效果。

最近，我们更加确信这一点了。我们根据一位长期修行者在理查德的实验室里所展示的情况，终于有机会向一位冥想大师阐述他们的冥想状态和大脑模式。当该修行者处于某种特定冥想状态，例如专注冥想或可视化冥想时，他的脑成像数据显示出每个冥想转变状态的神经分布。“研究得不错，”冥想大师评价道，“这位修行者展示出了一些体现瑜伽能力的迹象。”此处冥想大师所指的是瑜伽修行者在喜马拉雅洞穴中做的数月或数年强化冥想，而非如今颇受追捧的各种普通类型的健身瑜伽。

但是，他随后又补充道：“一个冥想者真正的标志是他能使自己从负面情绪中解放出来，自觉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清净道论》问世以来，经验法则保持不变：重要的并非冥想过程中所达到的非凡状态，而是最终你所获得的改变。

关于如何调和冥想图谱与自身体验这一问题，我们仍存在困惑。后来，我们搜集了一些科学证据，据此阐明一种假设：一次冥想“之后”的状态是下一次冥想“之前”的状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掌握的科学证据数量有限。

具体来说，“之后”是指从冥想中获得持久性变化的状态，这种变化能产生持续的影响，远超冥想练习期间的影响。“之前”是指我们所处的起始状态，在冥想开始之前的状态。“期间”指的是冥想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停止冥想时状态的暂时变化。

换言之，反复练习冥想可以重塑人格特性——达到“之后”的状态。

我们对某些生物途径的可能性感到好奇，反复的练习能稳定地呈现十分积极的人格特性，例如仁慈、耐心、有风度和坦然等。正如我们所说，冥想是一种工具，有助于培养这类有益的人格特性。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一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该学术刊物对冥想这一奇特的研究主题感兴趣。这篇论文中包含了我们关于冥想重塑人格的初始想法，尽管它的科学基础还很薄弱。“概率不是证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这方面存在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是言之凿凿的证据。

我们第一次写这方面的文章时，尚未有科学研究能提供我们需要的证据。几十年后，理查德发现十分娴熟的冥想者“之前”的状态的确同从未进行冥想训练或者极少进行冥想训练的人有明显的不同——这是重塑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具体介绍）。

那时，心理学界还没有人谈论过重塑人格这一概念。另外，我们的原始材料在心理学家看来极其不同寻常：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很难找到的古代冥想手册、我们自己在强化冥想静修中的经验，以及我们与娴熟的修行者的偶遇之交。可以说，我们是心理学界的异类或者怪人，毫无疑问，一些哈佛大学的同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对重塑人格特性的看法远远超越了当时心理学的研究范围。这无疑是项冒险的事业。脑科学证据

当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人员在琢磨一个新奇的点子时，一系列尝试由此产生，就像进化中的自然变异一样：正如一项优秀的实证研究在检验新理念时会筛选出好的假设、去除有问题的假设。

为此，科学需要寻求怀疑论者和投机者之间的平衡——投机者遍地撒网，想象力丰富，考虑“如果”。知识网络是通过测试像我们这样的投机者所想出的新奇点子发展起来的。若只有怀疑论者追求科学，就没什么创新可谈了。

如今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广为人知，他提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认为市场中新事物将破坏旧事物。我们对重塑人格的早期预感符合熊彼特所称的“设想”：一种可以为你提供进行分析的方向和力量的直觉行为。正如他本人所言，一种设想可以让你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事物，这种眼光“不存在于科学原有状态的事实、方法和结果中”。

然而，我们没什么有用的方法或数据来探索重塑人格特性，并且我们也不了解产生这样深刻转变的大脑机制。我们执意提出这一观点，但多年来缺乏关键性的科学证据。

我们认为，人们练习如何进入冥想状态的次数越多，获得的影响就越大，且这种影响深远持久，远远超过冥想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数据可以说是非常缺乏说服力，不足以支持这一观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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