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妥协——法拉奇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意)克里斯蒂娜·德·斯特凡诺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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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妥协——法拉奇传试读：

中文版序

我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离开了家，离我们而去，是我的母亲保拉，也就是奥莉娅娜・法拉奇的妹妹，一直满怀爱与无私把我抚养成人。但是在我的眼里，奥莉娅娜・法拉奇才是家中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超过我们家中另一个，也是唯一的男人――我的祖父爱德华多・法拉奇。即使有糟糕的情绪影响着她，奥莉娅娜姨妈永远都在，永远能够鼓励我们。隐藏在安宁和平静生活背后，有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她总会为我们打开。从孩提时起，我就注意到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高尚的情操、极强的原则，同时也注意到了，自从奥莉娅娜开始经历那些终极冒险后，我们的家人就表现出了强硬的反法西斯情结。我听过许多次在法西斯政权、法西斯战争时期我祖父母所遭受过的痛苦，这些故事总是能震撼和触动我。十多岁的奥莉娅娜和父亲爱德华多一起参与抵抗运动，骑着自行车，偷偷携带着传单、炸弹和勋章穿过纳粹的检查站。不仅是这样，对于我来说，奥莉娅娜也和她漫长职业生涯中所采访过的名人政客一样，都是大人物，都是闪耀的明星。我对于姨妈的深刻记忆与她深爱的两座房子密不可分：一座位于（意大利）基安蒂的格雷夫托斯卡纳乡村，另一座赤褐色砂石建筑则位于曼哈顿。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和祖父母在一起度过了我的第一个长假。我们一起等待着奥莉娅娜从她的一次旅途中归来。她的归来就像一场龙卷风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我们总是被她那些不可思议的冒险经历，和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礼物所吸引。通常，她总是能带来一些非同寻常的客人：五岁的时候，我在花园里骑在宇航员吉姆・洛威尔的背上，和我的祖父评论阿波罗号上的压缩食品；七岁的时候，我热切希望可以教女演员雪莉・麦克雷恩如何在基安蒂的树丛中找到最好的蘑菇。但是有个人最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一位反希腊政权的英雄，同时也是奥莉娅娜的搭档。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很失望：我期待的是一个希腊英雄，就像我听过的故事里讲的那样――帅气、高大的金发男人。而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个蓄着络腮胡并叼着烟斗，外表极为普通的家伙。但是他的热情与温暖很快感染了我。他和我们这群孩子玩耍，并陪我们一起捉弄家里的其他成员。我还记得，他之前为了躲过狱中的严刑拷打而玩弄了一些花样，当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伎俩展示给我们看时，遭到了奥莉娅娜非常严肃且愤怒的斥责。除此之外，对于阿莱克斯（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奥莉娅娜总是表现得很愉悦，她快乐的情绪也感染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另一座房子位于纽约第六十一大街，奥莉娅娜在这里生活了超过二十五年，她把这里装饰得颇有女性格调，几乎可以说是带有浪漫色彩。而且她总是在屋里摆放一些她从各地带回来的东西。她擅长做饭，在这所房子里我总是能看见她掌厨招待她的客人――好莱坞的明星和记者、有权势的男人女人们。我在按奥莉娅娜家门铃的时候，也许开门的就是伊莎贝拉・罗西里尼那样高贵且和蔼可亲的人；当奥莉娅娜不想接“那个烦人的首相”的电话，我就会替她去接；奥莉娅娜正在工作时，我会看到像罗伯特・德尼罗这样的人因为突然到访打扰了她而表示抱歉的尴尬场景。我正在芝加哥学习时，有一天，她邀请我去纽约过“一个轻松的周末”……一到家我就被当成临时雇用的服务生了，因为她正在和肖恩・康纳利夫妇共进晚餐！奥莉娅娜非常喜爱她纽约的这栋房子，这座城市也被她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是当她感觉她的生命快结束时，她曾问我是否愿意陪她一起回到托斯卡纳，因为她真的很希望能在自己的家中安详地离世。可惜一切并未遂她的愿。伴随着圣玛利亚德菲奥莱大教堂的钟声，她在佛罗伦萨与世长辞。

爱德华多・佩拉齐（Edoardo Perazzi）

奥莉娅娜的外甥和她唯一的继承人

文章中的相关引文，当涉及奥莉娅娜・法拉奇时，来源于她发布在《欧洲人》和《晚邮报》中的文章和采访，源自她的作品，她的声明和讲话、发言，以及有关她的作品和她的私人文件。 出版商声明享有本书的相关权利，在本图书被用于相关研究时，也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引 言

一个人被赋予用于了解事物或经历事件的时间是有限的。而这些时间就构成了我们称为生命的东西。由于它实在 过于短暂，因此，一切均稍纵即逝。

飞机航行在海洋上空，大海则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突然，光线透过舷窗射进来。“看，奥莉娅娜，是北极光。” 外甥在她耳边悄悄地说道。她没有回答。由于身体虚弱，她感到眩晕，昏昏欲睡。她坐在一个可调节倾斜度的座位上， 身上盖着自己的皮衣。尽管夏天还没有结束，她还是感到寒冷。此时是二○○六年九月四日，奥莉娅娜・法拉奇正在 飞回佛罗伦萨的路上。

她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在这种身体状况下，没有一趟从纽约始发的航班敢让她登机。她只能去求助私人飞机。 几个星期以来，她一直靠水和糖来补给营养，现在已经瘦得只有三十多公斤了。事实上，在她整个人生中，体重都没 有比这个数字高得太多 ―― 一米五六，四十二公斤。她也经常拿自己的体重开玩笑：“很多人在刚认识我的时候，都 很吃惊。而我会张开双臂，然后说：都在这了！”

是她自己要求踏上这趟归乡之旅的。五十多年来，她一直生活在纽约，但她希望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为了 避免刺激她患病的眼睛，机舱内的灯光设置得很昏暗。在她身边还有两位女医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事实上， 在整个旅途中，她都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缩成一团，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佛罗伦萨慢慢地呈现在她眼前，将她带回 到过去的时光。

01 一个不苟言笑的家庭

那件事应该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夏末，地点是佛罗伦萨的一条马路边。那一天，阳光依旧和煦而明媚，热情地邀请 着人们走出家门来到户外。爱德华多・法拉奇此时二十四岁，兜里没有什么钱。他是一名手工雕刻工人，和父母住在一起。 他梦想着有一天能移民到阿根廷，到那里去碰碰运气，在那儿发大财。他的个子不是很高，但有一张精致的方形面孔， 湛蓝色的眼睛中，透露出小伙子的莽撞和冒失。托斯卡・坎提尼此时二十二岁，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雕刻工人的女儿， 没有母亲。从小她就被送去跟着两个女裁缝工作。她们俩十分喜欢这个小女孩，把她教导成了一位落落大方的小姐， 甚至还给她找到了一位想将她带到巴黎做女舞伴的顾客。那天，托斯卡决定戴上那顶艳丽的帽子，那是一顶用红色水 果装饰的帽子，将她凸出的颧骨和匀称的面庞凸显出来。“多么美丽的樱桃啊！”爱德华多献殷勤般说道。过了不久， 在去莫莱罗山的一次远足之后，他们就有了奥莉娅娜。“妈妈总是对我说，当她得知怀孕的时候，她并不想要我。由于在那个年代，人们都以服用泻盐来达到流产的目的。 因此，她每个夜晚都服用泻盐，一直到怀孕的第四个月。但是一天晚上，当她正准备把装有泻盐的杯子送到嘴边的时候， 我在她肚子里动了一下，仿佛在告诉她：我要出去！接着哗的一声，她把泻盐倒在了花瓶里。‘你就是这样才得以出生的。’ 她对我说。”事实上，托斯卡曾梦想过另外一种生活。她想出去看一下世界，拜访那些著名的艺术家们。在佛罗伦萨 的艺术院，她有很多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奥拖内・罗萨伊，他还追求过她。“母亲说他是一个很‘健壮的男人’， 相反的，我爸爸长得很瘦小。”

当肚子越来越明显，到已经无法隐瞒怀孕的时候，爱德华多领着托斯卡回家见了自己的父母。爱德华多的母亲贾科 莫，是个因臭脾气而远近闻名的人。她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托斯卡，并极尽所能来排挤她。他的父亲安东尼奥很同情她， 但是这只能让情况更加恶劣。托斯卡早早地就变成了家中的灰姑娘。“我记忆中的一件事就是我的妈妈一边哭着，一边 搓着洗衣盆中的衣服。”这位睿智的母亲，却不得不成为家中所有人的奴隶，这些事深深地印在了奥莉娅娜的脑海中。 在她的访谈中，她不止一次地回忆道，是母亲激励着她――要有理想，有抱负。“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 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我并不想像妈妈一 样，我想为她雪耻。”一九七七年，当她获得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在感言中她这样说道：“我 把这份荣誉献给妈妈，托斯卡・法拉奇，她没能上学，因为在她那个年代，穷人和妇女都不准上学读书，而妈妈既是穷人， 也是女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她出生了，被取名为奥莉娅娜。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她的父母虽然 是穷人，却有着读书的热情，他们把她想象成马塞尔・普鲁斯特笔下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因此给她选了这个名 字。托斯卡总是这样对她说：“你不像其他刚出生的小孩那样皮肤发红，身上还有皱纹。你的皮肤很白，摸着很光滑，

美丽极了。而且，你从来不哭。所有的婴儿都会哭泣，但是你从不这样，总是沉默无声。看这儿，看那儿，你看着周围的物体还有我们，但依然沉默。事实上，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我开始害怕了。我害怕你因为没有声带因而无法发声。 我把你抱到了医生那儿，医生给你检查完，说道：‘不用担心，没问题。她会发声的。’然后他挠了一下你的脚底， 你突然发出一阵大笑。”

在皮亚焦内路的家中，也就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大家都住在一起：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还有没嫁出去的姑姑 们。在成年后，奥莉娅娜还记得家里的每个细枝末节。她把这里的一切都一一带走了：在纽约的彩绘家具，在佛罗伦萨家 中父母的床和玻璃书房，乡下家中大厅摆放的桌子。从窗户中，可以看到整座城市。首先是布鲁内莱斯基设计建造的大圆 穹顶和乔托・迪・邦多纳设计建造的钟楼，然后，远处是佛罗伦萨无数的房顶和桥梁。在一座房子中，有一张祖父的鞋匠桌， 祖父用它给全家修鞋。奥莉娅娜经常出神地望着祖父好几个小时，并自愿地去帮他。她也学会了远离自己的祖母贾科莫， 祖母总是怒气冲冲并且下手很重。奥莉娅娜把祖父安东尼奥的小房间视为自己的避难所：“爷爷十分慈祥，总是保护着我。 在一个少有人微笑的家中，他总是面带笑容。”

在奥莉娅娜之后，有两个妹妹出生了。一九三二年，奈拉出生；一九三八年，保拉出生。很久后，在一九六四年， 当女孩们都成年了，家中又收养了一个孤儿――伊丽莎贝塔。因家中没有男孩，爱德华多很快就把奥莉娅娜看作家中 的男孩。“当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十分失望，因为我不是男孩。后来，他就带我去打猎。”他教她射击，总是把她带 在自己的身边。当野鸟从田野中成群飞过的时候，就代表到了打野鸟的季节，父女两人从黎明时分就开始埋伏在猎人 的棚屋中。多年之后，奥莉娅娜还记得每个细节。清晨寒风刺骨，两人的眼睛盯着天空，连续不断的低语仿佛风的飒 飒声：“如果从左边飞过来，那就是我的。如果从右边飞过来，那就是你的。如果它们成群飞过来，那咱们俩就一块 儿开枪。一二，数到三的时候开枪。”“好的，爸爸！”

爱德华多・法拉奇是一个少言寡语的男人，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极其苛求。他把自己的长女培养成战士一 样的女人，奥莉娅娜童年最生动具体的记忆就和这种艰辛有关。那年她十五岁，正和父亲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突 然两个人被防空警报惊呆了。他们躲进了一座建筑物中。飞机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到震耳欲聋的程度。奥莉娅娜没有 勇气去抱住父亲，她躲在一个角落中，蜷缩成一团。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她啜泣起来。突然， 她挨了一记耳光，这令她无法呼吸。女孩不要哭――父亲一字一字地低声说道。在之后的日子里，奥莉娅娜经常谈到 这件事，觉得自己是从那之后，开始尽量避免在公众面前哭泣的。通常在找到理由时，她还是会哭泣――“哭泣令人舒服， 因为它可以驱散痛苦。”她这样说道――但是她很少在外人面前哭泣。

在她的人生中，另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是她的大伯布鲁诺・法拉奇，家中所有的人都叫他“多脑人”。布鲁诺 是家中的知识分子，他所属的世界和他父母的世界相距甚远，他的世界是作家的世界。他同女作家吉安娜・曼奇尼结婚， 吉安娜也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佛罗伦萨日报《民族报》文化版面的主编，还是《时代报》的总监。大伯是奥莉娅娜的第一位， 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他的忠戒：“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 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托斯卡经常去他们家做清洁工，每次都带着自己的女儿。吉安娜・曼奇尼坐在沙发上，手里翻着一本书，抽着香 烟，香烟上安着一个黑色的长烟嘴。时不时地，她伸出带着钻戒的美丽手指，在装满都灵软巧克力糖的玻璃点心盒中 拿一粒糖果。“如果你跟她要糖吃的话，你就死定了！”每次她们俩进门前，托斯卡都这样警告自己的女儿。后来，

在一本书中，奥莉娅娜回忆道，当看到自己的伯母慵懒地剥开手中的巧克力，而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仿佛自己不存在时，

那是何等的屈辱。三十年之后，从奥莉娅娜口中还是能感到她对那份歧视、那份委屈的苦涩感。然而，她也必须承认， 伯母确实十分美丽。当她穿上衣服要出门的时候，奥莉娅娜注视着她，看着她戴上皮帽和毛领皮衣。吉安娜・曼奇尼 的个子很高，也十分优雅，有着精致的面容和总是精心涂妆的大眼睛。

在家中，没人喜欢吉安娜。奥莉娅娜还记得祖母贾科莫粗鲁地把自己儿媳带来的花束扔到桌子上，嘟囔着：“什 么花不花的！还不如给我儿子钉几个衬衣扣子！”某一天，吉安娜・曼奇尼在跟奥莉娅娜和祖父安东尼奥散步的时候， 突然跨上老桥的栏杆，威胁道：“爸爸，你看着，我要跳下去！我要跳下去！”她的祖父用手中的木棍敲着路面的砌石， 不耐烦地说道：“跳吧，跳吧。你要快点跳，我还要带着我孙女回家呢。”一九三三年，吉安娜・曼奇尼离开了布鲁诺， 搬到了罗马，彻底从奥莉娅娜的童年中消失了。与吉安娜有关的东西只留下了一件：书写圆形元音字母的优雅至极的 笔迹。奥莉娅娜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抄下了她的笔迹，努力学着去模仿。她的签名――在某一天会闻名世界并极具特色―― 就是如此诞生的。

对于她来说，关于童年的回忆，无非是有关贫穷的记忆。当时没有足够的食物，永远都是母亲假装自己不饿，把 自己的那份食物分给女儿们吃。当奥莉娅娜被派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店员将身体探出柜台，以便更好地看到来买东 西的小女孩。而此时她总是感到羞耻，因为自己要买的东西实在是少得可怜：五十克奶酪，五十克果酱。“我们当时 虽然很穷，但还是很有尊严。路上的人看到我们，根本看不出我们是穷人。我们穿得总是很好，很干净。我们有一个 能干的妈妈，她会‘翻新旧衣服’，也就是把旧衣服的反面当作正面，重新做成一件新衣服。”爱德华多是一个出色 的工匠，他对木材充满热情，家中摆满了他亲手制作的家具。但是他对于做生意没什么兴趣，家中也总是没有稳定的收入。 “你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父亲是一名艺术家。”托斯卡总是这样反复和女儿们说道。

从小时候开始，家中的一件家具就一直吸引着奥莉娅娜，这是一件从很久之前留传下来的神秘物品――一个古老 的嫁妆箱，上面有精致的雕刻、狮爪支足和铁制手柄。在家中，所有的人都称它为伊德布兰达的嫁妆箱。这是一个祖 先的名字，人们说因为她是异教徒，所以最后被烧死了。奥莉娅娜坐在那里，注视着它，一坐就是数小时，边看边幻 想着。一个恰当的时机，她打开了这个箱子，满足了她多年来的好奇心。箱子里装着这个家族的各种老古董，既混乱 又充满神秘感。一本识字课本和一个算盘，一张法国医生的配方，一架无尾的诗琴，一个陶土烟斗，一副夹鼻眼镜， 一份加泰罗尼亚护照，一枚古钱币，一面缝制的三色旗，拿破仑时期一名因为寒冷而死在俄国的士兵写的最后一封信。 每一件物品都能激起她无穷的问题。当祖父母谈起这些物品的时候，她终于能够从这些满载承诺但支离破碎的片段中 抓住线索：即使在疯人院，蒙特塞拉特还是演奏着他的诗琴……卡特里娜使用巴比特医生的处方，拯救了所有的城郊 居民……乔巴塔从战争中归来，脸庞已被炮弹毁容。

后来，在一九四四年某个夜晚的一次轰炸中，这个嫁妆箱和家中其他的一切都被炸毁。奥莉娅娜一生都为这个损 失而惋惜流泪。当她成年后，她请求父亲重新给自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嫁妆箱，她将它带到了自己在美国的公寓。一 些信件――由一名自愿参加第一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的前辈在库尔塔托内和蒙塔纳拉写就――因为奥莉娅娜把它们抄在 了自己的课本上，得以留存下来。从那时开始，奥莉娅娜明白了每件物品都能够讲述也都能够成为一个故事、一段历 史――只要人们学会倾听。

一九三四年，当爱德华多・法拉奇因为胸膜炎而病重的时候，家中境况更加捉襟见肘，他们全家搬到了卡尔米内广场的一间地下室居住了一年。奥莉娅娜透过窗户和窗外的铁栅栏，注视着来往行人的脚步，以此为乐。父亲因为病重，

变得十分虚弱，几乎整日待在床上。来探望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加入法西斯党，这样可以帮他谋得一些生计，但是 他并不想这样做。“我看着在床上的爸爸，他已经烧得很严重了。他边咳嗽边说：‘不，永远都不可能。’”在家中， 所有的人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有一天，甚至连老安东尼奥也被逮捕了。“那时候爷爷已经七十八岁了，他总是在街 上和法西斯分子吵架。那天他喊道：‘墨索里尼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就这样，他们逮捕了他，把他带到了法西斯 审判处，将他关进了贮藏室，准备审判他。奶奶去为爷爷辩护，但是没多久，他们也把她逮捕了。”

在这个家庭中，反抗强权一直是一种传统。奥莉娅娜总是用一种钦佩的语气谈论着自己的外祖父――奥古斯托・坎 提尼，他死于穷人医院，死的时候身无分文。外祖父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不去参加战争，他很早就做了逃兵。 在他眼中，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争吵毫无意义。“其他的孩子们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崇拜氛围中成长，所有的人都 经历了‘一战’的神圣洗礼。但是相反地，我听到的却总是关于作为逃兵的外公的故事。妈妈曾经自豪地说：‘我的 父亲是“一战”的逃兵。’就像另外一个人说‘我的父亲是“一战”的英雄’一模一样。从小，她就入神地听外公唱 年轻时的革命国歌：‘当我们还在一块儿，那就应该，打倒贵族，颁布新法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太阳不再闪耀，你 们无论如何也将会被屠杀。’”

在爱德华多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注册成为社会党的一员。一九二三年，在同法西斯行动队的一次相遇中，他还负了伤。 一九二九年，他开始同正义与自由的地下秘密印刷组织合作，并和城市中的其他反法西斯志士取得联系。托斯卡的想 法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尽管她从来都不去参加公众集会。“对于妈妈来说，政治是男人的奢侈品。为了让我们能够活 下来，让我们有吃的，让我们有地方抵御严寒，让我们能够学习，她是如此繁忙，以至于都没有时间来给我们解释为 什么墨索里尼是坏人。但是对于她来说，他是坏人，这就足够了。”对于奥莉娅娜来说，爱德华多和托斯卡就是她心 中最早的两位英雄，他们两个深深影响了她这一生和对勇敢这一概念的定义。“我非常幸运，能够由一对勇敢的父母 抚养长大。他们无论是在实际行动中还是在精神品质上都十分地勇敢。爸爸是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而妈妈比起爸爸 来也毫不逊色。”

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奥莉娅娜就长期被寄养在自己的姑姑丽娜家中，她的这位姑姑没有儿子，嫁给了一个非 常富有的男人。和她一块儿，奥莉娅娜认识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马尔米堡的度假生活，称呼她为小姐的女服务员，来 自罗比吉利奥糕点店的糕点和茶饮。春天，姑姑让裁缝为她做了一套黑色天鹅绒长连衣裙，然后带着她去欣赏佛罗伦 萨的五月演奏会。相反地，她并不喜欢自己的姑父，因为他喜欢动手打人。此外，她的姑父还是一名法西斯党徒。“在 他的卧室里有一根木棍，我一直不明白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它的用途。那天他带着这根棍子去了 瓦尔达诺，回来的时候，棍子上已经沾满了血迹。‘知道这些血是谁的吗？’他跟我说，‘是药剂师的。我们给他好 好上了一课。对这些玩意儿，我们会给他们好好地上一课。’我跑到卫生间大哭了一场：他也把我的爸爸叫做‘玩意儿’。 他相信那些玩意儿存在于民主中，存在于法国和英格兰！爸爸永远也不知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出色 的男人。”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佛罗伦萨的路上随车队游行，奥莉娅娜也和姑姑一块儿去看了这场游行。路上 全都是红色的百合花旗帜及黑色的纳粹党徽标志。乌云在空中集聚，笼罩着整个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奥莉娅娜的童年也将就此结束。

02 一个饥寒交迫饱受恐惧的女孩

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在她记忆中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当奥莉娅娜和妹妹们正在阳台上玩耍时，她的父亲突然 反常地提前回到了家中。爱德华多神色慌乱，他把夹克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大声喊着：“那个疯子宣战了！” 托斯卡在厨房里，继续准备着午餐。只是，她更加用力地拍打着锅，因为气愤，她已经破音：“流氓！懦夫！杀人犯！”

这场战争是奥莉娅娜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我是在战争中成长的。从小我看到的就只有战争，我听到人们谈论的 也全是战争。”在她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事情就包括那一次次的轰炸，特别是对佛罗伦萨惨无人道的轰炸。飞机的轰 鸣声充斥在空中，仿佛一头可怕的怪兽在吼叫，火焰照亮了夜空，避难所满是哭泣和祈祷的人们，而每到此时，母亲 总是告诉奥莉娅娜不要害怕。“那些轰炸我一次也没有错过：可能是命运戏弄我吧，我总是会恰好遇上。不过，幸好 我安然无恙。在那段时期，我总是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甚至是可以称为非凡的运气。”奥莉娅娜还记得一位老人，是 她家的一位邻居，当人们都跑向避难所的时候，他跌倒在路上，但是没有人停下来扶上一把。她还记得那位被法西斯 分子枪杀的修士，也还记得被送往梅尔卡塔里瓦尔迪佩萨乡下与祖父母生活的那几个月的日子。“那时的我，是一个 已经习惯了寒冷、饥饿和恐惧的小女孩。”多年后的某一天，在德国的一次演讲中，她如此说道。

从一九四三年九月墨索里尼政权倒台，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 , 佛罗伦萨被盟军解放，由于和游击队员之间的联系， 这一年的时间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次抵抗运动让我明白了我是谁，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政治。就像圣灵降临在使徒们身上一样，这次抵抗运动 也这样自然而然地与我联系在了一起。”她的父亲在伽利略手工作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还领导了一次反法西 斯运动。然后他就加入了地下组织，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员，继续进行斗争。如往常一样，不论到哪儿他还是把奥莉 娅娜带在身边，即便托斯卡在抗议。“虽然她极为痛恨法西斯主义，但这种仇恨还是无法与害怕我发生什么意外的那 份恐惧相比。”托斯卡经常责备她的丈夫：“居然利用一个小孩子！”但是抗议毫无成效。“就算她只是个小孩子， 那也需要这样做！”父亲总是用责备的语气说道。为了避免自己的妻子太过伤心，当他派自己的女儿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爱德华多并不会通知自己的妻子。在附属于行动党的正义与自由公民组织中，他们两人都是核心般的人物。

在抵抗运动中，奥莉娅娜的化名是艾米利亚。她在学校的哲学课老师玛格丽特・法索罗，现在也和游击队员一同 参加斗争，法索罗给她选了这个名字。奥莉娅娜非常机敏，富有想象力，经常被委派出去执行通讯员的任务，去寄送 宣传画、日报、信件，有时还送武器。如果需要派送一枚手榴弹，她会先将生菜的菜心掏空，然后将手榴弹塞进去， 接着把它放置在自行车筐中。如果需要送一些信件，她会先把信件折叠到最小，然后将它穿入自己的辫子中。有一天， 当骑着自行车带着一捆地下日报时，她突然从车子上跌落，珍贵的日报散落一地。她迅速地将散落的报纸收起来，一 边收一边观察周围，但是没人注意到她。一个像她这么小的孩子，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十四岁还要小，并不会引人注意。

同父亲一起参加抵抗运动的成员中，也有一些在以后被载入意大利历史的人物：恩佐・恩里克・阿尼奥莱蒂、特 里斯塔诺・科迪尼奥拉、卡洛・福尔诺、玛利亚・鲁伊基亚瓜伊塔、内罗・特拉官第、保罗・巴瑞莱、莱奥・瓦利安尼、 乌戈・拉玛尔法、埃米里奥・鲁苏。奥莉娅娜经常在特别紧张的局势下遇到他们，也会专心地观察他们。比如，她还记得， 藏在皮蒂宫前面一所公寓的卡尔洛・莱维。有一天，父亲派她去给他送一把手枪和一些食物。卡尔洛・莱维小心翼翼地给她打开半扇门，并没有让她进去，她能看到房间里装满了书。他打开她从门缝递给他的包袱，然后拧了拧鼻子。“这把左轮手枪是给女士使用的，我不要。”他对她说道，“还有这些你给我拿的食物……没有其他的吗？”奥莉娅娜并 不胆怯。她迎着他的目光望去，告诉他说，为了能给像他一样的地下成员提供补给，家里的人得从牙缝里省下这些食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个夜晚，爱德华多・法拉奇带着两个伪装成铁路工的陌生人回到了家中。他们分别叫奈杰 尔・伊特维尔和戈登・布坎南，两人都是英国士兵。他们来自阿雷佐附近的拉泰里纳防区。他们和其他的犯人一块儿 上了一辆直通德国集中营的军用列车，在佛罗伦萨隧道入口处，两人跳下列车逃生。奈杰尔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神色 十分坚定。戈登则比较年轻，也显得比较慌张。他就像是一个小孩，但是长得太过匆忙。戈登的脸上透露出一种长时 间没有吃饭的饥饿神态。他们被安置在奥莉娅娜的房间中，然后她则搬到走廊里去睡。夜晚摆钟聒噪地报时，吵醒了 奥莉娅娜。月光在墙上绘出了令人恐惧的图案。她想她的小房间了，想她那带着白色花边的被子和仔细摆放在书架上 的课本。

两名士兵待在他们家中整整一个月。他们从来不出门，为了不让邻居生疑，他们的百叶窗也整日关着。奥莉娅娜 和他们一块儿度过了很长时间，用她那并不自然的英语问他们一些问题。她被这两个男人吸引住了。他们所来自的国 家那里有自由，还有那些她父亲整日挂在嘴边的东西。成年后，在自己的小说《战争中的佩内洛普》中，她为读者讲 述到，其中一位士兵成了女主人公青春时期的初恋，尽管这份初恋因为战争的悲剧而消失殆尽。小女孩开始频繁地到 他的房间中去找他聊天，她靠着他坐在床上，整整一个下午都听他讲述。他抚摸着她的脸颊，对她说她美丽极了。可 是有一天，悲剧发生了。当另一个士兵发现两个人在床上抱成一团的时候，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冲着自己的同 伴发火。她从房间中逃了出去。在门外，还能听到身后屋内因为争吵而相互吼叫的声音。母亲用一只手堵住她的嘴巴： “你们这是造的什么孽？！”

当抵抗运动传来好消息，也到了两个士兵可以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了。奥莉娅娜和父亲陪同他们前往蓬塔谢韦地 区的阿科内，以便在那里将他们两人托付给当地的游击队员，他们将帮助两人穿越前线。从佛罗伦萨到阿科内的四十 公里的旅途漫长而又危险。骑着自行车，路上还有被德国人拦截的危险，那些德国人，对于帮助敌军的人会毫不犹豫 地开枪射击。在一处路卡，一名士兵从自行车上跌落下来。“叔叔！快起来叔叔！”奥莉娅娜这样乞求道，以避免德 国人注意到他们。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她和那位年轻士兵的永别。小女孩没有勇气去拥抱他。她只是说：“如果战 争结束了，你要记得回来。”他回答道：“战争肯定会结束的，我也肯定会回来的。”一滴眼泪缓缓地从她的脸庞滑落：“你 记得吗，爸爸？你也在这儿的，爸爸。当眼泪滑到他的领子中，他转过身，离开了那里。我望着他离开，金黄色的头发， 干瘦的身体，毫无警惕感，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孩子。而我的童年，在那一刻，突然就结束了。我结束了我的十四岁， 也学会了如何去原谅。”

在那之后数月里，他们再也没有两人的消息。一天，父亲的同伴来到家中告诉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人在前线活了下来， 而另一个人已经死亡。但到底是哪个人死了，他无法告诉他们。直到一九九三年，在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的帮助下， 奥莉娅娜才得知有关两人遭遇的更加详细的信息。奈杰尔和戈登并没有马上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他们留在了托斯卡纳， 并组织了一支十五人的游击队伍。一九四四年五月四日，奈杰尔在诺尔恰附近被德国人逮捕并遭枪杀。六月十四日， 当戈登正准备破坏德军撤退要经过的桥梁时，也被当场抓获。但是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天之后，游击队员解放了 这个地区。奥莉娅娜长期寻找关于他的消息，她寄信到英国，到澳大利亚，但是毫无收获。他们所在的部队――苏格兰德兰士瓦第二联队――档案中唯一的相关痕迹，就是由英国政府颁发给戈登和已经去世的奈杰尔的奖章。

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封在他们离开之后寄来的信件。那封信用英语写在一张皱皱巴巴 的纸上，上面的落款日期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亲爱的奥莉娅娜，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已经离开了。我知道 你的父亲在圣诞节前会来阿科内，所以我现在给你写了这封信，因为在旅途中我们就没法给神父写信或者寄明信片告 诉他事情的进展了。如果你父亲到达时还能遇到神父，那他应该就会有我们的消息。等英国人到了佛罗伦萨的时候， 我会再给你们写信的。请你代我感谢你的父亲，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或许过些年， 我们还会相见，我也十分期盼能重回意大利。明天早晨我们就出发了，希望到时不会下雨。我知道，这次的旅途将会 十分艰苦，但也并不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我相信你们都会想我们的，也会为我们祝福和祷告。拥抱你，并向你的 家人们致以我最真挚的问候。奈杰尔。”在这下面，还有另外一行，仅仅是一句话：“戈登将他的爱献给他的小妻子。”“在那个年纪，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第一次爱上了一个人，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之后的一次访谈中， 当谈起那段往事时，奥莉娅娜如是说。对于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有多少是确实发生过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能确定的是， 在那个年纪，有一些观点已经成形，并将伴随其一生。比如，关于勇气，在奥莉娅娜看来，这是一个男人的最高品德。 成年之后，她觉得自己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爱上的男人。“对于我的所作所为和所见所闻，我都使用这把尺 去衡量：甚至是爱情，我的上帝。我现在已经是女人了，但是我浪费了青春时期的前几年，整日将这些男人和我所知 道的那些英雄作对比：他们完全不像我心中的英雄们，因此我将他们全部拒绝了。恐怕很少有人会因为一份记忆或者 说是一次误会而如此纠结。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小说中，她还讲述了家中招待的另外一名士兵的故事。那是一名俄罗斯人，她详细地对他做了描写。他很胖， 因为太胖以至于制服上衣的扣子经常绷开。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当他看苏联地图的时候，脸上满是深深的苦怨之情。 他低声道：“妈妈……”奥莉娅娜讨厌他，因为他取代了戈登的位置。戈登还活着，而这时候年轻的士兵毫无音信。这 个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奥莉娅娜的私人文件中，还保存着一张他用语法不通的意大利语写的留言：“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就要胜利了！我们四个人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了！在建设完我的国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痛打德国人。致敬 并致以我的问候。你们的朋友弗拉基米尔。”

一九四四年二月，爱德华多・法拉奇在一次因为告密而引发的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当他正准备去地下秘密储藏 室取材料的时候，他们挡住了他的去路。晚上，看到自己的丈夫没有回来，托斯卡一边哭一边准备晚饭。为了安慰自己， 她嘴里还一直重复着：“他应该是有事情要做。”第二天早晨，围捕的消息已经满城皆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看到了日报上的标题：恐怖主义头目已被逮捕。”奥莉娅娜之后谈道。托斯卡去法西斯军队审问犯人的地方打听消息。 那里的头目马里奥・卡利塔接待了她，并告诉她回去准备好丧服，因为第二天黎明，他们就要枪毙她的丈夫。后来的 日子里，奥莉娅娜也多次谈及托斯卡的反应。她把这作为母亲最富勇气的例子。“我经常问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才会做出她那样的反应。答案总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妈妈是一种怎样的反应。那一瞬间，她一动也不 动，仿佛被雷击中一般。然后，她慢慢地抬起自己的右胳膊，用食指指着马里奥・卡利塔，她对他以‘你’相称，仿 佛他只是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声音很平静，吐字清晰：‘马里奥・卡利塔，明天早晨六点我将会按照你告诉我的去做。 我会穿着黑色的衣服。但是，如果你也是从一个女人肚子中生出来的话，那么告诉你的母亲，要像我这样做。因为你 的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托斯卡那时候已经怀孕了。她回到家中，突然感到不适，接着就失去了肚中的孩子。

事实上，爱德华多・法拉奇并没有被枪毙。他们长期拷打审问他，期待能够让他说出同伙的名字，但他选择沉默。

他之后也再没有提起过这段日子。相反地，监狱中的一些同伴，在之后审判马里奥・卡利塔的时候，详细地描述了他 们的遭遇。“我半裸着身子，他们将我放在一条长凳上，仰卧躺着，然后把我的脚和前臂绑在栅栏上，并蒙住我的眼睛，” 在一份证词中，奥莉娅娜读道，“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留下了被绑住的我。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感到有东西在碰我 的腹部。然后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在燃烧，好像他们在我身上放了一把火一样。那实在是太痛苦了，我大喊起来， 感觉要疯了，并晕了过去。我无法忍受这种折磨，然后就决定签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并不满意，还是继续让我经 受这种折磨。终于，他们停止了对我的折磨，我看到他们之前在我的肚子上放置了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种动物， 一种类似于蟑螂的动物。箱子紧紧地和皮肤连在一块，箱内的动物，为了找到出去的路，只能去咬眼前的肉。”

在经过审讯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被转移到了木拉特监狱。五月份的时候，他被释放出来。在奥莉娅娜看来， 这多亏了她母亲的努力。多日以来，托斯卡都在寻找证据，为自己的丈夫辩护。她并没有找到证据，但是她发现了更 加有效的东西：一份以前的反法西斯起诉状，起诉对象正是其中的一位审判官。她利用这份起诉状，威胁了审判官， 他也就不得不帮助一下狱中的这名犯人。托斯卡带着孩子们去监狱看望丈夫。“我们来到了监狱，带着装满食物的包裹。 但是守卫马上就将我们的食物拿走，并将我们和其他人赶到了一个肮脏的房间中――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一张长桌 子，桌子后面站着大概十二个人。在他们中，有一个人的面部已经严重地肿胀，并且布满伤痕，嘴唇发紫，一只眼睛 已经无法睁开。没有人在他前面坐着，因此我们就坐在了那里，在一片死寂中等待着父亲的到来。在我们等待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传来：‘我的宝贝们，你们怎么都不跟我打声招呼？’那是我父亲的声音，这声音来自那个因 为面部变形，没有被我们认出的男人。然后我的父亲说道：‘不要担心，看着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什么也没说，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最多也就是把我送到德国的集中营罢了。’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问我的母亲：‘妈妈，为什么？’ 她骄傲地回答道：‘因为你们的父亲参与了政治，他之所以斗争，是为了让世界更加美好！’”

一九四四年夏天，战争的前线渐渐逼近城市。轰炸毁坏了整个社区。奥莉娅娜跟着全家躲到了郊区的一座修道院 内，那里还躲着其他的游击队员。有一天，纳粹法西斯的卡车转到了这个地区。大门被人用脚踹开。当时奥莉娅娜刚 好把行动党游击队员的名单给毁掉。那是一份绝密名单，上面有很多成员的名字和他们的住址。他们把这份名单交给 她保管，她把它藏在一颗南瓜中。然后，很多事情在一瞬间发生。“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记得那种卡车的噪声， 还有他们叫嚷的秽语：‘我们对女人也毫不客气，因为我们穿的是黑色的衣服。’还有他们的大皮鞋在走廊上发出的 扑通扑通的声音。此时爸爸已经从花园逃走。他们拍打着我们的房门，门被打开，他们冲了进来，然后就是一阵机枪 扫射带来的叫喊声和哭号声。”父亲从窗户逃走，把通知躲藏在建筑物另外一个大厅中两个犹太士兵的任务交给了她。 但是已经太晚了，因此，两名士兵躲到了庭院中的一口枯井中，并请求奥莉娅娜帮他们两人盖上井盖。但是对她来说， 井盖太沉了。“或许他们看到了我，这也暴露了两个人。通过德国人那夸张的笑容，我和妈妈明白了他们已经发现了 那两个士兵。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忘记，当他们发现两个犹太人的时候，那夸张的大笑。”

佛罗伦萨最后的战役在八月份打响。数日的时间里，人们以每间房子为堡垒参加战斗。整座城市都没有了电，也 没有了水，每一片土地都被德国人的炮弹所炸毁。连阿尔诺河上的桥梁也没能幸免，被城市周围架设的德国人的迫击 炮摧毁。八月十日和十一日夜晚，最后一批德国空降兵撤退。“他们身上全是泥浆，他们非常渴，在每一扇窗户下，

都叫喊着‘水！水！水’，然而窗户还都是紧闭不开。他们就用冲锋枪枪托砸碎玻璃，再登上他们的卡车。”

八月十一日清晨，奥莉娅娜拿着带有“正义和自由”字样的红色手环分发给游行的游击队员们。但是由于匆忙， 她被绊倒在地。手环也洒落了一地。兴高采烈的人们捡起手环，戴到了自己手腕上。“上帝啊，我当时是多么年轻啊！ 我就是一个孩子。在指挥站，有人给了我一耳光。那些珍贵的手环都被戴在了这些人的手上，所剩无几。这些人，往 好的方面说，没有为反法西斯斗争事业做出什么贡献；往坏的方面说，他们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者。”

现在，这座城市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她也可以和全家人团聚了。她的家已经被炮弹轰炸得残缺不全，在花园里还 有一个巨大的弹坑，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她那一刻的喜悦：“那是一个周日，我轻快地走在路上，十分高兴。我穿 着妈妈刚刚缝好的白色连衣裙，穿着白色的鞋子，小心翼翼地走着，寻找着落脚的地方，好避免青草弄脏我白色的鞋 子。我被喜悦冲昏了头，仿佛在过复活节一般。因为战争终于结束了。”佛罗伦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尽管如此，街 上还满是庆祝的人们。奥莉娅娜出去看在城市中列队的美国人。她感觉美国人好像都很高大，摄取营养的状况很好。 他们当中有人拽她的辫子，也有人给她一些巧克力。虽然她知道母亲会因为这个而责备自己，却还是害羞地收下了巧 克力。托斯卡性格比爱德华多要温柔，但是她也一直把奥莉娅娜当作成年人对待，告诉她生命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只有刚毅不屈才能获得胜利。“有一天，当我走在石子路上的时候，妈妈冲我喊道：‘勇敢点，往前走！’‘过来接我， 这里都是石子。’我回答道。妈妈又说：‘世界充满了这种石子，你会很快发现这一点的。’”

一名美国士兵成了她父亲的朋友。由于他的名字发音太过拗口，因此在家中，他们就称呼他俄亥俄，这也是他出 生的地方。他经常在晚上来到他们家，带着一大片白面包，然后留下来吃晚饭。对于战争，他能自言自语说上好久。 对于法拉奇预备下一餐的仅有的那些面点，他也吃得所剩无几。当他走的时候，托斯卡摇着头，重新收拾厨房：“看， 所有的美国人都给人们赠送食物，但是这个家伙，只带来一点面包屑，却来吞咽我们所有的食物。”当自己的丈夫将 祖父的大怀表赠送给这个美国人的时候，托斯卡尤其生气。爱德华多十分钟爱这件家中珍品，但是当俄亥俄离开，将 自己的手表送给他，郑重地说了一句“纪念俄亥俄”的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做，并对俄亥俄也说了一句“纪念佛罗伦萨”。 多年之后，当奥莉娅娜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母亲对她说：“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令人讨厌的俄亥俄，如果你能够找 到爸爸的那块大怀表，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在城市被解放之后，爱德华多・法拉奇成了行动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主要负责工会活动。他是佛罗伦萨市民组 织的奠基人之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还担任《劳动自由》日报的主编。家中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行动党并投身到重 建工作中：父亲、大伯布鲁诺、法拉奇家族和坎提尼家族的很多亲戚。他们的名字都被存在佛罗伦萨抵抗运动的档案中。 在《高中生》中，还注册有奥莉娅娜的名字。她作为行动党的附属组织――意大利女子联合会的书记员在此工作了很 短的一段时间。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她在意大利军队退役。能够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斗，她感到十分自豪。当她得知，在退役 的时候，她将会领到一万五千六百七十里拉的补贴，她并不知道要用这笔钱做什么。事实上，她说，她只是尽了她的 义务。她接受了这笔补贴，给自己和妹妹们买了新鞋子（家中没人穿过体面的鞋子，而父母并不想要体面的鞋子）。 随后，她注册进入了行动党青年联合会，这也是她唯一加入的政党。“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政党，完全是由普通人组 成的，其中并没有士兵。我相信我大概是里面唯一的士兵了。”在一次政治集会中，作为抵抗运动最年轻的代表，她 被要求登上舞台，对着人群演讲。她身着一件红白格的小连衣裙。“我还记得那个麦克风和开场白：‘佛罗伦萨的人们，

正在跟你们讲话的是一个小女孩！请你们听听我们年轻人的心声！’后面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完全处于惊呆了的状态。”

03 一个装满书籍的家

她从小就痴迷于文字。每一页文字都仿佛在向她讲述着故事，字里行间都能引发她无穷的想象。“在我小时候， 妈妈会买来一捆捆的毛线，通常我们用纸壳做团蕊，然后将毛线转成线团。这个纸壳可以是一张白纸，可以是一张报纸， 也可以是某个店主的一张记账单。因此，每次我都会看着毛线团一点点地变小，当看到逐渐变成毛衣时，我无法抑制 自己的好奇心：‘这次会用什么做团蕊呢？’线团用尽后，我会一把抓住纸壳，急匆匆地将它转过来。我想说的是， 有的时候会是一张什么都没有的白纸。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都会十分失望。但是，如果纸上有字的话，我会马上将 它递给妈妈，让她给我读上面的内容，我会如痴如醉地听着她所讲述的故事。就算是店主的记账单，她也能给我讲出 一段故事。”

奥莉娅娜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的：“家庭成员都很喜欢读书，为了能买得起书，我们分期承担买书的费用。 对于像我们这种出身，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我的双亲会对文学富有热情，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们很穷，但是家 里装满了书籍。因为就像其他人对他们俩的评价那样，爸爸和妈妈有‘阅读的恶习’。就这样，家中总是装满了书籍， 这些书也是家中的神圣之物。因为它们很奢侈，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文化。”成年之后，她动情地谈道，在她看来， 父亲死后留给她的两套带有古斯塔夫・多雷插图版《圣经》，是最有价值的物品。

被重新命名为“书房”的小客厅成了家中的图书馆。在书房中，最神圣的地方就是那个书架，上面摆放着爱 德华多喜欢的书籍。正是这个装满书籍的房间成了奥莉娅娜小时候的卧室。她的床是一张“微小”的沙发。在书 架上，庄严地摆放着一本封面上印有蒙纱女人的书，这本书一直深深吸引着她，令她无法呼吸，它的名字是如此神秘――《一千零一夜》。书中的故事是她在童年时期所知道的所有童话故事了，这些故事陪伴了她一生。成年之后，她从未 停止购买新版书籍，她所买的通常都是当时的珍藏版。“那个安装有玻璃门的书架是我的禁区，妈妈从来不让我打开它。”九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获准去触碰它。那时候， 她已经患病数日，因为发烧不得不躺在床上。她感到厌烦，因此想找一些新东西来读。最终，母亲打开了它，递给她一本书。 那是杰克・伦敦的作品――《野性的呼唤》。从第一行文字开始，奥莉娅娜就爱上了大狗巴克，也深深地被它那为了 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所吸引。她把整夜的时间都用来读这本书，母亲在床上向她抱怨：“关了灯！你能关了灯，然后去 睡觉吗？”多年之后，她也谈及对那本读物的喜爱之情。“巴克为我上了一堂课，这一课是关于战争、游击和生命的。 仿佛它在看着我的青春，那青涩的季节，带着我向希望或者是努力的方向前进：一个勇于反抗的女人，不能容忍任何 形式的命令。其他人心中的英雄，大概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我的英雄则是一条狗。”

如果巴克是她的第一位英雄，那杰克・伦敦就是她的第一位偶像。她的母亲用了数小时的时间为她讲述了他的冒 险生活――在美国流浪，在阿拉斯加谋生，还有横穿海洋的壮举。相反，在他的大伯布鲁诺看来，杰克・伦敦是一位 写了很多，但是没有好作品的作家。奥莉娅娜在这样一个作家身上浪费时间，这让他十分生气。奥莉娅娜奋起反抗：“我 喜欢。就算他写的作品很差，我也喜欢。我崇拜他的创意，也崇拜他的智慧。他从一个主题遨游到另一个主题的能力 让我痴迷。至于作品的无条理、支离破碎、思维混乱等问题，这令他能够涉猎的范围具体到各个方面：从狩猎到政治， 从科幻作品到社会学作品。”在她看来，杰克・伦敦就是作家型记者的化身，能将好奇心和冒险融为一体。她的大伯经常向她谈及《晚邮报》的记者维吉尔・利立，他数次周游世界；或者是库尔齐奥・马拉巴特，他从来没有缺席他所处时代中的重大事件。奥莉娅娜安静地听着他讲述这些故事。 在她六七岁的时候，她开始考虑当一名“作家”（她总是直接说作家，而不是特别说明是女作家）。这是她内心里一直存在的想法，她十分确定。但是在家中，所有的人都对此摇头。“噢，作家，作家！你知道要成为一名作家， 并以此为生，需要读多少书吗？”母亲一直重复着，并跟她说杰克・伦敦艰辛困苦的生活，他总是干着断断续续的工作， 经常食不果腹。大伯布鲁诺高声斥责她：“首先需要维持生活，然后才能写作！你现在连生活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想 要写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告诉她说，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作品，是因为他是一名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 了维持生活，只有靠赌博去赚钱。“因此，他们一块儿努力，为了让我泄气和退缩，给我灌输着写作属于有钱人或是 老者的这种思想。所以，我不能去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我不但贫穷，又太年轻。”于是她相信了，她应该等到合适的 年龄，经济条件得以保障后，再考虑当一名记者。这一妥协看起来似乎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

她读遍了家中能找到的一切可读的书籍。起初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读盎格鲁－撒 克逊人的作品。美国人的作品，她从赫尔曼・梅尔维尔开始读起。英国人的作品，她从莎士比亚开始阅读，这也是一 位深深影响了她的作家。至于法国人，她只对普鲁斯特感兴趣。尽管奥莉娅娜只是一个自学者且学习起来毫无系统性， 但她还是奇迹般地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她读了大量的书，也做了很多的写作练习。“我找到了很多书，上面全是荒 诞的短篇小说和古怪的童话故事。这大概是妈妈给我放的吧？”多年之后，在一次采访中，她这样谈道，“我觉得妈妈 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她那纯粹的对文学的渴望，她来自一个贫苦的艺术家家庭，这种渴望出现得十分自然。因为她 存在一种强烈的雪耻欲望，她一直激励着我去读书。是的，我认为妈妈就是把读书、文化视为一种帮助她在这个社会雪 耻的途径。”

在做完家务之后，托斯卡坐在奥莉娅娜身旁的沙发上安静地缝着衣服。奥莉娅娜在一旁写作，纸张逐渐堆积起来， 她也完全沉浸其中，仿佛用这些文字，能够创造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那段时间她的一个笔记本中还留有她那圆形的笔 迹，她用铅笔写道：“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节日总是让人感到忧郁。特别是在下午，远处的钟声慢慢响起，听 起来是多么地悲伤。就像现在一样：一缕严冬的薄雾，寒冷的空气，一道银白色的亮光，没有太阳，公鸡沙哑地歌唱着； 梨树叶都已经凋落，留下被严寒冻得僵硬的光秃秃的树干；泥泞的菜园里，被雨水打湿的卷心菜上遍布着毛虫咬出的 虫眼；因为撞击，笨钟发出嘈杂但仍然引人入胜的声音。对于我来说，这所有的一切营造出初冬时一个周日下午的氛围。 如果我是一名诗人，或者至少是一名有文化的学者，在这个时刻，我还能写出点东西，或者写出点艺术作品。但我不是。 我只能去感受，去思考，去描述。”

没能得到机会去读书的托斯卡，一直激励奥莉娅娜要去读书。“做一个一无所知的人，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她警告道，“当你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会蛮横地对待你。”她总是要求奥莉娅娜拿到最高的分数。在小学和初中， 奥莉娅娜是班上的优等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家中，她大声朗读自己写的文章。她的这些文章也经常能获奖。对 于她这个年纪来说，她严谨得让人恐怖。她自律、内向，一心想要做到最好。她的一个邻居还记得――当她骑着那比 自己高许多的自行车去学校的时候，用力蹬自行车的模样。“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的坏脾气。他们告诉我， 在上学之前，我特别地温顺。在学校里，我变得固执而有侵略性，变成了一个执拗的人――我发现我是他们中最出色的。 他们家里都有钱，因此他们的妈妈不需要哭着让他们去学习。”

奥莉娅娜在佛罗伦萨的吉诺・卡博尼师范学院完成了她中学的学业，她总是能得到很高的分数。一九四四年秋天，

为了弥补与游击队员参加战斗那一年的时间，她通过考试进入伽利略文科学校读书。她是一名出众却倔强的学生，也 总是轻易地就卷入争论之中。“我在学校里令人恐惧。那些可怜的老师们，我让他们受累了。尽管我很聪明，成绩也 总是第一名，但是我令他们恐惧。如果一位老师说错一件事情，我就无法闭上我的嘴巴。”她是一个带有过多政治色 彩的学生。“每次当我举起手准备抗议或者讨论的时候，哲学老师就会挖苦道：‘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多事之人想 做什么。不过常识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堵上她的嘴巴。’”她和两名同班同学一起组织了学生联盟，并且准备组织几 次罢课，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发现，没人对她的这些斗争感兴趣。就算有人感兴趣，出发点也总是错误的。她还让一个 教授他们神学课程的、性格温和的神父感到绝望。“当本西・拉斐尔进来的时候，我则会走出教室。对于他令人痛心 的抱怨（通常都是‘走吧，你走吧，不要让可怜的神父拯救你的灵魂’），我置若罔闻。我拿着小点心，去走廊吃完。 然而，我没有被惩罚或报复，每一次他都会原谅我，然后冷笑着问道：‘面包好吃吗？’”

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放弃了宗教信仰。在将自己锁在屋内，确定上帝并不存在之后，她做出了这个决定。 就像她人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在一次不公正的遭遇之后，她愤慨地做出了这个决定。当她第一次准备圣餐的时候， 她的母亲派她去修道院做一次静修。送她去修道院之前，母亲交给她几块巧克力和一个香蕉，对于像她这样贫穷的女 孩来说，这是极其珍贵的东西。在修道院，修女们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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