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六井冰冰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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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厉冰冰试读：
代序
[1]先睹为快厉冰冰
厉冰冰是一个毕业于三流大学，文凭和姿色都拿不出手的女孩。
厉冰冰父母是一对“破落户”：母亲在市场卖头菜，父亲在厂里看大门。
自小在父母“双压”之下长大的厉冰冰，心思细密敏感，常怀向前进之心，然而，谋生的艰难，毕业即失业的打击，令她屡败屡战。
这是每一个中国工薪阶层家庭中的少女在成长中的必经之路。
母亲的强势，父亲的忍让，让她对家庭怀着一份既不舍又想逃离的心态，更让她的性格柔顺中带着一点点小叛逆。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成为体制内的记者，从此卷进机关的争斗。在分不清敌我的漩涡中，她如何步步为营全身而退？在机关人事的争斗中，她如何获得上司的好感和信赖？
因为不懂人情世故，春节同事纷纷到领导家中送礼，她在家中睡大觉；因为一心做新闻，她得罪了县委书记，最终却获得全国新闻奖；因为与世无争，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最终却落到她头上。
没有人教她如何进步，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完全来自她自己的摸索。她相信机会就像一头大肥猪，不管它在不在，自已要做的是，不断地磨刀，不断地磨刀，只等肥猪出现，便冲上前去手起刀落，坐等吃猪肉。
厉冰冰是一个为爱情而生存的女人。她爱过有夫之妇，爱过青梅竹马的同学，到头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她依然相信爱，相信男人。她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男女愿意为爱而死，但我不是，我之所以爱，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更开心，更快乐。
最终，因为坚信，因为努力，更因为认真，她赢得了一场甜蜜的爱情。
关于爱情，她的信念是：如果你不能让我快乐，我何苦与你在一起痛苦。
关于工作，她的理念是：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就算要乞讨，也得端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破碗。
厉冰冰不是一个传奇——她没有优势，也不幸运——她只是这个社会上一个平凡而执著的女孩。
每一个女人，都有做厉冰冰的潜质；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一个“厉冰冰”。[1] 这本书讲述的是厉冰冰刚出道时的成长故事：从一名新记者成为采访部的副主任。下一部，中国县级市报业面临重大变革，厉冰冰将向省级媒体进军，她会遇到怎样的磨炼？她的爱情会开花结果吗？敬请期待。
Lesson 1
江湖就是如此，技不如人，
注定了看人脸色，任人鱼肉。
很多名成利就的人物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都喜欢说：“我妈是种田的，我爹也是种田的。”好像唯有如此，才可显出自己的非同凡响——今日之江山，乃自己一手打造。
我当然不会这样说，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么根正苗红的背景。
其实我妈和我爸，都是机电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之后，我爸跑到家附近的小企业当了看大门的老大爷，我妈做了生意——在家附近的市场卖大头菜。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待人这么客气了吧？尤其是对看门、卖菜之类的弱势群体，特别热情有礼，老远就会打招呼，因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想起家中卖大头菜的妈和看大门的爹。
家中有钱的人，视钱财如粪土；家中卖大头菜的人，视大头菜如粪土。我对大头菜深恶痛绝。出外应酬宵夜，广东的女孩子喜欢点白粥头菜，我却非要点咸猪骨老火汤。别人吃老火汤喝汤弃渣，我却喜欢啃煲汤的猪骨头。
我当然知道一个女人当众啃骨头很不淑女，但总好过让我吃大头菜。在我眼中，大头菜是天下最劣质的食品。
机电厂在郊区，我妈为了拓展业务，竟然在家附近的小山坡边挖了一个深坑，买来新鲜的大头菜自己泡制，因为这样可减少成本。早上卖头菜，晚上泡头菜，成了我妈每天的工作。
我很同情我妈，她每天在大坑与市场之间奔忙，活得比附近农村的农妇累，挣钱比城里妇女少得多，而且浑身散发着头菜那腌酸的味道。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暗无天日的日子。幸亏我妈与我的想法不一样——她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孩子，每天都绽放灿烂的笑容。
徘徊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我妈就像一个两栖动物一样，遇水畅游，遇地蹦跳。
正如各行各业都喜欢排资论辈一样，卖菜的也是。机关单位靠职位排资论辈，市场卖菜的则完全靠钱袋排资论辈。谁挣得多，谁就是大哥，就算你没当大哥的心，但人家还是以看大哥的眼光看你。
在市场里混的人，卖肉的最牛，其次是卖熟食的，再次就是卖瓜果蔬菜的，最后才到卖头菜、榨菜的。我妈就是排在末等的，相当于武侠小说中跟班的小厮——送信的是你，传话的是你，最后犯事让主人捆起来打的也还是你。
江湖就是如此，技不如人，注定了看人脸色，任人鱼肉。
我妈做的只是小生意，每天站在那小小的档口前，坚持不懈地切头菜丝，装在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袋子里，每袋卖1元。光顾的家庭主妇甚至不用说话，直接把一元硬币扔在切头菜的案板上，拿起一袋头菜就走。
当然我妈也想做大生意，在她眼中，最大的生意就是可以整只地卖出一个头菜。某天，附近农村中学的伙夫前来买菜，一口气在她那里买了5个大头菜，她高兴坏了，一连说了几天。
我很是为她感到悲哀。神五神六都上天了，奥运也在中国举办了，50多岁的文盲局长都会微博开房了，我妈却为卖出5个大头菜欢喜了几天。
这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句式中，我妈不属于人民，她属于另外一个群体，名叫社会生产力。
不说我妈了，说我。不过如果要说我，还得从我妈说起。
我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是女的，另一个，还是女的。我这不是仿冒鲁迅的写法，我只是想重现我妈当年的失望和忧伤。
生我们的时候，我妈还没下岗，在这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机电厂里，大部分员工都来自农村，因此重男轻女的封建落后思想相当严重。我妹出生的时候，当接生婆告诉我妈新生婴儿是女的时，她躺在床上当即号啕大哭。
一时间，我妹的哭声与我妈的哭声混合在一起，相当不和谐。我气坏了，觉得大白天在家生孩子已属丢脸，生了孩子还要惊天动地地哭，更是大大的不妥。因此，我立即爬上家中的北京椅把家里的所有门窗关严，不让别人听到我妈的哭声。
那一年，我7岁。也就是说，我比我妹大7岁。第二年，我妈与我爸双双下岗了。
我叫冰，我妹叫雪，似乎都是好名字，可是对于我妈来说，这分明就是冰上加雪，雪上加霜。
连得两女，再加上夫妻双双下岗，我妈自然心情不好。遇上头菜卖得好，她会和颜悦色；遇上心情不好时，如果我还不识趣，她顺手操起什么就拿什么往我身上打，还伴以声色俱厉的喝骂。
我不敢惹我妈生气，更为了讨她欢心，在妹妹出生的第二年就学会了做饭、洗衣服，还有搞卫生。放暑假的时候，别的同学都兴致勃勃地说怎样过暑假，而我除了做饭洗衣带妹妹，什么也干不了——所有的暑假作业，都是晚上等妹妹睡着了才能做。
对于我来说，家意味着没完没了的家务，还有我妈怒气冲冲的喝骂，因此，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永远不回这个没有温暖的家。
车要奔驰，人要进步，都讲究一个动力。这就是我学习的动力，为了逃离家庭，逃离我妈，我努力学习，所以我成绩优良。
现在的家长老是说孩子不懂事，怪孩子不争气，其实孩子有什么错，如果整天让你锦衣玉食，你也懒得动。
高中毕业时，别的同学在爸爸妈妈的百般研究之下才报专业，我妈啥也不懂，我爸更说不上话，我只好傻乎乎地自己报了个生僻的专业。
我考上大学，最开心的人是我妈。她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在她的头菜买卖圈中广而告之。如果她有足够的江湖地位，估计还会弄个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
只可惜，没有人会有兴趣听一个卖头菜的老大娘说女儿考上大学的事，因此妈妈有好几天显露出类似锦衣夜行的落寞。
如果她知道，我努力读书考大学，只是为了逃离家庭——严格来说就是为了逃离她的掌控——她该多么伤心。
真相，是如此地令人难以接受。所以我一直没有告诉她真相。
就让我带着她美好的牵挂走出家门吧。从此以后，在我们彼此的印象中，母亲慈爱，女儿乖巧……这才是理想的母女关系。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高呼机构改革，像我这种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社会关系的毕业生，想进机关简直如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基本上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当时的报纸和电视，天天都在说机构改革。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往往是改而不革，反而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不少稀奇古怪的部门或办公室。所以直到今天，机构依然繁杂，人员依然冗多。
但在当年，这确是一件大事。明知不可能实现但依然摆出一副正在实现的姿势，这就是机关的工作态度。
在我们毕业之前的一个月，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阿美，进了教育局，因为她爸是教育局计财股的股长；一个叫周永，进了农业局，因为他的父亲是农业局副局长。
虽然他们都不是公务员，但却是吃皇粮的职工，工资比公务员稍低，各种补贴基本可以拿齐，而且，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暂时过渡，一旦有公务员的编制空出来，那么就可以为他们量身定做出一些报考的条件，好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我也很想成为体制内一员，奈何牙齿没长齐。
牙齿没长齐是家乡一句俗话，意思是说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享受不了这样的福气。比如你说想当官，人家说：“看你的牙齿长齐了没有？”意思就是讽刺你没有这样的福分。
谁叫我爸只是一个看大门的，我妈只是一个卖头菜的，在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代里，我唯一的选择，不是看大门就是卖头菜。这样一想，我便气馁，早知如此，不如一出生就直接把我往看大门或卖头菜的路子里培养，这样还可以省下一笔钱。
眼看毕业在即，我只好又跑到广州碰运气。先是找外资公司，再是合资企业，先后找了5家公司，对方都叫我回去等通知。谁知道等了又等，也没有等到对方的通知。
我才知道：原来，等，就是拒绝。
这是多么悲哀的发现。他拒绝你不直接说，却叫你等；当你满怀希望地等的时候，人家根本没有考虑你。
被人拒绝的感觉不好受，而且是一连五次。我很认真地照了镜子，仔细地回忆了之前五次面试的种种，最后得出结论：我是一个没才气没相貌的女人，想在众多的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根本是一件没可能的事。
小时候被我妈打骂惯了，我已成长为打不死的小强。找出关键问题后，我第六次应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具公司。
说是应聘，其实就是路过一间小店面时，发现门边上贴着一张小小的红纸，上面写着“招收女业务员，底薪800元，上不封顶”。
我毫不犹豫地走进去，里面有几个年轻人，三男一女。我环视四周，屋里到处堆放着各种各样的文具、稿纸，还有乱七八糟的旧报纸。
当我说明是来应聘后，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了诸如你是哪里人，你会不会说普通话、广州话之类的问题，不等我说完，就有人当即拍板：“好了，你明天就来这里上班吧。”
我就这样应聘成功了，连我是哪间学校毕业的他们都没问。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有的才初中毕业，有的中专毕业，这里我算是最高学历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当他们把一份广州地图交给我并指出我负责的地盘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工作，就是在广州市区的各大写字楼推销文具。怪不得他们不问我是哪间大学毕业的，因为对于卖文具的人来说，哪间大学毕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文具推销出去。
卖这些笔呀小贴纸之类的文具，与卖头菜和看大门差不多，连我妈和我爸都可以来应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一行的准入门槛很低。
但是，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没门槛，正是因为这个门槛来者不拒，谁都可以跃跃欲试，所以想要通过这个门槛走进屋里去，更非易事。“这种笔在外面的小超市卖1元，我们送上门去才卖7角，卖出一支公司赚2毛，其中1毛属于你的个人提成。”这间文具店的总经理阿成对我说。
其实这里除了我与另外一名女孩子外，所有人都是总经理，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金灿灿的“金笔文具公司总经理”的字样。
每个总经理都激动地对我说：“卖出一支笔，你可以挣1毛，一座办公大楼有多少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有多少人？如果每人每个月向你买一支笔，你发大财了！”
看着他们激动的样子，我也浑身激动起来。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激动，一激动，我就会头脑发热丧失理智，就算面前有个泡大头菜的坑，我也会欢天喜地地跳进去。
当天晚上，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就搬进了这间小店面，与另一个女孩子住在楼上的小夹层里。几名总经理住在楼下，天一黑，门一关，他们把到处堆放的文具推到墙边，铺上几张席子就是现成的床。
六月的广州，闷热而潮湿，我躺在楼上的小阁楼里，听着楼下总经理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默默地想：不知道在广州这座城市里，有多少间漆黑的房子里，睡着如此多的“总经理”。
第二天，我便带着地图和文具样品往总经理们给我分配的地盘进发了。总经理们鼓励我说：“你是女孩子，脸皮一定要厚，不厚就做不了大生意。”
可是当我走进一间间写字楼时，才知道，就算脸皮很厚很厚，也不一定做得了大生意，甚至连小生意也不一定做得成。因为，并不是每张脸皮都可以做生意——关键是看谁的脸皮。
像我这种既无光泽又无厚度的脸皮，不要说做生意，就是勉强装个笑容，人家也懒得看。
比如走进第一个写字楼，人家打扮得花枝招展全身喷香的前台小姐问我：“请问你找谁？”我低头瞧瞧自己灰不溜秋的行头，再看人家的打扮，心里便矮了半分，犹豫半天才敢问：“请问你们需要文具吗？”
人家微笑有礼地说：“我们的文具每月有固定的文具公司送来，不需要了，谢谢。”既然已经不需要了，还谢个鬼，我悻悻地走出去，往上一层楼奔。
这间公司没有前台，我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了里间。里面用防火板隔成很多方格子，猛一看就像蜜蜂的巢一样，里面的人也像蜜蜂一样忙忙碌碌，打电话的打电话，打电脑的打电脑。
这次我学聪明了，我找了一个戴眼镜看上去比较老实的小伙子：“请问先生，你们需不需要文具？”不等人家答我，我就把样品全部摆上他面前的桌子，接着手忙脚乱地从袋里掏出花花绿绿的宣传单：“如果样品不合适，你可以看看这些宣传单。”
这些宣传单都是铜版纸印刷的，看上去与超市的促销宣传页差不多，但成本可不低，每本得3元左右，是几位总经理每人凑了一笔钱请人印刷的，据说这是除了租店之外的最大一笔开支。
可是不等我继续说下去，这位看上去相当老实的小伙子竟然很不老实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无纸办公，不需要文具。”
我瞄了一眼格子里那些密集的蜜蜂巢，很明显他在说谎，虽然每个人桌上都有电脑，但也有纸和笔嘛，怎会是无纸办公。
我不死心，我坚信这是一个有缝的蛋，只要我坚持，便能从裂缝中钻进去大饱口福。“我们的文具品种很齐全，价格也很优惠，我可以以全广州最低的价格卖给你们……”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对方给我一个机会，我会以每支笔6毛的价格给他，公司挣1毛，我则1毛也不挣。
我不是一个不愿意付出的人，我愿意为这份工作付出最大的努力，报酬可以暂时不考虑，但求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懂得有舍才有得的道理，就像我妈卖头菜，故意多给人家一些，便哄得一些家庭主妇天天帮衬。
其实我妈很狡猾，她给的头菜也没比别人多，只是她的头菜切得细些，装起来蓬松些，显得她相当慷慨。
我妈是假大方，我才是真慷慨。早在我读大学时，我便立下雄心壮志，一旦毕业，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地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这就是我当时的理想。
每一个人都有理想，有人的理想是上天，有人的理想是潜水，而我当时的理想，不过是卖一支价值6毛的原子笔。
可是想上天的真的上天了，想潜水的估计也潜进海底了，而我，却一支笔也没能卖出去。当天傍晚，我爬完了最后一座楼，身心疲累地拖着又酸又累的双腿，在迷茫的灯光下寻找回文具店的公交车。
理想跟现实，总是差距悬殊，在现实通往理想的路上，不是长满荆棘，就是堆满狗屎。
好不容易等到一辆会经过文具店附近的公交车，我紧夹装满文具和宣传单的布袋冲上去，挤上车，在铺天盖地的汗臭味中舒了一口气。
有的人坐在椅子上悠闲地聊天，有的人紧握扶手稳如泰山地站立，唯有我，一肩跨布袋，一手拿文具，全身摇晃几欲摔倒。
就是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虽然摇摇晃晃，毕竟已经走在回去的路上。
车子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没有听到期待中的站名。待我反应过来时，我才痛苦地发现：坐反方向了。
气急败坏地冲下车，跑到对面找站台。但在对面的路边走了几个来回，都没有发现公交站台，问了几个路人，都说这个站撤了，下一站很远。
于是，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才终于找到了公交站。来了一辆车，人太多，没停；再来一辆，也满人，走了；我心一横，狠下心肠坐的士。
广州的交通大家想必知道吧？尤其是上下班时间。待我坐上的士回到文具店附近时，已是将近晚上10点。
走了一天，脚很痛，心也很痛——心痛花了冤枉钱。坐的士50多元，加上早上几次转公交的费用，还有中午我没有正式吃饭——只吃了一个面包喝了一瓶水——所花的4元，一共花了70元。
这一天，我分文没挣，但却花了70元！70元，是我妈卖几天头菜的收入，是我爸看几天大门的收入。
总而言之，这70元，对我来说是巨款。这笔巨款，并不是我吃喝玩乐了，而是用于开展工作了，但这些，总经理们是不会理会的——谁叫你蠢，坐公交不行还要打的！
更令我丧气的是，他们都吃过饭了。
得知我还没有吃饭，总经理们说：“你这么晚没回来，大家都以为你在外面吃好东西了，所以没留饭给你。”
我就像一个带薪施工的建筑老板一样，满肚子说不出的委屈。我自己拿钱来干活了，全世界还以为我占了多大的便宜，工程款迟迟不给我，当官的还向我要红包，广大人民还嫌我庸俗。
我默默地把东西放好，点点头便爬上了阁楼。我妈说过，我是一只门口狗，只敢在家门口张狂，走到外面只会乖乖地夹着尾巴。
我曾经认为我妈是在诽谤我，原来她说的是真的，我就是一只门口狗。
两行清冷的泪从我布满灰尘的脸上流下来，我默默地用手擦去，唯恐发出一点声响。
我知道一个女人满脸灰尘地赶公交，真的很狼狈，带着大袋小袋的杂物到处跑，更狼狈，完全失去一个女人应有的姿势和仪态。
可是，你也知道，姿势和仪态，也是庸俗的小人：如果你又穷又酸，它们是决计不愿意与你亲近的；高贵与奢华，才是它们的恩客。
比如我妈，整天在市场的一角埋头切头菜，你能让她摆出什么仪态，就算张曼玉扮风骚女人，也得先弄个老板娘当当才像样。
我躺在闷热的小阁楼里，任泪水在黑暗中恣意地流。我听到总经理们在楼下谈笑风生，说谁拉到了一张大单，说谁找到了一个新客。
我不羡慕他们，因为我刹那间突然脑中清楚无比：就算我可以做到像他们那样，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也许有一天，当我终于出人头地的时候，我会与人得意地谈起这段经历，但是现在，说出来，对我而言是耻辱。
虽然这个社会普遍仇富，但其实大家对富人很宽容。比如李嘉诚，如果他说自己曾经拾过垃圾，估计大家会赞美他；如果我说自己拾过垃圾，连拾破烂的都会对我敬而远之，省得我抢他的资源。
他们说累了，就睡觉了，我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广州很繁华，广州很漂亮，只是，这与我何干？我在这座车水马龙的城市里，甚至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天色微明的时候，我终于决定：回家。就算跟我妈卖头菜，也比呆在广州卖7毛钱一支的原子笔要好得多——好歹我妈的头菜卖1元一袋。
做了决定后，我也不睡了，收拾好东西，还很积极地到楼下，轻手轻脚地用简单的炊具，为他们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白粥配榨菜。
这是目前为止，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了。也许自此别去，我们再无相见的机会，但终有一天，他们偶然想起一个叫厉冰冰的女子时，不至于会给我太差的评价。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因为我临别时的煮白粥之举，竟然给其中一名“总经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碗白粥，这之后的某段时间，他请我吃了很多次饭，因为他认为我这个朋友值得交。
人生就是这么奇怪，今天你不经意间给别人的一碗白粥，日后可能会为你换来对方回赠的一碗鱼翅。
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愿意付出白粥，而失去品尝鱼翅的机会。
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家，自然惊动了我妈和我爸。因为他们之前一直以为考上大学是件了不起的事，大学毕业更是不得了，好工作高工资更是手到擒来。
可是我可怜巴巴地告诉他们，我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慢慢再找。不等我说完，我妈的眼眶便红了，她忙不迭拿手去擦，却越擦越多，终于不作徒劳的忙碌，干脆坐在矮凳上，哭起来。
从哭声可以判断，伤心的程度，丝毫不低于当年生我妹时的绝望和悲伤。
我爸走过去，轻拍我妈的肩，大声说：“哭什么！别吓坏女儿。找不到工作就慢慢找，难道还会饿死么！”
我知道我妈不是怕我饿死，而是她一时之间接受不了辛辛苦苦供我读完大学却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工作的现实，因此伤心欲绝。
就像一个忙碌的老农，到秋天收获的时候，竟然发现庄稼饱满的穗子里面都是空的，那种伤心绝望，非城里人所能理解。
看着我妈耸动的肩头，我第一次发现我妈其实很软弱，她并不是一个称职的两栖动物，她虽然能走路能游水，但走路走得不快，游泳技术也不算好。
如果当时，有人愿意给我一个机会，不管是什么工作，我都愿以毕生的努力报答他（她）——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但在当时，这样的想法也是奢望。
机会，就像庸俗的女明星一样，当你顺境时，喜欢搔首弄姿地结伴而来；当你境况稍差时，你想见她一面都难如登天。
第二天，不等天大亮，我便爬起床，跑到楼下的柴房收拾好头菜榨菜等一应杂物，塞进手推车，准备帮我妈到市场摆档口。在中学的每个暑假寒假，这样的活我经常干，当我考上大学后，我便不愿意再帮我妈摆摊了。
但是现在，我从没有如此迫切地想摆摊，我觉得摆摊是光荣的，头菜的味道是不错的，能够与我妈一起摆摊卖头菜，是我现在最大的理想。
当我一切收拾停当的时候，我妈也来到了柴房。母女俩心照不宣地一前一后推着小推车往市场进发，连眼神都无须交流。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她心情不好，她知道我情绪低落，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一起卖头菜。
市场里倒是人声鼎沸，卖肉的依然像往日那样粗声粗气，好像不那样说话就没人知道他肉多气粗；卖菜的依然细声软气，唯恐不小心得罪了老主顾。
唯有我妈，连说话都觉多余，只顾埋头切头菜。我妈的刀功真是无可挑剔，切出来的根根头菜细白匀称，不要说吃，就算是看，也是一种享受。
我看准她切得差不多时，就乖巧地拿过白色的小塑料袋凑过去，装成差不多分量的一小袋，扎好袋口，在案台前一字排开。母女俩配合默契，天衣无缝。
第一次发现，我妈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远远还没有到不可忍受的程度。
其实，可不可忍受，完全视你有无退路可走。如果你进可攻，退可守，你当然没有必要委屈自己；如果你再无后路可走，在生与死之间，你只会选择生，不会选择死。
当年，项羽与人打架，他先做的事不是敲锣打鼓撒花装傻，而是先叫人把几个煮饭的大锅砸破扔进河里。人家问他：“你打架就打架了，为什么要砸锅呀？”
人家项羽却说，我砸破了大锅，就再也没有办法煮饭啦，想要吃饭，必须得打倒敌人，再抢他的大锅煮饭，不然大家会饿死。
士兵一听说，哇，这精神病把大锅都砸破了，断无后路可退，于是只好双目圆瞪气急败坏地把敌人往死里打，于是气势如虹一举取胜。
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妈虽然不是我的敌人，但我的饭锅已没有保障了，我唯一可做的，就是不计前嫌挪近我妈，与她吃同一锅饭。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一连跟我妈在市场卖了两天头菜。我妈整天埋头切头菜，作日理万机状，就算有个学校饭堂的伙夫向她买了5个大头菜，她也没有多余的话说，估计是怕人家知道她刚大学毕业的女儿与她一起卖头菜。
我表面若无其事，内心却隐隐作痛。我妈是一个好强的人，生了两个女儿后，邻居的闲言碎语打不倒她；下岗后，生活的压力压不倒她，现在只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妈却在两天之内被打沉。
最深的伤害，来自最亲的人。我虽无心伤我妈，我妈却为我所伤，正因为无意，所以才更觉内疚。
这是我此刻的体会，如果我妈在这个时候生一场病，我愿意像切头菜一样切下大腿的一块肉给她作药引。
第二天晚上从市场收摊回来，刚煮熟饭，我爸便回来了。
这个月我爸上的是白班，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下个月，他上夜班，晚上8点钟上班，早上8点钟下班。每月仅有一天假，工资是800元，请假一天扣50元。
其他医保社保什么的，统统没有。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知道这很不符合劳动法，也不利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可是人家企业的规定如此，你不愿意干可以不干呀，反正大把人等着干。
我爸对这份工作视若珍宝，别处看大门都是600元一个月，这里看大门800元，这是多好的工作呀！休不休息的就算了，反正下班了回家睡一觉也算休息了。
如果谁要鼓动我爸去劳动局讨说法，估计我爸会敲破他的头：就你多事，这工作粮期准，工薪高，人家老板多有良心呀！这个工作不但要好好地干，而且要干得好好的，不要等到人家不要你才后悔。
我知道，我爸这叫居安思危，所以他工作非常积极努力——他在看大门的同时，还积极技改挖潜，深得老板重视。
比如由于附近的村子经常有小贼偷偷翻过围墙到厂里偷东西，防不胜防，老板极为头痛，我爸二话没说，便托乡下的二叔弄了只大黑狗带到厂里。每天在厂里饭堂打一盆饭，我爸都会分给大黑狗一半，几月间大黑狗长得凶猛高大，人模狗样，芳名大黑。
老板本不知道大黑的存在，可是狗的机遇就是这样，常在不知不觉间来到。
某天有个小贼窜进厂区被大黑发现，大黑悄无声息地蹿过去，把小贼大腿连裤带肉地撕下好大一块，痛得小贼哭爹叫娘。
我爸与上夜班的打工仔闻讯赶至，把小贼“绳之以法”——用大麻绳捆起来，打电话叫老板来处理。
在厂里，老板就是法，谁说了都不算，老板说了才算。
老板一听厂里抓了小贼，马上兴奋地开车赶到厂区。大家在回忆各界群众英勇抓贼的同时，免不了将大黑狠狠地夸了一顿。
这个时候，夸战友也是夸自己，哪怕战友是条狗，只有你与它一起立功，把它夸得越高，你也就越功不可没。
大家夸大黑狗，老板才注意到站在一边乖乖地半伸着舌头的大黑。大黑也不怯场，用一双半眯的狗眼亲切地看着老板。
老板说：“这狗是哪来的？”因为老板记得很清楚，厂里的一草一木皆经过他的手，他从没有买过一只狗在厂里养。大家面面相觑，原以为老板当务之急是论功行赏，他却追问狗的来历。
我爸是一个老实人，马上老老实实地说：“狗是我带来厂里的，晚上看更，一只狗可以顶两个人。”
老板一听，立即开怀大笑，亲热地拍着我爸的肩膀：“老厉呀，你真有眼光！为厂里弄回一只好狗。以后这狗就算是厂里的员工，每月工资100元，由你代领！”
哇，大伙艳羡不已，我爸更是闻言大喜，欢天喜地地抱着大黑的狗头连声对老板说谢谢。见主人如此开心，大黑也开心得不得了，呼呼喝喝地欲冲上前去再咬那个被麻绳捆着的小贼。
老板使了个眼色，几名年轻的男员工冲上前去，使劲往小贼身上踹，直将其踹得奄奄一息，老板才打电话叫派出所来带人。
第二天，附近的人都知道有小贼进厂里偷东西，让狗咬了半死后，被带到派出所去了。从此以后，虽然附近的别家工厂时有失窃，但再无毛贼敢进我爸看大门的工厂作案了。
因为大黑，老板自此之后对我爸相当亲切，有时候路过门口，会特意下车与我爸打声招呼，顺便抚抚大黑的狗头。
我爸因为大黑，每月多拿了100元工资，这令另一个看大门的老头相当羡慕，更令他眼红的是，老板还经常亲切地与我爸聊天，像多年的老朋友。
别看我爸只是看大门的，托大黑的福，在老板面前，我爸现在算是一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人了。
自以为与老板攀上交情的我爸，此后在我妈面前很是得意了一段时间，有事没事就显摆自己的先见之明。
眼看我在家已经卖了一段时间的头菜，我爸也急了。有天，当老板上班路过大门口，摇下车窗与我爸打招呼时，我爸终于鼓起勇气，凑上前去说：“老板，厂里还招人吗？我女儿想找份工作。”
或许老板心情不错，他说：“我这里不招人，不过我前几天有位朋友说他公司想招个搞资料的，不知道你女儿干不干得来。”
我爸忙不迭地说：“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读书时年年有奖状的。”老板说：“那我帮你问问。”
想不到事情顺利得很，当天下午，对方便叫我去见工。我爸欢天喜地地告了一个小时的假，跑到市场找我。
一听机会来了，我忙不迭地从头菜堆中站起来，跑回家换衣服。我没有什么漂亮的衣服，但既然要见工，我还是想把自己打扮得整洁一点，这样可以给别人较好的印象，也可以提升自信。
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内心自信的人，即使五官不漂亮，其举手投足间，也会光彩照人。
一个多小时后，我找到了这间名叫依娜的制衣厂。这间工厂其实与我爸看大门的工厂相距不远，同在一个工业区，但规模比我爸所在的工厂大很多，而且相当有气势，偶然在厂区见到的员工，都穿着淡蓝色的厂服，胸前佩着一个方块胸牌。
对找工作连连碰壁的我来说，这就是天上人间。我诚惶诚恐地走到公司前台，对前台的小姐说：“你好，我找方生。”
对方说：“请问有没有预约？”
我说：“是安达的林老板介绍我过来的。”“那我帮你问一下。”
我点点头，她打了个电话之后，对我说：“方生在三楼右转最末一个办公室，你可以上去了。”
方生应该有50多岁了，但由于养尊处优，保养得当，看上去还是挺年轻的。
我一进门，他便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我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按他的示意坐在茶几前的沙发上。一位年轻的姑娘从外面进来，为我用纸杯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我连忙欠了欠身，轻声说谢谢。
眼睛忍不住多瞟了一眼那粉色的纸杯，上面印着两个细长的美术字：依娜。连杯子都是特制的，我喜欢这样的风格。
方生看着我：“听说你今年大学毕业？”
我说是。他说：“我们想招一个读中文的。”
我心里一沉，但还是强作镇定地说：“我不是读中文的，不过我语文还算不错，曾在全县的中学生作文竞赛中获奖。”
他点点头：“你在大学时办过校报吗？”
我怔了一下，老实作答：“没有。”
在校期间，我只是一个书呆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没有参加过任何校内或校外的组织。有时候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校报，我心里也会有想法：我写的，未必不如上面刊登的文章。
如果有人邀请我进校报，我一定会踊跃参加，但如果让我自动请缨，我绝对不会。其实，骨子里，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现实中，像我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如果你给他机会，他凡事可以做得很好，但如果你要让他自己争取机会，他宁愿不要。
不是不积极，也不是不上进，只是性格使然。
方生似乎颇为遗憾，略为谈了几句后，他向我点点头：“好吧，你先回去，我考虑下再复你。”
自知无望，我失落地站起来向他欠欠身子：“那我先走了。”我顺手把纸杯拿起来，轻轻地把里面的茶水倒在桌边的小水桶里，再把纸杯放在旁边的垃圾桶里。
当我走到门口时，方生突然叫住我：“等下，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头看他，恭恭敬敬地说：“方生，我叫厉冰冰。”
他说：“你现在可以写篇文章给我看吗？”
我忙不迭地说：“可以的可以的，你想看什么文章？”
方生说：“随便，写你自己想写的就行。”
我点点头：“好的。”
很快，刚才为我倒茶的年轻姑娘走进来，把我带到旁边的会议室，拿了一叠稿纸给我：“你就在这里写吧，一个小时后我来带你见方生。”
我写的题目是：我的家。我提到了我妈卖头菜的故事，也提到了我爸和大黑的故事，我还提到了我在广州一天一夜的经历。
最后，我写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妈不用在农村和城市之间跳来跳去，让我爸与大黑不再是“同事”……
写了好几张稿纸，大概2000多字的样子。
我有点心虚：写卖头菜的妈与看大门的爸，是不是太不争气了？我是不是应该写写祖国与人民，或者干脆写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抱负？
在忐忑不安中，年轻的姑娘已经走了进来，把我带进方生的房间。
拿着稿纸，看了几行，我看到方生的眉头皱了起来，稍顿，翻开下一页，连嘴巴都抿起来了。
来不及反悔了，我很是为自己的幼稚而羞愧，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肤浅，错过了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有的人，一生中会有很多机会，但有的人，机会却稍纵即逝，紧紧地抓住，便成功，错过了，则成仁。
像我这样的人，机会不会太多，如果我唯一的一次都没把握好，那真的怪不得谁。我不安地把手放在膝盖上，强作镇定，等候方生的最后定夺。
半晌，他抬起头：“你写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点头：“是真的。”
他温和地说：“你愿意到这里工作吗？如果让你在这里办一份厂报，你有信心吗？”
我受宠若惊地看着他：“我很想来这里工作，但我之前没有做过……”
他站起来，不容置疑地说：“你的文笔不错，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办公室可以安排一个人帮你电脑排版，半月一期，不会很吃力的。”
我连忙站起来道谢——欢天喜地地道谢。
一直走到我妈卖头菜的市场口，我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方生并没有提及我的工资问题！
我妈一听，便急了：“那不行，快回去问问你老板，每月有多少钱工资。”
我说：“他说多少就多少，我不问。”
我妈不可理喻地看着我：“你这么蠢，迟早吃亏的是你。”
我看着她：“你不蠢，还不是在市场卖头菜？”
我妈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不愿意在市场与我争执，但从她时不时瞟过来的余光，我知道她满腔怒火正在胸中左冲右突。这也难怪，我好不容易才乖乖地跟她卖了几天头菜，现在一找到工作，立即就抖了起来，谁看了都会生气。
唉，有什么办法，小人得志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我乖巧听话，是因为我无路可走，如今我踏上坦途，哪还肯再听你指挥方向。
当你无法掣肘人家时，你只能忍受人家的趾高气扬，不然，又能如何？难不成像我妈常说的那样，“挖个眼珠出来砸死你？”只怕你成了瞎眼狗，人家却依然好好地活着。
不如心平气和，接受现实。
你知道，我妈也是一个现实的人，所以她的生气通常不会太久。
当天收摊时，因为我找到了工作，我妈忽略了我刚才气她的事了，很开心地与我一前一后把手推车推回楼下的柴房。
依娜制衣厂是一家港资企业。说是港资企业，其实老板方生就是本地人，只不过数十年前偷渡到香港，在香港挣了一笔钱，数年前被“招商引资”回来，建起了依娜制衣厂。
在广东，这是很多港资企业老板的发展轨迹。之所以回大陆投资办厂，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出台种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措施，比如开厂三年内免租金，一年内免税收等。
有时候为了抢夺投资者，当地的政府官员还要像孙子一样逢年过节到香港送家乡土特产，名为联络乡谊，实则哄香港佬回乡办厂。
刚开始的时候，依娜才数百人，现在已发展成为千人左右的企业。在大城市，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千人企业根本不算什么，但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已算很了不得。据说方生与县长很熟，相互称兄道弟。
之所以成为兄弟，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向上攀登，所以也算风雨同路：一个关系到当地的招商引资和税收，另一个关系到各种种类繁多的管理和收费，共同的利益，成就了一对“精诚团结”的兄弟。
在香港生活多年，方生已成为典型的香港人——他喜欢穿西裤配运动鞋，头发白了一大半也不染黑，一切崇尚自然。
还有，他喜欢文职人员叫他方生，车间的工人叫他老板，此外，再无其他称呼。只有在公司的内部文件里，我才看到“董事长方依”的字样。
方生叫方依，他香港的太太叫李娜，所以这间制衣厂叫依娜。
我就这样成为依娜制衣厂的一员，在我的胸牌上，写着：厂办，厉冰冰。
厂办在二楼，十多人一个办公室。这里像我在广州看到的写字楼一样，用防火板隔成一格一格的写字间，我占据最末尾的一个。旁边坐着的就是我日后的合作伙伴：小云。
小云的桌子上有一台电脑，她可以灵活地操作。“以前的依娜简讯就是我编的，编了有两年了。”
我拿过来看，白纸黑字，版头有依娜简讯的字样，共两页四面，有企业的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还有关于车间灭鼠的通知。“你看我编得还不错吧？可是只得一个‘干’字！每月都要编两期，月头和月底还要整理很多报表，烦死了。”我朝她笑笑，表示对她的辛苦感同身受。
小云在这里已工作数年了，因为是老员工，所以快言快语，什么都敢说。她悄悄地告诉我，方生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她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工资一直没有升，开始时是每月1500元，现在仍然是。
她问我：“你工资是多少？”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她愕然地说：“你这么傻？不问多少钱就跑来做？”
我笑笑，不说话。我什么都不会，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
正好此时方生的助理打内线分机，通知我到方生的办公室，我才逃脱了小云的盘问。
方生今天穿着深色的休闲上衣和白色的棉质裤，看上去自有一股儒雅的风采。“方生早上好！”虽然方生听得懂本地方言，但我还是恭恭敬敬地用粤语与他打招呼。“阿冰，你坐。”方生指指旁边的椅子。我点着头，依言坐下来。
方生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依娜的人了，希望你在这里工作得愉快。厂办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亲自面试招进来的，你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
我愕然地抬起头。
他说：“第一，昨天见工，你临走时把自己喝过的杯子放到垃圾桶了——很少人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比较细致的人。”
其实，我没有想得这么远。小时候，我经常在家里乱放东西，我妈因此常骂我，所以我习惯了喝完水就把杯子收好。
他继续：“第二，你没有提到工资，直到现在都没有问我工资有多少，你很老实也很淳朴。”我抬起头，有点小得意地笑了，其实我是不敢问，但在他看来却是淳朴。
他看着我的眼睛，突然抬高声调说：“但是，我不赞赏你第二个做法。不要以为自己不提条件，人家便会自动自觉给你合适的价钱。”
我低下头，确实如此。我自始至终不问工资，心底却一直侥幸地希望对方给我一个惊喜的价钱。“我已通知财会，你的工资是1500元，三个月后视工作能力再定，如果表现良好，每年会略升，但厂办也有人几年没升工资。工作没进步，工资自然不会有提升。”
我点点头，向方生道谢告退。不知道为何，在他面前，我感觉不安，与他对视，他的眼睛似乎可以穿透我的心。
当天临下班时，总务处通知我去领厂服，一共三套。上衣与车间女工的差不多，淡蓝色的圆领上衣，但下身是黑色的短裙，车间女工是黑色的长裤。
在依娜，厂办的人就相当于当官的，车间穿长裤的都是平民。
国人向来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就算是简单的厂服，也要在上面大做文章。
我把三套衣服抱回办公室，仔细地看个不停。我从没有试过一次性拥有这么多新衣服，开心至极。
坐在邻位的小云对我的举动不以为然：“这破衣服有什么好看的，天天穿，不穿还挨批，烦死了。”
我很奇怪，为什么不要钱的新衣服，还会有人不喜欢？
因为我的到来，方生提前决定把《依娜简讯》办成《依娜之声》，而且一改过去的简报风格，办成一张正式的报纸，唯一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刊号，内部发行。“这张报纸，要划分出各个板块，除了报道企业内部的发展外，还要鼓动所有的员工写稿投稿，让大家因为这张报纸而团结起来，以在依娜工作为荣。”方生把我和小云叫到办公室，对我们说。
回到办公室，小云不以为然：“切，你每个月给大家发2000元，大家才会以你为荣。”坐在位子上，小云犹自愤愤不平地说，“想弄张破报纸来糊弄人，你以为大家是小朋友吗？！”
我唯恐别人听见，不敢与她搭话。话虽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但让人听到背后说老板坏话总归不是好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唯有装聋扮哑，埋头整理她安排我干的活。
等我对完小云给我的报表，办公室的人都走光了。我跑到旁边的接待室，拿来本县的一叠报纸，仔细地看起来。直到晚上9时许，看完报纸，我才回家。
将来如果办好了饭卡，我就可以在厂里吃完饭再干活，多晚回家都不怕饿肚子了。我默默地想，熄灯关门，离去。
回到家中，我妈正在技改挖潜：泡酸辣豆角。近来豆角价贱，市场上每斤才卖5毛，可是泡成酸辣豆角，却可以卖1块5毛。“算起来，除去水分，每斤就可以赚七八毛。”她得意地向我夸耀。
我爸对她的做法颇为欣赏，夫妻俩齐心协力地把一根根长豆角择好，除掉有虫眼的部分，边挑还边互相鼓励：“只要做得味道好，价格公道，人家这次买了下次还会买。”好像他们做的是什么大生意，夫妻二人前所未有地团结互助。
没有永远的对手，只有永远的利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终于有了和睦夫妻的样子了。
我很是为他们欣慰。我爸靠养大黑狗一月多领100元，我妈靠泡酸辣豆角每斤多赚七八毛，而我，既然是我妈和我爸的女儿，技改挖潜的本事一定不会比他们差。
Lesson 2
你就像年轻时的我。
第二天，我穿上已经洗好晾干的制服，早早便上班。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我格外自豪。或许在别人眼中，我只是一名穿着厂服的女工，但我心里却很知足：能够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工作，我的理想就算实现了。
总务处的人已经把饭卡放在我桌面。毕竟是港资企业，办事效率真高。我拿着饭卡到饭堂吃早餐。早餐1元一餐，正餐2元一餐，总务处每月会自动充100元进饭卡算是福利，吃完后就要自己掏钱到总务处充值了。
我急急吃完早餐，冲回办公室，我必须赶在小云回来之前就坐在办公室。因为，我有点心虚：我对电脑的掌握，仅限于在校时学会的打字，对做报表改报表什么的一概不懂，更别说排版了。
昨天一天的工作，已让我们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底细：她知道我是电脑盲，我知道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心直口快的人，最喜欢的莫过于评价别人，别人的细小缺点，也会被其无意间扩大若干倍。
其实这种人也不一定有什么坏心肠，但话经过他们的嘴巴说出来，总不会怎么好听。现实中谁都会遇到过这种人：热情洋溢，敢说敢做，但因为口无遮拦，得罪了别人不自知，伤害了别人也不留意。
遇上这种人，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关于你的一切，他（她）知道得越少越好。缺点不是不可以说，但要说也得由自己说，如果经过别人的嘴巴说出来，杀伤力会扩大无数倍。
我无法阻止别人说我的缺点，但起码，我可以对对方好些，让他忽视我的缺点。通常，人的注意力就那么多，当他留意你的优点的时候，你的部分缺点他会不自觉地忽略，即使不忽略，也不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之下提起。
我把小云的水杯拿去倒掉隔夜的茶渣，洗干净，泡上新茶，放回她的桌面，然后在桌面的白纸上写写画画，设计厂报的格局。
9点整，小云呼呼喝喝地回来了，估计一回来是想拿杯子泡茶，拿起来一看却发现茶已泡好。她好奇地“咦”了一声。我抬起头，说：“我刚才去泡茶时，顺便帮你泡好了。”
她大声说：“太好啦！我正渴着呢！现在这茶正好可以喝。”我说：“我昨晚翻看了县里的报纸，心里有一点想法，一会你来看下行不？”
其实，方生私下的说法，《依娜之声》是以我为主，小云为辅。“小云搞了几年简讯，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你可以大胆做，以你的想法为主。”这是方生的原话。
但是，我不希望给小云这样的感觉。在站稳脚跟之前，与人争长短是最不值的事，就算让你抢了风头又如何，赢了气势，也输了人心。
等小云终于喝了茶，上完卫生间，我把自己列出来的几个板块给她看：“第一版是《企业动态》，专门登企业的重大事件或者各级领导到企业视察的情况；第二版是《我与企业》，让员工自己写在企业工作和生活的收获或感想，也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比如上次的灭鼠之类的信息，就可以放在这个版；第三版是《两地书》，刊登员工与家人之间的通信；第四版是员工的自由习作，让大家多练笔写东西。”
小云也没细看，连连点头说：“想不到你这么快就想好了。”我连忙说：“我只是在简报的基础上发挥了一下，关键是你以前的基础打得好。你快拿去问方生行不行吧。”
小云高兴地说：“好。”
过了一会，她便喜气洋洋地跑回来，对我说：“方生同意了，说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行动起来了，希望本月中旬就可以出一期。”
当天下午，我到总务处拿了全部员工的名单和详细资料。依娜千多号人，外省人占了八成，我决定，《依娜之声》今后就围绕此类相关的题材做新闻。
接下来的几天，我抽时间跑饭堂，进车间，写了饭堂的现状，写了外省员工对饭堂的建议，比如希望做一些湘菜，每顿饭都准备一些辣椒圈放在饭桶边供员工自行取用佐餐等。另外，又约了几名年轻的员工写文章，还费尽周折地哄外省的员工把家里来的信件拿出来刊登。
有位老大姐与儿子感情很好，每月都与儿子通几封信，我鼓励她把信拿出来登，她却说羞死人，坚决不肯。
我说：“只要不涉及个人的隐私，信件登出来对你和儿子都是一种鼓励，同事也会羡慕你们母子情深，再说登出来还有几十元稿费，你可以为儿子买件衣服了。”我想起我妈，如果有人给她几十元，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果然，老大姐略为思考，就表示同意了。
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并没有整块的时间，很多时候是趁临下班前的半小时或刚上班的半小时到车间去。白天，小云做报表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看，遇上不明白的就问。
幸亏，小云也是一个热情的人，事无巨细一一向我介绍。晚上我再在办公室里上机操作，一周后我基本上已掌握了办公应用的操作。
那时候的电脑，远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电脑在公司的功能仅限于整理报表和打印资料，远没到今天的私密程度。放在今天，如果谁跑去动人家的电脑，简直与动人家的钱包一样可恶。
一周后，所有的稿子都到位了，我趁小云下班的时候，在她的电脑上把稿子都打了出来，一篇篇地分门别类整理好，待第二天上班时叫小云送到方生的办公室。
当天下午，方生下令：就按这些内容排版。
很快，报纸的大样出来了，我再仔细地校对了几遍，大功告成。8月中旬，《依娜之声》的创刊号面世了！
报纸出来的当天，在厂里引起了员工的抢夺，这种“身边人写身边事”的格调令大家感觉分外亲切，尤其是看了“两地书”后，当天下午上班前就有员工把家书送到厂办。
晚上，我吃了饭，正坐在办公室里录入这些家书，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阿冰？”
我说是。——还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谁会在晚上找我。“你过来一下。”对方说。
我终于醒悟过来，是方生。
我忙不迭地说：“好的方生。”
轻叩一下门，我走进方生的办公室。
方生坐在桌子前，对站着的我说：“这段时间，都看到你在加班。”我点头说是。
他说：“我不主张磨烂席，你天天都需要加班，我会怀疑你的工作效率。”磨烂席，在广东话中，就是花很多时间做某事的意思，把席子都磨烂了，可想而知花了多少时间。
我抬起头，大着胆子说：“方生，我不认为自己是磨烂席。我现在每晚加班，是因为我对电脑操作不熟，所以利用晚上时间练习，我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将来的工作效率。”
他盯着我眼睛看：“是这样？”
我也看着他的眼睛：“是的。更何况，我每天晚上都要看完厂里订的所有报纸。如果我上班时间拿着一叠报纸看，不合规矩。”
在当时，我认为上班时间看报纸是不务正业，直到后来，我进了机关，才知道，原来有的人每天上班，一杯茶一张报纸，便可消磨整天的时间。
用广东话来说，就是同伞不同柄，同人不同命。
方生好奇地说：“你看报纸做什么？”
我说：“我们的《依娜之声》虽然不可能办成县委机关报那样，但有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们可以多关心员工的家长里短，让大家觉得《依娜之声》与自己很近，大家都有兴趣参与。”
方生笑了，指指桌子前的椅子示意我坐：“第三版《两地书》是你想出来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我依言坐下来，说：“我到总务处拿过员工的花名册，这里的外省员工有800人左右，刊登他们与家人的通信，除了可以让大家分享彼此的亲情和牵挂之外，也有利于增加他们对工厂的感情。”
方生微笑颔首：“想不到你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你当时不自己来与我说清楚你的想法？如果当时我否定了这个方案，你会怎样？”
我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你否决了我的想法，我会第一时间跑来想办法说服你。”
方生欣赏地看着我：“阿冰，你就像年轻时的我，敢想敢做，只要定了一个目标，就会永不回头地走下去。”
我不好意思地低头，道：“谢谢方生。”心底窃喜。
对于男人来说，最赞赏后辈的说法，莫过于一句：“你就像年轻时的我。”但凡自认为事业有成的男士，对于年轻时的自己，总有挥之不去的自恋。
8月的下半月，征得方生同意，我在厂里组织了一次题为《×××，我想对你说》的征文比赛。这个×××，可以是丈夫和妻子，也可以是女儿和儿子或父母兄弟姐妹等。征文的前10名获奖者，将在春节期间获得厂里资助的来回路费。
消息一出，在厂里引起轰动，尤其是一些离家较远的外省员工，在那段时间都成了积极的文学爱好者。有的早上刚交了《老婆，我想对你说》，晚上又交《儿子，我想对你说》，投稿的热情高涨。
那段时间，厂里员工每天茶余饭后都在议论此事，就连方生到饭堂吃饭，见到工人都会亲切地问：“你有没有参加征文比赛呀？”
毕竟个个都是业余选手，我的工作量变得无比巨大：有的征文是用方格纸写的，有的是用日记本上随便撕下来的单行纸写的……字体龙飞凤舞有之，鬼画符有之，令我头大如斗。
不过我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情，每天晚上坚持回来看稿，及时筛选。反正我最不缺乏的就是时间，如果花点时间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好，何乐而不为？
奋战半个月，我终于挑选出10篇写得比较好的征文，与其他的投稿一并交到方生处。方生大概翻了一下，笑着问我：“就这10篇是最好的？”我肯定地说：“是，另外我还选了10篇备选，但质量不如这10篇好。”
方生说：“你挑选的标准是什么？”
我说：“我认为感情真挚比较重要，比如裁剪组的女工杜丽婵，她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为了省钱，她三年春节没回家了，希望儿子能够谅解，好好读书。如果厂里能资助她春节回家，她一定会高兴坏了，对厂里的感情也会更深。”
方生颔首微笑：“你的想法与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相信你的眼光，这些备选的我就不看了，你在这期的厂报公布获奖名单，并把获奖征文登出来。”
我不相信地看着他：“你真的不看了？”
方生指指旁边的功夫茶具：“我们坐过去那边吧，喝喝茶聊聊天。”
用煮沸的热水洗了茶具，方生为我倒上一杯小小的功夫茶，我隐约记得功夫茶是要一饮而尽的，于是毫不犹豫地拿起杯子，一喝而光。茶水很热，我被烫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方生端起面前的杯子，试了一口，说太热了，是不是烫着你了？我尴尬地笑，默认。
方生笑着拍拍我的手背：“受了委屈不要不好意思说，说出来，更容易得到别人的理解。”
我看着方生，听他说下去。
他说：“你来见工时写的那篇文章，我后来又看了几次。每看一次，都感觉像看到年轻时的自己。我刚去香港时，与你到广州找工作是一样的。没有经历过那种彷徨的感觉，写不出那样的感受。”
我脸红耳赤：“我觉得父母供我读完大学已经不易，我不能再靠他们养我……”
方生点点头：“我与你是同一类人，即使没人向你提要求，你自己也不会放松自己的要求。”
我不好意思地说：“是。”
他说：“我看人的眼光不会错，相信我，你不会永远是一名普通的文员。”
我说：“谢谢方生。”
他诚恳地说：“你以后有空可以随时来找我聊天，个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如果我帮得上的，都会乐意帮。”
我受宠若惊地说：“哪好意思麻烦方生。”
他笑笑：“我很希望你把我当成朋友，不要当成老板。”
我脸色发烧，只会点头。
次月底，我的工资升了，比第一个月升了300元，一共1800元。拿到工资袋，我以为数错了，再数一遍，再核对上面的名字和数目，真的没错，是我的工资。
唯恐引起小云的注意，我连忙把钱从袋里抽出来，放进随身带的包包里，把工资袋放进抽屉里锁好。进厂第二个月便升工资，我有点心虚。但心里，隐隐升起几丝欢喜。这1800元给我带来的喜悦，是如此直接而舒畅。
这是我爸与我妈一个月收入的总和。当天晚上回家，我把1000元交给我妈，余下的800元自己用。我妈这家伙，连假意推辞都不会，理直气壮地一把拿了去，收进贴心的衣袋里。
我想起好朋友阿美。她爸爸把她安排进教育局办公室，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她领到工资后把500元交给她妈，她妈都要谦让半天。
各人有各人的妈，各人有各人的命，妈不同，命也就不同。
你可以不认命，却不能不认妈。
看着我妈开心的笑容，我觉得自己也很开心。
在我愉快的心情中，夏天过去了，转眼间秋凉。
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除了早晚有点冷，一整天都秋高气爽，阳光普照。厂里给我发了两件冬装，说是冬装，其实只是两件黑色的单层西装，我穿上去在家里臭美过一会，我妈说看上去就像大机关里的人，让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妈就是有这本事：她可以随便一句话，把我气死；又可以随便一句话，让我美死。当然，在她面前，我也有这本事。这本事估计是传女不传男的，所以她只生了两个女儿。
冬雨飘起来的时候，同事都在西装下面穿了厚厚的毛衣，有的甚至还在西装外面套了羽绒服，只有我，每天依然穿着浅色的贴身内衣打底，外面套件制服。印象中，我从没有试过穿两件衣服以上。因为自小，我妈就说：多衣多寒，无衣也暖。
因为“无衣也暖”，所以她极少给我买过衣服：小时候的衣服，大部分是亲戚朋友们给的；上中学以后，她每年春节时给我买一件衣服。现在我参加了工作，有时候自己可以添置些，但你也知道，外面随便一件衣服都要100多元200元才像样，而厂里的制服不但像样，还不花钱，我当然很乐意天天穿在身上。
有天晚上，正在办公室里为《依娜之声》排版。（这时候我已经有自己专用的电脑了，是方生的安排，我非常享受在电脑前伏案工作的感觉，充实而幸福。）
突然，案头的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方生的声音：“阿冰？过来一下。”
我放下手中的活，走出办公室。
方生坐在办公桌前，笑着看我：“又在加班？”
我说是。
他看着我：“我前一段时间与你说过，有空可以过来坐坐，陪我聊天，但你没来过一次。”
我沉默，不知道说什么，不敢看他的眼睛。其实，我有点怕他。
他说：“我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
我终于抬起头：“不，其实我很喜欢听你说话。”
他笑了：“喜欢听我说话，却不过来找我？因为我是老板，所以不当我是朋友？”
我不语。他欣赏我，就如我也欣赏他一样，我佩服他当年的拼劲，他的不屈。他今天的一切成就，便是他魅力的综合体现。
他起身，胸有成竹地走到我面前，站定。
那么近，我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
我低垂着头，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面前有一个洞，我愿意钻进去，永远也不要出来。
他没有说话，轻轻地把手放在我肩上。
几乎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搂住我的腰，双手紧紧地环抱着我。
我听到他澎湃的心跳。
他的怀抱，很温暖，一种我未曾感受过的温暖。
半晌，他才稍微松开手，低头看我的眼睛，微笑着说：“为什么穿得这么少？不怕冷？”
我不好意思地推开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说：“为什么给我涨工资？”
他笑：“那是你应得的。在春节前，我还会叫财会给你涨一次，到时你的工资是2500元，比助理要高几百元。”助理，就是他的助手，平时兼任他的秘书负责各种迎来送往。
我大为吃惊：“这个工资比很多人高……”在当时，这已算是很高的工资，与县里的公务员差不多了。
他说：“我只对事不对人，谁努力，谁做得好，我看得到。”
稍顿，他又踱过来，不好意思地拉我的手：“我没有想过我今晚会这样，希望你别介意。”
我抬起头，勇敢地看着他的眼睛：“不，我喜欢。”
他受到鼓励，把手又放在我肩膀上。
我站起来，靠在他怀里，脸色发烧，但依然轻轻地说：“我喜欢你。”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感觉：我喜欢他的怀抱。
当他紧紧地抱着我的时候，我的喜悦，无与伦比。
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试过这种甜蜜而温暖的感受：我妈习惯对我呼呼喝喝，我爸极少对我说亲和的话。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班里一位与我同龄的女生发烧了，老师到校务处打电话叫家长来带她回去。
只一会儿，女生的妈妈就来了，热切地抚她的头摸她的手，最后把她抱回家了。
那时候我默默地想，如果我病了，我妈会不会来抱我回家？想出来的结果是，一定不会。
下大雨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有家长来接，就算我在雨前的屋檐下望眼欲穿，我妈也不会出现。我只能傻傻地等，等到雨下得差不多了，才冲出屋檐，赶回家做饭。
我知道这不能怪我妈，她要卖头菜；也不能怪我爸，他要看大门。只不过，道理是懂的，但心里，还是掩饰不住地难过，感觉自己不被重视，无人疼爱。
若干年后，当我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依然泪湿眼眶。也许，我对方生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而仅仅是因为对情感的渴望。
只是，情爱或情感，又哪里有明显的界限，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我奋不顾身投了进去。
我的世界，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上班对我来说，是一件既开心又甜蜜的事。每天早上回到办公室，看到方生那边的大门，我便感觉很心安。
有时候，我会悄悄地走进他的房间，看一眼他，再溜出来；有时候，他会突然打电话叫我过去，两个人随便聊两句，我再迅速跑回自己的位子。
我最喜欢的，还是晚上，整层办公楼只剩下我们两个，我可以坐在他办公室的大沙发上，与他对视，说着各种不着边际的话。他喜欢听我说话，尤其是说我妈卖头菜的故事，因为他告诉我，我说这些故事的时候，表情生动，眉飞色舞，很可爱。“你知道吗，阿冰，我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自卑过，觉得自己比你大了近30年，不能给予你更多。”有时候，他会走过来，伏在我的膝盖上，好像匍匐在女王的脚边。
我轻抚他的头发。自从我们在一起后，他像本地的中老年男人一样，刻意染了头发，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其实，我并不介意他的年龄，两个人在一起，享受彼此关心带来的温暖和快乐，已足矣。
他半个月回香港一次，每次回去两天。有时候他会给我买礼物，买兰蔻的护肤霜和口红，可是我对这个品牌过敏，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这已经是最贵最好的了。”
最贵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我没有纠正他的错误，他仍然习惯用商人的目光看待问题。其实我肤质敏感，习惯了用雅芳的牛奶玫瑰。
记得有一天，他掏出钱来，说：“不如你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我脸红耳赤地推辞，最后塞进他的抽屉中不了了之。
那时候的我，单纯而认真，总觉得自己喜欢的，只是他这个人，如果拿了他的钱，便破坏了心中最美好的感觉。
很多女孩子，都会陷入这种误区，以为感情与物质，应该泾渭分明。殊不知，在感情的世界里，精神与物质，从来都密不可分。作为男方，爱她，就给她更多；不给她，就一定不爱。
也有人说，爱她不一定要用物质证明，好吧，就当你是爱她吧，可是你爱你自己更多。
那时候的我，最享受的事，莫过于坐在他的膝上，伏在他怀里，听他说刚偷渡到香港时的种种际遇，有时候开心，有时候叹息。他就像一本书，内涵丰富而意义深远，了解得越多，越让人沉迷。
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正如他曾预言，我不会一辈子是一个工厂文员一样，一切事情，似乎上天早有安排。
天气越来越冷，已是深冬。在春节之前，财会给我升了工资——2500元。我知道小云的工资依然是1500元，所以我从不敢与她提我升过两次工资的事。
我觉得，不知道这些，对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她知道我的工资比她高出一千元，不但自己不开心，也极有可能迁怒于我。
人就是这样，自己得不到一些东西，他不会检讨自己为什么得不到，却去怨恨那个得到的人，认为是别人抢了他的东西。道行差些的，甚至因此对人家打击报复。
只是，打倒了人家，人家的位子也不会成为他的位子，他的一切，仍然得他自己去争取。
在春节前，我们要再出一期《依娜之声》，其他的稿子我早就准备好了，单等头版方生的新春致辞。
某天早上上班，刚坐在位子上不久，小云便冲进来，大声说：“阿冰！把稿子给我！我来排版！”平日的版面都是我排的，我不知道她何以如此突然，便说：“你来排？”
她继续大声说：“难道我还不会排吗？你会排版也是我教你的！”
我老老实实地说：“是，但这期的内容，方生有特别要求……”“方生方生！你拿方生来压我了？我知道方生给你涨了两次工资，现在办公室里你工资最高，很了不起了？”
泪水即将夺眶而出，我却硬硬地收住。我把手上的稿子全部交到她手中。
如果可以息事宁人，我愿意不再说话。更何况，我终究是有点心虚，方生迅速给我涨了两次工资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有没有私情在里面。
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到当天下午，事情终究还是闹开了。
其实整个下午，我都看到小云在认真地排版，也许是我两次升工资的事，触动了她，令她想认真地做些事情。
临下班时，她拿着一叠稿纸走了出去，估计是到方生办公室汇报排版的事。我预感有什么事情将发生，却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正是因为不可预料，所以我才更不安。
一会儿，方生的助理慌慌张张地进门来，说：“阿冰，方生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哦”了一声，连忙起身跟着她出去。
还在门口，就听到方生怒不可遏的声音：“你不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却妒忌人家工资比你高，有你这种人在办公室，企业一天不会有进步！”
我心惊胆战地走进去，方生站在办公桌前，额头青筋暴露——我从没有见过他这么凶。小云不服气地瞪着他，满眼不忿。
见我进来，方生指着我：“阿冰，你告诉她，你是怎样做工的，她是怎样做工的，你白天上班晚上加班的事情她看不到，她只看到你工资比她高！”
我尴尬至极，不敢附和，怕触怒小云。
四下一片寂静。
稍顿，方生大声说：“财会竟然私自泄露员工工资，严重违反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必须处理！”
我噤若寒蝉，想不到事情这么严重。
当天晚上，方生与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当天小云在饭堂吃早餐时，见到财会阿苗，不禁与其抱怨自己的工资数年没升。平时阿苗是一个不多言的人，当天也是合该有事——她竟然告诉小云，我升了两次工资，现在是2500元。
小云听了肯定心里很不满，但仍然强按着没有大发作。直到下午，她拿了稿子到方生的办公室。方生看过稿子后，认为选得比较好，就说：“小云，这些稿子不错，你做得好。”
小云当即打蛇随棍上：“方生，你说我做得好，为什么有人可以随便升工资，我却几年不变？”
此话引起方生的警觉，他马上问：“谁随便升了工资？”
小云不客气地说：“阿冰！”
方生当时没想过要发作，只是淡淡地说：“阿冰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我都很欣赏，这是她应得的。”“为什么阿冰升了1000元，我却一分钱没升，这不公平！”
这句不公平彻底惹怒了方生，他立即叫助理把我叫了过去。
……
最终的结果：小云自动辞职，阿苗换了岗——调到总务处负责饭票充值。
事情非我所愿，但却是因我而起，我很是不安。
该保守的秘密不懂得保守，不该做的事却迫不及待地去做，这是职场大忌。方生这样对我说。我唯有叹息，为小云感到难过。
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没错，错就错在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却去质疑老板的不公平。老板有权利不公平，你却没有指责他不公平的权利。
这个世界，几时有过公平的事？有的人一出世，就是如珠如宝，有的人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一粒珠来戴。连老天爷都不公平，你还奢望猴子变成的人会公平？
因为小云的离去，此事在厂里引起轰动。我知道大家在背后都议论我，向我投以种种含义不明的目光。有一天，扫地的大婶在茶水间里拉住我，悄悄对我说：“冰姐呀，你不在的时候，办公室里有人说你是老板的二奶。这种人，你要告诉老板不要放过他。”
我知道她是出于好意，办公室里只有我对她最客气，有时候手上有零食，也会分点给她品尝，所以她有绝密消息，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我向她表示道谢，若无其事地倒了茶，回座位坐下。
不能说人家说的完全不是事实，可是我依然很生气。有的事情，自己做了觉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可是一旦有人说破，仍然忍不住反应激烈情绪低落。没有人能够例外，那些能够例外的，是因为他有更高深的武器——直接“杀人灭口”。
而我手无寸铁，唯一能做的，就是伏在桌面，让无声的泪水汹涌而出。
当天晚上与方生在办公室里喝功夫茶，把白天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听了反问我：“你怎么想？”
我答：“我没怎么想，只是觉得没意思。”
他轻拍我的手：“确实委屈你了，我什么也给不了你，什么也不能为你做，甚至现在为你出头都做不到。”
我轻轻地摇头。我不需要他为我出头，否则，人们会说出更难听的话。
受我妈的影响，自小，我就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我宁愿自己做多吃少，也不希望背后有半句微言。而我妈，卖头菜多年，她最忌讳的便是人家说她缺斤短两。
孩子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家长行为的延续，我之所以要面子，就是延续了我妈的要面子。如果我妈知道我背后与老板有暧昧关系，一定气得卖头菜也不开心。
晚上，我九点左右就回家了。我爸上夜班，我妈在家用包菜做泡菜。自从做酸辣豆角小挣了一笔后，她现在已成为技改挖潜的突出标兵，经常把当季的廉价蔬菜大量地买回来，试验着做出各种各样的泡菜。
你还不要说，她的创新之举得到了不少家庭主妇的追捧，卖头菜反而成为副业。只要用心，副业有可能会成为主业，主业也有可能成为副业，不管主业副业，挣到钱就是甜蜜的事业。
多年之后，我到一家韩国菜馆吃饭，觉得那里的泡菜与我妈做的泡菜相差无几。如果谁出钱投资给我妈开一间韩国泡菜馆，保证共同发大财。
我打电话给好友阿美诉苦。大学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毕业后她因为父亲的关系进了教育局，现在招生办负责管理资料。因为各有各忙，我们现在的来往没有以前密切了，但在我心中，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本想告诉她关于方生的事，她却甜蜜地告诉我，教育局办公室有人追她，末了又告诉我一件事：“对了，上次在县府大院里见到周永，他说想找个时间约你出来吃宵夜，他好像喜欢你。”
我打消了提起方生的念头，闲聊了几句，就放了电话。
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郁。广东的企业，向来有吃团圆饭的习惯，即在春节之前，邀请各种关系户或地方官员一起聚餐，饭后塞上红包或礼品，希望对方来年多关照。除非大企业或有背景的企业主，不然官员还不愿意赏脸。
依娜吃团圆饭的晚上，方生请了县政府的官员过来吃饭。方生与县长是好朋友，再加上方生本身是政协委员，捧场者众。
第二天，方生一早便叫我过去，告诉我：“昨天报社的副社长也来了，我问他们招不招人，他说数天后有场招记者的考试，你要不要过去试下？”
我大喜：“好，不过我怕人家对我不满意。”
方生说：“我看得起的人，总不会太差，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他提醒我：“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信息，具体行不行，他们还要笔试和面试。”
我依然兴奋地说：“好的。”
三天后，报社举办了笔试。参加笔试的有十多人，除了我一个女的外，都是男的。看得出，他们大部分都相互认识，从他们互相的问候中，可以估计他们是平时有来往的“文友”，即文学爱好者。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文学爱好者，其实就是报社的通讯员。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平时喜欢舞文弄墨，时不时给记者提供一点部门新闻或街头新闻。记者拿到他们的稿子后，稍作修改，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名字——大家一起赚报社的稿费。
传说中的报社，待遇好，又风光，号称“编外记者”的通讯员自然想当真正的记者，于是他们一获悉报社招人，立即纷纷前来报考。
题目不算复杂，给一个简单的线索，写一篇新闻报道，再写一篇评论。由于我已经编了大半年的《依娜之声》，对于这个驾轻就熟，仅一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
我交卷的时候，看到余下的人仍然在奋笔疾书。
报社坐落在县府大院最里面的一座小楼里，四周种满了高大的芒果树，环境幽静而安适。如果我能够在这里上班，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回来后，我到方生办公室说了考试的事。他问：“你有信心吗？”
我笑而不语。其实心里没把握。
他说：“我敢保证你一定可以。我看好你，是金子总会发光，去到哪里都是。”
我开心地笑。他总能说出令我自信的话。
至今，想起他，想起他与我之间发生的一切。也许，仅仅只是因为在他身上可以不断得到肯定和鼓励，才让我对他越来越依恋吧。
他不见得就一定理解我，但他总是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我适当的肯定。
每个人都是自卑的小孩，谁肯定他，他都乐于张开怀抱。所以异性之间，一旦互相欣赏，总免不了落入俗套。
一周后，报社来电通知我去面试。
负责面试的一共三个人：社长王安，副社长冯杰，还有新闻部主任郑言。后来我才知道王安既是报社的社长，又是县委办副主任。
当时的县委机关报由县委办直管，社长身兼两职，级别不低。王社长长得高瘦挺拔，冯副社长却长得矮而胖，两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相映成趣。
没有我想象中的紧张，无非是问我喜不喜欢当记者，还有我现在的工作情况等。我详细地介绍了我在管理《依娜之声》方面的经历和体会，并表示：“虽然我没当过真正的记者，但我平时常与工人接触，也写了不少东西。”
王社长似乎很感兴趣：“有没有带你办的《依娜之声》过来？给我们拜读一下？”
我连忙说：“带了。”我早有准备，马上从随身带的包包里拿出厂报，递过去。
他们几个人凑近看了一会，王社的脸上，似有微笑，我心里暗暗高兴。再看旁边冯社的脸，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心里一沉，收回了脸上的笑意，作正襟危坐状。
面试结束后，回来等候通知。
方生问我：“情况乐不乐观？”
我说了面试的情况，他若有所思地说：“要不要我打个电话给冯社长，让他关照下？”
我连忙说：“不要，千万不要，我不想让你出面，免得人家说闲话。”
方生说：“只要你开心，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我笑：“你不怕我走了后，忘记你？”
他摇头：“我这样的老头子，你迟早会忘记的。”
我连忙哄他：“才不会，我要一辈子缠着你。”
他开心地笑，我也笑。
有些话，明知道对方是在哄自己，可是依然免不了心花怒放。就像有些话，明知道说出来会惹出轩然大波，可还是要不计后果说出来。
知道是一回事，做出来又是一回事，能够逞口舌之勇快意恩仇，也是人生乐事。
次日，我正在办公室里做春节游园活动的安排，有人打电话进来。“你好，厉冰冰。”对方说。声音谦和有礼，但极其陌生。我大脑迅速转动，却没能与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对上号。
我迟疑地说：“你是？”
对方忙自我介绍：“我是报社的郑言。”我猛然记起来，那个在面试席上一直微笑的新闻部主任郑言！
我忙不迭地说：“郑主任你好你好！有什么吩咐？”
郑言说：“恭喜你，你的文章写得不错！王社让我通知你，下午过来报社一趟。”
我难掩喜悦的心情：“啊，太好了！谢谢郑主任告诉我这个好消息！”
他说：“是你自己有本事，王社对你办的《依娜之声》很欣赏，说你是天生当记者的料。”
我再三道谢，表示下午会准时到报社报到。
忍不住喜气洋洋地到方生的办公室报喜。
他佯作失落状：“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这个老头子了。”
我也故作为难状：“要不我回绝报社算了，继续在这里为你打工？”
他忙正色道：“千万不要，如果你在报社干得好，你开心就是我开心了。”
接着两人便会意地大笑起来。
下午，我向办公室请了假，到报社找王社。到了王社的办公室，已经有一名戴眼镜的小伙子坐在那里了。王社为我们互相介绍：“来，你们认识一下，这位是李东，这位是厉冰冰，你们两位都是在这次招聘中表现比较突出的。”
原来这次公开招聘记者，报社打算从十多人中招聘两人。李东30多岁，外省人，大学毕业后到这座小县城当中学老师。“李东社会阅历丰富，而且交际广泛，这是当好记者的必需条件；厉冰冰文笔不错，年轻能干，希望你们互相促进，在这里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事业。”王社鼓励我们两人。
李东向我笑，我也向他微笑着点点头。“试用期间，你们每人工资1000元，三个月后如果一切顺利，就办入职手续，入编事业编制，与这里的采编人员一样，基本工资1000多元，稿费另计。”
我心里暗暗算了一下，工资比在依娜低了1500元，三个月就是4500元！心里有点小纠结，但脸上依然不动声息地连声道谢。
当天晚上，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我妈一听说我即将调到县府大院上班，马上眉飞色舞：“想不到我家也有这样的运气。”
我爸却骄傲地说：“我家的人，去哪里都不会太差。”印象中，这是我爸和我妈首次同时对我表示肯定。
可是他们的话题仅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会，便又齐心协力地做泡菜了。春节将至，人们免不了吃大鱼大肉，他们正在泡制各种解腻的酸味小食，比如甜酸荞头、咸柑橘等。
我越来越发现，我妈是一个搞技术的高手，天生有技改挖潜的能力，就算让她卖头菜，她也能搞出各种赚钱的花样。这样的高手，让她卖头菜是亏了点，如果让她搞科研，很难说她不会造出令全球瞩目的“神七神八”。
当然，也要表扬一下我爸，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愿意配合老婆做泡菜的。
愿意臣服于女人手下的男人，不是有大胸怀，就是有大智慧。
农历正月初八后，到报社上班。
毕竟只是一家县级报，新闻部人不多，加上我与新来的李东，才7人。
新闻部主任郑言热情地为我们各自介绍，李如安，梁平生，黄占，小良。李如安与梁平生是老记者，都有50多岁了，他们都是以前报社开办时直接从下面的镇党委办选调上来的，黄占与小良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总之这个办公室，算是老中青都有了。“王社之所以这么急招你们进来，就是希望迅速为报社补充新鲜血液，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李如安自嘲地笑着说。他的头发都花白了，看上去确实不年轻，大家都叫他安伯。
郑言对我说：“王社叫我带你，今后你就坐在我后面吧。”我连声道谢。李东由安伯带，因此他的位子就在安伯的后面。
报社为我们准备的桌子很大，但是桌子上摆着的电脑，看上去却相当“老资格”。郑言向我解释说：“这些电脑都是编辑部淘汰下来后，才安排到采访部的，以前我们都是用手写稿，这两年才用上电脑。”
我微笑着表示不介意。郑言从书柜里找来一本《新闻入门》放在我桌子上：“你有空就看下，掌握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如果出去，就带你出去。”
这一天，郑言都在办公室里没出去，说是在整理县委书记的新春访谈。我一直在看书，看过书又看旧报纸。这里是周二刊，即每周出两期，每期八个版。
晚上，报社在本县的侨联大酒店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欢迎晚宴。在这次晚宴上，我再次见到了又矮又胖的冯副社长，不过人人都叫他冯社。
在酒席上，李东不断地向王社和冯社敬酒，随后还一一地敬过所有的同事，谈笑风生，如鱼得水。我坐在一边，拘谨得如坐针毡。
同是新人，双方的优劣，立见高下。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而记者这一行，却注定了非要迎来送往不可，我连简单的应酬都不会，只好眼睁睁地看人家长袖善舞。
不自量力的人固然可悲，但有时候，对自己太了解，也是一件不幸的事——你会不由自主地以“我不会做”或“我做不来”而禁锢自己的手脚甚至思维，令你放弃努力尝试的机会。我暗暗提醒自己，不要丧气，应该给自己一个努力尝试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刚到办公室门口，郑言便急匆匆地吩咐我：“快，收拾一下，准备跟我出发。”办公室的人都在风风火火地收拾东西，看样子似乎有大事发生。“一会县里四套班子要去慰问老革命和特困户，我带你跟县委书记到五乡镇。”郑言大声说。老革命是本地的俗称，意即以前的抗日老兵。五乡是本县最偏僻的镇，由于山势险要，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那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两分钟后，我们几个人赶到县委大楼前集合。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也来了，郑言熟络地与他们打招呼，我乘机拿过他手上的相机，帮他减轻负担。当年的数码相机，是大块头，10000多元一台，用3.5软盘当储存器，每张软盘格式化后，可装4—6张像片。
郑言叫我带了5个软盘，再加上外包装盒，就是厚厚的一大叠。与今天的数码相机相比，很不方便，但与旧式相机对比，因为可以当即在显示屏上看到像片的效果，而且不必到照相馆晒相，可以省却很多事。
当天在五乡镇的采访，很顺利。先是到老革命家送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又到特困群众家中送了棉被粮油之类的，最后在镇政府吃饭。
我一直跟着郑言忙前忙后，他要拍照时我为他拿采访包，他要采访时我为他拿相机，还认真地在一旁记录，唯恐错过学习的机会。
在镇政府吃完饭后，镇政府的人给每个人都塞了个红包：“这是我们伍书记的一点心意，现在还是新年，大家图个喜气吉利。”伍书记，即五乡镇的镇委书记。
我大吃一惊，虽然听说当记者这个行业会有一点灰色收入，但没想到刚上班就收到了，因此不免有点不好意思，却看电视台、电台的记者都不动声色地收下，连郑言也若无其事地把红包放在采访包中，我也只好把它放进袋中，心中有点不安，又有点小惊喜。
事后才知道，原来当天所有跟四套班子领导下乡的记者，都收到了红包，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个红包，李东做了一件极其尴尬的事。
回来的路上，我们与电台、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坐市政府的面包车。一位坐在后座的电视台记者悄悄地从包里拿出红包，掏出钱币示意大家看。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3张红色的百元大钞。“平时的采访是没有红包的，但每年春节过后跟县领导下乡，各个镇都会给一点面子，一般也就是100至200。”郑言悄悄告诉我。我点点头，不好意思说话。
回到办公室，郑言对我说：“稿子要急着排版，比较急，今天不用你写了，我自己写吧。”我说好的。这个时候，所有跟领导下乡的记者都回来了，大家分头干活，办公室里很静。
临下班的时候，大家的稿子都交到编辑部修改排版了，新闻部变得热闹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今天下乡收红包的事。我发现，李东似乎很不安，一反常态地没有加入这个话题。
正在这个时候，安伯接了一个电话，听了一会，就黑着脸放下电话，再也不吱声。
直到李东走开，他才告诉办公室里的人：“这个新来的李东，不地道！”
所谓不地道，就是不厚道。我们平时说一个人不厚道，其实就是说这个人对不起自己。不然，就算他再怎么不厚道，也不会轻易说他。
人都是这样，如果对方不触犯自己的利益，就算他做了坏事，也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不厚道”这个评价就会成为砸向对方身上的第一块石头。
李东到底做了什么不厚道的事情？原来，与当天镇政府给记者的红包有关。
当天，安伯与李东跟的是县长慰问组，到本县的工业强镇司成镇慰问。司成镇经济环境好些，平时做事会阔气一些，当天给记者准备的红包是500元。
一般镇政府的红包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按照电视台2人，报社、电台各1人的份额准备，但当天报社去了两个人，而且李东看上去比较面生，司成镇党政办主任很奇怪，便向安伯打听李东是哪家媒体的。
安伯当时没在意，便随口回复：“这位是我们报社新来的实习记者。”既然只是实习记者，人家自然不会当成正式记者来对待，于是主任便随便又准备了一个200元的红包。
党政办主任给记者派红包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把那个200元的红包交给李东的；给安伯的时候，安伯正在整理数码相机里的图片，随手把红包接过来交给李东——让他代自己先放好。
想不到李东后来不知道如何把两个红包调换了——把那个200元的红包给了安伯。
安伯回来时发现红包只有200元，当时还以为司成镇变得小气了，后来电视台的记者回去拆红包，发现是500元，心里有点小高兴，便打电话对安伯说：“想不到这次还拿了个大红包。”
两个人一说，安伯才知道自己的红包比人家的少了300元，思前想后，便铁定认为李东偷龙转凤。而事实上，自从采访回来后，李东也流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显然是占了便宜又害怕东窗事发，故而惴惴不安。
安伯已经50多岁了，当然不会为一个红包而与新来的记者翻脸，但自此对李东有了看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李东知道，事情会这么快暴露，估计他断不会为了区区300元的便宜而得罪一个老记者，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想过事情会东窗事发。
因小失大，这是许多人都会犯的错。而这种错，自作聪明的人尤其犯得多。
因为对李东有了看法，安伯自此对他没了好声气。我们的报纸是周二刊，时效性不强，因此采访回来，一般由实习记者先写，再交给记者把关，如果没有大修改的话，就可以交稿了。
我每次写稿的时候，都很识趣地把郑言的名字写在前面，我的写在后面，因为报社规定凡是实习记者写的稿，如果指导记者的名字署在前面，可以拿全额稿费，如果是署在实习记者的后面，只能拿一半。
对于正在实习的我来说，名字署在前面固然可以让人看到我的能力，但署在后面，却可以让郑言看到我的本分。在能力与本分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对于一个翅膀未长全的小鸟来说，飞得越高只会摔得越重。
而李东或者是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了，很多时候跟安伯采访回来，便噼噼啪啪地趴在电脑前写稿，写好署好名便交给安伯。
安伯看见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就满肚子火，故意把稿子压着不交，还故意在办公室大声说：“哎呀，李东，听说你是中文系的高材生，怎么能这样写新闻？写新闻与写作文是不一样的！”
说着又故意夸我：“你看人家阿冰，跟着郑主任才几天，就写出那么有水平的消息，而你写的通讯不像通讯，消息不像消息，要加把劲啊。”表面是夸我，实质上是贬李东，弄得他脸上红一阵，黑一阵。
我知道，这是安伯在施展老年知识分子特有的“损人招”：有时候，抬高一个人，只是为了踩低另一个人。此之谓声东击西，在三十六计中不算突出，但却让安伯运用得炉火纯青。
为了完全地达到打击李东的目的，安伯几次在李东的稿子上直接按了删除键，然后自己另起炉灶，署名当然是“本报记者李如安实习记者李东”。
私下里，郑言告诉我，其实李东的文字基础是不错的，写的新闻稿比安伯略胜一筹——安伯毕竟年纪大了，写时政类的新闻稿除了“借船出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之类的陈词滥调之外，再无良方。这也是他劳碌多年没有任何进步的原因。
或许是李东太轻敌，又或许是他太不把安伯放在眼里了，发现安伯直接把自己的稿删掉后，他不是主动找安伯投诚，而是直接找到王社，请求换一个指导记者。
这下子彻底激怒了安伯。要知道，有的人，他虽然无法送你一程让你进步，但踩你一脚却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如果对方是一个稍有点文化的固执老大爷，他要打倒你的信心和耐心，远比他追求进步的决心大得多。
李东向王社要求换指导记者，王社自然会追问李东原因。
毕竟自己是新人，李东没敢直说，只是含糊其辞。既然没有正当的理由，王社不接受其换指导记者的要求，并说：“作为一名记者，经常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采访对象，我们能做的，是适应别人，而不是让别人适应自己。”
领导的话合情合理，李东无奈，只好怏怏地退回办公室。但紧接着，王社却把安伯叫了过去，把李东要求换指导记者的事情告诉了他。王社当时的意思，是希望安伯也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希望他可以安抚下新记者的情绪。
但在安伯听来，这却是李东背后告自己黑状，因此他怒不可遏地从社长室冲回来，一进办公室便冲李东叫：“李东，你给老子说说！我怎么对你了？你要跑到王社那里告状？”
李东忙从位子上站起来，惊慌失措地说：“安伯，没有这样的事，你误会了你误会了！”
安伯冲过去扯着他的领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以为你背后做的事，老子不知道？要不要老子帮你四处说说？”
眼看要打起来了，我吓得站起来，不知道怎么办。
郑言见状，连忙与梁平生一人一个，把他们劝开。郑言还特意把李东带到会议室，好好地开解了一番。
郑言好歹是采访部主任，大家都得给他一点面子。当天临下班前，安伯与李东握手言和，双方都对自己的言行表示了检讨，并表示今后不计前嫌合作愉快。
当然，谁都知道这只是场面上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男人更记仇的动物，也没有比男人更要面子的物种，如果你不小心伤了他的面子，那么他会像马蜂一样追着也要螫你的脸。
按照报社的规定，在实习期间，实习记者每月必须完成100分才算完成任务，连续三个月完成任务才能办理入职手续。
在郑言的帮助下，我每个月均顺利完成任务，尤其是最后一个月，我自己开始出街找新闻。这种在街上随机找回来的新闻，我们当时叫“街头新闻”。
一天，在街上闲逛时，发现市区的鞋店流行一种新款的休闲凉鞋，这种凉鞋是透明的，但鞋面缀着一朵或红或紫的大花，看上去妖娆漂亮。我向郑言借了数码相机，兴冲冲地就去采访。
当天晚上，我以“鞋上添花，足下生辉”为题，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又选了五六张照片交上去。虽然这些都是我独立完成的，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署上了郑言的名字。
第二天正是排版的日子，巧手的编辑把稿子和图片编辑成一个休闲版，图文并茂，报纸大样出来的效果非常好。郑言看到大样后，说：“哎呀，你独立完成的，就不用署上我的名字了。”
我真诚地说：“郑主任，如果不是这几个月你带着我，我连通讯都要加‘本报讯’呢。”郑言朝我笑笑，推心置腹地说：“这两个多月的稿子都是与我一起合作的，如果你再没有独立完成的稿子，对你也不好，我叫编辑删掉我的名字。”
我感激地朝他笑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Lesson 3
在这个全民皆八卦、个个忙围观的年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不发展，真是没天理。
从第三个月下半月开始，我不再跟郑言出去，他安排我独立跑卫生局。
独立跑到部门单位采访，此前我从未试过。尽管我心里有点犯怵，但还是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想不到我的第一次采访，就以失败告终——令我几乎丧失了当记者的信心，也因此延迟了我入职的时间。
有人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对于我来说，我的记者生涯，却缺乏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出发之前，我向同事了解卫生局是一个怎样的部门，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卫生局是一个内里有货外面小气的部门。”
安伯对此给予更直观的解答：“你想想看，那么多医院都归这个卫生局管，它穷也不会穷到哪去，不过它很小气，记者连一顿饭都吃不到它的。”我表示不介意，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在外面与陌生人吃饭。
尽管在出发之前，我已经与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约好了时间，可是当我跑到卫生局的时候，还是在门卫处被拦住了。门卫说：“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报社记者，来采访的。”
门卫说：“拿个记者证来看看。”
我忙说：“我是新记者，还没有证件。”
门卫说：“那你不能进去。”
我连忙说：“我约了你们办公室主任。”
门卫脸色稍缓：“你约了哪个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那边的电话是多少？”
我竟然一个都答不上来，因为我都记在桌面的白纸上了，以为过来直接见到人就采访，根本没有详细地记在脑子里。
放在今天，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拿手机打个电话便可以解决，但在当时，移动电话对我来说，还是奢侈之物。
门卫看我答不上来，面带讥讽地说：“我看你是蒙的吧？”
我涨红着脸说：“我真不是蒙的，真的约好了你们主任。要不你借个电话让我打？”
门卫当即黑着脸，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随便来个人都借电话给你打？要打电话到外面去！”
我只好难为情地走开，走了好远一段路都没有看到有公用电话。天上下着冷雨，我的鞋子都走湿了，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街角的小卖部看到一部公用电话。
同事帮我查了卫生局主任的电话和姓名后，我记在本子上，然后才又走路回到卫生局。
门卫见我又来了，而且说出了主任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估计我不是蒙的，才放我进去。临了还理直气壮地说：“阿妹，不是我不放你进去，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如果我乱放人进去，局长会革我的职的。”
我只好向他陪笑脸，并再三道谢。
就算憋了三肚子火，也得装出一副千恩万谢的样子，人生就是如此无奈。
不过，我要永远感谢这个门卫，可以说，是他为我的记者生涯上了生动的第一课：准备工作不足，势必影响采访。这是我最深的体会。
因为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出发之前，一定要把将要采访的人名、电话号码和职务写在采访本上，而且张口能说出来，这样，既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也便于自己开展采访。
当然，在当天的采访中，这不是我最深的体会。因为在这次采访中，我竟然被气哭了。我的哭，惊动了全报社，甚至差点引起了两个部门之间的矛盾。
我赶到卫生局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四点了，比原来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当我敲门进去时，办公室只有一个女的坐在那里，于是我便向她打招呼：“你好，我是报社的，我想找吴主任。”
那女的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冷淡地说：“你找他什么事？”
我小心翼翼地说：“我约了吴主任采访。”
她说：“不在。”
我说：“吴主任说在办公室等我的。”
她没好气地说：“你没看到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急了，说：“我之前跟吴主任约好的。”
那女的冷冷地说：“那你就在这里等吧。”说着就自顾自地开始打电话，与电话那边的人说下班后去哪里逛街、哪里的衣服便宜之类的。
我本想请她帮我呼一下吴主任的传呼机，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但看她一直在打电话，就不好意思打断她的话。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转眼间，五点到了，这女的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出去办事了。我要锁办公室的门，你到外面等吧。”机关下班时间是五点半，显然这女的是因为约了人逛街而早退。
我只好陪着笑脸，跑到走廊外面等。卫生局早退的人不少，陆陆续续有人锁门离去，几乎每个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都投来好奇兼探询的目光。
我站不下去了，只好怏怏地离开。
回到报社时，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想不到自己的第一次独立采访，竟然连采访对象也见不到。“怎么样，采访还算顺利吧？”郑言问我。因为当天要排版，所有的记者和编辑都还在。小报就是这样，每周两次的排版，大家都视为大事。
郑言不问我还好，一问，我委屈的泪水就夺眶而出：“我没有见到吴主任……”
在他的追问下，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郑言一听怒不可遏：“这个卫生局把我们报社当成什么了？那个女的还敢把我们的记者赶出门！”
我羞愧难当。几位记者围着我问长问短，连王社也过来了，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好边流泪，边把事情说了个大概。王社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电话一打通，便听到王社对着电话那头说：“陈局你好，我是报社王安。我们的人今天到你卫生局采访，让办公室的人赶了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估计对方也相当诧异，王社又把我下午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陈局，现在咱们先不说私人感情。如果卫生局不欢迎我们记者采访，可以提前说声，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做。当面把我们记者赶出来，是不是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叫我怎样向兄弟们交代？”
说完，王社就挂了电话。“当记者的，什么都图不上，就图个面子，你放心，报社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王社安慰我说。
我知道王社的意思。记者，走出去就代表报社的形象，如果记者在外面让人欺负了，那么意味着人家根本没将报社放在眼里，所以这口气，王社是非出不可的了。
第二天一上班，便有人通知我到王社的办公室。
我走进王社的办公室时，发现郑言与冯社均在，还有一名陌生的男子。
看见我进来，王社说：“这位就是我们昨天到卫生局采访的记者厉冰冰。”
陌生男人连忙站起来，说：“厉记者你好，我是卫生局吴征，昨天的事真不好意思。”
吴征，即是我之前联系好采访的吴主任。
原来，昨天我与吴征约了采访后，因为我在三点时没有及时在办公室出现，吴征就忘记了此事，跑到外面办事了。“当时，留在办公室的那个女同志，是办公室副主任，平时与我的关系不怎么融洽……”吴征颇为为难地说，从他断断续续的表述中，我们明白了大概的意思。
那位副主任一直认为自己能力比吴主任强，加上后台比吴主任硬，平时根本没将吴主任放在眼里，而我昨天是吴主任约来的客人，因此她没有什么好脸色。“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疏忽让厉记者受委屈了，陈局让我今天一早就过来说明情况——我们卫生局很欢迎厉记者以及所有记者到我们单位采访。”
王社向郑言使了个眼色，郑言马上对吴征说：“吴主任，你看事情不发生都发生了，我们的记者让卫生局的人赶出门是事实。要不这样，叫那位副主任过来我们报社，大家认识一下，免得以后再发生什么误会？”
很明显，这个意思是叫那位副主任过来报社表个态，算是让我挽回一点面子。吴征面露难色，显然这事他做不了主。“这样吧，这事情不妥善解决，大家今后很难避免彻底消除误会。你回去向你们陈局汇报一下这事吧。”王社站起来打圆场，显然这是表示送客了。
吴征站起来，有点失落地夹着公文包离去。
此后两天，再无下文。
想不到因此一来，我却患了外出采访恐惧症。以前外出采访有郑言带着，我毫无压力，现在我却很抗拒外出，甚至一想到采访前要先电话联系，要找上门去，要与陌生人面对面说话，还要准备一系列的采访题目，就感觉很烦，不想面对。
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对自己，对未来，甚至对记者这份工作，都产生了极度的怀疑。
我一连两天端坐不动，郑言急了，他说：“阿冰，不要让卫生局那件事影响你，其实很多部门对记者还是很热情的，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问心无愧，就是称职的记者。”
我沮丧地摇头，在我眼前，一切都变得暗淡。自小，我虽然经受着我妈的各种考验，但在外面，我还是很争气的，一向成绩优良，老师宠爱同学友善，从没有过被人赶出门的尴尬经历。出去采访被人赶出来，这样的打击，我在心理上真的接受不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可笑，但在当时，我却以为是世界末日。
很多事情，时过境迁后回头看，根本就是一出喜剧。可在当时，你觉得它是一道迈不过的坎，你觉得它是灾难。
下班了，别人都走光了，我还呆坐在办公室里，觉得前路茫茫。
突然很想方生。自从过来报社上班，我们仅见过极少的几次面。每次见面，我都对他依依不舍。在我心中，他就是我坚强的后盾，唯有他可以为我解决一切。
依娜是不敢过去了，他开车来县府大院接我，两人到河边吃饭。
本县的经济虽然不甚繁荣，但吃喝玩乐方面却是丝毫不差于大城市，尤其是河边的白粥鱼仔，扬名国内外，不少国外侨胞回乡省亲，都选择在河边喝白粥鱼仔，而不是到大酒店吃山珍海味。
点了白粥鱼仔，又点了一些豆叶之类的煮青菜。豆叶其实是长豆角的叶子，本地习俗是把这些叶子摘下来，用盐水煮了当菜吃，嫩而香，是我非常喜欢吃的菜。虽然我们不常出去，但方生却记着我喜欢的菜式。“方生，我想回依娜。”犹豫再三，我终于开口。不管有人没人，我都习惯了叫他方生。就算我们脱离了上下级关系，我还是一直这样叫他。在他面前，我一直都不愿太随便。
方生看着我：“在报社不顺利？”
我稍为迟疑了一下，把卫生局的事说了出来。
方生看着我，说：“你现在的想法令我大吃一惊，我不敢相信这是厉冰冰的想法。”
我低下头。
方生从桌子下面伸过手来，握着我的手：“你以为从报社走出来，回到依娜，就没有让你为难的事了吗？”
我心里一沉。
这时候服务员把白粥鱼仔端上来了。方生为我盛了一碗粥，再把鱼仔放在我碗里，示意我吃，我却再无食欲。
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方生叹气：“毕竟还是个小女孩，这点小事也会难倒你。”
我继续闷声不响，不想回应他。
方生说：“阿冰，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是互相帮助，就是互相为难，我们可以做的，是与帮助我们的人好好合作，争取与为难我们的人和睦相处。除非真的退无可退，才应回击。”
我沮丧地看着他，心想我哪有能力回击，只会被击中。“没有条件回击的时候，你就等机会，而不是放弃机会。如果你坚持在报社发展，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有所作为，但在依娜，我最多让你做到总经理助理。”
我失望地说：“原来你不想我回去，我以为你会希望我回去。”
方生摇头苦笑：“你是大人了，不要以小朋友的心态处理事情。不用过十年，过三年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这样做，到底是为自己着想还是为你着想。”
我默默地吃完粥，知道自己再无退路可走了。
今天想来，庆幸方生拒绝了我，但在当时，对他却颇有怨艾。
有些事情，总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知道正确的解题方法。
饭后，我让方生把我送回家。
我爸上夜班，我妈独自在家搞技改挖潜。这个季节盛产甜瓜，市场才卖几毛一斤，我妈一买就是几十斤，在家做瓜咸。
瓜咸是粤西的一种农家小菜，做法很简单：先是用盐把甜瓜腌一天，然后拿到阳光下晒一两天，就大功告成。这种瓜咸闻着香吃着脆，炒熟用来送白粥最好不过。
我妈喜滋滋地告诉我：“瓜咸比头菜还好卖，天天都有人专门来我的档口买瓜咸。”
我心情不好，朝我妈笑笑就走进房间。
如果让我做卖头菜这样的小生意，也许我没有这么好的兴致天天想方设法泡制各种各样的腌制品，可是我妈不一样，那小小的泡菜生意，在她眼中就是一笔笔利润可观的大生意。
若干年后，我才懂得，能把大生意当成小生意做的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把小生意当成大生意经营的，却更值得学习。前者只需要头脑，后者更讲究胸怀。
而胸怀，是很多头脑发达者都缺乏的器官。
我越来越佩服我妈。以前我常常讨厌她的唠叨和目光短浅，总觉得她缺乏知识和文化的底蕴，原来人家在谋生方面的知识和文化，不是没底，而是深不见底。
如果让我与我妈在市场上卖头菜，我一定拼不过她。连卖头菜都拼不过我妈，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那小小的一点面子又算得了啥？
痛定思痛，我终于决定，一定要坚持下去。其实我是一个很讲究方向感的人，一旦想清楚了某件事，会迅速下决定，然后坚定地朝着既定方向奋进。
当天晚上，我一改数日的焦虑，安然入睡。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第二天回去上班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办公室等我，而且我的桌面上，放着一个穿红着绿的水果篮。
略一细看那人，原来是卫生局那位女副主任。见我进门，郑言立即说：“阿冰，伍主任想来找你说点事，你可以带她到旁边的会议室说。”
显然，郑言是为了避免这位伍主任尴尬。我怔了一下，马上迎上前去，作若无其事热情洋溢状：“伍主任，我们是老熟人了，你来报社让我们感觉蓬筚生辉，哪还用带水果来？”
那伍主任也是演技一流，马上过来拉着我的手：“厉记者，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两人互相客套着走进会议室，那伍主任收起满脸的笑意，说：“厉记者，前几天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陈局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该那样对待报社的同志。我今天是想专门来向你解释一下，那天我实在是有事要办，所以……”
看她那忙乱的表情，料想这几天受到的折磨也不比我少，我心里一软——既然人家已表了态，我何不配合摆出点姿势？于是我说：“其实是我泪腺浅，都怪我，回来之后让同事问了几句就流泪。现在大家没意见就好了，希望以后大家可以继续合作。”
那伍主任不断点头：“对对，以后你有什么采访，与我和吴主任联系都可以，如果吴主任没空，我一定配合好，需要用车接送都没问题，你开口就行。”
我忙拉着她的手，说：“谢谢，那件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
伍主任马上附和：“对，当没发生过。”
当然，谁都知道，发生过的事，岂能当没发生过？那只是骗别人的话，自己是断然骗不了的。所以，后来，当我正式成为记者后，很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跑卫生线。
任何时候，都尽量避免与你有过嫌隙的人合作，就算你没有伤他之心，你却无法保证他没有毁你之意。就算你不缺乏逆境中奋进的劲头，但也没义务挑战人性的弱点。
卫生局的事终于告一段落，我也理顺了思维，真的应该干点实际的事了。时势不逼人，唯有自己逼自己。
当天下午，我打通王社办公室的电话：“王社，我是厉冰冰，有点事想与你说，现在方便吗？”
王社爽快的声音传过来：“正好，我也想找你聊聊呢，过来吧。”
我跑过去，轻敲房门后听到王社说请进，便推门进去。
王社指指旁边的椅子示意我坐：“有事？”
我坐下，不安地说：“王社，我今天来，是特意请求报社延长对我的试用期。”
王社好奇地问：“哦？为什么你会有这个要求？”
我说：“我认为自己前段时间的表现欠佳。其实上次卫生局的事，不全是他们的错，是我有错在先，因为我事先没有准备好，让门卫拦住了，后来到达办公室的时间迟了，才发生一连串的事。这件事我有责任，而且是在试用期间发生的，我应该负责。”
王社说：“其实我今天想与你谈的，也是这个问题。之前我不提这事，是因为你当时在外面受了委屈，而且我们要一致对外。现在事情已经解决，难得你能主动承认自己的不足。”
我恳切地对王社说：“王社一直关心我，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现在来找王社，也是对自己前段时间很不满意，希望以后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王社多多指点。”
王社赞许地笑：“到目前为止，你的表现让我很满意，你今天的表现，尤其让我欣赏。我没有看错人。相信我，好好努力，你一定会是一名出色的记者。”
走出王社办公室的时候，我暗暗庆幸。幸亏我主动找王社，总算把被动变成了主动。
人在职场，主动担责，总比被动遭受领导问责胜算大得多，而且还容易得到领导好感。
周五，依然是报社的例行周会。先对近期的采编工作作总结，然后王社开始说我与李东试用期的事。
自从与安伯闹翻后，李东成了独行侠，他利用教育局打开局面，写出了大批稿子，校园新闻已成为他的根据地。他的优势，比我明显得多。
相比之下，我中规中矩，虽然深得采访部主任郑言的关照，但前段时间卫生局的事，令我减分不少。
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王社表扬了我，却没有表扬李东。
王社说：“厉冰冰前段时间在外出采访时遇到了一点波折，但她积极克服了，并且向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动请求延长试用期。经过详细考虑，两位新人再试用两个月，两个月后表现优秀，立即让办公室出面办理入职手续。”
我微笑着向王社点头表示感谢，目光无意间掠过李东的脸，却发现他正看着我，目光凶狠而厌恶，令我心里一惊。
报社记者不多，最大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可以分到几条线，李东成功开发教育线的事启发了我，令我开始思考如何开发出属于自己的线路。
他原来的职业是老师，他跑进校园采访；我是女性，我来自企业，我应该做什么新闻好？某天，我正在办公室看《羊城晚报》（当年，这是一张风行全国的报纸，在业界的地位，仅次于《南方周末》）。
上面一则关于夫妻打架妇联调解的新闻吸引了我，原来，夫妻打架也是新闻，而且还有部门专门管理这样的事，这个部门叫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
根据县委编印的内部通讯录，我很快找到了县妇联主席的联系方式。其实妇联也在县府大院办公，只不过与我们不是同一座楼。当天下午，我跑到妇联，找到妇联主席郑小云。
那时候，在妇联工作的都是女人，平时来办事来求助的也是女人。若干年之后，因为工作调动，我到另一座城市工作，赫然发现妇联有男性工作人员，不由得大吃一惊。
当时的妇联新闻，远没有今天这么多样化，仅限于每年“三八”节的活动宣传，因此，当我表示希望宣传妇联的工作时，妇联主席郑小云马上爽快地表示：“我们大家都是女同志，应该多为女人说话。”
为了让我对妇联的工作更加了解，郑小云叫办公室的人调来了上一年的工作总结给我看，我大概理顺了妇联的工作：一是鼓励并带领广大妇女发家致富，比如巾帼建功、双学双比之类的；二是为妇女儿童维权，处理妇女上访。
我决定，就从妇儿维权方面着手。事实证明，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从妇女维权开始，我接触的部门越来越多，包括信访、法院、公安，继而检察院，令我的职业之路越走越宽广。
学习李东，令我的前路豁然开朗，而李东或许做梦也想不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路人。
可惜的是，他对我并不友好，也许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之间便形成了竞争关系，令他对我怀着一种“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她占便宜”的心态。
现实中，有这种心态的人不在少数，见不得人家进步，见不得人家开心，所以想方设法时时处处打压人家，却反而令自己的处境变得无比尴尬。
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打压别人，势必要弯下自己的腰或抬起自己的脚，这样一来，自己的重心也不会稳妥，摔倒也“指日可得”。
我开始成为妇联的常客，与权益部的两位大姐处得特别熟。
妇联是一个官太太云集的地方，权益部的两位大姐尤其如此，一位是县委常委的太太，一位是副县长夫人。
由于丈夫身居要职，这两位大姐说话特别大声。刚开始的时候，她们对我的态度仅限于随便打声招呼，后来去得多了，渐渐熟了，稍为热情了些，但对我依然保持着距离，尤其是那本《来访登记》，看都不让我看一眼。《来访登记》，就是权益部的信访记录。每个妇女到妇联上访的时候，她们会将妇女所反映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上面还有上访者的姓名、地址和联系电话。
每一个来访妇女背后，都有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故事。此后，每当我走进权益部的时候，恨不得从她们手上抢过那本《来访登记》——那里面该隐藏着多少生动的新闻呀。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在她们眼中，我是记者，她们是维权者，如果让我泄露了上访者的隐私，会影响她们的工作。
如何打开这个缺口？
我一直在等候机会，虽然机会现在还没有出现，但我坚信它迟早会出现。
机会就像一头大肥猪，不管它在不在，我要做的是，不断地磨刀，不断地磨刀，只等肥猪出现，便冲上前去手起刀落，然后吃猪肉。
我像我妈研制泡菜一样，对妇联权益部的两位大姐怀着十二分的耐心，慢慢地泡，慢慢地泡。干完活时闲着没事，就跑到她们那边坐坐，有时候办公室开会剩了点水果，我偷偷拿报纸包了，翻过两座楼送给她们吃。
人家是官太太，自然不会在乎这些蝇头小利，可是她们知道我在千方百计地讨她们欢心。
对于一个想方设法讨你欢心的人，你自然不会让他太难堪，甚至有时候，你还会适当地表示一下你对他的关心。这是正常人的做法。
在我的“磨刀霍霍”中，机会来了。
有一天晚上下班，我妈告诉我一件事：“今天市场发生大事了！”
我不以为意：“什么大事？”在我妈眼中，卖出一袋头菜也是大事，因此我对她的“大事”不抱任何信心。
我妈压低声音说：“今天上午，有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在市场买菜时，被几名肥婆打倒在地，还用绳子捆住手脚，大出洋相。”
不得不承认，我妈是一个非常有新闻敏感的人，因为我发现，凡是我妈压低声音说的事，都有那么一点新闻性。
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妈说：“当时那几个肥婆把那个漂亮的女人扒光衣服，捆住手脚，用绳子拴着强迫她在市场周围爬了几圈，不爬就从后面踢她屁股，骂得很难听，估计是这个女的勾引了其中一个肥婆的老公。”
我说：“爬了几圈？这么严重？”
我妈说：“前后将近两个小时，很多人都跑去看，连我卖头菜的档口都站满了人，害得今天少卖出不少袋头菜。
我妈又说，“简直是人山人海，起码全县的人，来了有八成。”
我笑，我妈的话总是言过其实，不过，我喜欢她提供的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有人说出来，我就可以借来用用。
第二天一上班，我便冲到妇联权益部，常委太太与副县长夫人都在。不等她们说话，我便说：“你们听到市场那件事没有？”
两位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摇头苦笑：“那么大的一件事，估计全县都知道了。”
我说：“可不，情节太恶劣了。菜市场的人说，当时起码全县有八成的人跑去看热闹。”
两位官太摇头，说：“这妇女是第三者，现在我们的工作比较被动。”
我说：“不管这名第三者有错没错，但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捆着手脚当众侮辱，妇联应该立即向媒体表态，不然等外面的媒体知道此事，跑来采访，不但妇联尴尬，也会影响县里的声誉。”
这绝非危言耸听，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省级媒体渐渐加大了新闻报料的奖励，各地的职业报料人层出不穷，信息传送非常快，如果让外面的媒体捷足先登抢了报道的先机，地方政府会很被动。
权益部的两位大姐很快与我达成共识——当天就到被侮辱妇女家中了解情况，并带她到公安局报案。当天下午，我采访了妇联主席，还在妇联主席的介绍下，采访了法院研究室的主任赖小宁。
第二天的报纸，我们做了一个整版的新闻：《“第三者”被辱事件调查》，文中刊登的内容，除了采访双方当事人外，还请妇联与法院谈了相关看法，并加了发人深省的采访后记。
这篇立场鲜明的新闻调查，引起了县长的重视，县长特意在我们的报纸上批示，要求公安局对这种社会影响较大的恶性事件从快从严处理。由于反应及时，妇联还受到了主管妇女工作的县委常委的嘉许。
当天下午，当我到妇联了解后续报道的时候，权益部的两位大姐对我前所未有地热情，还笑嘻嘻地说：“厉记者，你对我们的工作这么了解，以后就让你帮我们维权好了。”
我也打蛇随棍上：“以后你们为妇女维权一定要告诉我，大家配合效果会更好，反正我不会给你们添乱，还可助你们一臂之力。”
常委太太连连点头：“对，以前我们做了多少工作都没人知道，还受了不少委屈，这次难得你为我们出主意，以后大家要多交流。”
我就这样走进了妇联的核心机构权益部。发展到后来，我翻看权益部的《来访登记》，就像翻看自己的笔记本这么简单。
这件事告诉我，改变人家的看法，有时候仅需要一件事，但在这件事出现之前，你却要做很多铺垫工作，你无法肯定这些工作需要做多久，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再坚持。
相信我，属于你的机会总会来，但在此前，你一定要真诚积极地为别人创造机会，当别人的机会悄然出现时，你的机会，也会不期而至。
两个月后，试用期满，我与李东顺利成为报社的员工。
办好手续的当天晚上，我把好朋友阿美叫了出来，一起到外面饮冰。自从方生拒绝让我回依娜后，我渐渐与他疏远了。
有几次，他打电话来找我，我都是淡淡地应付他；有时候他呼我的传呼机，我也不予回应。这样的次数多了，估计他也猜到了什么，渐渐地不再找我。
彼此都是心高气傲之人，就算阴差阳错地曾经走到过一起，到头来，不过是桥归桥，路归路。
有时候，我会怀疑，我真的曾经喜欢过他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只是偶然遇上起风或下雨的天气，偶然会想起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样子，心底涌起一阵酸软的感觉。
也只是这样而已。
我转正的消息，没有告诉他。男女之间的关系，便是这么可悲，好的时候，你是导演，你是男主角，你是一切，不好的时候，你啥也不是，连群众演员都没你的份。
我与阿美在河边找了一个饮冰的档口，坐下来伴着阵阵凉风，边饮冰边聊天。
所谓饮冰，是本地的说法，就是喝冰冻的饮料。这些饮料可以是罐装的，也可以是店主自制的，比如绿豆糖水、莲子糖水之类的，只不过因为冷藏过所以叫作冰，放在透明的玻璃杯里，用吸管慢慢地吸。
阿美说：“恭喜你，想不到我们有天会一起在县府大院里办公。”然后又告诉我，“周永一直向我打听你，要不找他一起出来坐会？”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周永一直比较害羞，是我们班上的“怕羞草”。
上学时代的我，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女孩子，经常与班里的男同学开玩笑，称兄道弟。那时候的周永，与我虽然比较聊得来，但却极少在我面前开玩笑。
有的人就是这样，或许你们已经很熟悉，说话的时候也能找到一些话题，但你们之间永远不会有共鸣——也许，是因为不在同一个频道，所以注定不会唱响同一首歌。
那时候，班里的同学都说，周永与女同学说话，会脸红。
我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见他了，当阿美提议叫他来的时候，我立即答应了下来。
只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小汽车就驶近我们饮冰的档口，随后，周永从车上走了下来。想不到一年没见，周永都开上小车了。“听说周永他爸在下面一个镇搞了一个非常大的果园，种了荔枝、龙眼很多水果，还养猪养鸭，现在大发了。周永一毕业，他爸便送了这辆小车给他。”阿美说。
我“哦”了一声，没有搭话。当我在广州为一天花费70元而心痛的时候，周永已经拥有一台十多万元的小汽车。
尽管我们曾经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尽管我们曾经是比较好的朋友，但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在迈出校门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踏进人间的那一脚后就决定。
周永过来与我们打招呼：“阿美！阿冰！盼了一年，终于盼来了你们的召见。”
我朝他笑笑。他变得会说话了，不再是那个会脸红的怕羞男生。
他点了莲子冰，再帮我们要了一包开心果，然后便开始说说笑笑。同学之间，无非是说谁谁找了好工作，谁谁谈了恋爱。“阿冰，你知道吗，我上学的时候，很羡慕坐在你后座的阿强，你叫他兄弟，他也叫你兄弟。你们可以随便开各种各样的玩笑，我却只能与你老老实实地说话，想笑都笑不起来。”
我笑：“所以你一踏进社会，第一件事便是学会不老实，专与女同学称兄道弟？”
周永笑：“这是我的理想，但现在还没有实现。”
正想反击他，却不料我包里的传呼机响了，是家里的电话呼我。忙走到档口边的公用电话复机。
是我妈找我。“阿冰，你在哪里？快回来，今晚天气这么热，我怕头菜会闷坏，你快回来陪我到坑里把头菜搬回来，不然明天全沤坏了。”
一般来说，头菜要完成腌制的过程，需要10天左右，但如果遇到天气太热温度升高，就要提前把它们弄出来，不然持续发酵，头菜会变坏。
如果头菜沤坏了，还会污染大坑里的盐水，一坑盐水大概需要50斤盐，这个损失是相当惨重的。
我与我妈虽然不团结，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我还是讲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凡是关系到钱的事，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我妈的安排。因为，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在挣钱这个问题上，我妈一直看得非常准。
因此我马上说：“好的，我马上回来。”
我突然要走，周永与阿美很奇怪。我解释：“我家里有点事，我妈叫我马上回去。”
周永说：“我送你吧。”
我不好意思地推辞：“机电厂那边的路，不太好走，不用了吧？”
周永说：“没所谓的，何况你有急事，不然你妈也不会这么急找你。”
跑去坑里挖头菜，算不算急事？我只好解释说：“其实我妈是叫我回家一起到外面捞头菜，再不捞，头菜会被沤坏了。”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妈是卖头菜的。
周永笑了：“我送你回去吧，我最喜欢吃白粥头菜了，正想看看头菜是怎样腌成的。”
我只好向阿美告别，拉开周永的车门坐向副驾驶座。机电厂离市区不远，但道路不平比较难走，不断听到石子被车轮压中反弹击到车身的声音。“如果送别人走这样的路，我会比较心疼车子。”周永对我说。我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我也不想麻烦你的，真不好意思。”
周永笑：“我开玩笑的，你当真了。”
说话间，已经到了机电厂宿舍的楼下。我妈已经心急地在楼下等我。由于天黑，她需要打电筒还要担一对大桶，一个人根本无法捞头菜，因此一定要等我回来。“阿姨，把两个大桶放在车尾箱上，我载你们过去捞头菜。”周永自来熟地向我妈招手，我妈一听喜不自禁：“哎呀，太好了！我正担心天黑不好走呢。”
我们的头菜坑，是在山边，周永把车灯打着，与我们一起捞头菜。头菜浸泡在盐水中，味道不是很好闻，周永却若无其事地忙个不停，转眼间就把头菜都捞了上来。
两大桶头菜，实在太重，周永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过来，贴近坑边停好，再一桶桶地搬上车尾箱。
他浑身是汗，在车灯的照射下可看到他白色的上衣都被盐水沾上了黄点。我有点过意不去，不禁小声说：“真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他朝我笑：“要不你帮我洗？”
我也笑：“你敢脱下来我就敢帮你洗。”
有的玩笑，是为了活跃气氛，有的玩笑，则是互相试探。
而我当时，根本没有试探的念头，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工作。
随着与妇联权益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的稿子渐渐多起来，而且反映的大部分是社会热点问题——从社会伦理和法律法规的角度剖析，类似于“以案说法”——很受读者欢迎。
现在，我外出采访与别人交换名片时，人家会说：“哎呀，厉记者，常在报纸上见到你的名字，你写的深度报道很有现实意义。”
我相信，这里面会有一些迎合的客套话，但想必对我的报道也是有点印象的。我暗自欣慰：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的工作终于渐渐踏上了正轨。
夏天过去后，便是秋凉。在这个秋天，我与法院的关系突飞猛进。这缘于一件事。
一天晚上，正在办公室加班时，接到法院研究室主任赖小宁的电话。
赖小宁说：“厉记者，我们这边出了点麻烦，你有没有空来一下？”
我问：“出什么事了？”
赖小宁说：“我们法院大院让人围攻了，我们院长想让记者来采访，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还群众一个明白，还法院一个清白。”
我说当然可以。法院院长是刚从市里调下来的，我只见过他一次，印象中他是一个长相斯文的中年人。很多部门和单位在麻烦上身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便是回避媒体，想不到他主动请记者去，单凭这一点，已让我对他生发好感。
在后来的相处中，我得以再次印证了这个看法。有时候，从一件事上，便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修为，正所谓一斑见全豹。
10分钟后，法院的车在楼下接我，我兴冲冲地带了相机和采访包冲上车便出发。到达法院的时候，发现有人在法院门口做起了道场，整个法院大门口已被包围，哭的，闹的，骂人的，看热闹的，人山人海。
这就是热情的中国人，幸灾乐祸的中国人。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能找到快乐的源泉：哪怕是别人的不幸，也能让他们雀跃；不管剧情如何，个个都要当热情的观众。
在这个全民皆八卦、个个忙围观的年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不发展，真是没天理。
按赖小宁的意思，是让我先找办理此案的法官了解情况。我说：“一会再听法官的说法，现在我先找事主了解情况吧。”
赖小宁欲言又止，不过看我态度坚决，只好说：“好吧。”
我拨开人群，走到靠近法院大门的位置，几位老太太正趴在那里，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但看样子并不伤心。很显然，这几位老太太是“群众演员”。
在基层，但凡发生纠纷，苦主总会想方设法在亲属中找几个能哭会骂的老太太来撑场：一来可以增强阵容扩大影响，二来执法者不敢与老太太发生肢体冲突以免节外生枝。
这样的班底，是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的。盖因任何一位老太太，都有以一敌十的气势。
我蹲下来，对几位老太太说：“几位阿婆，我是记者，发生什么事了？可以与我说说吗？”
不等老太太回答，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马上凑过来：“你是记者？正好，我有话与你说。”
原来，围攻法院事件，与一宗离婚官司有关。
中年男人告诉我，他的女儿才21岁，当天下午喝农药死了。
事情的发生，得从3年前说起。3年前，女事主才18岁，因为与邻村男青年情投意合，搬到对方家中同居，并于2年前生育了一个女儿。
这种事，在农村是很常见的，当时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1年前，男青年跑到市里打工，认识了一个外来妹，便天天吵着要与女事主离婚。女事主不答应，两人经常为此激烈争执。
大约半年前，男青年与外来妹在外面同居，并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而随后法官发现两人根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于是便解除了双方的同居关系。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还未出台，放在今天，法院根本不会受理。
按照双方的协议，两人并无共同财产，唯一的女儿归女事主抚养。
与女事主解除同居关系后，男青年干脆把外来妹带回家居住，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快临盆了。
案发当天，女事主带女儿到镇上赶集，刚好见到男青年带着新欢也在镇上赶集。见到情敌的肚子硕大无比，回想起自己受到的屈辱，女事主想不开，当即买了农药带回家一喝而光，当场口吐白沫而死。
女事主全家人痛不欲生，这时候有人撺掇女事主的父亲：“你女儿的死，完全是法院判决不公造成的。一定是对方送了黑钱，你女儿才会什么都没捞到就被判离婚。你们要去法院闹，叫法院赔钱！”
女事主的父亲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叫来几名宗亲，再在村中召集数十人，请来镇上的客运中巴，浩浩荡荡围攻法院而来。
千万别以为这是演戏，在基层，因为人们对法律的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当然，在一些群体性的事件中，也有一些是当事人确实饱受冤屈才出的下策。
把事情弄了个大概，我让赖小宁帮我找来办理此案的吴法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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