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奇富,熊惠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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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金融服务研究：宁波制造业发展新探索试读：
第一章 基于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金融服务
在“十二五”时期，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中心任务和紧迫任务，必须着力解决其中的“双引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问题。为此，本书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为切入点，以这两者的互动融合的综合体现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问题——为基本命题，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问题”这个基本命题中的“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金融服务”为核心命题，以制造业的产业链为基本解剖对象，结合宁波的优势、特色以及亟待解决的难题，沿着“产业链各环节的金融服务→制造业能级提升→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线，通过研发中的金融服务、设计中的金融服务、从研发设计成果到小批量生产转化过程中的金融服务、服务型制造模式建设中的金融服务、物流金融服务、营销建设中的金融服务、品牌建设中的金融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的目标构想和实施路径的分析，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点到线再到面，在经济成长内在的紧密联系和研究的严密逻辑中，来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路径和方案。
为此，本章的逻辑思路以及由此的内容安排是：首先，从能级和能级原理出发，阐述制造业的能级问题；其次，从制造业的能级出发，阐述制造业的能级提升的机理；第三，从制造业的能级提升出发，阐述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中的金融服务机理，并基于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特点，分析应该和能够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具体业务和具体产品。基于此，本章为后面各章的展开和具体分析，作了先导性、总括性的理论奠基和叙述铺垫。
第一节 能级和能级原理
对于制造业的“能级提升”的界定是本著作研究的立足点，这就要从“能级”的介绍开始。
一、能级是借用的概念“能级”一词是从物理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原意是说原子由原子核和核外绕核运转的电子构成，电子由于具有不同的能量，就按照各自不同的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转。简言之，能级就是表示电子跃迁的能量值，通俗来讲就是能量不同的电子处于不同的相应等级。
将这一概念在物理意义上扩展一下，扩展到微观粒子系统，包括原子、离子、分子等，那么能级的定义是：能级是微观粒子系统所具有的确定的内部能量值或状态。
还可以将上述的概念解释作进一步的物理性扩展：“能”，在物理学中是做功的量；“级”，在物理学中表示物质内部或系统内部的结构、联序、层次等。
二、能级原理有着丰富的内涵
这种能级现象所蕴含的能级原理，在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形成了能级原理。
管理的能级，从静态上看，就是管理的现有状态和水平；现代管理的任务，就是要基于一定的秩序、规范或标准，建立一个动态的、有层次的、有结构的因而合理有效的能级。（一）能级原理的基本含义
能级原理中的“能级”，是指组织成员在一定条件下，能对实现组织目标起作用的各种能力之和的差别。在现代管理活动中，所谓的“能”，是指人们从事组织活动和管理活动的能力，所谓的“级”则表示管理机构的不同环节和不同层次。管理机构中，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环节上的管理人员所处的地位是有差别的，而不同管理级别和层次的管理者对组织目标的完成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这些由各管理人员及其相应管理职能形成的各个管理环节和管理层次，对整个管理系统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完成组织目标所必需的管理组织结构要素。
在管理实际中，这种差别是必然存在的，这就要求管理活动必须根据这些差别设置不同的管理层次，确定不同的工作职责、标准和任务，设置不同的管理权力和报酬，使不同的人能在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不同岗位上发挥才能和作用。这就是说，无论是机构还是人都有能量问题，要根据能量的大小建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规范或一定的标准，从而达到相互的适应和协调，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组织目标。这就是管理能级原理的基本含义。（二）能级原理的有效机制
有效地应用能级原理，有赖于建立一套有效机制。能级原理的有效机制是：
第一，管理能级必须按层次具有稳定的组织形态，即组织能级机构。稳定的管理结构应是三角形。三角形的上部具有尖锐的锋芒，下部又有宽厚的基础。这种稳定的管理结构正是建立在合理分级的基础上。管理三角形分为四个层次，即经营层、管理层、执行层和操作层。
第二，不同能级应该表现出不同的权力、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这不仅是能量的一种外在体现，而且只有与能级相对应，才是符合封闭的原理的。有效的原理不是拉平或者消灭权力、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誉的差别，而是对应合理的能级给予适当的均衡。
第三，各类能级必须动态地对应。各种管理岗位有不同能级，人也有各种不同的才能。现代管理必须使相应才能的人处于相应能级的岗位。（三）能级原理的基本内容
管理的能级一般包括组织各层次的岗位能级和各类型的专业能级两个方面。
1.岗位能级
管理系统中能级的划分不是随意的，它们的组合也不是随意的。管理层次与管理职位的高低取决于该层次、该职位客观的工作状况与工作要求。一般来讲，职权越大，对下的监督力度越广，所作决策和决定的影响力就越大，其管理层次与职位就越高；周围环境对其工作的限定性因素越少，所受监督越小，工作的自由裁量越大，要求独当一面的能力就越强，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其管理层次与职位就越高；工作越具有模糊性，处理的非常规性问题越多，该业务要求的创生力、变革力就越强，其管理层次与职位就越高；工作方法越复杂化、知识层面越多样化、影响力越辐射化，其管理层次与职位就越高。
2.专业能级
从总体上来看，管理层大致可以分为三级：高层实施宏观管理，解决战略上的问题；中层实施中观管理，解决战役上的问题；基层实施微观管理，解决战术上的问题。对于这三层管理者的气质、才识、特长等方面有着不同要求：适于配置高层担任宏观管理人才，要求是精通“领导管理艺术”的“管理大师”；适于配置中层担任中观管理人才，要求是掌握“领导管理科学”的“管理专家”；适于配置基层担任微观领导人才，要求是偏重于掌握“行为管理科学”的“管理者”。
第二节 制造业的能级提升
能级现象所蕴含的能级原理，不仅在管理领域，而且在城市发展领域、产业发展领域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像“提高城市的能级”这样的提法会经常见诸媒体。城市能级的提高是城市综合实力整体提高的重要标志；而产业能级的提升是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整体提高的重要标志，其中制造业的能级提升又构成了产业能级提升的重要内容，因而这里我们就重点探讨制造业的能级提升问题。
一、产业的能级及其提升的内涵
在讨论产业的能级的时候，产业升级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产业升级研究奠定了产业能级提升研究的基础
在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我们又绕不开产业转型升级这个话题。人们习惯于将转型升级“捆”在一起使用，实际上，转型与升级是有区别的，因而产业转型升级实际上内含了“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两方面内容或要求。“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将转型用于经济领域，就有了经济转型。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经济转型（transition）亦称经济转轨（transformation），是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作出交代：第一，产业转型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也就是说，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产业转型的过程。第二，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如果产业是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产业、从粗放型产业转向集约型产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产业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至于什么是“产业升级”，这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但其内涵并不十分清晰的流行概念。国内学者通常把它理解为产业结构升级，如郭克莎从产值结构、资产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四个方面进行了概括；王岳平认为，它主要反映在技术水平和生产率的提高上。国外学者则有不同表述，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就是当资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Poon（2004）认为，产业升级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个经济角色转移的过程。（二）产业能级提升研究是对产业升级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以上情况表明，现有的关于产业发展的研究，尽管角度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集中在产业如何转型和升级上，而对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现有产业所代表的产业、经济的综合实力与产业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某产业内部的各环节的内在关联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不足；而产业能级提升的研究正可以补足：它关注产业的升级，更关注现有产业所代表的产业和经济的综合实力、产业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某产业内部的各环节的内在关联及其内在关系。
上述分析可见，随着产业升级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产业升级的内涵也在“升级”——产业能级提升研究就是其集中的、更高层级的代表。在此，我们就有必要对产业能级提升的内涵再做一个展开。
从“能”是做功的量，而“级”表示物质内部或系统内部的结构、联序、层次等的物理性扩展的内涵出发，产业的能级有这样两个基本的内涵：第一，产业的能级是指产业整体或某具体的产业（或其集群）在某时点（时期）上所蕴含的“能量”，这一“能量”就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或控制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以及产业的竞争力。第二，产业的能级还指产业之间、某类产业内部各产业之间或某个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要提升产业的能级，就既要在“能”上花力气——提高产业的影响力、控制力、竞争力，又要在“级”上下工夫——形成并强化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
关于产业的能级提升，各地正在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大力推进。如2009年9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了《关于推进信息与工业化融合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实施意见》（沪府发〔2009〕46[1]号），实质性地推动这项工作。作为全国首批“两化融合”试验区，上海充分发挥信息化提升产业能级的催化剂作用，实施“1010[2]工程”，探索工业产品研发信息化、工业生产自动化、企业管理和行业服务信息化、产品流通信息化的新路径。而“两化融合”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的建设也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从而相得益彰，这也是上海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生动体现。
二、制造产业的能级及其提升的内涵
上面关于产业能级提升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分析告诉我们，产业的能级提升既是现有产业综合实力（由产业的影响力、控制力、竞争力形成的合力）的实质性的跃升，又预示着产业未来的发展潜力——产业现有的经济效益、竞争能力、产业关联程度、创新程度和环境友好程度等及其发展潜力。特别指出，在此的“产业关联程度”就充分体现了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各环节间的相互关联。这当然离不开与制造产业的关联以及制造产业内部的关联问题。
在产业能级的提升中，制造业的能级提升无疑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从世界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国家，制造业的能级提升尤其重要又紧迫。
同样，对于制造业的能级，我们有这样的界定：一是指制造产业整体或某具体的制造业（或其集群）在某时点（时期）上所蕴含的“能量”，这一“能量”就是制造产业对产业发展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或控制力、贡献度以及制造产业的竞争力；二是既指制造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指制造产业内部各具体产业（或其集群）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某具体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三大内在联系”中，“既”的内容即制造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是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即主要是现在常提及的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问题；而“又”的内容则是制造产业内部的整合问题，其中的具体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某具体的制造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各环节之间的“分”与“合”问题。简言之，制造产业的能级就是“‘能’——‘三力一度’+‘级’——‘三大内在联系’”。
同样，要提升制造产业的能级，就既要通过形成和巩固影响力、控制力、竞争力和贡献度来增“能”，又要通过形成并强化“三大内在联系”来上“级”。
结合上面的分析，对于制造产业的能级及其提升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制造产业之“能”，即其体现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与制造产业之“级”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受益：前者静态地呈现了受后者推动、影响后的成果，并为后者的强化提供“能量”环境；后者则通过“技术+服务”的“精妙”组合、通过“三链”优化这两条基本路径来动态地展现“能量”提供后的成果；而这“两个成果”的综合的、更进一步的展现就使得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或进一步提升。
以下我们就从产业能级的两个基本内涵出发，沿着“产业综合实力——技术+服务——‘三链’的优化”的思路，来阐明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问题。
三、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是产业综合实力的全面增强
关于制造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控制力、竞争力和贡献度，我们不妨先从国际视野进行考察。
据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数》报告数据，2007年的世界工业增加值占总GDP的比重为28%，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总GDP的比重为18%。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各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由于处于工业化阶段，其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最高，2007年两者分别为37%和19%。虽然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7%，但其制造业规模仍占据世界制造业主导地位，2007年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约为68526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总增加值（98251亿美元）的比重高达69.7%，其中，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总增加值的比例最高，约为19.6%。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传统强国，均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需求。
在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大国，制造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制造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所有企业当中占91%，收入占86%，利润占73%。这表明，制造产业已成为我国最大产业，是支撑性产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的发达是实现工业化的必备条件，是衡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非常重要；而持续又健康发展的制造业又是产业转型升级以至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石——制造业的一定发展使我国已确立了“制造大国”的地位，并正在向“制造强国”转变；而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将为“制造强国”的确立奠定实质性的基础。
四、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是“技术+服务”的动态调适
能级提升的制造业，其代表的产业、经济的综合实力的背后，是制造业由低技术水平向高技术水平的演化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技术制造业；不过，这一演化过程是愈来愈紧密地与服务融合在一起，即服务一定是有技术含量的服务，而技术又一定是有服务内涵的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已势不可挡地朝我们“冲”来。在新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顾客的需求也进一步复杂化、动态化；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和现代运输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企业竞争模式不断进化，新的制造模式也不断涌现，出现了基于性能的柔性制造、精益生产、敏捷制造模式，基于单元的分形制造、全息制造、智能制造等分散化制造模式，基于集成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现代集成制造模式。如此，制造业新的发展处在其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大变化的新时代：在这样的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服务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并嵌入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世界正在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在服务经济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正在进行着相应的自我变革和更新，具体表现为，制造与服务日趋融合，制造业日益变得“服务密集”，任何制造产品的生产都会融入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制造已向服务化发展，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即服务型制造；服务业已逐渐摆脱小生产方式而融入更多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服务已逐渐向工业化发展，从此，生产性服务业崛起。如此，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问题成为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基本问题之一。这就为中国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提出了必须解答的新课题。
因此，制造产业的能级升级过程，就是制造业的“技术武装”和“服务武装”的过程，即是“技术+服务”的动态调适过程。
那么，基于制造产业能级提升的“技术武装”和“服务武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以高技术武装的制造业所形成的高技术制造业构成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方，而生产性服务业又是高技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这就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基本关系的基本命题。（一）高技术制造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需求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依托的，并依赖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
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基础。制造企业的技术革新等发展和其业务领域向服务的扩张和升级，导致服务外包数量增加、种类增多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升级，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高技术制造业又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需要服务要素的投入，需要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并且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具有技术的扩散效应。这些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基础”和“需求”的关系，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的演化轨迹得到明确印证。
生产性服务业是经由制造业分工细化以后的产物，是制造业由自我服务逐渐转向外部化的结果。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萌芽期，制造业企业所需要的各种生产性服务基本由企业内部提供，还没有形成一个外部的生产性服务市场，但是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型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对生产性服务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到了成长期，外部的生产性服务市场逐步形成，制造业企业的内部活动逐步开始外部化，同时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供应者之间的竞争也开始表现出来。在该阶段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仅有那些知识密集型和创新型的制造业企业，还有那些知识密集和创新程度相对较低的一般性制造业企业。进入成熟期后，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细分程度更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也更高，既有标准化的服务，也有定制化和创新型的服务。同时，在该阶段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将来自于各类企业。因此，可以认为制造业的需求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取决于制造业的发展规模和分工水平。只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才能形成对服务业的需求和市场，服务业才有可能获得高的要素投入回报。（二）生产性服务业是高技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会促成制造业的“技术武装”，并对高技术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产生催化作用。因为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需要增加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而生产性服务业在提高专业化水平和降低成本方面又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专业优势。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由制造业的服务化所催生的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金融性生产性服务业的问题。
1.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全球性转型
经济服务化的世界趋势，不仅体现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业吸纳的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日益上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上，也反映在各产业中间投入当中服务投入所占比重的上升趋势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相继发生革命性变化，陆续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时代。继美国之后，英国在80年代中期、德国在80年代末、日本在90年代初相继实现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0%。这表明，发达国家已完全确立了基于服务经济的产业结构，如OECD的30个成员国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均达到70%以上。
2.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或正在成为经济结构中增长最快的部门
经济服务化的发展不仅在上述的表现，更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成长和壮大。多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如在OECD国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经营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1/3。同时，近年来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中间投入部分的生产性服务所占比重不断升高，服务投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实物投入的增长速度。
国外成功的实践证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健全的法律法规支持和保障是基础；行业协会建设是关键；完备的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市场体系在内的市场体系建设是重要内容）是重要支撑；人力资源开发是保证。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趋势表现在：发展规模日益壮大；与制造业的关系日趋紧密；服务方式呈现虚拟化、网络化、外包化的趋势；并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能为企业提供从产品立项到产品营销与服务的全方位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而发挥着中间功能，提高了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活跃于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整个活动，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之中。一个生产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地位的关键是保持上、中、下游三个阶段的服务优势，因为贯穿于生产三个阶段的服务的重要性在产品价值链中开始胜过物质生产阶段。生产性服务，无论是“内化”服务（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还是“独立”服务（从企业外部购买的服务），都已经形成了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这条完整的产业链已成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必要的软环境——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市场资源强大的调配器。
3.以金融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正成为服务业的支柱性产业
生产性服务又称生产者服务。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在对服务业进行功能性分类时，最早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法律工商服务、经纪等具有知识密集和为客户提供专门性服务的行业。香港贸发局认为生产者服务包括专业服务、信息和中介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服务。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总体上来说，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需求性（而非最终需求）服务业，并且具有专业性和知识性的特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而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包括哪些方面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有一点则是高度一致的：金融业（含保险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会逐步发展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柱性产业。
从21世纪开始，全球服务业发展出现新的转型，知识密集型服务经济发展迅猛。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超常规发展，整个服务业中知识化、专业化趋势不断加强，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不断上升，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研发及科技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为服务业的支柱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越来越明显地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它们将代表服务业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如美国早在2005年其信息、金融、教育培训、专业服务业和商务支持产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总量已超过4万亿美元，接近服务业产值的一半，约占美国GDP的32%。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传统服务贸易比重不断下降，而以金融、保险、通信和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全部服务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不仅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一些新技术也在金融服务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不仅如此，金融服务业也表现出多元化、集群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纽约、伦敦、东京等少数城市已经占据了全球主要的金融服务业务，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以航运金融服务的发展为例，足以证明这一判断。从全球航运金融服务发展的规模来看，当前全球船舶贷款规模约3000亿美元，船舶租赁交易规模约700亿美元，航运股权及债券融资规模约150亿美元，航运运费衍生品市场规模约1500亿美元，海上保险市场规模约250亿美元。这些市场份额多由伦敦、纽约、香港、东京、新加坡等这些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所控制，其中，伦敦控制了全球船舶融资市场的18%、海上保险市场的23%、油轮租赁业务的50%、散货租赁业务的40%和船舶保险业务的23%。在海上保险方面，除伦敦之外，东京、汉堡、纽约等几个城市占据了全球海上保险市场超过30%的份额；在航运资金结算方面，香港地区、新加坡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的便利条件，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航运资金结算中心；在船舶融资方面，汉堡以私募股权方式筹集船舶资金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独树一帜，纽约则在以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筹集船舶资金方面表现突出。
总之，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它们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正反馈循环。（三）服务型制造的崛起是中国制造产业能级提升的机遇和挑战
要全面认识中国制造业的能级提升问题，必须拓宽视野，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来进行审视，这就必然涉及对全球制造产业的三次大转移的分析。
对于产业转移的动因，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新产品的技术发展会经过新产品、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相应会经历在发达国家创新生产和出口，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的过程。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1987）认为，一国应该向国外投资转移的是在本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而该产业在东道国却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赤松要从日本产业发展的经验出发，将日本的产业发展路径归纳为“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飞雁模式，该模式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有较好的解释力。
1.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加工能力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
二战以后，为有效利用全球资源，降低制造业成本，跨国公司约每隔20年就展开一次全球制造业布局的调整，重新在全球各个地方布局其生产、销售、服务和研发的各个环节，从而形成了全球制造业的大布局。
在中国成为制造中心之前，全球制造业中心已经发生了两轮位移。第一轮位移是欧美作为生产制造业中心向日本实施产业转移，起始点在20世纪50年代，到了70年代，日本继英国、美国之后，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第二轮位移是日本开始向亚洲四小龙地区实施产业转移，最终催生了“东亚奇迹”，到了90年代，亚洲四小龙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前两次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在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旨在于发达国家（地区）建立水平的分工关系以利用规模经济效应，而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地区并没有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
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是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而变化的，由最初的产业转移，到同一产业各不同产业部门的转移，再到同一产业部门不同产品生产的转移，再到同一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转移，这就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以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为主体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中国作为这次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本质上来说，第三次产业转移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转移，这种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产业转移，与以往两次产业转移的本质区别，表现为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产业转移的主体是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性企业，它们依据不同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配置相应的环节。第二，存在明显的集聚效应，形成了功能多样又互相协作的产业集群。第三，产业转移已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而服务外包的发展使得各国的产业关联和经济互动更加紧密繁杂。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阶段的变化，转移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对产业转移目标地的要求也在“升级”：即第一阶段以劳动力和资源密集产业为主，目标国要具有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第二阶段以转移资本和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要求目标国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市场优势。第三阶段以转移资本密集和技术标准化产业为主，要求目标国不仅要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一定的技术水平，还要有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由此，世界制造业的生产加工能力也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最后在具有制造业生产加工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形成新一代世界制造业生产加工中心。中国正是凭借这一比较优势，成为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
新型的国际产业分工以资本和技术跨国流动为主要特征，这种以产品部件外包式生产为主要方式的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在中国长三角地区表现最为典型——长三角地区在第三次产业转移中最具优势，因而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或者说，最具优势的长三角地区构成了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这是由长三角地区的这些特点所决定的：第一，有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长三角地区良好的运输条件，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制成品的物流成本；长三角地区优惠的外资外贸政策加速了国际产业资本和国内产业资本的集中。第二，有较好的工业基础。该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大的经济规模，已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配套生产基地，成为国内家电、电子、汽车、化工、纺织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地，也是国内最大的产品出口基地和原材料需求地。第三，有相对较低的商务成本优势。商务成本是指本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所支出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一般分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大类。国际产业分工的新特点表明，只要国内的中间投入替代品要素成本比国外的要素成本更加便宜，而且符合质量要求，跨国公司就会将中间投入品的采购转向国内，从而有助于制造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比，长三角地区的土地、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其要素成本虽高于内陆，但由于其具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总体来说商务成本相对较低。第四，有较大的科技和人才优势。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较为明显：普通高校数量是珠三角地区的4倍，是京津地区的1.5倍；在校大学生人数是珠三角地区的1.6倍，是京津地区的1.9倍；专业技术人员总量是珠三角地区的1.36倍，是京津地区的2.65倍。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既有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有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制造业结构。
2.服务型制造为中国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提出了重大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推进速度明显加快，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总体上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和瓶颈，其主要表现是：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发展动力；工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工业布局相对分散，城市化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形成有效集聚；缺乏有效的区域分工和协作机制；存在着一定的政策性歧视。因此，要消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积极引入和强化市场竞争；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强化专业化服务企业的分工优势；要加强产业关联，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机制；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塑造核心竞争力；要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式发展；要加强区域协调，构建职能划分合理、比较优势突出的层级区域分工格局。
从金融、信息、研发及科技服务业等这些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来看，我国也明显滞后。有一个情况可见一斑：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其增加值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比重也不足20%，这个比例甚至落后于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因此，只有加快金融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才能适应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全球性趋势，才能实质性地推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从而也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五、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优化
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实力的综合体现，这也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这“三链”互动优化的成果。这是说，制造业的能级提升，是制造业的产业链锻造、巩固、扩张、伸展的过程，也是制造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演化的价值链增值的过程，还是制造业的供应链由此不断优化的过程。显然，基于制造业产业链的产业内部各环节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整个关联及其程度的基础。鉴于此，我们就从制造业产业链开始谈制造业的“三链”——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及其优化问题。（一）制造业的能级提升是“三链”的“提升”
制造业能级的提升，在创造自身财富的同时，又能够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既能完善和延伸产业链，又能促进制造业间分工的深化，有利于制造业向现代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从而整体上带动经济的发展。制造产业的产业链是制造产业内各经济部门（企业是最基本的经济部门）既分工又合作的连续体，是企业通过信息交流与共享，使得各种资源要素彼此配套形成的一个动态系统。产业链的结构组成一般由核心企业和节点企业组成，产业链上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垂直方向的纵向关联、水平方向的横向关联、侧向的混合关联，它是存在于特定空间范围内，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诸多要素的网状结构。产业链扩张的主体是企业，包括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其他节点企业和依附于产业链、为产业链扩张提供辅助配套服务的相关企业；产业链扩张的客体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源、资本、知识等。由此政府需要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来鼓励产业链扩张，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体制来引导产业链扩张方向，营造开放流动的环境来降低产业链整合成本；而市场则通过自由竞争来优化配置生产要素，促使节点企业积极创造条件改善区域环境，维持产业链系统的开放。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可以由一家企业完全提供。一个企业所能向顾客提供的价值，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的能力，而且还受上下游企业的制约，因为产业链条中的企业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制造业企业应注意强化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主动帮助和改善制约自身价值链效率的上下游企业的运作效率，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能，使其竞争优势能建立在产业链释放的整体效率基础上。
实际上，制造业的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制造业的价值链的生成和完善的过程，并且制造业产业链构成了其价值链的基础，而制造业价值链又是其产业链的成果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制造产业的产业链也是价值链。著名的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最早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自波特提出价值链概念以后，国内外学者沙恩克和哥芬达拉加、海尼斯、雷波特和斯威尔克拉、迟晓英和宣国良等，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从而提出了虚拟价值链、价值网的概念，但无论价值链的形式如何发展变化，其本质不变，即价值链是由一系列能够满足顾客需求的价值创造活动组成的，这些价值创造活动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产业价值链除了具有集群效应以外，还具有链式效应。产业需要完整价值链，而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包括原材料加工、中间产品生产、制成品组装、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实现供给、生产、销售、服务的功能，从而保证该产业价值链中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进而实现互补、互动、双赢。如果产业价值链当中的企业供给、生产、销售、服务都处于一种良好的、动态自我调整的平衡状态，那么这个产业价值链就会很平稳地运行，一旦该产业价值链中的某一个环节不能及时或不能提供充足的供给，这个良性的循环就会被打破，从而引发上游企业或者下游企业不能正常运转。可见，在制造产业的产业链以至价值链的运动过程中，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在自始至终地“出入”，它们布满了整个链条，由此形成的供应链成为产业链以至价值链的强大“引擎”——“三链”协力来推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二）“微笑曲线”是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形象描述
关于制造产业的“三链”问题，“微笑曲线”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人们常用“微笑曲线”来演示制造业的升级或提升。可以简单地说，“微笑曲线”描述的就是在一个产业（行业）中，研发、设计、制造、营销分工等模块同居一个价值链体系中，但又接受利润池的不对等分配的现象。“微笑曲线”是台湾“IT教父”施振荣在1992年的《再造宏碁——开创、成长与挑战》中首次提出来的，用以说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IT产业价值链各环节产值结构的变化；如今“微笑曲线”的应用价值，已从个人电脑业扩展到整个制造业和全球产业价值链。
以“微笑曲线”来描绘制造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既形象又科学：在整个制造业产业链中，产中部分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最少，产前部分和产后部分所产生的附加值最高，这就好比是，整个制造产业的价值链，就像笑起来的嘴唇的曲线——嘴唇的中间低两边高的线型变化，是制造产业的价值链变化的生动描述。“微笑曲线”所揭示的制造产业的价值链变化的基本内涵，给企业经营管理以重要的启示：由于整个制造产业的价值链变化呈“V”字形分布——分处抛物线两高端的左方的上游企业（研发、设计及其转化应用等知识型组织）和右方的下游企业（营销、品牌等服务型组织），其创造的附加值最高，而处于中间地带（曲线弧底）的加工、制造企业利润最低，成功的企业总是在充分挖掘加工、制造的潜力的基础上，尽力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在产业链的左边加强研发、设计及其转化应用等创造性、智慧性的行动，在产业链的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服务与品牌服务，在产业链的中间着力进行加工、制造模式的变革。
在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中，研发、生产、流通诸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两端高而中间低的形态，即研发和流通环节附加值高、制造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微笑曲线”得到了大量国际贸易数据的印证：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5%～10%。目前，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1%～2%。基于国际视野的“微笑曲线”形成，源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各国企业，由生产最终产品转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只完成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工作。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过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就是全球产业链，它一般由跨国公司主导。以制造加工环节为分界点，全球产业链可以分为产品研发、制造加工、流通三个环节。
从“微笑曲线”我们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供应链的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即在线上，由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所形成或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等诸多成员通过与上游成员、下游成员的连接（linkage），构建了一个网络结构，这些成员所形成的人流与其连带形成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合流，能够保证成员之间的资源共享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上面所述，企业总是设法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这是企业在一条曲线上的位置移动；事实上，还应有另外一种情形，即一个企业的举动，往往会激励或迫使同一产业（行业）的其他企业的技术创新，加之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由于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服务的要素，这使得曲线发生了向上的位置移动，这表明整个产业链得到了整体的提升。如图1-1所示，曲线A上升到了曲线B，由此，制造业的能级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层级。图1-1 “微笑曲线”形象地描述了制造业的能级提升
为此，将我们对于制造业的能级提升的分析，带入了“服务型制造”抑或“制造型服务”与技术进行“二重奏”的新阶段。
六、制造产业的能级提升也是宁波的机遇和挑战
改造提升传统优势行业，发展高新技术、装备制造、先进临港工业及临港服务业的这一产业发展战略抉择，给“港通天下”的宁波带来了重大机遇。（一）亟待破除从“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跨越的障碍
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加速转移，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宁波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宁波是我国传统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是宁波工业经济的支柱，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十一五”时期，宁波以临港工业为代表的重工业主导地位凸显，2009年全市重工业规模达到5396亿元，是2005年的1.81倍，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66.2%，装备制造业持续较快增长，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36.4%提高到2008年的39.4%，形成了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先后摘得“中国模具之都”、“中国注塑机之都”等桂冠。目前宁波制造业在继续做好做强传统优势产业装备制造、石化、汽车及零部件、电子电器、高档纺织服装业的同时，正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电子信息新产业、海洋高技术、节能环保、生命健康、创意设计这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正在由资源消耗型、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努力实现从“宁波制造”到“宁波智造”的跨越。
然而，正处在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这样的重要转折时期的宁波，其制造业能级提升也面临着挑战——挑战来自存在着影响这一转变和跨越的诸多障碍。破除这些障碍必须从摸清宁波制造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开始。宁波制造业发展模式有“块状化”和“产业链”两个主要特点。“块状化”是指大量企业产品相近，共处一地，但企业之间关联度较小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形态。截至2008年，宁波共形成块状经济近150个，其中年产值超过10亿元的近90个，经济规模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60%以上，多年居浙江省第一名。“产业链”是指通过依托地方强势产业、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形态。如余姚塑料产业，以余姚塑料城为依托，往上游带动了塑料模具乃至塑机制造业的发展，往下游搞活了整个塑料交易市场。但是在自发型和政府推动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宁波块状经济，其实质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其进一步发展制约的因素不少：一是产业层次低、科技含量不高。宁波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低成本、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一般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和资本壁垒不高，许多企业极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第二，品牌数量和经济规模不成比例。经济总量占全省的1/6的宁波，目前拥有的各类商标数量仅为全省的1/10。第三，产业链比较短、深加工能力弱。宁波的传统产业大多产业关联度不强，产业链较短，内部各个企业独自发展，对周边其他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或带动性不强，并未真正形成具有柔性专业化特征和合作网络特征的产业集群。以上制约因素使得以“轻、小、集、加”为特点的宁波传统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政策压力。为此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块状经济和产业链式产业集群优势，做好提升文章，向以自主创新为主转型。（二）生产性服务业为宁波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保驾护航”
一个涉及300余家宁波本土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产业链定位、分工活动与集聚效应这三个因素与宁波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关系以及作用机理。调查对象涉及宁波10个重点发展的制造行业，样本企业的资本规模（以2008年固定资产额计算）从50万元到160亿元不等，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均有分布。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第一，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产业链的终端集成企业并没有通过对销售渠道掌控、品牌建设等集成创新能力来获取其相应市场势力及产品价值链收益分配的控制权。第二，分工活动较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存在较高的创新强度。随着企业分工活动的增加与分工程度的加深，企业创新活动呈现减少趋势。当企业分工活动与分工程度增加到一定“阈值”后，企业创新强度又呈现出增加趋势。第三，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企业普遍从事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企业少有自主创新研发活动。对这一实证分析的基本判断是：第一，技术势力的获得和企业自身的研发水平，以及可以为企业提供相关支持的服务提供者的研发水平直接相关。技术势力弱说明企业自身研发不足，并且不能从企业外部获得有效的技术支持。第二，市场势力的获得与流通营销服务的专业化密切联系。制造业内涵扩大了——产品到消费者之间的营销环节已经成为制造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最终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已经被拉大或分割；市场势力不取决于谁拥有最终产品的生产权，而是最终产品的分销权。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并积极跟进，跟进的方式是企业重塑营销网络或依托发达的生产者服务开展产品营销，否则将被剥夺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发言权和分享权。第三，外包深度与广度直接取决于生产者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强度。高效率、多样化的生产者服务供给与深入、迂回的生产者需求不仅可以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而且会促进制造业的提升。外包不发达，直接反映了制造业相关生产者服务业的不发达。总之，宁波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在供给、需求以及供需结构均衡中均存在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形成了宁波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即能级提升的内在需求，从而驱动着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宁波制造业能级提升提供更大的、更全面的支持。
经过多年的建设，宁波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已初见成效：一是空间布局逐步完善；二是新兴业态加速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信息、会展和创意等新兴产业呈快速发展势头。2009年，宁波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668.43亿元，占服务业比重的37.5%，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5.85%。但其发展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总体供给水平偏低，“小、散、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总量小、基础差；先天不足，承载力弱；整体素质不高，辐射能力不强。尽管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呈上升发展态势，但其所占比重始终未超过40%，与北京、上海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势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70%的水平。如：为企业发展提供规划决策服务的企业诊断、咨询评估、企业发展战略策划、市场调查、设计创意等服务机构几乎为空白；工业设计、产品研发、法律、会计服务和行业协会发展不能适应工业企业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需要。二是发展层次较低。金融、高端培训、研发设计、文化创意、会计法律、信息咨询和技术标准检测等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仅以研发投入为例就可见一斑。宁波研发投入指标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2009年全社会R＆D占GDP的比重仅为1.47%。三是开放性不足。服务业中大部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和产业化发展步伐较慢。许多本可以产业化经营、商业化运作的服务领域至今仍被当作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事业来办。目前对外开放程度低的领域基本都集中在服务业，服务业总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大大低于第二产业。2009年全市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6.09亿美元，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27.6%，远低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更低。四是发展支撑不强。公共服务平台如设计中心、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信息中心等建设乏力；人才、技术的老大难问题依旧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金融、会展、物流、商务、研发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不足，领军型人才更少。五是体制与政策不够灵活。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审批程序比较复杂，如金融、保险、海运等企业需省以上有关部门的审批，市场准入限制明显；另外，生产性服务业非国有资本进入门槛过高，投资主体单一。这些因素导致宁波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水平低下，市场竞争环境难以形成。
好在宁波已确立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发展任务，宁波生产性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是可以预见的。宁波制定出台了《服务业跨越式发展行动纲要》，要求坚持“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化、市场化、集群化、专业化、信息化”的发展路径，通过开放带动、创新驱动、政策推动，形成以进出口贸易为龙头，运输物流为支撑，现代金融为保障，科技、信息等知识型服务业为引领，休闲旅游、文化创意、会展中介等为配套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构筑“立足宁波、依托浙江、服务长三角、辐射中西部、对接海内外”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大格局，实现到2012年“力争两个过半”（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50%，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接近50%）的目标。在此我们清晰地发现，现代金融业被作为保障性的产业置于扶持的重要位置，由此也可见金融服务在宁波制造业能级提升中的地位和作用。
[1]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2]
即推进10大重点产业两化融合，实施10个两化融合专项工程。
第三节 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金融服务概述（一）金融服务研究概况
较早考察金融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作用的是Bagehot。Bagehot（1783）认为，金融体系通过方便大型工业项目融通所需要的资本，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熊彼特（1911）特别强调了一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制造业发展的积极意义。对金融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自从1962年贝克尔最早提出由物品向服务转移的思想，制造业服务化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服务及其对制造业影响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1969年，希克斯指出：正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金融革命”和资本市场提供的流动性满足了工业革命对大量、长期资本的需求，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工业革命中所使用的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真正引发工业革命的是金融系统的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金融服务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实例。关于金融服务对制造业影响的研究，哈顿（2000）的分析最有影响。他分析了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在生产系统中的角色演变历程，即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润滑剂”效果到70至90年代的“生产力”效果的演变，再到70年代的后工业时代的“推进器”效果的演化。这一研究判断，得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化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践印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在制造领域的作用，已经和正在发生着这些变化——早期以辅助管理为主的“润滑剂”时代，以证券交易组织为代表；后来的以管理支持功能为主的“生产力”时代，商业银行充当了生力军；以战略导向功能为主的“推进器”时代，全球金融中介、国际性大项目融资服务组织担当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关于金融服务对制造业影响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如融资渠道、融资方式、金融体系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与制造产业发展的最新态势对接不够、跟踪不及时。第二，切入制造产业链内部的深度不够，流于泛泛而谈的分析，更未能进行功能性的整合。随着我国经济成长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要求的越来越紧迫，金融服务要素在我国经济成长中的地位更加凸显。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论证、提炼，并作前瞻性的判断，从而更好地指导和服务实践。本书通过对制造产业链的先“切割”然后再“焊接”起来的方式，将金融服务的业务（产品）分别对应于每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再依制造产业链各环节的内在联系有条不紊地“串”起来，对制造业的新发展——能级提升——中的金融服务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二）金融服务界定
金融服务是指金融机构运用货币及资本交易手段融通有价物品，向金融活动参与者和顾客提供的共同受益、获得满足的活动。金融服务广义上是指整个金融业发挥其多种功能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活动；具体来说，金融服务是指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业务活动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投资、储蓄、信贷、结算、证券买卖、商业保险和金融信息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
由此金融服务的内容主要有：开展保险类业务，包括直接保险（含共同保险、寿险、非寿险）、再保险和转分保、保险中介（如经纪和代理）、保险附属服务（如咨询、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应偿还基金；发放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信贷、商业交易的代理和融资等；财务租赁服务；所有支付和货币转移服务，包括信用卡、赊账卡、贷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担保和承诺服务；开展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的自行交易或代客交易业务，包括货币市场工具（含支票、汇票、存单）、外汇、衍生产品（含但不仅限于期货和期权）、汇率和利率工具（含换汇和远期利率协议等产品）、可转让证券、其他可转让票据和金融资产（含金银条块）；参与各类证券的发行，包括承销和募集代理（无论公开或私下），并提供与该发行有关的服务；开展货币经纪业务；资产管理服务，如现金或证券管理、各种形式的集体投资管理、养老基金管理、保管、存款和信托服务；金融资产的结算和清算服务，包括证券、衍生产品和其他可转让票据；提供和传送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和相关软件。
以上的金融服务繁杂，但总起来讲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货币性金融服务，这一类服务以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贷款为典型代表，业务多为传统的金融服务，通常不以谋取对经济组织的控制权为目的。一类是资本性金融服务，以VC（风险投资，含天使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等股权性的投资基金为典型代表，这类金融服务通常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某经济体中，具有较明显的控制目的性。还有一类是其他的金融服务，一些创新的、但暂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金融业务或产品可以归于这一类。
二、金融服务是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重要“引擎”（一）金融服务促进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基本功能
国内外理论研究的成果及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金融服务主要是通过发挥积聚金融资源、配置金融资源、督促公司治理、便利风险管理、方便交易等基本功能来促进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规模化生产、营销建设和品牌建设，从而推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
1.积聚金融资源
制造业能级提升必须有金融组织的资金、资本即金融资源的支持。金融资源积聚的基本模式有内生模式和外生模式两种。内生模式的形成又有两条基本途径，即一靠金融企业的自我积累，二靠信用杠杆从金融企业外部融资；外生模式是指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主导金融组织的资金（本）在数量上的累积过程，其主要途径是以财政拨（贷）款的形式为主导形成金融组织的核心营运资本即自有资本。
金融资源的积聚，应以内生模式为主，而内生模式中以信用杠杆从金融企业外部融资又是主要的途径。正基于此，动员储蓄就成为一项前提性的、基础性的工作。动员储蓄是指通过一定的模式、途径，将社会储蓄（包括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居民储蓄）资源吸收进来，形成并累积金融组织的资金（本）。在现代经济学中，储蓄被定义为当期收入减去当期消费后的剩余。联合国所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储蓄的基本含义就是现期收入账户和现期支出账户的差额，或是可支配收入中没有用于最终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的部分。因此，储蓄实际代表着尚未加以利用的实物要素，可再投入再生产过程。从宏观来看，一国在一年中的总储蓄，取决于当年国民总收入与国民总消费的剩余，其中国民总收入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之和，国民总消费和国民总储蓄分别就是政府、企业、个人的消费之和和储蓄之和，三者的各自储蓄又都等于其可支配收入与其消费之差。国民储蓄的多少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所占的份额。如果一国储蓄率较高，可以为金融资本、资金的积聚创造良好的金融资源基础。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储蓄资源到底有多少可以转化为资本性的金融资源、又有多少可以转化为非资本性的金融资源，取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资产选择行为和金融组织的“储蓄—投资”机制的完善程度。
2.配置金融资源
金融组织的资金（本）积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就要与制造业结合，通过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等为其提供融资投资服务；不仅如此，这种融资投资服务并不是单一地提供资金，而关键是在这种融资投资中以配置金融资源来体现和完善服务。一方面，金融发展对提升制造业能级具有导向作用。作为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重要条件，金融发挥着引导、激励的功能——金融作用于制造业技术、产品优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金融资源在制造业各具体产业之间以及制造业的某具体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合理配置的过程，这就是说，制造业的技术、产品优化，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得到一定程度提升的制造业又反过来奠定金融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的基石，而得到改进后的金融服务又会助推制造业能级的更大程度的提升。
3.督促公司治理
金融服务通过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发出的各种信号，如股票价格、受追捧程度、资信等级等来形成对制造业企业管理层的外部压力，推动制造业企业管理层改善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经管管理水平、技术研发投入和市场建设、品牌建设等工作，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品牌知名度。这对于制造业的个体企业来说是这样，对于整个制造业来说也同样适用。
4.便利风险管理
金融服务通过金融市场产品与交易手段的创新，为制造业企业的风险管理提供便利。很多制造业企业都是以资源型产品或农产品为原材料，其成本受制于资源市场或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其生产经营往往面临较大的风险，如矿产品加工企业、服装企业等。对此，金融市场通过远期交易、期货期权市场等为其提供了管理风险的手段，有利于制造业企业的平稳、健康发展。
5.方便商品、服务和合同的交易
金融服务通过提供交易手段与交易中介，降低制造业企业交换中因需求和时间的双重巧合障碍而存在的用于评估商品品质、掌握商品信息的单位交易成果，便利了交换，使市场范围扩大，帮助制造业企业提高其专业化程度。（二）金融服务分布于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
制造业的产业链是制造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以及制造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因而制造企业能级要提升，必然要使链条式关联关系巩固、优化、升级；而这一链条式关联关系巩固、优化、升级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从而也必然伴随着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优质的金融服务所进行的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将在制造企业的能级提升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于金融服务分布于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的情况，以下我们作出具体的分析说明。
在产业链的上游即产前部分，金融服务要进入、渗入这些环节——研发环节、设计环节以及研发、设计成果的转化应用环节即从研发、设计成果到小批量生产的转化环节，以投资的形式形成或参与或控制的股权关系，显然，金融服务主要是发挥资本性金融服务功能——以资本的方式促成技术创新成果的生成及其转化。在这一阶段，风险型的金融服务组织充当了主力，所提供的主要的服务产品或业务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等各种股权性的投资基金等；另外，风险型的金融服务组织在资本市场的场内的二板市场或创业板市场（我国称为创业板市场）以及场外的三板市场中，也提供相关的服务。
在产业链的中游即产中部分，金融服务的基本功能要促成生产要素的“黏合”；在此基础上，金融服务还要促进服务型制造的各种具体模式的生成，并由此贯穿到整个产业链当中。在这一阶段，由于产品正在转入规模化生产，贷款（以及各种变相形式或创新形式的贷款）等货币性的金融服务明显增加，商业银行等保守型的金融组织开始较大规模地介入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中的主板市场能够通过发股、发债等直接融资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制造融资的需求。
在产业链的下游即产后部分，营销运作、渠道建设、品牌打造成为中心工作，金融服务当然也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在这一阶段，货币性的金融服务和资本性的金融服务“携手”发挥整体功能——货币性的金融服务偏于支持产品产业化—商业化的基础性建设；而资本性的金融服务则重于通过并购重组、资源整合来使这一基础性建设更加巩固、完善或上一个新的层级。针对这一阶段性的特点，货币性的金融服务创设了大量的产品和业务，来强化渠道及品牌建设；而资本性的金融服务则通过资本市场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渠道，发挥对渠道、品牌资源的塑造、再造、聚合等功能。
另外，有一个问题必须交代的是，保险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其功能也日益凸现，因而实际上，在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保险服务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地介入的。
关于制造业的产业链，还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说法，就是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所说的“6+1”，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环节，加上纯粹的制造环节。从他这个有特色的、精练的说法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物流所具有的地位和功能；显然物流的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物流金融服务的发展状态和水平。（三）制造产业链金融服务的产品生命周期阐释
制造业的产业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体现了产品生命周期；或者说，产品生命周期即产品的演化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制造业的产业链的各环节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因此，对于制造业产业链金融服务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加以阐释。图1-2明示了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主要的、次要的金融服务机构、业务（产品）的对应情况。图1-2 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金融服务对应情况
由于产品的技术创新，包括研发、设计及其转化应用，处于整个产业链的前端，起着引领性的作用，也就是处在产品生命周期的萌发、发育阶段，因而我们的阐释主要是就金融服务与技术的结合、融合来进行。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强，已经由原来影响经济的“虚拟经济”因素发展到影响经济的实质性因素。技术创新是一个新范式的技术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包括研发、设计、小批量生产（中试）、规模化等阶段的动态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人力和物力。技术创新在其各个阶段，包括种子期、创业期、成长期甚至扩张期，都离不开金融资本提供不同性质、不同数量、不同形式的支持，否则创新过程就会中断。技术创新本质上就是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与技术的融合，因而技术创新愈来愈这依赖良好的金融资本服务的支持。
第一，在种子期有种子资本支持。研发、产品设计的前期通常在这一时期。种子期阶段是技术密集型活动，投入的大约50%～60%为研究与开发费用。产品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这类投资风险极大，尽管可能有很高的回报。种子期种子资本的资金需求量一般较低，适宜的投入形式为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实质为另一种形式的风险投资，不过它比通常的风险投资介入要早）、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的专项拨款或基金、风险投资等。第二，创业期有导入资本支持。产品设计的后期、研发设计成果到小批量生产的转化过程在这一时期。技术创新有了确定的产品和明朗的市场前景后，为解决产品中试和市场试销所需的资金，便可寻求“导入资本”支持。产品开发和生产能力开发阶段是资金密集型活动，原因在于需要投入大量的机器设备、仪器仪表、原辅材料、能源及建筑物资等；由于产品的生产工艺和市场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产品本身也不一定成熟，一般不可能取得盈利或仅有微利，还需更多的资金用于完善工艺、采购设备、应付库存和应收账款的缺口等。一般此阶段风险投资等形成的股本金投入是最适宜的资金投入形态，有第三方担保的债务融资也存在，但不是主流。第三，在成长期有成长资本支持。小批量生产的后期或大批量生产的前期在这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产品的生产工艺基本定型，产品开始进入市场，企业开始获得盈利，但产品的销售市场还需进一步开拓。此时企业所需的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这一时期的资金需求量迅速上升。除个别企业外，多数企业在此阶段不可能依靠内部资金积累和通常的项目融资解决全部资金要求，但此时企业又不可能上市。因此，没有风险投资的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很难跨越这一阶段而获得最终的成功。同时，这一阶段距离成功已相对不再遥远，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等显著降低，其他形式的金融服务也尝试着跟进。
三、以优质、全面的金融服务提升宁波制造业能级
金融作为高端生产要素，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引导、凝合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要素。同样，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的宁波，面临着以金融业为重要引擎而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从而实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重大任务。以金融业作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突破点之一，契合了宁波产业发展的重点、优点、弱点、特点。宁波是长三角地区唯一的计划单列市，享有省级经济金融管理权限；宁波是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金融电子化试点城市和金融对外开放城市、私募股权投资试点城市；宁波的金融业规模、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金融基础建设水平均位居长三角城市的前列；宁波是金融生态环境一级城市，金融生态环境仅次于上海。因此，一方面，宁波加快制造业能级提升进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决定了宁波金融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宁波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效率的提升，将大大促进宁波制造业能级提升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宁波金融服务业发展成效显著、目标明确
目前，宁波正着力做大做强金融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企业二、三产业分离发展，扶持创意金融、供应链金融、物流金融、金融外包、金融总部经济等的发展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新成立的杭州湾新区规划打造为金融后台服务业基地；宁波科技创业中心、宁波留学人员创业园、浙江大学科技园宁波分园三大国家级高新区已创业孵化企业突破1000家，形成了“研发—孵化—中试—生产”的科技创业链；宁波还试点了政府引导型、企业主导型、信托计划型、外部渗透型等类型的私募股权基金；宁波正与香港合作，努力发展航运金融。特别是，宁波正在加快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两个中心”的建设的步伐，使宁波金融业发展进入了重要的转折期和机遇期。在《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出台一周年之际，2010年3月，宁波融入上海“两个中心”推进会在上海举行，在推进会上，宁波正式提出“把宁波建设成为长三角南翼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和“努力发展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副中心”的目标。这表明，宁波已经吹响了嘹亮的“集结号”，将与上海一起演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主一副”的“双城记”。为此，宁波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进宁波金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加快我市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在航运金融、金融后台服务（宁波提出要建设金融数据处理中心、呼叫中心、金融后援中心、灾备中心以及金融服务外包基地、研发后台基地、金融人才培养教育基地这“四个中心三基地”）、物流金融、内外贸易金融、离岸（离甬）金融、私募股权投资、大宗商品交易七大方面的建设构想、目标和要求，从政策、法规上为实现金融发展的新目标、达到金融发展的新要求保驾护航。
2.宁波金融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机制受阻
总的说来，宁波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需要，也就是说，宁波金融服务对制造业能级提升的支持不足。这主要是由于这三个机制受阻：一是金融结构发展不协调，金融支持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资本导向机制受阻；二是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金融支持制造业能级提升的产融结合机制受阻；三是风险投资机制尚不健全，金融支持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风险管理机制受阻。如何充分发挥金融服务的功能，是宁波在“十二五”时期以及今后更长的时期内需要认真研究并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二章 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
研发处在制造业整个产业链的上游的前端，对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构筑会产生前沿性的和先导性的效应，对提升制造业的能级具有特殊的作用。欧美日以及我国的京沪等地，都将研发产业作为创新型经济的根基产业，研发产业对于制造业能级提升的特殊的作用可见一斑。
本章首先分析了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的重要意义；其次，对宁波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的现状及需求进行了分析；第三，对研发在制造业能级提升中的机理和模式进行了探讨；第四，针对当前研发外包的发展趋势，剖析了一个典型案例——具体分析了上海张江开展研发的金融服务的VIC模式；最后，基于研发产业发展和研发过程的发展，提出了需要建立研发的多主体、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节 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与模式
一、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一）研发的界定
研发（Research＆Development，缩写R＆D）即研究开发或研究与开发。研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简短的语言来表述。但一般来说，研发包括研究与发展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研究是针对某个主题的科学知识进行大量的、系统的、反复的探索，通过对事物现象的周密调查与反复思索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发展，或称开发，是指运用科学知识对基本思想、基本原理作进一步的发展，以产生一种新的物质形态。研究与发展的范围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原样制作与试验鉴定。显然，研发是指为进行知识创新和技术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是人们不断探索、发现和应用新知识的连续过程。
研发包涵四个基本要素，即创造性、新颖性、科学方法的运用和新知识的产生；研发活动的产出是新的知识（无论是否具有实际应用背景），或者是新的和具有明显改进的材料、产品、装置、工艺或服务等。特别指出的是，基于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大背景，本研究中的研发是相对于制造产业的制造环节而言的，因而是指制造业的制造产品的技术研发。
通常，研发任务的来源主要是企业自身的研发和承接外包研发两类。因此，R＆D产业活动包括两类：一类是自主性R＆D活动，它是指R＆D服务和产品的供给者自主确定R＆D项目，并通过市场向外提供R＆D产出的活动；另一类是外部性R＆D活动，它是指R＆D服务和产品需求者，主动从外部寻求R＆D服务支持的活动。
从事研发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而研发的收益却明显滞后，即使在今天有些技术从发明到创新应用的时间间隔也要近十年；然而，一旦研发最终取得了期望的回报，其收益又是巨大的，甚至是惊人的。正是如此，研发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仅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且还具有通常讲的“三高”（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因此，积极的研发活动对保持企业的优势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如世界500强企业用于研发的费用占全球研发费用的65%以上，平均每个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占其销售额的10%～20%。（二）研发对制造业能级提升具有前沿性和先导性效应
在整个制造业的产业链中，研发的位置非常特殊和重要——位居这个产业链条的上游的前端，是产前的“入口”；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特殊的和重要的位置，研发必然对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两种明显的效应，即前沿性的效应和先导性的效应。因而研发水平的高低以及研发的成败，将对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产生“先入为主”式的影响。如果研发水平高，就能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大大促进制造业的加快发展、优化发展；如果研发水平不高，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不仅如此，研发又是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后盾和关键。想要提升制造业能级，没有研发的力量那是空的，是纸上谈兵；换句话来讲，要切实提高制造业的提升，必须把研发的力量和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目前我国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趋势渐显从而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有所弱化的情势下，注重研发、善于研发从而切实提高研发能力，更是快速提升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良机。因为，研发是企业的引擎，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发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技术创新；或者说，通过研究与发展活动可实现技术创新。由此可见，研究和开发活动在创新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地位。因为，研究和开发活动是创新活动的体现，是科技活动的核心，也是创新的源泉和重要组成部分。研发所形成的新技术的应用能够创造出新产品（服务），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的附加价值的提升，促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
二、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
研发处于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上游，是高附加值的一端，并且是附加值的前一端；因此，通过研发，可以提高制造企业的产品的附加值，优化、提升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研发的应用能够创造出新技术、产品或服务，能够增强制造业产业链上的设计能力、中间转化能力、制造能力和销售能力，从而最终增加制造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提升制造业的能级（见图2-1）。图2-1 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
通过对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研发对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不仅具有前沿性的效应和先导性的效应，而且还具有连带性的效应和传递性的效应。
三、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一）基于合作（外包）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
合作研发是指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和政府等组织机构，为了克服研发中的高额投入、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应对紧急事件的威胁、节约交易成本而组成的伙伴关系；它是在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以合作创新为目的，通过契约或者隐形契约的约束联合行动，形成研发相关的优势资源的互补；该组织体在形成之后，有明确的合作目标和合作期限，共同遵[1]守契约规定的合作行为规则、成果分配规则、风险承担规则。
1.合作研发可以较好地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随着科学技术研究的不断发展，各个领域的知识与技术的难度与深度都日益加剧，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断地复杂化，而跨部门的特征也日益明显，各个技术学科和领域之间的相互补充日益重要。在这一背景中，一般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中的企业，创新使得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财务风险，很难依靠自身的资源（包括资金、具有专门技能的员工等）来实现所有的创新目标。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采取合作研发的方式开展研发活动。合作研发的优势和作用表现在：（1）合作研发有助于发挥各自的资源能力优势，互补资源，提高研发的效率。（2）合作伙伴可以更加有效地共享信息、知识和经验，从而使共同的监测环境变化和市场机遇的能力得到提高。适当选择合作伙伴，例如技术较强但推广能力较弱的企业与推广能力较强的企业合作研发，能够有效地缩短从研发到市场整个过程所占用的时间。（3）合作研发可以降低研发过程的不确定性，降低和分担研发中的风险和成本。由于市场及技术的不确定性，新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竞争的加剧，使得企业自主研究开发的不确定性增加和成本加大，给企业的创新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即使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也不愿意冒这种投资可能无法收回的风险；而且，独自开发所需的设备利用率也会在技术的快速发展中越来越低。（4）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发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信息与知识的交流，而且能够根据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企业在竞争中获胜具有重要的作用。
2.研发外包是合作研发的新发展
随着先进制造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融合而催生的服务型制造的形成和发展，合作研发也在不断的变革当中——研发外包就是其典型表现。研发外包就是研发合作的一种，是指企业将本来应属于自己投入大量资源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交给外部在此研发领域更加专业的企业、科研组织或学校去完成。所谓的研发外包就是将企业价值链上研究开发这一个环节外包给外部做研发更优秀的企业，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采用研发外包的方式可以分担风险、节约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使得产品快速上市占得先机，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从外部寻求技术来源。研发产业主体正是为这些研发活动外部化的企业提供产品研发和服务的机构，承接外包是研发产业主体的主要经济行为之一。研发外包的形式包括：项目委托、联合研究和开发。从目前来看，采用研发外包管理模式的企业所选择的合作对象主要有两个：（1）与同行业的国内外企业合作，即将企业的研发项目外包给其他企业。（2）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即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政府、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的，协同各自拥有的资源（资本、人力、技术），通过团体合作，对科学技术以及相应产品（或服务）的共同开发。通过研发外包，企业将研发部分外包给外包供应商可以集中力量管理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整合企业有限的优秀的资源以达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产品的上[2]市速度以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二）基于价值链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
基于价值链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可以看作是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的具体表现形式——通过这个模式的具体分析，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连带性效应和传递性效应就更具体、更详细地呈现出来。还有一点特别要指明的是，基于价值链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让我们建立了一种“大研发”的理念——从前沿性效应和先导性效应到连带性效应和传递性效应的拓展和深化本身就是从“小研发”到“大研发”的理念的转变；并且，这一理念的转变，既是对第一章关于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相关关系的深化、延伸，又是对制造业能级提升机理的“提升”。以下我们就基于“大研发”的理念，对基于价值链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作具体的分析。
从产品研发的原理分析、产品的设计与试验、产品化（制造），到研发产品的商业化（销售）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企业价值链上的各个活动。通过在产品研发过程推行“并行工程”，采取一体化设计的系统化工作模式，考虑了从产品的研发的概念形成到产品报废的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因素，包括品质、成本、进度和用户需求等，即在产品的研发阶段，考虑了产品的可设计性、可制造性、可测试性、可销售性、可维修性和可回收性。那么，基于价值链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指的是，从研发促进制造企业的整个价值链不同环节的附加价值的提升的角度，促进制造业能级的提升。
基于价值链的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一般包含三种类型：（1）与设计相结合的模式。把产品研发与产品设计结合在一起，考虑产品设计的可行性，是决定产品研发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研发的创新性不论多大都需要最终通过设计来实现产品的制造，否则将是不可行的研发。（2）与制造相结合的模式。在产品研发的时候，就考虑研发产品的可制造性，即是否有可用于制造的原材料、是否可以进行加工制造、是否有效地提高制造的效率，以及是否有利于降低制造的成本。（3）与销售结合的模式。从市场需求及销售的角度，进行产品的研发，是根据顾客（客户）的实际需要，为顾客（客户）度身制作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在产品研发的时候考虑顾客（客户）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以及“贴身”的售前与售后服务，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
[1]
合作研发——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5%90%88%E4%BD%9C%E7%A0%94%E5%8F%91。
[2]
研发外包——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7%A0%94%E5%8F%91%E5%A4%96%E5%8C%85。
第二节 基于制造业能级提升的研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第一节关于研发的界定中提出“积极的研发活动对保持企业的优势地位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积极”的含义深刻：它不仅表现在企业自己的研发投入上，还表现在对金融服务的越来越强烈的、越来越要求有针对性的需求上——取得金融资本要素（在研发阶段，金融服务是一种典型的资本性金融服务）的最大程度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没有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的及时、有效、足量的跟进，企业自身的研发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的。以下我们从研发自身的特征、研发的模式、研发的位置三个方面谈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一、研发自身的特征影响金融服务需求
研发自身的特征是影响金融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研发的相对投入大、风险高和收益时滞性的特点，决定了研发在助推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过程中，对金融产品（服务）的需求特别强烈，依赖性也更大。
第二，研发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投资，其战略性和持续性的特点，要求企业不断地投入研究开发资金，从而需要持续地获得融资的帮助。
第三，研发投资具有非契约、非竞争性的特征，这一特点使得研发具有很大的保密性。因此，研发融资资金主要依赖股权资金和内源性资金，即股权融资和利润提取。
二、研发的模式影响金融服务需求
研发的模式具有两类：一是自我研发；二是合作研发。这两种不同的研发模式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同的。
自我研发指的是企业自己从事研发活动。企业独立自主地从事研发活动，需要具备研发所需要的技术、机器设备和人员等，而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因此在自身资金缺乏的情况下，需要大量的外部融资，需要引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
实施合作研发可以使合作各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分享利益。具体说来，合作研发一方面可以利用合作伙伴的研发资源，降低自身研发的资金、设备、技术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可以从合作伙伴处获得融资。例如，与客户合作，可以从客户处获得预付款用于研发；与供应商合作，可以获得材料的赊销。此外，合作研发可以形成融资的联合担保，即联合合作伙伴进行担保，从金融组织获得融资。
三、研发作为新产品形成过程的“首发”位置影响金融服务需求
一个新制造产品的形成一般要经历研发、产品的设计、产品的中间试验（从研发设计的成果到小批量生产的转化）、产品化、商业化等多个环节。这些不同的环节，由于其特点和要求的不同，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显然，位居“首发”位置的研发，其金融服务需求具有基于这一环节特点的特别要求（这里，我们主要就“小研发”作出分析）。（一）研发团队的激励机制建设需要金融服务设计
就研发环节来看，由于这一环节是创造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和服务而持续进行的具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活动即形成一个新制造产品的系统活动，因而研发是一种典型的创新活动，而这一创造性的工作又特别需要创新型的人才。自然，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都要聘请研发人员，支付研发人员的报酬，鉴于这一阶段的特点和要求，其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服务于研发人员的聘请和激励。事实上，在研发团队的建设当中，研发人员作为高端的人力资源，其激励机制的建设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而在激励机制的建设当中，又离不开金融的设计指导，如员工持股制等。另外，由于不确定性和风险都很大，研发阶段的资金的来源偏于内源性融资和私人借贷，但如果仅限于此，研发就很有可能止步于此——没有金融作为非常重要的、持续的推动力量的支持，研发的力量就不能或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一阶段金融服务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供适于本阶段特点和要求的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主要包括政府性的融资支持和风险投资支持。由于在研发的前期又主要是风险投资的前期投资——天使投资提供支持，因而，这里我们就重点提一下天使投资。（二）天使投资服务与研发金融服务具有很好的对应性“天使投资”（angel invest）一词源于纽约百老汇，特指富人出资资助一些具有社会意义演出的公益行为，对于那些充满理想的演员来说，这些赞助者就像天使一样从天而降，使他们的美好理想变为现实；后来，天使投资被引申为一种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企业的早期投资。相应地，这些进行投资的富人就被称为投资天使、商业天使、天使投资者或天使投资家，而那些用于投资的资本就叫天使资本。天使投资是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风险投资机构对原创项目构思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的一次性的前期投资，是一种非组织化的创业投资形式。在谈到天使投资时，必然会想到风险投资。
那么，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天使投资是风险投资的一种，但它与常规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相比，又有着不同之处。天使投资是风险投资的先锋。当创业设想还停留在创业者的笔记本上或脑海中时，风险投资很难眷顾它们。此时，“天使”的飞来飞去就为这些企业“接生”。还有，天使投资是一种直接投资方式，它由富有的家庭和个人直接向企业进行权益投资，是创业企业最初形成阶段的主要融资方式；天使投资者不仅向创业企业提供资金，往往还利用其专业背景和自身资源帮助创业企业获得成功，这也是保障其投资的最好方法；天使投资一般以个人投资的形式出现，其投资行为是小型的个人行为，对被投资项目的考察和判断程序相对简单，时效性更强；天使投资者一般只对规模较小的项目进行较小资金规模的投资；天使投资一般是一次投入，不参与管理。相比之下，风险投资在投入资金的同时更多地投入管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额较大，而且是随着风险企业的发展逐步投入；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审查很严。总的来讲，风险投资是一种正规化、专业化、系统化的大商业行为，而天使投资则是一种个体或者小型的商业行为。
天使投资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与研发阶段、特别是研发的前期阶段的资金需求，形成了非常适宜的对应关系，从而也开辟了研发资金需求、研发金融服务的新“通道”。
四、金融服务对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促进作用
基于制造业能级提升的研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分析，不仅可以从研发本身——其特征、模式、位置等——进行分析，而且可以从金融服务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思路表明，基于制造业能级提升的总目标，研发与金融服务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从而相得益彰的。
总的来说，金融服务对研发产业的扶持，通过研发的技术创新作用对制造业进行扩散，提升了整个制造业的能级。这种作用具体表现是：
第一，有利于完善研发产业链。通过金融服务，引导研发企业及相关的研发服务企业集聚，发挥研发产业的集聚效应。
第二，有利于促进研发外包的发展。通过金融服务，在形成研发产业集聚的基础上，鼓励企业的研发外包以及为从事研发外包的企业提供资金补助，促进研发产业内的专业化分工，提高研发的效率。
第三，有利于引导研发服务于区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对研发产业的金融服务，形成以某类或某些制造业为背景的、服务于区域特定制造业的研发产业聚集区，有利于研发产业与制造业的对接，促进研发技术在制造业的扩散，从而提升制造业的能级。
第三节 研发提升宁波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现状
一、宁波研发的现状（一）宁波研发园区将打造成“宁波城市科技之芯”
宁波研发园区是宁波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宁波实施“中提升”战略的十大功能区块之一。
宁波研发园区于2006年8月开工建设，已于2009年年底建成。宁波研发园区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核心区域，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基建总投资30亿元人民币。研发园区的建设，主要围绕宁波现有机电一体化的装备制造、电子电器、汽车零部件、石化、高档纺织服装五大优势产业和新材料、新能源、新光源、软件及服务外包、医疗及保健设备五大新兴产业（宁波“5+5”产业），主要集聚以企业工程（技术）中心为主体的各类研发机构、创新服务平台和科技人才，营造资源共享、信息畅通、各类学科交叉融合的良好创新创业环境，降低企业研发创新成本，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研发、创新、集聚、转化、辐射、示范”六大功能。
宁波研发园区在瞄准先进制造业研发、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是，它离打造成为“宁波城市科技之芯”、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区还有较大的差距，要实现建设成为环杭州湾产业带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和高素质人才集聚基地，也还有相当的距离。（二）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提高但仍有空间
如果说科技投入总量反映的是该区域的投入规模，那么，研究和开发经费投入则反映的是该区域创新的水平和制造业能级提升的水平。
自2000年全国首次启动研发活动清查以来，宁波市开始准确掌握全市的研发活动。在“十五”期间，宁波市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作为全市科技工作的主要抓手，全市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以年均39.8%的速度递增。三个年份的数据可见一斑：2000年，宁波市研发经费支出为4.24亿元，占GDP的比例是0.36%；到2004年，宁波研发经费支出就有15.06亿元，占GDP的比例是0.64%；2005年，全市的研发经费支出达到21.49亿元，占GDP的比例达到0.88%。进入“十一五”以后，宁波市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1%，并且以年均24%的速度增长，这使得2007年、2008年全市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1.28%、1.33%，分别比上年提高了0.09和0.05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宁波市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47%的新水平。
以上数据表明，宁波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在逐年提高，然而，这些变化较之与宁波具有可比性的其他城市，还有差距。以2008年为例，当年宁波市研发经费支出为52.65亿元，与杭州、青岛相比，研发经费支出总量仍然偏低——仅为杭州市的43.09%、青岛市的55.96%。再从2006—2008年的排名看，宁波研发经费支出总量排名，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基本稳定在第11位上下的水平。因此，宁波进一步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已十分紧迫。（三）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仍然是主体
研发活动的经费投入，其统计范围应包括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或者说，凡是从事研发活动的单位，其经费投入都应统计在内，不过，通常说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的经费投入仍然是统计及其分析的主体。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将宁波市的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单独“拿”出来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2009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累计达82.5亿元，比2008年增长7.98%，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为33.87亿元，占销售收入比例达到3.99%。宁波市的研发经费投入，企业仍然为主体，下面的几个指标就可以得到证明：2005—2007年连续三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均高达90%以上，其中，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分别为19.9亿元、31.55亿元和42.24亿元，分别占到当年全市研发经费支出的92.99%、92.31%和95.93%。（四）宁波市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分析
2008年宁波市专利申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专利申请量16173件，比上年增长26.5%，居副省级城市第四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1950件，同比增长35.4%。2008年全市的专利授权量9882件，比上年增加11.7%，在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三位，其中，发明专利505件，同比增长72.3%。2009年，宁波市专利申请量达到22686件，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没有变化——仍然排第四；专利授权量达到15824件，同比增长60.1%，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还是没有变化——稳居第三，居深圳、成都之后，其中发明专利授权802件，同比增长58.8%。另外，全市计算机软件作品著作权登记达528件，商标注册7097件，其中农产品商标749件、服务商标722件、境外商标433件。2009年，宁波市还顺利通过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验收，并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
反映宁波市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宁波市专利申请及授权情况，我们可以通过2004—2008年的变化情况的分析，得到更清晰、更具体的解答（见表2-1）。
数据来源：2008年《宁波市专利发展情况报告》。
从表2-1可以看出，2008年，宁波市授权专利结构不断优化。在三种授权专利中，实用新型数量增加迅速，同比增加了41.2%，达4525件，占授权专利总数的比例从2007年的36.2%增加到2008年的45.8%；而外观设计专利为4852件，则比上年下降了9.27%，占授权专利总数的比例也从2007年的60.5%下降到2008年的49.1%；发明专利授权量则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比2007年增加72.3%，为505件，其占授权专利总数的比例也创近年来新高，达到5.1%。
总起来看，在全国主要城市当中，宁波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排名稍靠前，并且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要在质和量上再提高一步，还要做艰苦的努力。（五）宁波研发服务业的机制建设初见成效
近几年来，宁波的研发水平的提高，研发成果的取得，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宁波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也得益于宁波研发服务业的机制建设。这说明机制建设对加快发展宁波研发服务业工作十分重要。目前，宁波已初步建立了研发服务业的保障机制、投入机制以及产学研合作和创新服务平台机制。
1.初步建立了研发服务业的保障机制
宁波市委、市政府为了促进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宁波研发产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宁波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条例》、《宁波市专利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宁波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实施工业创业创新倍增计划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创新型领军和拔尖人才引进培养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鼓励设立R＆D机构，扩大R＆D产业规模，减少市场进入障碍；还专门建立了宁波研发基地——研发园，为新型R＆D企业营造理想的成长环境。这些法规、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为宁波技术创新和研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逐步完善了研发服务业的投入机制
宁波市政府积极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营造有利于研发投入的政策、法规环境。如：出台了《宁波市科技研发投入资助计划实施办法》、《关于组织申报宁波市科技研发投入资助的通知》等。2010年3月，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从2011年开始，确保市、县（市）区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3个百分点以上”、“除国家、省有明确规定外，市、县（市）区两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的各类支持，须将企业是否开展研发创新活动（具体反映为R＆D经费投入）作为必要条件（商贸流通企业、金融企业除外）”；还明确要求突出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为此实施了企业科技研发投入资助计划，加强了绩效考评，实行了“分类指导、择优扶持、事后补助”的政策。目前，宁波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元的研发投入机制，但企业的研发主体性地位尚待进一步确立。
3.加强了产学研合作和创新服务平台机制的建设
宁波加强产学研结合，并联合兴办科研机构和搭建创新服务平台，通常采取企业或行业举办、企业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举办、高等院校举办、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举办等形式。如宁波市政府积极鼓励企业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以及中科院等著（知）名的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和科技型公司开展技术引进（项目开发）合作，并对著（知）名的高校、院所、科研单位和科技型公司在本市组建独立核算的技术研发设计平台或者推介科技成果的，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从而强化了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激励机制。2010年11月19日，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中科院与宁波市合作的又一重大进展，是宁波提升制造业能级、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战略举措。另外，目前已有5大院士工作室、10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15家大院名校技术成果转移中心、5大研发机构以及几十家企业研发中心落户宁波研发园。（六）制约宁波研发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突出
综上所述，宁波在实施研发创新战略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宁波研发服务业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与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1.研发投入不足
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有关部门关于研发投入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对推进研发创新还没有完全形成合力，这反映在R＆D经费的投入上，就是总量太小——其集中表现是R＆D占GDP的比重低，到2009年仍未达到要求的目标（按要求，R＆D占GDP的比重在“十一五”末要达到1.5%），并且这个比重更低于国家小康社会2%的目标值。这显然不能满足宁波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促进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发展新要求。
2.研发服务业“小、同、弱”的特征较明显
宁波研发产业整体规模仍然偏小，也尚未形成具有宁波区域特色的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团队（特色不鲜明就意味着雷同的情形比较突出），并且原有的制造业基础和科研基础又相对比较薄弱。目前，全市企业、高校和各类研发机构数量偏少，且大多处于培育阶段；而且企业又尚未形成主体性的创新机制，企业没有成为真正的研发主体，就难以在研发中凸显宁波的区域经济特色。
3.研发产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力和引领作用还不够突出
这是由研发投入的不足，研发服务业所具有的“小、同、弱”的特征所引起的。研发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的不足和引领作用的不够，或突出表现在制造业研发的公共创新平台的建设滞后，或体现在研发与制造产业和企业及其人才任用的结合的不紧密。总之，在制造业能级提升的新要求下，宁波研发的整体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宁波研发的金融服务的现状（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为进一步发挥研发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宁波市通过成立专门的金融管理机构、完善金融政策体系——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宁波市金融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等20余个系列金融服务政策——等举措，来提供金融服务，也使得金融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支持研发从而助推制造业发展的“助推器”的作用。
1.金融服务宁波研发的产业化进程
研发链的各个环节形成相互联系的研发生态群，这使得研发成为一个产业即研发产业。由于研发产业更多地和越来越多地具有服务的性质和功能，这就是说，研发产业被认为是专门从事知识生产、专业提供研发服务的重要产业类型，因而研发产业也可以称之为研发型服务业。由于可以看作是增加知识总量、运用这些新的知识创造新的应用以及提供智力成果、技术服务，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和转换活动的集合，研发产业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新型产业”；而研发型服务业的水平将直接影响到制造业能级的提升——研发型服务业水平高、投入多，将有力促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否则就会阻碍制造业的能级提升。显然，研发在产业化的进程当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是强烈的。
对于宁波来讲，研发的产业化还“正在路上”，因此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更加渴望。为此，宁波市一直在努力着。如宁波市出台的《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实施意见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市级财政每年安排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集中用于扶持“5+5”产业及其他重点产业发展、产业基地培育、优势产业技术改造贴息，支持科技技术创新化、产业链高端化、产业集群现代化。对于这一政策信息的解读是：政府通过政策性金融服务的方式，来扶持“科技技术创新化、产业链高端化、产业集群现代化”，使研发做大、做强，加快宁波研发的产业化进程。
2.金融服务宁波研发的对象
金融服务宁波研发的对象，不仅包括研发主体——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还包括研发的载体——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专业孵化器等；不仅包括研发的市场和平台——创新服务体系等，还包括研发的成果——专利等。（1）直接对企业和项目的金融扶持。其主要举措是：对一般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主要是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申报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的方式进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扶持，一是鼓励企业积极争创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对新列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由市科技经费一次性给予每家企业补助50万元；二是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重点研发项目”也实行补助，即对技术开发费支出额占销售收入比例达到5%以上、且以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重点研发项目给予一定额度的研发补助。（2）对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专业孵化器的金融扶持。对新认定的市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市科技经费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其发展。对已建的重点实验室也采取了一定的金融扶持政策：对已列入国家级的实验室，由市科技经费一般给予每家补助不超过300万元；对列入省级的实验室，一般给予每家补助不超过200万元；对列入市级的实验室，给予25万元的建设经费资助，并按照两年评估一次的结果，对被评估为优秀和良好的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30万元和20万元的补助；支持市级重点实验室与海外科研人员（指港澳台以及国外外籍科研人员）或海外科研单位联合开展课题，每项补助金不超过20万元。另外，对新列入省级、国家级的孵化器也给予资金扶助。（3）对科技服务体系的金融扶持。其主要举措：一是加强科技中介服务。对科技中介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相关服务性收入，按国家有关规定免征营业税；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各类科技中介机构，实施税收优惠。二是培育发展技术市场。对经认定的市级以上技术转移机构，给予一次性科技专项经费资助；办好网上技术市场，设立2000万元专项经费，对实现网上技术研发合作的项目，选优后由市、县两级按一定配比给予经费资助，并为其申报国家级课题优先提供服务。三是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金融服务，主要是通过财政补贴扶持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为核心的公共研发平台。（4）对专利的金融扶持。一是加大对获得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的资助。国内授权发明专利每件资助1.2万元，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资助0.2万元。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欧洲专利局授权的同一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与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按一件计，每件分别资助6万元和2万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授权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与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同一专利每件分别资助2万元和1万元。资助资金由市、县（市）区各承担50%。二是对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补助。企业用以申报项目资金支持的专利技术的条件：符合本市优先发展产业政策，且于申报年度前3年内获得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中的一国或欧洲专利局授权的发明专利项目；或是于申报年度前3年内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优秀奖的项目。
3.金融服务宁波研发的形式与内容
金融服务宁波的研发，其形式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财政扶持，而政府部门的财政扶持从金融服务的角度来看，就是政策性（政府性）的金融服务。从具体的形式看，又主要有三种：一是以申报创新资金项目的方式进行补贴支持。例如，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和项目所处的不同阶段，技术创新资金分别以创新资助和创业扶持两种方式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创新资助主要用于技术创新产品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在研究、开发及中试、产业化前期的资金无偿补助。创业扶持主要用于支持国家创新基金创业项目服务机构和创新基金服务机构认定的创业项目。创新资金资助金额每项一般不超过60万元，个别重大项目不超过100万元；创业扶持金额每项一般为20万至40万元。二是直接进行补贴的方式。例如，对工程中心、孵化器、重点实验室、重点项目、专利等的直接补贴。三是税收减免的方式。例如，对于科技中介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相关服务性收入采取免征营业税的方式。至于金融服务宁波研发的内容，已经体现在各个具体形式的叙述当中了。（二）主要问题
1.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不够
当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成立中小企业信贷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创新小企业融资模式，设立信贷专营机构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助推小企业发展。目前，无论是从余额还是从增量看，在宁波金融机构的贷款中，中小企业受到了“关照”，这是值得称道的好现象；不过，遗憾的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中针对研发项目的贷款占比却仍然很小，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认为研发的风险大、市场不确定性大，从而规避风险。
2.金融服务品种单一
金融服务品种的单一性，主要表现为金融产品的创新不足和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的供给匮乏——这些具有研发阶段的个性的金融需求产品的供给匮乏。（1）关于金融产品的创新问题。面对众多新的金融需求，基层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贷款、承兑、信用证等传统的信贷业务，即使在这些信贷业务方面，也未能很好地对应期限、风险和借款人现金流量进行创新。同时，由于风险保障体制和评价体系的陈旧，往往不是过高估计风险而放弃新的市场，就是过低估计风险而盲目冒进。这是其一。其二，在区域产业带中，面对新的市场需求，金融机构普遍缺乏深入研究，金融工具与服务品种单一。在产品创新上，没有对应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没有对应贸易、生产、技术改造等不同经营需要创新金融产品，而是无论客户处于产业链何种环节和出于何种经营需要，均以传统的流动资金和项目贷款产品支持；在风险的识别上，没有结合不同产业的整体特征识别风险，而是习惯于对单一客户的风险识别；在风险控制手段上，没有根据企业研发的总体风险特征和对应现金流、物流，以融资产品组合来分散和控制风险，而是以固化的担保抵押方式控制风险，从而制约了金融对制造业研发的有效支持，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壮大。总之，宁波的金融组织尚没有足够的胆识、能力来为研发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产品。（2）关于天使投资等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的供给问题。由于存在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及现金流不稳定的特点，商业银行通常不愿向区域产业带内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特别是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的制造企业）提供资金，而风险投资（特别是天使投资）或产业基金（私募的或有政府背景的）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传统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方式之外，为区域产业带内的高科技制造企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从而促进区域产业带内制造业整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目前宁波的风险投资的主体缺乏，现有的风险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性质的，且规模小，在支持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建设上力度不够；此外，研发产业的发展基金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有效地开展风险投资服务。这些都表明，宁波新型的金融业务生态尚未形成，如天使投资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私募股权基金和政府引导基金等基金业务发展还很薄弱。
3.基于研发体系建设的产学研合作的金融扶持机制缺乏
产学研合作指的是，企业和高校或研究机构合作，企业出资，高校或研究机构出“智慧”，合作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并把它推向市场。产业方与大学或者研究院所合作，是最理想的研发合作方式，因为产业方掌握着产业产品需求的信息，能较好把握市场需求，且拥有成熟的将研发成果推向市场的机制，而大学或研究院所在研发创新方面又具有相对的优势。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学研合作是增强研发能力的重要途径；当然，中外的实践同样也证明，产、学、研这三个利益方要能够真正走到一起，绝对离不开金融服务所提供的资金这个“黏合剂”的作用。
宁波高校和研究院所的整体实力目前仍然偏弱，企业的研发能力也有待提高，这样，产学研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就有较大的难度；在这样的产学研合作的背景下，金融组织显然也难以提供好的产学研合作的服务；加之政府目前还没有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引导资金。这些都使得基于研发体系建设的产学研合作的金融扶持机制缺乏。
4.对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的金融服务投入不足
产业共性技术指的是产业通用的、同质的技术，是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技术基础。这种技术对增强制造产业竞争力，提升制造业能级有决定性影响。然而，在宁波制造业类的中小集群内，大量的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亟待研究，而单个企业或无力承担、或无心承担重大技术研发——行业技术创新主体缺失，导致企业核心竞争力低下。由于缺乏金融服务投入的足够扶持，这种情况短期内就很难改观。
5.对研发外包的金融服务不完善
伴随着研发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研发外包服务的企业。研发外包是指企业将本来应属于自己投入大量资源的研发工作交给外部在此研发领域更加专业的企业、科研组织或学校去完成，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目的。采用研发外包的方式可以分担风险、节约成本、缩短研发周期，使得产品快速上市占得先机，从而提升制造业的能级，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从外部寻求技术来源。
根据200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宁波未能登上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头班车”，但这遗憾之中正孕育着以更大压力而引致的发展机会。根据《关于加快宁波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宁波将主动承接跨国公司的离岸服务外包，重点发展信息技术、港口物流、产品标准检测、工业设计研发、动漫创意、贸易配送、金融服务、财务结算、远程医疗服务以及装备制造、电子电器、汽车及零部件、石化和高档纺织服装等重点行业的行业解决方案设计等外包业务。在这些要重点发展的外包业务当中，尤其要大力发展研发外包业务，因为研发外包业务尤其显得薄弱，而这又与金融服务的滞后分不开。
第四节 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的典型案例——“张江新药”孵化的VIC模式
对“研发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的深入的、更具体的分析，可以选取典型案例进行个案剖析。典型案例的选取，原则上应该首选宁波本土案例；但考虑到宁波在这方面的表现总体上还不太成熟，于是，我们将眼光投向了宁波以外的做得更成熟的地方；由于又考虑到上海与宁波素有的天然的亲近关系和宁波要融入大上海经济圈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们又将眼光瞄准了上海，选取了在这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一种模式——“张江新药”孵化的VIC模式。以下我们作出几点分析，并试图通过“小结”悟出几点启示。
一、CRO公司的崛起
从实验室研究到新药上市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要经过合成提取、生物筛选、药理、毒理等临床前试验、制剂处方及稳定性试验、生物利用度测试和放大试验等一系列过程，还需要经历人体临床试验、注册上市和售后监督等。目前世界上每种药物从开发到上市平均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耗费8亿～10亿美元左右。
为了赢得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各大制药公司都在寻找新模式，以求降低研发成本、缩短研发周期。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研发外包公司（CRO）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应运而生。在这个产业出现的初期，CRO公司所提供的服务仅限于临床试验的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但是随着该产业的迅猛发展，CRO公司的服务领域已经扩展到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Ⅰ—Ⅲ期临床研究、药物基因组学、信息学、临床文件、政策法规咨询、生产和包装、推广、市场、产品发布[1]和销售支持以及商业咨询等。据Center Watch公司估计，目前在所有新药研发项目中，有CRO参与的占2/3，CRO已经成为制药行业链中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
我国的CRO公司在2000年出现，到2004年以后有了一个爆炸性的增长。由于成本低、专业人才来源丰富，使得中国很快成为欧美大制药公司研发外包服务的重要承接地。目前已有数百家CRO公司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成都等地，其中尤以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最为集中，这里可以提供几乎涵盖新药研发所有环节的CRO服务，其整体服务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行列。
1996年“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在张江园区成立以来，“药谷”飞速发展，已成为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研发机构最集中、创新实力最强、新药创制成果最多的区域之一。目前，园区内已集聚跨国制药公司研发中心15家，国内科研机构19家，大型生产企业29家，研发型中小企业194家，CRO公司32家，其中，CRO群体已初步[2]形成涵盖新药研发各环节的完整的“外包服务”链条。
二、新药研发的VIC模式
中小型的医药研发企业，往往由于后续资金不足而中途夭折或者被资金充足的大公司接盘买走。对于许多中小企业来说，完成新药研发的全过程、最终走向产业化，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如今，在浦东张江破茧而出的VIC研发新模式，可望将“不可能”变成“可能”。VIC模式是VC+IPC+CRO的组合：（1）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指的是对行业发展趋势具有深刻洞察力的风险投资者或投资基金，为中国自己的自主创新药物发展提供资本的动力。（2）IPC（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ompany，新药发明者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具有核心专利（全部知识产权和成果）、完整的核心管理团队、轻资产（即不投资建立庞大的实验室）和轻团队（即不建立做具体研发工作的庞大的研发队伍）的特点。（3）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委托研究机构），具有高效、低成本的技术和工艺可行性研究开发及相关的专业服务提供商。
VIC模式的运作流程如下：（1）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中小型医药研发企业（IPC）把自己正在研发的新药推荐到张江新药孵化平台。（2）张江新药孵化平台组织专家对推荐的项目进行评审。（3）项目获平台专家库评审通过之后，张江创投基金进行风险投资，同时IPC可以“租用”专业研发外包公司（CRO）的研发人员和实验室设备。（4）CRO公司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定期公布研发进展和相关研究数据，风险投资得以非常清晰地判断药物研发的趋势，在每个阶段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是否继续投资。（5）公开市场IPO和大型制药公司的收购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途径。
三、VIC模式下的金融服务
VIC模式下的金融服务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金融服务的平台。风险投资和政府财政的专项资金组成张江创投基金，通过张江新药孵化平台来开展金融服务。张江集团与园区内最成功的生物医药CRO公司——桑迪亚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张江新药孵化平台。（2）金融服务的主体。在VIC模式下，CRO公司（桑迪亚）、风险投资商、政府引导资金、张江创投基金都是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风险投资、政府引导资金、张江创投基金都是提供投资资金的服务，并在对VIC投资成功后将退出。CRO公司（桑迪亚）主要是为风险投资提供信息服务（项目的信息）。（3）金融服务的对象。风险投资商、政府引导资金和张江创投基金的服务对象是IPC。CRO公司（桑迪亚）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IPC，还包括风险投资商、政府引导资金和张江创投基金等。（4）金融服务的内容。风险投资商、政府引导资金、张江创投基金提供的是风险资金。CRO公司（桑迪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联络风险投资商、与政府引导资金共同构建新药孵化器平台的资金池；考察、评估、筛选新药研发项目，从而为获得风险投资提供选择的项目；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定期公布研发进展和相关研究数据，风险投资得以非常清晰地判断药物研发的趋势，在每个阶段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是否继续投资，这就使得中小企业牵手风险投资成为可能。
四、小结
上海张江园区的新药孵化的VIC模式，重点孵化已经接近临床前阶段、市场潜力大、成功几率高的新药先导体和候选药物项目，支持这些项目尽快完成筛选，进入并完成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工作。VIC模式具有以下优点：（1）知识产权公司（IPC），在解决了先导化合物之后，能够通过我们现在的CRO资源进行公开的、透明的全方位服务。投资者（这里以VC为代表）透过平台公司可以非常清晰地来判断整个药物研发过程的趋势。（2）IPC将非核心的研发部分外包给专业公司做，不需要筹集巨额资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建造实验室、购置实验设备并增聘大量人员，只需支付一定费用，“租用”CRO的“头脑”和硬件，把研发的后续环节做完，最终进入产业化的新药，而这家中小企业仍然拥有所有权，能获取最大利润。（3）通过VIC模式的创新，张江从新药研发到制造和商业化，完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在这个生态链上，有可能使张江的成果大量地实现产业化。（4）实现了政府基金、风险投资共同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研发。政府基金资助中小公司研发也有多年实践，但由于风险投资很难评估中小公司的研发进程和潜在风险，中小企业与风险投资、与CRO的合作之路一直不通畅。但VIC模式借助CRO所提供的IPC的项目信息来开展风险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可以借鉴张江新药研发的VIC模式，通过金融服务扶持一批从事研发外包服务的专业化公司，利用其研发外包公司的信息优势，积极引入风险投资，发展相应的事业。
[1]
荞泠、桑明：《VIC模式：VC+IPC+CRO——张江打造新药孵化新模式》，《中国高新区》2009年第4期，第72—73页。
[2]
钟慧：《“张江智慧”催生崭新研发模式——助中小企业跑完新药创制马拉松》（2009-05-15），http：//w hb.new s365.com.cn/yw/200905/t20090515＿2321334.htm.
第五节 对策与建议
当前宁波制造业的研发能力整体上较弱，加强对制造业研发的金融服务，则是提高宁波制造业研发水平的重要手段。这也是金融服务通过支持制造业研发的发展，从而促进宁波制造业能级提升的重要途径。为此，金融服务需要着力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科技保险的开发、研发载体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这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事业
在制造业的产业链中，处于上游的研发环节、设计环节以及从研发设计成果到小批量生产的中间转化环节，都需要风险投资的支持；或者说，专事投资“风险”的风险投资分布于制造业产业链的这三个环节当中；并且，这三个环节的风险“级别”呈现出从大到小的状况；总起来讲，从分布量来看，风险投资在研发环节、设计环节以及从研发设计成果到小批量生产的中间转化环节的分布大致呈现出“高—趋于稳定且偏低—转高”的状态。
单从研发环节本身来看，我们也可以作研发前期和研发后期的进一步观察。一般来讲，大型的、较正规的风险投资对于处于研发环节的“风险”采取了有区别的态度：对研发的前期投入不太感兴趣，而较偏好于对研发后期的投入。于是，对研发前期的“风险”的投入的空缺，就由那些规模偏小的、私人的、更趋灵活的天使投资（者）来填补。这就是讲，作为风险投资的前期投资的天使投资，是研发环节前期的最合适的、最具有个性化需求的金融服务业务（品种）之一。
因此，宁波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要转换观念、提高认识——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制度建设对金融服务的发展从而对宁波制造业的能级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宁波的区域经济优势、特点，让风险投资事业尽快成长起来。事实上，在全国颇有影响、素有民营经济优势的宁波有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特别是天使投资的根基和土壤。（一）提高对充分发挥风险投资作用的认识
转变观念最重要，观念的转变才能逐步带来行动的变化。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对宁波发展研发产业、创业投资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进而促进宁波制造业能级提升，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政府要高度重视发展风险投资事业
要真正把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建立研发产业和创业企业的风险投资机制，作为宁波推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实现由“宁波制造”向“宁波创造”转变的重要抓手，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
2.要舆论先导，营造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氛围
要整合市内各大媒体广泛开展对风险投资的意义、基本知识、运作机制和典型事例的宣传报道，介绍识别有潜力的天使投资者、创业投资者的知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的舆论氛围。（二）建设风险投资体系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体制约束状况，发展风险投资要坚持实行以政府为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模式。
1.建立政府风险投资引导机制
要以政府的风险投资为引导资金，鼓励设立和发展市场化的风险投资公司。政府通过直接出资的方式，或者通过国有公司出资成立国有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方式，设立科技园区和研发产业孵化器，从而直接控制风险投资的方向，并引导其按照国家规划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通过政府出资或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引导，民间资本会“相机”逐步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进而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国有和民营性质的风险投资与研发产业、创业企业共同发展的繁荣景象。
2.为风险投资体系建设提供法规和政策保障
宁波要充分利用其拥有地方一定的立法权的优势，制订和出台关于支持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法规，制定与此相关的政策，为培育研发产业和创业投资发展的社会氛围、建设风险投资的资本退出机制、建设风险投资的中介服务体系以及建设风险投资的社会共享信息平台等“保驾护航”。
3.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风险投资的人才队伍
政府要想方设法加快风险投资业和研发业、创业投资业的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发展风险投资需要复合型人才，从业人员既需要有某一领域的高新技术知识背景和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又必须具备很高的金融、法律、证券、投资专门技能。要结合21世纪人才需求，放宽政策，完善人才引进机制，花大力气创造一个引才、聚才、用才、留才的环境，让一大批风险投资和创业型人才积极投身宁波研发产业、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事业。（三）大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风险投资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单靠政府是无力支撑的，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内生于宁波自身的经济特点、优势。
1.民间资本是风险投资的主力
风险投资是一种创新的金融模式，其制度创新的初始动因来自于民间资本的利润追求。风险投资的诞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当民间资本在增殖运作过程中认识到风险投资可以提供良好的利润来源时，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就开始了。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实践证明，政府资本进入风险投资的时间远远落后于民间资本。
2.民间资本为风险投资提供最雄厚的资金来源
民间资本的参与程度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投资以至于研发的发展水平。研发产业风险投资的特点，决定了民间资本在风险资本供给体系中的主体地位。风险投资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也要求以民间资本为主要的资本供给者。可以说，民间资本对我国风险投资的低参与程度是我国风险投资现状落后的主因。
3.民间资本是风险投资体系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
民间资本参与风险投资有利于健全风险投资体系，促进资本市场成熟。首先，民间资本的参与是解决风险资本供给匮乏的重要路径。其次，民间资本按照纯粹的市场规则进行风险投资，改善了以风险投资机构为核心的投资运作主体的治理模式，同时，大量民间资本的参与增加了对风险投资机构的需求，并为其创造了在实践中通过学习效应提高效率的舞台。第三，民间资本对风险投资的广泛参与，促使中介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升。第四，民间资本的广泛参与，使整个风险投资业的规模迅速膨胀，大大增加了风险投资在法律制度供给问题上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的砝码，而且风险投资业的日渐成熟，进一步促进风险投资监管模式由政府监管模式或混合监管模式向行业自律监管模式的过渡。第五，民间资本的广泛参与，加快了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完善，一部分民间资本的参与本身就为另一部分民间资本的退出提供了条件，而且民间资本产权清晰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原有退出渠道的畅通指数。
宁波有十分丰富的民间资本，有发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事业的天然条件和很大的潜在优势。只要政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有了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切实执行），营造好关于风险投资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民间资本逐利性的本性就决定了其必定会逐步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从而助推宁波研发的成长，推进制造业的能级提升。
二、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作用
在研发阶段，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的商业性的金融组织，其投入是非常谨慎的，一般不会轻易发放贷款，因而提出要发挥商业性金融组织的支持作用，对于这些保守的机构来说，实际上是空谈。正基于此，就特别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在这个关键时刻“扶一把”。从银行金融机构来看，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中国开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代表，这样，我们主要就这三大政策性银行在宁波的分支机构开展相关业务的政策及其实施问题，提一些建议。（一）发挥开发性金融服务的功能
国家开发银行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对国家创新型试点企业给予重点支持；对符合技术援助、软贷款和硬贷款发放条件的企业，可按照开发银行有关规定和评审程序给予贷款支持。
依据这一政策导向，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分支机构，应该对全市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产业化的规模化融资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项目等积极提供贷款支持，其政策实施的要点是：要进一步加大开发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开发银行市分行要进一步加强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合作，搭建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对全市科技创新示范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创新性试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化项目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向全市符合条件的自主创新主体发放软贷款，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适度下调贷款利率，用于项目的参股投资；加强对创新型试点企业的重点融资支持；会同科技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平台建设。（二）发挥进出口金融服务的功能
发挥进出口金融服务的功能，其重心是要加强对科技创新主体进出口业务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进出口银行宁波分支机构可以通过政策性信贷和特别融资账户业务，重点对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出口提供融资支持；改进对科技创新主体的外汇管理服务，其举措包括充分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贸易用汇需求，进一步简化外汇账户管理、进出口核销等方面业务办理流程，提高企业使用外汇账户限额的灵活性；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外高新技术企业开展外汇资金集中收付管理；支持自主创新主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究开发设计机构、并购国外研究开发机构或高新技术企业。（三）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功能
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服务的功能，其重心是要深化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全市辖区内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与科技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科技部门对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具有政策扶持、技术引导和科研专家等方面的优势，促进农业政策性金融与农业科技的融合，逐步建立“科技部门推荐、银行独立审贷、双方联合监管”的工作机制；积极开办农业科技贷款，专项用于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重点支持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浙江省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及2020年远景展望》的农业科技发展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加大农业科技信贷投入力度，改进金融服务，及时安排年度农业科技贷款信贷计划，优先支持科技部门推荐的农业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三、发挥科技保险的支持作用
高新技术企业或研发机构在研发过程中会面临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研发中断、民事赔偿责任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于是，科技保险作为一种保险业务创新也是作为一种金融业务创新被提出来了——科技保险就是针对这些风险设计了一系列的保险产品。科技保险通过不同专业的保险公司承办，用财产保险产品、寿险和健康险产品、信用保险系列产品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等方面的风险，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从2006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险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服务的通知》等相关政策，为科技创新提供风险保障。中国保监会、科技部于2010年3月11日又以保监发〔2010〕31号文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不同特点和实际需求，组织专门技术力量，积极创新，大力开发新险种，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险支持。
科技保险作为为高新企业的研发以及其他的科技创新活动量身定做的一项新鲜而又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险种，应该逐渐为宁波所认知。宁波要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要求，逐步建立高新技术制造企业研发的保险保障机制，着力探索建立通过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引导推动科技保险发展的新模式。宁波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要积极宣传和动员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科技保险，运用保险手段为科技发展服务。（一）开发研发设备保险和营业中断保险
高新技术关键研发设备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发生损坏，将极大地影响研发和生产的进度。关键研发设备保险和营业中断保险则给企业穿上了风险“防护衣”，保障研发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生产设备价值昂贵，其研发生产环境要求也高，常常需要精确控制震动、温度、湿度、气压、空气清洁度等环境参数。因此，普通意外事故也可能会造成高新技术企业巨额的财产损失。由于半导体工艺的特殊性，连续稳定的供电成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条件。2004年台湾新竹科技园发生的断电事故，造成了150亿新台币的损失。生物制药企业生产中要控制生产环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保证生产环境的洁净度，这些控温仪器的失效和失灵会形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在社会和经济生活趋于网络化的今天，由于计算机部件损坏、病毒侵扰、断电等因素造成网络系统瘫痪，数据丢失与更改，都可能使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关键研发设备保险的出现，企业财产损失有了承担者。在关键研发设备保险的保障条款中，除火灾、爆炸、雷击、暴雨等外来因素外，因工人、技术人员操作失误、缺乏经验等内部原因造成的损失，都应在保险赔付范围之内。如果关键研发设备损毁了，痛心疾首的不仅仅是急于赚钱的企业家，研发人员更是为科研资料的丢失而捶胸顿足。此时，如果不能及时到位追加科研经费，则会中断研发进程，影响研发成果的预定市场销售计划，使企业失去市场机会。如果企业投保高新技术研发营业中断保险，就可以迅速得到前期投入的科研费用保险赔偿金，及时恢复项目研发工作。（二）开发研发人员人身伤害险
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是高新技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但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可能会因意想不到的事故遭受人身伤害，高额的补偿金和意外医疗费用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为这批核心人物提供人身意外保险，不仅能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化解科技人员对风险的顾虑，而且有利于企业吸引高科技人才。在这一保险业务的开发中，要突破年龄、比例、保险额度等的限制，提供尽可能周全的保障；针对科研工作者经常出国开展学术研究、野外考察等工作特点，应增加医疗费用补偿、住院津贴、重症监护津贴、烧烫伤保险金和家庭关爱金等保障，为科研人员提供全球性24小时保障；还要关注高新技术企业的特殊需求，针对核辐射、病毒实验室等危险岗位的研发高危人群推出工伤身故特别保险金，对特殊岗位的意外伤残给予赔付。（三）保费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
宁波要积极落实保监会和科技部联合下发的文件精神要求，即科技保险保费支出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企业技术开发费在实行100%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同时，还可以试点实行保费补贴的支持政策，如对参加科技保险的试点企业给予50%的补贴、对参加出口信用保险的试点企业补贴20%。
总之，科技保险作为金融工具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然而，科技保险需要实行商业化运作。科技保险的引入，目的是用金融工具激励企业的研发活动，扶持宁波制造产业研发的成长，分散、化解科技创新风险，为宁波的科技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四、促进研发载体和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金融服务要以“5+5”产业发展及其他重点产业发展为目标，通过完善研发产业链，促进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发挥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促进研发产业的发展。（一）要促进研发载体——研发园建设和研发孵化器的建设
围绕宁波研发园及各个制造产业集聚区内的研发产业的建设，进一步形成、巩固和完善科技研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此，要在“大研发”理念下，注重打造一个包括原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试验、产品化、研究成果商业化在内的系列活动过程的研发产业链；要积极吸引研发企业和研发服务企业落户宁波研发园及其他研发产业集聚区。同时，还要积极在研发产业集聚区和各类制造产业集聚区建立科技研发孵化器，建立一批中试车间，搭建成果转化平台；形成完善的科技孵化服务体系，向科技创业企业提供全面的孵化服务及中试，构建开发区科技创业孵化及中试的服务优势。（二）要促进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研发公共服务平台，重点扶持公共技术研发平台、产学研合作平台、技术交易平台、投融资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孵化及中试平台）等的建设。这里重点谈一下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的金融服务问题。金融服务要努力促进产学研组织链的完善，以加快建成以市场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与科研机构为依托、以中介服务机构为桥梁，开放运行、高效有力的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体系，形成有利于研发成果应用和产业化的完整组织链；要设立产学研用合作专项引导资金，强化政府财政投入的引导和保障机制，积极探索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新路子，最终建立健全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产学研结合的投入体系，从而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
第三章 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
设计与研发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两只翅膀”，相对研发而言，设计的风险和所需投入的资金都不如研发大，但是二者互相作用和促进，共同构成促进制造业能级提升的动力。当前，宁波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产业弱，产业集群小而散，从事设计的企业缺乏资金与创造力，尤其是广大中小制造企业缺乏自主的设计能力，处于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究其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金融服务的薄弱，是重要的制约和影响因素。
基于此，研究如何通过金融服务宁波工业设计，从而促进宁波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促进宁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现实的紧迫性。本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探讨金融服务对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意义；其次，深入分析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内在机理与模式；再次，对金融服务、设计与制造业能级提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在前面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以设计产业和设计企业为服务对象的双层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节 金融服务对设计（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重要意义
一、设计（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一）设计的界定
本研究的设计是相对制造业而言的，因此把设计界定为工业设计。早在1980年，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给工业设计作了如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2006年，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给工业设计作了全新的定义：“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目的是为物品、过程、服务以及它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构成的系统建立起多方面的品质。因此，设计既是创新技术人性化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2010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对工业设计的定义是：“以工业产品为主要对象，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社会、经济、文化、美学等知识，对产品的功能、结构、形态及包装等进行整合优化的集成创新活动。”
工业设计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赋予工业产品以新的技术、结构、形态、质量、性能和外观，使其具有新的品质、规格和价值，涵盖产品性能研发直至市场推广的全过程。广义的工业设计包括平面设计、形象设计、环境设计、展示设计、服装设计、装饰设计直至传统手工艺设计等众多行业。狭义的工业设计是指产品设计，即产品的外观造型设计以及相应的包装和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在英文中有产业设计之意，是工业化时代系统性、集成性、创造性设计活动的总称，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本研究中的工业设计主要是指工业产品的设计，其范围主要有：形态（外观）设计、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功能设计以及与产品生产相关联的工艺流程、技术运用、质量控制和检测检测等；同时，[1]涉及与产品销售有关的包装设计、展示设计和广告设计等。（二）工业设计能够实现制造业能级的提升
1.工业设计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产品竞争已从价格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向创新竞争发展，产品创新的首要问题就是设计创新，工业设计为产品创新提供服务，成为创新经济、创新价值和实施品牌战略的重要手段。工业设计，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发展企业自有品牌的重要因素，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低廉劳动力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要保持工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提升，必须通过创新工业产品设计，增加花色品种、改善产品结构、拉长产业链条、创造品牌，从而增强我国工业产品竞争能力。相比高昂的研发投入，工业设计是一项低成本的创新。这种创新不需要颠覆性的技术，却可能通过精心的设计来得到实现。即使在成熟的市场里，当基本技术已经完备，现有产品的形态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设计往往也能够创造产业背后隐藏的需求。而市场越来越明显的功能同质化竞争，也使得设计成为体现产品差异化[2]的最有力武器（杨育谋，2009）。
2.工业设计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发动机
老牌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直重视工业设计，现在更加重视；后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无一例外地重视工业设计。这些国家已经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工业设计不仅直接为企业创造新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而且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能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韩国等设计理念先进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设计不是一项产品开发基本完成时进行后期润色的一道工序，而是已经内化为产品创新的一部分。部分企业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些精心的工业设计不需要颠覆性技术，就能赢得消费者欢心。通过设计提升或是重启制造的价值，中国制造企业完全可以踏上一条崭新的成长路径，一条突围之路。从国内外企业发展的经验看，设计有利于实施产品的差异化战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最终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设计上每投入1美元，销售收入可以增加2500～[3]4000美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提高我国工业设计的整体实力，增强工业设计与制造业的能力和水平，从而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需要金融服务（一）工业设计链对制造业能级的作用
与研发的产业链相似，工业设计链是一条包含设计需求与供给的完整的产业链（见图3-1）。首先，工业设计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以顾客需求为导向进行工业设计，体现了设计的实用性原则。其次，设计是一个创新过程。先是有创意的产生，然后是围绕着创意进行原理分析与不断实验，目的是可以运用设计。因此，设计的创新过程必须进行原理的研究、应用实验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一个方案，要做大量的实验，要验证它能否被应用到新领域当中，要把原理挖掘[4]出来。第三，设计好后要进行产品化。这就是说，设计造型要与材料、工艺、制造流程融合，使得设计的产品适合制造，有利于制造。最后，要进行商品化。设计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后要变成商品，需要有新的商业营销模式实现设计产品的价值。为了顺利实现商业化，要求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影响商业化的设计因素。
因此，从工业设计链的角度来说，工业设计对制造业能级的作用，是通过把设计与研发、制造、物流、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相结合，实现制造产品的价值最大化。图3-1 工业设计链（二）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分析
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顾客需求
当前，宁波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具有强大的需求，但是由于宁波的设计产业弱，制造企业设计能力不强，中小企业集群中的广大中小企业缺乏设计能力，需要购买外部的设计，需要付出昂贵的设计费用；同时，由于工业设计具有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单纯依靠中小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有外部的资金扶持中小企业进行设计或者购买企业外部的设计。
2.创意阶段
设计的第一步是创意的产生，而创意的产生需要制造产业链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接触与联系，设计师与设计师之间，设计师与消费者（顾客）之间，设计师与制造工程师之间，以及设计师与采购、流通、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互动。这种设计链上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接触与交流，有利于激发创意的产生。这需要金融扶持创建一种设计产业群内的设计师之间交流与互动的氛围，需要通过对企业进行金融扶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形成开放式设计平台，从企业外部获取创意。
3.原理分析与实验阶段
创意的产生，然后是围绕着创意进行原理分析与不断实验的过程，这是实现创意的必需步骤，然而，创意的实现，不仅需要具有一定的原理分析能力，而且还要具备进行实验与测试的设备及能力。不过，这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拥有创意，但是常常因为对设计相关的原理不熟悉，以及缺乏实验的机器设备，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延缓或者阻碍了正常的设计过程。因此，企业如何能够从外界获得设计的智力支持，以及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实验所需要的设备与仪器等，需要通过金融扶持公共的设计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帮助，需要通过各种融资安排，需要引入投资者，或者需要租赁实验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等。
4.产品化阶段
当设计完成时，需要把它转化为适合制造的产品，即生产出产品，这一阶段是设计的产品化阶段。在设计的产品化阶段，需要对设计做进一步的修改，使设计与材料、工艺、制造流程、组装、测试等相融合；而把设计转化为产品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测试与改进所需要的资金、场地、设备与仪器。因此，这一阶段需要获得金融资本的扶持，把制造的过程外包给专业从事制造的企业。
5.商业化阶段
设计的商业化是把设计好的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包含营销、物流和售后服务等。设计的最终目标在于满足顾客的需求，因此，商业化阶段是实现设计价值的环节。为了有效地实现设计的商业化，把设计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一阶段，企业不仅将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市场推广。由于设计属于知识产权，关于专利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的抵押在操作上比较困难，企业在缺乏自有资金的情况下，如何实施知识产权的抵押、如何开展融资等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否则的话，许多好的设计就不能实现其价值。
三、金融服务对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重要作用
设计是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整个工业设计链包含设计的创新过程、设计的产品化和商业化等环节，工业设计链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且具有一定的风险。金融服务于工业设计，有利于促进工业设计链及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制造业能级的提升。（一）有利于实现中小工业设计企业的集聚
当前，设计企业集群已成为设计企业发展的方式。特别地，对于工业设计产业较为薄弱的城市，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实现工业设计企业集群。在我国，许多城市把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作为提升制造业能级的重要路径，采用各种方式促进工业设计产业的集聚，其中，最为重要的政府扶持措施，就是通过金融资本扶持设计产业集群的发展。
为进入工业设计园区的设计企业提供融资，有利于吸引工业设计企业进入设计园区，实现工业设计企业的集聚。以产业集群的方式，发展工业设计产业，发挥集群的集聚效应，有利于集群内的企业降低交易费用，获得产业集群的正的外部效应。因此，为了有效地促进工业设计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为进驻设计产业园区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产业集群发展初期中小设计企业的发展，培育工业设计的产业集群，为提升制造业能级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二）为设计的配套产业的发展提供融资服务
金融服务通过促进那些为工业设计企业服务和配套的产业企业的发展，间接地促进设计企业的发展。例如，为从事快速成型服务的企业提供金融扶持，可以促进设计向产品的转化；为在工业设计产业集群中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扶持，可以增强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以政府的资金扶持一批产业基金、担保公司及风险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从而发挥这些金融机构为中小设计企业的设计项目的发展提供融资的作用；为从事商业化活动的下游的制造企业或者销售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帮助，间接地促进设计产品的商业化的发展。（三）有利于引导工业设计服务于区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金融资本是制造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地方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实施一定的金融扶持措施，引导本区域的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服务于本区域的制造业发展，促进本地区的工业设计与本地区的制造业协调发展。区域性的工业设计必须与本区域的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相结合，这样有利于发挥工业设计服务地方制造业能级提升的作用。因此，在对区域性工业设计进行金融扶持中，需要设立相应的产业目录，引导本区域的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定位。
[1]
宁波市工业设计协会：《关于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调研报告（初稿）》（2010-04-23），http：//nbdesign.nbsme.gov.cn/llyj/3186315023.htm。
[2]
杨育谋：《工业设计与中国制造的突围》，《上海经济》2009年第9期，第52—55页。
[3]
列春：《打造“世界级”制造产业应提高设计水平》，《工程机械》2010年第3期，第87—88页。
[4]
柳冠中：《原创设计与工业设计产业链创新》，《中国制造业信息化》2008年第11期，第43—48页。
第二节 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与模式
一、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
工业设计与研发一起处于制造业“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的一端，因此，发展工业设计，可以提高制造企业的产品的附加值，即有效地提升制造业的能级。
工业设计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产业层面的工业设计产业，二是企业层面的从事工业设计的企业。从事工业设计的企业有两类，分别是独立的设计企业和具有设计职能的企业。工业设计与研发都属于技术创新的范畴，其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与研发类似。工业设计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工艺、服务等的创新），使得制造朝产业链中的研发、设计、服务型制造、物流、销售、品牌、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端延伸，最终增加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增加花色、品种与服务，改善产品结构与性能等），从而提升制造业的能级（见图3-2）。图3-2 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机理
二、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
创新是产业升级的动力。工业设计是实现产业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源泉。工业设计依据创新的原理，可以分为三类：（1）模仿改进创新。中小设计企业由于缺乏设计能力，因此模仿别人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是一条捷径，然而，模仿容易产生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且创新性不够，在提升制造业能级的作用方面有限。（2）集成创新。把现有的不同功能的部件通过工业设计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产品，也是一种工业设计创新的方式。（3）原始创新。工业设计的原始创新强调创新的原创性，即别人没有设计过的。原创性的设计，对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要求高，但其产生的商业价值也比单纯的改进创新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就是以设计构思创新为源头，以设计创新解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服务等为内容，朝制造业“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的模式。（一）基于技术研发的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技术研发”与“工业设计”是技术创新的“两只翅膀”。企业产品的形成和完善中，研发技术显得极为重要，但是不能忽视工业设计的应用。当前，许多企业对工业设计的应用还局限在调整现有产品的色彩和造型上，在产品开发中，存在着工业设计师与产品研发工程师缺乏联系和配合的问题，产品一般是单纯交由工程师独立完成，工业设计师的参与度偏低，造成研发的成果不容易产品化、不适合制造、缺乏市场吸引力等。设计与研发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为了引导企业技术研发创新与工业设计同步进行，需要在战略上将工业设计作为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环节，引导企业将设计放在与研发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重视；需要鼓励和促进工业设计师与企业工程师合作，从生产主导型企业向设计主导型企业转变；需要确立工业设计在行业技术开发、产品开发中的先导地位，促进工业领域的各个行业设计观念、设计模式、设计方法的变革。企业应重组企业研发部门和设计部门的力量，设立企业研发设计中心，在企业研发设计部门设立工业设计师岗位。（二）基于服务型制造的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式是发展服务型制造，有效地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服务型制造业是指生产与服务相结合的制造业产业形态，是世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模式。发展服务型制造，有助于实现我国分散化的制造及服务资源的整合和价值链的延伸，可有效促进区[1]域不均衡问题的解决，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服务型制造业的主要模式是业务流程外包，外包业务可以是生产、营销、设计、开发、信息、保养等各个经营环节。对于一个区域的制造业能级提升，就是借鉴全球性跨国公司的经验，顺应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把一部分不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定位的制造和一般加工环节转移出去，提高研发、设计、采购、营销等环节的比重。
尽管工业设计本身属于制造业的服务内容，但是，由于发展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从产业层面，工业设计本身是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基于服务型制造的工业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中的工业设计相融合，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第二，从企业层面，为了实现产品与服务的融合，工业设计要体现出对产品服务系统的设计，使得制造企业最终产出的是包含高附加值服务的产品。（三）基于营销品牌的设计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
当前，企业自身缺乏必要的技术或者营销能力，加上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明显，OEM成为我国许多制造企业的选择。在产业的整个价值链体系上，OEM属于单纯的生产制造，其处于低端环节。从OEM向OBM发展，实现自主设计品牌，是制造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的方向，是提升制造业能级的模式。
对于每个企业个体来说，从OEM到OBM的发展途径，因制造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1）间接方式：OEM—ODM—OBM。Forbes＆Wield（2001）提出工艺—产品—专有技术坐标体系，最佳的企业升级路径或许是从OEM开[2]始，升级到ODM，再升级到OBM。从OEM到ODM需要形成自己的产品设计与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企业设计与研发能力的增强是企业在代工过程中不断地学习设计与研发的结果。企业制造能力的增强不仅是采用新的设备，更主要在于在OEM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工艺创新（工艺设计创新），形成制造优势，降低制造成本。从ODM到OBM，是企业在具有设计能力和制造能力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发展营销能力，形成自有品牌。（2）直接方式：OEM—OBM。OEM—OBM意味着逐步拓展自己的设计品牌或并购其他品牌，打造完整产业链，并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由OEM直接到OBM阶段，通常来说，对企业的研发技术的要求不高，但是需要企业具有很强的设计能力和品牌营销能力。
[1]
西安交通大学先进制造实验室：《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应对当前金融海啸，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战略》（2009-06-02），http：//som.xjtu.edu.cn/lab＿ggkz＆xlgc/contents/762/3729.html。
[2]
Forbes, Wield.From Followers to Leaders：M anaging Technology and Innov ation in New ly Industrializ ing Countries.Routledge，2001.
第三节 设计提升宁波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现状
一、宁波工业设计概况（一）工业设计产业快速发展
近年来，宁波高度重视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坚定不移地把发展工业设计产业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举措来抓，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建设的实施意见》（甬政发〔2007〕80号）、《关于加快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甬政发〔2009〕121号）、《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甬政发〔2010〕16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工业设计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宁波当前正在中心城区启动建设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作为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核心示范区。以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为龙头，鄞州创新128产业园、海曙“新芝路8号”、镇海创e慧谷、134创意谷等众多创意设计基地为配套的“一核多点”的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相继成立了“工业设计学会”、“宁波市创意产业协会”和“工业设计联合会”等行业组织。[1]2006年创办了“中国宁波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面向宁波市企业的工业设计培训先后举办，使得宁波市的工业设计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宁波的工业设计产业初具规模。全市共有工业设计企业约2500家，已初步形成了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设计产业体系，涵盖工业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多媒体设计、服装设计、电脑动画设计等各个行业领域，从业人员约25000人，其中设计师约10000人。2008年，宁波工业设计产业直接创造产值约[2]为50亿元，约占宁波地区生产总值的1.25%。此外，我市涌现出以吉利、欧琳、韵升、东方、方太、帅康、沁园、贝发、永发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自主工业设计（研发）能力的优秀制造企业，以及有一定专业特色的科创、柯怡、天鳞、蓝茵等部分本土工业设计公司。特别是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和洗牌，有一大批摆脱困境并谋求发展的企业（包括不少外贸公司），将对工业设计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正在考虑或已经着手并谋划运用工业设计（研发）这一“次核心竞争力”手段，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3]（二）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宁波的工业设计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企业自身规模、资金和技术的限制，目前宁波市中小型制造企业在工业设计方面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是企业对工业设计的需求量大，但本区域内现有的设计产业弱，处于低端发展水平，设计的资源和能力无法满足广大企业的需要。据调查，宁波对工业设计的需求很大，但是仅少部分是由当地的设计企业完成。宁波市的制造企业每年委托外地企业进行开发、设计的业务量超过100亿元，对工业设计需求最为强烈的主要集中在家电、文[4]具、模具、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二是设计业态发展不均衡。包装装潢设计、广告设计等领域取得了较快发展，而工业产品设计、电脑动画设计领域却发展缓慢。据初步统计，全市以广告设计、CI策划设计、包装装潢设计为主的专业广告设计公司和平面设计公司已有1800余家，年总产值约为20亿元，从业人员达15000多人。而从事专业化的工业产品设计、时尚产品设计的企业却只有不到200家，年总产值不到4亿元，从业人员仅有1500余人，设计师仅近1000人。全市不少工业企业仍处于较低层的经营状态，强调品牌形象和广告推广，而不注重产品设计研发，习惯于以营销手段[5]来弥补创新能力不足。三是企业组织化程度较低。产业规模小、数量少、服务能力弱的问题依然存在，不少企业由于自身能力不足以及生存压力，纷纷扎堆于低端市场的竞争，持续发展、高端发展、科学发展意识不强，组织化程度较低，进而影响了推动设计产业发展的良[6]性环境。四是专业化的工业设计人才相对缺乏。目前，全市工业设计企业的平均设计师数量一般在12人左右，超过30人的工业设计企业不到10家，基本上集中在广告设计企业，工业产品设计、服装设计、工艺品设计、多媒体设计等企业的设计师数量普遍较少，平均不到10人。工业设计高级人才严重不足，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本、专科学历的设计师，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设计师仅占设计师总量的3%左右，致使在设计中缺少项目执行经验，设计成果产业化程度不高。另外，受企业规模限制，对资深设计师的招聘难度较大，“招不[7]到也养不起”成为各工业设计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五是企业的设计管理的能力较为薄弱，企业在产品开发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缺乏系统的规划。
二、宁波工业设计的金融服务的现状（一）宁波中小设计企业发展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
宁波的工业设计产业规模不大，主要是由中小设计企业构成。中小设计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逐步建立自己的形象，其在设计、产品化、获得顾客认可以及盈利等方面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常常因为资金的压力而无法坚持下去。
根据我们对宁波15家中小设计企业的问卷调研的结果，有7家（占46.7%）设计企业，既从事工业设计，又从事设计产品的制造或者产品销售（商业化）。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企业设计的需求方的不确定性，以及设计企业与相关产业的企业的联系不紧密，很难准确地找到需要的顾客（制造企业），因此，作为设计企业，如果其设计不能卖得好价钱的话，只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和自己销售。另一方面，由于工业设计容易被模仿，且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为了避免设计被盗，宁愿自己做产品，自己从事商业化行为，而不愿意把设计好的产品卖给别人去经营。尤其，设计企业在产品化和商业化过程，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二）宁波工业设计的金融服务的对象
目前，宁波对工业设计的金融服务的对象包括：（1）对工业设计企业的资金扶持。例如，《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招商优惠政策》规定，对设计街区内注册的设计机构，以一定的资金给予贴息补助、房租补贴以及项目奖励等；对入驻街区内的国内外著名设计研发机构，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2）对创新中介的金融服务。如《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招商优惠政策》提出，为创新主体提供专业性服务的中介机构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成果交易与展示、产品检测与认证、融资担保、信息服务等，经考核后，予以一定的补助，其中对工业设计与创意企业三年内提供免费贷款担保的担保公司，按其当年日平均担保责任余额的2%给予补贴。（3）对工业设计专业市场的金融扶持。例如，《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招商优惠政策》规定，创意产品专业市场从注册之日起三年内按其对地方财政贡献额的70%予以奖励。（4）对工业设计人才引进的扶持。园区对引进的高级工业设计人才有一定的资金补助。（三）宁波工业设计的金融服务的品种与程度
当前，宁波对工业设计产业的金融扶持措施，主要有：（1）税收的减免。例如，《关于加快推进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对设计街区内的设计创意机构，其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在按规定实行150%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比例的科技经费补助。（2）场地租赁费用的减免。《关于加快推进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建设的实施意见》规定，对设计街区内注册并入驻的设计创意机构，其15年内上交的各类税费留市、区两级地方部分，江东区留成30%，其余部分补助给投资发展公司，专项用于设计街区开发建设的利息和入驻工业设计创意机构的房租优惠补助。（3）资金补助。《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招商优惠政策》对设计街区中的信息化项目、产品设计、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目等，优先列入宁波信息产业局、宁波科技局、宁波经委等部门的扶持计划，并按相关标准予以资金补助。
三、宁波工业设计的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
目前，宁波工业设计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体现在：金融服务标准不统一，投融资主体单一，缺乏产业基金、风险投资，与工业设计相关的金融产品缺乏，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不完善，企业征信体系与信用评级不完善，担保体系不健全等。（一）不同的设计企业的金融服务存在差别对待
对非本土的大的设计企业的优惠措施大于本土的中小企业，例如，在宁波的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街区（和丰创意广场），为了引进名设计企业，对于从外地引进的名设计企业在办公场地租赁费用方面可以享受的优惠大于本土中小设计企业。因此，本土的中小设计企业与外来的设计企业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政府资金对不同企业的支持的差别，不利于鼓励和培育本土化的、正在成长的中小设计企业的发展。事实上，本土化的设计企业比外来的设计企业更熟悉地方的产业，设计费用相对来说更低，更容易融入地方产业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地方产业的根植性和对地方产业的忠诚度。因而发展和培育本土化的工业设计企业，更有利于促进区域制造业的能级提升。（二）融资产品及渠道有限，限制了宁波中小工业设计企业的融资
由于工业设计过程的不确定性，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不容易确认、不容易抵押，银行等金融机构既不知道怎样控制工业设计企业运营过程中的风险，又不知道如何规避贷款风险。工业设计企业融资渠道并不通畅，金融扶持体系、知识产权抵押融资、企业征信体系与信用评级、担保体系都不健全，产业基金、风险投资也不完善。目前，宁波的工业设计及创意产业园区非常缺乏担保公司、产业基金及风险资金的介入。（三）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足，支持力度不够，不利于工业设计产业的长期培育
宁波的工业设计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虽形成了“一核多点”的发展格局，但是，整体来说，尚未形成明显的集聚优势，整个工业设计呈现散而小的情形。《关于加快推进宁波市工业设计与创意街区建设的实施意见》规定，设立设计街区专项扶持资金，由市财政从国资收益中每年安排2000万元（共3年），用于设计街区的开发建设、招商引资、服务管理、产业培育等补助，但是对于全市1万多家的设计及创意企业来说，真正可分到的资金很少。（四）尚未形成对宁波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导与扶持的专业型设计产业基金
2008年宁波市提出了“5+5”产业体系，形成了以装备制造、石化、汽车及零部件、电子电器、高档纺织服装等为内容的五大优势产业，以及以新材料、新能源、新光源、软件及服务外包、医疗及保健设备等为内容的五大新兴产业。2010年6月，宁波市重新确定了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电子信息新产业、海洋高技术、节能环保、生命健康、创意设计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此，宁波需要围绕着正在重点发展的制造业，通过扶持针对相应制造业的专业型的工业设计产业基金，引导工业设计服务于宁波制造业的结构调整与能级提升，最终形成依托具体制造业的工业设计产业链。
[1]
宁波新闻网：http：//nbnew s.cnnb.com.cn/。
[2]《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甬政办发〔2010〕16号）。
[3]
宁波市工业设计协会：《关于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调研报告（初稿）》（2010-04-23），http：//nbdesign.nbsme.gov.cn/llyj/3186315023.htm。
[4]
胡海忠、肖颖喆、郑国松：《创意街区与中小制造企业互动关系研究》，《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42—45页。
[5]《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甬政办发〔2010〕16号）。
[6]《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甬政办发〔2010〕16号）
[7]《宁波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甬政办发〔2010〕16号）。
第四节 设计提升宁波制造业能级的金融服务的实证研究
工业设计产业是涵盖了文化、艺术、科学、环境等各个学科的智能型产业，其核心是产品设计。工业设计具有提升产品附加值，赋予产品文化内涵，增强产品竞争力，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等方面的作用。工业设计不是创新的附庸，也不是创新的某个局部，其与技术研发一样，是创新的基本元素，而且在整个创新活动中起着协调和黏合的作用。有不少颠覆性创新恰恰表现为设计的创新；很多极具创新性的产[1]品和服务，其内核不是技术，而是设计（杨育谋，2009）。工业设计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当前，宁波正加速产业形态由“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跃升，而设计是企业远离模仿、走向创造、创立品牌、创造市场的重要途径。对于大多数处于成熟产业的宁波制造企业来说，单纯地进行加工式制造，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如果通过设计能提升制造的价值，宁波制造企业就有可能踏上一条崭新的成长路径。为了有效地促进先进制造业的跨越发展，提升制造业的能级，需要优先发展工业设计。工业设计与研发存在许多类似之处，不仅具有长期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而且需要一定的融资用于购买或者租赁设计所用的机器设备，支付设计人员的工资，以及购买设计相关的技术或知识产权等。因此，为了降低设计过程的风险和解决设计环节中的融资问题，需要一定的金融服务。制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金融服务，有关金融服务促进工业设计发展还缺乏实证研究。鉴于此，本部分以宁波的设计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金融资本与设计能力及制造业能级提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讨金融服务是否对设计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以及设计能力是否作为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能级提升之间的中介变量。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一）设计能力
一般来说，工业设计指的是产品设计。产品设计能力的优劣，不仅反映在最终产品的外观和功能上，而且反映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成本上，甚至反映在售后进行维护、维修成本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在2009年4月针对100多家企业的产品创新问题调查的结果显示，创新能力优秀的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够领先于一般企业，原因在于它们在产品设计环节即充分考虑了成本、质量、维修和服务、按需生产的订单设计等要素，甚至在设计中考虑到了产品出口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2]在环保、安全等方面的法规要求（杨育谋，2009）。产品设计过程[3]要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Topalian，1980），要考虑产品的功能、用途、制造和交流等因素（Dumas andMintzberg，1991；Walsh，[4]1996）。产品设计不仅是创造性的艺术，而且是技术、战略和营销等的结合。
不同的学者对设计能力的理解不同。Dickson（1995）把中小企业的设计管理能力分为5类16种，分别是：（1）基本设计能力，包括设计中对产品的质量控制、设计中对产品的可制造性的控制、设计中对产品的成本控制、快速设计能力等。（2）专业设计能力，包括设计过程中对产品的成本估计能力、最新CAD工具的运用能力、设计过程中的新产品试制能力、找到高水平设计人员的能力。（3）设计中结合消费者和供应商的能力，包括和消费者结合的能力、和供应商结合的能力、获取顾客设计创意的能力。（4）管理变革的能力，包括改变传统行为方式的能力、资源重组能力、改变现有设计流程顺序的能力。（5）创新管理能力，包括获取外部设计创意的能力，快速发现竞争[5]对手创新和模仿的能力。Perks（2005）把企业设计在产品开发中的作用分为3类，每类需要不同的设计能力：（1）设计本身的作用，主要需要制造设计、可视化设计、原型设计、美学判断等能力。（2）设计整合的作用，需要与企业内其他功能（如制造和市场）协调、关系管理、技术分析和谈判等能力。（3）领导的作用，需要团队组织、市场和技术研究、制造环节的产品质量监督、商业模式分析等能力。[6]设计本质上是企业的创新行为，例如Verganti（2003）和Utterback等（2006）把设计理解为一种创新整合过程，其整合对象包括技术、市场需求和产品语言三个方面。因此，设计能力是企业设计的创新行为，是一种创新能力。近年来，企业创新模式正从封闭式的内部创新向开放式的创新发展。Chesbrough（2003）首次提出的开放式创新模式，为那些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走出创新的两难境地、维持竞争优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管理研发和创新的模式。开放式创新模式意味着，有价值的创意可以从公司的外部和内部同时获得，创新的参与者不仅来自企业自身，而且来自顾客、科研机构、学校、价值链上的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等，其商业化路径可以从公司内部进行，也可[7]以从公司外部进行。依据开放式创新能力的原理，开放式创新能力是企业能力的体现，是决定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吸收能力、倍增能力（multiplicative capacity，即知识向外部转移的能力）和关系能力（Gassmann＆Enkel，2004）。而设计能力是对设计链上的各个环节的设计相关的知识及资源进行整合的能力，包含五个方面：（1）企业自身具有的设计能力。（2）企业外部的设计知识及资源的获取、消化和吸收能力。（3）企业自身设计的知识及资源的转移能力（向外部其他企业转移）。（4）与设计链上的伙伴的合作能力。（5）设计产品的商业化能力。（二）设计能力、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能级提升间关系
工业设计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一个好的设计创意会带来技术创新根本性的飞跃，在工业核心技术受到国外制约和垄断的情况下，工业设计以其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的优势，成为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重要突破口。设计改善一个公司的财务绩效、市场份额和出口（Potter et al.，1991）。产品设计是创新的重要部分（Aubert，1982；Walsh，1996）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过程（Jenkins et al.，1997），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和改善绩效（Potter et al.，1991；Walsh et al.，1992）。产品设计的质量是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Roy and Potter，1993）。Press（1991）对陶瓷行业进行分析得出，具有有效设计管理的企业比那些缺乏有效设计管理的企业取得更大的销售份额、利润和出口。设计能力不仅影响产品的绩效（质量、创造性、可靠性、安全性、顾客喜好及耐用性）、企业的形象（产品的展示、包装、促销）、运输的便利，以及售后的服务（方便维修），而且影响诸如制造、物流等的成本（Trueman and Jobber，1995；Walsh et al.，1988）。因此，从“微笑曲线”和企业的价值链的角度来说，企业的设计能力的增强，意味着企业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产生更好的经营绩效，而对于制造业来说，是工业设计能力提升了制造业的能级。
对于工业设计，不仅工业设计链条的每个环节都具有风险，而且设计过程需要相应的设计知识、人才、资金、场地、设备与仪器等，这些资源并不集中在企业自身，因此需要从外部购买或者租赁，这对金融资本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需求。金融服务工业设计具有双层含义：一是服务于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二是对从事工业设计的企业的服务。因此，金融服务于工业设计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金融措施促进工业设计的产业集聚，扶持工业设计中心及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促进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企业的设计创意的研发、设计的实施、设计的产品化及设计产品的商业化，从而降低设计研发、产品化及商业化过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间接促进设计项目的融资。
综合以上，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设计能力对制造业能级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2：金融服务对制造业能级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3：金融服务对设计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4：设计能力对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能级提升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模型
根据以上的理论回顾与假设H1—H4，我们可以建立以下的理论模型（见图3-3）。图3-3 理论模型
三、方法（一）数据收集与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浙江宁波地区。课题组成员，以宁波市区的工业设计及创意产业园区，慈溪、余姚、宁海等制造产业集群中一部分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来发放问卷。总共发出300份问卷，收回135份，回收率45%。剔除无效问卷8份，有效问卷127份，即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2.3%。调查时间为2010年6—8月。样本都来自从事设计的企业，其中独立的设计企业15家，占11.81%，制造企业占88.19%。问卷填写者86%在公司中具有中高级职位，而且85%具有大学以上学历，95%的填写者年龄在30岁以上，97%的填写者在目前的公司服务2年以上（见表3-1）。（二）测量
1.设计能力
企业设计能力是企业的设计创新能力，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依据工业设计链的原理，工业设计链包含创意（设计）需求、创意产生、设计过程的创新、设计的产品化及商业化等一系列过程，设计能力应当是为了实现整个工业设计链的最优化和价值最大化。因此，设计能力是设计链上能力的综合体现。由于设计能力本质上属于创新能力的[8]范畴，我们依据开放式创新能力（Gassmann and Enkel，2004）的理论，把构成企业设计能力的因素归为企业自我设计的能力，外部设计知识及资源的获取、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企业设计资源的对外转移能力，合作设计创新的能力以及商业化能力，并在问卷中设置了5个问题项，见表3-2。
2.金融服务
一般来说，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主要包括保险及其相关服务，所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保险除外）。广义上的金融服务，是指整个金融业发挥其多种功能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体来说，金融服务是指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业务活动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投资、储蓄、信贷、结算、证券买卖、商业保险和金融信息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本研究中的金融服务不仅包括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而且包含政府部门的财政资金的服务，并在问卷中设置了3个问题项，见表3-2。
3.制造业的能级提升
制造业能级的提升体现在具体的制造企业的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又可以通过企业的盈利能力、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指标来体现。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属于制造企业的绩效内容，因此，本部分制造企业的绩效测量使用企业内部历史比较的绩效和行业相对绩效的比较。以公司内部历史比较，例如本企业比三年前获得更多利润（Avlonitis＆Gounaris，1999）。制造企业的绩效指标包括财务指标（例如利润率）和非财务指标（例如市场份额的扩大）。行业相对绩效指标有相对行业其他企业来说，发展速度及知名度提高了。对于制造业的能级提升，问卷中设置了4个问题项，见表3-2。（三）信度与效度
本书先通过SPSS统计分析对问卷的各个构面进行信度分析，设计能力构面、金融服务构面和制造业能级提升构面的Cronbach'sα值分别为0.91、0.81和0.87，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而后，本书运用LISREL8.7软件，采取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简称CFA）进一步来分析问卷量表构面的信度和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表明：表3-3的CFA的结果显示，卡方统计量X2为71.87，自由度df为51，平均近似值误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为0.057，基准适配度指标（Normed Fit Index, NFI）为0.94、非基准适配度指标（Non-Normed Fit Index, NNFI）为0.97、比较适配度指标（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为0.98，都满足大于0.9的标准，简易适配度衡量的PNFI（精简基准适配度指标）及PGFI（精简适配度指标）值分別为0.73及0.60，都大于0.5的标准。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ies, CR）大于0.70的临界值，所有的平均萃取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满足大于0.50的标准（Fornell and Larcker，1981）。由于各个潜在因素的衡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都大于0.5，小于0.95，且均达显著水平，因此，量表构面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Bagozzi and Yi，1988）。因此，从整体来看，集群品牌构面、企业创牌能力构面和创牌绩效构面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见表3-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的指标：22
X=71.87，df=51，X/df=1.4，RMSEA=0.057，NFI=0.94，NNFI=0.97，CFI=0.98，GFI=0.91，AGFI=0.87，PNFI=0.73，PGFI=0.60
四、数据分析
通过利用LISREL8.7进行结构化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的结构化方程的理论模型，见图3-4。图3-4 结构方程的整体理论模型
结构方程模式中的各个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类似于回归分析中的beta权重，系数愈大表示在因果关系中的重要性愈高。从表3-4可以看出，设计能力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系数为0.21（T=2.27），因此假设H1成立；金融服务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系数为0.37（T=3.61），因此假设H2成立；金融服务到设计能力的路径系数为0.22（T=2.22），因此假设H3成立。
注：*：P＜0.1；**：P＜0.05；***：P＜0.01。
为了验证中小企业的设计能力对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能级提升间的关系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依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判断法[10]则，首先，在金融服务对制造业能级提升没有直接的联系情况下，即仅有金融服务到设计能力路径联系及设计能力到制造业能级的路径联系存在的情形下，我们通过结构方程的路径系数分析，可以得到金融服务到设计能力路径系数为0.23（T=2.28），设计能力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系数为0.30（T=3.09）。其次，在仅有金融服务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联系存在的情形下，通过路径分析，金融服务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系数为0.42（T=4.05）。最后，在完整模型情况下，即图3-4的结构方程模型，金融服务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系数0.37（T=3.61），这比仅有金融服务到制造业能级提升的路径的情形下的路径系数变小了，但是由于其路径系数仍较显著，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设计能力对金融服务与制造业能级提升间的关系有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假设H4成立，即金融服务以设计能力为中介对制造业能级提升实施积极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中介作用是部分的。
五、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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