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作品集(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萧枫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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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作品集(5)试读：

《吴稚晖先生文存》

在《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里，西滢先生曾说：吴先生的著作最有趣的自然是散见于各报各杂志的杂文，其次便是他的书函。我总觉得奇怪，现在什么人都出文存，文录，文集，演讲集，没有人——连孜孜为利的书贾都没有！想到把吴先生的文字收集起来。我的话也许提醒了什么人，……

那时我看了西滢先生的话，很觉合意，因为我也是爱读吴先生的文字的。但我同时想到收集吴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他的历史不算短，他的笔又健，写的又多，而报章，杂志又是极易散失的东西——这个月印行的，下个月也许就找不着了；特别是在中国！至于书函，大部分都在私人（他的朋友们）手里，那更难收集了！记得在《新教育》杂志上，有人引美国人的话：谁若能搜齐了杜威的作品，他便该得着博士的学位；我想搜集吴先生的作品，大约也有同样的艰难——虽然该得博士与否，我还不敢妄断。

这是五月底的事，不料到了七月（？）初，上海报登着封面广告，说是《吴稚晖先生文存》出版了，定价一元五角，照码七折，在医学书局发行。我看了报之后，且喜且惊！喜者，我们渴望吴先生有文存饱我们的眼福，现在居然如愿以偿！惊者，西滢先生的豫言竟于两个月间中了彩！——我不敢断言文存编者周云青先生就是被西滢先生提醒了的“什么人”，故只得小心地说。我那时住在白马湖，买书不便，不得先睹为快，真为着急！报纸上天天有封面广告，更令我不耐烦！但广告中文字忽然改变，将“定价——七折”云云改为“实洋一元零五分”，我想，这很滑稽，但又爽快，不能不说是带着些“吴老头儿”的味儿！后来好容易转了两个弯，才到手了一部，确乎是《吴稚晖先生文存》！这是蓝面儿的薄薄儿的两本东西。我于是转第一个念头，吴先生三四十年的文章，只剩了这区区两小册，还抵不上《胡适文存》的一半，这却是何道理？或者周先生的手眼太高，去取太严了吧？于是打开来看，全书是四号字印的，看来更是区区了：开首自然是一篇《序》；这篇《序》在抱着闷葫芦的我自然是不能放过的，且看他说：云青既喜读先生文，时时搜集，先后得若干篇，尚不及十之一二也。一日，吾乡大律师钱季常先生……瞥见余案头置吴先生所著之《溥仪先生！》一首，且读且击节，读一小时而毕。……季常先生曰：“吴先生如此妙文，在无锡者，皆未能一见；即星期六会同志，皆吴先生之老友，见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盍付诸手民，以广流传！”云青即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尽付铅印，以冀世之爱读先生文……者，莫不先睹为快；非敢意为去取也。然先生著作日富，广登京沪各报，余小子益当穷搜博摭。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无锡后学周云青谨识。

序文实在重要不过，而且语妙天下，故不能割爱，逶逶迤迤引了这么长的一段！从这篇序里，我第一知道我的猜想不对；他既没“尽付铅印”，又说“非敢意为去取也”，可知决不会“太严”了！我第二知道自“钱大律师”乃至“后学”周先生诸公大约都是不常看报章杂志的，至少是不博览报章杂志的！你看“钱大律师”看了“一首”《溥仪先生！》要“一小时而毕”，可以想见他老先生读报的艰难！（他要将报章当古文读，自然便觉艰难！）他老先生说“见〔此文〕者亦不过一二人，岂非奇事！”真的，岂非奇事！《溥仪先生！》曾登《民国日报》，并非隐僻的记载呀！而周先生“时时搜集”的结果，终于只印成了这区区的薄薄的两本，也是不“常看”或“不博览”的确证的。好吧，事已如此，我们且看这两本的内容如何？兵在精而不在多；倒也不可小觑的！于是乎我看目录。

无论著书，编书，总该有个体例！古人是不写出来的，后人却总写出来，便是所谓“凡例”。写自然比不写好；许慎作《说文解字》时，若写下他的“凡例”来，王筠等人就不必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做《说文释例》一类书了！你看，我话说得太远了，真是小题大做！我的本旨，只是要说周先生编这部《文存》，不著“凡例”，累我多用脑筋，是大大的不方便！我既不能依赖“凡例”去估定这书的轻重，只得自己动手去找；幸而，不要紧，目录只有四页，可以一分钟“而毕”，尽可多翻几次。我翻了不知多少次，——对不起，我不能用数字告诉你——我的脑筋实在太笨，终于不曾发见出一条——唉！一条也好——“通例”来，“岂非奇事”！在我的笨脑筋里，编《文存》的体例不外“编年”，“分类”，“分体”三种；或只用“编年”，或用他二种之一为经，“编年”为纬，都可以的。但我将这几个方格儿画在周先生的目录上，竟没有一个合式！唉！倒楣极了！“苦矣”！“怎样办呢？”我没有法子，只好再去乞灵于序文；《序》中有曰，“先生……真近世……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我想或者周先生是以文章的好坏来编次的吧？但仔细一想（因为《文存》里大部分的文章是见过的，所以只要想，不要翻），觉得也不像，也不合式；我决不能枉口拔舌，诬栽人家！但是我立刻又找到了“尽付铅印”一句，大约周先生是“将箧衍中所存吴先生文”照着在箧衍中叠着的顺序，“尽付铅印”的吧？我想这总该“不中不远”了，因为在我的笨脑筋里，另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能”了！但这不能算是“例”，奈何？唉！只好由他去吧。

周先生既没有“例”，这《文存》便真成了“断烂朝报”，我们读者毫不觉着有什么意义与趣味！我很怀疑，这样的《吴稚晖先生文存》，真有编纂的必要么？真有“莫不先睹为快”的必要么？其实就是放开体例不说，周先生所编也还有个大大的漏洞，就是真正的“挂一漏万”！吴先生三四十年来的文章，若只有这区区的薄薄的两册，那也不成其为吴先生了！虽然周先生也曾说，“他日将续辑二三四编”，但吴先生的文章已可趸批，何必再切下来零买呢？我就不懂周先生何以要急急地“挂一漏万”地出版这部书，何不发一大愿，需以时日，作求全之计？若将一编和二三四编并出，我想或者不会糟到现在这样！因为材料多了，也许会想到了体例，还有，我每想到编吴先生《文存》，总有“患材多”之感；而周先生似乎倒“患材少”，所以南菁书院的几篇课艺也放了进去，已成书数年的《月出客座谈话》也抄了一部分进去！我想幸而泰东书局主人自己良心有愧；（看《现代评论》一卷二十三期《闲话》）不然，要和周先生打起版权官司来，倒是件麻烦的事？《月出客座谈话》既可抄，《上下古今谈》等又何尝不可抄，则吴先生文存之厚，可指日而待矣！而或者曰文存里所印的《月出客座谈话》，或者是存在周先生箧衍中的；泰东印行的全部，周先生或者还未知呢。这也许是合于实际的推测，但周先生真正这样不闻理乱么？

我写此文，只是想说明编《文存》的不易，给别人编《文存》，更是不易！一面也实在是佩服吴先生的文章，觉得让周先生这么一编，再加上那篇“有意为文”，半亨不亨的序，真是辱没了他老先生和他老先生的“如此妙文”！语有之，“点金成铁”，殆此之谓欤？我不敢说周先生是轻举妄动，但总佩服他的胆大！我希望总还有胆小的人，仔仔细细，谨谨慎慎地多破些工夫将吴先生的文章重行收集，拣择，编次一番，成为一部足以称为“吴稚晖先生文存”的《吴稚晖先生文存》，那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再，此书出版后，曾见过两篇批评的文字，他们都是就吴先生的文章立论的，不曾说及编纂的人；我却以为这种书最要紧的还是编纂的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北京1925年10月11日。

执政府大屠杀记

三月十八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四十馀人，伤者约二百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十九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翔实，可以参看。

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二千人；工人有两队，至多五十人；广东外交代表团一队，约十馀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一队，约二三十人；留日归国学生团一队，约二十人，其馀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三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十馀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两百个卫队，分两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两个黄铜字，确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的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伏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决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吉兆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其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

这时已听到劈劈拍拍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这时已忘记了看见装子弹的事）。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馀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但也不则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流了两分钟以上的血，都流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五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

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述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四分钟；这其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一分馀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纷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趑趄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决没有的！至于第一次纷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纷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其馀自然也是如此，他们是依命令动作的）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纷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决不是卫队开枪的缘由，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挟弹与不上刺刀（故示镇静）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便于射击），都是表示他们“聚而歼旃”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证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那知迎头还有一枝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府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间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深长思了。

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轰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二十馀步，在第二次纷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糊其辞，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地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么？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的问：“开枪之前，有警告么？”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时。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经纷散，放一排朝天枪（假定如此）后，第一次听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须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地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决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

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殷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懈弛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地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偃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决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是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她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偃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场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

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地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往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汩汩地流着血；他也同样地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的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线，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时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弹子，倒觉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那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呵！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她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闲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的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忿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那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就是海军部的西辕门和陆军部的东西辕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地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二百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衤夸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天《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政府”的面子都不顾了么；段棋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乘人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无善法以调停两间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屠杀后五日写完1926年3月23日。

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先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国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就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这时期一般人多或少承认了现代生活的价值，他们多或少从事于现代生活的研究。研究舶来的新的“文化科学”的，足以遮没了研究国学的人；于是乎兴了“国粹沦亡”之叹。但这种叹息，实在大可不必；因为不久国学就复兴了，而且仍是老样子——有几个“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是例外。其实有几个肯“旁逸斜出”，敢“旁逸斜出”呢！所谓老样子者：一，国学外无学；二，古史料外无国学。在这两个条件之下，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等于零！

本篇系就中国立论，我所谓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就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的研究，使它更为充足，完备；而且因为增多比较的事例，使它更能得着明确的结论。不过“国学”这个名字，极为含混；似乎文化科学，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可包罗在内——我想将来还是分别立名的好。我说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国学，现在一般研究——实在应该说迷信！——国学的人，决不肯如此想。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得起正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你看，他们所走的“大路”，比清代诸老先生所曾走的，又宽放了多少？左右是在些古史料里打圈儿！不想研究了这么些年的国学，还只在老路上留恋着！我不是说在这条老路上走的，一些没有进步；但是我们所要的是更长足的进步，是广开新路！即如我们所敬服的王静安先生，他早年的确是一个开新路的人；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序里说戏曲史这种学问，古人没有做过，是由他创始的。这种“创新”的精神（虽然并非以现代生活为材料），是值得珍贵的。而且他还研究西洋哲学呢。但他后来渐渐改变态度，似乎以为这种东西究竟是俚俗，是小道，不值得费多大的气力；他于是乎仍走上了那条“大路”，便是经史之学！自然，他的走上这条“大路”，决不算我们的损失；他根据了他的新材料，发明了许多新见解——所给与我们的已经很厚了。他虽不再开新路，但在老路旁，给我们栽了许多新鲜的树木和花草，他的工作确是值得珍贵的。假使我们只有少数学者如此，我们不但不觉得不好，而且觉得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经史之学的专家，正和需要别的专家一样。但同时得承认，他们是有偏见的。他们的偏见若变成一般研究国学者的意见，如今日一样，那却是妨碍国学的长足的发展的；大家挤在一条路上，最是不经济！所以为一般研究者计，我们现在非打破“正统国学”的观念不可。我们得走两条路：一是认识经史以外的材料（即使是弓鞋和俗曲）的学术价值，二就是认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

实在，我们现在不怕没有人研究那难研究的古史料，只怕没有人研究这较易研究的现代生活——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史料。我常想一般研究国学者轻今而重古的原因，除“黄金世界在古代”一条根本信仰外，——这个信仰或自觉或不自觉——不外“难得”与“新异”两端。“物稀为贵”，敦煌石室的片纸只字失了就完了，从此不能再有，况发现也是偶然碰着机会，不是能随心所欲的。因此行市便大了。而且东西是古代的，非我们所素习，使我们感着一种新鲜的异代的趣味，正和到新国土感着异域的趣味一样。因此行市便大了。但这两端儿竟所关不巨，所关最巨者，厥惟那个根本信仰；此经史之学所以为正统也。但我们得知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无论传统的精神变化如何，我们的子孙必有人努力研究我们，和我们研究“先民”一样。他们所有的困难，也将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同小异。我们上古的先民，大概还不知道怎样研究自己，所以只有若干简陋的材料（恕我大胆，“六经”也在其中！）留给我们；中古近古的先民却又研究古人，远过于研究自己，所以也没有完备的材料，记载或解释他们自己生活的，留给我们。我们的困难便由此而生；我们现在所知于我们的先民的，实在是极少极少的！我们是没法的了，我们的子孙难道还有受这种困难的必要么！我们得给他们预备一条平坦的路，而这实在也有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谁都有求知欲不是？我们谁都要求满足不是？而且我们谁都愿意别人明白我们，愈多愈好。这就得了！试问若只有人研究古代史，而却没有人提纲挈领地告诉我们民国十五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术，文艺迁变之迹，我们能满足么？若只有人研究《诗经》，而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现在孟姜女歌曲的本末，我们能满足么？有人听见说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便肃然起敬（其实在正宗的国学家看来，这些也只是小道），听见说到皮黄或顾先生说的小戏，便鄙夷道，“这有什么道理”！是的，这有什么道理！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省作“欢”，省作“观”，省作“权”，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有时代性的。”我们且不管价值的时代性，我们只要知道，古史料只是古代生活的遗迹；现代生活是现代生活的自身，为甚反该被人鄙夷呢？我并不劝大家都来研究现代生活，我没有那么功利；我只说应该有些人来专门地或附带地研究现代生活，不要像现在这般寂寞便好了。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样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现代。而且人有“自表”的本能，我们将我们自己表白于异国人和后世人，不但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我们的快乐；这自然也非先懂得现代不可。至于将现代与古代打成一片，那更是我们所切望；但这种通学是不容易得的。“自知”诚哉是极难的；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当局者迷”的毛病，或者是难免的。但我不相信局外的人会比局中的人强；与其让外国人或后世人研究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研究好。我们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我们自己和时代，但所了解的总一定比别人多；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活证，外国人不懂得用，后世人得不着用。所以现代人研究现代生活，比较地实在最为适宜；所以为真理的缘故，我们也应该有些人负这个责任。至于研究的方法，不用说我是相信科学方法的。研究的途径，我也说了：一是专门就现代生活作种种的研究，如宗教，政治，经济，文学等；搜集现存的歌谣和民间故事，也便是这种研究的一面。一是以现代生活的材料，加入旧有的材料里共同研究，一面可以完成各种学术专史，一面可以完成各种独立的中国学问，如中国社会学，中国宗教学，中国哲学——现在中国地质的研究颇有成绩，这种通常不算入国学之内，但我想若将国学一名变为广义，也未尝不可算入。这两种工作都须以现代生活为出发点；现在从事的人似以乎都很少。——传统的和正宗的空气压得实在太厉害了！但现代这一块肥土，我们老是荒弃不耕，总未免有些可惜吧！

或者有人要说，“国学”一名，本只限于历史，考古一方面，正和“埃及学”一样，原可不必勉强牵入现代的材料。但无论历史、考古等学问的完成，一部分仍非依赖现代的材料不可，而“国学”一名，意味也与“埃及学”绝不相同——埃及是已亡的国家，故“埃及学”所涵，有一定的范围；中国是生存的国家，“中国学”所指，何能限定呢！话又说回来了，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你看英国有“英国学”否？日本有“日本学”否？据我所知，现存的国家没有一国有“国学”这个名称，除了中国是例外。但这只是“国学”这个笼统的名字存废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学问应包含现代的材料，则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是现代的人，即使研究古史料，也还脱不了现代的立场；我们既要做现代的人，又怎能全然抹杀了现代，任其茫昧不可知呢？现在研究史料的人，似乎已经不少；我盼望最近的将来多出些现代研究的专家，这是我们最不可少的！而更要紧的，先要打破那“正统国学”的观念，改变那崇古轻今的风气；空冒无益，要有人先做出几个沈重的例子看看才行！有“现代的嗜好”的人努力吧！1926年4月11日。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结末说：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梁先生这篇文最初载在《改造》上，他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大约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而言。这时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翻译的文书，日出不穷。梁先生的话，正是对此而发的。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全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译籍之多，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在我们这时候，翻译的文书几乎成了知识的唯一的泉源；每一书出，均有人手一编之概。但近一二年来，情势却颇有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一般的对于翻译的不信任，二是国学的盛兴。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不用我说的。我们所要的是质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没有用的，吃两个坏鸡子儿，不如吃一个好的；而吃三个坏的比吃两个坏的更坏！我们的翻译者，实在太不检点了！一般人乘着思潮转变的机会，利用“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情势，不量力，不选择，不研究，不慎重下笔，随便检起一本从未读过的书便译，随读随写，写了便算，写完便印。书到读者的手里，他们决不会逐句看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念过，得些模糊影响的大意，便算受用。这样只是白糟踏了两方面的时间精力，于学问的前途是丝毫无补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对于翻译的抨击——无法辩解的抨击。翻译（除了极少数）的不足信任，渐渐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译的权威便坠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实在是翻译事业的致命伤！

国学的盛兴事实上虽影响了翻译事业；但据我想，这件事到底不会阻碍翻译事业的，若一般人不像现在这样不信任翻译。我愿意将翻译事业和国学运动看得同等重要，各由胜任的人负责做出；两者断乎不致相妨的。还有，在文学的范围里，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创作比如处女，翻译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远不如做处女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好多讨论；我宁愿将两者平等看待，因为外国的影响如新鲜的滋养品，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健壮的身体，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读原文书，岂不确实得多！翻译无论如何好，总比原文差；费力不讨好，何取乎此呢！根本办法还是设法普及外国文要紧！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外国文的普及，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问。即如日本，外国文是比中国普及了，但他们的翻译事业仍旧是日新月盛——欧美新出的书，一年或几个月便会有译本出现。原来外国文的普及究竟没有本国文的普及容易；要图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还不能不靠翻译做捷径。中国连本国文的普及还早得很呢，更不用说外国文，翻译自更不可少。还有，翻译能够使外来的学问渐渐变成本国的；因为记载，说理，既都用本国文，术语也用本国文字缀成，这样，外来的思想自然便逐渐成至本国思想之一部。本国人对之，便有亲切之感，研究的会多起来，新的创造也便会来了。佛家哲学之在中国，就是一个显例。我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说；并非就一个人或一部人说——在他们，用外国文或本国文，与学问的创造是无关的。我只说，因翻译而得着许多确当的新术语和新文体，可使一般人有所凭借而乐于去治新学问，找新发现。但现在的翻译，还早得很呢？

翻译事业之所以衰败，我在上面已略说其因，其过全在翻译者。一般的翻译者，外国文程度实在太浅，他们还不能辨明字的用法，还不能辨明句的构造，就动手翻译名著。他们翻译文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并未了解；他们翻译哲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的思想系统，并未明白；他们翻译科学书，但他们对于科学并未有过详细的研究。但这样还算好的，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他所要翻译的书！他们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写；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凭着他们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过去就得了，管他别的！无怪乎一些真内行看了吃惊，诧为创造的翻译！至于他们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东西，所加惠于一般读者的如何呢？我在上面也已约略说起；他们捧着译本猜完了一遍或两遍之后，那真实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罢了！这不独有愧从前翻译佛经的诸大师，就连“做汉魏六朝的八股”的严又陵先生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也还差得远呢！这真令人兴“世风不古”之叹了！

现在该说清华学生了。我的题目要说得严密一些，应该说“旧制清华学生与英汉翻译事业”。所谓“旧制清华学生”包括归国的，留学的，及在校的高年级诸君而言。他们因为预备留美的关系，受过充分的英文训练；除教会学校外，别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们的。就一般情形论，他们看的英文书自然比较地多，他们写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较地强。凭着这两个条件，我说他们比较地是最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即使不是仅有的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相似的情势）。他们自然有许多事业，有许多使命，但振兴中国的翻译事业，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文化，他们也得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在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中，他们也得扮演几个重要的角色。况且现在又有了“翻译”（英译汉）的功课，他们将更能自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了。

他们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译文书。必须有好好的几百部名著的名译本，中国的翻译界才可望有生气；一般人对于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确的了解。但做这种工夫的费时较多，一时未必有多少名译出现；较简便的方法是“节要”，将若干种名著，节译或编述其要旨，汇为一书，以便一般人浏览。这种东西自不足语于高深，但也颇有用处，可以与译全书一法相辅而行。此外还有注释一法，选择精粹的材料，详加参考，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于文学。日本用后两种方法编成的书极多，皆属于广义的翻译名下。这些办法，都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试。还有，对于现在的翻译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评的事也可做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有人做过，现在似乎已消沉了。这可使得一般翻译者不敢随便动手；让他们取得太多的自由，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论如何，最要紧的，翻译的取材，只能限于自己专攻的学科；要想兼差，侵入别人范围，是费力不讨好的（曾有此例，兹不举）。现在一般的翻译者正因太多能了，结果是一无所能；什么都能翻，什么都翻不好！而尤不可缺的是忠于所事的态度。看了梁先生所说的译经诸大师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觉！翻译最好结一团体，系统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门类，审定各名著后先，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是大路。有些人爱走偏锋，随心所喜，专选有特别趣味的东西翻译，不成系统，那也一样有用。

清华学生从前似乎很少从事于这种事业的，我觉甚为可惜；我希望他们以后别再忘记了这一部分的责任。这与你们文化的前途是极有关系的！1926年6月4日，载《清华周刊》第25卷15号。

悼何一公君

一公初病的一礼拜，有一天，他的同乡夏君匆匆地和我说：“一公病了；他请你给周刊帮忙。”那时我正要上课，不曾详问病情；以为总不过是寻常的病罢了。到了那礼拜六的傍晚，李健吾君因事找我，由他的稿子说到一公的病；我才知道一公的病很厉害，不过那两日已好些了。我和健吾约了晚饭后去看他。晚饭后我到医院去时，听差告诉我他已搬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因为总是病又厉害了才到协和去的！我于是想下一个礼拜六进城去看他；那里知道他到礼拜四便和我们撒手了！礼拜日的早上，我却去参加他的殡式，这真如做梦一般。

一公逝世的消息，是礼拜四那晚上，李惟果君在图书馆楼上告诉我的。那时我刚从一个宴会回来，正在图书馆检书；李君突然跑来和我说：“先生，你知道何鸿烈已死了？”我怔了一怔，觉得人间哀乐，真不可测，黯然而已。李君说他们这一级很不幸，周明群君之后，又弱了一个；而且两个都很不错！他说他们同级前回议纪念册事，大家说将这本纪念册“致献”于周明群君；并说这该是最后的可以“致献”的一个人了。谁知道还有何君呢？李君又说，一公初病时，他去看他，曾和他开玩笑道：“一公先生病了；几时死？我们好预备挽联与祭文。”一公也笑道：“好，你快预备吧。”这些也竟都成了谶语，真是梦想不到的。

一公的死，谁也梦想不到的！便是他自己病着时，也想不到的！举殡那一天，他的同乡叶君告诉我，他不曾有一句遗言；他们曾几次试探，他始终没有觉得似的。他，一个活泼泼的少年，哪里会想到他竟要和死神见面呢？他真是一个活泼的人，又是一个极和蔼的人。他的死，凡相识的都同声悼惜；我想他是会被人常常记着的。

一公最会谈话。前年暑假后，我初到清华，同学中第一个来和我谈话的是他，我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也是他。这因他是温州人，而我在温州教过书，所以我一到他就来看我。那是一个晚上；我们足谈了两个钟头。所谈的题目，我已不能记起，大约牵连得很远的。我只记着他的话和他谈话的神气都是很有趣的。以后他还和我长谈过一两回。有一回，孙春台君到清华来画菊花，住了一礼拜。他和一公也是朋友。一公晚上常来找他谈话；我只记得有一回他谈到两点钟才回宿舍去。第二天春台告诉我，他谈的是戏剧与政治，他将来所要专攻的，也就是这两科，他爱好戏剧，我是早知道的；他有志于政治，我是这回才晓得的。但他平常谈话，实在是说到戏剧时多。

他的爱好戏剧，爱好文学，似乎过于政治；我总是这样想。这由同学给他的“莎士比亚”的评号可以证明。他对于戏剧真是热心。他编过几种剧本，但我没有细看过；我在前年本校国庆庆祝会中，看过他编撰兼导演的一个戏。他后来虽谦逊着说不好，我觉得实是不错的。他对于本校的演剧，有种种计划；因缺乏帮助，都还未能实现。但李健吾君告我，一公病前还和他说，在最近的期间内，一定要演一回戏。现在是什么都完了！一公论戏剧，论文学，常有精警的话。去年暑假回南，我和他同船。有一晚，我们都在凭栏看月：月是正圆时，银光一片；下面是波涛澎湃，浪花不时地卷上，打得我们身上都湿了。一公和我谈论自然与创作；他的话都是很有分量的。

李惟果君告我，一公病前和他谈起最近的计划：说毕业后打算和他的未婚夫人去法国住两年；一九二九年回国应本校第一次留美公开考试，再到美国去。他的计划与志愿都好，但现在只是“虚空的虚空”罢了。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一公殓时，面上似乎还带着生时的微笑，我们知道他现在又怎么想呢？

载1927年1月出版的《清华周刊》何君鸿烈纪念册。

新诗

这首“新诗”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没有抄下来，不知是谁。我保存这点东西的意思，一小半因为这短短的五行话颇有趣味，一大半因为“新诗破产”的呼声，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其实“新诗破产”的忧虑，也并非在这首“新”诗里才有；较早的《青光》里，我记得，至少还有一段，也是为新诗担忧的。那是说，有一个学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诗人；终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写诗——一礼拜便写成了一本集子！跟着的按语，大约是“这还了得！”之类。

据我所知道，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这四年间。《尝试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着有《女神》等等；现在所有的新诗集，十之七八是这时期内出版的。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但同时仍有许多人怀疑新诗；这自然不能免的。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写的《谈新诗》里说：“……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

做新诗的人之多，是实在的；而且自此年后，更是有加靡已。“许多人的怀疑”（即使是赞成“国语的散文”的人），也是实在的；但这只是一种潜势力，尚不曾打出鲜明的旗帜。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出版，才有胡先骕先生《评尝试集》一文，系统地攻击新诗。他虽然出力攻击，但因他的立场是“古学主义”（即古典主义），逆着时代而行，故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真正发生影响的议论，是隔了一年才有的。这时新文学主义者自己，有了非难新诗的声音，而且愈来愈多。这种“萧墙之祸”甚是厉害，新诗无论如何，看起来总似乎已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那条老路。我上文所举两例，正在这些时候发见。

但这些还只是箴新诗末流之失；更有人进一步怀疑于新诗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们有许多人读过他国语的小说和戏剧，他就是个根本反对新诗的人。他在独幕剧《一只马蜂》里，有一段巧妙的对话；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样攻击新诗：吉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吉先生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老太太我问你，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吉　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一只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时前后，各方面非难的话还很多，我现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杂志上，报纸上，渐渐减少了新诗的登载，到后来竟是凤毛麟角了。偶然登载，读者也不一定会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几行，也会跨了过去，另寻别的有趣的题目。而去年据出版新诗集最多的上海亚东图书馆中人告诉我，近年来新诗集的销行，也迥不及从前的好。总之，新诗热已经过去，代它而起的是厌倦，一般的厌倦。这时候本来怀疑新诗的人不用说，便是本来相信新诗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们想，新诗或者真没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骕先生所诅咒的“微末之生存”吧？新诗或者真要“破产”吧？在这满飞着疑问号的新诗坛上，我碰到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很纳闷，暂时不愿谈到此事——他们觉得这个谜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曾来过一封信，他说：“我看近来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渐渐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这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现象？但也许并不是深沉，‘血呀泪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别的法门来了。所以如闻一多的《渔阳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类，力想别开门径，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所以有时不得不叹惜咏歌之将尽。……我想白话运用于文学，似乎有问题。我极愿现时的白话再改进；不过自己没有成绩之先，未免是漂亮话。”

他因怀疑新诗，甚至怀疑“白话运用于文学”；他原是相信白话文学的人，现在他的怀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经相信白话文学的人。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出了一个《诗镌》，打算重温诗炉的冷火。他们显然要提倡一种新趋势；他们要“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这是《诗镌》同人之一，刘梦苇先生《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话。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虽不在《诗镌》时代，却可以代表《诗镌》的主张与工作。同文里又述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说“中国诗似乎已经上了正轨”。这是指他们一派的新韵律的诗而言。后来刘先生自己在《诗镌》里也说过同样的话。所谓新韵律，一是用韵，二是每行字数均等，三是行间节拍调匀；他们取法于西洋诗的地方，比取法于旧诗词的地方多。这种趋势，在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的诗中，已经逐渐显露，《诗镌》只是更明白地确定为共同的主张罢了。这种主张有它自己的价值，我想在后面再论。《诗镌》确是一枝突起的异军，给我们诗坛不少的颜色！可惜只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响可并不大，虽然现在还存留着在一小部分人之中；这或因主张本难普遍，或因时日太短。总之，事实上，暂时热闹决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势。我想《诗镌》同人在这一点上必也感着寂寞的。有些悲观的人或者将以为这是新诗的回光返照，新诗的末日大概不久就会到临了，我还不能这样想。我所以极愿意试探一探新诗的运命，在这危疑震撼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发荣滋长，而不是一阵热空气；热空气的消失，在我们是无损的。一九一九年来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一般做新诗的也许免不了多或少的“趋时”的意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讥，“新是作时髦解的！”——自然，这并不等于说，全没有了解新诗的价值的人！但那热空气究竟是没有多少东西，多少味儿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郭沫若先生出来主张“文艺上的节产”（《创造周报》十九号）。他虽非专论新诗，新诗自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论旨里。那里面引达文齐与歌德为例，说：“伟大的是他们这种悠长的等待！他们等待是什么？在未从事创作之前等待的是灵感，在既从事创作之后等待的是经验。……”……“目前的世界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目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可以知道了。我们可以说就是早熟的母体太多了，早产的胎儿太多了的缘故。”“等待吧！等待吧！青年文艺家哟！”

我们若相信他的话，那么，现在一般人所嘲讽，所忧虑的“新诗的衰颓”，可以说不是“衰颓”，而正是他所要求的“节产”，虽然并不是有意的。“节产”总可乐观；我们是在等待灵感与经验——“自然的时期是不可不等待的”！为什么甫经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我觉我们做事，太贪便宜，求速成，实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现在我们是明白的了；文学革命，诗坛革命，也正是一样，我们只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何可回首欷戯，自短志气？

我们的希望太奢了，故觉得报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论，报酬果然太少么？我且断章取义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话：“在这样短少的期间，我们原不能对于他（新文学）抱过分的希望。而且只要我们循序渐进，不入迷途，我们的成功原可预计。……”（《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二号，一九二三年五月）

再看周启明先生的话：“在批评家希望得见永久价值的作品，这原是当然的，但这种佳作是数年中难得一见的；现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岂不是过大的要求么？”（《自己的园地》六四页）

这些话是很公平的。我们若以这两种眼光来看新诗的发展，足可以减少我们的杞忧，鼓舞我们的勇气。或许有人以为这种看法太乐天了，太廉价了。我们还可谨慎些说：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国”不“尽是砂碛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这是胡适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说的话；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刷洗过的旧诗”，“真正白话诗”还不曾出世呢。现在是十年以后了；还只说这样话，想来总不算过分吧。十年来新诗坛的成绩，虽不能使我们满意，但究竟有了许多像样的作品，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单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爱》，完成的时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女神》，一九二五的《志摩的诗》，出版的时期相隔四年；却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见新诗坛虽确乎由热闹走向寂寞，而新诗的生命却并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绝，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敌不过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蜡烛”，我们也当承认。这也不见得是新诗的致命伤，因为混乱只是短时期的现象；而数年来的冷落，倒是一帖对症的良药，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暂时的厌倦和新诗分量的减少，便断定或忧虑它将短命而死的人，我觉得未免都是太早计！

若许我猜一猜新诗坛冷落的因果，我将大胆地说：生活的空虚是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的生活里，每天应该加进些新的东西。正如锅炉里每天须加进些新的煤一样。太阳天天殷勤地照着我们，我们却老是一成不变，懒懒地躲在运命给我们的方式中，任他东也好，西也好；这未免有些难为情吧！但是，你瞧，我们中有几个不跟着古人，外人，或并世的国人的脚跟讨生活呢？有几个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你说现在的新诗尽是歌咏自己，但是真能搔着自己的痒处的，能有几人？自己先找不着，别人是要在自己里找的，自然更是渺无音响！《诗》的二卷里，叶圣陶先生有《诗的泉源》一文，说丰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诗，写出不写出，都无关系的。没有丰富的生活而写诗，凭你费多大气力，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丰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东西，找出些味儿，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儿里，这世界在不经心的人眼里，只是“不过如此”；在找寻者的眼里，便是无穷的宝藏，远到一颗星，细到一根针。

现在作新诗的人，我们只要约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数——十之九——是学生。其中确有少数是天才，而大多数呢？起初原也有些蕴藏着的灵感；但那只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灭了；那只是一泓无源之水，最容易涸竭的。解放启发了他们灵感，同时给予他们自由，他们只知道发挥那灵感，以取胜于一时，却忘记了继续找寻，更求佳境。是的，找寻是麻烦的，而他们又不愿搁笔；于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们倚靠着他们的两大护法：传统与模仿。他们骂古典派，“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但他们自己不久也便堕入“花呀，鸟呀”，“血呀，泪呀”，“烦闷呀，爱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诗于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厌倦便开始了。更进一步，感伤之作大盛。伤春悲秋，满是一套宽袍大袖的旧衣裳。说完了，只觉“不过如此”，“古已有之”。表面上似乎开了一条新路，而实际上是道地的传统精神。新诗到此，真是换汤不换药，在可存可废之间。自由的形式里，塞以硬块的情思，自然是“没有东西，没有味儿”！这时间有能创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蹑脚跟的扯扌寻碎烂不可。如《女神》出后，一时昌言大爱者，风起云涌；“一切的一切”等语调几乎每日看见。朋友郢先生讥为鹦鹉学舌，实是确论。

论到形式，则创新者较多。虽然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谈新诗》里说：“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文存》卷一，二三五页）

但后来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后来也改变了。因为做新诗的人，有许多是白手起家，与旧式诗、词、曲极少交涉，他们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许多并且进一步，想独创一种形式。《诗镌》中诸作，也正偏重在这一面，这原是很可乐观的。但空有形式无用；没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里，形式到底是不会活的。若说只要形式讲究便行，与从前“押韵便是”又何异呢？一般人看新诗，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与旧体诗、词、曲不同；因此来了一种重大的误会，以为新诗唯一的好处是容易。虽然像《诗镌》中所主张的新形式，也并非容易；但《诗镌》是后来的事，而影响又不大，不能以为论据。我想“新诗人”之多，“容易”总是一个大原因。其实新诗何尝容易？《诗镌》说的新形式不用说，便是所谓“自由诗”，又岂是随随便便写得好的？本文篇首所举两例，正是责备一般作者将作诗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只说“诗体大解放”，并不曾说容易；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新诗自然愈来愈滥了。但这也是过渡时代不可免的现象。

这种现象，凡是爱护新诗的人，没有不担忧的，前面所引郭沫若先生的话，想也是因此而发。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学之使命》里说得更是明白：“我们的作家大多数是学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学堂的程度，这固然可以为我们辩解，然而他们粗制滥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无辩解之馀地。我们现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虽然报纸杂志堂堂皇皇替他们登出来，可是在明眼人眼里，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还是论不到好丑。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做诗，把随便两句话当做诗的，那更不足道了。”

而郑伯奇先生在《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三十一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里也说：“现在文坛的收获，太难令人满意了；不仅不能满意，并且使人不能不忧虑新文学的前途。且就诗说吧，这两年来，流行所谓‘小诗’，其形式好像自来的绝句，小令，而没有一点音调之美。至于内容，又非常简陋，大都是唱几句人生无常的单调，而又没有悲切动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诗国中，不意乃有这种沉靡单简的‘小诗’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听说这流行是由翻译泰戈尔和介绍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么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论音调，后将再引）“所谓小诗”，如周启明先生《论小诗》里所说，“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这种小诗……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我是赞成小诗的人，我相信《论小诗》中的话：“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他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见《自己的园地》五三页）

我引郑先生的话，只以见小诗也正同一般的新诗一样，也流于滥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还觉得小诗比一般的新诗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观念，更易长粗制滥造之风。论到小诗，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译，虽然影响不小，但它们的影响，不幸只在形式方面，于诗思上并未有何补益。而一般人“容易”的观念，倒反得赖以助长。泰戈尔的翻译，虽然两方面都有些影响，但所谓影响，不幸太厉害了，变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过的，况在小诗！这自然都是介绍者始意所不及的。这样双管齐下的流行，小诗期经两年而卒中止；于是一般的新诗与小诗同归于冷清清的，非复当年胜概。我不敢说新诗的冷落，是小诗为之；但这其间，我相信，不无有多少的关系。不然，何相挟以俱退藏于密呢？但小诗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独特的好处。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诗一样，仍要复兴的。而且小诗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诗的初期，也有这一体，不过很少，而且尚无小诗之名罢了。如《女神》中的《鸣蝉》，《草儿》中的《风色》，都是极好的小诗，可见这一体决不是馀剩的了。1927年2月5日。

唱新诗等等

近年来新诗的气象颇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写《新诗》一文。上篇已刊在《一般》杂志上；在那里面，我叙述新诗的历史，并略说明暂时的冷落，未必即足制新诗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说这后一层意见；但这要说到将来的事，而且近于立“保单”，未免使我为难。所以踌躇着，终于不曾下笔。

有一回和平伯谈及，他说从前诗词曲的递变，都是跟着通行的乐曲走的。如绝句的歌唱有了泛声，后人填以实字，便成为词，就是一例。先有乐曲的改变，然后才有诗（广义的）体的改变。至于王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故循而作他体”，还是第二因。平伯说将专写一书论此事。他又说新诗的冷落，没有乐曲的基础，怕是致命伤。若不从这方面着眼，这“冷落”许不是“暂时”的。

我想平伯的话不错。但我很奇怪，皮黄代昆曲而兴，为时已久，为什么不曾给诗体以新的影响？若说俚鄙之词，出于伶工之手，为文人所不屑道，那么，词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样，何以会成为文学的正体呢？我不能想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者皮黄文句太单调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们有新体诗的资格吧？据我所记得的，只有钱玄同先生，在从前的《新青年》里，似乎说起过皮黄戏的文学价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见。他可也没说皮黄可以成为新体诗。而从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黄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乐曲，确乎应成为新体诗；若它们真如我所猜，没有具备着这种资格，那么，文学史上便将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黄既与新体诗无干，因此论现在的新诗的，才都向歌谣里寻找它的源头。在近几年里，歌谣的研究，已“附庸蔚为大国”了。但歌谣的音乐太简单，词句也不免幼稚，拿它们做新诗的参考则可，拿它们做新诗的源头，或模范，我以为是不够的。说最初的诗就是歌谣，或说一切诗渊源于歌谣，是不错的。但初期的诗直接出于歌谣，后来的便各有所因，歌谣只是远祖罢了。至于现在的新诗，初时大部分出于词曲，《尝试集》是最显著的例子。以后的作者，则似乎受西洋影响的多。所谓西洋影响，内容方面是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形式方面是自由诗体。这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换上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那些老调；只剩自由诗体存留着。直到去年，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刊行《诗镌》，才正式反对这自由诗体，而代以格律诗体，也是西洋货色。此外，翻译的日本的小诗，那洒脱的趣味与短小的诗形也给了不少的影响；但后来所存的，也只有形式了。所以新诗彻头彻尾受着外国的影响，与皮黄和歌谣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后内容方面虽复归于老调，但也只是旧来诗、词、曲里的东西，与皮黄和歌谣仍然无关的。

新诗之没有乐曲的基础，已是显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据？有人许要说，“是的”。但我想文学史的演进，到这一期，或者是呈着“突变”的状态吧。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许要让新诗给填上。新诗即以形式论，无韵也好，有韵也好，自由体也好，格律体也好，总已给我们增出许多表现自己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它们表现旧来诗、词、曲所不能表现的，复杂的现代生活；我们更希望用它们去创造我们的新生活。所以新诗也许不能打倒旧来一切诗、词、曲，但它至少总该能占着与它们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现在是这样相信着的。可是，诗的乐曲的基础，到底不容忽略过去；因为从历史上说，从本质上说，诗与音乐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新诗若有了乐曲的基础，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艺术上，也必得着不少的修正和帮助。

有人说，新诗（无论无韵，有韵，自由体，格律体）不便吟诵，也是冷落之一因。这或者是的。为什么新诗不便吟诵？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组织，或由于韵的不协调，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诵，或竟由于不愿吟诵之成见（新诗不能吟诵，不足吟诵，或不必吟诵之成见）。因前两种缘故，才有人不顾胡适之先生“自然音节”说，而去试创新律，如田汉、陆志韦、徐志摩诸先生都是，平伯在诗的新律（《我们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诗镌》出版，这新律运动便有了一定的标准，而且想造成风气了。《诗镌》里颇有几篇文说明这种新律，但我觉朱湘先生《志摩的诗》一文（去年《小说月报》一月号）或者更具体些，虽然此文并非为解释新律而作。这时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读诗会的提议；我可以说，这是从后两种缘故而来的。他在《诗镌》上写了一篇小文，说明读诗的重要，并定下日子与地方，请人去听他读自己的诗。届期他“临时回戏”，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后，我却听见他的诵读了。他是用旧戏里丑角的某种道白的调子（我说不清这种调子什么戏里有）读的；那是一种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调子。他读了自己的两首诗，都用的这种调子。我想利用这种调子，或旧戏里，大鼓书里其他调子，倒都可行。只是一件，若仅用一种调子去读一切的新诗，怕总是不合式的。这读新诗的事，实甚重要；即使没有下文所要说的唱新诗那样重要，也能增进一般人诵读新诗的兴味，与旧来的“吟诵”不同的兴味，并改进新诗本身的艺术的。可惜后来虽还有人提及此事（见《现代评论》），而读诗会始终没有实现。自然，这也是一种艺术，不是人人能讨好的。

现在我要说唱新诗。将新诗谱为乐曲，并实地去唱，据我所知，直到目下，还只有赵元任先生一人。好几年前，他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便有了新诗的乐谱；我曾从那片子上，听过郑振铎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诗。前年北来至今，又三次听到赵先生的自弹自唱，都是新诗。这三回的印象虽也还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这回他在一个近千人的会场里，唱了两首新诗；弹琴的是另一个人。这或因他不用分心弹琴之故，或因乐曲之故，或因原诗之故：他唱的确乎是与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志摩先生的《海韵》。唱第一首里“如何教我不想他”那叠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调子；这样，每一叠句便能与其上各句的情韵密合无间了。唱第二首里写海涛的句子，他便用汹汹涌涌的声音，使人竦然动念；到了写黄昏的句子，他的声音却又平静下去，我们只觉悄悄的，如晚风吹在脸上。这两首诗，因了赵先生的一唱，在我们心里增加了某种价值，是无疑的。散会后，有人和我说，“赵先生这回唱，增进新诗的价值不少”，这是不错的。

我因此想到，我们得多有赵先生这样的人，得多有这样的乐谱与唱奏。这种新乐曲即使暂时不能像皮黄一般普及于民众，但普及于新生社会和知识阶级，是并不难的。那时新诗便有了音乐的基础；它的价值也便可渐渐确定，成为文学的正体了。但是单有诗篇的唱奏，我想还不够的；我们得有些白话的歌剧，好好地写下来，好好地演起来，那是更有力的影响，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于一般民众，也未可知。说起白话的歌剧，我们极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势力，在小学校里和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观众里。我惭愧还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但在北平曾一见它的上演，觉得确是很好。不过一个歌剧，决不能撑持我们的局面；况且《葡萄仙子》是儿童的歌剧，我们还得有我们自己的。这种歌剧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证。

以上说的新诗的音乐化，实在是西洋音乐化（作曲的虽是中国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这是就实际情形立论；本来新诗大部分是西洋的影响，西洋音乐化，于它是很自然的。至于皮黄，本身虽不能成为新体诗，它的音乐，还有大鼓书的音乐（据我所知，大鼓书似有两种唱法，——其细微的派别我可不管，也说不出——像白云鹏，虽然是唱，实在可说是念白，与别人的不同。我上文论读诗可利用大鼓调，便是指此，写到这里，我想大鼓书的文句似比皮黄繁复，它的本身也许可以变成新体诗，与现在的新诗同去填文学史上那股空白，固不仅音调可供我们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来唱新诗或新的白话歌剧，我还不能说；我希望有人试一试——若有成绩，就让这皮黄音乐化或大鼓书音乐化，与那西洋音乐化并行不悖，也是很好的。1927年10月11日。

那里走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幸而我还不断地看报，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于成为与世隔绝的人。况且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大约因为我现在住着的北京，离开时代的火焰或漩涡还远的缘故吧，我还不能说清这威胁是怎样；但心上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这却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条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着“自己”好走的路罢了。但那里走呢？或者，那里走呢！我所彷徨的便是这个。

说“那里走？”是还有路可走；只须选定一条便好。但这也并不容易，和旧来所谓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将来，高远些，空泛些，是无妨的。现在我说选路，却是选定了就要举步的。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但像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果然有路可走么？果然有选路的自由与从容么？我有时怀疑这个“有”，于是乎悚然了：那里走呢！旧小说里写勇将，写侠义，当追逼或围困着他们的对手时，往往断喝一声道，“往那里走！”这是说，没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说是路，不过不是对手所欲选择的罢了。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迫逼，被围困的心情：虽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颇有些惘惘然。三个印象

我知道这种心情的起原。春间北来过上海时，便已下了种子；以后逐渐发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荫的大树，根株蟠结，不易除去。那时上海还没有革命呢；我不过遇着一个电车工人罢工的日子。我从宝山路口向天后宫桥走，街沿上挤挤挨挨满是人；这在平常是没有的。我立刻觉着异样；虽然是晴天，却像是过着梅雨季节一般。后来又坐着人力车，由二洋泾桥到海宁路，经过许多热闹的街市。如密云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处扰扰攘攘的行人；人力车得委婉曲折地穿过人丛，拉车的与坐车的，不由你不耐着性儿。我坐在车上，自然不要自己挣扎，但看了人群来来往往，前前后后，进进退退地移动着，不禁也暗暗地代他们出着力。这颇像美国式足球战时，许多壮硕的人压在一个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着窒息一般的紧张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着郢。我说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从一方面说，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现代。郢点点头。但在上海的人，那时怕已是见惯了吧；让谛知道，又该说我“少见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动身的日子，火来送我。我们在四马路上走着，从上海谈到文学。火是个深思的人。他说给我将着手的一篇批评论文的大意。他将现在的文学，大别为四派。一是反语或冷嘲；二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三是性欲的描写；四是所谓社会文学，如记一个人力车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类。他以为这四种都是PettyBourgeoisie的文学。一是说说闲话。二是写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着。四虽意在为Proletariat说话，但自己的阶级意识仍脱不去；只算“发政施仁”的一种变相，只算一种廉价的同情而已。三所写的颓废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质文明为背景，也是PettyBourgeoisie的产物。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说话。火不赞成我们的文学除外自己说话；他以为最亲切的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至于所谓社会文学，他以为竟毫无意义可言。他说，Bourgeoisie的灭亡是时间问题，PettyBourgeoisie不用说是要随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渐萌芽蠢动了；我们还要用那养尊处优，丰衣足食（自然是比较的说法）之馀的几滴眼泪，去代他们申诉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们的不屑一顾，是当然。而我们自己已在向灭亡的途中，这种不干己的呼吁，也用它不着。所以还是说自己的话好。他说，我们要尽量表现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为图一个新世界早日实现，我们这样促进自己的灭亡，也未尝没有意义的。“促进自己的灭亡”，这句话使我竦然；但转念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我又爽然自失。与火相别一年，不知如何，他还未将这篇文写出；我却时时咀嚼他那末一句话。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若能长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着了。时代与我

这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限，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咒诅家庭，咒诅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评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现在革命的进行虽是混乱，有时甚至失掉革命的意义；但在暗中的Cla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们承认事实，无论你赞成与否，这Struggle是不断地在那边进行着的。来的终于要来，无论怎样诅咒，压迫，都不中用。这是一个世界波浪。固然，我丝毫不敢说这Struggle，便是就中国而言，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于全世界，我更无从悬揣了。但这也许是杞忧吧？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如火所说。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衰颓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这衰颓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装下度了过去；既说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说不得要露出狰狞的面目，毒辣的手段来的。枪与炸弹和血与肉打成一片的时候，总之是要来的。近来广州的事变，杀了那么些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

自然，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只是残忍的而已！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我们诅咒他们！”“我们要复仇！”但这是我们的话，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定的价值；而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我们的诅咒与怨毒，只是“我们的”诅咒与怨毒，他们是毫无认识的必要的。他们可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现在虽还没有充足的经验，屡次败退下去；但在这样社会制度与情形之下，他们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来，势力愈积愈厚；暂时的挫折与牺牲，他们是未必在意的。而我们的基础，我虽然不愿意说，势所必至，会渐渐空虚起来；正如一座老建筑，虽然时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终有被风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时我们的文化怎样？该大大地变形了吧？我们自然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空虚和野蛮呀！但事实不一定是空虚和野蛮，他们将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化现已不存在，我们却看作当然一般，他们也将这样看我们吧？这便是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作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灭，也当一样当作快事吧？那时我们灭亡，正如君主灭亡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Bourg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Bour-geoisie里的，竟一变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

我并非迷信着Petty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换一个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轧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从一面看，可以说我大半是不能，小半还是不为；但也可以说，因了不能，才不为的。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Proletariat在革命的进行中，容许所谓PettyBourgeoisie同行者；这是我也有资格参加的。但我又是个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实说，我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兴味顾虑的。便是妻子，儿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饭”，才不得不用了廉价的同情，来维持着彼此的关系的。对于Pro-le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过这种廉价的同情罢了，于他们丝毫不能有所帮助。火说得好：同情是非革命；严格论之，非革命简直可以说与反革命同科！至于比同情进一步，去参加一些轻而易举的行动，在我却颇为难。一个连妻子，儿女都无心照料的人，那能有闲情，馀力去顾到别的在他觉着不相干的人呢？况且同行者也只是摇旗呐喊，领着的另有其人。他们只是跟着，远远地跟着；一面自己的阶级性还保留着。这结果仍然不免随着全阶级的灭亡而灭亡，不过可以晚一些罢了。而我懒惰地躲在自己的阶级里，以懒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灭亡。以自私的我看来，同一灭亡，我也就不必拗着自己的性儿去同行什么了。但为了自己的阶级，挺身与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决不会有的。我若可以说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我是走着衰弱向灭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样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路

活在这时代的中国里的，总该比四万万还多——Bour-geoisie与PettyBourgeoisie的人数，总该也不少。他们这些人怎么活着？他们走的是那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觉的，暂时还在跟着老路走。他们或是迷信着老路，如遗老，绅士等；或是还没有发现新路，只盲目地照传统做着，如穷乡僻壤的农工等——时代的波浪还没有猛烈地向他们冲去，他们是不会意识着什么新的需要的。但遗老，绅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时代的洪流终于要泛滥到淹没了地上每一个细孔；所以这两种在我看都只是暂时的。我现在所要提出的，却是除此以外的人；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里的。他们的第一种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这相反的两面实以阶级为背景，我想不用讳言。以现在的形势论：一方面虽还只在零碎Struggle，却有一个整齐的战线；另一方面呢，虽说是总动员，却是分裂了旗帜各自拿着一块走，多少仍带着封建的精神的。他们战线的散漫参差，已渐渐显现出来了。暂时的成败，我固然不敢说；但最后的运命，似乎是已经决定了的，如上文所论。

我所要申述的，是这些人的另一种生活——文化。这文化不用说是都市的。说到现在中国的都市，我觉得最热闹的，最重要的，是广州，汉口，上海，北京四处，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叶地区分，我想说广州，汉口是这时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虽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时却代表着这时代的文化，便与广州，汉口不同。她们是这时代的两个文化中心。我不想论政治，故也不想论广州，汉口；况且我也不熟悉这两个都市，足迹都还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两年来住居的地方，见闻自然较近些。上海的新气象，我虽还没有看见，但从报纸，杂志上，从南来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点儿。我便想就这两处，指出我说的那些人在走着那些路。我并不是板起脸来裁判，只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虽然简陋，或者也还不妨的。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这是要了平和的假装，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享乐是最有效的麻醉剂；学术，文学，艺术，也是足以消灭精力的场所。所以那些没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将向这三条路里躲了进去。这样，对于实际政治，便好落得个不闻理乱。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到了究竟，理乱总有使你不能不闻的一天；但总结账的日子既还没有到来，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搁着，又算什么呢？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种情形是历史的事实；我想我们现在多少是在给这件历史的事实，提供一个新例子。不过我得指出，学术，文学，艺术，在一个兴盛的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的，那是个顺势，不足为奇；在现在这样一个衰颓或交替的时代，我们却有这样畸形的发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乐的地方；所谓“十里洋场”，常为人所艳称。她因商业繁盛，成了资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说是Bour-geoisie的中国本部；一面因国际交通的关系，输入西方的物质文明也最多。所以享乐的要求比别处都迫切，而享乐的方法也日新月异。这是向来的情形。可是在这号为兵连祸结，民穷财尽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据我所知，革命似乎还不曾革掉了什么；只有踵事增华，较前更甚罢了。如大华饭店和云裳公司等处的生涯鼎盛，可见Bourgeoisie与Pet-tyBourgeoisie的疯狂；而且，假使我所闻的不错，云裳公司还是由几个Petty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着，在这回革命后才开起来的。他们似乎在提倡着这种享乐的风气。假使衣食住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华饭店与云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你说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这道理的，能有几人？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况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带着阶级味？然而无论如何，在最近的将来，这种情形怕只有蒸蒸日上的。我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时代的回光返照吧？北京没有上海的经济环境，自然也没有她的繁华。但近年来南化与欧化——南化其实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欧化；总之，可说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虽还只跟着上海走，究竟也跟着了；将来的运命在，这一点上，怕与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还有另外重要的一面，那是文学。新文学的作家，有许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学集团，也多在上海——现在更如此。近年又开了几家书店，北新，开明，光华，新月等——出的文学书真不少，可称一时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学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两三年来，有现代评论，语丝，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总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绍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颇有兴旺之象。不料去年现代评论，语丝先后南迁，北新被封闭，作家们也纷纷南下观光，一时顿觉寂寞起来。现在只剩未名，古城等几种刊物及古城书店，暂时支撑这个场面。我想，北京这样一个“古城”，这样一个大都会，在这样的时代，断不会长远寂寞下去的。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这是近十年来这新时代的起头——所以特别有着广大长远的势力。直到两三年前，社会革命的火焰渐渐燃烧起来，一般青年都预想着革命的趣味；这时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紧张，欣赏的闲情，只好暂时搁起。他们要的是实行的参考书；社会革命的书籍的流行，一时超过了文学；直到这时候，文学的风起云涌的声势，才被盖了下去。记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们的六月》刚在亚东出版。郢有一天问我销得如何？他接着说，现在怕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种东西了吧？这可见当时风气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后的这一年间，文学却不但没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复兴的样子。只看一看北新，开明等几书店新出版的书籍目录，你就知道我的话不是无稽之谈。更奇怪的，社会革命烧起了火焰以后，文学因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务，所以被搁置着；但一面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学。革命文学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同着热情与切望。直到现在，算已是革命的时代，这种文学在理在势，都该出现了；而我们何以还没有看见呢？我的见闻浅陋，是不用说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坛的朋友与我说起，也以千呼万唤的革命文学还不出来为奇。一面文学的复兴却已成了事实；这复兴后的文学又如何呢？据说还是跟着从前PettyBourgeoisie的系统，一贯地发展着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写，分析这时代革命生活的小说；但似乎也只能算是所谓同行者的情调罢了。真正的革命文学是，还没有一些影儿，不，还没有一些信儿呢！

这自然也有辩解。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因此，在这上面暂时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丢了他们的学术，文学，艺术，想去一试身手的；但到了革命开始以后，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浓厚的兴趣的。此外的大概观望一些时，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废然而返了。他们的精神既无所依据，自然只有回到学术，文学，艺术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袭来。所以文学的复兴，也是一种当然。一面革命的书籍似乎已不如前几年的流行；这大约因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缘故吧。因而文学书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时代潮流所激荡，加以文坛上革命文学的绝叫，描写革命气氛的作品，现在虽然才有端倪，此后总该渐渐地多起来的吧。至于真正的革命文学，怕不到革命成功时，不会成为风气。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过切，忍耐过久而失望，绝望，因而诅咒革命的文学，我想也不免会有的，虽然不至于太多。总之，无论怎样发展，这时代的文学里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Bourgeoisie的气氛，是将愈过愈显然的。

胡适之先生真是个开风气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学，又提倡新国学。陈西滢先生在他的《闲话》里，深以他正向前走着，忽又走了回去为可惜。但我以为这不过是思想解放的两面，都是疑古与贵我的精神的表现。国学成为一个新运动，是在文学后一两年。但这原是我们这爿老店里最富裕的货色，而且一向就有许多人捧着；现在虽加入些西法，但国学到底是国法，所以极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说“一般人”，因为从前的国学还只是一部分人的专业，这一来却成为普遍的风气，青年们也纷纷加入，算是时髦的东西了。这一层胡先生后来似颇不以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的席上，曾说研究国学，只是要知道“此路不通”，并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丢了要紧的工夫不做，都来拥挤在这条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研究学术原不必计较什么死活的；所以胡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不过现在这种“历史癖与考据癖”要用在一切国故上，决不容许前人尊经重史的偏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词》里，说这个意思最是明白。这是一个大解放，大扩展。参加者之多，这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运动盛于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势力。它虽然比新文学运动起来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优势与新增的范围，不久也就赶上前去，笾笾乎与后者并驾齐驱了。新文学销沉的时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销沉着；但现在似乎又同样地复兴起来了——看年来新出版的书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担心着政治风的袭来的，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后的参加者或者还要多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件比较小的事，这两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论留心与否，总该觉着的。这就是绘画展览会，特别是国画展览会。你只要常看报，或常走过中山公园，就会一次两次地看见这种展览会的记载或广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览，我推想高兴去看的人大约很多。而国画的售值不断地增高，也是另一面的证据。上海虽不及北京热闹，但似乎也常有这种展览会，不过不偏重国画罢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庆先生，刘海粟先生两个展览会，可以作例。艺术与文学，可以说同是象牙塔中的货色；而艺术对于政治，经济的影响，是更为间接些，因之，更为安静些。所以这条路将来也不会冷落的。但是艺术中的绘画何以独盛？国画又何以比洋画盛？我想，国画与国学一样，在社会里是有根柢的，是合于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画经多年的提倡与传习，现在也渐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这回“海粟画展”，竟有人买他的洋画去收藏的（见北京《晨报·星期画报》）。至于同是艺术的音乐，戏剧，则因人才，设备都欠缺，故无甚进展可言。国乐，国剧虽有多大的势力，但当作艺术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现在，也还极少。这或者等待着比较的研究，也未可知。

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与Petty-Bourgeoisie里的非革命者——特别是这种人——现在所走的路。自然，学术，艺术的范围极广，将来的路也许会多起来。不过在这样扰攘的时代，那些在我们社会里根柢较浅，又需要浩大的设备的，如自然科学，戏剧等，怕暂时总还难成为风气吧？——我说的虽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这时代精神的一面——文化。我们若可以说广州，汉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面，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面了。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样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响会迅速地伸张到各处。你若承认从前京式的靴鞋，现在上海式装束的势力，你就明白现在上海，北京的风气，将会并且已经怎样弥漫到别的地方了。

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那一条呢？我惭愧自己是个“爱博而情不专”的人；虽老想着只选定一条路，却总丢不下别的。我从前本是学哲学的，而同时舍不下文学。后来因为自己的科学根柢太差，索性丢开了哲学，走向文学方面来。但是文学的范围又怎样大！我是一直随随便便，零零碎碎地读些，写些，不曾认真做过什么工夫。结果是只有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驳杂与因循是我的大敌人。现在年龄是加长了，又遇着这样“动摇”的时代，我既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总得找一个依据，才可姑作安心地过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钻了进去，消磨了这一生。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乐意这么走，也就没有法子。不过我又是个乐意弄弄笔头的人；虽是当此危局，还不能认真地严格地专走一条路——我还得要写些，写些我自己的阶级，我自己的过，现，未三时代。一劲儿闷着，我是活不了的。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至于究竟能够走到何处，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没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过走得近些罢了；但革命期的破坏若积极进行，报纸所载的远方可怕的事实，若由运命的指挥，渐渐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么，我的身家性命还不知是谁的，还说什么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计窘迫的关系，也许让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专用在衣食住上，那却是真的“死路”，实在也说不上什么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们全阶级的没落就将开始，那是更用不着说什么路的！但这一层究竟还是“出乎意表”的事，暂可不论；以上两层却并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将来，是从现在的事实看，说来就“来了”的。所以我虽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却依旧要虑到“那里走？”“那里走！”两个问题上去！我也知道这种忧虑没有一点用，但禁不住它时时地袭来；只要有些馀暇，它就来盘据心头，挥也挥不去。若许我用一个过了时的名字，这大约就是所谓“烦闷”吧。不过前几年的烦闷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温馨着的；这时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龄，更为实际的，纠纷的。我说过阴影，这也就是我的阴影。我想，便是这个，也该是向着灭亡走的我们的运命吧？1928年2月7日。

近来的几篇小说

近来在《小说月报》里读了几篇小说，觉得是一种新倾向，想来说几句话。一　茅盾先生的《幻灭》（《月报》18卷9、10号）《月报》八号最后一页里说：“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主人翁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在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里，要求个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种种可以感动的痕迹。”

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虽说以那“神经质的女子”为主人翁，但用意实在描写，分析“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所谓“主人翁”，只是一个暗示的线索吧了。我们以这种眼光来读这篇小说，那头绪的纷繁，人物的复杂，便都有了辩解。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

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实在很多：有“神经质的女子”，有“刚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浑名包打听”的女子；有“受着什么‘帅坐’津贴的暗探”，有“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理性人”，有“忠实的政治的看热闹者”，有“为了自己享乐才上战场去的”“少年军官”。这些是多么热闹的节目！你读这篇小说，就像看一幕幕的戏。从前人说描写要生动，须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写人物虽多，却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活泼的生气，所以我们读了，才能像看戏一般——这便是戏剧性了。至于本篇所写的地方，是上海，武汉，牯岭三处。上海，武汉，是这时代生活的中心，在这两处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当然的。牯岭却是个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将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以打仗为享乐的少年军官，一对圆满（？）的夫妇，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这样似有意，似无意地将动和静的两极端对比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们不愿仓卒地断定作者另有深意存于其间。

我以为在描写与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轮廓。我对于这篇小说，只读过一遍，翻过一遍，但几个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来考问考问我，我相信自己是不会错了答案的。他们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见面，每天谈话的人。这是由于作者“选择”的工夫，我想。他有时用了极详尽的心理描写来暗示一个人的历史，这样写出他的为人，如第四节里写慧女士，便是如此。这还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难。但他有时用了极简单的一句话，也能活画出一个人。在第四节里，他写那“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抱素每次侃侃而谈的时候，听得这个短小的人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总是背脊一阵冷；他觉得他的对手简直是一个鬼，不分日夜的跟踪自己，侦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诡谲。”

一句话写出了怎样冷的一个“理性人”！他又用了类似的笔锋，借了别人的口，暗示着他的严肃的讽刺的气氛。第十节里写的那场试，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剧。同节里叙慧女士的请客：“‘某夫人用中央票收买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静右首的一位对一个短须的人说。”“‘这笔货，也不过囤着瞧罢了。’一个光头人回答。”

淡淡的两句话尽够暗示一个“腐化”的倾向了。从以上两个例，我们看出作者是个会写对话的人。

但这篇小说究竟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作品，这因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分开来看，虽然好的地方多，合起来看却太觉得散漫无归了。本来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要安插下这许多人物，这许多头绪，实在只有让他们这样散漫着的；我是说，这样多的材料，还是写长篇合适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写里，颇有选择的工夫，我已说过；但在全体的结构上，他却没有能用这样选择的工夫，我们觉得很可惜。他写这时代，似乎将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来杂乱地运用着；他虽有一个做线索的“主人翁”，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只能从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着一个总印象。我们说得出篇中这个人，那个人是怎样，但说不出他们一伙儿到底是怎样。

因此篇中颇有些前后不能一贯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李克这个人。第四节里既然将他写成那样一个玩世派，第十节里却又写得他那样热心国事，还力劝静女士到汉口去。这已是参差了。而静女士到了汉口，竟不曾看见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只字。这不是更奇么？既如此，第十节里那番话，又何必让他来说？还有，结束的地方，我看实在是“不了了之”。说是了，原也可以；但说是不曾了，或者更确当些。这不是一个有机的收场。自然，这与全篇结构是连带着的；全体松懈，这儿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军官”的重行从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终局，还不如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从全篇的情调说，这或者是必要的，“幻灭”之终于是“幻灭”，或就在此。但从文字说，这只是另生枝节；——索性延长些，让那少年军官战死，倒许好些。那才是真的“幻灭”。我并且觉得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少年军官”暂时的团圆，也可不必的；那样，“幻灭”的力量，当更充足些。不过作者在这里或者参加了本人的乐观与希望，也未可知。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论文，终觉不安罢了。此外，篇中叙述用的称呼不一致，也是小疵，如静女士，时而称章女士，时而称静之类。

据说本篇还是作者的处女作，所给与我们的已是不少；我想以后他会给我们更多的。二　桂山先生的《夜》（《小说月报》18卷10号》）

这是上海的一件党案；但没有一个字是直接叙述这件党案的。

一个晚上，一位老妇人独自抚慰着哭叫“妈妈呀……妈妈呀……”的她的外孙；一壁等候着阿弟的关于她女儿的信息。阿弟回来了，说出一个“弟兄”带着他在黑暗里到野外去认了他的甥女甥婿的棺木的号数的事。他一面报告，一面想着适才可怕的经验。自然，这些可怕的经验，他是不能说给他姊姊的。可是老妇人已经非常激愤了；她是初次听到凶信，就不时地愤激着的。她并不懂得做教员的、她的女儿女婿的事，只是觉得他们不该“那个”吧了。结局是阿弟拿出他俩托那“弟兄”转交的一个字条，念给她听：说“无所恨，请善视大男”——他们的孩子，老妇人在抱着的。妇人也看了字条，虽然她不识字。她找着了新路；她“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这便是她今后的一切。

我所转述的，只算是没有肉的骨架；但也可窥见一斑了。我说这真可称得完美的短篇小说。布局是这样错综，却又这样经济：作者借了老妇人、阿弟、“弟兄”三个人，隐隐绰绰，零零碎碎，只写出这件故事的一半儿，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故事的首尾，并且知道了那一批，一大批的党案全部的轮廓；而人情的自然的亲疏，我们也可深切地感着。

作者巧妙地用了回想与对话暗示着一切。从老妇人的回想里，我们觉得“那个”了的她的女儿女婿，真是怎样可爱的一对，而竟“那个”了，又怎样地可惜。最使老妇人难堪的，是那孩子的哭，当他叫着“妈妈呀……妈妈呀……”的时候：“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如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墙很单薄，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给他医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大男哭得更响一点，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从那里来。”

这一节分析老妇人的心理，甚是细密。混合着伤心与害怕两重打击；她既想像着死者的惨状，又担心着这一块肉的运命——至于她自己，我想倒是在她度外了吧——这是令人发抖的日子！所以“妈妈就会来的”一句话，她只有“战兢兢地”说；在这一句话里，蕴藏着无限委曲与悲哀。而她怕邻舍的“疑念”，并教孩子将说熟了的“姓张”改为“姓孙”的“新功课”，显示着一种深广的恐怖的气氛；似乎这种气氛并非属于老妇人一个，而是属于同时同地一般社会的。这就暗示着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轮廓了。篇中所叙老妇人的回想，大都是这种精密的分析；所举一节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阿弟的回想，却都是借以叙事的。阿弟的心理并不繁复，无所用其描写；而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照情节自然的转变，也只要叙述事实，更来不及说别的。所以在这里追叙一切，并不觉突兀或拥挤；与前文仍是相称的。至于老妇人那一段很长的愤激的话，就中补叙了女儿女婿的年世；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却闲闲写来，若无其事一般。这也是作者用笔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转述那“弟兄”的话里，如：“完了的人也多得很。”“况且棺木是不让去认的。”

也是暗示着一般的空气的。

老妇人整个心，整个生命寄托在女儿女婿身上，只有他们，没有别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的馀暇，他有“矜夸的声调”和“真实的笑”，在一个紧张而悲惨的叙述中，他最后还有一些轻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隐藏在他的心里。阿弟是一个平常的商人，他也关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于他们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将整个心交给他们，所以便有这些闲想头了。这原是人之恒情，无所谓好坏；只作者能写出来，可见其用笔之细。同样，他写那“弟兄”，又比阿弟冷静得多。他一半可怜，一半可笑地叙述他们处治一对夫妇的事；一壁还悠然地吸着烟呢。然而这一段描写，却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写出不怕杀人的人也有怕杀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也有一种为难。这正是人性的一面，值得显示出来的。下文湿地里暗夜中认棺木的一段描写，也很动人，因为森森有鬼气。

另外，作者穿插的手法，是很老练的；特别是中间各节，那样的叙述，能够不凌乱，不畸轻畸重，是不容易的。三　鲁彦先生的《一个危险的人物》（《小说月报》18卷10号）

本篇写一个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离开八年的故乡林家塘去。他和他的乡人相隔太久了，也太远了，他的种种毫无顾忌的浪漫行为，他们是不能领略的，而且不能谅解的。他们由猜疑而鄙视，子平终于成了他们间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两个在县党部里的朋友来看过他一次，不久便有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贴到林家塘来；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这种办法是全村极大的损失。他们觉得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视之馀，又加以仇恨；子平从此便又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了。况且“几百年不曾看见过的”扫帚星恰巧又于这时“出现在林家塘”，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无疑了。这时候城里回来的人说起清党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共产党做的事”；共产党是“共人家的钱，共人家妻子”的！大家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危险人物”是更其觉得“危险”了。于是有些人便去讽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绅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问他知道共产党否？回答是，“书上讲得很详细”。这使“惠明先生”失望、愤怒、恐惧。而子平又是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却有一份产业的人。于是“惠明先生”当夜邀了几个地位较高的人密议一番，便差人往县里报告，请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树林里打拳，兵来了；林家塘人说他有手枪。兵便先下手，开枪将他打倒。搜查的结果，“证据是一柄剑”！他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话，官长命令……”

我们第一得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写一个先驱者与群众思想冲突的悲剧。子平只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没有丝毫“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是从林家塘人的幼稚，狭隘，与残酷里生出来的。“莫须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写的悲剧当在这一点上。但是这样写出的一幕悲剧，究竟给了些什么呢？在我是觉得奇异的气氛比严肃的气氛多。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发展的事情，实际上怕是不会有的。子平这样的人会有，“惠明先生”等人也会有；但其馀的乡人，那样的乡人，我觉得怕不会有。我们看，鲁迅先生所写的乡人性格，与鲁彦先生所写的，何其不同呢？在我，前者觉得熟悉，后者觉得生疏，生疏到奇异的程度。因为鲁彦先生所写的乡人，似乎都是神经过敏的。幼稚，狭隘，与残酷，我承认，确是乡人的性格；但写得过了分，便成了神经过敏。作者描写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觉又将某种浪漫的气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这便不真切了。我想这或者由于他描写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简略与平直，因此便觉得有些夸张，夸张多少带来了滑稽的意味，大足减少悲剧的力量。而“几百年不曾见过的”扫帚星之出现，也太嫌传奇气，颇有旧小说里“无巧不成书”之概，这也要减轻事件的重量。至于不知道舞剑，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却知道手枪，也是小小的矛盾——虽然关于舞剑、打拳的林家塘人见解，可用恐惧的心情（神经过敏）来解释，但究竟是勉强的。

至于用笔一面，作者不为不细心。他记出各个乡人的身份（或职业）；各个乡人确没有个别的性格（在这里原也是不必要的），但与“惠明先生”等一般绅士的不同，是显然的。此外穿插与联络，详写与略写或明写与暗写，作者都颇注意。但我觉得这样平列的写法，集合许多零碎的印象而成为一个总印象，究嫌单调些，散漫些；虽然其间还有时间的先后做一个线索，但终觉平直。作者似乎也虑到单调一层，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职业没有一个相同，不用说，这样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随便简略地叙述着。确然每个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觉有许多实是重复的。这样以全示全，实不及以偏示全；那样可以从容，可以多变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写景诸节，俱能自然地写出一种清幽的境略，却是很好的句子。如：“新的思想随着他（惠明先生）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证据是一柄剑。”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却很多。如结末：“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忄妻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说得太详细、太明白，反无馀味了。接着是最后的一语：“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滞些。——本篇的收场，笔调，实在是不甚圆熟的。

从以上三篇小说里，无论它们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种新趋势。这就是，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没有的。这时代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力的发展的时代。在这时代里，不用说，发现了生活的种种新样式，同时也发现了种种新毛病。这种新样式与新毛病，若在文艺里反映出来，便可让我们得着一种新了解，新趣味；因而会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艺的力量使这些样式与毛病，简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对于一般的发展，间接也有益的。我并不想以功利来作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这种自然会发生的副效用，我们也不妨预想着的。这三篇原都不曾触着这时代的中心，它们写的只是侧面；但在我，已觉得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开展了。就中《幻灭》一篇，最近于正面的描写，但只分析了这时代的角色的一两部分之精神与态度而止，这似乎还觉着不够的；我们还不能看出全部的进行来。《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写得很是圆满。有人说，有些婆婆妈妈气；这或者不错。但我们知道，这是过渡的时代，旧时代的气氛到底难以摆脱；我说这正是时代的一种特色呢。《一个危险的人物》虽也涉及时代的事情，但其中实是旧时代的人物——连主人翁也是——在动作；涉及这时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写的不真切，亦不能给多少影响于人。只因既然涉及了这时代，便也稍加叙述罢了。载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华周刊》第29卷第2、5、8期。

悼王善瑾君

我与王善瑾君相处确只一年，但知道他是一个勤苦好学而又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

他现在死了！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的死信的时候，真使我失惊：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竟这样草草完了他的一生！生死的道理，真是参不透的么？

但他的病来得这样快，只腹痛了两日，一切便都完了！他死在江苏阜宁县城；他家在离城很远的乡下。没有和家人见一面，他便撒了手。阜宁是个偏辟的地方，只有几个不中用的医生。他的病，没有人知道名字；他便这样糊里糊涂地死了。

他家本可勉强过活；但他一读书，便不得不负债了。他独自挣扎着，好容易才得到大学待了一年。他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只得忍了心休学，想做点事，积些钱，过一年再来；他自己和我们，谁会想到他永远不能再来呢？

但若仍在清华，而不去办那一身兼编辑、校对、发行的报纸，或许不会有这样的病吧？就有，也不至于不可救吧？他在清华病过两三个月，后来似乎好了。这回或是复发的旧病，或是袭来的新病，无论如何，他若不在那样偏辟的地方，我们的希望总要多些。

他这几年的日子真不好过。他家因他受累，他不能不时时感到自己的责任；一面还得为自己张罗着。而家乡的腐败情形，他也十二分关心。他曾经使得绅士们不安；他们恨他，直到现在。

这种种引导他到死路上去，病或者只是一个最近的原因吧？我说生死的道理是参不透的，但他的生死却又似乎有些参得透的；所以更觉着可惜了。

他死后，他的朋友们告诉我他的一切；但他并不曾告诉过我什么，虽然我们是一个中学校里的先后同学。这见得他是能谨慎能忍耐的人，值得我们想念的。1928年3月11日。

白马湖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

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尽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岙，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磁，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丐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惝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儿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疾，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筵”上，有丐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丐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七月十四日，北平。载1929年11月1日《清华周刊》第468期。

论中国诗的出路

读了两期诗刊，引起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也不全然是新的，也不全然是自己的。平常自己乱想，或与朋友谈论：牵涉到中国诗，总有好多不同的意见。现在趁读完诗刊的机会，将这些意见整理一下，写在这里。

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但诗不是哲学的工具，而新典故比旧典故更难懂：这样他们便失败了。

第二期自然是胡适之先生及其他的白话诗人。这时候大家“多半是无意识的接收外国文学的暗示”，“注重的是白话，不是诗”，诚如梁实秋先生在诗刊中所说。

第三期是民国十四年办晨报诗刊及现在办诗刊的诸位先生。他们主张创造新的格律；但所做到还只是模仿外国近代诗，在意境上，甚至在音节上。模仿意境，在这过渡时期是免不了的，并且是有益好。模仿音节，却得慎重，不能一概而论。

音节麻烦了每一个诗人，不论新的旧的。从新诗的初期起，音节并未被作诗的人忽略过，如一般守旧的人所想。胡适之先生倡“自然的音节”论（见《谈新诗》），这便是一切自由诗及小诗的根据。从此到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论（见《晨报·诗刊》），中间有不少的关于诗的音节的意见。这以后还有，如陈勺水先生所主张的“有律现代诗”（见《乐群》半月刊第四期）及最近诗刊中诸先生的议论。这可见音节的重要了。

中国诗体的变迁，大抵以民间音乐为枢纽。四言变为乐府，诗变为词，词变为曲，都源于民间乐曲。所以能行远持久，大半便靠这种音乐性，或音乐的根据。这其间也许有外国影响，如胡乐之代替汉乐，及胡适之先生所说吟诵诗文的调子由梵呗而来（见《白话文学史》）之类；但只在音乐方面，不在诗的本体上。还有，词曲兴后，五七言之势并不衰；不但不衰，似乎五七言老是正宗一样。这不一定是偏见；也许中国语的音乐性最宜于五七言。你看九言诗虽有人做过，都算是一种杂体，毫不发达。（参看《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中刘大白先生的论文）（俞平伯先生说）

按照上述的传统，我们的新体诗应该从现在民间流行的，曲调词嬗变出来；如大鼓等似乎就有变为新体诗的资格。但我们的诗人为什么不去模仿民间乐曲（从前倒也有，如招子庸的粤讴，缪莲仙的南词等，但未成为风气），现在都来模仿外国，作毫无音乐的白话诗？这就要看一看外国的影响的力量。在历史上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自然不断地有，但力量之大，怕以近代为最。这并不就是奴隶根性；他们进步得快，而我们一向是落后的，要上前去，只有先从效法他们入手。文学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之下，外国的影响是不可抵抗的，它的力量超过本国的传统。就新诗而论，无论自由诗，格律诗，（姑用此名）每行之长，大抵多于五七言，甚至为其倍数。在诗词曲及现在的民集乐曲中，是没有这样长的停顿或乐句的。（词曲每顿过七字者极少；在大鼓书通常十字三顿，皮簧剧词亦然。）

这种影响的结果，诗是不能吟诵了。有人说不能吟诵不妨，只要可读可唱就行。新诗的可唱，由赵元任的新诗歌集证明。但那不能证明新诗具有充分音乐性；我们宁可说，赵先生的谱所给的音乐性也许比原诗所具有的多。至于读诗，似乎还没有好的方法。诗刊诸先生似乎也有鉴于此，所以提倡诗的格律。他们的理论有些很可信，但他们的实际，模仿外国诗音节还是主要工作。这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且先看看中国语言所受过的外国的影响如何。（本节略采浦江清先生说）

佛经的翻译是中国语言第一次受到外国的影响。梁任公先生有过《佛典翻译与文学》一文（见梁任公近著）详论此事。但华梵语言组织相去悬远，习梵文者又如凤毛麟角，所以语言上虽有很大的影响（佛经翻译，另成新体文字），却一直未能普遍应用。有普遍应用的是翻译文中的许多观念和故事的体裁；故事体后来发展便成小说，重要自不待言。中国语言第二次受到的外国影响，要算日本名辞的输入；日本的句法也偶被采用，但极少。因为报章文学的应用，传播极快；二三十年前的“奇字”如“运动”（受人运动的运动），现在早成了常语。第三次是我们躬自参加的一次，便是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欧化的事。这回的欧化起初是在句法上多，后来是在表现（怎样措辞）上多。无论如何，这回传播的快的广，比佛经翻译文体强多了。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懂得外国文的人多得多了；他们触类旁通，自然容易。大概中国语言本身最不轻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句法与表现的变更要有伟大的努力或者方便的环境。至于音节，那是更难变更——不但难，有时竟是不可能的。音节这东西太复杂了，太微妙了，不独这种语言和那种语言不同，一个人的两篇作品，也许会大大地差异；以诗论，往往体格相同之作，音节上会有繁复的变化，如旧体律诗便是如此——特别是七律。

徐志摩先生是试用外国诗的音节到中国诗里最可注意的人。他试用了许多西洋诗体。朱湘先生评志摩的诗一文（见《小说月报》十七卷一号）中曾经列举，都有相当的成功。近来综观他所作，觉得最成功的要算无韵体（Blank-Verse）和骈句韵体。他的紧凑与利落，在这两体里表现到最好处。别的如散文体姑不论，如各种奇偶韵体和章韵体，虽因徐先生的诗行短，还能见出相当的效力，但同韵的韵字间距离太长，究竟不能充分发挥韵的作用。韵字间的距离应该如何，自然还不能确说；顾亭林说古诗用韵无隔十字以上者，暂时可供参考。不但章韵体奇偶韵体易有此病，寻常诗行太长，也易有此病。商籁体之所以写不像，原因大部分也在此。梁实秋先生说“用中国话写Sonnet，永远写不像”，我相信。孙大雨先生的商籁（见《诗刊》），诚然是精心结撰的作品，但到底不能算是中国的，不能被中国人消化。徐志摩先生一则说孙先生之作可成定体，再则说商籁可以试验中国语的柔韧性等；但他自己却不做。（据我所知，他只有过一首所谓“变相的十四行诗”）这如何能叫人信？

西洋诗的音节只可相当的采用，因为中国语有它的特质，有时是没法凑合的。创造新格律，却是很重要的事。在现在所有的意见中，我相信闻一多先生的音尺与重音说（见《晨报·诗刊》中《诗的格律》一文及《诗刊》中梁实秋先生的信），可以试行。自然这两种说法也都是从西洋诗来的。我相信将来的诗还当以整齐的诗行为正宗，长短句可以参用；正如五七言为旧诗的正宗一样。采用西洋的音节创造新格律都得倚赖着有天才的人。单是理论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要的是作品的证明，作品渐渐多了，也许就真有定体了。

有一种理论家我们也要的。他们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的音乐性的。他们能说出平仄声，清浊声，双声叠韵，四等呼，以及其他数不完的种种字音上的玩意，对于我们情感的影响。这种理论的本身虽然也许太烦琐，太死板，但到了一个天才的手里应用起来，于中国诗的前途，未必没有帮助。（本节采杨今甫先生说）

上文说过新诗不能吟诵，因此几乎没有人能记住一首新诗。固然旧诗中也只近体最便吟诵，最好记，词曲次之，古体又次之；但究竟都能吟诵，能记，与新诗悬殊。新诗的不能吟诵，就表面看，起初似乎因为行不整齐，后来诗行整齐了，又太长；其实，我想，是因为新诗没有完成的格律或音节。但还有最重要的，如胡适之先生《谈新诗》里所说及刘太白先生《中国诗篇里的声调问题》文中所主张，是轻重音代替了平仄音。说得更明白些，旧诗句里的每个字，粗粗地说，是一样的重音，轻音字如“了”字也变成重音；新诗模仿自然的语言，至少也接近自然的语言，轻音字便用得多，轻音字的价值也便显露了。这一种改变，才是新诗不能吟诵的真因；新诗大约只能读和唱，只应该读和唱的。唱诗是以诗去凑合音乐，且非人人所能，姑不论。读诗该怎么着，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赵元任先生在《新诗歌集》里说读诗应按照自然的语气，明白，清朗（大意）；曾听见他读《我是少年》等诗，在国语留声机片中。但这是以国语为主，不以诗为主，故不及听他唱新诗的有味。又曾听见朱湘先生读他的《采莲曲》，用旧戏里韵白的调子。这自然是个经济的方法，但显然不是唯一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读诗，似乎还有些味儿。读诗的方法最为当务之急，新诗音节或格律的完成与公认，一半要靠着那些会读的人。这大概也得等待天才，不是尽人所能；但有了会读的人，大家跟着来便容易，不像唱那么难。朱湘先生在民国十五年曾提倡过读诗会（见是年四月《晨报画刊》），可惜没有实行；现在这种读诗会还得多多提倡才行。

在外国影响之下，本国的传统被阻遏了，如上文所说；但这传统是不是就中断或永断了呢？现在我们不敢确言。但我们若有自觉的努力，要接续这个传统，其势也甚顺的。这并非空话。前《大公报》上有一位蜂子先生写了好些真正白话的诗，记载被人忘却的农村里小民的生活。那些诗有些像歌谣，又有点像大鼓调，充满了中国的而且乡土的气息。有人嫌它俗，但却不缺少诗味。可惜蜂子先生的作品久不见了，又没个继起的人。这种努力其实是值得的。

五七言古近体诗乃至词曲是不是还有存在的理由呢？换句话，这些诗体能不能表达我们这时代的思想呢？这问题可以引起许多的辩论。胡适之先生一定是否定的；许多人却徘徊着不能就下断语。这不一定由于迷恋骸骨，他们不信这经过多少时代多少作家锤炼过的诗体完全是土冢中枯骨一般。固然照傅孟真先生的文学的有机成长说（去年在清华讲演）一种文体长成以后，便无生气，只馀技巧；技巧越精，领会的越少。但技巧也正是一种趣味；况如宋诗之于唐诗，境界一变，重新，沈曾植比之于外国人开埠头本领（见《石遗室诗话》），可见骸骨运会之谥，也不尽确。“世界革命”诸先生似乎就有开埠头之意。他们虽失败了，但与他们同时的黄遵宪乃至现代的吴芳吉，顾随，徐声越诸先生，向这方面努力的不乏其人，他们都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成功。他们在旧瓶里装进新酒去。所谓新酒也正是外国玩意儿。这个努力究竟有没有创造时代的成绩，现在还看不透；但有件事不但可以帮助这种努力，并且可以帮助上述的种种；便是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试译外国诗。

这是本文最末的一个主张。译专集也成，总集也成，译莎士比亚固好，译GoedeuLreaxsury也行。但先译总集或者更方便些。你可以试验种种诗体，旧的新的，因的创的；句法，音节，结构，意境，都给人新鲜的印象。（在外国也许已陈旧了）不懂外国文的人固可有所参考或仿效，懂外国文的人也还可以有所参考或仿效；因为好的翻译是有它独立的生命的。译诗在近代是不断有人在干，苏曼殊便是一个著名的，但规模太小，太零乱，又太少，不能行远持久。要能行远持久，才有作用可见。这是革新我们的诗的一条大路；直接借助于外国文，那一定只有极少数人，而且一定是迂缓的，仿佛羊肠小径一样这还是需要有天才的人；需要精通中外国文，而且愿意贡献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生命于这件大业的人。

《文艺心理学》序

八年前我有幸读孟实先生《无言之美》初稿，爱它说理的透彻。那篇讲稿后来印在《民铎》里，好些朋友都说好。现在想不到又有幸读这部《文艺心理学》的原稿，真是缘分。这八年中孟实先生是更广更深了，此稿便是最好的见证；我读完了，自然也感到更大的欣悦。

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这可窘住了中国翻译介绍的人。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再则这类书里，只有哲学的话头，很少心理的解释，不用说生理的。像“高头讲章”一般，美学差不多变成丑学了。奇怪的是“美育代宗教说”提倡在十来年前，到如今才有这部头头是道，酉覃酉覃有味的谈美的书。“美育代宗教说”只是一回讲演；多少年来虽然不时有人提起，但专心致志去提倡的人并没有。本来这时代宗教是在“打倒”之列了，“代替”也许说不上了；不过“美育”总还有它存在的理由。江绍原先生和周岂明先生先后提倡过“生活之艺术”；孟实先生也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他在《谈美》的末章专论此事：他说，“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又说，“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又说，“生活上的艺术家也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又说，“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无隔阂”。——关于这句抽象的结论，他有透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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