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战国】孟子,杨伯峻,杨逢彬译注
出版社：岳麓书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孟子：插图珍藏本试读：
前言
（一）孟子名轲，邹国（故城在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前后。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出生时，孔子的孙子子思也已去世若干年了。他曾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是较为合理的。
关于孟子的生平，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当齐威王之世。他在齐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百镒都谢绝了（《公孙丑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始称王，而且要行仁政（《滕文公下》），孟子便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滕文公下》），答戴盈之问（同上），都在这个时期。在孟子看来，宋王偃左右贤人大概不多；既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在接受馈赠七十镒（《公孙丑下》）后离开了。当他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因去楚国，道经宋国国都彭城，而两次和孟子相见（《滕文公上》）。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梁惠王下》）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许由于孟子说话过于率直，引起了穆公的不满，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滕文公上》）。鲁平公即位，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告子下》），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梁惠王下》）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去了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滕文公上》）。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梁惠王下》）。和许行的信徒陈相的辩论（《滕文公上》）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他已年近七十了。和梁惠王的问答（《梁惠王上》）应该都在这一时期。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梁惠王上》）。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出吊于滕”（《公孙丑下》）都在这几年间。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梁惠王下》），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因此辞职。他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孟子这时年已七十馀，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志，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关于《孟子》的作者，我们认为上面所引的太史公的这段话较为可信。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一书的撰写，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丘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太史公只是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他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而不给它作注，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
赵岐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馆，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联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的。《论语》既是“五经之馆，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成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明明把《孟子》视为传。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穀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二）
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依他自己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因之，他极为推崇孔子，他引用孔门弟子宰我、子贡、有若的话，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孟子》最后一章，即《尽心下》的第三十八章，提出了尧、舜、汤、文王、孔子，这是儒家“道统”的先声。他把这一章安排在全书之末，是有特殊意义的。孟子以接受孔子传统自居，却不明说，只暗示道：“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尽管如此，但因时代已相距百年，形势也已发生很大变化，孟子对孔子学说便不能不有所取舍，且有所发展。
首先，孟子和孔子之论“天”稍有不同。“天”的意义，一般有三四种。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义理之天，一是主宰之天，一是命运之天。《孟子》讲“天”，除“天子”“天下”等双音词外，连“天时”“天位”“天爵”等在内，不过八十多次。其中有自然之天，却没有主宰之天。在《孟子》中还有一种意义比较艰深的“天”，其实也是义理之天，或者意义更深远些，如“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实质上，这种“天”，就是民意。孟子说得明白：“《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中所谓“天吏”“天位”“天职”“天禄”“天爵”，都是这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是在《论语》中所没有的。《论语·尧曰》有“天禄”一词，和《孟子》“弗与食天禄也”（《万章下》）意义有所不同。《论语》的“天禄”是指帝位，《孟子》的“天禄”是指应该给予贤者的俸禄，依它们的上下文加以比较，便可看出其中的歧异。
孟子也讲“命”，或者“天命”。他说：“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离娄上》）然而孟子绝不是宿命论者。他对命运的态度是：“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在孟子看来，无论命运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但我还依我的“仁义”而行，不无故送死。只要“尽”我之“道”，死也是“正命”；如果胡作非为，触犯刑罚而死，便不是“正命”。
孔子重视祭祀，孟子便不大多讲祭祀。《论语》仅一万二千七百字，“祭”字出现十四次；《孟子》有三万五千三百七十馀字，为《论语》二点七倍强，“祭”字仅出现九次，“祭祀”出现二次，总共不过十一次，而且都未作主要论题。
第二，孔子讲“仁”，孟子则经常“仁义”并言。孔子重视人的生命，孟子更重视人民生存的权力。孔子因为周武王以伐纣而得天下，便认为武王的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孟子却不如此。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却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不但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还主张“贵戚之卿”可以废掉坏君，改立好君。这种思想，是孔子“仁”学说的大发展，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
孟子看待君臣间的相互关系也比孔子有所前进。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这种思想比后代某些理学家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高明而先进不知多少倍！
第三，孟子“道性善”（《滕文公上》），并且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他还说：“万物皆备于我。”由于这类话，孟子便被某些人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但这些人并未透彻了解孟子的思想。
我们应该了解，孟子所谓“性善”，其实际意义是人人都可为善。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
最值得注意的，一是孟子承认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意识。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二是他承认事物各有客观规律，而且应该依照客观规律办事。他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故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相传禹懂得水性，所以治水能成功。孟子认为一切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依客观规律办事，便是“行其所无事”而不“凿”。即使天高得无限，星辰远得无涯，只要能推求其“故”（客观规律），就是千年之内的冬至日，也可以在房中推算出来。这种言论，难道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说得出来的吗？
判断唯心还是唯物，只有一个标准，即以思想意识为第一性的，还是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孟子只讲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的四端。端就是萌芽，也可以说是可能性。说人有某种可能性，并不等于说人有某种思想意识。孟子说“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公孙丑上》），这是由于他们职业的缘故，可见不一定人人都是仁人。孟子讲性，还涉及两件事，一曰“食色，性也”（《告子上》），一曰“形色，天性也”（《尽心上》）。求生存和求配偶，不但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其他动物的本能。每种动植物，都有各种形体容貌，这都是自然赋予的。因此，孟子的这些话并没有错。
至于“万物皆备于我”，说的是自我修养。这一章之上，另有一章，全文如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由此可见，孟子认定仁义道德是“求则得之”“在我”的东西，而富贵利达是“得之有命”“在外”的东西。“万物皆备于我”的“万物”，是最大的快乐，是自身本有的仁义道德，既不是主观的虚幻境界，也不是超现实的精神作用。这里谈不上唯心和唯物。
最后，孟子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是倒退的，如要滕文公行井田制（《滕文公上》），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孟子强调“仁义”，而当时的七大雄国——秦、楚、齐、燕、韩、赵、魏（梁）——只讲富国强兵。孟子说：“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不知这几项正是当时形势迫使各大国非这样做不可的。赵国有廉颇、赵奢、李牧，便能抵抗侵略；燕国有乐毅，便能收复全国，并深入齐境；齐国有田单，便全部收复失地。纵不侵犯别国，为了保卫自己，没有善战的大将也是不行的。一部《战国策》，讲的基本上是合纵连横之术。要打仗，便得多多联合同盟国家，哪能不“连诸侯”呢？至于开垦土地，发展农业，更是当时富国的最重要途径。商鞅为秦孝公“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司马迁评孟轲“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一点也没冤枉他。杨伯峻
导言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认可，你手中的这部《孟子》注本，如果光就文字注释的准确性而言，如同稍早出版的岳麓书社的《论语》注本一样，是一个好的注本。
读者朋友在做出评判之前，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此之前，就文字注释的准确性而言，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如同他的《论语译注》一样，应该是最好的，这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何以如此？因为杨伯峻先生既是语言学家，又是文献学家；以语言学为利器治文献学，故所得独多。
杨伯峻先生的叔父，笔者的祖父杨树达（遇夫）先生之治《汉书》，有《汉书窥管》，该书之所以精湛绝伦，同样得力于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再上溯到清代高邮二王，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所体现出的功力是那样炉火纯青，前人未能解决的那样多的疑难问题，他们都解决了，正如杨树达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多次指出的那样，虽然那时尚无成系统的语法学，但王氏父子已有相当强的语法观念了。这实际上就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的结合，遇夫先生称之为“虚实交会”。他在《词诠·序例》中写道：
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乎！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也。
所以，文献学和语言学（尤其是语法学）的结合，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之成功，实得力于此。
中国古典文献学已经有两千年历史了，而理论语言学之在中国，才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从《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问世至于今天，又过去五十年了，其间，语言学的进展真是突飞猛进。所以，利用已经大大进步了的语言学，解决《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千虑之失，这是后来者必须承担这一任务。如果我们在保留以上二书固有优点的基础之上，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那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真能做到这点，以好的注本自居，似乎就有了几分依据。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普通语言学的常识，即所有语言包括古汉语的一些共同规律；同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次修订《孟子》中所做的，供读者参考。
首先，语言，包括语言的每个要素以至于每一个词，都是在历史长河中速度不一地发展着的，这就是语言的历史性。今日某个词的所有意义（我们称之为义位），《论语》《孟子》时代不一定有；现代汉语具有的某种句式，《论语》《孟子》时代不一定有。因此，不能以今律古。例如《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有人释“望洋”为“望着海洋”，可是“洋”之有海洋义，始于北宋，《庄子》时代“洋”是没有海洋义的。自然，“望洋”不可能是“望着海洋”。
又如，《孟子·滕文公上》的“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句中的“舍”有人说即今语的“啥”。姑不论“啥”出现较晚，难以和先秦的“舍”挂上钩，即以“啥皆取”这种“代词+副词+动词”的形式表示周遍意义来说，诸如“什么都吃”“谁都认识”之类，无论是意义还是形式，都是很晚才产生的。故此句中的“舍”决不能以“啥”释之。
再如，《公孙丑上》“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原版本《孟子译注》译为“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自己找来的”，此次改译为“祸害和幸福没有不是从自己那儿找来的”。因为在这句中，“自”是介词，“己”是代词，做“自”的宾语。先秦“自”后接名词代词者，该“自”字必是介词；该介词和它的宾语组成的介宾结构一般在谓语动词前面；该介宾结构和谓语动词又可以受否定副词“不”否定；谓语动词有时可以没有，却以分句的形式出现。例如，《诗经·大雅·瞻卬》：“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墨子·天志下》：“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且伐木不自其根，则蘖又生也。”《国语·晋语一》：“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基，必复乱。”因此，虽然这一段——“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还有三个表示“自己”的“自”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我们仍可断定此“无不自己求之”之“自”是个介词。
其次，语言是具有社会性的，语言的表达要符合那一时代那一社会的表达习惯，即，你这样说，别人也这样说；因此任何词、任何句式都不可能是在那时的语言中“绝无仅有”的，而必须是“无独有偶”的。任何人要解释某部古书中的一段话或一个词，他必须找到和这部书同一时代的其他类似的话或词作为证据。否则便不能成立。有人解《论语·阳货》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句中“女子”为“你的儿子”“你这位先生”，可是先秦古籍中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例了，也就说明这种“新颖可喜”的“妙解”是不能成立的。《孟子·告子上》：“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我们之所以同意赵岐注“乡，犹里，以喻居也”，而未采纳原《孟子译注》所引焦循《正义》说的“近读‘乡’为‘向’”，就是因为在《孟子》前后时代典籍中的“其乡”都是表示某一处所，而不是表示某一方向。如《庄子·马蹄》：“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墨子·大取》：“骆滑厘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荀子·乐论》：“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乃令出裘发粟，以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
类似“其乡”的还有《告子下》的“乐善”，我们之所以不从赵岐注的“乐闻善言”，就是因为先秦典籍中的诸多“好善”都大致是“爱好美好事物”的意思。
第三，语言是具有系统性的，其中的要素，如词，其意义的引申；如词组，其间词的组合，都是有脉络可循的，不是一团乱麻。如上文所说的“舍”，它在先秦典籍中最为常见的意义是舍弃，动词；而且这一动词可带复杂的谓词性宾语，如《论语·季氏》的“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战国策·齐策六》“夫舍南面之称制，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所以我们认为“舍”后的“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都是“舍”的宾语。
又以《告子上》的“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告子下》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例。先秦词法的规律是，双音节后接“之间”，单音节后接“间”，前者如“天地之间”“陈蔡之间”“两陛之间”“两楹之间”“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等，后者如“人间”“民间”“草间”“苇间”“鼻间”“乳间”等。这两种形式都表示两者之间的距离进而表示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既不能同意“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的读法，也无法苟同朱熹解“利与善之间”的“间”为“异”。因为后者只是一种随文释义的训释。
说到所谓随文释义的训释，它往往可以解释通某一句话，却缺乏普适性；它不符合上文所说的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系统性。把它放在被释词的义位序列中，难以找寻意义引申的脉络，因为它其实并非该被释词语的义位。对于这类训释，即使是清朝一代大师以最博最精著称的王氏父子作出的，杨伯峻先生不会随便采纳。例如，《离娄下》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引之《经传释词》云：“之，犹‘若’也。”对此，杨先生便注以“恐非”，而根据先秦语法解释为“表示该句为主从复合句之从句”。只是，原《孟子译注》中对这类训释的纠正并不是很彻底；而且我们注意到，这类训释多出现在全书的后半部，而那时杨先生正因被打成“右派”而“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因此，将这类训释加以修正，后来者自不得辞其责。例如，《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译注》云：“有，犹‘为’也。”按，“有道”为《孟子》及其他先秦典籍中的成语，有某种规律之谓。所以我们译“人之有道也”为“人类的规律是这样的”以引出下文。
又如，《万章上》的“得之不得曰‘有命’”，《译注》云：“此‘之’字作‘与’字用。”按，“之”作“与”用也是随文释义的训释，“得之不得”即“得之与不得之”。因为双音节律之故，“得之”往往和“不得”对言，而不与“不得之”对言。如《公孙丑下》：“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同篇第十五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再如，《尽心上》的“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原《孟子译注》引王引之《经传释词》云：“焉，犹‘于’也。”而这实际上是个倒装句：“亡亲戚君臣上下，人莫大焉！”谓无亲戚君臣上下尊卑，人之罪过莫大于此也。类似句子有《梁惠王上》的：“晋国，天下莫强焉。”《孟子》书中倒装句常见，如《梁惠王上》：“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何哉，君所谓逾者？”《告子下》：“固哉，高叟之为诗也！”《尽心下》：“不仁哉，梁惠王也！”
类似随文释义之处还有《万章上》的“是为父不得而子也”的“也，同‘邪’”，《告子上》的“有放心而不知求”的“而，用法同‘则’”，《尽心上》的“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的“此‘矣’字用法同‘也’”。此类训释，也均未采纳。
杨伯峻先生离世已十七年之久，所谓“墓木已拱”；而他所注的《论语》《孟子》却历久而弥彰，在学术的天际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名著的生命力在此得到了最佳诠释。而毋庸置疑，此次修改的疏漏，责任当然全在笔者。杨逢彬[1]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2]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3]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4][5]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6][7]，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8]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1）注释
[1]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的篇名和《论语》一样，不过是摘取每篇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而已。“章句”是汉代经学家、训诂家常用的术语，即分析古书章节句读的意思。在这里，用作训解古书的题名。这里“梁惠王章句上”是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的旧题，他把《孟子》七篇各分为上下两卷，所以这里题为“章句上”。
[2]梁惠王：即魏惠王，名，“惠”是他的谥号。前370年即位。前362年，由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叫梁惠王。他在即位最初二十几年内，使魏国在战国诸雄中最为强大，因之第一个自封为王。（楚国自封为王在春秋时，又当别论。）
[3]亦：只也。
[4]征：取也。
[5]弑：以下杀上，以卑杀尊。
[6]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乘音shèng，兵车一辆叫一乘。春秋战国时以兵车的多少来衡量国家的大小强弱。刘向《战国策·序》说战国晚期“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七雄为万乘，宋、卫、中山、东周、西周则为千乘。
[7]千乘之家，百乘之家：古代的执政大夫有一定的封邑，拥有这种封邑的大夫叫家。公卿的封邑大，可以出兵车千乘；大夫的封邑小，可以出兵车百乘。
[8]餍：音yàn，饱，满足。译文
孟子晋见梁惠王。惠王说：“老头儿，您不辞千里长途的辛劳而来，是不是将给我国带来利益呢？”孟子答道：“王呀，为什么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行了。如果王只是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呢？’大夫也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地呢？’那一般士子和老百姓也都会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己呢？’这样，上上下下都互相追逐私利，国家便危险了。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它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万辆里头，他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里头，他就拥有一百辆，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说是很多的了。但如果他轻公义，重私利，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夺去，他是不会满足的。从没有讲‘仁’的人遗弃父母的，也没有讲‘义’的人怠慢君上的。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1][2][3]‘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
[4][5][6][7]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8]於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9][10]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2）注释
[1]攻：治也，工作也。
[2]不日：不到一天。
[3]经始勿亟：这是文王所说。亟，急也。
[4]子：像儿子那样。
[5]麀鹿攸伏：麀音yōu，母鹿。攸，用同“所”字。
[6]濯濯：肥而光泽貌。
[7]鹤鹤：《诗经》写作“翯翯”。“鹤”“翯”两字同源，羽毛洁白貌。说参杨遇夫（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释》。
[8]於牣：於音wū，语首助词，无实义。牣音rèn，满也。
[9]《汤誓》：《尚书》中的一篇，为商汤伐桀誓师词。
[10]时日害丧：时，此也。害，同“曷”，何也，何时也。译文
孟子晋见梁惠王。王站在池塘边，一边欣赏着鸟兽，一边说道：“有德行的也享受这种快乐吗？”孟子答道：“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没有德行的人纵然有这一切，也没法享受。〔怎么这样说呢？我拿周文王和夏桀的史实作例子来说明吧。〕《诗经·大雅·灵台篇》中写道：‘开始筑灵台，经营又经营。大家齐努力，很快就完成。王说不要急，百姓更卖力。王到鹿苑中，母鹿正安逸。母鹿亮又肥，白鸟羽毛洁。王到灵沼上，满池鱼跳跃。’周文王虽然用了百姓的力量来筑高台挖深池，可是百姓高兴这样做，他们管这台做‘灵台’，管这池做‘灵沼’，还高兴那里有许多麋鹿和鱼鳖。古时候的圣君贤王因为能与老百姓一同快乐，所以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夏桀却恰恰相反，百姓诅咒他死，他却自比太阳道：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才什么时候死亡。〕《汤誓》中便记载着老百姓的怨歌：‘太阳呀，你什么时候灭亡呢？我宁肯和你一道去死！’老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纵然有高台深池，珍禽异兽，他又怎么能够独自享受呢？”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
[1]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2]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3][4][5][6]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7]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注释
[1]河内、河东：魏国的河东地，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一带；河内地，即黄河北岸土地，在今河南省济源市一带。
[2]加少：更少。
[3]请：表敬副词，请您允许我……
[4]填然鼓之：填然，即“填填地（响）”。鼓，动词，击鼓。之，泛指代词，这里指代击鼓的事由。
[5]兵：兵器。
[6]走：古代，慢慢走叫步，快快走叫趋，跑叫走。这里是逃跑的意思。
[7]直：只是，不过。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于国家，可算是操心到家了。河内地方遭了灾，我便把那里的一些百姓迁到河东，还把河东的一些粮食运到河内。河东遭了灾也这样对待。考察邻国的政治，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这样替百姓打算的。尽管这样，邻国的百姓并不减少，我的百姓并不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答道：“王喜欢战争，就请让我用战争来打个比喻吧。战鼓咚咚一响，枪尖刀锋一接触，就扔掉盔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一口气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一口气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跑了五十步的战士竟耻笑跑了一百步的战士，〔说他太胆小，〕这怎么样？”王说：“这不行，他只不过没跑到一百步罢了，但他也逃跑了呀。”[1]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2][3]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注释
[1]无：通“毋”，不要。
[2]胜：音shēng，尽也。
[3]数罟不入洿池：数音shuò，密也。罟音gǔ，渔网。洿音wū，不流动的水，池塘。译文
孟子说：“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指望老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在农忙时，不去〔征兵征工，〕妨碍耕作，那粮食便会吃不完了。如果不用密网到池塘去捕鱼，那鱼鳖也就吃不完了。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就用不尽了。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就使老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了。老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端呀。”[1]“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2][3]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4][5]。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6]“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7]天下之民至焉。”（3）注释
[1]衣：音yì，名词活用为动词，穿也。
[2]庠序：古代的地方学校。庠音xiáng。
[3]申：一而再，再而三叫做申。
[4]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颁白，须发半白，也写作“斑白”。负，背负；戴，顶在头上。
[5]王：音wàng，以仁德的政治统一天下的意思。
[6]莩：音piǎo，饿死的人。
[7]斯：连词，“这就”的意思。译文“在五亩大小的庭院里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能够穿上丝棉袄了。鸡和猪狗的饲养，不要耽误繁殖的时机，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吃上肉了。一家人百亩的耕地，不要让他们失去耕种收割的时机，一家几口人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好好地办些学校，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教育他们，那么，须发斑白的老人也就用不着背负、头顶着重物奔波于道路上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有肉吃，平民百姓不受冻饿，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是绝不会有的事。”“〔可是现在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老百姓的粮食，却不晓得去检查和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也没想到要打开仓库来赈济。老百姓死了，就说‘不怪我呀，怪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刀子杀了人，却说：‘不怪我呀，怪兵器吧。’有什么不同呢？王假如不去怪罪年成，〔而切切实实地去改革政治，〕这样，天下的百姓都会来投奔了。”[1]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2]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3][4]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4）注释
[1]安：安心，安然。
[2]厩：音jiù，马栏。
[3]恶：音wū，疑问副词，何也。
[4]仲尼：孔子之字。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愿意耐心地接受您的教诲。”孟子答道：“杀人用棍子与用刀子，有什么不同吗？”王说：“没有什么不同。”“用刀子与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王说：“也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说：“厨房里有肥肥的肉，马栏里有健壮的马，老百姓却面色菜黄，郊野外也横着饿死的尸体，这等于〔居上位的人〕率领禽兽来吃人。兽类自相残杀，人尚且厌恶它；作为老百姓的父母官来主持政治，还不免率领禽兽来吃人，这又怎么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曾说：‘最开始制作木偶土偶用来殉葬的人，该会断子绝孙吧！’这是因为木偶土偶很像人形，却用来殉葬。〔用土偶木偶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活饿死呢？”[1][2]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3][4][5]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6]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7][8]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9]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5）注释
[1]晋国：此处指魏国。
[2]天下莫强焉：莫，无，指代词，“没有国家”之意。焉，于是，于斯。此句意谓“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魏）更强”。
[3]东败于齐，长子死焉：指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之役。魏伐韩，韩求救于齐，齐师袭魏，魏师败绩于马陵，主将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
[4]西丧地于秦七百里：马陵之役后，魏又屡败于秦，割河西之地及上郡之十五城。
[5]南辱于楚：梁惠王后元十一年（前324年），楚遣柱国（武官名）昭阳统兵攻魏，破之于襄陵（河南睢县西），得八邑。
[6]愿比死者壹洒之：比，音bì，替、代、给。壹，皆、都、全。洒：音义均同“洗”，雪耻。
[7]地方百里：当读为“地，方百里”，“方百里”，意谓长宽各为百里之地，即一万平方里。
[8]易耨：易，疾也，速也。耨音nòu，锄草也。
[9]制：制造，制作。译文
梁惠王〔对孟子〕说：“魏国的强大，天下没有比得上的，这您是知道的。但到了我这时候，东边先败在齐国手里，连大儿子都死了；西边又被迫割了七百里土地给秦国；南边又被楚国所羞辱，〔被夺去了八个城池。〕我觉得这实在是奇耻大辱，希望为死难者报仇雪恨，您说要怎样办才行呢？”孟子答道：“只要纵横各一百里的小国就可以行仁政使天下归服，〔何况像魏国这样的大国呢？〕您如果向百姓施行仁政，减免刑罚，减轻赋税，使百姓能够深耕细作，早除秽草；让年轻人在闲暇时间能讲求孝顺父母、敬爱兄长、为人忠心、诚实守信的德行，并用来在家里侍奉父兄，在朝廷服事上级，这样，就是造些木棒也足以抗击披坚执锐的秦楚大军了。”“那秦国楚国〔却相反〕，侵占了老百姓的生产时间，使他们不能耕种来养活父母，于是父母受冻挨饿，兄弟妻儿东逃西散。那秦王楚王使他们的百姓陷在痛苦的深渊里，您去讨伐他们，那还有谁来与您为敌呢？老话讲得好：‘仁德的人无敌于天下。’您不要疑虑了吧！”[1][2]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3]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4]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5][6]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7]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6）注释
[1]梁襄王：梁惠王之子，名嗣。
[2]语：音yù，告诉，对人说。
[3]与：跟从，跟随。
[4]七八月：这是用的周代历法。周历以夏历（约为今之农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正月），其七八月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这时正是禾苗需要雨水的时候。
[5]浡：音bó，浡然，兴起貌。
[6]人牧：治理人民的人，意指国君。
[7]由：同“犹”。译文
孟子谒见了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别人说：“远远望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过去，也看不出一点威严。他开口就问道：‘天下要如何安定？’我答道：‘天下统一，就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我又答：‘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他又问：‘那有谁来跟随他呢？’我又答：‘天下的人没有不跟随他的。您熟悉禾苗吗？七八月间天旱，禾苗就枯槁了。这时，一团浓浓的乌云出现，哗啦哗啦地下起大雨来，禾苗又茁壮茂盛地生长起来。这样的话，谁能阻挡得住呢？当今那各国的君主，没有一个不好杀人的。如有一位不好杀人的，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着脖子来盼望他了。真的这样，百姓归附他跟随他，就好像水向下奔流一般，汹涌澎湃，谁能阻挡？’”[1][2]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3]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4]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5]可也？”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6][7]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8]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9]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注释
[1]齐宣王：威王之子，名辟彊。
[2]齐桓、晋文：齐桓公名小白，晋文公名重耳，在春秋时代先后称霸，为“五霸”之首。
[3]无以：犹言“不得已”。以，同“已”。
[4]保：安也。
[5]龁：音hé。
[6]之：动词，往也。
[7]衅：祭礼名。当国家的一件新的重要器物以至宗庙开始使用的时候，便要宰杀一件活物来祭它，这便叫做“衅”。
[8]觳觫：音húsù，惊恐战抖貌。
[9]诸：“之乎”的合音。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您可以讲给我听吗？”孟子答道：“孔子的门徒们没有谈到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的，所以这些事迹后代也没有流传，我也没听说过。您如果定要我说，就说说‘王道’吧！”宣王问道：“要有怎样的道德才能够实行王道呢？”孟子说：“通过安定百姓的生活去实现王道，便没有人能够阻挡。”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吗？”孟子说：“能够。”宣王说：“凭什么晓得我能够呢？”孟子说：“我听胡龁说，王坐在殿堂上，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王看见了，便问：‘这牛牵到哪里去？’那人答道：‘准备杀它来祭钟。’王便道：‘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它那哆哆嗦嗦的样子，没一点罪过，却被送往屠宰场！’那人便道：‘那么，就不祭钟了吗？’王又道：‘怎么可以不祭呢？用只羊来代替吧！’——有这么回事吗？”宣王说：“有的。”[1]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2]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3][4]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5][6][7]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8]。’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9]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10][11]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12][13]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注释
[1]爱：吝啬，舍不得。
[2]褊：音biǎn，小也。
[3]异：惊异，奇怪。
[4]隐：怜悯，哀痛。
[5]远：形容词使动用法，使远离。
[6]说：“悦”的古字。
[7]《诗》云：见《诗经·小雅·巧言》。
[8]忖度：揣想。忖音cǔn，度音duó。
[9]戚戚：心动貌。
[10]钧：三十斤。
[11]秋毫之末：有人说是鸟尾之细毛，有人说是禾穗上的白毛，总之是极细小的东西。
[12]舆薪：一车薪柴。
[13]许：同意。译文
孟子说：“凭这种好心就可以实行王道了。老百姓都以为王是舍不得，我早就知道王是不忍心呀。”宣王说：“对呀，确实有这样的百姓。齐国虽狭小，我又何至于舍不得一头牛？我只是不忍心看到它那哆哆嗦嗦的样子，没一点罪过，却被送进屠宰场，才用羊来替换它。”孟子说：“百姓说王舍不得，王也不必奇怪。您以小的换取大的，他们怎么会知道王的心意呢？如果说可怜它没一点罪过便被送进屠宰场，那么宰牛和宰羊又有什么不同呢？”宣王笑着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确实不是吝惜钱财才去用羊来代替牛。〔您这么一说，〕百姓说我舍不得真是理所当然的了。”孟子说：“这也没什么关系。这种怜悯心正是仁爱呀。因为王只看见了牛的可怜相，却没有看见那只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便不忍心再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哀号，便不再忍心吃它们的肉。君子总是离厨房远远的，就是这个道理。”宣王高兴地说：“有两句诗说：‘别人想的啥，我能猜到它。’您正是这样的。我只是这样做了，再扪心自问〔这样做的道理〕，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老这么一说，我的心便豁然明亮了。但我的这种心思合于王道，又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个人向王报告说：‘我的臂力能够举起三千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把鸟儿秋天生的细毛看得一清二楚，却看不见眼前的一车柴火。’您同意这话吗？”宣王说：“不。”“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1]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2]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注释
[1]挟太山以超北海：太山即泰山，北海即渤海。《墨子·兼爱篇》云：“若挈泰山越河济也。”可见此是当时常用比喻。
[2]折枝：古来有三种解释：折取树枝，弯腰行礼，按摩肢（通“枝”）体。译文
孟子马上接着说：“如今王的好心好意足以使动物沾光，却不能使老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是不肯下力气的缘故；一车子柴火都看不见，只是不肯用眼睛的缘故；老百姓过不上安定的生活，只是不肯施恩的缘故。所以，王的不肯实行王道，只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宣王说：“不肯干和不能干在表现上有什么不同呢？”孟子说：“把泰山夹在胳膊底下跳过北海，告诉别人说：‘这个我办不到。’这是真的不能。替老年人按摩肢体，告诉别人说：‘这个我办不到。’这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王的不行仁政不是属于把泰山夹在胳膊底下跳过北海一类，而是属于替老年人按摩肢体一类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1][2]《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注释
[1]刑于寡妻：“《诗》云”以下三句见《大雅·思齐篇》。刑，同“型”，犹言示范。寡妻，嫡妻，大妻也。寡字义同“寡人”之“寡”，大也。
[2]家：指卿大夫之有采邑者。译文“尊敬我家里的长辈，并推广到尊敬别人家里的长辈；爱护我家里的儿女，并推广到爱护别人家里的儿女。〔如果一切政治措施都由这一原则出发，〕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手心转动小球那般容易了。《诗经》上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推广兄弟，进而推广到封邑和国家。’这就是说把这样的好心意扩大到其他方面就行了。所以由近及远地把恩惠推广开去，便足以安定天下；不这样，甚至连自己的妻儿老小都保护不了。古代的圣贤之所以远远地超越一般人，没有别的诀窍，只是他们善于推行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您的好心好意足以使动物沾光，百姓却得不着好处，这是为什么呢？”“称一称，才晓得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什么东西都如此，人的心更需要这样。王，您考虑一下吧！”“难道说，动员全国军队，让将士冒着危险去和别国结仇构怨，这样做您心里才痛快吗？”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1]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2]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3][4]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5][6]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7]“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注释
[1]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抑，选择连词，犹今之“还是”。采色，即“彩色”。
[2]便嬖：音piánbì，宠幸于王且朝夕相伴者。
[3]辟：开辟。
[4]朝：使动用法，使其朝觐。
[5]莅：音lì，临也。
[6]若：如此，后来写作“偌”。
[7]殆：可能，大概，几乎。译文
宣王说：“不，我为什么非要这样做才快活呢？所以这样做，是追求满足我最大的欲望呀。”孟子说：“王的最大欲望是什么呢？我可以听听吗？”宣王笑而不答。孟子便说：“为了肥美的食品不够吃吗？为了轻暖的衣裳不够穿吗？或者是为了鲜艳的色彩不够看吗？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为了献媚的宠臣不够您使唤吗？这些，您的臣下都能尽量供给，您难道是为了这些吗？”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您的最大欲望可以知道了。您是想要扩张国土，让秦楚等国都来朝纳贡，自己作为天下的盟主，同时安抚四周围的落后民族；不过，以您这样的行为想满足您这样的欲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宣王说：“像这样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更严重呢。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却没有灾祸。以您这样的行为去满足您这样的欲望，费尽心思去干，〔不但达不到目的，〕还有灾祸在后头。”[1]
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2]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3]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王[4]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注释
[1]邹：国名，就是邾国，国土极小。今山东邹城市东南有邾城，当是古邾国之地。
[2]盖：同“盍”，“何不”的合音。
[3]愬：同“诉”。
[4]惛：同“昏”。译文
宣王说：“〔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可以听听吗？”孟子说：“如果邹国和楚国打仗，您以为谁会打胜呢？”宣王说：“楚国会胜。”孟子说：“这样看来，小国本来就不可与大国为敌，人口少的国家也不可与人口多的国家为敌，弱国不可与强国为敌。现在中国的土地，有九个纵横各一千里那么大，齐国全部土地不过它的九分之一。凭九分之一想叫九分之八归服，这跟邹国与楚国为敌有什么不同呢？〔既然这条路根本行不通，那么，〕为什么不从根基着手呢？现在王如果能改革政治，施行仁德，便会使天下的士大夫都想到齐国来做官，庄稼汉都想到齐国来种地，行商坐贾都想到齐国来做生意，来往的旅客也都想取道齐国，各国痛恨本国君主的人也都想到您这里来控诉。果然做到这样，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呢？”宣王说：“我头脑昏乱，对您的理想不能再进一层地体会，希望您老人家辅导我达到目的，明明白白地教导我。我虽不聪明，也不妨试它一试。”[1]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2][3]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4]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5]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6]奚暇治礼义哉？”注释
[1]若：转折连词，至于。
[2]罔：同“网”，网罗，陷害。
[3]制：制定法度。
[4]轻：轻易，容易。
[5]赡：音shàn，足够。
[6]奚：何。译文
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才能够做到。至于一般人，就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也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犯了法，然后再处以刑罚，这等于陷害。哪有仁爱的人坐了朝廷却做出陷害老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人们的产业，一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再把他们引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地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