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君悦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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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悦文集（全2册）试读：
被突围的苦难（代序）
敏洮舟
那一年，我藏身在一座小县城的学校里，朝夕都沿着一渠二三里的河道上学回家。早晚与河相顾，不觉间，河道里的大水渐渐流成了小溪，我的日子却被过成了一道固定的公式。河岸上柴门土路，总有几只羊低着头，从这几棵柳树旁一直走到另几棵柳树下。树没变过，羊似乎也是原来的那几只。我随在后面，俯仰徘徊，一晃神，又是一轮春秋。
讲台教书动的是嘴，日子一长，惯于奔波的腿脚便不耐寂寞，时刻都在思谋，该出去走一段长途了。其实对于异地风景，已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倒是一些和人有关的地点，反而使人日日举念，断不了牵挂。
西宁便是其中一地。这个曾经时常路过的城市，却在我阔别几年后的光阴里，暗暗地变换了意味。它不再是一个纵身长途、傍晚栖息的驿站，隐隐的，它似散发着某种更为深邃的气质。常常如此，感性的我对于一片地域的认知，往往会夸张地被一个印象深刻的形象左右。西宁于我，就是这样的。感觉的转变，只因一个人的出现，她就是君悦。
初识君悦，是从一本叫《高原》的杂志。
记忆是清晰的。自2009年以后，我们的散文同期不同期地，不断刊发在这本刊物上，虽未谋面，却在文章书页上熟络了对方的名字。
记不清在哪一期，我一口气读完她的系列作品《回望中国的西北角》（其中一篇）后，沉吟良久，暗自心惊。合上书刊便急急打电话给主编黄保国先生，询问君悦是何许人？粗知身世，更觉震撼。重读其文，直觉陡峭嶙峋，写史视角独到，行文气象万千，在凋敝的穆斯林文化圈里，是破土的一树新绿。
从知道一个名字到慢慢相熟，是通过网络。从最初的客套问候到后来的文学创作，我们言语投契，俨然如多年的老友。交谈得多了，对她地为人便慢慢地有了了解。
自然离不开文章。最初，君悦性格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待文字的态度。那种柔而坚、温而刚的秉性，是现在的很多写作者欠缺的东西。她曾对我说过，有几家体制刊物向她约过稿，可因为先前有过作品被删改的经历，她拒绝了，断然拒绝。她情愿作品只在内部圈子有限流传，也不愿公开发表的只是一堆寡淡无味的垃圾。她用行动抗议了阉割，也嘲讽了成群的善于迎合投机的轻薄写作。
当时，我敬佩她的刚正，可并不赞同她的做法，觉得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想传达某种思考，可以用相宜的手法，文学不是强调隐喻吗？穆斯林文学毕竟不能只在自家院子里自说自话，应该走出去，负气自珍，并不可取……那一晚，我们聊到了凌晨两点。后来时常懊恼，如果知道君悦的身体状况，那些无用的废话我一句也不会说，她更需要的，是安静和休憩。
数月后，她从网上发来一张照片。紧跟着，跳出几个小字：先天性颈椎畸形。当时，我有些懵了，手微抖，眼眶发热。
那晚之后，君悦对待文字的印象淡了，日渐浓烈的，是她对待生命的态度。我曾无数遍吟味着，“君悦”，以此为笔名，背后有怎样的寄托呢？
看着照片上瘦弱走形的身体和从心发出的微笑，我忽然醒悟：诸君愉悦，马君（君悦名）愉悦。或许，这只是一个女孩对生命最低限度的渴望，更是对人这个大命题的善良祈愿！
寒假第三天，我走出大山四围的小县城，着手实现一次久违的长途。路线的设计，第一站便是西宁。临行前暗自举意，到了西宁便和君悦一见。
青海高寒，新落的一场雪更将西宁的气温推向了极端。这样的天气，如何能约君悦出门呢！踌躇四望，七一路的街头，疏疏落落分散着几个低头弓腰的行人，警惕地踏雪行走。一个瘦小的身影从街角拐过，头拢青纱，走向城市的深处，走向一片浩大的虚白……望着那个渐渐消逝的背影，鼻息间莫名地一酸。
晚上去一朋友家做客，席间得到消息，君悦身体欠佳，闭门修养好几天了。
翌日清晨出门，抬头一看，天气晦涩如旧。风从领口汹涌灌入，似浸入了骨头，我裹紧棉衣，转身回了住处。见面的念头随即打消，西宁之行也索然失味。回去后收拾了行囊，当天便掉头向东，踏上了走向云南的行程。
天道堂皇，人何其卑微。出西宁城时，满怀怅然若失。
几日后，君悦得知我去过西宁，发来一条短信说：来西宁连个招呼都不打，真不够朋友。我轻松地说：来日方长嘛！
在望的云南，使我振奋。那沟壑纵横的红土下，掩藏着更多前辈大师的足迹。我孑然一身，怀着郑重的向往。一个谱系般的文化链条，在颠簸疾驰中逐次打开：著述等身的马联元、“壮游秦川”的马复初、命途多舛的“指南老人”马注……精神的绵延，这里是最好的起点。任其一人，都可让浅薄的后辈小子穷尽一生。而君悦，早已走在了追随的前方。
身向西南，意识的朝向却在《回望中国的西北角》。山水形胜，孤身游览，无数次倏然惊心。一个身患顽疾，闭门清居的女子，如何竟将两种文化一个天下生生装进了心里？
孤旅清寂。一幕幕被叙述的场景似刀砍斧剁，铿锵入目。
君悦的追随和思考，似乎正好介于古代和当代的中间位置。她穷经于历史，落笔却在当下。中间的断裂，似被奇异地镶接弥合。《回望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散文便是，它既是君悦在文学上的代表作，也是她对伊斯兰文化落户中国本土进程的一条线性爬梳。在国内诸多学者讨论伊斯兰的中国本土化问题时，君悦的思考和表达独树一帜，频现令人拍案之语。或许，古老的问题，古人早有述及。中国伊斯兰本土化是文化层面上的汉化现象，而非同化现象，只要穆斯林的经训核心精神未变，就不会有原则上的抵牾。所谓回族，只是身受两种文化灌溉的一个复合体，并非是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双重异类。伊斯兰取道宽容，作为穆斯林，为何不能接纳优秀的中国文化？故而回族要打开自己，敢于和各种文化交流。信仰和文化在定义方面并不相合，因此无需放大顾虑。穆斯林若要以异质精神传统融入深厚的中国文化，自然需要在信仰的外围方面，即现实文化层面做出相应的努力和调整。或许存在偏颇，但不可消解的是，这样的努力是具备进步意义的。
类似的思考，君悦曾这样表达：
……捧读《古兰经》的回族，偶然瞥了一眼垒于案头之上的中国古籍，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国度便慢慢向他们走来：那里有老子西出阳关隐约的背影；有孔子游学列国的泥泞脚印；有时而举杯邀明月、时而散发弄扁舟的李白；有左牵黄、右擎苍、挽雕弓、射天狼的苏轼；有姹紫嫣红开遍的牡丹亭……谁能料想，这一瞥便是百代千年。从此，伊斯兰文化在左，中国文化在右，回族在其间成长……
谁能否定，一个弱女子平静却坚实的发言。左右并举，将伊斯兰和中国文化融汇一处，犹如精神和现实表里共生，在特殊的存在背景下，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是健全周到的。
从方向性的全局视野到民族盛衰的历史细部，君悦并不强健的步子，进出的从容自若。她从长篇累牍的史料阅读中，敏锐地捕捉着回族盛衰浮沉的内在历史肇因。撕破需要勇气，袒露的真相往往是鄙陋的。千百年来，内讧、争夺、教派冲突……一切都是基于利益的驱使，无人旁顾一眼流泪的正义。
在《行走在繁嚣与清净之间》一文中，她对历史真相的剖析直白而悲壮：
蒙古贵族的相互倾轧，泉州穆斯林派系的争斗，最终都指向同一方向——利益。利益障目之下，欲望和野心可以恣意妄为，人性的卑劣可以演绎到极致。诡计、阴谋、屠戮……同朝的官员可以操戈，同族的兄弟可以阋墙。闹哄哄，你方征罢我再战。呼啦啦，只落得华厦俱倾——强大的亦思巴奚军倾颓了，鼎盛的泉州穆斯林社会倾颓了，煌煌的元帝国倾颓了……
鞭挞历史，实为警醒当下。君悦此语最终被呈现的已非遥远的古事，而是剥丝抽茧般，让人看到了眼前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以古讽今，这才是君悦的本意。凛然的批判意识，才是瘦弱之躯下被掩藏的力道。
我一直的理解，君悦文学创作的底色是苦难。从个人到母族，苦难的色彩一直被她蘸在笔端，她在不断地刺痛自己，同时也刺痛着一个民族的集体感知。她不是悲观主义者，或许，放出苦难的本意，是呼唤突围，这是她自身的需要，也是一个民族的需要。《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中，她写到了清同治年间千万回民的悲苦流亡。柔软的起笔之后，是悲壮的牺牲殉道。
几方牛毛毡房，几头羸瘦的牦牛，几辆锈旧的牛车，身躯佝偻的老妪，父亲大袍里酣梦的幼儿，吆着牛赶着羊的少妇……从天山牧场到苏勒草原，从阿拉善草原到托莱草原，在崇山峻岭中奔徙，在餐风饮雪中颠沛，只为寻得一个生存的罅隙。这片雪地埋葬了饿死的母亲，那片草海掩埋了罹病的儿子。没竖一块石碑，没做一个标记，但又怎能遗忘得了呢？亲人的坟茔是筑在记忆里的，是垒在心头的。继续走，朝着下一个牧场，向着下一片草原，继续走。没有悲伤，没有怨愤，有的只是更加坚挺的脊梁，更加桀骜的性情。什么？放弃信仰就可以居留？信仰是什么？是淙淙流淌在体内的热血，血冷了，血枯了，血浊了，人还能活吗？况且，后世的长久和今世的苟安，哪个贵重，哪个微薄？
这样的描写，字字都透着一股坚韧和决绝。面对逃亡，人可以死，物可以抛，唯独信仰不可舍弃。这是特定时代里的民族心态，抑或还带着当下的个人心志。无论个人或民族，都呈现着一种孤绝之美。
是的，孤绝。一个女子在最美好的年龄身罹残疾，看不到出路，走不出囹圄，孤绝于一居幽室；一个民族行走了千年，依旧跋涉在身份的认同、文化的突围里，孤绝遂成集体意识、民族心理。前定如谜，有种毁灭却是另一种成全。孤绝的境遇毁灭了马君的生活，却成就了君悦的的深刻洞见和冷峻表达。
倘若如此，一个须眉男子在脚轻手快、阅历无数的状况下，却依旧失语在思考和表达上，无知便成了不可原谅。
我漂泊在广袤的云南。
探贤访故，行程充实忙碌，这是健康人被特慈的恩典。
我习惯于这样的漂泊。二十多天马不停蹄，探访了深居在昭通毛货街的昔日故人，拜谒过雄伟壮丽的沙甸清真大寺；南诏大理的风花雪月并不适合一个心怀沉重的行人，最后我悄悄摸进了纳家营，在黄保国先生的茶桌前，默默清洗一路的风尘。沿途朝夕间，脑中不断闪现着诸如《没有围墙的寺》《南诏古道上的留白》《高原编辑部的茶》等突兀跳出的词句。
此刻，让绵绵不断的词句占据脑海，是最好的处理。清醒在突发的现实里，心绪难以排遣。
那天，滇东北下了一场雪。毛货街的旧瓦房浮着一层清白。我与故友寒木在一卡偏室中围炉烧茶，言谈随意。一杯茶未干，手机震动，一条短信跳入视线，是君悦发来的。内容简短，一眼扫完，我怔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来。“君悦归真，感谢您对她的关心和帮助！”署名是“君悦的姐姐”。
辞别寒木兄，我走出毛货街，游荡在雪气如刀的街头，视野里尽是悲怆的颜色。垂首低徊，想起不久前那句轻松的“来日方长”，浑身凛然一紧。享受健康的人，一句随意的答复，对于另一个生命竟是如此奢侈！
我继续上路了，唯有脚下的跋涉，才能消解心头的沉滞。
两天，三天，我忽然豁朗。对于君悦，死亡，只是走出了苦难。人都需领受考验，只是承担迥异。前定对她的赋予，只是一种更为沉重的形式，而在另一个恒久的存在里，对现实的这份沉重，也必将有着更为贵重的回馈。
在应命的道路上，她走了。这大西北的穆斯林女子，她用未曾离手的一管瘦笔孤灯伏案，默默地将人生的仓皇渡向了坦然。她恭顺地归真了，在临界的交待里，却非撒手一抛了无痕，煌煌的《君悦文集》，实现了她对这个世界全面的突围。
这一年，是2012。
今年行程还未走完，清冷的前方犹在召唤。在这异乡的红土地上，我摊开双手，面西跪坐：主啊，请慈悯她吧，这个一生艰辛却在真理的道路上未曾止步的女子。2016年1月7日
悬崖边的独舞（代自序）
如果注定我是悬崖边上的舞者，那么我也会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舞出人生最华丽、最动人的最后一支舞。
凡有血气者，都要尝死的滋味。我以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只被召归我。（《古兰经》21﹕35）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借坚忍和拜功，而求佑助。真主确实与坚忍者同在的。……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饥馑，以及资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试验你们，你们当向坚忍的人报喜。（《古兰经》2﹕153——155）
我出生在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青海省西宁市，我的性格也因此濡染了些许太阳的透明、纯净与热情。在二十九年前一个冰雪消融、万物懵醒的季节，我在父母殷殷期盼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幸福的脚步总是遽促的，遽促得让人都来不及细细咂味。出生四十天后，一向乖顺的我突然昼夜啼哭不止。父母仔细察看后，愕然发现我的右手腕上长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疙瘩！当时母亲不顾外面飘着霏霏冷雨，急匆匆抱我去了医院。终于，当父母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医院，拜访了当时所有的名医，回答都是：从没见过这种病。当然也没有一家医院肯接治。最后，一位老中医实在不忍面对我父母的崩溃，才勉强答应试试，但结果他不敢保证。从那时起，每周两次，父母紧紧地搂着我，去到老中医那儿就诊，风雨无阻。
中医世家出身的这位老中医，是个医德高尚、人性淳厚的老人。为了我的病，他翻阅了大量现代医学著作和古代中医文献。一种方案不见效，他就换另一种方案，再不见效，再换，就连民间偏方他都会找来一试。但我的病似乎不怜所有人的努力和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严重了，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小疙瘩不仅遍及了全身，而且引起了大面积的溃烂。稚嫩的皮肤不时有血水和脓液渗出，有些溃烂面下甚至还会隐隐显出骨头。
很多人都劝我的父母，放弃算了，这样不仅大人省心，孩子也少受罪。每每这时，一向性格温和的父亲都会发火：既然她来到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生命！一根草、一朵花我们都不能随意摧折，何况一条活生生的命呢！为了支付昂贵的药费，父亲不得不晚上去做兼职，而一直执教毕业班的母亲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还要为我熬药、喂药、敷药……
母亲总说我小时候很懂事，比一般的孩子懂事得多。吃药从来不让她操心，再难以下咽的药，也会皱皱眉头喝下去。犯病时，也不哭不闹，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有时候还会唱歌给她听。我两岁时唱给母亲的那首《妈妈的吻》，成为了她一生温暖的记忆。在父母阳光雨露般的关爱下，我的生命没有夭折，反而一天天成长起来。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七岁那年，一直为我看病的老中医突遇车祸，导致半身不遂，再也不能继续为我治病了。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带我最后一次去他家时，只见手脚痉挛、嘴角歪斜的老中医躺在病榻上，那些含混不清的话深深烙在我的心里：“孩子！你的命是你父母从死人堆里拣来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孝顺你的父母啊！他们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我是幸运的，我一直认为我是幸运的。到了入学年龄，我竟然可以幸运地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学校，可以幸运地和他们一起攀登知识的高峰。虽然我一直遭受病痛的困扰，经常请假在家，然而由于我的勤奋努力，在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小学五年级时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市数学竞赛，获得了三等奖，同年还被青海省共青团评为“首届青海省十佳少先队员”。终于，我不再为自己是“父母的累赘”而惭愧和内疚了，我要用最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做一个让父母为之骄傲的女儿。在小学升初中时我又以高分考入了全市最好的重点中学。
上了中学，我又添了新病——浑身上下的关节会无缘无故地肿痛。检查结果怀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但化验单上显示我的风湿因子和正常值无异。显然，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结论无法成立。那么，我到底罹患的是什么病，医院最终也未能给出确切的结论，最后只好给我开了一些止痛药草草了事。
随着疼痛的逐渐加深加重，一个可怕的后果赤裸裸摆在了面前：每次关节疼痛消失后，我上肢所有的关节就会慢慢变形、拘挛。母亲急了，完全不顾父亲的反对，也无视我的哭叫哀求，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把我的手指用木板夹住，然后缠上绷带。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阻挡病情的日趋恶化，我的指关节和肘关节渐渐都无法再伸直了。
在双重病痛的折磨下，我依旧坚持去上学。有时腿上的关节发病会严重影响我的行走，但我还是坚持要么由父亲送我，要么同学来接我按时去上课。记得有一次下午物理补课，父亲正好不在家，我的膝关节痛得脚都不敢着地。看着时针一分一秒指向上课时间，我再也坐不住了，找来一根绷带绑在膝关节上，然后扶着墙一寸一寸挪出了家门。一路上，我扶着人行道的栏杆一步又一步地走到了学校。当时正值寒冬，但我到学校时汗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放学时，物理老师坚持要送我回家，路上他告诉我，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就不要来了，落下的课他会帮我补。
就这样，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习，并且三年间连续获得校级三好学生，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初中毕业时我以513分、全班前十名的成绩考进了青海省的重点高中。
跨入重点高中的大门，梦想就在咫尺，仿佛已可以清晰看见梦想光环上熠熠闪烁的光芒了。我的梦想是什么？是上海医学院七年硕士班。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去医治天下所有的疑难病症，让所有像我一样渴慕健康的人不再遭受病痛的煎熬。
这个世界的奇妙和魔力也许正是由于它的不可测和未可知。每个人都如同在黑夜摸索前进的行者，每一步都踏得惊心动魄，每一步都踏得怵目惊心。高二时我再也坚持不了了，每天头晕得都站不起来。我再次被送到了医院，这次我的病终于有了结论——先天性颈椎畸形。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发病率是百万分之一，致残率是百分之百，死亡率也高得悚人。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可手术的成功率不到千分之二，也就是说上了手术台能活着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拿到诊断书的那天，在门诊部的门前，陪我去看病的大姐搂着我旁若无人地失声恸哭了起来。是啊！我只有17岁啊！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这十七年我一直和病魔殊死搏斗着，从来没有气馁过、放弃过，甚至连大声哭泣都没有过。医生预测我活不过24岁。24岁是一个女孩生命的花季，命运却对我宣布：在那最灿烂、最绚丽的季节，我的生命之花就要枯竭，没有来得及充分绽放就要枯竭了。这样残忍的事实我将如何去面对？这样短促的青春我又怎样去正视？
因病情发展得越来越快，我不得不离开了我深爱的学校，离开我挚爱的同学。离校的那天，天空陪我一起哭泣。学校花园里秋色初染的杏树，在雨雾中目送着我渐行渐远，我的梦想也在雨雾中支离破碎。
待在家里的我不再喜欢说话、也不再喜欢笑了，有时捧着一本书在卧室里一躲就是一天；有时拿着电视遥控器漫无目的地频繁换台；有时趴在窗台上呆呆看着对面西山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且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动辄就摔碟子摔碗，弄得父母和两个姐姐整天都小心翼翼，生怕踩上我这颗“地雷”。
十年，在心灵的荒垣上，我与病魔并肩前行蹉跎了十年光阴。有时我也责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无所作为地等待死亡降临的那天吗？当时我的心境正如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写的那样：茫然与无望。
26岁时，父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省内一家大型医院可以医治我这种病了。但6万元的手术费对于我们这种工薪家庭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当时很坚决：卖了房子也要做手术。后来亲朋好友都倾囊相助，很快我的手术费凑够了，我如愿住进了医院等待做手术。然而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系列的检查不停地摧毁着我的信心：脊椎侧弯69度，双髋关节无菌性坏死，全身各个关节受累。更为严重的是我的左心室肥大，心律不齐，肺功能只及正常人的一半。
送走了父母，我一个人站在医院长长走廊尽头的窗前。四月是青海多风的季节，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刮沙尘暴。窗外那株刚刚泛青的垂柳在沙尘暴的蹂躏下坚韧地摇摆着。我清楚地知道，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手术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我突然悟到，人间为什么会有“难得糊涂”的说法了。是啊！有时候糊涂比清醒要惬意得多。但该清醒时，人还是应该清醒，清醒地面对必须面对的事情。既然我的病注定不能痊愈了，那么我该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就像托尔斯泰说的：生命的价值不在长度，而在深度。要活就要活得有深度，有价值。
如我所料，我真的没能动手术，因为医生说我的免疫系统有问题，用了麻药我就会长眠不醒。但这次打击没有让我沉沦，相反，我获得了涅槃重生一般的释然和激情。为了练气息，我开始练毛笔字。退了休的父亲每天还会用自行车带我出去走走，我终于又笑了。真正的笑容不需要伪装，毋须刻意，是发自内心的，有温度的。
就这样一年后，我遭受了人生中最深重的灭顶之灾：我深爱的、并深爱我的父亲因病猝然辞世了。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渴望死去、离世弃俗的想法。没有了父亲，谁还会在天冷时给我穿上厚厚的袜子；没有了父亲，谁还会给我研墨铺纸；没有了父亲，谁还会背我去爬山，带我去泛舟……在父亲逝世后，我每天都惶惶度日，没过几天，大家突然发现我说不出话来了，原来是过度的伤悲和几天来水米不进导致我的声带发炎而失声了。失声的我更加不愿和任何人说话，总是一个人抱着装有父亲遗物的盒子躺在床上流泪。我是个从小到大不怎么哭泣的人，可那段时间我整日以泪洗面。后来大姐觉察到任由我这么下去，很快我也会步父亲的后尘离开这个世界。于是她责问我：难道你只有父亲吗？你想过一样关心你、一样视你为生命的母亲吗？一年内如果失去两个至亲，你觉得母亲还能活下去吗？我们还能活下去吗？
我承认我很自私，没有考虑过母亲的感受。其实她比我更难过，失去了相濡以沫三十年的老伴，她的心痛和悲切绝不会亚于我。为了我，她掩饰着自己的伤悲，默默完成父亲的遗愿——照顾好我。我也明白了对过世的人，最好的回报就是努力地活下去，好好的、幸福的活下去，渐渐地我从丧父的阴霾中走了出来。我曾经问过父亲：你后悔有我这样一个女儿吗？父亲说，他从来没后悔过，他一直为有我这样一个坚强、乐观的女儿而感到欣慰，感到骄傲。
是的，我一定要做一个让父亲和母亲都感到骄傲的女儿。2005年秋天，我拿起姐姐的《汉语言文学大专课程》教材开始了自学，并且开始尝试着写文章。可能是自小受母亲的影响和教育，我的写作功底一直不错。写了几篇文章后，我更加坚信我的选择没有错。第一部中篇小说就获得了全国最大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精品小说文库的肯定。2007年，机缘巧合，我经人介绍认识了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梅卓老师，在她的极力推荐下，我加入了青海省最高的文学组织——青海省作家协会。同年5月我的三篇散文在青海省文联的刊物《青海湖》上发表了，这标志着我在写作之路上又上了一个台阶。拿到《青海湖》的那天，我站在窗前，望着父亲安息的那座山又一次流下了眼泪。父亲，你的女儿成功了，虽然发表几篇文章不足为奇，也不是什么值得大肆炫耀的事情，但毕竟是女儿努力的结果。如果命中注定我是悬崖边上的舞者，那么我也会在生命最绚烂的时候，舞出人生最华丽、最动人的最后一支舞。
我曾经豪言：我为梦想写作，不为名利码字。也许有人会反驳和嘲讽，说我虚伪，说我不真实。对，每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欲望。可你随便问一个面临死亡的人，名利重要吗？答案肯定是一致的：不重要。对于一个脊椎侧弯的人，每天坐在电脑前十几个小时是怎样的一种折磨和摧残？对于一个止痛药早已不起作用的人，要强忍疼痛每天坚持到深夜需要怎样的毅力？难道这种付出是名利可以抵偿的吗？名利载不起生命之重。
今天，我已经能够淡然面对这些了，我不会就此放弃，不会放弃我的写作之梦。就像一位友人告诫我：坦途无高峰，峰高无坦途，生命不止，笔耕不停。君悦文集上卷回望中国的西北角散文回望中国的西北角丝绸之路上的唐时明月
这是突隆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块黄褐色——黄土高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东部。
站在这块黄褐色里，我一次次地回望。黄土沟壑会凿进多少历史的离合悲欢？寂静的大漠会袅然历史怎样的吟啸歌哭？……一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展开中国的历史卷帙，战火硝烟将其熏得焦黄。卷帙的褶痕里，杜甫的《兵车行》犹粘着霉斑，扯着蛛网，和着新鬼旧鬼一起恸哭——
公元756年，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北边起事，反叛唐帝国。接着，潼关破，叛军压境，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长安转眼沦陷。杜甫目睹了一个光芒万丈的帝国，在劫难面前的仓皇悲恸后，不禁怆然涕下。这阴天冷雨打湿的诗句，吟得凄凄惨惨慽慽。
姑且，我们按史学家的观点，将唐玄宗、唐肃宗时的安史之乱，看作是唐帝国由盛向衰的分水岭。
昏聩的帝王，跋扈的藩臣，从内部蚀透了的唐帝国，不堪兵乱的一击，摇摇欲坠起来。这方黄褐色上一季比一季、一年比一年冷冽的季风，吹殒了司马迁“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诳言，也吹凉了唐帝国的勃勃雄心。都城东迁了，经济重心东移了，中华文明也随之东渐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周秦汉唐，立国西北”就能“抚柔天下，气象博大故国祚绵长”的神话破灭了。这块黄褐色从此蜕变为一粒“蛮荒”的沙，游离在传统中国之外。
也就是从那时起，宗教的神秘熨贴着战争遗留的疮痍，润濡了从黄土到人心的每一寸干涸，风啸马鸣的调子驱赶了几个世纪的荒凉。
1935年香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这里进行了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时事的考察探究后，著成了“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中国的西北角》。
于是，这块黄褐色就以一个朴拙的名字——中国的西北角，从伏羲女娲的传说中走来；从老子出关的《道德经》里走出；从古时边塞的诗行中走来；从游牧文明铁蹄的扬尘中走出；从“瑷珲——腾冲线”（1935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划下的一条中国人口分界线、地理分界线、气候分界线，同时也是文明分界线）的彼端走来，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晰和具体，挤进了现代传媒的语境，闯入了大众的视野。
生活方式的非儒教化、信仰的多元化——中国的西北角，终于被传统中国谅解、包容，并接纳。尽管带有些许的鄙夷和蔑视。
在此之前，她一直在中华文明的留白处茕茕独行吗？
19世纪伊始，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没有哪片蛮荒不被西方的“普世文明”辉耀，不被西方的“好奇”征踏。
这不，19世纪末，蓝瞳金发的探险家、学者先于中国人自己，嗅到了中国西北角历史的厚重、神秘及丰繁。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F．von Richthofen）在甘肃和新疆考察。从东面千里迢迢而来的商队引发了他的思考：这是否就是古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运送丝织品为主的贸易通道呢？
思考将历史的碎忆、时空的断点重新拼合、缝缀。“丝绸之路”——一个写实又写意的名字（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 Silk Road）被李希德·霍芬第一次标注进了他所著的《中国》一书：“从公元前14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这四个字，首先在西方从名词概念走向了学术研究。
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这条始于汉代、匿于明末，东起长安、西至罗马，横跨欧亚大陆的陆上商贸大道，因有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辗转于此，故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英国人斯坦因来了，法国人伯希和来了，美国人华尔纳来了，俄国人科兹洛夫来了……仅1876——1928年，到达中国西北角的探险队就有42支。从来没有接待过“洋鬼子”的西北角，那时是否有些手足无措？惶惶不安呢？不管怎样，这些“洋鬼子”探险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深入荒漠腹地，涉入生命禁区，惊醒了丝绸之路的点点记忆：黑城遗址——西夏至元代丝路的走向；莫高窟——佛教东传的生命印迹。
但，他们不单单是探险家。
他们走时，大箱小箱，车载马驮，裹挟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西北角沉眠了几千年的历史物证。车辙的尽头，是一座座盗空的墓穴，一面面剥离的壁画，一间间洗劫一空的经房……憨朴的乡民震怒了，抄起铁锹、斧橛吓退了华尔纳再度的抢夺，却未能吓退撕割中国的西方社会的贪婪。
之前的1860年，圆明园熊熊的烈焰，焚毁了西方文明的“假面”。世界的良心被炙痛了。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一支羽笔，直刺“文明”的内核：“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吉利。今天，他们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我希望，铲除污垢后解放了的法兰西把这些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的那一天将会到来。”
而闯入中国的强盗又何止法兰西、英吉利？
西北角赤目怒睁，眈看19——20世纪初世界的畸形——强盗镀上了“学者”的金粉，“文明”伸出了掠夺的黑手，殖民霸权挤压得正义和真理不停欹斜。
时至今日，流落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无论是圆明园的还是西北角的，仍在强盗的诡辩浪潮中（2002年12月9日，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一致反对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流失文物的原产地国家。他们辩称文物为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文物收藏无国界，而且声称他们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先进，能更好地保存这些文物，如果把文物归还给原产地国家，因落后的技术和管理，将使文物遭受进一步损坏）无望地诘问：回家的路到底有多漫长？
文物是人类智慧的遗珠，是历史的记忆。文物只有回归到它的原生地，这份记忆才会完整，也才会完美。二
狄德罗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
21世纪就是一个精雅得缺少诗意、毫无美感的时代。
春天，早已不是“照在绿波中”那满满一园的“深浅色”，而是被现代园艺艺术或囚在小小的花盆中，或囿进矮矮的灌丛里，在城市的缝隙里填塞它苦心孤诣的杰作——一个个僵硬、羸瘦的“春天”。
愈来愈逼仄的单单是人们的视阈吗？
就在这样一个诗意苍白、美感疲乏的春天，当我意识到，我头顶的骄阳，鹰瞰过唐蕃古道——“青海之路”国际贸易的繁盛；意识到，工业文明的尘嚣下，消匿了1600年的丝绸之路脉动在潺潺，我的内心倏然一阵悸动：樊笼里困顿了的眼，能否追逐上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刮了几百万年的季风，能否为我吹送来一缕历史的回音？
但我谙知，任何一个将目光投向丝绸之路的人，哪怕仅是寻幽览胜，都会看到丝绸之路唇角泛起的轻蔑，更遑论钩沉历史了。因为丝绸之路太过浩繁，太过邈远，太过庞杂。不经意间，就会同某个土遁的王朝撞个满怀，或俯拾到某段陨落的古文明，或踩踏到某位名士的屐痕。即便是潇洒达观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轼，当误闯进丝绸之路的历史丛林时，也不得不感喟“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一生”。
面对层峦叠嶂的丝绸之路，我犹豫再三……夏虫可否语一次冰？……“叮咚……叮咚……”
一串冗长的驼铃，从公元前139年起，一路轻曳，曳过汉唐元明清冷泠的明月，曳过高昌、楼兰、龟兹、吐蕃、西夏王朝倾圮的颓影，最后曳进21世纪高清晰的镜头。
2006年，《新丝绸之路》摄制组“八千里路云和月”重走了丝绸之路——几辆越野车，穿越茫茫的沙海，碾过城市的曦晖，向着伫立在时空另一端的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匪夷的背影，“从长安到喀什”，一路遥追。《新丝绸之路》摒弃了以往“波澜壮阔”“史诗性”的“全景展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藩篱，撷拾了10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背景，却同样“灿烂辉煌”的历史碎片——“罗布泊深处神秘的墓葬群；保存完好的四千年的女性干尸；全世界仅存的唯一一颗释迦牟尼的真骨舍利；草原道上的黄金面具；青海道上的珍贵丝绸；和田玉的险峻源头；尘封百年的黑水城文书；流失在海外的壁画残片；西域高僧的传奇一生……”辽阔的戈壁将生命的本质，镂刻得突兀且怵目；荒芜的古城将时光凝固在了一剪夕阳；幽冥的石窟背对着“万圣朝佛”的喧嚷，去遵从佛的智慧——永世的岑寂。“沿着骆驼的足迹，最终找到的可能是骆驼的尸骨。扫去遗迹上覆盖的沙土，最终看到的可能是曾经鲜活的生命”：萨珊波斯的银币、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中亚、西亚花纹和波斯萨珊王朝图案的丝织品；犍陀罗式、唐式、罗马式画风互相渗透的壁画……从西安到喀什，4450千米的丝绸之路沿线，发掘出数量惊人的古迹和遗址。这些文物熠耀着不同文明的光辉，也为后人释义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其说丝绸之路是一条迤逦了两千一百多年的贸易商路，不如说是一部囊括了人类文明的皇皇巨史——中亚史、西亚史、南亚史、中国史、宗教史、贸易史、文明史……“任何一部真正的历史，起点总是一堆又一堆的资料”。为了理清丝绸之路的脉络，我只有溯到她的源头，执着于一段简短的史料之旅。
远在公元前6至7世纪，欧洲人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据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已有人到过“绢国之都”。公元1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写到：“（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博物志》中的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时候中国的丝绸就已远销到了罗马？是通过哪条路径销往罗马的呢？考古学家终有一天会为人们解答这些疑问。
到了公元前2世纪，暴虐的秦帝国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翻了船。汉帝国在《垓下歌》的尾音中，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统一了中国。汉武帝为了打败称雄漠北、骚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汗国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
张骞九死一生，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使得汉帝国掌握了西域政治和地理的第一手资料。由此，“知彼”的汉帝国终于清除掉了匈奴这个祸患丝绸之路通畅的毒瘤。
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此行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同时张骞带回的关于西方的消息，更褪去了西方缥缈的神秘面纱。
从张骞所开辟的丝绸之路上带回的西域宝贝，除了汉武帝钟爱的大宛马，还有地毯、毛织物、宝石、金银器、玻璃制品、珍珠、土耳其石以及罗马、波斯的银币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帝国的物质文化生活。除此之外，西域的乐舞、杂技也传到了汉帝国。从史书中，我们已经可以寻到胡风缕缕的蛛丝：“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
紧随张骞足迹走进丝绸之路的，是西汉末年的甘英——当时中国历史上走得最远的使臣。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不辱使命，用自己坚实的脚步，测量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掌握了从条支（今阿拉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结束了“各自为营，孤立发展”的格局。“黄河流域文化、印度恒河流域文化同著名的波斯文化、希腊文化联结起来，从而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写到这里，我的思绪不得不暂时逸出丝绸之路，飘向公元1500年时的那片蔚蓝色的大海。思维之所以在1500多年的时空急速跳转，只因历史有太多惊人的相似。
欧洲史学家狄雅可夫评价张骞的“凿空”时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诚然，哥伦布的“美洲大发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足可以与张骞的“凿空”比肩。但将“美洲大发现”置于最醒目位置的欧洲史卷上，喷溅了太多太多印第安人的鲜血。哥伦布，一个有胆有识有智有谋的人，却无法被后人久久仰视，尤其是饱受西方铁蹄蹂躏的东方。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再次呈现混乱无序状态。一个个王朝走马灯似的匆匆登场，又匆匆谢幕。主角的名字变来换去，但其中一个角色——汉帝国开辟的丝绸之路，却一直未改。丝绸之路这位勇士，在高僧法显骇人的恫吓中（“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曾走出过一个个奇迹，在刀光剑影中，另辟出一条路径，当然就不足为奇。
白驹一瞬。
到了公元618年，唐帝国在中国浩渺的历史中，以“一览众山小”的骄矜，阔步昂首踏上了巅峰。与此同时，在漠北高原与匈奴相匹敌的游牧民族突厥，也建立了游牧帝国。在628年和657年，与汉帝国一样，唐帝国国力强盛，歼灭了威胁西域商道的西突厥，再次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由此唐的疆域扩延为“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其势力不仅直接控制了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
丝绸之路顺着唐帝国的劲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史载著名的丝绸之路通过河陇地区，将唐都长安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沿途市镇，又通过横向延伸，将丝路两侧更远的地区纳入丝路交通网络，故丝绸之路“在唐代已不是单独的一条、两条或三条连接中西的丝路，而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
通过这些错综交织的丝绸之路交通网，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供养了唐帝国的奢靡，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丰腴了唐帝国的风尚。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
孟德鸠斯说：“我们总离不开罗马人。今天我们在他们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新的宫殿去寻找废墟颓垣，就像骋目于万紫千红的草原的双眼，总爱看看岩石和山陵。”如果说，西方的历史散落在罗马的废墟颓垣里，那么中国的历史就深埋在长安的黄土之下。因为在同一时期的东方，与罗马帝国遥相睽望的，是曾创造了同样高度文明的汉帝国与唐帝国。他们的都城都恰在长安。
一声高亢、铿锵的秦腔，吼醒了酣睡的古城西安。
西安，从汉帝国起被称之为长安。明帝国时期的公元1369年，将这座城市更名为西安府，从此西安的名称延用至今。
淡金色的晨晖，将地表之上的西安城涂抹得金碧辉煌。而埋藏于地下的13个王朝，只能将昔日的金碧辉煌，压抑于墓穴的阴陬。在这些王朝中，唐帝国无疑是最为显赫与光耀的。
长安城在唐帝国时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史载，唐长安城占地841平方公里，其规模为现存西安城的9倍，总人口过百万。在长达289年的时光岁月里，长安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城。
当时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终点的长安，受世界瞩目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的欧洲。她是外域夷族懵懵懂懂的东方梦——九重宫阙、翰林学府、东西两市——蕴藏了他们哪怕耗尽一生都掘不尽的财富。英国人威尔斯在对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的盛唐进行比较后感慨：“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时，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开放的长安，以宏博的大国情怀，包容了他们鸿鹄青云的远志，包容了他们迥异的生活方式，也包容了他们纷繁的宗教信仰。
万物之中，文明是最脆弱的，任何高度的文明都经不起它所面临的多重危险的威胁。时间有时就是最残酷、最直接的威胁。
在时间的冲淘下，很多文明、很多宗教、很多民族都如同阳光下的微沤，“啪”的一声，就碎得无影无踪。偶尔，在某个晴天丽日，人们翻晒历史书籍时，它们会从哪一页突然滑落，在几万倍、几百万倍的放大镜下，它们现于碑记、现于墓穴、现于史书，兀自鲜艳。《永远的长安》，精致的画面不时呵出古墓森森的阴气。21世纪初，北周年间的3座粟特古墓，相继在西安出土。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些单调乏味的墓志碑拓背后，揣摩早已铸成史书黑白文字的唐时粟特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仕途与经商的大致轮廓——“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回罗”……在唐帝国鲜艳至今的记忆——唐诗中，我们如临一股飙劲的“胡风”，从王谢堂前到市井酒肆，冲击着帝国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这股胡风一部分就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罕裹挟而来的。
当然，胡风的盛行无不与执政者的开阔胸襟及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政策息息相关。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在位）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粟特人，这个在中国汉语辞典里略显生涩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中亚粟特（Soghd），“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两河流域为中心，附带地涉及其周围地区”。“东面为中国、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央。”中亚粟特不仅是南北东西交通、贸易的十字路口，也是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
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在沟通东西方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传递着五彩缤纷的宗教信仰。粟特的宗教信仰，既有来自西亚的琐罗亚斯德教（唐时称其为祆教），也有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里教（唐代称为景教）以及摩尼教。但这些宗教从来没有独占过中亚粟特信仰的天空。
人，是宗教信仰的载体。这些纷杂的信仰都随着粟特人东进的驼队，一路洒播到了中国。遗憾的是，它们都如昙花一现，最终枯萎为史书里一些拗口的名词。
很抱歉，我的史料之旅一直羁绊在盛唐。因为在盛唐的海市蜃楼里，我隐约觑探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于是，我再次逡游于《新丝绸之路》精雅之极的声画中。掠过公元3500年前罗布泊的清漪，一路左顾右盼，最后撞进了长安东西两市的车水马龙。但，那个身影始终没有在画面里出现。
我不禁惑疑，《永远的长安》真的海纳了时空概念里的“永远”吗？丝绸之路最后的驼队是中亚粟特一族吗？携带来的信仰种子，仅仅是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吗？
不知何时起，《十字路口上的喀什》中的一个画面开始牵动我的思绪。“安拉至大，安拉至大，安拉至大……”艾提尕尔清真寺的“穆那乃”上，老阿訇抑扬的宣礼声，穿透蓝得如海般深邃、宁谧的晨霭，召唤着刚刚苏醒的穆斯林去做晨礼。“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声音从来没有改变过。”
从公元7世纪起，当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每天清晨5时，这个声音就在喀什、在西北角、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次第响起。这一响，就迤逦了千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些阿拉伯人和后继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中亚人，就是我苦苦追觅的那个身影——丝绸之路最后的驼队——回族的先民——各色穆斯林。
为什么《新丝绸之路》在撷取丝绸之路上走过的文明时，独独遗漏了这些穆斯林带来的伊斯兰文明？是基于一种探究文明时惯常的厚古薄今？抑或是伊斯兰文明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微不足道到可以忽略不计？
文明是什么？仅是博物馆陈列的古董？学者案牍上无解的怪异文字？
诚然，伊斯兰文明没有像佛教一样，留下一窟一窟的壁画供后人观瞻、咨嗟；也没有像粟特人那样，出现过转动历史车轮的人物，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叛将安禄山……那么，伊斯兰文明巨庞的彗尾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横扫起丝绸之路的尘尘埃埃？三
公元7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唐帝国的建立，及与此同时随着伊斯兰教的宗教复兴，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大食）奇迹般地崛起。穆罕默德逝世后，历经四大哈里发时期、伍麦叶时期和阿拔斯时期的3次大征伐，到了公元8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北至中亚，南至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大。当时也只有与之毗邻的唐帝国可与匹敌。阿拉伯帝国所征服的地区无一例外逐步地被伊斯兰化了。
自公元750年怛逻斯战役以后，阿拉伯将中亚划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传统丝绸之路的贸易已经从性质上演变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贸易”。由于中阿两国边界相连，丝绸之路的东西大小各道变得极其畅通和安全，于是出现了“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盛景。
丝绸之路的空前通畅繁荣，为多族源、多地源、多途径穆斯林民族的涌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些穆斯林民族“一手拿着珠宝香料，一手拿着《古兰经》”，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物资贸易过程中“使中国和阿拉伯人民有了跨文化的交际和社会文明的交流，最终把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丝绸之路的主流文化之一。
但，从之前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的黯然凋敝，我们已经清醒地看到，在飞逝的时间及强大的中华文明面前，许多外来文明的脆弱与无奈。伊斯兰文明又如何在葱葱郁郁的中华文明里觅得了一丝罅隙，生根发芽，并将自身的文化叶蘙延伸到各个角落——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且最终发展为中华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在唐帝国时代，是一种已高度发达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明体系，任何外来文明对她的影响都是局部的、暂时的。只是在它原有的文明基调上，丰富和补充自身而已。恰如鲁迅先生在《坟·看镜有感》中评介的那样：“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一种入世性很强的宗教。它的特点是将神圣的宗教信仰与世俗的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它在关照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关照人们的世俗生活。
来到唐帝国的穆斯林并非以传教为目的，而是通使或经商，所以他们多是商人、使节、军匠，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所进行的活动以世俗社会生活为主，故其传播的伊斯兰文化多集中于物质层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实属“无心插柳”，因此，伊斯兰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物质文化因素多于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世俗文化因素多于宗教文化因素。
换言之，伊斯兰文明沉淀在中国的不单是一种信仰、几个民族。人们的衣食住行医，无不铸上或浅或深的伊斯兰文明印记。
我能否罗列一个这些印记的明细表？
只能串联一些零碎的散牍片文，做一个大致的梳拢。
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安鸿胪寺迎来了一批胡蕃使臣。他们面色谦和，目光炯然自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其王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他们就是刚刚崛起于亚洲西部的奇迹——大食帝国的使臣。“噉密莫末腻”是阿拉伯语Amirol mummen的音译，意为“信士的长官”，是对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Othman，644——656年在位）的尊称。
置身“万骑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骐驎”的唐帝国的心脏——长安，他们终于憬悟，先知穆罕默德“你们求知吧！哪怕它远在中国”的真意。长安不仅聚揽了世界的奇宝异珍，而且从宫殿的飞檐画柱到普通的笔墨纸砚，都折射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对于“以知识为财富”的大食人来说，唐帝国不啻于盘踞在世界文明之巅的巨龙。大食的使者、商贾、世胄都仰慕于她四射熠熠的文明光焰，络绎于丝绸之路。尽管法显骇人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恫吓犹雷震聩，然而，信仰——造物主与坚忍者同在——之于他们，如温润的血液驱动着躯体，走下去，哪怕朝迎寒雨，晚袭骤风……走下去，只为叩响唐帝国高耸云霄的大门。
锈在唐帝国历史中的驼铃，曳响了回族先民的丝路记忆。“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庞大的驼队满载着阿拉伯的各种手工艺产品、香料、药材、珠宝、乐器，还有阿拉伯相对先进的医学、制药、天文、历法、建筑、造船等科学技术……他们的到来，为已然饱和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名曰“伊斯兰文明”的活水。
中国人素“以食为天”。我的梳拢暂且从餐桌开始。
几百年来，胡豆、胡瓜（黄瓜）、芹菜、菠菜、胡桃（核桃），还有胡荽、胡麻、胡蒜、胡萝卜等等都是我们常见的蔬菜。谁能想到，今天司空见惯的它们在唐帝国时期，却是“以稀为贵”之物。据唐以降的汉文史料载，这些冠以“胡”字的果菜大都来自大食国。它们的第一粒种子就是由穿行在丝绸之路上的大食商队，从遥远的西亚带到中国。
譬如常用的佐料胡椒，据唐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记载：“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
又如芦荟，《诸蕃志》记载：“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鱼尾，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熬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这些域外物种的引进与广泛种植，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农作物种类，也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内容。
牛顿曾经说：“如果我看得较笛卡尔为远，那是因为我站在他的肩上。”始于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医学，能执掌中世纪世界医学之牛耳，是因为它站在了古希腊和罗马医学的“肩上”，并融合了地中海周边地区诸民族及波斯、印度的医药学知识。随着丝绸之路穆斯林的东进，伊斯兰医学也随之进入了中国。
唐帝国的药匣子兀然丰盛了起来，安息香酸、木香、龙涎香和乳香等阿拉伯药材相继出现。截至今天，很多药物仍然沿用的是阿拉伯名称：如苏打、糖浆、糖、樟脑等。据史书记载，当时输入的阿拉伯药材数量相当大，中国医方药典中甚至出现了以阿拉伯药材为主的药剂，如乳香丸、木香汤、没药散、安息香丸等数十种。这些药剂和医方，丰富了中国医学宝典，为许多疑难杂症带来了治愈的希望。
到了唐中叶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些专事记述产自阿拉伯帝国的药物乃至医术的文书。博物学专著《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是宰相段文昌之子，借助其父的职务便利，获得了丰富的有关阿拉伯帝国的医学知识。《酉阳杂俎》从本草学角度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唐帝国及以后中国人认识伊斯兰药物的重要参考书。在这些专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晚唐、五代时李珣编撰的《海药本草》。李珣是位波斯后裔的穆斯林本草学家，世代以经营香药为业，他对各种胡药的性状、炮制及功能主治具有深博的知识。
枯燥的汉文史料，却让我们的感受如镂如刻。大食医术实乃“回春”：“高仙芝（安西都护）伐大食。得诃黎勒。长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觉腹痛，因快痢十余行。初为诃黎勒为祟。因欲弃之。以问大食长老。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痢者出恶物耳。仙芝甚宝惜之，天宝末被诛。遂失所在。”
对伊斯兰医学之于中国的影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以余所闻，回教国家之药材及方剂，已于唐宋时传入中国。余曾细检《证类本草》，发现海外药物达300种以上，其间来自阿拉伯、波斯者，不在少数。此种香料之普遍地消费，犀象宝物之特蒙重视，均回教商贾在东土发展之结果，有以影响唐宋时代中国人之社会生活者，似均值得一提也。”
当今，有很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整理、挖掘消匿许久的回族医学的工作。我们相信，伊斯兰医学在中国衍生的结晶，作为中华医学园林的一株奇葩，定会有重新灿然绽放的一天。
到了唐代鼎盛时期，帝国经济繁荣、物质丰渥，达官显贵们的生活奢靡到了极致。阿拉伯的香料，是足以与黄金比价的奢侈品，但在他们的消费理念中，却与常物无二致：“唐人有以香薰衣者，有以香作食品者，有以香材为栋梁、涂墙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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