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福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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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研究试读：

序言

人类发展的历史进入了光辉的21世纪，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未来的城乡将会出现文化发达、科学进步、经济繁荣、百业兴旺的新局面。我国著名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大师吴良镛院士曾经指出：21世纪将是城市化的新世纪，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时代。

全球经济一体化后，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与新农村、新村庄的规划建设成为我国发展中的大问题。党中央自十六届三中全会后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要实施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曾多次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实行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研究》一书，由浙江大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福定同志撰写。他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已有20多年，主持与参加了大量的城镇规划、城乡规划及农村居住点规划设计项目，具有丰富的规划实践经验和坚实的理论基础。本书从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去探讨了我国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问题。全书分为8章约有30万字，以及大量的规划图纸与照片，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研究的框架与观点比较鲜明。作者邀请我对本书的思路、观点与问题作了较为详细、严谨的审阅。总体上看，本书具有三个方面的特色，在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研究方面有较好的实践分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一，全书重点研究了农村地域开发的客观要求、总体发展目标与开发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第二，结合国外农村地域开发的经验和动态，作者深入阐析了我国城镇发展与农村地域开发的相互关系，认识了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解决“三农”关系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提出了新农庄规划建设的具体方案和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第三，在研究分析我国农村规划建设问题的基础上，论述了农村地域战略规划的要点、规划的层次、规划编制内容及其实施办法等，观点明确、结构合理、论点可信。

总之，本书是作者借鉴了前人大量的规划实践方案与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分析比较与规划实践，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总结写成的，是一本关于农村地域开发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专业性著作，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农村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我愿意为本书作序，并推荐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以期得到更多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从而引起更多的同志对我国农村地域开发规划进行进一步研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0年5月28日彩页图6-3　灌南县不同特色的农业区划示例彩页图6-4　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片区功能村庄分布的基础分析彩页图6-5　灌南县中心村规划布局彩页图6-6　温州市村庄改造的地域类型彩页图6-11　村庄用地发展整合示例彩页图6-12　村庄多类别建设用地区划彩页图7-1　虹阳村区位关系彩页图7-2　虹阳村村落现状彩页图7-3　虹阳村建设用地现状彩页图7-4　虹阳村村庄体系布局彩页图7-5　虹阳村村庄用地规划彩页图7-6　梅园村区位关系彩页图7-8　洁湖中心村用地现状彩页图7-9　洁湖中心村与九里岗自然村的关系彩页图7-10　用地布局构思图彩页图7-11　用地布局规划图彩页图7-12　村落特色空间规划图彩页图7-13　村落空间单元组织图彩页图7-14　村落空间现状彩页图7-22　自由式住宅空间布局彩页图7-25　建筑质量评价彩页图7-32　规划总平面图彩页图7-37　玉环县楚门镇城镇总体规划彩页图7-38　村庄用地现状彩页图7-39　城镇用地规划要求彩页图8-16　折线型居住建筑组合彩页图8-17　多义线型街道建筑组合彩页图8-18　以旧建筑为主的团状组合彩页图8-19　以新建筑为主的团状组合彩页图8-20　新旧相间的团状组合彩页图8-84　球川村住宅空间平面类型彩页图8-85　球川村传统街道空间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前提

一、背景与基础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始于农村地域，曾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最终受城镇化浪潮冲击而逐渐显得乏力。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关注点逐渐转移于农村地域，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正在逐年加大。但是，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缓解。（二）当前规划工作的基础与不足

1.规划的基础

中国的城乡规划工作是从城市、中心城镇（当时以县城为主）开始全面铺开的，城市规划、中心城镇规划对城市、城镇的经济建设起了持续的促进作用。后来的镇规划（通常不含县城，下同）、乡规划和村规划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并且在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将这些“规划”以法定的地位加以明确，对日后农村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实际的规划编制组织过程中，镇规划、乡规划和村规划的重视，通常是基于城市、中心城镇的发展离不开其周边的农村地域环境的“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而为之。乡规划和村规划通常成为“符合城市、中心城镇甚至重点城镇”发展要求而编制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具体化和物化表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城乡规划成为引导和控制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具体途径。换言之，在中国，城乡地域发展必须要有规划，没有法定规划，一切发展可能成为非法。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地域的经济社会没有得以持续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仅有政策而无规划。

2.规划的方针

有规划，不等于地域就能得到全面发展。地域分工、功能互补和提高整体竞争力是城乡统筹规划和空间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前提。浙江省在2007年城镇体系规划纲要中提出：按照工业向主要城镇工业区集中，人口向重点镇以上城镇集中，农村基本服务向中心村以上社区集中，兼业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种养大户流转集中，即“四集中”原则的统筹城乡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对浙江的新一轮城乡规划编制产生深刻影响，继而影响着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而农村地域的乡、村仍然以规划发展农村生活居住空间为主，乡村企业发展空间受到规划控制；主要城镇、中心城镇将继续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为目标而全面发展。

3.规划的不足

农村居民每户拥有一处宅基地是法定的农村居住生活保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政方针下，与以生活居住为主的法定乡村规划相结合，不仅延续了30多年来国家对农村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而且会进一步强化农村居民植根于农村地域的“农居”功能。从长远看，放大至更大的城乡地域，则不可避免地出现城镇工业化与乡村居住人口非农化的“空间错位”（除城中村外）发展格局。这种“空间错位”不仅使城市、城镇政府继续承受城镇用地空间不足的压力，而且在现有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下，城乡地域城镇化水平提高缓慢。从城乡地域空间看，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地区逐步发展成“中心主城”，而周边诸多大小不同的“农居地”逐渐发展成“卧城”，这种职—住分离导致的“主城”、“卧城”独立发展格局，易导致以“卧城”为主的农村地域继续成为没有吸引力的落后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乡差别、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原因之一。

二、农村地域规划研究

目前，中国仍然有7.2亿左右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域，其中非农化人口达2亿多。即使统计为城镇人口的1.2亿～1.5亿暂住流动人口，也在农村拥有住所。在非农化水平达到81.2%的浙江省，农村地域居住人口为2200万（浙江省总人口为5100万），而其中的非农化人口达到1200万。约占城市、城镇人口20%的暂住人口，“两栖”于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在农村地域均不同程度地拥有住宅。在中国，居住着接近或超过城市、城镇实际居住人口的农村地域，每年约有8000亿元农民自有资金投入农村住宅建设。在城乡统筹规划中，沿袭传统的规划思路和执政思想，能实施农村地域农居点整体拆迁转移吗？回答为否！农村地域到底怎么发展，如何开发，规划怎样做好预期的准备，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二）基本含义

1.聚落、村落与集镇

村落（聚落），为众多居住房屋构成的集合或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村落”为中文常见词语，在考古学和其他语言汉译时，“村落”和“聚落”常混合使用来表示同一概念，含义类似于日语的集落，属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关的概念词汇。（1）聚落：多用作人类社会早期进入定居生活以后，集中居住的区域。考古学上常指早期人类集中居住地域。（2）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包括自然村落（自然村）、村庄区域。（3）集镇：规模较大的聚落，居住密度高、人口众多的聚落形成“村镇”、“集镇”。

2.农村（乡村）

农村，也即乡村，是相对于城市的称谓，指农业区，有集镇、村落，以农业产业（自然经济和第一产业）为主，包括各种农场（畜牧和水产养殖场）、林场（林业生产区）、园艺和蔬菜生产等。农村最大的特点是与广大的自然生态系统紧密相连，也是城乡统筹规划中最重要的基本空间（姚士谋，2010）。

3.农村地域

本文研究的农村地域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体，以农村村落、集镇为网点，围绕农民生活而展开的特定地域空间综合体。它既有具体地域的空间概念，也有抽象的领域含义。前者是指针对某一地域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广大农村村落、集镇遍布，农民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空间环境有机一体的地域单元；而后者可以引申为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就业相关的空间领域和环境因素。对农村地域进行合理的开发与规划，形成适合当今和未来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领域和环境因素，这是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

4.农村地域开发

农村地域开发不仅局限于城市、城镇周边地域的农村，而且包括远离城市、城镇的边远农村。与相对发达的城市、城镇相比，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尚比较落后。因而，农村地域总是与欠发达地区相联系，农村地域有时也可称为欠发达农村地区。本书有关国外欠发达农村地区发展的借鉴也是基于这一因素考虑的。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内容

一、研究框架

本书分8个章节展开。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农村地域开发的客观性和宏观目标要求，评析了中国农村地域开发的独特性和途径选择；第六至第八章对农村地域的开发规划作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城乡统筹规划的法定依据和隐性问题，突出农村地域规划体系的研究重点。研究框架与路径如下：图1-1　研究框架与路径

二、研究内容

30多年来，中国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解放与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有效地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中小城市、城镇为主的中小企业和乡村企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后，全球市场开拓的空间局限性已显露无遗，我们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区域梯度转移和空间结构调整，沿海发达地区部分中小城市、城镇的中小企业在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中已显乏力。

中国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中也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城市、城镇在中国城镇化中的“拉力”作用与农村对城镇化的内在“推力”作用存在严重错位，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中国仍然约有2.4亿农村隐性失业人口无法实现非农化、城镇化。已城镇化的1.2亿～1.5亿流动人口也将面临就业转移空间的重置问题——从沿海城市、城镇转向内陆城市、城镇，最后从城市、城镇转向以城镇为主的农村地域，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农村地域的开发是未来发展的需要，农村地域的开发与规划不能离开中国农村实情：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自1978～1995年仍在绝对增长。至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数量仍然高于1978年的人口数。农村就业人口占比稳定，1980年以来农村就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均保持在67%左右，虽然2001年以后，其比例开始由66%下降至2008年的61%左右，但是乡村劳动力总数仍然维持在4.8亿～4.9亿的高基数区间（见图1-2）。建立与农村人口、就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产业体系，因时因地进行用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传统的规划建设模式，是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研究的前提。图1-2　乡村劳动力构成变化关系图（二）关于农村地域开发的宏观目标要求

农村地域开发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转移农村非农劳动力，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优化消费结构，以最终达到全社会就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就业结构调整与否，受制于市场容量与消费需求对行业的发展要求。行业的发展特点、生命力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稳定转移的重要因素，它深受社会消费与市场需求影响。新兴行业在创造和改变新的消费需求与消费结构的同时，降低与减少了全社会居民生活、生产对传统行业产品的需求量及其相应的工作岗位。只有靠稳定、持续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有效促进生产的稳定和相应就业的逐渐转移。

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其实现途径总是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从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渐转变。需求结构决定供应结构，而受制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因素的供应结构同样制约着需求结构。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不仅要使供应结构与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要素相适应，而且要确保供应结构要与需求结构相吻合。当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与居民收入增长协调同步时，才会带动消费结构层次提升和消费总量增长。

如果仅注重增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力提高，而忽视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则会使供应结构与人的需求结构层次错位，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以城市、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城镇建设投入（供应结构）满足了部分农村非农化人口的城镇化发展需求（消费结构）。但是，中国“上下联动、内外兼修”的多模式城镇化动力机制，一方面能迅速释放城镇化的推进动力；另一方面，“井喷”式的城镇发展动力，维持时间较短，难以持续、快速推进。约有20%的城镇人口是不彻底的城镇化人口，他们无法支付城市、城镇高成本的生活开支。有位移迹象的“S”型城镇化曲线也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开始减缓，而农村地域开发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是实现农村非农人口城镇化的新途径。（三）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地域发展途径评析

笔者以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例，对劳动力就业转移、农村和农业发展等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地域开发案例进行了剖析。

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方面，由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和农村的人地关系等与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的劳动就业转移机制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仿照发达国家与地区关于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政策与措施，而应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在农村发展方面，与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相对应，英、日、美等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域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缓慢衰退过程，农村人口数量减少，村庄撤、扩、并是自然的选择过程。而中国城镇化时间较短，并且在1978年至2001年间，农村人口基数仍在增大，其中1996年中国农村人口是1978年农村人口的107.6%，即使是2008年，中国农村人口数仍然是1978年的94%。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达45%，城镇总人口达6.21亿（含农民工1.2亿），但仍有7亿多农民。为减少村庄人口，中国有些省份简单地采取行政村撤、扩、并，但效果不是十分显著，尤其是对一些农村人口仍在增长的地区来说，更无必要进行行政村的撤、扩、并。中国农村的继续发展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仍是不可避免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英、美、日等发达国家与地区，随着农村人口稀疏化和农村聚落的自然衰退，农村地域成为人少地广的地区。虽然我们依靠现代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运用新科技、新工艺发展农业生产是较好的选择，这会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约劳动时间，但很难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土地的总产出，尤其在中国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农村人均收入和劳均产量将不会有较大的提高。

另外，通过对发达国家中的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开发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欧美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农村地区开发的目标明确，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实施方案具体得当，并且开发适时适度，最终取得预期效果。相比之下，中国在发展农村地域方面，目标较为宏观、抽象，预期的经济指标不确定因素较多，地域开发中“重城市（城镇）、轻农村”，政策措施地方性、时效性不强，并且农村地域作为欠发达地区开发的具体实施方案也较为少见，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针对特定的农村地域，进一步深入研究。（四）关于农村地域开发的途径选择

农村地域开发的宏观目标方向已确立，那么农村地域究竟怎么开发，实施途径如何？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农村地域与城市、城镇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血脉关系，它们之间既有互促的正面作用，也有相互制约的负面影响。农村地域开发，既要优化地区以城市、城镇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结构，又要避免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对农村地域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所带来的问题。通过农村地域与城镇的互动关系研究，为农村地域开发的途径选择指明新方向，消除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相互对立，打破重城市、城镇发展而轻农村地域开发的习惯思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已有多年，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与目标等问题已经多方学者、专家讨论与研究，其成果对当前和未来农村地域开发与规划研究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宏观条件，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与目标等内容较适合于国家宏观战略层面的研究与决策，具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而无法作为农村地域开发的实施依据。尤其是对特定的农村地域空间单元来说，在确定开发途径时，必须要深入研究地域开发的目标层次，要有针对性强、切实可行的农村地域开发思路。

农村地域开发的途径选择离不开“三农”问题。根据农村地域开发的基本点和宏观目标要求的研究结果，发现“三农”问题的解决可通过如下路径：

1.产业发展

农业发展要与农村地域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相结合，加强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推进农业生产产业化、调整农产品结构，积极开展农工商贸多种经营等。在产业空间上，主要实施对农业产业组织进行改造，调整和优化产业空间结构，进行产业集约化、集群化，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等。

2.农民就业转移

在城与乡之间，结合产业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加速推进第二、三产业劳动力为主的城乡劳动“就业人口蓄水池”建设，以培育简单体力劳动为主，发展具有一定规模非农产业就业岗位的行业。

3.农村社区建设

建立与农村地域农民就业结构变化相对应的农村社区发展模式。实施农村城镇化、农村农庄化和农村栖息化等多重农村地域社区空间结构，以满足未来农村地域城乡人口交汇、多元的结构体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优越的农村社区。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着重加速对具有“乡村蓄水池”功能的农村地域的发展。（五）关于乡村规划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施行）明确了中国城乡规划体系，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城市规划、镇规划分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两个阶段，但没有明确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阶段划分。虽然《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2000年2月14日）明确了村、镇规划的总体规划和建设规划的两个阶段，但是新版《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将镇规划的相关规定从《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2000年2月14日）和《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1993）独立出来，从而使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体系缺乏最新的标准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应当制定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区域。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庄，应当依照本法制定规划，规划区内的乡、村庄建设应当符合规划要求。”与此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鼓励、指导前款规定以外的区域的乡、村庄制定和实施乡规划、村庄规划”。据此可以说明，乡规划和村规划的编制体系和有关内容可以结合各县（市）农村地域开发的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规定。

乡规划和村庄规划是实施农村地域战略规划的法定依据，农村地域的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照相关规划，在乡、村庄规划确定的乡、村庄规划区范围内进行。而乡、村庄规划区范围的划定必须在总体规划层面中解决。虽然镇总体规划和乡规划还应当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发展布局，但它除可以划定镇区和乡所在地村庄规划区范围外，无法划定其他村庄的规划区范围。因此，从落实与深化农村地域建设用地导控要求的角度看，村庄总体规划和建设用地控制规划是不可避免的两个规划层次。（六）关于农村地域发展规划研究

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范围研究的划分存在较大的不定性，由于农村地域的中心村对基层村的服务功能弱，中心村与中心村之间的农业生产结构雷同，农村地域产业功能分工不强，区域产业影响力不大，过多的农村地域单元划分，失去了农村地域开发规划应有的意义。但是，从市、县至镇的行政区划建制存在着多层次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地域开发主体多元，相应的各级行政单元都可能作为农村地域的开发单元范围。因此，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研究范围以可能作为农村地域开发的空间单元为界展开，则可以分为市、县、镇三个层次。

虽然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范围具有多个层次的不同划分特点，会有不同的空间战略研究方法与深度，但是总体较为接近，如农村地域的产业、人口、用地、建筑和生态环境等几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是未来农村地域产业发展和农村地域“劳动力蓄水池”建设的主要依据。开展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对落实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关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具体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地方各级政府可按照自身的发展要求，制定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为制定具体的农村地域开发措施与策略、实施村庄规划提供依据。（七）关于农村地域特色建筑空间

中国农村地域传统的建筑与空间颇具特色，这主要是由于广阔的农村地域自然环境条件千差万别，历史文化底蕴深浅不一。另外，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活、经济技术条件差异也较大，致使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同地区颇具地域特点的特色建筑与空间。

农村地域特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始终是一对较难处理的矛盾。原样保护能较好地反映地域文化与建筑文明的特征，但不能适应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给实际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而如不加保护地开发与建设农村地域建筑，不仅使农村地域的特色建筑与空间加速消亡，而且会产生千村一面，甚至杂乱无章的乡村建筑环境。因此，应根据建筑审美的客观要求，在确立农村文化基石，奠定农村地域建筑文明的根基的基础上，采取继承和发展农村地域特色建筑的措施。

与此同时，通过对传统特色建筑空间的布局与组合，建筑外观、结构与材料等元素加以系统的分析与研究，笔者论证了在中国60多万村庄中建设农村地域特色建筑与空间的客观可能性。本书结合江、浙、赣、皖等部分地区农村地域特色建筑与空间的典型案例分析，提出了农村地域特色建筑与空间研究的方法，为继承与发展农村地域特色建筑与空间提供思路。

第三节　研究目的

一、研究目的

当人们横跨大江南北、辗转东西山水、品味如画景致、感受淳朴民风的同时，也常会发现一些被城市规划与建设用地置换成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山丘梯田、坡地庄稼，甚至还会看到曾在记忆中积淀多年、只能适合于牛拉肩扛的农耕场景，不过，应该知道这不是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的空间延续，而是一种生存状态与真实的农耕文化展现。

显然，现代文明的阳光还不是十分强烈地照耀到农村地域这片普遍真实的土地上，才使其比较安详地延续着农业时代不变的传统。当中国2009年城镇商品房均价已达4695元/平方米，而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仅为4761元时，这使人感受到这不仅仅是“城市文明扩散距离的递减规律”，而更是农村地域对中国城镇化的最终支持。城镇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阶段吗？那么，欠发达的农村地域城镇化道路又该如何走？

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前主席Hock曾说过，规划是一种对发展理由的寻找。据此，我们的城市规划理由充足吗？农村地域开发规划怎么做？规划性应为之做些什么？本书只能说是一份尽力而为的答卷，而离完美相差甚远。

二、未尽的课题

近1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关于农村问题的研究已在不断展开。无论是农村经济体制、民主制度建设，还是农村社区、空间形态和乡村景观等领域，都已涌现一批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加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向前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结合自身职能特点，相继组建类型多样的“三农”问题研究课题组，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的农村地域有关问题进行了基础研究，成绩斐然。但是，目前的相关成果，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与中国实践相差较远。主要表现在：

1.以借鉴国外经验为主，脱离了中国的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和土地制度。

2.以研究者的角度为主，脱离了中国的7.24亿农民的实际生活、地域经济特点。

3.以城镇化的视野为主，脱离了中国的农村地域传统人文基础和思想认识水平。

……

为此，笔者期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针对中国农村地域的相关问题进行切实研究。（二）战略规划的法定评价

中国的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村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农村要发展，必须要开发农村地域。农村地域开发并不能像城市、城镇一样，大搞建设，而是应根据农村地域特点，围绕“三农”问题，用战略的眼光，进行全方位审视与决策。从产业发展看，它包括农业、工副业和商业服务产业等；从社会事业看，它不仅像城市、城镇一样，要建设具有相当吸引力和设施水准的公共设施，而且要针对农村地域社区特征、文化水准和思想观念，研究农村地域社会生活空间与场所设施；在生态环境方面，农村地域不仅是环境保护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自然生态环境建设与自然景观的营造问题。与城市、城镇相比，农村地域不仅涉及面更广，区域空间也更广阔。而且它关系到中国国民的生存底线、生活保障与发展前景，因此法定管制的空间要素就比较多。如：

1.耕地与基本农田。这关系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问题，农村地域不可回避地面临着18亿亩耕地保护线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的落实。

2.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在低碳城市发展模式下，容许的城市生态足迹扩展的农村地域生物承载力要求，如自然森林保护区、风景旅游区等的维护。

3.洪涝灾害与水环境。关系区域洪涝灾害的生态水环境、泄（滞）洪区等的空间保护与区划等。

4.区域性基础设施与廊道。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空间与廊道保护等。

5.乡村开发建设与特色保护。点多布局分散的乡、村庄建设必须在一定规划区范围内进行，法定的乡村规划区范围的划定，应遵照中国现行城乡规划体系的法定要求加以明确与深化；而乡村特色保护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则更多，包括文物保护、农村居住保障和物权关系等。

据此，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的法定约束因素较多，有待于研究的现实问题较为复杂。在战略规划过程中，着重要处理上述法定管制的空间关系问题；继之，其规划成果的实施与深化，也依靠法定的乡规划、村庄规划来实现。中国现行关于农村地域发展战略规划实为少见，可以借鉴的相关文献不多。而本书提供的有关农村地域开发与战略规划实属皮毛之见，但愿它能成为一块试水之砖，激发更多同仁参与研究农村地域，多出美玉之作。（三）宏观政策的微观评定

30多年来，中国政府没有停止过对农村地域发展的支持。进入21世纪后，陆续出台的中央1号文件，更是将农村地域的发展问题置于首位，中央每年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为4000亿元，今后还会继续增加。地方政府围绕解决“三农”问题，配合中央政府，对农村在金融、财税等方面给予支持，农民在基本养老、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方面也得到了一定改善。

尽管如此，中国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地域区域差别也很大，农村地域居民总体消费需求层次低下，消费结构不尽合理，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甚至是股票下乡等政策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活跃城乡经济，推进市场发育，提高了农民消费水平，改变了农民生活方式，改善了农民生产和投资环境，但这只能惠及中国7.24亿农民中少部分较为富裕的农村消费者和下乡产品的生产厂家，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并未提高，农村地域不同地区的差别依然未变，发展条件千差万别；此外，长期的“下乡活动”，会使滞留于农村地域的资金流发生改变，可用于农村地域开发的农民“原始资金积累”减少，这有可能引发新的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有必要在宏观惠农政策方针下，建立农村地域不同地区固定的政策检测基地，形成上下互动、宏观微观结合的联动机制。应改变长期以来由地方统计部门专职调查人员担任农村抽样采集的单向指标获取机制，建立由农村地域专职人员、社会化服务人员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共同参与的政策检测队伍，为深化与完善农村地域发展政策提供支持。

第二章　农村地域开发的基本点

第一节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与地域经济发展历程

一、农村政策体制变革

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经历了极其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总体来说，从1978年农村改革开始到2003年前后，农村改革以“减弱控制”为主要特征；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党的十七大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一）计划经济体制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中国乡村实行的是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两级管理的管理体制。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收入虽然按工分计酬，体现了一定的按劳分配。但是，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分配社会各部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生活必需品大多表现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有效发挥，其结果是农村生产力低下，农产品和社会商品短缺，乡村发展缓慢。（二）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改革阶段

1978—1985年，中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解放与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部分人多地少的农村地域，劳动力开始从种植业（土地）中脱离出来，而转向副业或商业服务业，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三）农村经济结构变革时期

1985—1998年，这一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逐步转移，中央政府旨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主要有：

1.1985　—1992年之间，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与发展乡村、乡镇企业，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2.1992　—1998年，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乡村、乡镇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化经营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的农村经济体制。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国家将改革目标转向城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加快，从农村脱离出来的非农劳动力由“就地”转向乡村、乡镇企业，逐步走向“异地城镇化”，城市、城镇得以快速发展，而农村发展相对缓慢。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的农村是在为城市、城镇“输液”。（四）农村社会的变革时期

1999—2008年，农村以“输出”为主的经济社会弊端日益显现，诸如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问题在农村变得突出。高等教育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民家庭成为高等教育市场中最大的消费群体，“读书把父母读穷”现象时有发生，农村大学生剧增，就业问题日趋严重。“农民务工流”也成为一大社会现象，有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种种问题开始显露，因此国家进一步重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1998年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几个1号文件。国家开始重视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有所改善。首先，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并取消了许多相关费用；其次，逐步开始扶持和补贴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开始逐步恢复；第三，加大对农村地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生活开始得到改善。同时，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的农业合作医疗机制正在改善农村社会的福利环境，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已加快；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协调发展将是必然的方向。因而，与上一阶段相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在速度上相对有所加快，而且在广度上更为综合、全面。其中，在1998—2003年间，中国农村的变革主要有：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市场体制建立，乡镇企业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开始城镇化，居民收入提高；城镇数量与质量提高，农村人口跨越历史最高位，开始逐步减少。

2004年以后，农村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党的十七大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体制准备。

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现在，农村政策体制变革、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就业改变的沿革可归纳成图2-1所示。

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

1978年至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生产积极大为提高，农村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与农村劳动力得到良好结合，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并向深度发展；继而，新型农业生产资料的运用和农业新技术的逐步推广，农业生产方式不断革新，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农村人口过剩问题已显现，农民由从事农业的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移，为推进第二、三产业奠定基础。图2-1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发展沿革示意图图2-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工业行业构成（二）农村地域非农产业的突起

1984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4号文件，确立了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社队企业正式改名为乡镇企业，把联办企业、户办企业都包括进去，允许突破原来“三就地”（就地取材、加工和销售）的限制，并在政策、舆论、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沿海发达地区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快速转向非农业生产，人多地少的市、县，在当时“离土不离乡”的政策背景下，其农村地域“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集市贸易业得到发展，尤其在经历较长时期“商品短缺”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激活的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更为迅速。从1984至1988年，中国乡村、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从5028万人增加到约9500万人，增长89.8%；总产值从1245.4亿元增加到4428亿元，增长2.6倍，年均增长37.3%。

这个阶段，乡镇企业的空前发展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但是所发展的行业与农业、农村相关度低，许多行业在产业链上却与城市大、中型企业有密切的关联，部分甚至是城市一些企业转移至农村地域的结果，因此其与城市之间有着一定的纵向分工。

大多数农村地域乡镇、乡村企业在创建之初，走的是粗放经营为主的发展道路。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乡镇企业设备总量中，大约有50%的设备是国有企业淘汰的陈旧设备，综合要素生产力低下。乡镇企业的高速度发展大都是靠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来维持的。在当时的短缺经济环境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看，要实现乡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先促进其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此外，不同地区结构相似，产品雷同。在轻工业结构中，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所占比重大体相同，分别为52.4%、60.4%、57.3%。在重工业结构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为78.9%、79.4%。产业结构相似，产品雷同，难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形成规模效益，这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三）乡村社会经济的整合提高

1988年前，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多以自发和鼓励为主，并以当时的乡村、集镇和小城镇为载体，在发展行业上，不仅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而且乡村、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结构雷同，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情况下，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显现；在空间分布上，广大乡村、乡镇企业布局比较分散，部分产能重复建设、初级产品质量低下。在某些农村地域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低劣环境。在景观上，“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朱镕基，2001），镇村千篇一律，面孔如一的特征较为普遍。1989—1991年农村地域以整顿提高为主，改变发展方式为主流。相应的乡镇企业由于治理整顿等原因进入低潮，年均增长仅为8%，吸纳劳动力成了负数，很多职工回到土地中去。但是，也有部分乡镇企业因其灵活的市场机制和“草根工业”的顽强生命力，在国内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开拓了国外市场，使外向型经济得以发展。1989年到1991年，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由371.4亿元增加到669.9亿元，年均增长34.3%，很多企业在此时期积蓄了力量。这个阶段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大力发展了“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内地大量的劳动力。（四）乡村社会经济的超常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一个新的阶段，“南行讲话”给了亿万农民和广大乡镇企业干部职工极大的鼓舞。继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东部地区，一些国外市场开拓得较早的乡镇企业率先活跃起来，从而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均增长达到了52%。中国各地创造了“五个轮子一起转”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其又一次大量吸纳了农村劳动力。（五）调整重组发展

1997年，中央下发了中发〔1997〕8号文件，国家出台《乡镇企业法》，国务院召开乡镇企业会议，推动了乡镇企业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一是调整。由于部分工业和农业产品相对过剩，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对农村地域乡村、乡镇企业又一次实行了战略性的结构调整，调整目的是解决工业行业和产品两个“同构”的问题。其后农村乡镇企业大为缩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大面积滑坡。其二是重组。由于一部分市场基础较好的外向型乡镇企业走向规模化、高科技化的生产经营之路，企业竞争力强，发展后劲足，而部分乡镇企业由于结构调整而开始跌入低潮，企业间“两极分化”步伐加快，为此，为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进一步拓展生存发展空间，企业之间的兼并与重组成为必然的结果。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企业利润增长相对变缓，1997年的利润总额比1996年增长17.4%。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17.3%，1999年又比1998年增长了14%。（六）21世纪“三农”问题探索

农村社会经济自农村生产力的释放起，经历了非农产业由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整合提高、超常发展和调整重组四个环节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乡村非农产业发展质量大为提高，部分农村地域也因之加速了城镇化步伐。然而，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并非因之而达到了整体提高的目的。相反，与城市、城镇社会经济相比，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农”问题与矛盾依然突出（温家宝，2005）。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破解的难题。近年来，中国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激活内需，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农村电网、流通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积极扶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城镇化（大中小城镇多层次发展）建设，这些旨在农村劳动力再解放的政策和措施，开辟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但是农民是否能持续非农化，甚至城镇化，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第二节　农村社会劳动力转移特点与问题

劳动力转移变化基本上与经济的波动周期相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实行土地改革政策，第一次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开辟了农村劳动力同社会主义结合转移的新途径。改革开放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发展乡镇企业，第二次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为实现部分农民奔小康和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发挥了巨大作用。21世纪，中国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动向，但总体上仍然以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城镇为主，这种“流量、流向”取决于城镇、城市容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外向型出口企业首先受到冲击，继而影响农民工就业，一度形成了农民工返乡热潮，农民工再就业成为政府工作主题。2009年，由于中国加大投资等经济刺激计划，中、西部地区就业面得到拓展，而沿海部分地区却出现用工不足现象。

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特点

从1978年起，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探索并寻求了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获得了不断创造新的机遇和条件。1978—2008年的30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可分为两个阶段。

1978—1997年，主要是以发展乡镇工业企业和农村市场贸易业等乡镇第二、三产业为主，促使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期间中国每年转移约950万～1100万人。

1998—2008年，中国农产品已为丰年有余，多数农产品由短缺变为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激活内需，但效果不十分明显。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乡镇企业、农村市场贸易业转移为主渠道逐步向加速城镇化、建立要素市场和扩大建设基础设施、治理生态环境等多渠道转移。期间，中国每年转移农民工约800万～820万，主要转移的地域分布在湖南、四川、河南、山东、安徽以及西南各省市。

1.以乡镇非农产业就业为契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转向非农产业，没有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而是起始于转向乡镇第二、三产业为主的特点，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逐步推进。

改革开放的前10年，农村农业劳动力占中国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由73.8%下降到60.1%，平均每年下降2.26%，这期间下降幅度是前26年的1.41倍。这期间农业劳动力份额的迅速下降，是在社会总劳动力的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前阶段的情况下实现的。年均大体转移约850万个劳动力，其中向城镇转移占总量的16%，而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占总量的80%以上。这一时期的特点是：（1）进厂脱农倾向明显

与农村地域非农产业发展构成特点相对应，农业劳动力主要转移到乡镇企业中。1988年在1.2亿左右非农产业的农村就业人员中，进入乡村、镇企业约9500万人，占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总数的77.5%。与乡镇企业大多行业构成相关，非农劳动力就业中，大多偏重于农产品加工业之外的行业，与农村、农业关联度低，其中农村地域非农产业就业构成中，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等与农相关行业的就业劳动力占比仅为7%左右（1987年仅占6.27%）。（2）农村地域空间占主导的亦工亦农兼业型显著

1987年，据中国11省222村抽样调查统计，与乡镇企业80%分散在村落原野、12%分布在集镇、8%分散在建制镇相对应，在异地转移的26993农村非农化就业人口中，农村间流动占48.5%，流向集镇占5.3%，流向县城及建制镇占12.1%，流向中小城市占29.4%，流向大城市占3.8%，出国占0.6%。在大多数地区，绝大部分转入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放弃土地承包权，仍然用闲暇时间或用家庭辅助劳动力来经营农业。有相当多农村劳动力属于季节性转移，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经商，也即近60%是“兼业型”转移。图2-3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异地转移人口构成（3）以单一的体力劳动为主，技能劳动比重低、布局分散、层次重复

这一阶段非农化农村劳动力的特点是：总体素质偏低、技术粗放和地域差异不明显。

一是总体素质偏低。据1986年统计，在152万个乡、村两级企业中，专业技术人员只有63.5万人，平均每个企业为0.4人，拥有的技术人员又大都是从城市高薪聘请的。

二是技术粗放。非农化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行业大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建筑、食品、纺织、服装、皮革等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工业部门的非农化从业人员占乡镇工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半数以上。

三是区域差异不明显。20世纪80年代，与不同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多分布于农村地域，以及和中西部重工业、轻工业内部结构雷同的特点相对应，中国的乡村企业所吸收的非农化农村劳动力比重高。如，1987、1988两年，农村外出非农化劳动力中，流入乡村、乡镇企业劳动力占非农化劳动力的5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非农化劳动力只能实现低层次的快速转移，这在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同时，有碍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后来非农化的持续提升、城镇化的延续推进。（4）农村剩余劳动力由隐性变为显性再到转移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土地经营和农产品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从长期的隐伏日益成为显性状态，在量上日益严重化，各种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50%。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和个体手工业的发展虽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其把仅消费而不生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变为既消费又生产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因之增加了经济总量，继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变化，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5）从空间看，表现为以乡村为主导的多层次性

1990年之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空间分4个层次：

一是农村地域。1980—198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近7000多万人，其中，1988年乡村集体工业吸收3507万人，占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4亿左右的8.8%；从事农村第三产业，如交通、商业、饮食及其他行业达264万人；而从事农村家庭工业达1769万人。

二是城市、城镇、工矿区。其中，工矿临时工、合同工吸收的非农化农村劳动力达160万人。

三是城乡交叉地域。其主要是遍布中国城乡建筑行业约有1525万人的建设大军。

四是境外地域。此时期输出劳务人员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已达35万人，每年劳务收入创汇11亿美元。

2.走向加速城镇化建设的多元就业并重的格局

1989—1991年间，随着农村地域乡村、乡镇企业的整顿提高，和发展方式的改变，乡镇第二、三产业在发展中，经历了整合与调整的过程，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环境受到影响后，吸纳的就业增幅下降起，中国出现了数千万非农化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民工潮”，标志着农村非农化人口就业走出单纯农村的范围，走向广阔的创新之路。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开始直接交汇。农村非农化人口除了就地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外，向农村外的城市、城镇转移明显加快。这就导致城市人口就业问题逐渐突出。下岗人员再就业关系国家改革和社会稳定，进城农村非农化就业人口因此受到冲击；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宏观经济面临不确定的因素较多，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外出就业、农民收入遇到很多难题和挑战。

这一时期，通过政府、企业、农村等多方努力，在中国形成了城镇化、要素市场、农村基础设施、开发性农业、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与建设等多领域多元流动的非农化就业格局，其中包括家庭经济就业、自我组织和合作创办企业就业、打工就业等3种主要就业形式，和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走向竞争性的市场就业形式。从居住地至就业地的关系看，非农化就业人口总体上仍包括亦工亦农就地就近转移和外出（县域外）异地就业转移两种。从非农化就业数量看，外出异地就业转移人口有所增加。其从1988年的0.34亿人上升为2007年的0.65亿人。但期间，农村就地就近转移的非农化（含亦工亦农人口）就业人口转移仍是主要的，其从1988年的0.65亿人增加至2007年的1.4亿～1.5亿人（见表2-2）。

注：本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其中：

1.调整前城镇人口中：1982年普查数据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1990—2000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其不包括城镇暂住人口。2000年后不存在调整前人口数据。

2.调整后城镇人口中：1982年普查数据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进行了调整（表2-2亦同）；2001—2004年、2006年和2007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2005年数据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和按性别分人口中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按城乡分人口中现役军人计入城镇人口，其包括城镇暂住人口。

3.暂住人口中：2001年的数据来自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同志在2002年所作的城乡工作报告，2007年的数据为公安部登记的暂住人口数。

注：农村劳动力、农村一产劳动力和非农就业劳动力小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家庭经济的就业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农村劳动力使用土地生产资料是不自由的。农民除了少量自留地外，不占有其他生产资料。土地承包到户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家庭经济体，经营业主则可对所拥有的资产进行自主经营、自我积累。经营业主不但可以投资投劳发展农林牧副渔业，而且可以兴办家庭工厂或其他非农产业。家庭经济体，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基本载体。（2）自我组织和合作创办的企业就业

农村非农人口利用家庭、乡村社会资源，自我组织和合作创办发展企业，实现向非农产业的就业转移。这种企业类型包括个体、合伙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等。这是农民自主创业解决自己的就业，与过去的社队企业类似，但其机制已有变化。（3）凭借市场方式打工就业

凭借市场方式打工就业存在于外出就业和乡镇企业两个领域。农村非农化人口外出就业分为自营和为别人做工两类，后者才是靠价格机制组合劳动力资源供求关系的市场就业方式；乡镇企业的一部分非农用工也由社区或行政决策主体转向市场化。

以市场方式外出就业的农村非农化人口，在产业空间梯度转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乡镇企业在产业发展和非农化劳力转移上有着不同要求，蕴藏着发展和产业梯度转移的潜力。发达县（市）与中西部低收入县（市）相比，前者不仅乡镇企业发达，而且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亦较发达。近几年来一些多种经营商品基地，也已出现由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扩散或转移的态势。在不发达低收入地区，外出就业的非农化人口正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凭借外出就业，有可能锻炼成为经历市场经济风雨、见识工业化、现代化世面的经营技术人才和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他们回乡成为创办企业、发展开发农业和城镇的新生力量，为不发达的地区催生出多方面的经济增长点。（二）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特点

2000年以来，虽然农村地域发展受到了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由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发展惯性作用，农村地域，尤其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加满足不了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农村地域外出务工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我国沿海城市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才出现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现象。从全国看，外出农村劳动力就业比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虽然并不高，但是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来说，其所占份额却较大，如湖北省襄樊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占全部劳动力的比率为29.1%，高出全国平均约17个百分点。现就以其为例说明外出劳动力的特点。

1.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率也越高

根据湖北省襄樊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调查，2005年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率为19.6%，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率为32.2%，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率为30.1%，具有中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率为58.69%，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率为90.9%。可见，文化程度高、劳动力素质好、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外出务工人员，较易适应多元的就业环境，在择业竞争中，具备一定的优势，在异地非农化、城镇化中生存能力相对更强（见图2-4）。图2-4　不同文化程度的外出劳动人口比率

2.东部地区人口流动加剧

由国家发改委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对38个县的调查表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基本构成是：（1）可称“留在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56.5%。根据就业类型进一步细分，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分为设施农业和粮食作物生产两大类，前者约占20%，后者约占80%。（2）就地非农化劳动力，占总劳力的31.5%。促进就地非农化的非农产业有乡村、乡镇企业，包括村镇个私、合伙、集体、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农村自主经营贸易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这类就业人口最大的特点是亦工亦农，兼业性特点明显。（3）外出（出县）就业6个月以上的异地非农化人口，其占农村劳动力的12%。1987年对中国11省222村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外出主要集中于小城镇和中小城市，其中，外出至东部地区小城镇和小城市异地非农化就业人口占至东部地区异地非农化总人口的63.7%，而相应的中部地区占比为45.2%（见图2-5）。图2-5　1987年中东部小城市（镇）吸收外出流动人口比重图2-6　1987年东、中、西部外出流动人口占农村非农人口比例

从流出劳动力所在的籍贯看，中国由东向西呈现递增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异地非农化人口占农村非农化人口的21.7%，中部地区异地非农化人口占农村非农化人口的38.6%，西部地区异地非农化人口占农村非农化人口的74.5%（见图2-6）。

从外出务工者的外出地区看，根据湖北省襄樊市农村调查表明（见表2-4和图2-7所示），2003年度，该市农村地域非农化人口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数占全部务工人数的68.5%，中部地区占30.1%，西部地区占1.4%；2004年度，该市农村地域非农化人口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数占全部务工人数的70.4%，中部地区占28.8%，西部地区占0.8%；2005年度，其非农化人口在东部地区务工的人数占全部外出务工的比例为76.7%，中部地区占22.2%，西部地区1.1%。虽然2008年、2009年，由于整体经济形势影响，东部地区外出人口比例中有5%～8%的回流现象，但是东部地区仍然是主要外出务工目的地。图2-7　襄樊市外出人口所在地区比例

3.外出务工主要集中在外向度较高、出口企业较多的中小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

农村地域非农化人口外出务工在大城市（直辖市或省会城市）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因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对务工人员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要求较高，所以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村劳动力中，只有较小一部分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随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务工人员的素质要求更为严格，农村劳动力在大城市务工就业门槛设置进一步提高，以外出务工为主的非农化人口找到适合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据襄樊市农村调查统计，2003年外出劳动力到直辖市务工的占11.6%，到省会城市的占27.0%，二者合计为38.6%，超过1/3；而2005年，到直辖市务工的降至4.1%，到省会城市的降至19.0%，二者合计为23.1%，不足1/4。在农村劳动力到大城市务工的比重越来越低的同时，到中小城市务工的比重却在迅速提高。2005年，到地级市务工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35.6%提高到44.3%，到县级市的比重由2003年的17.1%提高到26.4%，二者合计为70.7%，增加了18个百分点。

4.外出务工的就业重心逐渐向第二产业转移

调查表明，襄樊市2003年农村地域外出劳动力从事第二产业的有178人，占当年外出劳动力的41.1%。2004年有259人，占47.9%。2005年上升到388人，占当年外出劳动力的61.4%。其中，从事制造业的上升最快，从业人数从2003年的117人上升到2005年的302人，比重由27.0%上升到47.8%；从事建筑业的其次，比重由2003年的8.1%上升到2005年的10.1%；从事第三产业的虽然绝对量变化不大，2003年为250人，2004年为277人，2005年为244人，但比重呈下降趋势，2003年所占比重为57.7%，2004年为51.2%，2005年为38.6%。这也是近些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上的反映。

注：本表数据按照襄樊市2003年至2005年农村人口外出调查整理，和2008年、2009年湖北省相应市县人口回流调查分析得出。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沿海外向度高、第二产业发达的中心城市的工业发展受到较大的冲击，相应的农民工就业受到较大的影响。根据湖北省的调查，人口回流中，70%～80%集中在制造业，致使外出人口就业产生变化。2009年第2、3季度，随着沿海城市部分企业复苏，则出现了农民工务工短缺现象。

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过程的问题

正如纳克斯所说，不发达经济必然存在隐蔽性储蓄能力，即所谓在土地上干活的“不生产”的剩余劳动者实际是靠生产的劳动者养活的。能生产的劳动者因此实际上是在进行储蓄——他们生产的比他们消费的要多。但是，这是一种无结果储蓄，因为它被不生产的剩余劳动力花掉了。转移农村劳动力恰恰是将无效储蓄变为有效储蓄的过程，但是在中国这一过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问题

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仍不充分，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偏离相应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差值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1.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仍不充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围绕农村劳动力的“无效储蓄”的有效释放，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体制变革，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有效的就业与转移。但从调查的数据看，就业转移仍显不足。2008年，中国全部就业中，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为60.4%，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占39.6%。与相应的GDP中，非农产值比重89%（2007年三大产业比重为48.6%、40.1%、11.3%）和农业产值11%相比，偏差较大。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农村农业劳动力就业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偏离值达28.6%。即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47.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3.2%，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占19.2%。与相应的GDP比重53.9%、41%和5.1%，其偏离值也很大，其中第一产业偏差达14.1%。

与国际相应国家比较，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3000美元。参照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工业化成熟时期，工业、第三产业等非农就业比重在75%左右，农业人口就业比重在25%以下。而我国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占39.6%，高出中等发达国家15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熟，三次产业产值构成与劳动就业构成的偏差将逐渐减小。如日本在1965年时第一产业标准偏差为15%，35年后的2000年降为5%以下。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农业劳动力与生产总值比重的偏差是1965年时日本的2倍。浙江省目前其偏差也相当于日本1965年的水平。可见，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隐性失业问题，将是长期的社会人口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发展问题。

2.城乡劳动人均收入差距增大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产业增长与就业转移是同步的，就业结构比例与产值比例相近，如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劳动力与产值的构成大致为5:20:75，中等发达国家的三次产业劳动力与产值的构成大致为25:35:40。在各部门初次分配比例相近的情况下，三次产业之间，城乡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很大。而中国由于产业产值构成与劳动就业构成存在较大的偏差，不可避免地导致城乡收入上的差距。如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的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65:1扩大到1990年的1.76:1、2000年的2.18:1和2008年的2.45:1。与全国相比，浙江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不大。

从中国看，城乡收入之比于1978年为2.57:1，至1985年，下降为1.85:1，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至2000年、2007年，城乡收入之比分别达到2.78:1和3.33:1，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见图2-8、图2-9）。图2-8　全国城乡收入增长变化图2-9　全国城乡收入之比变化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的根本方法是降低农业就业弹性系数。从理论上说，当城乡家庭户均人口数相近，城乡市场发育完善且充分就业时，若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与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比值，即农业就业弹性系数小于1，那么第一产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会有绝对的增长；继而若农业就业弹性系数小于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弹性系数，则第一产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会大于第二、三产业劳动平均收入，进而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从统计上看，却表现出相反的局面。如表2-5是浙江省1986年至2008年的劳动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基本上比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小，但城乡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这表明：（1）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比较突出，隐性失业问题严重。（2）农村家庭户均人口数量较城镇大，新增农业人口加重隐性失业问题。（3）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经营不充分，自给自足经济现象普遍存在，降低了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速度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力度。

注：本表按照浙江省统计年鉴1987—2009年有关数据整理。（二）城镇“拉力”与农村“推力”错位的矛盾突出

据上所述，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仍不充分，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业人口非农化、城镇化的主观意愿迫切，农村“推力”强劲；但是，城镇“拉力”严重错位。不切实际的城镇化建设，无法实现农村劳动就业转移和非农化人口城镇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城镇化建设对促进农村就业转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非农化与城镇化的时空距离仍很远。

1.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缓慢，而外出成本和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根据2004年和2005年两年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情况的调查，2004年人均务工收入为7098元，2005年为7424元，增长4.6%，明显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率。从支出情况看，外出从业的生产性费用支出2004年人均为242元，2005年人均为350元，增长44.4%；外出务工人员生活消费总支出2004年人均为2760元，2005年为3112元，增长12.8%。收支相抵后，务工收入净结余额呈减少趋势，2004年人均结余4095.8元，2005年人均结余3961.8元，同比降低3.3%。务工带回农村的现金收入减少的幅度更大，2005年比2004年人均减少12.4%。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慢而支出增长快，导致外出务工净收入不升反降，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积极性，这也是近两年一些地方出现所谓“民工荒”的重要原因。

2.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素养低，外出务工就业结构矛盾突出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大部分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低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知识积累不足，加上职业技能培训不够，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受到较大限制，被动就业问题突出。通过对湖北省襄樊市各县区农村劳动力的摸底调查，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约为80%以上，未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占70%左右。调查农村2005年度外出务工人员632人，其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161人，只占外出务工人数的1/4。而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对务工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地方和部门相继提出对务工者职业技能要求，缺乏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领域越来越窄，外出务工的难度不断加大。

3.制约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因素多，提高劳动力素质困难大

制约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环境、政府教育培训机制和农村劳动力培训意识。

首先，从经济发展环境看。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与能力并未同步增长。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人均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整体社会消费结构与层次都有相应的提高。但相2应的社会货币投放量（广义货币m）不断增加，在所谓经济增长需要CPI增长（即适度的通胀）的经济发生导向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使得滞留于农村的居民“相对经济位置”在不断下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层次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升级变化。他们仍主要通过直接的体力劳动，满足“衣”和“食”的温饱消费需求。当然“住”也是这类居民群体“生育发展空间”的需求。在农村，即使是自主新建和改建住房，也多数是与育龄青年结婚生育有关，这可从中国各地方农村新建和改建住房宅基地审批条件的有关政策规定中分析推论。据此农村自主住房消费也是一种“生存的本能”需求，而成为真正的城市化居民，才是“发展”需求的满足。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未有效城市化的居民来说，其“发展”层次的消费需求始终未能充分带动，接受教育培训的“发展”需求客观环境并不完善。

其次，从政府教育培训机制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教育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科研的繁荣等方面。然而，在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主要是以政府机构为主导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与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对劳动力技能需求存在错位，职业教育培训发展慢。主要是：培训机构硬件设施不配套，培训师资力量不强，培训内容和培训质量与市场需求差距大；培训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培训经费严重不足，培训时间短，培训机构责重效低，积极性不高。除此之外，在职业教育方面还表现为：政府部门未能足够重视中等职业教育，在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轻视中等职业教育观念；中等职业学校盲目降低招生门槛，以求招生规模。而专业实训基地缺乏，学生获得实践的机会较少，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教育培训机制问题将是长期性的。

再次，从农村劳动力主体意识看。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是农村劳动力主体消费需求层次中的“发展”需求的体现，在农村居民实现“温饱”等生存需求没有得到足够满足的前提下，参加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内在意愿不会太强；而多变的市场环境对职业技工的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加上各种培训内容和培训质量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问题，致使农村劳动力主体对职业教育、培训本身产生怀疑。即使是进行适当的宣传发动和政府的优惠、补贴，也多数是从我国生产企业职业技工相对短缺的现实出发而采取的。从农村劳动力主体看，经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后，能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份工作能否带来相对较好的收入，这份工作能维持多久，这些都是政府部门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在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格局下，与欧美发达国家诸多“百年”企业和优势行业相比，中国的大多企业显得“年轻”。除部分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低廉的日用生活消费品外，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有一定技术含量具备自主创性能力的高端产品优势行业。尽然，我们的企业正加紧结构转型，并由此表现出对相应技术工人的迫切需求，而当前也出现了技工短缺现象。中国许多制造业产品在全球市场中虽占有较高的份额，但在市场容量拓展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在新的形势下，谁能保证这些企业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技术工人“需求”与“短缺”能否长久持续，相应的行业能否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无法预期。

另外，中国非农业人口正向“大龄化”转变，他们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主观能力都在降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非农化人口以从事劳动密集型非农产业为主，如今，这些人口都已成为40多岁的“大龄”劳动力人口，不能再适应技术性产业岗位要求。从人口劳动年龄结构看，以浙江省的第一、二、三、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百岁图为例（见图2-10），人口出生高峰在20世纪60年代，如按照2009年计算，其年龄在40～49岁之间。作为农村非农化人口，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创业实践已有20～30年之多，他们大多以“守业”为主，“下岗”培训再就业已较为困难。

中央政府在2010年政府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补贴，制定了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学费给予减免等一些规定，进一步重视了中等职业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诸如深圳等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图2-10　浙江省第一、二、三、四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百岁图

注：本资料来自《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

4.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非农化与城镇化的时空距离渐远

近几年，各级政府在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方面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要求，并结合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正常的民工维权机制和法律援助制度还未完全建立，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企业按照订单波动生产的情况，任意增减劳动时间和劳动力的现象将继续存在，工作环境差的状况仍然比较突出。2005年9月1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北京市统计局对该市劳动时间的详细调查资料，其结论是北京人每天加班近1小时。另据甘肃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甘肃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日为6.59个，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52小时，每周超过国家法定工作时间22.73小时，多出57%。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中国GDP连年高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增长的速度，同时也超过农村非农化劳动力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这种差距不可能用技术进步因素来完全解释。基本情况是：一方面已就业的劳动者超时超负荷工作；另一方面却有大量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在等待着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日益昂贵的城市生活开支和医疗、教育支出，致使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收不抵支。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作为暂住人口，被部分地统计为城市化人口（通常暂住半年或一年以上时，就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城市政府因城市规模的扩大，加强城市社会、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增大城市政府对城市建设维护的资金投入，其结果是包括暂住人口在内的城市居民生活支出的进一步增加，如高房价、高租金、高物价等等导致的高支出。据甘肃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当地务工农民中，能够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人大约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仅在15%左右。（三）工业为主的非农劳动力转移空间重置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外向型实体经济冲击较大，加上经30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国部分行业产能已显过剩，这在金融危机期间已有所显现。农民工返乡趋势和后危机时期沿海部分城市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现象表明：

1.中国农村隐性劳动力失业人口已无法彻底非农化、城镇化

中国特有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庞大的农村高龄化（40～50岁）农村劳动力人口，决定了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口有非农化和城镇化的主观愿望，但并没有适合其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客观环境与动力，这已在上述关于城镇化“拉力”与“推力”的错位矛盾中有所阐述。

2.农村非农化人口面临着就业转移空间的重置

相对于市场容量拓展空间有限，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显现，相应的农村非农劳动力转移空间出现新动向。中国内陆省份的制造业发展更因劳动力工资成本低，从而竞争优势明显，其发展空间较大。随着内陆省份城市、城镇因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就地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提高，从而使沿海部分省份城市、城镇因外来农村劳动力补给减少而出现“民工荒”。“民工荒”会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有碍于利润空间有限的制造业企业进一步发展，部分企业发展后劲已显不足，面临着转型的必要，尤其是诸如服装纺织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出口下降等因素，生产规模受到约束，相应的就业岗位供应有限。这种趋势的延续将在沿海部分城市和城镇形成“民工荒”→企业发展受阻→对农村劳动力吸收能力降低→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再转移……的循环局面。

在新的形势下，中央政府提出了“保增长、调结构、促内需”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措施，进而重视中等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促进非农就业人口就业升级、转移。这无疑对稳定非农就业队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地方实施过程中，惯性的非农化→教育培训→就业转移→城镇化的城市化途径中，已设定了很多无形的进城门槛，使得劳动力就业转移难以跨越，这是必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虽然，2009年初，由政府主导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解决了约2000万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的社会问题，东部地区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由“民工慌”至“民工荒”的戏剧性转变。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是长期的战略选择。2009年，从大学生就业率70%的实况从某种意义上再次揭示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的劳动就业转移。按照“民工荒”→企业发展受阻→对农村劳动力吸收能力降低→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再转移的循环规律，从中国的整体看，随着以制造业工业为主的空间梯度转移，必将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的转移，即先从沿海城市、城镇转向内陆城市、城镇，再从内陆城市、城镇转向以城镇为主的农村地域，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第三节　农村地域开发的基本点

一、村庄与农村人口

随着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向前迈进，农村的撤乡并镇并村工作也在不断地推进。我国乡镇个数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7万多个减至1992年的4.83万个，再减少至2006年的3.47万个，平均每年分别递减3.6%和2%，其中1992年至2006年，乡的数量平均每年减少5.29%。1986年，我国行政村有81万个，1996年减至71.9万个，2006年更减至为64万个，平均每年分别减少1.18%和1.16%。

表面上看，乡村数量的减少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从统计数字看，其减少速度在逐渐减慢，尤其是行政村的年均数量减少值由前20年的9100个/年降到前10年的79个/年，村庄数量的减少幅度在降低，这与中国城镇化的推进速度不相吻合。

从村庄合并的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村民委员会改为街道办事处，原来的村民自治体制由此消亡。这主要在城市、城镇的规划区范围内较为普遍，即随着城市、城镇规模的扩大，其周边的农村地区变为城市地区或城镇镇区，行政村随之消失。

2.邻近的多个行政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村庄数量减少。这主要出现在离城市、城镇较远的农村地区。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实际居住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村庄建设用地向周边发展，相邻村庄用地联成一体，加上地域文化等因素，部分村庄合并成一个行政村。

3.空间重组、村庄整体迁移，原有行政村不复存在。由于区域统筹、城乡空间统筹发展，以及区域性基础设施、水利工程设施、生态资源和环境设施等建设的需要，部分有悖于设施建设的行政村实行整体搬迁，与城镇或其他村庄组合。另外，一些边远村庄，尤其是山丘地区，因交通不便等原因，逐步实行下山脱贫而整体搬迁，原有村庄消失，行政村数量减少。

据行政村的合并方式可知，行政村数量的减少除由城镇化推进农村人口减少因素外，还与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下山脱贫等政策因素有关。如果城镇化速度减慢，以及以投资为主导的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越完善，相应的行政村数量的减少速度也会放慢。

然而，现在中国农村大约有320万个自然村，按照64万个行政村计算，平均每个行政村有5个自然村。行政村的减少，并不说明自然村会以同样的速度减少，更不能说明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为主观地撤并行政村数量来说明“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是“数字”上的城镇化，而不是真正实现城镇化。只有自然村落的真正减少和农村居民点的逐步整合，才是农村城镇化的标志。而自然村的撤并与减少，还有赖于自然村的居住人口、生活便捷度、居住环境和住宅建筑质量等诸多因素的变化。（二）村庄居住人口与就业

1.村居人口规模与布局

按常住人口计，扣除城镇化人口，2008年中国村庄居住人口大约是7.3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55%），每个行政村、自然村的人口分别为1156人/村和230人/村。从近几年看，虽然中国的村庄人口比例和村庄数量在逐年减少，但中国乡村人口规模并未随之相应的递减，与之相反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庞大的村庄人口对建设新农村提出许多挑战。一般认为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终标志有两个：（1）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

庞大的农村滞留人口和相对增幅不大的第一产业增加值，进一步加大了已经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农业生产总值增幅缓慢的情况下，减少农村农业人口对提高农村人均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有利。只有这样，“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样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才能有保障了。（2）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

各级公共服务设施中心主要集中于城市与城镇，而农村处于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末端。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分散于众多的自然村落，从而远离城市、城镇公共服务中心，这样，“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态良好”的公共目标难以实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当城镇化拉力客观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切实减少农村农业人口，调整农村人口布局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农村人口就业图2-11　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比例

农村就业人口为4.7亿（含第一产业农业人口和乡村非农就业人口），占全国7.69亿劳动力人口的67%。根据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与特点，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包括农业生产，乡村、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和外出（出县）就业三大类。据前所述，2000年前后，以上三大类抽样调查的比例分别为56.5%、31.5%和12%（外出6个月以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资料，全国农村就业人口为4.76亿，其中的第一产业劳动力为3.14亿，占农村就业人口的66%。如果将外出的1.2亿农民工计算至农村劳动力总数之中，计算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52.68%，与抽样调查结果基本接近。由此可见农业生产仍然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方式。为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农村农业人口的就业条件和环境仍有待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低保补贴实施难度大，消费需求无法提高

按照2.4亿户的80%从事粮食生产，共计为1.92亿户，平均按照3.5人/户计，约有6.72亿人。每户来自农业的收入在3000～5000元/年间，则人均收入为70～120元/月。按照有关城市、城镇居民300元/月的低保标准，和180～230元/月补贴金额，则每年共需补贴金额为1.5万亿～1.9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财政收入6.23万亿的24%～28%，是2008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3.4万亿元的44%～56%，是国家目前对农村总投入4000多亿元的4倍。据此在我国农村实行全面的低保补贴难度极大，农村的消费需求无法提高。（2）小规模农业经营不可能提高“支撑新农村建设”的农民收入

中国耕地保有量的底线是18亿亩（1.2亿公顷），而中国农户总数约2.4亿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0.47公顷地）。在这些农户中，约20%的农户从事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的“设施农业”，他们大体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因而可以获得较高的年收入和投资收益，其家庭总收入可以接近城市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他们不仅无法拥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而且没有能力享受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

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组织结构改造都不能明显增加农民收入。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比较高，单位土地面积的小麦产量、水稻产量和玉米产量，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小麦单产还高于美国（但低于荷兰和法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其主要作用是节约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而不是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国自然仍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但中国不能指望2.4亿农户通过这种进步直接增加收入。为此，新农村建设必须研究就地进一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3）亦工亦农“兼业模式”的不稳定性，使农民无法彻底弃“农”

据估计，大约有1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包括配偶共1.4亿劳动力）在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按照公安部门统计的暂住人口数量，2007年全国公安机关登记暂住人口为1.04亿，表明约有0.4亿劳动力未经登记，另外外出（出县）就业6个月以上的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2%，约0.5亿劳动力，说明约有0.5亿多的劳动力在本县，或是居住在城市、城镇不足6个月的暂住农村劳动力。综上所述，全国约有0.9亿农村劳动力短暂或就近兼业于城市、城镇或乡村非农产业，其占各类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农民劳动力总数的64.3%。

兼业农民尤其是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一定程度上脱离农业，走上了非农化的道路，但是不稳定的“兼业模式”使他们无法在城市、城镇永久地居住和生活，他们的“根”仍在农村，他们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质量。据保守估计，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带回农村的资金每年在8000亿元左右，而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农村住房建设，农村是他们真正的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表明，全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其造价大约为0.32万元人民币。仅此一项，全国农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000亿元，远远超过了国家对农村的全部投入。（4）外出打工就业遗留的社会问题较多

中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与西方早期的失地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成为工人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的“农民工”仍拥有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仍掌握农业生产资料，具备最为基础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只不过是“农民工”发展需求的选择，中国农村居民在非农化、城市化过程中，与西方集中的贫民窟所派生的社会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现象所派生的社会问题在于两地的“农村”，即外出人口所在地的农村，和异地非农化所在地的中小城市、城镇所在地的城边村（城郊村）、城中村等。通过城镇化、非农化的实施，直接的表现是两地“农村”社会经济产生差异的同时，也带来不同的社会问题。

①农村留守儿童多，教育问题突出

外出务工的非农化农村人口，为减少开支，将其子女留在家中，子女的教育问题日渐成为影响农民工外出的重要因素。2008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为5800万人（按照2008年初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统计数字5800万计），平均每个行政村为90多人，每个自然村18人，占农村人口的8.3%，其中0～5岁的留守儿童为1569万人，占全国同龄儿童的30.46%。“留守学生”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和教育，加上监护人没有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相关知识，“留守学生”出现生活失助、学习失教、行为失控、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倾向，不少人性格抑郁、孤僻，有的甚至养成一些不良习气，成为问题少年，给学校教育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困难。同时这也严重影响了下一代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在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27284个乡镇中，约2/3学龄前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农村三年的毛入园率为35.6%，低于城镇20个百分点。

②农村住宅闲置，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全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其造价大约为0.32万元人民币，全国农户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资约8000亿元，相当于每4年新增加的钢筋混凝土房屋可供1亿人口居住（以每户60平方米计）。但中国农村有大约25%的住房常年没有人居住，其资源价值约达2万亿元人民币（每平方米按260元计算）。

另外，中国农村公路、电力和九年制义务教育设施等已有一定基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不稳定兼业与外出，一定程度上闲置了社会设施资源，这也影响了新的农村社会设施的建设，进而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

③城边村、城中村人口掺杂，流动性大，管理不便

大量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外来人口聚居于租金相对较低的城边村、城中村，来自不同地区的各类农村务工人员聚居于同一空间场所。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不同，这些城市、城镇务工暂住人口生活摩擦时有发生，社会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环境环卫问题、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和空间容量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

二、村庄建设用地

来自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09年底公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报告》称：“据土地详查统计，全国人均农村居民点占地192平方米，对照2008年的数据，增长较快。中国的农村，一方面常住人口在减少，农村长住农民人数以1.6%的速度在下降；另一方面是农村的户数却在以1%左右的速度在增长，新增加的分立农户大多能获得宅基地，以此导致农村建设用地增加，致使农村人均建设用地不断快速增加。”

一般人都认为农村过度占用土地，因其逐年增长的建设用地与城市化规律下的农村人口的逐年减少不相符合。为此，在与村镇相关的各类规划层面，控制农村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成为主要的目标。在政府政策层面，已制定了严格控制农村建设用地占有耕地指标的相关规定。在浙江省的一些农村，曾有多年没有住宅建设用地指标下拨到农村，致使部分村庄住宅就地拆扩建，或利用现有农村宅基地周边见缝插针建设。农村住宅建设用地存在严重违章现象。

毋庸置疑，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多，土地资源的使用相当不经济。为此，为减少人均住宅建设用地面积，专家和学者提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发展各类城市、城镇，于是城市、城镇迎来了用地发展的“客观条件”。最终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发展很快，而农村建设用地发展更快。2007年全国城市、城镇建成区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其中城市约为3.5万平方公里），比1978年的1.73万平方公里，增长了2.94倍，年均增长3.67%。从统计看，同期转移的农村人口为4.1亿人；而中国的农村住宅建设用地由1978年为4.67万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16.4万平方公里，年均增长4.28%。从30年的发展历程看，以城市、城镇拉动型的城市化道路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二）村庄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

重庆、成都等城市，为解决农村建设用地不经济的问题，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周边的农村实施城乡统筹建设，整理空余的农村宅基地，以用作城市建设用地或改造成耕地，成效十分显著。但同时必须注意：

1.以公寓式城镇住宅取代宅基地农村住宅，剥夺了法律赋予的农民可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农村住房保障”，从而影响农民的生存空间。

笔者认为，“农村住房保障”是与中国农村特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包产到户、自留地经营作业方式和相对低收益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相关联的。集体土地使用、自留地经营作业方式，要求中国农村住宅及其附近具备为生产服务的空间场所。虽然部分地区已实施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转让，或加强农村合作社建设，促进农业专业化、产业化和规模经营。但必须看到，小规模农业经营虽然劳动生产率相对不高，但土地生产率比较高，中国单位土地面积的小麦产量、水稻产量和玉米产量，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民通过精耕细作，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却降低了自身经济收入。在国家无法全面实施低收入农村居民低保补贴的客观环境下，农民只能保持传统的生活与生存方式。保留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和自留地生产空间，以减少专业化、人工化、现代文明环境下的生活开支。这些是城市高度集约化的居住空间所无法实现的。

2.农村住宅集约化改造要与创造农民力所能及的就业机会相结合，建立农村农民与城镇居民相同的低保制度，以促使农民有长久持续的稳定收入。

以公寓化方式改造农民住宅的出发点是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创造出与城市土地相近的产出率。显然，在公寓化方式改造后，其中的农民应同样具备与城市、城镇居民一样具有生产一定价值的能力，或者具备一定生活支出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农民与城市、城镇居民相近的劳动素质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否则，则需政府部门按照城市、城镇居民低保要求对这些农民加以生活保障。如上所述，按照城镇居民低保标准对6.72亿农村低收入者全面实施低保政策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进行集约化城市化的农村住宅改造是不切实际的。

3.城乡“两栖”居所规划，不仅不会节约建设用地，反而会导致新的建设用地总量膨胀。

与亦工亦农就业方式和外出打工就业相对应，中国的农民工“两栖”居所在一段时期内将是不可避免的“现状”。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将达到14.1亿人，其中城镇人口估计将达到8.7亿，新增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城镇人口的约2.5亿。这其中有相当大规模的人口为具有“两栖”居所的人口。为此，有人提出两种节约住宅建设用地的观点：

观点一：将新农村人口统一转为城市户口（或者是城乡户籍一体化），在为他们提供买得起的小康标准的国民住宅同时，让他们“腾出”宅基地进行土地置换，这样可以从住房集约和节约出来的土地中，“整理”出4780万亩新增土地（3.2万平方公里）。

观点二：让这2.5亿“入城农民”在城里和农村都有各自的住房。比如在原居住地的农村，保留人均30平方米左右的小康标准住房，在就业的城市提供人均15平方米的“解困房”。两者均为新建设的住宅小区，容积率均在1.5以上，以达到土地集约节约的最大化。以此计算，这些“城乡两栖人口”住房的人均用地也仅有30平方米，比现在的人均223平方米少190平方米，大大节约了农村建设用地。这进而说明，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普增，对耕地影响和威胁最大的，并不在城市、城镇，而是农村居民点。因此，应在城市大力发展标准、经济适用的“国民住宅”。

从计算数据不难看出，两种观点所采用的方式可节约大量建设用地。但是，以上两种观点的假设前提是：原有的农村宅基地能整理成耕地；2.5亿新增转移人口均在城市、城镇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转移过程是10年左右（以2008年计，最长的也才12年）；中国各级城市、城镇建成区内具备接纳这2.5亿人口的住宅空间。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笔者认为这四个前提的依据并不充分，可操作性不强。（1）原有的农村宅基地能整理成耕地

据研究表明，2009年全国6.12亿城市、城镇人口中，约有1.2亿是来自农村的暂住人口，这些人口基本上在城市、城镇就业居住，已被有关部门统计为城市人口。但这些务工人员每年大约有8000亿元资金带回家兴建、改建农村住宅。按照城镇化规律，这些最有条件在城市、城镇居住就业的“入城人口”在农村留下的大多为“难以整理成耕地”的钢筋混凝土房屋。据此可推论，2010年前，中国2.5亿农业人口城镇化的方式也首先从人口的非农化“两栖”居所开始，这势必会大大增加“难以整理成耕地”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与用地。

据统计，中国农户平均每年新增约8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住房面积，按照2.4亿农户计算，平均每年新增约19.2亿平方米，可供2000万户使用（按照户均100平方米计）。实际上，从中国农村建设用地的扩大开始，农村住宅建设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其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年均增长4%）而不断加强。假设起始年为1983年，截至为2008年末，新建住宅可提供2000万户计，年均增长4%。则25年来，共建农村住宅可供3.2亿户使用。对照中国农村户数可知，广大农户已基本上住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建的房子。在后10年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即使进一步解决农民在城市、城镇的非农就业和稳定的居住问题，而将其原有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成耕地，其拆迁农村住宅的数量是巨大的，困难也是非常多的，浪费也是相当严重的。（2）2. 5亿新增转移人口均在城市、城镇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农村“推力”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还是靠城市、城镇的“拉力”作用下实现的。1992年以来，工业化、城市化促进城市、城镇非农产业发展，从而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8年后，中国将进入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能否为这2.5亿人口中的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岗位是值得研究的。另从现状产业结构和农民工就业特点看，农民工在城市、城镇的就业岗位是不稳定的，收入水平难以维持其在城市、城镇长期的居住生活。这种状况可以从中国城市、城镇暂住人口的登记和每年在农村的住宅建设情况可见一斑。（3）转移过程经历10年左右（以2008年计，最长的也才12年）

中国20世纪60年代之后，每个年龄段的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在减少。据浙江省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1990年后，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比例为不足1.3%，2000年后的为不足0.9%。全国农村如果按1.3%计，则2010年至2020年，中国农村将有8700万人口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如果这8700万人全部城镇化，考虑生育因素等，按照1亿人计，则另有计划的1.5亿人将城镇人口从现状逐渐高龄化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转移出来，已经在农村就业或待业的青中年，10年后，能否具备在城市、城镇再就业和定居的能力是值得深思的问题。（4）中国各级城市、城镇建成区内具备接纳这2.5亿人口的住宅空间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地级城市以上的城市实有住宅建筑面积为112亿平方米，按照相应的城市人口3.7亿人计，人均城市居住建筑面积为30.5平方米。如将县（市）与城镇统计在内，城镇与城市总人口为6.07亿人，如按城市人均居住建筑面积30.5平方米计，则城市、城镇居住建筑面积为181亿平方米。在城镇人口6.07亿的统计口径中，城市、城镇暂住人口有1.2亿，这些人口基本上是农村外出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其中包括公安部门的1.04亿的登记为城镇暂住人口和没有登记的农村外出劳动力人口，他们以暂时租用城市、城镇各类住宅为主，人均居住面积低。如按10平方米/人计，则为12亿平方米，占城市、城镇居住建筑总面积的7.5%，相当于2008年一年的商品住宅开发量。可见城市、城镇暂住人口占用的城市、城镇住宅空间很小。如果城市政府及时启动廉租房等安居工程建设，按照20%的廉租房比例，接纳这2.5亿人口的住宅空间，也只需10年时间即可。

三、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一方面部分地区设置水准低、规模不足，对农村居民吸引力不强，如，中国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的27284个乡镇中，近50%个乡镇没有中心幼儿园。另一方面，部分地区社会、市政基础设施相对过剩而产生闲置现象。据发达地区调查，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学，因农村人口减少而部分处于闲置状态。提高农村公共设施服务水平应主要遵循如下两个原则：

1.导控有序，循序渐进

按照城镇化的人口空间变化规律，调整整合农村居民点，避免农村人口分散布局。按照未来农村居民点的发展规模，配建“高标准”的农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在规划的中心村与基层村，配建“城镇级”与“中心村级”的公共服务设施，而切不可按相关“规划标准”或“规范”要求，村村配建基层村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应严格控制有人口减少趋向的自然村落的配套设施。

2.突出重点，修正规划

改变传统基础设施体系结构的规划模式，完善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公共服务设施结构体系。按照服务地域范围和村落实际居住人口规模，提升农村地域部分公共设施标准。不要人为地按照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结构和不切实际的撤乡并镇和行政村撤并的要求，降低实际居住人口规模较大的农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二）基础设施资金投入

随着村庄用地规模的扩大，村庄基础设施投入也在不断加大。全国县以下农村道路长度为120万公里，村内道路约在250万公里左右。按每公里10万元计，也需要近4000亿元资金。再加上其他基础设施的投入，如自来水、电力、污水排放、沼气池等，投资还会显著增加。

中国用于农村建设的投资占当年中央政府投资总规模的比重，已经由2003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约48%。2003至2007年，中央预算内和国债投资中用于农村建设的总量已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据中国银监会官员披露的资料表明，到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为15万亿～20万亿元。而实际支农资金按照每年8%的增长率计算，只能提供10万亿元左右。这些资金即使投放下去，由此产生的固定资产的维护更新成本也将会给国家和农民带来沉重压力。

当前与今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等最重要的环节上，放在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最紧迫的方面。要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紧紧围绕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设施，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要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要进一步重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第四节　基本结论

一、中小企业在解决农村人口非农化方面已显不足

中国农村政策体制变革，旨在解放与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充裕的就业环境，增加农民收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乡村、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但是，随后的整合提高、调整重组发展表明，乡村、乡镇企业的行业结构不仅在农村之间雷同，而且于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重复。乡村、乡镇企业的发展行业与农村、农业关系不密切，地域分工与特色不强。生产的产品在短缺经济环境下，乡村、乡镇企业的生产满足了国民内需释放的需求，从而使乡村、乡镇企业得到相应的发展。部分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外资注入和外部消费市场的拓展，生产规模与产品质量得以持续的发展与提高。进入21世纪，全球市场空间有限性已显露无遗，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再者，中国的“三农”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未来的农村经济走向何方，将是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中小城市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已显乏力

中国靠中小城市、城镇非农产业发展和乡村、乡镇企业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是两次“危机”和农民工返乡再就业的经历说明，中国未来中小城市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力已非常有限（这与城市门槛太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支出相对高于其在城市收入的原因有关），外出至城市、城镇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将不会大量增加。

三、制约农村人口非农化与城镇化的因素较多

近年来，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受教育人口比例在逐渐提高，表明进入21世纪，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拓宽就业领域，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如此，但其制约因素也多。积极开展教育与技能培训并非是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途径。当前决定非农化和城镇化的因素仍然是农村地域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非农化与城镇化的距离仍很远。如前述甘肃务工农民中，能够在城市租得起或买得起有卫生间和厨房的单元房的人大约只有12%左右，而北京的一项资料估计，这个比例也仅在15%左右。

中国农村隐性劳动力失业人口已无法非农化、城镇化，中国农村非农化人口面临着就业转移空间的重置将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沿海城市、城镇转向内陆城市、城镇，再从内陆城市、城镇转向以城镇为主的农村地域，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

四、农村劳动力规模稳定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仍将不断扩大

中国农村劳动力规模稳定增长，第一产业劳动力（农业生产劳动力）比例在逐年降低，但其数量降低并不明显（在2002年前，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绝对值一直在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富余量仍相当大，隐性失业人口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于中国农村地域，亦工亦农等就地就业转移仍是农村地域人口非农化的主流。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差距仍将不断扩大。

五、正视农村人口就业的发展态势和农村地域的发展问题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人口比例的减少，并不等于农村地域人口数量的相应减少。中国农村人口比例自1978年后一直处于递减状态，但农村人口数量实际上在1978年至1995年间仍在绝对增长。在1996年后其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至2000年，其仍然高于1978年统计的农村人口数量。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增长，农村非农就业人口数量也一直在增加，而拉动乡村非农人口就业转移的各种力量已显得有限，亦工亦农在就业转移方面已不突出。

单纯为迎合城镇化推进需要而进行撤乡并镇和撤并行政村的效果并不一定符合地区的发展实际，尤其是在农村农业人口不减少的情况下，任意减少与整合农村居民点，是不可取的。只有当农村农业人口减少和自然村落自然缩并时，政府适时地撤乡并镇和撤并行政村时，才能见其效。

中国农村就业人口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67%，这一数值自1980年以来均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建立与农村就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体系，促使农村人口与就业保持动态平衡，发展农村产业，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是当务之急。

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会带来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和相应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投入，不切实际地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是不合理的。建立与农村就业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结构与布局，改变传统的规划建设模式，应是必然的趋势。

第三章　农村地域开发的社会经济目标要求

第一节　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

一、产值构成的优化

在中国，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先发展工业，使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沿海地区发达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普遍在50%以上，即使是中部地区内陆省份，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在40%～50%之间（见图3-1、图3-2所示）。图3-1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比较图3-2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冲击很大，相应地影响了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受人民币升值、贸易保护的双重影响，出口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低劳动力成本、低价格已不再是应对国际市场竞争的有效策略，拓展新兴产业市场、提高产品附加值将是企业新的选择。所以以工业为主导的地区会因之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比较分析

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的总量与地位上。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不仅吸纳了劳动力65%～70%的就业份额，而且同样创造了65%～70%的GDP份额。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则退居“次要产业”，它所吸纳的就业量与GDP的贡献份额大体相当，一般不超过30%。而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则成为“最小产业”，它所吸纳的就业量与GDP的贡献份额同样相当，一般不超过5%。如日本，从1965年至2000年的产业发展与劳动力转移来看，35年间，日本不仅产业发展与劳动力的转移是同步的，而且在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相应比例的劳动力，促进了第一产业劳动力有效转移。1965年以来，除前10年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提高0.9个百分点外，以后几十年均略有减少（见图3-3所示）。图3-3　日本　1965-2000年产业就业结构变化图3-4　浙江省1987-2008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相比之下，中国沿海较为发达的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而非农产业产值构成反差较大，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很大的比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相对不快，在吸收农村非农化劳动力转移方面也显不足。如浙江省从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0%以下，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发展较快分别达到50%、40%，见图3-5所示，与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不快，相应的第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也并未同步增加，反而低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见图3-4所示）。图3-5　浙江省1978-2008年三次产业产值构成变化图3-6　浙江省与发达国家产值构成比较（二）产值构成优化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下滑，以出口外向型企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受到相应的影响。为此，冲击较大的沿海省份先后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的第三产业。如早在2004年，浙江省就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进一步降低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和劳动力的比重，虽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见图3-5所示），但其在吸收农村地域人口非农化转移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第二产业在吸引劳动力方面仍然较突出（见图3-4所示）。与中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相比，浙江省第三产业的不足与差距可见一斑（见图3-6所示）。

二、就业转移及结构调整的困境

中国大部分省份产业结构调整思路重在生产领域。如在第二产业内部，总是将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主要任务。尽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均逆势而上，在低碳城市发展策略引导下，节能、环保和生态产业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些高新技术、节能、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生产部门“新陈代谢”与自我更新的结果，对某一地区某一部门生产能力和发展竞争力的提高，以及供应结构变化下的需求结构的调整是有利的，但其改变不了某一经济水平下的全社会市场需求与容量的提高；在第三产业领域，近年来，中国许多省份针对第三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结构层次不高的状况，普遍提出加快推进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包括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和法律等现代服务业，扶持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生活需求服务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等。总体看，现代服务业是生产和生活需求结构升级所必需的，这些更多的是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电子信息技术等手段来完成，是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这在一定时期内，对提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促进产业就业转移见效不显著。也就是说，现代经营方式和电子技术在服务业中的运用，能提高相应服务行业的服务效率，并可以减少服务人口的工作时间，而对相应的产值提高，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现代物流业，其实质上是将货物运输、信息管理和酒店服务等行业在空间上进行再整合。同时信息技术的运用，使传统分散零星的信息服务行业得到整合，使其服务效率大为提高，但其在产值提升方面作用有限，在促进就业增量方面更显不足。而文化、旅游、社区服务等产业，需求潜力较大，尤其是文化、社区服务需求的大众化将是中国未来第三产业发展的主题。但是从文化产业看，中国快速城市化下的城市文化缺乏地域特色，新兴创意文化的时空局限性大，农村文化正在随着农村地域人口的外流而逐渐“消失”。从社区服务看，以家政、医疗、教育为主的城市社区服务产业正在逐步形成，但规范化、产业化仍不足。与中国农村地域部分农产品自给自足经济相对应，农村社区服务也普遍存在自给自足的状况，完善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尚无法建立。

因此，在服务对象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三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可以使其产业内部行业产值构成、就业比重发生变化，结构层次得以提升，而第二、三产业的总值之间的比例则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必须是从促进区域发展地位的变化出发，调整产业空间发展策略，从而实现第二、三产业比重的根本改变。

区域产业空间调整是在实现产业梯度升级的进程中，按照城乡资源与环境优势，采取适宜的产业政策措施，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产业布局，以减少结构性污染。在工业布局方面，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把清洁生产、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等措施整合起来，城乡统筹，以此来调整产业布局，进而合理调整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与此同时，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有机联系和产业间产供销的合理搭配，力求实现各产业的有序增长和协调发展。按照产业发展的次序和产业链条，发展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构建生态工业园区。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搭建若干区域性高地，加强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以服务联结腹地，更好地为腹地城市提供更为全面的生产及生活服务，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并不断向外辐射和拓展。按照农业发展与产业纵向拓展序列，以农村农业为基础，发展生态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基地，农村地域、小城镇与农业加工基地相结合，形成农、工、贸产业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中国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太大，主要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转移没有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配置到非农产业中去。这有劳动力自身素质的原因，也有非农产业设施对劳动力需求的因素。有关省份对其原因做了有益而值得商榷的探索（其数据见表3-1）。本节就此进行分析与论证。（一）商榷一：旧体制的惯性和工业偏好政策体制原因

在改革创新背景下，一切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大多被认为旧体制的束缚，在人口与就业转移方面也是如此。

1.“传统的城乡二元就业体制”扭曲了“中国的劳动就业市场”结构体系，劳动就业市场不完善。

城市内部的“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分别有着不同的“劳动力配置机制”，在工资待遇和劳动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多元化现象。致使“就业结构的顺畅升级”受阻，进而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

事实上，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进城就业的农村非农化人口在工资水平和待遇等方面要求较低，与在职或城镇待业职工相比，具有一定就业优势。中国沿海城市外向型企业也是利用大量“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从而获得相对低廉的产品成本，使其在海外市场上具备更大的价格优势。因此，大多数企业单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起着积极作用。国有经济部门、正规部门的“二元就业体制”存在的实质性问题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或者是说相应部门的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继而对“求”职者“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岗位。在这种岗位“短缺”的经济背景下，一旦有同类的工作岗位，或者有结构层次更高的新型“职位”诞生，就有合适的劳动力去“补给”。因而，从这一层面看，“就业结构的顺畅升级”与否的根本在于：第一，是否存在“层次”较高的就业岗位；第二，非农化人口是否具备相应的素质，因而，所有这些，并不是所谓“传统的城乡二元就业体制阻止就业结构的转移”。

2.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资源投入总量一定的前提下，以“工业为中心的旧体制”投放格局，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由于“投入的相对缺乏，发展缓慢”。

虽然在1990年后，城镇化的推进加大了城镇三产投资比重。但是从各个已发展或正在发展的省份来看，发展工业仍然是主导的惯性思想。原有的注重第二产业投资格局促使第二产业比重仍高，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上升不快，从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转移缓慢。

回顾中国的改革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进入90年代后沿海外向型企业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国内短缺经济的释放和世界制造业的地域转移，致使国内市场的建立和国外市场的开拓。有了这样的内外市场基础，对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全面投入，加速了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比重的提高，这是客观必然的，其并不影响农业劳动力就业转移，相反，在合适的时空条件下，促进了就业转移和升级。而第三产业的投入多寡，一方面与投入主体的财力有关，另一方面与所投入的设施的市场需求有关。但有财力无市场的投入是徒劳的，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先后在农村地域投入兴建农村学校和医疗设施，许多农村因人口的减少，上学就医人次的减少，面临空置的局面。而有市场无财力，则可以引进社会资金等多种融资渠道。培育发展第三产业，如诸多的酒店餐饮服务业等便是如此。因此，解决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的根本是市场的建立问题，而不是设施建设的投入问题。

3.“政府对教育等众多基础设施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这“在资源配置上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律，阻碍了就业结构的转变”。

浙江省在教育、金融、卫生、文化体育、水利和科技的全部固定资产存量中，国有经济占比分别为88.4%、84.3%、81.5%、72.6%、64.9%、59%。由于“政府的垄断”，“非特定的资本和劳动力对这些产业的进入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就业结构转变滞后”。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户籍管制”等也阻碍了就业结构的转变。

教育、金融、卫生、文化体育、水利和科技在第三产业结构层次中属于较高的行业，它们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而发展较快。但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口规模较小，并且新型发展行业的素质要求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之间存在错位，无法就地安置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部分新型服务产业，对相应的技术、文化素质要求较高，如教育、社会保障、房地产业等服务产业。这些行业在解决就业转移过程中，也吸引了部分对口的非农业“高素质”就业人口。此处以江苏省灌南县为例，见表3-2所示。

因此，无论是从产值看，还是从就业结构看，教育业、金融业、卫生、文化体育、水利和科技对农村就业转移所起作用不强的原因不在于政府的“垄断”程度导致的“资源配置上的扭曲”，而在于这些行业本身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现状与之有一定距离。（二）商榷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产业结构原因

从中国沿海省份的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相对偏低。近年来，包括浙江、福建等省份先后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省域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如浙江省2000—2008年，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了13.7%，而同期的GDP总量年均增长12.8%，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0%以上。尽管如此，部分人士认为第三产业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第三产业整体发展还相对滞后，认为“第三产业比重与第二产业相比仍然偏低，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相比，沿海省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二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仍不合理，认为“金融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等近几年发展迅速，但仍未根本改变第三产业以传统的商业、服务业为主的旧格局，基础性产业和新兴产业仍然发育不足”。“就业弹性较大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等行业所占比重仍然很小”，这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对部分县（市）的调查可知，诸如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增加值，近几年增长很快，对第三产业增加值尤其是GDP的贡献很大，但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不强，就业转移效果并非想象的那样理想，真正促进就业的还是传统商业服务行业。如江苏省灌南县，近几年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带有公共性、普遍性的公共服务业发展较快，快于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尤其是教育产业增长最快，现已占据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其数据见表3-3。

注：本表数据来自江苏省灌南县统计年鉴（2008年）

然而，从产业结构内部就业构成比例看，第三产业中，就业人口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批发和零售业，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业，其就业人数分别为1.41万人、1.16万人、1.1万人、0.91万人和0.89万人，分别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20.86%、17.15%、16.21%、13.5%、13.2%。其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率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但其发展前景明显不如教育等，其数据见表3-4。

实际上，从日本　1965年以后第三产业的就业构成变化中也可以看出，其就业比重最大还是商品批发零售业，并且就业增长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大于其他新兴服务业（见表3-5所示）。

比较中国与日本第三产业就业构成（见表3-6所示），可以认为，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所要求的服务业相关，如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等。此外，批发零售贸易也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在中国，如不关心居民的生活状况，而仅从“提高城市产业结构档次”出发，一味追求所谓的“现代科技信息”服务业，将是不切实际的。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其将建成的是“非以人为本”的城市设施体系与网络，最终将被空置而浪费。

注：括号内数据为中国的产业分类（三）商榷三：关于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社会原因

劳动力素质特别农村劳动力素质在低层次上供给过剩和中高层次上供给不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制约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之一。相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而言，文化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更容易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更容易失业。一方面，由于文化程度较低，所以无法适应技术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较低的文化程度也制约了劳动者本身对其他行业技能的学习，以至无法适应行业转换的要求。这种现状决定了现阶段结构性失业的必然性和严重性。同时，受劳动力素质较低的影响，部分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产业出现岗位空缺，其发展受到影响，中国近几年出现的严重技工荒便是较好的印证。这种现状影响了产业的发展，继而影响就业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中国每年有600多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大军之中，而2007年就业率仅70%左右，如果教育体制没有问题的话，那么“高层次素质”岗位需求总体仍不足，这也说明这一类高层次服务行业的市场需求仍不足。这是市场容量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四）商榷四：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和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着浙江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对就业的主要影响有：一是经济增速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从劳动力市场监测情况看，企业用人需求有所下降，一些地区新增就业人员增速减缓。二是部分行业企业处于限产、减产、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导致就业存量减少。三是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对就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四是外贸出口型企业由于对外依存度高，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也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应该说，金融危机是暴露中国部分沿海城市产业问题的导火索，中国沿海部分城市、城镇制造业利用劳动力低成本、产品价格低廉所显现的竞争优势空间的有限性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大和全球市场容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将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因此，金融危机不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和相应就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而是暴露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方向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导火索。后危机时代，即使外需复苏，外贸增长得到恢复，相应职工收入得以持续提高，也改变不了占全国就业劳动力67%的农村就业人口的就业转移困境和相应收入差距，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量结构层次也无法得以提升。

第二节　消费需求与结构层次的提升

一、供求关系理论研究

根据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具备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是否能提升自身的劳动素质，实现劳动力素质由低向高转移的动因，其一方面受市场（岗位）需求和劳动力价格决定；另一方面受劳动者需求结构层次制约。前者当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劳动力工资水平和相应的素质提高大多难以实现。反之，则不仅推动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且在高工资高标准的工作岗位下，更易促使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国深圳等部分城市曾出现技工短缺，但并没有推动年轻“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的技能来再就业，补进技工岗位。这表明所谓短缺的技工相对生产企业来说是短缺，而相对于劳动者来说并不短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就业岗位而已，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可言。发展职业教育与职业技术培训，提高职工素质，弥补技工和高素质职工短缺的状况，并不是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培训资源的配置行为，而是传统的生产计划的经济手段，这种计划经济手段如果不以市场为导向最终会造成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一）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认为，人都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从低至高分别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也是不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最迫切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当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从而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见图3-7所示）。图3-7　马斯洛需求结构层次图

1.生理上的需要

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强大动力。

2.安全上的需要

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事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触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和其他能力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要的一部分。

3.感情上的需要

这一层次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即人人都需要伙伴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或保持友谊和忠诚；人人都希望得到爱情，希望爱别人，也渴望接受别人的爱。二是归属的需要，即人都有一种归属于一个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并相互关心和照顾。感情上的需要比生理上的需要来得细致，它和一个人的生理特性、经历、教育、宗教信仰都有关系。

4.尊重的需要

人人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尊重的需要又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两类。内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有实力、能胜任、充满信心、能独立自主，总之，内部尊重就是人的自尊。外部尊重是指一个人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马斯洛认为，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能使人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社会满腔热情，体验到自己活着的用处和价值。

5.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限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也就是说，人必须干称职的工作，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马斯洛提出，为满足自我实现需要所采取的途径是因人而异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潜力，使自己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

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和感情上的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要，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级需要，他们是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的，而且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同一时期，一个人可能有几种需要，但每一时期总有一种需要占支配地位，对行为起决定作用。任何一种需要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要的发展而消失。各层次的需要相互依赖和重叠，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后，低层次的需要仍然存在，只是对行为影响的程度大大减小。

马斯洛和其他的行为科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而高级需要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人们的需要层次会随着生产和经济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就表现出消费需求结构的多样性。（二）供应结构

供应是指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期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它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技术水平、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条件所决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决定着物质产品供应的最大限度。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许可的前提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和经济技术条件好，提供的产品能力强，供应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产品就越丰富。当今“低碳”经济环境的推行，会对物质产品的供应范围和供应结构产生一定制约作用，经济制度对完善供应结构有着必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了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使商品的供应与市场需求相吻合，促使供应结构合理化。人文特点是构成精神产品的主要因素，历史文化基础和现代文明是精神产品的主要来源，其中，历史文化底蕴深，地域人文环境独特，能提供的精神产品丰富而独特。现代文明程度越高，则提供的精神产品越丰富，现代文化创意为新的文化产品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供应结构，在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大多从调整供应结构入手，一般认为调整了供应结构就调整了产业结构。实际上，决定供应结构的产业结构是否需要调整，还要看需求结构特点与变化规律。在某一社会集团消费需求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即使按照需求结构变化规律而调整产业结构时，其生产总值或供应总量一般是变化不大，只是在产业结构和供应结构内部的行业之间进行了“优胜劣汰”而进行自我更新和结构完善。只有当某一社会集团经济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增强下的消费结构层次提升时，适时调整与提升供应结构，才能使地区生产总值或供应总量与产业结构同步提高。这在下文的供求关系理论中将作进一步说明。（三）供求关系理论

供应和需求是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求决定供应，社会需求能力与需求量总体上决定了生产供应量与供应能力，需求结构是生产供应结构影响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供应结构对需求结构有着反作用。适度、合理的供应结构变化，能引领需求结构的变化，这种引领作用是在合理的价格水准和一定的居民购买能力下才能实现的。

居民的购买力、特定的商品价格，决定了居民的需求量，从而决定了商品的供应量与供应结构。从图3-8的供应曲线（supply curve）、需求曲线（demand curve）、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均衡数量（equilibrium quantity）、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的关系可知，在市场经济社会，已经形成的均衡价格和供需平衡条件下，人为提高或降低商品价格，都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前者会带来产能过剩，后者会招致供不应求。

只有当价格达到均衡价格P时，供需达到平衡，所有商品的价值转变为交换价值。为此，当某一行业的生产商品价值没有转变为交换价值，或生产总值偏低、表现出结构性的问题时，其可能性有二：即价格偏高的供大于求或价格偏低的供不应求。而政府部门从宏观经济层面出发，通过投资渠道，增加供应来调整产业价格时，在价格偏低的供不应求的环境下较为有效，而在价格偏高或超出居民购买力的供相对大于求的情况下，其效果并不显著。如前几年，沿海省份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其在GDP中比重有所增加，但根本上改变不了产业结构层次的矛盾。即使是上海市，现代服务业相对较为发达，其与中等发达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相比，仍有很大的滞后性（见图3-9和图3-10）。图3-8　供应与需求关系分析图3-9　新兴市场国家等产业构成比较图3-10　发达国家等产业构成比较

二、消费结构的提升

根据消费结构层次理论研究认为消费结构是指在一定社会的消费过程中受一定社会生产制约的由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运动所规定的消费对象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按照消费结构理论与消费结构可以分为：

1.实物消费结构和价值消费结构

前者由一系列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的实物名称和数量来表示，后者则通过人们收入中各项货币支出的数量和比例来表示。在中国，当前实际消费的实物结构中还包括一定量的自给性实物消费，这部分一般不通过价值结构来表现，如农村地域自给自足的农产品生产与消费，以及自建住房等便是如此。

2.宏观消费结构与微观消费结构

前者指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表明总体的消费数量和比例关系，从总体上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消费结构状况。后者指某一家庭或个人的消费结构，它从一个消费单元上反映消费结构状况，并成为宏观消费结构的基础。前者与国民经济状况及国民收入水平相适应，后者与消费者收入及消费对象的价格变化相适应。

3.不同社会集团的消费结构

例如，农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和城市职工家庭的消费结构。2008年，中国城镇职工工资平均为29229元/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人，分别比2007年增长11%、8.4%和8.0%。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直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和消费结构的差异。而农村地域的居民是中国社会庞大的消费集团，其消费结构与需求量受其经济水平制约大，有待于进一步释放。

考察消费结构的目的在于探索和掌握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衔接好产需关系；同时，可以借此剖析和评价一定的产业系统的经济效益以及衡量与检验人们需求获得满足的状况。（二）消费资料的合理性分析

1.消费资料的层次划分

考察消费结构必须对消费资料加以科学分类。按照消费资料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及人们消费它们的形式，可作如下层次的划分：（1）把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三大类。生存资料是补偿劳动者必要劳动消耗所必需的消费资料；发展资料是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享受资料是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满足人们享乐需要的消费资料。在这三大类中，生存资料是消费资料中基础性层次，其消费需求的弹性最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只有在获得这一层次的消费之后，其消费需求才会向较高的层次延伸和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三类消费资料的数量和种类也不断增加和扩大，某些原来属于发展或享受的资料会转化成生存资料。因此，三类的区分只能是相对的、历史的。它们不仅在内容上有很多交叉和相互关联的“结合部”，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2）把三大类消费资料再划分为食品、衣着、住房、用品、交通、燃料、服务等不同消费对象。其中食品是基础性的层次，只有在这一层次的需要获得基本满足之后，消费力才会向其他各项消费扩展。消费结构就是指这些对象在消费支出中各自所占的比例。（3）把用于各种消费形式的消费资料再划分成更具体的层次，进一步考察各个细项的消费比重。例如，把食品又分为主副食、烟酒茶、糖果糕点、水果等；把衣着又分为棉织品、化纤织品、呢绒绸缎等；把用品又分为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等，然后分别计算消费者用于这些细项的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

2.消费结构提升

一定的消费结构，是一定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一定的消费结构又转过来给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以积极的影响，或促进供给的改善与需求的满足，或延缓供给的改善与需求的满足。建立一个合理的消费结构模式是实行市场经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分析见图3-11。图3-11　消费结构与供应、需求结构分布

在中国，当前人们公认的合理消费结构具备以下特点：消费构成要同社会的人口构成和需求构成相适应；要运用消费对生产的信息反馈，使供给结构同需求结构更加吻合；要同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能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保持生态系统平衡相适应；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以投资供应为主导形成的供给结构，对某一时期GDP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一定与当时人口收入水平与结构下的需求结构相吻合。这样会产生局部地区或某些产品的供大于求和产能过剩。如现实条件下，部分地区出现了低层次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设施闲置，而高质量高标准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设施却存在分布不均和供不应求。在住房领域也是如此，适应城市化需要和市民改善性住房要求的城市住宅开发，是合理的；而仅是从发展第三产业和提高财政收入的层面出发，开发的诸多房地产，必将与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需求相背离，使住房供应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图3-12　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分布

消费结构随着需求与供给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发展演变。考察消费结构的合理性，还应该考察它的演变提升规律（见图3-12所示）。一般来说，生存资料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比重逐步上升；在各种消费形式的支出中，食品比重逐步下降，衣着、日用品的比重逐步上升；食品的支出比重中，主食品的比重下降，副食品的比重上升；在穿用的消费支出中，购买中档、高档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重上升，低档品比重下降；在住房建设中，新建扩建投资比重上升，维修投资比重下降；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加，自给性消费比重下降；在消费总量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上升，商品性支出比重下降；用于精神消费比重上升，用于物质消费比重下降，等等（见图3-13所示）。在总的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趋势下，不排除个别时期内某个局部的逆向转化。如在金融危机下，失业率的提高，会使人们收入相对减少，食品支出比例增大。2009年，在中国整体出口受挫的情况下，部分食品企业则在继续增长。另外物价上升过快，部分收入增幅相对较低的群体，消费结构层次则“不增反降”，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地域，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一方面农村年年粮食丰收，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比重逐步下降，衣着、日用品的比重逐步上升”，致使农村经济收入比重相对降低，并在屡次“涨价加薪”的浪潮下，农民只能深受“涨价”之苦，而无缘“加薪”之幸。图3-13　消费结构与层次分布（三）影响消费结构提升的主要因素

消费结构提升的变动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决策（引导）、人口的社会结构和自然结构所决定的需求结构、消费者心理和消费行为、自然环境，等等。就中国而言，社会经济制度、消费品价格与消费决策（引导）、人口的社会结构和自然结构所决定的总体上相差不大，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地区产业结构、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地域相差较大，相应的消费结构相差很大，尤其是占总人口60%的农村地域与占总人口40%的城市、城镇，城乡收入之比高达3.5:1，两者的消费结构不能一概而论。即使在收入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其新的消费需求领域的消费资料是大为不同的。实践证明，虽然中国多年来强调扩大内需，但未见明显的成效，2009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为进一步扩大内需，通过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和相关的财税补贴等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内需增长，全年的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达50%以上。这表明，中国农村农民的需求结构提升仍有一定的空间，但价格杠杆与农村地域居民的收入水平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在未来，如果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并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升，那么广大农村地域人口的消费结构提升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可以用城镇化水平来说明，中国提前演进的“S”型城镇化规律（本章第三节）表明，农村地域居民的消费空间拓展已受很大的限制。如果农村地域居民的消费空间不得到有效拓展，即使城市城镇居民和城镇化的非农人口需求结构在有效提升，其对中国社会需求增长的贡献也是有限的。为此，在研究整个社会宏观消费结构的同时，也应该深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的微观消费结构，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长期以来，以政府部门宏观调控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思路，难免习惯用投资拉动经济某一方面的增长，以达结构相对合理的目的。投资与消费是相互对应的两方面，投资是从供应的角度，生产与提供更多的生产与消费物品，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消费是从需求的角度，要求社会有相对足够的供应物品以满足人们生产与生活的需要。生产与提供的物品能否实现价值，消费者能否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能否实现统一，还需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而交换价值的实现与否，还要看全社会的供求关系与作用。只有国民收入水平与生产力水平、产业结构同步时，消费结构才能随之提升。

第三节　城镇化的新气象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积极推进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至2008年，中国设市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至655个，建制镇从2174个增加到2万多个；城镇人口由1.7亿增加至6.06亿，人口城市化率由17.92%增加到45.6%，年均提高0.93%；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非农化人口已达1.2亿人，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一、多元的城镇化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围绕农村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转移，中国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90年后，随着农村非农化推进城镇化和城市问题的不断显露，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多重并举、快速推进的良好发展态势。依据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可将中国城镇化模式作如下归类。（一）城市城镇拉力型模式

这种模式的城镇化过程能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转移到城市中或新的工业镇中，其转移途径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进行的：行政引力型、重点项目拉动型和大城市产业要素扩散带动型。

拉力型的城镇化模式主要受如下因素的制约：国家的财力、物力状况，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工业技术构成的高低和城市经济规模等。据中国当前的国情，城市、城镇拉力型的模式，在全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中心城市地区，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升级和扩散能力的提高，其对农村地域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也会逐渐加强。

1.城市行政引力型

行政引力型是拉力型城镇化的主要形式。中国行政中心的乘数效应使各级行政中心均成为中国城镇化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因此一般情况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大都市具有全国意义，省会城市具有全省意义，县城具有全县意义。一旦某一区域的行政中心迁移，则迁出地的城镇会相对有所衰落，而迁入地的城镇则会飞速发展。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即引起了河北省城镇化中心地区的迅速变迁。浙江省台州市行政中心由临海市迁至原经济重心椒江市后，因为经济重心与行政中心的共同作用，该市经济出现跨越式发展。另外，低级层次行政中心的升格，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一般镇升为中心镇（或副处级中心镇）等，也会加速城镇化过程。相反，一个地区如果没有自我独立的行政中心，比如有县无城的话，即使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发展也可能会相对缓慢，如福建省的莆田县、江苏省的无锡县和原宁波市的鄞县等，这些县原有的县域经济发达，但城镇化程度却相对滞后。

2.重点项目拉动型

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如交通枢纽、大型港口、大型工矿企业建设等）的布点，有可能在一个地区形成崭新的城镇，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如历史上的攀枝花（钢铁）、包头（钢铁）、大庆（石油）、克拉玛依（石油）、六盘水（煤）、朔州（煤）、伊春（林）、黄骅（港口）、龙口（港口）、钦州（港口）等。大型工矿基地建设，大大促进了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如机场、铁路站场和港口等，这些项目能带动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从而带动人口就业集聚，促进城镇化的进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网络的完善，特别是2009—2010两年中国政府重点投入4万亿建设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后，后续工程和城镇建设由民间资本来共同完成。此外，诸如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城等也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通过城市功能的提升，由国家对重点相关设施建设的投入，带动城市相关建设项目与设施的开发，最终快速推进城市发展。总体上看，重点项目拉动型具有重点突出性、区域战略性，而并不具有地域普遍性的作用。

3.大城市产业要素扩散带动型

随着产业结构的更新调整，大城市的若干产业要素即有可能扩散到周围地区，从而使产业要素接受地的工业化过程加快，城镇化过程加速。如天津静海县的大邱庄镇，起初就是由于接受了天津市钢铁工业的扩散而发展起来的。另外，大城市的卫星城发展也可归为这一类，如上海市城郊县镇，由于接受中心城“退二进三”后的产业要素，城镇发展明显加快。（二）农村推力型模式

这种模式的城镇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形成的一种独特过程，在中国人口稠密、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和商品意识较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在这一模式的城镇化过程中，非农产业的形成主要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二是发展乡村、乡镇企业；三是发展个体、合作工商和运输企业；四是劳务输出为途径的建筑业等。而人口的地域转移则多种多样，有“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继续留在农村的；有“离乡不背井”，进入城镇或边远地区的；也有“进厂又进城”，进入城镇或小城市的。这种模式的城镇化，深刻地受制于国家对农村地域政策的变化，农业提供粮食的数量及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等。与城市、城镇拉力型相比，农村推力型模式的农村地域劳动力非农转移快，空间地域广度大，但较为有序。这种城镇化过程可再细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主要发生在江苏南部地区，以苏锡常地区最为典型。该地区开发较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历史上素有农工相辅之传统，手工业一向发达。该地区城镇密度高，中心城市辐射力强，人多地少，乡村剩余劳动力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为解决剩余劳力过多的问题，在原有集体经济的社队企业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起以村办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系，城镇化得以较快发展。在市场经济驱动之下，乡镇企业向更大城镇集聚，从而使城镇化不断向前推进。

2.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主要发生在浙江沿海地区，以温州、宁波和绍兴地区为典型。虽然地少人多，交通不便，但该区域素有经商传统，因此自改革开放后，即以商促工，发展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农村个体经济，在生产领域发展家庭工业，在流通领域开辟专业市场，并通过个人外出经商，使生产与消费结为一体。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的浙江人聚落，以及遍布各边远地区的浙江人，无疑加快了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和浙江本地区的城镇化过程。但由于个体经济的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益难以发挥，技术构成难以提高，这种模式的城镇化面临一定的困难。

农村推力型的模式在江、浙地区带有普遍性，曾在20世纪80年代促使城镇快速发展。但是同一地区的城镇产业结构雷同，城镇发展地域特色不鲜明，发展后劲不足，这些问题在进入21世纪后更为突出，在今后的城镇化推进中，其作用将逐步减弱。（三）外力推动模式

这种模式的城镇化是在外力推动下起步和发展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因此包括外资、外贸和旅游在内的外向型经济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从而带动了城镇化飞速发展。这种城镇化模式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外资带动型

该类型主要发生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重点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区，以珠江三角洲最为典型。在这些地区，三资企业聚集，形成了较强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这些三资企业成片、成带布局，对乡村剩余劳动力引力巨大。深圳从30年前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拥有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正是外资带动的结果。近几年来，整个珠江三角洲、海西福厦地区经济发展带以及若干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也遵循了这一发展模式。

2.边贸激发型

该类型主要发生在边境地区，以内陆口岸城市的诞生和发展为其典型。如中俄边境的黑河、额尔占纳，中缅边境的畹町、瑞丽等。双边贸易的增加，需要设立相应的物资集散地和相关口岸，而贸易量的逐步增大，则有可能使口岸发展成为城市，促进城镇化过程。

3.旅游促动型

旅游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能有效地刺激商业、房地产业、娱乐业、饮食业以及服务业等的发展，从而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国以旅游业为其主导产业而设置的城市，如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市、宁安市，福建的武夷山市，江西的井冈山市，安徽的黄山市，山东的曲阜市，海南的三亚市，四川的峨眉山市以及甘肃的敦煌市等。

外资外贸企业的推动作用，有赖于中国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基础。由于外资、外贸企业在产品质量、品牌方面具备一定的优势，中国部分地区通过相对优惠的税收等政策制定，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增强地区经济发展能力。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再者，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外资、外贸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优势将不如昔日明显。外力推动模式可能会有所降低，进而会影响相应的区域城镇化步伐。（四）多力综合型模式

多力综合型模式通过城市拉力、农村推力和外力推动等其中两种或三种作用力所形成的合力机制，促使农村地域城镇化，成都模式、重庆模式是其典型案例。西部大开发10年来的成都发展道路可概括为“三轴三阶梯”模式。“三轴三阶梯”以“复合城市化、要素市场化、城乡一体化”为路径，是一种从“全城谋划”到“全域统筹”再到“全球定位”的新型多力综合型发展模式。该模式引领着成都逐渐走向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1.“三轴”。即“复合城市化、要素市场化、城乡一体化”，是成都10年来城市化发展的三条路径。（1）“复合城市化”。成都浓缩了发达国家典型城市从早期工业化到中期去工业化再到当前建设全球城市、信息城市的百年历程，在短短10年多时间，既推动了工业化，又调整了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成都中心城区在区域城镇化中的拉动作用，加速推进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进程。（2）“要素市场化”。在农村地域城镇化推力不够强劲的前提下，利用农村地域空间资源优势，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集聚和产业载体，以此来推进地域城镇化。（3）“城乡一体化”。在中国由沿海中心城市向中、西部内陆产业梯度推进过程中，成都以区域中心城市快速发展为基础，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通过城乡统筹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开拓发展空间，凝聚发展动力，为新一轮引进“外资”企业创造条件。

2.“三阶梯”。即“全城谋划”、“全域统筹”和“全球定位”，是成都10年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到2003年是全城谋划阶段。这一时期成都的发展思路主要是通过放宽民营经济准入限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盘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经营城市，是拉动型城市化的主导时期。

2003—2009年是“全域统筹”阶段。这一时期成都按照“五个统筹”要求，把战略视野从全城扩展到全域，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到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在城乡统筹中推动了成都全域的均衡发展、协调发展，使农村推力在成都区域城镇化中加速形成。

2009年后，成都进一步把战略视野拓展到全球，进入到新的“全球定位”阶段，其目标是打造“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使成都城市参与世界城市群的分工与合作之中，让更多的全球外资企业融入其中，共同推进成都地域城镇化步伐，进而加速中国西部的发展。

10多年来，成都城镇化模式主要是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双重作用下形成，外力作用尚待时日，成都发展模式仍然十分有限。统计表明近10年来，成都城市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为12万人，其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很低。诸如“土地没了，工作也没着落，这样的建设有什么意思”等问题的暴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模式的局限性。

二、提前演进的“S”型城镇化规律

英国学者范登和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根据对各国城市发展变化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整体趋势呈现为倒“S”平滑曲线。在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城市化速度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0%时，城市化水平逐步加快；当城市人口超过30%时，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农业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这一趋势一直要延续到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才逐步减缓；此时，城市化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农业人口经历大规模的迁移后，人口压力减小，而且农村经济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城市就业市场日趋饱和，导致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城乡间人口实现动态均衡。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均为如此。

1.初始缓慢发展阶段

城市化初始阶段，所经历的时间较长。日本城市化率由1920年（大正9年）至20世纪50年代是低速增长期，共计30年，城市化水平由18%逐年上升到35%左右。该时期日本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63%，表现出低速平稳增长的特征。英国到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城市化水平不足20%（相当于日本20世纪20年代和中国的20世纪70年代）。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40%，英国大致用了120年，即至19世纪80年代实现。而同样的经历美国用了80年，韩国用了30年（见姚士谋、汤茂林等：《区域与城市发展论》，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快速发展时期

在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提高普遍较快。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该时期日本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75%，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7%快速提高至72%，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40年代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末期，英国城市人口达到75%（相当于日本的20世纪70年代），而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城市化率从40%上升到70%，大体上用了70～80年。而相应过程美国用了近100年，日、韩两国仅用了30多年。

3.成熟完善阶段

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后，其发展速度就会趋缓。至2004年（平成16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了80%。回顾日本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发展期，该时期日本城市化率虽然由72%小幅上升至80%，但城市化的质量不断提升，已步入完善发展阶段。英国在190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化成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但城市功能在逐步完善，城市环境也在不断改善。在城市空间布局上，也由相对集中向相对分散、城乡有机一体化方向发展。（二）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特征

1.城镇化的特征

城镇化作为一种伴随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经济社会现象，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长期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城镇化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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