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敬琏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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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试读：

序言

在这套丛书出版过程中，各位作者当然会对自己的论文或演讲稿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这里收集的东西，已经不同于当初在论坛上宣讲的内容，但这其实也是论坛本身的成果，体现了论坛的作用，因为论坛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更广泛的讨论和辩论中，使大家的观点得到修整和完善。不过，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大家所关心、所讨论的问题的踪迹，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我们将努力把论坛的活动继续办下去，因此，这套丛书也会不断地出下去，也许会更加及时地反映论坛上大家所讨论的问题，使更多不能身临论坛的读者，能够及时了解论坛上的话题，以各种方式加入到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来。毕竟，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有更多的新观点、新思想、新办法，需要有更多的民主机制，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和将要面临的各种难题，确保中国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樊纲第一章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朱云来

所谓新常态，应该是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常态。为什么要提新常态？可能是因为老常态已经不可持续，否则就没有必要提新常态。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我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5》对中国发展的基本状况做了一个总体描述。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是我们展开所有活动的基础。中国是拥有13.7亿人口的大国，总产值的统计数据为69万亿人民币。另外还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基本特点，比如历史悠久、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人民勤劳进取，加上改革开放、成就瞩目、工业发展、门类很广、资源欠丰、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升级挑战、创新挑战等，这是总体情况。

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包括珠江流域都是平原，西北是高原，西藏最高，是世界屋脊。中国是三阶地形，第一个台阶是平原，第二个台阶是高原，第三个是世界屋脊。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东南部比较温湿，西北部比较干旱。在96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东部第一阶平原将近281万平方公里，算是全世界最大的平原了。欧洲也有很大块的平原，但是它的平均纬度在50度以上，而中国平原纬度在北纬28度和北纬50度之间，温湿条件远好于欧洲平原。这样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不仅适合动植物生长，也支撑了我们延续几千年的发展。

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大约93%的人生活在第一台阶区域，约三分之一的国土之上。虽然中国号称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核心人居区域就在300多万平方公里之内。

2015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全国各市、县是最基本的统计单元，中国共有656个城市，城市平均面积有3165平方公里，平均人口112万。全国城域建成区人口只有3.9亿，如果把县域建成区人口加进去也仅为5.3亿。乡镇人口有1.3亿，每个镇平均面积为1.6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也就是4000人。

因此，中国把城市化概念变成了城镇化，其实是有些夸大的成分。乡镇平均人口才4000人，县域和城域建成区平均分别是9万人和59万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全国656个城市才是真正城市化的地方。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内只有5.2万平方公里城建区算是城市，占所有国土面积的0.54%。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生活在非常集中的地方，把全部乡镇、村庄、县域和城域建成区面积加起来共25.9万平方公里，不到3%的国土面积，真正住人的地方就这么大。很多人觉得盖房子地不够用，这怎么可能？完全不是地的问题。

面积是展开的空间，人口是展开的基础，产值是展开的实际结果。东部和中部都在第一台阶上，大概281万平方公里，10亿人口（将近四分之三），产值占80%。如果各省政策都一样，片面追求GDP，都想高速增长，那只能加大工业投资或者房地产投资，效果肯定不好。更何况那些边缘地区，自然条件、人口密度也不一样。因此，应该考虑因地制宜、各不相同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图1.1 GDP的三种核算方法（单位：亿元）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3-1，3-13；表中数据为2015年统计值。

GDP是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它是以不同的生产单位，对所有经济活动的统计。它有三种统计方法：

一是生产法。简单说就是不同行业的产品，分为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

二是收入法。参与生产单位从分配角度得到的分配结果，分为薪酬、税收、折旧、盈利。

三是支出法。用的比较多，跟经济生活联系更紧密，分为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图1.2 GDP结构比例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3-13，3-14，《2016年统计公报》。2016年经济结构参照2015年消投支出比例估算。

图1.2显示的是中国的整体结构，它们的数字应该是同一个GDP，但是由于统计过程存在误差，所以数字可能会略有不同，有几个百分点的误差而已。

GDP在生产法下2014年是64万亿，2015年是68万亿，2016年是74万亿，年均增速7.5%。生产数据中的生活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占比非常低。另外，比如运输虽然算是“三产”，这个“三产”不是大家理解的第三产业，主要构成是矿石、钢铁、粮食运输等，这些服务应该属于生产服务概念，而不是生活服务之类。有人谈到一个新的观点，说现在要特别发展生产服务业，我想原来恨不得85%都是生产服务业了，其实是要特别发展生活服务业。

收入分配的特点，人工薪酬占比偏低，资本收入占比偏高。企业盈利及折旧属于资本收入，劳动者收入占产值的二分之一。薪酬是13亿人作为劳动者的收入，盈利是企业拥有者的收入，税收是政府的收入，这仅包括一次税收，还有所得税。

从经济结构上看，1978年到2017年，进出口占GDP比值曾经在2007年达到最高8%，然后逐步下降，现在只有2%~3%。政府开支占比一直较平稳，最重要的是消费和投资的占比变化。从1978年开始，消费最高曾达到52%，但2002年以后逐渐下滑。相反，投资占比直线上升。2017年与1978年相比，消费占比少了10%，投资多了10%，这一正一反的交叉发生在2004年，从中可以看出累积了大量投资。图1.3 城乡居民收入支出趋势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6-25，6-31，《2016年统计公报》。

从消费上看，2003年到2016年累计消费179万亿，仅占同期累计产值576万亿的31%。

从投资上看，20大标准行业为农业、采矿业、制造、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餐饮、信息服务、金融、地产、租赁、科技、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从投资规模上看，显然制造业第一，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制造大国；房地产绝对第二；公共设施管理业也投资很多，然后是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采、制、供、建、地、运、公共合计七大领域的投资占了总投资的84%，居民生活服务、教育、卫生、文化、餐饮等五大领域投资相对很少，只占总量的5%，其他行业加总11%。2003—2016年是这个状态，2012年、2013年提出进入新常态，但现在还是沿着这个常态继续发展。图1.4 各行业投资分布（单位：万亿元）

这么大的投资量，主要靠什么支撑？2000—2016年建筑总规模跟银行债权（国家统计局其他存贷款性公司各类债权合计）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设靠的是债务，银行系统收取存款后贷款，贷款之外再买别人的债券，还是债务，所以银行债权代表的是总债务规模，跟建筑总规模这么相近，很明显建设是靠债务支撑的。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就是现在国家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图1.5 经济结构中的货币规模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18-1，《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的资金流量表反向推算出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根据2002—2016年数据（其中2002—2014年为实际统计数据，2015—2016年为估算数据），计算出截至2016年底，资产总规模843万亿，负债546万亿，权益297万亿。2016年GDP是70万亿，即产出为70万亿，相当于生产总额、销售额，但是资产总额是800万亿，资产/产出的比值是非常高的。图1.6 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损益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流量表。

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在2002年约9%，2016年达到6%了。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改革，也许可以称为“改革红利”，股本回报不断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开始系统性下降了。资产收益率原来是3%，现在降到2%。资产周转率从2002年的50%降到目前的30%，投资多了，资产大了，显然周转率就下来了。杠杆率从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当于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5%。这反映了整个经济的趋势性问题。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经济里面几大部分：图1.7 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单位：元/人）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6-1，9-1。图1.8 居民积累趋势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3-13，3-27，6-1，虚线为线性外推估计值。

一是消费。2016年人均产值约为5万元，人均货币比产值多了一倍，约1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产值的一半，即薪酬占了GDP一半。2016年人均消费约1.8万元，每人平均剩下不到1万元。这是城乡平均值，如果城乡分开算的话，城镇每人平均结余1万元，农村每人大概只有2000元，城乡平均为6000元左右，这个数还是非常小的。

从积累角度看，1978—2016年居民结余累计大概是150万亿，扣除2002年以前数值，大约为120万亿。2003—2016年累计名义产值为576万元，以2002年为基年，累计实际产值为383万亿，名义产值是实际的1.7倍。经济领域中的很多辩证规律是跟名义相关联的。图1.9 不同行业的资产总表（单位：万亿元）资料来源：万德。

从整体产值或者行业的基本结构来看，从20个行业中每个行业的产出规模，可以看出生产结构向哪里倾斜。我们把所有可得到财务报表的公司统计出来，20个不同行业总资产约为354万亿，从各个行业整体的分布、排序可以看出经济结构。

各行业公司整体的利润率是6.6%，我们计算的“中集公司”为7%，二者相当接近；各行业公司回报率是7.2%，我们算的“中集公司”是6%，因而上市公司回报率稍微好一点。奇怪的是，工业利润率只有3.6%，回报率只有5.1%，而金融回报率却是12.5%。

我们计算的金融负债和资产基本相等，差了一个国际头寸。2002年金融资产是48万亿，根据部分统计数据和我的估算，目前金融资产应该是510万亿。金融资产膨胀了10倍，同样金融负债也翻了10倍。

我对未来发展的看法，大致从两个总体的角度来分析。顶层设计确实很重要，但至少要把底层设计好。顶层设计显然是宏观的综合平衡考虑，但是只有综合也不够，顶层和底层要结合起来，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问题，而且各个系统之间有很多区别和关联。“一行三会”本身就够分散了，很多金融原则应该是统一的。保险监管一放松则引发一连串反应，因为政策效应传到了证券市场上。这好比我们是种地的，那边乌鸦飞过来了，不归我管，我不能打，还要保护野生动物，所以我只能敲脸盆。

本质问题是信贷巨额扩张，货币/产值比从一倍到两倍，这种建设规模靠债务推动的模式，引起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过剩。另外，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增速放缓，利润低下，资产价格通胀，币值压力，都是由此引起来的。这么大的国家，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各地统一地都要增加GDP。虽然说了不唯GDP，但又说不能不要GDP。要GDP干什么呢？GDP是什么质量？GDP本来应该是市场活动结果的客观统计，现在我们倒过来把GDP变成一个目标，而且特别强调这个目标是所有指标的前提。假如你有一个项目，银行经过评估认为这个项目能够还本付息，有很好的前景，当然应该给予贷款，问题是你现在没有这样的项目，银行还要贷款给你，结果一定是不能赚钱。短时期貌似把GDP拉起来了，但是长期看GDP的质量会很低。比如房地产业，据我的研究，过剩非常严重。按房屋存量来看，城镇房屋建筑面积，加上现在还在施工的，以人均大约30平方米的水平估计，至少可以满足10亿人的住房需求，但是按夸张的城镇化统计，城镇人口也只有7亿多人。况且，事实上80%的城镇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只有25平方米，当然有些是人均60平方米，平均下来才是现在所谓城镇人均30平方米，并且每年都在增加。

从宏观上看，房产总量一定是过剩了。现在房子均价差不多每平方米7000~8000元，可是我们的年人均收入约3万元，年人均结余也就7000元。想买3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30年，除非10年不吃不喝。无论怎么算，这个价值完全不对了。

宏观经济要系统对待，区域经济要区别对待。我们的经济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衣食无忧，但现在至少还在忧房子。因此，应该有一个客观的系统的衡量标准。现在提出“三去一降”非常对，企业的一系列问题一定要解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钢铁产能12亿吨，产量就8亿吨，多余了4亿吨。目标是三年要减掉1亿吨，一年就减3千万吨，有用吗？如果房地产再热起来，钢厂肯定又跟着热闹起来，这不是真正按照市场机制决定的。

顶层设计既要从上面考虑目标，也要看下面每一个具体行业的具体情况，包括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政策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个什么概念？在一片大平原中间的一个村，土地能流转起来吗？真正土地流转的地方只能是在大城市周边。在一个城市的周边，沿着边长能增加一两公里宽的地就已经不少了。就算是土地能流转，又能解决多少人的问题呢？对于真正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能有什么用？因此，这样的政策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倒过来想这个问题，50%基本上是做投资了，如果不去追求GDP，很多投资可以不投。保证居民基本生活开销，也就是70万亿里面的30万亿而已。如果让市场机制来起决定性作用，不该投的资全都停掉，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不会比2016年差。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审查一下哪里投得太多了。不要老觉得是压力，总想一旦GDP掉到5%怎么办，再掉到3%怎么办？其实掉到一半都没关系，吃喝都够了，衣食住行都有了，只是暂缓一步改善，但是不会比以前差。保证了基本生活，然后是因地制宜。核心问题还是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靠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GDP。要真正推进改革，解决实际问题。要提高技术创新，这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财政制度的特殊情况，是很多税按照中央税收政策收上来，再把一部分钱转回到地方去，实际上是地方财政收入加上中央转移财政收入。2015年各省平均财政收入为2677亿元，中央转移财政收入为2173亿元，两者之和刚好等于财政支出4850亿元，这是一个地方财政的基本平衡。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河南，五个省2015年产值均超过3万亿，全国平均值是23315亿。

我的思路是“首先是老百姓衣食无忧，安居乐业”。例如，黑龙江省面积是47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多万，拥有广大的耕地面积和丰富的石油、林业资源，不就是要解决这4000多万人的衣食住行吗？你非要在这里搞工业，是不是远离市场？江浙一带，还有山东，工业产能过剩得已经一塌糊涂了，东北还能搞什么？农业占GDP的6%，但农业的增长只有2%，靠农业能增长什么？因此只能做投资，投资又增加了产能，但距离内地又十分遥远。

如果给地方官定下一个目标，要求当地跟全国的平均GDP发展水平一样，他只能去搞工业，而当地发展工业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地方有旅游等其他资源，为什么不能让地方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老百姓也需要夏天出去消暑，冬天去看冰花，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方式。只有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才有钱去消费。现在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因为挣的钱太少。居民的薪酬收入占GDP的一半都不到。在G7（七国集团）国家中，日本国民收入占GDP 60%~70%，是七国中最低的。我们收入占比太低，很多变成了国家的收入，由国家拿去大量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很容易出错。如果钱到了老百姓手上，老百姓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家去消费就会产生需求，企业就会根据需求去投资，完全让市场来决定，使得市场经济运行更加良性化。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我把全世界的面积、人口和产值进行排序。全世界陆地面积1.3亿平方公里，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全世界人均产值10000美元，中国是人均8000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产值比我们的略低，相对欠发达一点，但是总量还挺多。“一带一路”沿线大约有60多个国家，面积是我们的4.4倍，人口是2.3倍，产值是1.4倍。从企业的角度看，不就相当于我们的市场范围扩大了两倍左右吗？我认为这个思路是挺有远见的。中国比他们相对来讲还先进一点，中国制造还是有一定实力的，但在国内我们已经担心产能过剩了。

至少我们面对一个这么大的国际领域可以去拓展。当然它不会自动属于我们，是需要我们去竞争的。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有竞争优势。这需要我们很具体地一个一个做出来，需要有很强大的开拓能力。

从全球角度来看，公元元年到鸦片战争期间，中国GDP一直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实中国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平原，长期都依靠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居然也能有这么强大。这个国家有10%的税就已经非常富有了，假如征10%的兵，那就是千万大军。正因为如此，没有人能打败这个国家，除非自己腐败。中国朝代的更迭恰好也是如此。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这个逻辑为什么突然就失效了？从GDP占世界的33%一下子跌到几乎0。中国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事做错了，导致我们突然从泱泱大国变成一穷二白甚至生灵涂炭的地步。

印度在16世纪以前GDP占全球比例居然比中国还高，但是它是怎么下来的？从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然后基本上跟我们差不多。印度平原也很大，而且平均纬度从30度往下到20度，这分别就是上海与广州的所在纬度。印度的湿度和温度条件更好，所以它产出更高。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时代，它的农作物产量一直很高，甚至比我们还高。我们比它的纬度偏高，所以产量比它稍少一点，这可能是很多原因中的一个吧。还有一个原因，它最早被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它的历史文化中各种交叉变化比较多。而中国由于地形的限制，三面是高山，在远古农业时期的冷兵器时代，基本是与世隔绝。

还有一个对修筑长城很颠覆的说法。过去各个朝代都在修长城，一是当时我们的农业太丰盛了，花点钱修个城墙不算什么；二是游牧民族确实经常来袭扰抢夺，确实需要修筑长城来保护我们丰饶的物产。和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产值相比，修筑长城的花费还是比较合算的。

中国GDP占全球比例的突然下降是因为工业革命，我们落伍了，于是一下子跌下来了。但是为什么中国GDP占比从20世纪后期又涨上来了？我们垮就垮在没有工业，而迅速实现工业化，是实现振兴和重新崛起很重要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从1949年就开始了，当时从苏联引进了100个项目，苏联人撤走了以后我们自己接着干。当时中国连肥皂、面粉机都生产不出来，但是一定要抓住两弹一星，这是当年最高端的技术。中国过去靠长矛大刀，再加上点武术，但是外国人搞了工业革命，人家用的是坚船利炮，我们的优势一下就没有了。过去冷兵器打仗是一比一，当时中国有4亿人，英国只1000万人，如果耍大刀他们确实拼不过，但是人家一人拿一杆步枪，就能顶上你一百个大刀队。用一百倍乘以一千万，人家就成了10亿人，我们能打得过吗？这叫作技术乘数，技术乘数改了，1变成了100，力量对比就颠倒过来了，中国一下子跌下来了。图1.10各国GDP占世界比例资料来源：The Maddison-Project。

中国现在正在追赶，技术还不可能达到他们那么高的水平，但是中国已经赶超很多了。过去中国的技术乘数是0，现在谦虚点说也有个六七分了，就算还没有赶到100%，但是有70%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问题是现在它是1，中国是0.7，中国还在追赶中。但是明天它又有了新发明，技术乘数是2了，或者是1.5了，中国就可能回到0.6去了。中国讲自主知识产权，意思是要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要自力更生。但是，立国之本一定是科技，中国要发展真正属于自己的科技。

中国前景靠什么？靠改革，包括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拓展“一带一路”和世界市场，中国有很好的机会，中国可以和平地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去占有一定的市场，而且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也是一个支撑。新常态下的有关政策调整许善达

每年国家的经济政策决策程序安排，大体上都是从前一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第二年的“两会”，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经济工作会议最先开，也是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会。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国家各个部门都要安排部署下一年的各项工作。下一年的“两会”是一个总结，把前一段时间国家各部门的工作安排都体现在“两会”总理报告里面。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很多，其中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内容。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李克强总理讲到2017年的经济增长，用了一个6.5%左右的增长指标。在多少年之内，中国没有用过这么低的指标。在讨论2017年经济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乐观的，认为2017年经济形势不错，特别是2017年1月和2月，很多经济数据反映经济开局还是相当好的。因此有人提出可以定在6.5%~7%，还有人提出中国至少要提一个“稳定增长”，会和2016年的6.7%差不多。最后，李总理坚持定在6.5%左右。6.5%左右就是说它比6.5%高一点或低一点都行。这个信号非常重要，说明中国对于经济增长指标GDP的容忍度扩大了，低一点也没关系，主要还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虽然6.5%左右的增长是一个数字，但是反映了中国对经济发展目标开始有了调整，不再把经济增长速度看得过重。

中国现在有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另一个是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我们曾在一份报告里建议，不要把GDP的数值作为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一个总的标志。GDP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正面的内容会鼓励大家发展，但是负面内容的影响也在逐渐地扩大。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最强调的是就业和居民收入，而淡化GDP增长速度的指标意义。2017年政府几位部长在媒体上的讲话，透露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住建部部长讲2017年住宅问题的时候，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2017年要基本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是李克强当副总理时就提出来的，当时计划是3500万套，但是搞了几年都没有按计划完成。现在政府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宣布2017年要基本完成。基本完成是什么概念？据2010年人口普查，城镇居民有5000万户大约1.7亿人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只有5平方米（建筑面积8平方米），这样的家庭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取暖等。搞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解决这些家庭的住房问题和改善居住条件。这个目标如果2017年真的完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将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他还讲到各地要借鉴学习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制度。过去上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农民工可以住工棚，一间房子住八九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但是你要搞科技创新企业的话，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是不能住工棚的。各种人才的安居有困难，从某个角度讲，会直接影响国家贯彻科技创新的新战略。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关注。俞正声主席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保障性住房都解决完了，不存在居住条件很差的情况，但是所谓的“夹心层”的住房解决不了。于是上海搞了一个共有产权房制度，先把入住人的条件确定下来，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允许你按照市场价买这个小区一定面积和档次的房子，政府出30%的钱，个人出70%的钱。这就提高了这类人的购买力，解决了他们基本的住房需求。但是政府的钱并不是给你发补贴，而是在产权证上写明个人拥有70%的产权，政府拥有30%的产权。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政府不收你的钱，也不要利息，但是如果某一天你想要卖掉，政府首先要收回，不但收回本金，而且房子溢价的部分政府也要分30%，这相当于是一个股权投资。上海到2016年为止总共提供了8.9万套这样的房子，有8.9万户这种群体的家庭解决了居住的问题。政府动用国有资本可以搞企业，也可以搞公共服务，上海用这个钱来专门解决居民住房，一下就把上海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大难题解决了，延伸的收益就是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深圳和北京也开始学，都制定了一个相应的政策。北京市以前的办法叫自住房制度，政府规定某小区某一栋楼为自住普通住房，这个房的价格要比同一小区其他普通住房低30%。结果，房价一低开发商就偷工减料，房子的质量就会出问题，所以北京市出现了“弃购现象”。而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开发商不能偷工减料，因为它和周边的房价是一样的。后来北京市也改变了所谓自住房制度，开始学习上海的办法。住房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在劳动收入和支出里占的比例相当大。如果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科技创新战略是很难实现的。住建部希望各地能够借鉴、学习上海的办法，如果能上升为国策，力度再大一点，让全国各地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住房难的问题，对我国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在普通人的生活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确实太大了。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库存的两项内容，其中一项是房地产要去库存，当时提出这个说法有偏差。到了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房地产去库存问题的提法就改了，变成一、二线城市没有去库存的问题，要求增加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供给，三、四线城市才有去库存的问题。这个调整非常重要，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主要由一、二线城市来承担这项任务。因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或者其他产业链的配套标准非常高，没有一、二线城市作为基础，科技创新很难实施。实行“共有产权房”的方案，不仅仅可以解决所谓“夹心层”的住房困难，对发展科技创新战略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买房难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贯彻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许多创新企业生存都很难维持下去，更谈不上发展了。

上海和深圳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由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把这项改革变成国策，各地在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时可以动用国有资本，投资界的企业也可以来参股，作为居民住宅的一个股权，多少年以后可以回收。上海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9万套都落实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调整的潜在作用一定会逐渐释放出来。

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布置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概括起来就是两项，一项是进口替代，国内有需要自己又生产不了，这就是短板。中国现在的外贸进口规模很大，有很多东西不进口是不行的，比如芯片。如果中国能把这些东西都生产出来，就是补上了短板。还有一项短板是创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钻研，商业模式创新很多，技术创新有一些，比如BAT［中国三大互联网公司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腾讯（Tencent）的英文名首字母缩写］，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是相当低的。中国有一些最引以为自豪的项目比如高铁，但是高速列车的轴承和一些特别重要的零部件还必须进口。总而言之，国家创新科技水平是一个大的短板。

从2015年开始，国家把钢铁和煤炭产业作为主要的去产能领域。2016年虽然有成效，但是成效有限，不要估计太高。比如煤炭的统计产能是57亿吨，2015年消费量是38亿吨，而去产能的指标只有5亿吨。虽然这5亿吨的目标都完成了，但是从57亿减到52亿，产能比实际消费量还要多出14亿多吨。如果按产能利用率正常情况80%~85%来估算，2016年真正去掉的只有2亿多吨的煤炭产能，离目标还太远。钢铁也一样。2016年各地上报的钢铁去产能有几千万吨，可是统计上来的钢铁产能有12.5亿吨，每年只消费8亿吨（包括出口）。因此我们去产能的成效不能估计太高，任务仍然比较艰巨。去产能要两种办法兼用，一种是把产能真的去掉，还有一种是没有把产能去掉而是控制了产量。现在煤炭价格猛涨，但并不是因为去产能形成的价格猛涨，而是因为国家发改委下发了煤炭生产指标，规定企业不能超过这个指标，产量控制了煤价就涨起来了。

所谓去产能，就是应该把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产能砍掉，这个责任是政府的。而对于优质产能，去限制其产量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放手由市场去竞争。因此去产能应该分成两条战线，政府主要是负责淘汰落后产能，对优质产能即使过剩，也不要下指标规定一定要控制在多少。比如钢铁去产能，上面给河北省规定了多少任务量，河北省就开始往下分，分到唐山多少，唐山就去企业做工作，关了这个厂子那个厂子，最后还完不成。后来找到首钢那里去了，要首钢也去产能。首钢说我从北京搬到曹妃甸，落后的旧的产能早都淘汰掉了，现在都是引进世界最好的技术，怎么来让我去产能呢？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去产能绝不是只有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2017年，我们要去掉5000万千瓦的火电产能，地方政府对于这项产能的去除既有地方保护的阻力，也有它的实际困难。比如光伏发电，甘肃、宁夏等地，发出来的电本省用不了，想把电往陕西、河南输送，人家不要，当地有限制，因为他们当地的火电厂也要发电。他们认为如果不让这些小火电厂发电，既没有税收，也没有就业，政府的压力太大。

去产能既有生产上的产能利用率问题，也有产能过剩造成的财政失衡问题，因此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艰难的。仅仅为了钢铁和煤炭去产能的计划，财政部门就准备了1000亿元，安排180万的职工分流。如果各级财政部门都这么拿钱，肯定也是支撑不了的。去产能非常不容易，把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85%，也不是几年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也需要长期坚持去做。特别是把落后产能淘汰掉，就更难。河北的一些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和小玻璃厂废除了，县里的财政马上就没钱了，甚至如果上级不拨经费，很多县政府就没法运营了。财政、税收制度跟去产能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不把这个调整好，完成去产能任务非常困难。我们到基层去跟县长、市长谈，他们确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要想完成改革和去产能的任务，不仅需要好多年的时间，还要考虑出台很多的政策破解难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难题就是社保。产能过剩的行业，即便不去产能，其劳动效率也很低。比如民办钢铁厂人均生产钢铁差不多有900~1000吨，而国营钢铁厂平均只有300~400吨，先不说去产能，国营企业就是维持现在的产能，养活的人也是最多的。去产能需要寻找很多就业机会，才能把这些人分流出来，而这相当困难。2016年“两会”期间，因为龙煤集团欠发工资，媒体上炒得很热。我去黑龙江调研，龙煤集团有40多万人，需要分流10万人，有一些分流到了林业当工人，搞点种植、养殖和旅游业。还有一些交给社保，但社保不接。社保说黑龙江属于社保收支逆差的地方，收不抵支，每年省财政要给社保拨钱。社保是分省统筹，中央财政还要补钱。全国一共是3万多亿的支出，两万多亿的收入，差额部分有八九千亿，分别由地方补三四千亿，中央补三四千亿。黑龙江本身要靠补的，把这些人分流到社保去领养老保险也好，失业保险也好，社保局说我拿什么钱给啊？必须要先跟财政部门说好，把钱拨给我，你再分流。如果不给我钱就把人分流了，到我这里领不到钱，那就只能到省政府门口去坐着吧。国有企业人员比较多，如果砍掉一批，人员往哪去？因此要完成去产能任务，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就是社保制度的改革。2016年中央财政拿出来了1000亿元，那是一次性的。2017年人社部部长在“两会”上宣布，国家每年都要给社保补钱，这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2016年年初，我国把社保缴费率从45%降到40%，让各地又降了一点，总体上减了1000多亿元。但是社保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降低了一点社保缴费率，是一个数量的变化，现在40%的缴费率仍然是很高的。我们在有的企业调研时发现，因为经济下行，市场萎缩，企业的合同量减少，市场份额减少，营业收入减少，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份额和比重还上升了。我们觉得很奇怪，工人都轮着上班，成本怎么会上升？仔细查看报表，虽然工人工作量减少了，工资和奖金也减少了，但是社保缴费是按照计费工资收的，工资减少但计费工资的标准并没有下降，因此社保缴费的比重就上升了。

一定要把社保制度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以前的社保改革就是降低缴费率，但是制度并没有改。从性质上讲，现在的社保制度不能够支撑刚才说的去产能任务。2017年，人社部部长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研究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来降低社保缴费率。2016年国有资本也划了一些，但是并没有作为社保制度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只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补充了社保基金。2017年国家宣布要进行试点，所谓试点就是把国有资本划给社保以后降低社保缴费率，这里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保要全国统筹。现在的社保是分省统筹，2016年山东就把省属国有资本划了30%给省社保基金。如果要划央企的国有资本的话，究竟给哪个省？因为理论上讲，央企的国有资本是全国共有的，很难说具体能划给哪个省的社保基金。要想解决划转国有资本，特别是央企的国有资本划转问题，一定要解决社保全国统筹的问题。社保本来就应该全国统筹，但是因为20世纪的1998年、1999年刚搞社保制度的时候，中央财政太穷，所以只能搞一个分省统筹，但现在再搞分省统筹就很难维持了。这次社保制度改革是三件事情要一块儿做：划转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和把分省统筹改为全国统筹。这是整个经济改革领域里的一件大事。这个改革要改好了，不仅是社保制度本身的进步，而且可以有力支撑整个供给侧的改革。因此，这项改革的价值特别大，我希望2017年能够早一点出台，早一点起步。

社保分省统筹，应该说是牺牲了很多劳动者的利益。分省统筹要求劳动者在一个省工作满15年，社保交不够15年没有资格去领退休金。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到15年，你虽然交几年社保，但是将来却没有资格领钱，这些职工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他们缴的费用支撑了其他的职工。

社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职工到60岁以后才能领退休金。如果职工是异地工作，比如四川人到广东打工，虽然交够了15年，但是他如果回家了，还要等很多年才能到60岁，你让他再拿着社保卡到广东找社保局领当时交的社保费，估计隔了那么多年，衙门口冲哪开他都不知道了。实际上，很多职工要么交不够15年没有资格领，要么是交够了但是到60岁以后很难去领了。这等于有相当一部分职工为社保做了贡献，但是他享受不到社保的待遇。如果改成全国统筹，只要职工在正常工作期间正常交纳了社保，全国统一都会有记录，都能提供统一的保障，这就解决问题了。目前的分省统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确实损害了很多职工的权益。因此不仅要解决去产能，社保制度本身也确实需要改革，这样才能减轻去产能的压力，才能解决所有就业人员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

关于去库存，房地产去库存刚才谈到了。2016年粮食库存主要是因为玉米降价，玉米、小麦、水稻是国家收购，价格比较高，结果出现倒挂。农民生产的玉米都卖给了中储粮，仓库里玉米堆满了，很多陈化粮都坏了。因为价格比较贵，玉米加工企业都转去买进口玉米，造成国产玉米仓库爆仓，进口玉米却增加很多。2016年实行改革，国家玉米收购价格随市场走，国外玉米卖六角五，国内收购也六角五，同时给东三省和内蒙古一部分地方实行补贴。例如，一个农民包了很多地，是种粮大户，前年他种玉米赚了两百万元，2016年改革收购价格一降，最后只是收支平衡，一分钱不赚。但是等到政府把补贴给他，他还是赚了两百万元。这说明，政府的改革措施对农民来说，只是补贴的渠道变了，原来是在价格上补，现在是直接补给农民了，效果是一样的。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种玉米的农民来说，这个改革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华北地区的农民收入则有所下降，因为补贴政策规定，华北地区不给玉米降价补贴。河北地方农民收入下降的原因，正是玉米的价格市场化了，从八九角钱里减了两角钱，20%多的收入就没有了，农民的收入下降。东北的补贴收购价政策，不适用于华北、华南等地，这里的一些农民的收入就会下降。玉米的价格改革是有成效的，给补贴的方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可以少进口玉米，消化国内玉米产能，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农民要承担收入减少的损失。

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去杠杆，但是2016年杠杆率却提高了。“三去一降一补”中降的问题都有收效，只有去杠杆没有收效。2017年提出要在稳定总杠杆率的前提下，重点去企业的杠杆。这个提法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就是总杠杆率可以不去，重点是把企业杠杆率去掉。换句话说，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可以适当提高，但是要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使总杠杆率维持稳定。2017年去杠杆的任务比2016年的任务稍微宽松了一点，但是落实起来也很难。所谓杠杆率高，主要是企业杠杆率高，居民杠杆率相对来讲不是很高。国外居民杠杆率高主要是高在住房贷款上，从中国的居民住房贷款数额比例看，杠杆率还不是太高。政府的杠杆率从统计数据来看也不算特别高，当然还有一些隐性的。2016年财政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政府负债清理了。清理以后每年下指标，规定能新增多少债务，地方政府不能够随意去欠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能够清理出这么大一块，这个作用非常大。但是清还债务还是很困难，现在到期的债务都是展期，每年还要新借，还要再发新债。虽然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还可以忍受，但是趋势风险非常大，因为所有债务是展期的，每年还要发新债，还款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弱。中央定一个指标，控制地方发债，但并没有说给你去杠杆，所以政府杠杆率提高是个必然的趋势。关键是能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吗？这个事情争议非常大。有些专家认为，降低企业的杠杆率，GDP就会随之下降。于是就要问，你能够容忍GDP的增速下降到什么水平？在2017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讲的6.5%左右，一定程度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速度低一点不要紧，中国是稳中求进，基本稳住就可以，并不要求一定要死守，因此不再提必须保证要增长多少这样的话。

但影响GDP增长的问题确实是客观的。我们现在的局面是，2016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几。国有投资增长率里面有一半左右，占整个投资大概10%左右，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收益很低，在很长时间里是亏损的。但是靠着这一半的国有资本投资来支撑的整个投资增长率，究竟能撑多久？这是现在压力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把欠债变成坏账，由商业银行核销是一个办法，但是商业银行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要把那么多坏账都核销掉可不太容易。

当年讨论去杠杆、去产能，一些专家就提出来，可以像2006年一样，由财政部发国债，央行拿钱，买商业银行的坏账，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改善了，坏账没了，变成好的资产了，就可以搞股份制上市，这不挺好吗？但是如果钢铁产业这么办，那么其他产业的坏账都要谁来买啊？除非是多印票子，国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因此这个建议就被否定了。财政发债买坏账是财政承担，商业银行债转股是商业银行承担，一旦变成股份，利息也不用交了，将来如果再成了坏账，商业银行的日子也过不去。商业银行有商业银行的困难，它有资产负债表，都债转股了资产负债表就坏了。实际上真正债转股的案例是不多的。

财政不买坏账，商业银行也不承担，那么分子上的坏账怎么处理？因此，又有人提出来，把分母扩大，分子解决一点，分母再扩大一点，杠杆率也就下降了。分母扩大意味着国有企业的资本金由财政给，政府可以不买坏账，但要补充资本金，这样杠杆率也能够下降。现在分母和分子都不容易，政府即使有了钱，也未必给负债率高的企业增加资本金，它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干。有一点很重要，在国有资本里面，必须要有一部分辅业资本退出。退出那些辅业，杠杆率就没有了，民营企业可以收购。这一部分的资本注入到主业，扩大资本金的分母，然后来降低杠杆率，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控股成本太高。中石油、中石化都是70%的国有资本控股，其实有30%相对控股就可以了。如果不愿意相对控股，搞到51%控股也可以，这样就把资本金省出来了。在很多大型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有很多国有资本沉淀在一些跟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领域。中信是一个国有资本的大型集团，但他们还对一个足球俱乐部投资，其实可以让民营资本去投资，把国安卖掉还能挣点钱回来。

前不久中航工业和航空发动机公司分开了。中航工业是做飞机的，它的资本金分布，在主业上占不到一半，企业精力分散，搞了很多跟主业不相关的东西，当然发展得不好。从杠杆率来说，把相当一部分资本放在跟主业没关系的地方去，完全没有必要。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通过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来降低杠杆率的。最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国有企业已经卖掉了9个亿的辅业资本，这9个亿的资本都注入到主业里去了，这是一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数额才9个亿，而中国国有资本现有几十万亿，按市场价达上百万亿。指望别人出资源解决自己的杠杆率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肯定是不行的。2017年“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提出了通过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来降低杠杆率的建议，如果有关部门能够认可并付诸实施，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一定会取得效果。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至少要往这个方向迈出步伐。“降成本”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营改增”减了钱，社保缴费减了钱，加上减少了很多审批，交易成本也减了不少，企业成本还是有相当幅度下降的。有争议的是关于宏观税负问题，至少在2016年以前，学术界一直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宏观税负还要提高，要提高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有一种意见是要降低，认为已经偏高。这个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2016年7月，政治局开会做出决议，要继续降低宏观税负，这就从决策上给以上争议下了结论。“营改增”以后，有很多地方还要调整，但是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最优先的就是划拨国有资产降低社保缴费率。据初步估算，40%的缴费率就收了2万多亿元，如果降到20%，那么就能减少1万多亿元的社保缴费负担，效果就比“营改增”还要大。

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税费成本，仍然是要最优先考虑的，还有能源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社保缴费、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房等，都具有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效益。降成本的任务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这项工作要有一个收支平衡综合考虑的问题，但是方向一定不能动摇。“三去一降一补”2016年有收效，但是离我们的预期目标还有距离，还需要有很多的配套改革支持才能够实现。

虽然“三去一降一补”已经变成工作性的目标，但是没有改革支撑，这些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要确定“三去一降一补”这些指标，必须以加快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6.5%左右的指标，给所有改革推动提供了一个空间。中国不要再把保增长、稳增长作为一个不能触动的底线，要稳中求进，这样对于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压力都会比较轻。如果以上几个方面能够推出几项抓落实，2017年供给侧改革会完成得比较好。

2017年中国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有些人说是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很多事不是不确定，而是确定。有一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中国一定会面临一种新的局面。

美国涉华的四个经济政策，一是美元要加息，2017年3月已经加了一次，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美元还要加一次到两次，有人甚至说会加三次，一个季度可能至少有一次。美元加息的影响会非常大，因为美元一加息，全世界的资金都往美国流，这是挡不住的。人民币也会有一部分向美国流，这个挡也挡不住。中国的外汇还有3万亿，除了正常到境外投资需要的外汇，有多少外汇会成为由于汇率变化流动引出来的外流？这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造成冲击。中国原来是双顺差，拿人民币买外汇，把外汇收到外汇管理局，通过把商业银行准备金率提高到20%多，再把人民币收回来。把人民币直接收回来，市场上的货币就会减少。最近有几个经济学家做了数量分析，认为可能会减多少多少。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17000亿到25000亿就够用，至少还有5000亿可以花出去，这个冲击肯定是不会小的。

中国的资金外流，主要还是民间资金。2016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率只有3%左右，2017年1、2月投资增长率还挺高，但是如果美元再加息，民营资本有多少会外流？这是中国要面对的一种局面。没有专家认为美元不可能加息，只是加息几次的问题。

美国人认为GDP增长2%就是经济过热，特朗普宣称的目标是3.5%，加息的概率有多大？人们认为2017年会再有两次，这是最低的估计。光看2017年还不行，还得看后面几年，如果美国真的保持GDP达到3%以上，美元加息不只是2017年的两次，美元的不断加息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二是要打贸易战。美国已经给我们几种类型的商品加了税，加税的力度超乎想象。其中，对中国生产的某种洗衣机居然加了50%多的关税。不锈钢，不锈钢锅、不锈钢用品，出口额一共才3亿多美元，加到70%多的关税，这类商品就别想再卖到美国去了。还有对中国生产的某些钢材和某些铝材也是如此。美国管这个事的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写了一篇文章，有人翻译成《致命中国》，这个翻译太文绉绉了，要我翻译就叫《死在中国手里》。他就认为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使美国的经济受到损害。现在特朗普选他当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就是要狠狠地宰你。

有人说不会打贸易战，因为打贸易战双方都受到损失，但是损失有大有小。美国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商品品种，一定是它的产业链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的。凡是跟美国有关系的品种，比如说中国生产的手机他不和你打贸易战，因为中国进口的芯片是美国生产的，要是把中国的手机封杀了，美国的芯片也卖不出去了。美国封杀的产品，一定是对美国产业链影响很小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非常多，美国那些专家正琢磨挑哪些对美国出口没有影响的产品下刀，我觉得这个事一定会发生。打贸易战，至少是百亿数量级的，绝不会弄个几十亿就收兵。

美国记者采访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问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准备怎么办？发言人说打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记者说我问的是中国打不打？没有问有没有利。发言人没办法回答到底打还是不打。首先看看美国人怎么打，中国是后发制人。虽然现在对美国出口少了几个亿不算什么，但是最大的影响是会加剧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比如不锈钢出口，看起来少了3亿多美元不算多，但是这20亿元人民币放在一个企业上压力就非常大了。本来这3亿美元的不锈钢产能不过剩，美国一刀砍下来我们就产能过剩了，卖不出去了。一旦中美之间打贸易战，肯定会加剧国内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发电产能过剩，如果对着中国生产的洗衣机等产品“打起来”，这些行业的产品马上就会过剩，就得另找市场。

三是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有人认为制造业回归美国没那么容易，美国生产成本那么高，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要以为曹德旺是个案，现在中车集团到美国建了两个厂，生产美国地铁需要的车辆，为什么中国企业要到美国去建厂？不只中国，很多国外企业都是，包括很多美国公司也准备把企业搬回去。美国为什么可以让制造业回归呢？美国现在也在搞招商引资。曹德旺的案例大家都看到了，他在美国中部买地比较便宜，用了1500万美元，又雇了1000多个蓝领工人，当地州政府给他补贴了1700万美元，等于土地白送。

我们不要低估特朗普要把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力度。虽然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干了，但制造业仍然可以干。曹德旺介绍，他的玻璃厂在当地雇的1000多人都是40岁以上的工人，美国的白领就业率很高，但是蓝领失业率非常高。特朗普竞选成功，主要是几个摇摆州蓝领失业工人投了他的票。

现在准备到美国建厂和已经建厂的企业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美国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比中国招商引资的力度小，因此市场在美国而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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