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况晗作画陆原撰文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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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影鸽子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试读：
题况晗铅笔胡同集
北京胡同多数正消失，然于况晗写生画中尚可见，幸也。况晗以铅笔画之，然能融水墨、水粉、水彩、木刻、摄影诸法于一
炉，铅笔画致此，别开生面，又现新法，又一幸也。——陈传席序一 留住胡同
一支铅笔记录着胡同的过去，一本画册再现了老北京的情韵。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因其独特，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胡同，是老北京的印符，是北京文化的象征。胡同，展示着光阴流逝所积淀的文化之美，美在平平和和的持家寄寓，美在唇齿与共的邻里亲情，美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律，美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道德教化。
元、明、清以来，作为祖祖辈辈繁衍生存的空间，胡同承载着一代代老北京人的悲欢离合。晨曦初露，斜阳余晖，皓月明光，那砖瓦、门楼的斑驳，在光影的映衬下，叙说着岁月流痕。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演进，不少北京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被钢筋水泥和玻璃幕墙构成的高楼大厦所取代。老北京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迷失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之间，只留下缠绵的记忆……
况晗生长在山清水秀的南方，南京师大美术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单位分给一间胡同大杂院里的平房，遂与胡同结缘。每日生活在胡同里，他对胡同的眷恋和钟情日浓一日，看着胡同在推土机的无情碾压下一片片地消失，他黯然神伤。“得把消失的胡同用画笔留下来”，怀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精神，他开始了与推土机的赛跑。
况晗肩挎相机，背扛画板，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拍下了数万张照片，勾勒了无数幅素描，创作了数百幅胡同铅笔画。他用艺术手法记下了时代的变迁，录下了古城的历史文脉，留住了皇城根的魂魄，为当下与传统的文化接续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况晗的铅笔胡同系列作品展示着市井的喧闹，布满了风俗的芳香，接地气，通人脉，勾起了无数老北京人的美好回忆。他用自己的独门技法描绘出胡同的春夏秋冬，抚慰了千千万万颗怀念胡同、思念故土的心灵。读他的画能够穿越时空，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在胡同里度过的美好岁月。
况晗的铅笔画，以扁平宽的粗线条，融油画的笔触、水彩的透明、版画的力道、国画的苍劲于一体，笔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的笔就像雕刻的刀，刀刀到位、刀刀见神。直笔、横笔、偏锋、点彩，其布局错落有致、层次井然，其线条干净利落、变化多样，其色调深浅有度、浓淡相宜。细品况晗未处理过的铅笔画作品，就像在观摩一件浮雕，凸凹有序、深浅得当。没有繁琐的笔触、多余的细节，有的只是情驱笔随，一气呵成。
况晗十分注重情与景的交融、动与静的映照，努力用人物来打破建筑的静谧与呆板。追逐嬉戏的孩童，匆匆奔波的行人，忙碌敬业的商贩，辛勤劳作的主妇，怡然自适的老人……他笔下的人物，平凡中见深邃，简约中见真情，情深意远，京味十足。
素描既是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是独立的画种。西方名家对此多有论述：“素描是所有绘画种类的源泉和灵魂”（米开朗基罗）；“素描是最贞的艺术”（罗丹）；“素描是高度的艺术诚实”（安格尔）；“我不需要悼词或什么东西，只希望在我的墓上写一句话：我从内心里热爱素描”（德加）。然而，况晗的铅笔素描用无数的面取代了线条的组合。众所周知，面积越大，阻力越强，这需要他巨大的臂力和无穷的毅力。
况晗自称“磨铅笔的人”，他敏锐地发现了铅笔与胡同之间精神特质上的契合，他勇敢而幸运地拿起了最简单、最经济的铅笔，把黑白造型玩到了极致，不仅玩出了独特的风格，还玩出了一个新的画种。他一画二十五年，画出了一方新天地，不但得到艺术界的认可、收藏界的追捧，还赢得了成千上万“老北京”的感恩和拥戴。
况晗的铅笔画一如他的性格——棱角分明却又细致入微，他默默无闻、锲而不舍地走着自己的路。作为况晗曾经的老师，他三十多年前刚入校时我就极为欣赏他这股子犟劲儿。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并期待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开创自己的新天地。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2015年7月于北京序二 大有可观，难能可贵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无事忙。今天难得清闲，有空读书。翻开一本铅笔画册，引起了我对一位陌生画家的关注。最初我以为就是铅笔速写，启卷一看，大为惊讶，甚至难以相信——这些画第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以铅笔为基础，再加干湿浓淡水墨才出现的效果，但定睛细看，这些作品纯系一点都不“掺假”的铅笔画。这真是了不起的创新，堪称创立了一个新的画种。
我很早就接触过铅笔画，但对其表现力理解有限。小时候看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风景、人物都画得比较简练，虽然意境神态很生动，但总觉得不如水彩画更丰富。后来看过有人用削得长长的“施德楼”铅笔画石膏素描，再后来还看过建筑专业的学生画铅笔淡彩和钢笔画，呈现的景物很美但缺乏厚重感，尤其是质感和空间感都受到一定限制。特别当内容涉及人物、器物时都有意简略或一笔带过，未免不够完整。
看到眼前这本画册上的老北京铅笔画，顿觉别开生面，明暗调子变换得法，有油画、水彩画的效果，凸显了光和色的艺术。作者的大笔触、大色块，或奔放，或细致，画出了老北京正在变化、正在消失的那些胡同的影和物。
这样的画作既是艺术品，又有一定的文史资料价值。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可以说大有可观；从绘画角度看，作者不墨守成规，创立了一个新的画种，真是难能可贵。李滨声（著名漫画家，文史研究馆馆员）序三 向这位“磨铅笔的人”致敬一
看况晗用铅笔画的胡同，你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才是北京的胡同！那些原汁原味的北京胡同只能在他的画册里看到了！
不知道您是否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过？不知道您是否在胡同里的大杂院用小车拉过煤，用拔火罐生过蜂窝煤炉子？不知道您是否在院子里用自来水淘过米、洗过菜，在炉子上烤过窝头片儿，站在院门口吃过炸酱面？不知道您是否早起端着小铝锅去胡同口的小吃店打过豆浆买过油条，是否在凉爽的傍晚，坐在院门口摆把椅子当茶桌，跟老街坊喝“高茉”，山南海北聊闲篇儿？不知道您是否在夏天用自行车里带熬的胶粘过季鸟儿（知了），是否在冬天的晚上挨家挨户地喊要回水了，然后在雪地上撅着屁股对着自来水龙头一通儿狂吹？
我以为只有在北京的胡同见识过这些烟火的人，才能看懂况晗用铅笔画的胡同。也只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才会对况晗的铅笔胡同有身临其境之感。
况晗用铅笔所描绘的胡同天地，会让人展开想象的羽翼，穿越时空，穿越记忆，把我们带到那个并不遥远的世界，去体验逝去的岁月。这正是况晗铅笔画所独具的艺术魅力。二
况晗是江西宜丰人，那是距离北京几千里之外的一个小县城。少年时代的况晗便崭露出艺术天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并成为这所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举办个人画展的学生。
那时的况晗，也曾幻想成为当代徐悲鸿或李可染，但绝没想过有朝一日会跟胡同结缘，成为胡同历史变迁的记录者，成为胡同文化的传播者。
命运有时就是喜欢跟人开玩笑。20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的况晗，操着浓浓的乡音，衣着看上去那么随意，面对胡同里的大爷大妈，说话还显得木讷呆滞。谁能想到三十年后的他，却对胡同如数家珍，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许多在城区大拆迁中永远消失的胡同留在了他的画册里。
这一切，皆因他的胡同情结。胡同里的景与人，特别是胡同里那浓浓的人情味已经深深刻在了况晗的记忆中。看着他用铅笔画的一条条胡同，您会感受到他对胡同爱得那么深沉，那么忘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况晗不仅用心、用笔，更是用情、用血在画胡同。这样的作品，想不打动人都难。三
有耕耘才有收获，而耕耘的艰辛，只有一路走过来的人最有感受。
那时，已经在胡同大杂院里住出感情的他，眼看着自己熟悉的胡同要拆迁，一种从没有过的悲凉感划过他的心头：历史如此久远的胡同为什么要拆呀？失去胡同的北京将是什么样子？那还叫古都，还叫历史文化名城吗？
漫步在即将拆迁的一条条胡同，他百感交集。看着那即将消逝的老槐树、老院子、老门楼、老门墩，况晗扼腕长叹，泪洒衣襟。
正是在那一刻，他萌生了用画笔留住胡同的愿望。而这一愿望，让他一直在跟推土机赛跑，三十年来，他步履匆匆，追赶着胡同拆迁的脚步。
北京城区那些拆了的老胡同，几乎全都留在了况晗的画册里。这是一段了不起的历程，当然，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现在的人可能看不出它的珍贵，可几十年后，等我们的后人再看这些画儿，定会发现它是多么了不起。四
当愿望变成了希望，真情也就变成了痴情。况晗对胡同真可以用痴情来形容。阴雨天，他打着伞在胡同里画，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他无动于衷，只要画纸没湿，就坚持画下去。风雪天，雪花落在他的身上，俨然成了雪人，手冻得僵硬，但只要还听使唤，就接着画下去……
您会说，他是不是有病啊？干嘛在那么恶劣的天气还要去画？不，您一定要理解他的这种痴情。首先，他画胡同几乎都是在业余时间，因为他还有本职工作。其次，他画胡同是在跟推土机抢时间，如果晚到几天，胡同很可能就没了。
正是他的痴情，我们才有幸看到这本画册。要知道这本画册里的许多胡同已经没了，而这正是此书弥足珍贵之处。五
况晗在微信上的名字是“磨铅笔的人”。为什么要用“磨”字？我想他的意思是：手中的这支铅笔要不停地画下去。况晗是美院科班出身，擅长多种绘画方法——国画、油画、水彩画、工笔画等，选择哪种画法，对他来说都很得心应手，但他为什么要选择用铅笔画胡同？
况晗认为铅笔画出来的画儿深沉凝重，在视觉上有立体感和穿透力。为此，他自己还发明了一种宽线条铅笔画技法。
的确，我们看到的这些铅笔画，确有一种透视效果，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这种视觉效果是摄影作品难以企及的。
不知您是否跟况晗通过电话？如果您有这样的经历，相信您会说：没见过这么节约语言的人。是的，一句废话也没有。我每次跟他通电话，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
现代人的生活理念是：细节决定生活，甚至决定命运。从打电话这个细节可以咂摸出况晗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可以体会到他的生活节奏。
为什么他打电话如此简短，因为他虽然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但至今乡音浓重，他怕您听不懂，所以不愿多说。此外，还说明他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无聊的闲谈中。
一个画北京的江西人，潜心三十年，把自己的心血融入对北京胡同的热爱中，为所有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奉献出这样一本精美的画册，我们难道不该向这个“磨铅笔的人”致敬吗？刘一达于北京如一斋序四 铅笔一杆，胡同三千
假如没有画家况晗，铅笔就是铅笔，胡同就是胡同，铅笔和胡同就不会产生共鸣，也不会产生彼此激发能量的核磁共振，更不会如水乳交融一般相亲相恋。铅笔普通，胡同普通，两者因况晗而结合变得气度非凡。这就是艺术家该干的事情，发现大千世界中此物与彼物的内在关联，用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表现出司空见惯中的新奇与惊艳。
灰色调的胡同建筑是历史岁月的积淀，古朴的四合院伴着杨槐榆柳，历尽沧桑。四季分明的是八百年古都的喜怒哀乐，八方会聚的是九州各地的新老移民。每一个门墩和瓦当都记载着一段曼妙的传奇，每一个花窗和回廊都讲述着一则难忘的故事。在葡萄藤和石榴树下有亲朋依依、细语声声；在紫丁香和红芍药的清芬中有情侣缠绵、其乐融融。何况这许多昔日生活的场景随着城市格局的变迁而成为陈迹，或是建筑物被拆除，或是居住者被搬迁，与此争夺时间的是况晗快马加鞭的脚步和沙沙作响的画笔。
原本喜欢用水彩画北京的况晗，从美国画家西奥多·考茨基的《宽线条铅笔画》中获得启发，改用宽线条铅笔画胡同取得意外的效果。铅笔素描所勾勒出的线面组合的物体，在自然光的照射下形成暗色、灰色、亮色三个层次，如同历史的厚重、民居的朴素、生活的温暖三个元素的立体呈现。他那特有的笔触情绪饱满，描摹胡同景物力道正好，一笔一笔沉稳叠加如同磨砖对缝的建筑工艺严谨有序，线条交代得清楚流畅，线与面构成的空间感释放出一种奇妙的节奏和张力，好像要抓牢这座古城的灵魂。
在况晗的铅笔画中，物体的平面、体积、色彩、质感等各种元素都格外凸显，又能浑然一体，彼此关照，各自都能自由地伸展、愉快地呼吸。看他的作品，谁又能说用单色线条表现世界直观事物的时候色彩不够丰富、形象不够丰满、意念不够丰盈？谁又能说一帧尺幅小景，不能像一座纪念碑一样来永久祭奠一座古城？他的取景蕴含着朦胧的诗意，他的构图带着历史的眼光，他的光影折射着生活的梦想……他在作画时找到了和这座古城的因缘，我们在他的笔触中找到了和这座城市的血缘。
一幅幅朴素、逼真的老北京胡同铅笔画，最能让在胡同中长大的人怦然心动，它们珍藏了何止一代人的童年、青春、壮年和晚岁，更为古城北京留下了堪称史册典籍的图像资料，那是北京历史的标识，也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况晗对胡同一见钟情，我则对况晗的胡同铅笔画百看不厌。我从单纯的线条中看出丰富，从朴素的色彩里体会鲜艳。卑微的屋檐下积聚着高贵，平淡的颓墙上堆砌着优雅，我被那诗一般的画意深深打动。
在文学艺术领域，胡同题材堪称一个浩大工程，恐怕一个画家穷其一生也描摹不尽。况晗胡同铅笔画的价值在于，它的存在感、影响力以及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绘画艺术的范畴，进入了文化、历史、建筑、民俗等诸多领域。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其特有的韵味和魅力。单从古都北京城市发展史的角度说，它因生活气息浓厚、有“图像史记”之风采，而弥足珍贵。
况晗，铅笔，胡同，三位一体，是北京文化的一个美妙音符。彭俐（北京日报高级记者，诗人，学者，评论家）钟楼湾胡同早期钟楼周边的钟楼湾胡同
钟楼湾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钟楼周边。明朝属金台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北京城区中轴线，南至永定门，北至鼓楼钟楼。鼓楼至地安门路口的路段，今称地安门外大街，明朝旧称鼓楼下大街，清朝旧称鼓楼大街。鼓楼以南的地安门外大街是东城区与西城区的分界线，但是在鼓楼以北，东西城区分界线却不在中轴线的延长线上，而是在西侧的旧鼓楼大街，所以位于钟楼周边的钟楼湾胡同归属于东城区。
元朝大都城的鼓楼和钟楼，位于旧鼓楼大街南北两端，是市场密集的地方。元朝著录大都城风物的《析津志》记述，钟楼前方的十字街有米市、面市、鹅鸭市、缎子市、帽子市、珠子市，钟楼后方有铁器市，有出售皮靴及制靴皮革的靴市，还有穷人聚集等候被人雇用的穷汉市。
元朝的翰林院在钟楼北侧，翰林学士危素住在钟楼街。清朝学者朱彝尊所作《王冕传》讲述了危素访问王冕的故事。元朝画家王冕，是浙江诸暨县人，善于绘画荷花梅花。王冕的《墨梅诗》写道：
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旅游到了大都城，危素骑马来访。王冕问道：你是住在钟楼街的那位先生吗？危素回答：是的。然后王冕并未与之交谈，危素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旁人不解来访者何人，王冕笑道：我知道危素住在钟楼街，也读过危素的文章，感觉有诡气，今见其人举止也有诡气，所以来访的这个人必是危素。王冕不满元朝统治，也不想做官，所以不愿交往危素。后来明朝征虏大将军徐达攻入大都城，危素跑到今属北新桥二条胡同的报恩寺，想要投井自尽殉国，报恩寺大梓和尚一把拉住他劝说：元朝的国史只有你知道，你若死了，国史也就死了。危素放弃投井自尽，归顺了明朝，去了南京任职翰林院侍讲学士。朱元璋认为危素虽有学问，却无气节，后来贬斥危素去了安徽和州看守余阙庙，余阙是一位宁死不屈的元朝官员。
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中轴线上建造了鼓楼和钟楼。钟楼最初悬挂的是一口铸铁大钟，后来因为音色不好被替换下来，长期弃置于鼓楼后面，这口铸铁大钟现存于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现在钟楼悬挂的永乐铸铜大钟出自旧鼓楼大街西侧的铸钟胡同，那里在明朝是皇家的铸钟厂。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述，孙承泽见过铸钟厂里有明朝遗留的十几口大钟，高达二丈余，周身铸有经文，横七竖八地倒卧在院子里。
钟楼曾被火灾焚毁，清朝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钟楼，为了预防火灾改为砖石结构，所以现在看到的灰色的钟楼，与红色的木结构的鼓楼外观色调并不一致。
清朝在鼓楼和钟楼之上击鼓撞钟报时的工作，是由銮仪卫的皇家仪仗队旗鼓手负责的。一更和五更报时，先击鼓108响，再撞钟108响，108响还要分为前后两节，每节54响，击鼓撞钟的节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夜里的二更至四更，则是只撞钟不击鼓。为了协调击鼓撞钟的时间，旗鼓手在鼓楼和钟楼之间彼此使用灯光信号联络，称为对灯。
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之后，仪仗队随之解散，鼓楼和钟楼不再击鼓撞钟。此后改为每天中午在德胜门和宣武门城墙之上鸣放大炮报时，称为午炮。旧时在德胜门以东正对着钟楼的城墙之上，有三间小屋，其中一间是火药库，另外两间住着炮手一家。那位炮手姓李，因为每天鸣放午炮，耳朵被震聋，所以人称外号“李聋子”。有时德胜门和宣武门两边的午炮未能同步鸣放，北京居民就会听到两声炮响。草厂东巷草厂东巷
草厂东巷，旧称北醋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北侧的草厂胡同以东。明朝属金台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北京有许多称为草厂或草场的地名，大多得名于明朝驻京军队的军马草料场。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即位为皇帝。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率军攻占元大都，朱元璋将元大都降格为北平府。征虏大将军徐达在进攻元大都之前曾经请示朱元璋，如果元朝皇帝逃往草原是否追击，朱元璋回答无须追击，只要固守边境防止元朝残余势力反攻即可。由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之际并未彻底击溃元朝军队，致使此后的明朝北方长期遭受侵袭。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分封皇子，皇四子朱棣受封为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朱棣离开南京进驻封地北平府。后来燕王朱棣从北平府起兵，攻占南京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于永乐元年（1403年）将北平府升格为北京顺天府，又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到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南京遭到大批建文皇帝旧臣的抵制，甚至遭到官员谋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北京便于就近集结军队防御蒙古侵袭，号称“天子守边”。永乐皇帝在迁都北京的前后，曾经五次率军亲征蒙古，因此明朝在北京长期驻守着大量军队。
明朝的军制，将全国各地分为五大军区，分别由设在北京的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个都督府统辖，合称为“五军都督府”。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带，旧时有中府胡同、前府胡同等地名，就是五军都督府的遗迹。
五军都督府下辖各地的“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军区。都指挥使司下辖的“卫指挥使司”，相当于军分区，简称“卫”，每个卫有官兵5600名。驻守在外地的卫称为外卫，驻守在北京的卫称为京卫。明朝有74个京卫，所以北京城到处都有兵营。在明朝，西城区的机织卫胡同是济州卫兵营，北魏胡同是永清左卫兵营，东城区的五道营胡同是武德卫兵营。这些兵营全都配备有军马，需要有养马和贮存草料的地方，所以在北京留下了诸如前马厂、后马厂、马匹厂、养马营等许多涉及马的地名，也留下了大量称为草厂或是草场的地名。
明朝《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金台坊管界有腾骧四卫。《明史·职官志》记述，腾骧四卫分别是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组建于宣德八年（1433年），职责是“直驾、随驾”，也就是为皇帝值班站岗和随行护卫。民国时期的《燕都丛考》记述，草厂胡同有“东西南北四口”，可见这里过去是腾骧四卫军马草料场的大院，大院四面都有出口，后来演变为胡同民居。
草厂东巷虽然紧邻草厂胡同，但是与昔日的军马草料场并无关联。草厂东巷旧称北醋儿胡同，过去在南边有南醋儿胡同、中醋儿胡同、西醋儿胡同，在北边有酒醋面局外厂，还有碾儿胡同和锅腔胡同这样听起来与造醋和磨麦碾米相关的地名。这些与醋相关的地名，根源都在地安门内大街东侧的酒醋局胡同即今东板桥东巷，那里是明朝为皇家服务的“四司八局十二监”二十四个内府衙门之一的酒醋面局所在地。酒醋面局掌管磨麦碾米、酿酒造醋。
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时，因为这一带称作“醋”的胡同太多，容易混淆，遂将草厂胡同东面的北醋儿胡同改称为草厂东巷。锅腔胡同在民国时期改称为国祥胡同，碾儿胡同今称国盛胡同。北锣鼓巷顺天府大堂
北锣鼓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北侧。明朝属灵椿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南锣鼓巷名称，因旧称“罗锅巷”演变而来，北锣鼓巷，因位于南锣鼓巷以北而得名。北锣鼓巷和南锣鼓巷，都是元大都时期统一规划设计建成的街巷，共同的特点是两侧都有排列整齐、东西对称的胡同。北锣鼓巷两侧有很多胡同的名称始于元朝和明朝，其中的法通寺胡同今称华丰胡同，净土寺胡同今称净土胡同，沙拉胡同今称纱络胡同，千佛寺胡同今称千福巷，东绦儿胡同今称东绦胡同。
北锣鼓巷西侧的胡同向西穿过宝钞胡同与旧鼓楼大街相通，元朝的钟楼鼓楼建在旧鼓楼大街，钟楼鼓楼前后都是密集的商铺。元朝《析津志》记述，钟楼前方十字街有米市、面市、鹅鸭市、缎子市、帽子市、珠子市，钟楼后方有铁器市、靴市、穷汉市。鼓楼左右有出售果木、饼面、柴炭和各种器用的店铺，鼓楼东南的转角街市有多家针铺，鼓楼西斜街面临积水潭海子，有望湖亭，有舞榭歌台酒楼饭馆，是贵官富商游赏之地。在这些繁华的商业街上，大量流通着宝钞纸币，因此元朝在北锣鼓巷和宝钞胡同之间，设有宝钞库和倒钞库。
宝钞胡同在明朝称为倒钞胡同，名称源自元朝设在这里的倒钞库。“倒”意为“倒换、更新”，“钞”是元朝发行的宝钞纸币。倒钞库负责回收磨损破旧的宝钞，宝钞库负责印制发行新的宝钞。《元史·百官志》记述，户部下属有“烧钞东、西二库”，由正九品官员“监烧昏钞”，“昏钞”即字迹模糊的破旧宝钞。《元史·文宗本纪》记述，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十月，“烧在京积年换倒昏钞二百七十余万锭”。明朝沿用宝钞纸币，也有倒钞制度。《明史·食货志》记述，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钞用久昏烂，立倒钞法，令所在置行用库，许军民商贾以昏钞纳库易新钞”，并且按照钞票面额收取百分之三的工本费。
北锣鼓巷路西的千福巷，有元朝古庙千佛寺，清朝称为千佛寺胡同。清朝管理铸造钱币的机构户部宝泉局，设在大兴县胡同以东，下属有四个造币作厂。《日下旧闻考》记述，“东作厂在东四牌楼四条胡同，南作厂在钱粮胡同，西作厂在锣鼓巷千佛寺胡同，北作厂在北新桥三条胡同”。千佛寺胡同曾被称为“钱局”胡同，1965年改称为千福巷。
北锣鼓巷路西的纱络胡同，旧称沙拉胡同，蒙古语称珊瑚为“沙拉”，也泛指珠宝。《析津志》记述，“沙拉市，一巷皆卖金银珍珠宝贝，在钟楼前”。
元朝在鼓楼东南角有很多针铺，明朝在北锣鼓巷西边也有一个“针刘胡同”。
宝钞库和倒钞库这样重要的机构自然需要重点保护，所以紧邻北锣鼓巷路东就是元朝的警巡院。警巡院东侧，是元大都的大都路总管府，总管府路口称为“大都角头”。“角头”，指街道尽头拐角处的路口，这个角头路口，后来演变为交道口。元朝的大都路总管府旧址在今交道口西北侧的东公街和西公街之间，明清两朝的北京顺天府衙门也在同一位置，在这里至今留有清朝的顺天府大堂。东公街和西公街名称里的“公”字，源于民国初期北京市政府的名称“京兆地方公署”。花园东巷
花园东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以西，车辇店胡同北侧。明朝属灵椿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车辇店胡同，明朝称为车辕店，清朝称为车辆胡同。车辇店胡同北侧，花园胡同与花园东巷之间，有一个占地八亩的长方形地段，在明朝是净车厂。净车厂是皇家的清洁车队，有为宫廷运输粪便的粪车。故宫东筒子两侧红墙遗留的出粪券洞
故宫的外东路有一条夹在红墙之间的狭长通道，旧称苍震门前直街，俗称东筒子，苍震门内就是东六宫最外侧的延禧宫。在东筒子两侧的红墙上，开有许多半圆形的券洞，如今洞口已被封闭，并且刷上红色涂料，但是还保留着“两券两伏”（即两排立砖、两排卧砖）的青砖拱券。尚未对游人开放的故宫外西路寿安宫和寿康宫的红墙上，也遗存有不少这种砖砌的券洞。这些券洞都是明朝遗存的出粪口。
明朝皇家人员和太监宫女在“方便”时均使用马桶。明朝司礼监宦官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大内规制纪略》记述，“乾清宫门围墙之内，左右廊房之朝南半间者，曰东夹墙、西夹墙；又慈宁宫西第等处，皆宫眷、内官便溺之所”，“过慈宁宫，外层向东小门之南，曰北司房，即文书房也。再南曰司礼监管掌处，即两班四拨写字所居也，亦有茅房木桶，为便溺之所”。
宫中众多人员的排泄量相当可观，因此设有由低级宦官组成的清洁队，称为净军，定期清运排泄物和垃圾。在明朝，犯了错误或受到排挤的太监，往往被罚做净军。《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记述，净军由负责供应宫廷柴炭的惜薪司兼管，“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开玄武门（清朝改称神武门）放夫匠及打扫净军，抬运堆积粪壤”。明朝在东筒子的北口有一座后小门，每逢出粪日期，此门就会开启，放行净军和粪车进来。
紫禁城之内有许多红墙分隔的独立宫院，住着皇帝或后妃。净军的粪车不能进入皇宫内院，因此在红墙上开设券洞以沟通内外。红墙里面无人居住的偏院，摆放着许多覆有盖板的粪缸以供倾倒马桶，“宫墙之外，砖砌券门，安大石于上，凿悬孔垂之，各有净军在下接盛”。那些券门的洞口安装着大石槽，石槽内侧开凿有倾入口，外侧开凿有泄出孔，清淘粪缸时，污物被倾入红墙内侧的石槽入口，顺着石槽探出墙外的泄出孔，流入停放在墙外的粪车之中。净车厂是净军停放粪车的地方，那里靠近安定门，便于将污物运往城外，并且便于在城外河边洗刷车辆。可以推测，明朝的车辇店胡同也是净军居住的地方。
净车厂旧址在清朝后期被称为蒙古府，到民国后期又称为花园，得名于内蒙古科尔沁部左翼中旗达尔汉亲王的驻地。
科尔沁部位于内蒙古东部，靠近努尔哈赤创建的金国，首领奥巴，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天命九年（1624年）率部归顺金国大汗努尔哈赤，天命十一年（1626年）受封为土谢图汗。崇德元年（1636年），科尔沁部贵族拥戴皇太极由金国大汗升格为清国皇帝，有多人受到封赏。奥巴之侄满珠习礼受封为多罗郡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晋封为和硕达尔汉亲王。
科尔沁部贵族与清朝皇家通婚，满珠习礼之姑是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之妹是皇太极的永福宫庄妃，死后追尊为孝庄文皇后，满珠习礼之侄绰尔济贝勒的女儿还是顺治皇帝的孝惠章皇后。清朝公主也有多人嫁入科尔沁部贵族，北京张自忠路的和敬公主府，就是乾隆皇帝第三女和敬公主与满珠习礼的曾孙色布腾巴勒珠尔生活过的地方。
清朝将科尔沁部编为左右两翼共六旗，达尔汉亲王掌管左翼，并且世袭左翼中旗扎萨克。《清史稿·藩部列传》记述，“凡蒙旗，扎萨克为一旗之长，制如一品，与都统等”。达尔汉亲王的王府在内蒙古通辽市以北的西辽河北岸科尔沁左翼中旗草原，在净车厂旧址的蒙古府只是达尔汉亲王来北京时的驻地。这个驻地虽然占地八亩，但是房屋很少，留出空旷的庭院是为了在举办宗教和祭祀活动时搭建蒙古包。蒙古府空旷的庭院长满了花草，所以被称为花园，花园胡同和花园东巷由此得名。灵光西巷灵光西巷
灵光西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大街南侧。明朝属灵椿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灵光胡同，旧称灵官庙胡同，因胡同里建有道教供奉王灵官的灵官庙而得名。东西走向的灵光胡同，与向北分支的灵光西巷和灵光东巷，三者合围的空间，就是昔日灵官庙的基址。
王灵官是道教的护法神，在别的道观里，常见到王灵官居于第一进庭院的灵官殿上，充当着警卫的角色，可是在灵官庙里，王灵官却享受着主神的香火。在明朝，北京城里位于砖塔胡同以南的南四眼井胡同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显灵宫，是供奉王灵官和他的师父萨真人的皇家道场。
道教传说，真武大帝年轻时入山修道，其父净乐国王派遣五百军士去寻他回家。不料这五百军士受到真武大帝的感召，反而留在深山一同修道，最终成为五百灵官，其中的首领就是王灵官。相传王灵官在北宋时期，又追随萨真人修习雷火秘诀，法力倍增，成了天宫的玉枢火府天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还在灵霄宝殿门前和前来阻止的王灵官大战了一场。
明朝封地在北平府的燕王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去南京争夺皇位时期，曾宣称自己得到了北方真武大帝神助，因此朱棣在成为永乐皇帝之后崇信道教，建造了很多道观。永乐皇帝五次率军亲征草原，在军中也供奉着轻便易携的王灵官藤像。据说王灵官多次显灵，预测吉凶，祛病消灾。
永乐皇帝在南四眼井胡同建造了天将庙供奉王灵官，庙里还有祖师殿供奉王灵官的师父萨真人。后来宣德皇帝把天将庙扩建为大德观，封王灵官为隆恩真君，封萨真人为崇恩真君，此后成化皇帝又将大德观升格为显灵宫。显灵宫的规模异常宏大，山门前方的广场一直延伸到了南边的兵马司胡同。后来广场演变为民居，形成了山门胡同。
王灵官在显灵宫里十分神气，他的塑像身披锦缎袍服，每年四季都要更换。换下来的旧袍服积存到三年要举办一次小焚化典礼，积存到十年还要举办一次大焚化典礼。朝廷每年在三大节日即万寿节皇帝生日、元旦日、冬至日以及王灵官显灵纪念日，都要派遣礼部官员前来祭祀。由于王灵官具有玉枢火府天将的头衔，他在一些火神庙里又被尊为火神。
灵官庙的往日辉煌已成过眼云烟，灵官庙胡同也已在1965年改称为灵光胡同。夹在灵光西巷和灵光东巷之间的灵官庙基址，今已化为民居。“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的凛冽严寒，在如今已是连年暖冬的北京，也是难得一见了。谢家胡同谢家胡同
谢家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西侧。明朝属灵椿坊管界，清朝属镶黄旗驻地，今属安定门街道辖区。
谢家胡同，明朝《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述为解家胡同，清朝《京师坊巷志稿》记述“京师坊巷，大抵袭元明之旧，琐闻轶事，往往而在”，谢家胡同所属的灵椿坊，即起源于元朝。
元大都城区划分为五十个坊，各坊名称均由相当于国家大学校长的国子监祭酒虞集命名。国子监位于谢家胡同东边的成贤街，虞集为附近几个坊的命名均有科举和儒学的寓意。灵椿坊及北邻的丹桂坊名称来自窦十郎五子登科的典故，《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十郎名为窦禹钧，是五代时期后晋人，家住幽州燕山，故称窦燕山。相传窦十郎家资巨富但是为富不仁，已故的父亲给他托梦说如不悔过自新，将要短命并且绝后。窦十郎从此改恶从善，后来长寿至八十九岁，五个儿子全都考中了进士。三朝元老宰相冯道为此赋诗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灵椿一株老”，出自《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的典故，意在称颂窦十郎的长寿，“丹桂五枝芳”则指窦十郎的五个儿子全都月宫折桂，考中进士。成贤街的东边还有居仁坊和居贤坊，居仁坊得名于《孟子》“居仁由义”的理念，即“居于仁的立场，行于义的道路”，居贤坊则是国子监官员教师居住的地方。
安定门内大街两侧的胡同排列整齐，间隔均匀，保留了元朝风貌。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在元朝为大都路，在明朝清朝为顺天府，在民国初期为京兆地方。这四个历史阶段时间跨度达六百余年，但是官府办公的衙署却一直沿用着同一座院落，即谢家胡同南边东公街与西公街之间的地段，在那里还有昔日的顺天府大堂。
元朝的地方政府分为行省、路、府、州、县五级，管理大都地区的政府是大都路总管府，成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大都路下辖10州22县，其中大兴县、宛平县是京城所在地，被称为赤县，但是大都路总管府在最初二十余年间竟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据清朝光绪时期仍保存在顺天府后院的《大都路总治碑》碑文记载，总管府成立后仅一年，衙署即被掌管皇族事务的大宗正府占据，此后借用民宅办公，还经常迁徙，导致案卷积压如山，钱物无处存放，有时甚至露天审理案件。到了至大元年（1308年），经元武宗皇帝批准，总管府在灵椿坊向周姓居民购买了宅地19亩，建成了大都路总管府衙署。元朝习俗称十字路口的拐角处为角头，邻近大都路总管府的十字路口因此被称为大都角头，后来演变为角头口，即今交道口地名的由来。
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北京政府称为顺天府，沿用了元朝大都路总管府的衙署，那时府前的街道被称为顺天府街，即今鼓楼东大街。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皇帝定都北京，沿用了顺天府的名称和办公衙署。
1912年2月12日，清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但是顺天府的名称仍被沿用了两年多。1914年10月5日，当时的民国总统袁世凯签发了《京兆尹官制》，决定“中央政府所在地方称京兆，置京兆尹一人，为京兆地方行政长官”。京兆尹公署设在顺天府原址，东公街和西公街，因位于京兆尹公署东西两侧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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