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演义第三卷鼎坛博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邹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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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演义第三卷鼎坛博弈试读：

就在西欧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从西面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经济进攻的同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着重大的发展问题无法解决，整个阵营相继出现政治、经济危机，东欧在西欧的影响下，正在发生着剧变前的聚集。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面，同样面临着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西方体系经济发展成功的挤压。现在看来，马歇尔计划经过数十年发酵，正产生巨大的历史性作用，将使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得到成功。

在东方阵营的东南，是由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东盟等国家组成。这些国家由于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美国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采取了适应于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日本于六十年代初期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提出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9%，实现十年间使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目标。

一九六四年，日本加入代表西方经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后，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打下了一个政治基础。举办奥运会，又使日本经济出现了奥运会繁荣，推动起建设高潮和消费热潮。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虽然经历了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五年两次经济危机，但经济年均增长率达11.6%，工业生产年均增长达16.2%，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首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除农林水产外，都超额完成了。至此，日本经济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其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间，连续超过了法国、英国和西德，成为西方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到一九七0年，日本在造船、电视机、收音机、卡车的产量上跃居世界首位；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和新闻纸等产量上升为第二位，钢铁、小汽车、化肥、硫酸、水泥等产量列为世界第三或接近第二位。

在大规模设备投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中，各主要工业部门都兴建了一批规模巨大的企业，钢铁、汽车、家用电器、重型电机、纤维、化学、水泥等行业中的大企业，在经营规模、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装备上，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从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竞争能力很强的中坚企业。

在重化工业大发展中，形成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和巨大出口数额的船舶、钢铁、汽车、家用电器四大拳头产品，出口贸易额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从一九六八年起，扭转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状态。出现了日益增大的国际收支盈余，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加速了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期间工人工资和资金大幅度增加，到一九七0年为止的十年内，居民平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1倍。人们追求的耐用消费品已从“三种神器”过渡到“三C”，即彩色电视机、空调器和小汽车。同时实行周休两日制的企业不断增加，支配业余时间成了家庭生活的重要部分。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内外矛盾暴露出来，政府为了缓和经济矛盾和刺激陷入萧条的经济，采取凯恩斯主义以刺激需求政策，把扩大国家财政规模、增加财政投资、扩大贷款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财政中一般会计支出年均增长率达17.2%，财政投资年均达18.8%。因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只有增发货币和增发国债。这样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九七0至一九八一年，日本综合物价上涨1.1倍，消费物价年均上涨8.6%。

尤其是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同黄金以及其他货币的兑换，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从此美元大幅贬值，持续二十多年一美元等于三百六十日元的时代结束。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对美元升值18.8%，一九七三年以后，日本开始实行浮动汇率，日元不断升值，至一九七八年十月达一美元等于一百七十五日元，日元升值超过一倍。日元升值严重削弱了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使依靠出口来发展的造船、纺织、机械、家用电器等工业不得不实行减产。

在六十年代，日本商品大量涌向美国和西欧市场，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大，美国和西欧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一些工业受到打击，从而激起了对日本的不满，贸易摩擦加剧。美欧国家通过提高进口税率，限制进口产品品种和数量等保护贸易措施，并强烈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取消非关税措施，大幅降低关税。

日本在经济高涨年代实行了能源转换，从煤炭为主转为以石油为主。但中东两次石油危机将每桶原油价格由2.4美元，提高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的每桶31.4美元，这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

在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和出口条件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各个部门的发展都遇到了困难，许多工业部门不得不实行减量经营，大量设备被闲置起来。尤其是钢铁和造船部门，设备利用率仅为30%。全国失业率增长了一倍多，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年均4.8%。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并适应美国提出的新技术革命要求，从七十年代开始，日本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新战略，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新调整，加速了发展新兴产业。

首先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主要研究开发包括：

一、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产业机器人、原子能、新金属、特殊陶瓷、宇航工程、海洋开发等。

二、高组装的通讯机械、自动仓库、高级设备，大型建筑机械等。

三、生产和提供信息产业、视频产业、系统工程、咨询业务等。

虽然这一时期日本设备投资大幅下降，但数字式电子计算机主体增加了4.4倍，增加到二万五千台；产业用机器人增加了十五倍；数控机床增加16.7倍；集成电路产量增加了24.7倍。电子工业的产值到一九七六年突破五万亿日元，超过了汽车工业，至一九八一年达十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达20.4%。

其次是开发新能源，为了确保海外石油的稳定供应，日本改变了过于依赖中东石油的状况，努力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中国和苏联等国建立了能源供应关系。同时开发代替石油的新能源，特别是原子能，到一九八一年，日本由七十年代初的三座原子能电站增加到二十三座，总装机容量近一千六百万千瓦。

最后是加速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七十年代初，日本随着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商品出口能力空前增大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贸易顺差和外汇收入迅速增多，有了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可能。此时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带来贸易条件恶化，为了将公害大和消耗资源多的工业转移到国外，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打破关税壁垒，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海外投资热，每年超过二十三亿美元，到一九七三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达一百零三亿美元，超过了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到一九八三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六百十二亿美元，又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外投资大国。

进入八十年代，日本为适应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新形势，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几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日本科学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初步的进展。以微电子为中心的开发型产业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了，数控机床的比重由7.8%上升到一九八二年的52.7%，机器人已有十万个；在光导纤维、光传递机器、光通讯系统等光导技术研究开发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日本在新型材料的开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新材料产值一九八三年达七千五百亿日元，两年后达到一万三千亿日元。

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日本社会经济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首先是日本社会正在掀起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浪潮，自动化不仅在新兴的高技术工业中迅速普及，也在迅速地改造着钢铁、造船、纺织、汽车等传统工业。

其次是工业布局在发生新的变化。由于轻薄矮小产品的增加，传统加工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临海型工业分布正在被改变，以机场和四通八达高速公路为中心的新工业区正在形成。新兴的技术城市、信息城市、地方经济开发城市不断涌现。一九八四年，日本政府正式指定长冈、滨松、富山、宇都、宫崎等九个地区，为第一批技术密集型城市。

再次是日本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新变化，钢铁、船舶等传统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下降，而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上升。一九八四年，日本电子产品出口额达三百二十一亿美元，超过了汽车出口的三百二十亿美元，成为出口最大的拳头产品。

日本在新技术革命中，走在了世界前列，在许多领域占据了优势，整个社会经济面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日本经济的带动和影响下，韩国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执行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一九九一年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三十年间，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国民产值增长率达12%－13%。一九九一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808亿美元，人均收入6498美元。韩国步入世界富裕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第十五经济大国和第十贸易大国。

由此，韩国的许多产业步入世界先进行列，造船业居世界第二位；汽车生产量居世界第十位；浦项制铁株式会社年产粗钢1750万吨，在世界大钢厂排行第三；占出口29%的韩国电子工业，开发出64M存储芯片和高清晰度彩电等高附加值产品；纺织工业已建立起适应国际市场款式、迅速变化的快速反应生产系统，计划在二千年以前，成为出口三百亿美元的世界纺织品第一出口大国。

韩国经济取得这些成绩的关键，是采取了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适应韩国资源不足、国内市场小、劳动力充裕、教育良好的特点。

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重要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计划进行积极参与和推动。在税收和资金等优惠政策的扶植下，韩国利用外资和政府扶植，发展了大型骨干企业，目前形成了三星、现代、大宇、浦项制铁、鲜京、乐喜金星、高丽合纤、起亚、斗山、双龙等十大产业集团。这些大企业集团，发挥了韩国经济火车头的作用。

此外，韩国还设有全国性高科技研究机构和科学城。每个大企业都有开发高科技的研究所，以高科技带动企业的发展。

作为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在从一九五二至一九八七年的三十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四十三倍。人均国民收入从不足五十美元，增长到一九八七年的人均近五千美元，增长了近百倍，这种增长速度在亚太地区也并不多见。

除了我们在前几回介绍的情况之外，台湾在保护民族工业，重点发展一些重化工业，为台湾人民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内部环境条件。为了建立一批真正是自己的轻纺工业，台湾当局顶住内外双重压力，一是采取强力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削弱和排除外来竞争者，当时日本布价廉物美，但台湾当局不让日本布进入台湾，强行销售自产布，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成长起来了。

七十年代，台湾内部基础设施，跟不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急速变化，迫使台湾当局逐步把发展重点，转移到加强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上来。通过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实施的十大建设，和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实施的十二大建设，两次共投入资金131.35亿美元。一九八四年，台湾当局又推出十四大建设，预计总投资达八千亿新台币，计划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实施，六年完成。这些措施，都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台湾的塑料、橡胶、纺织、食品等行业的制造技术已相当成熟，接近标准化水平。因此台湾具备较高技术水平、规模较大的企业，便开始在海外寻找伙伴或基地创建分公司，不断增强其跨国公司的实力。台湾的外汇储备近千亿美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将为台湾的经济扩张发挥重要作用。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将成为台湾资金和企业的有益选择。

香港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从一个简单的转口贸易港，一跃成为现代化的工商城市，现在已经是国际上重要的金融、贸易、旅游、航运和信息中心，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宣布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对香港采取“一国两制”和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的政策。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香港与内地的双边贸易最近十年增长了六十倍，现在香港与内地互为最大贸易伙伴，香港与内地特别是华南地区的经济日益互相渗透，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根据粗略估计，最近几年国外在香港的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大约比一九八九年底多三百亿美元，涉及所有方面，较重要的投资者是中国大陆一百亿美元，日本八十亿美元和美国七十亿美元。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在一九九0年底累计四十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

同时，香港和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六十多个港口有航运往来，一九九0年，进出香港的海运和内河船舶达十二万艘，吞吐量达八千九百万吨。自一九八七年起，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香港每周有八百七十次定期航班开往世界上八十多个城市，目前的启德机场每年可接待旅客一千八百万人次。但这些设施已不能满足香港经济发展的需要，香港的多项发展计划在继续，港府已开始兴建新的国际机场，连同集装箱码头的扩大和公共道路网一起，总计投资达163亿美元。

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特殊环境，香港的资本回偿率高居世界第一位。根据日本的一些投资公司研究，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二年间高达19.3%，比德、英、法、美等国分别高出一至四倍。在香港赚钱快、赚钱多，外资纷纷流入，香港因此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新加坡共和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由新加坡岛及其附近的五十四个小岛组成，全国面积六百一十六平方公里，在一百七十年前，还是一个只有一百五十人的小渔村。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取得内部自治权以后，尤其是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以来，使其国民经济出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一九八七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达192.42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一九六0年的443美元，上升至7400美元。国民储蓄率达40.1%，一跃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传递中心之一。也是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也由此产生了许多地区性矛盾，产生了与西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摩擦。当然这些摩擦的主要代表，就是作为东亚经济发展龙头的日本。

东亚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外的依赖性很强。这就决定了它们都是实行以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二战结束时，日本经济陷于破产境地，物资极度匮乏，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再加上其海外殖民地丧失，美国占领者严格限制日本与国外发生经济贸易关系，日本的对外贸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大量军事订货的刺激下，日本的对外贸易开始活跃起来，一九五五年出口贸易达到战前水平，一九五八年进出口贸易总量恢复到战前水平。

随着日本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展，日本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从一九五五至一九七0年间，进口额从24.7亿美元增加到188.8亿美元，增加6.6倍；出口额从20.1亿美元增加到193.2亿美元，增加8.6倍。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减慢了，由于日本商品有强大的竞争力，其对外贸易仍在加速发展。从一九七0至一九八一年间，日本进口额增长到1428.7亿美元，又是增长了6.6倍；同期日本的出口额增长至1515亿美元，增长6.8倍。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联邦德国的第三贸易大国。

进入八十年代以，由于以美日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出口贸易形势日益恶化。到一九八五年，出口额为1756.4亿美元，仅比一九八一年增加了16%；而进口额为1295.4亿美元，比一九八一年下降了9.3%。尽管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了，但由于进口减少，反而使贸易顺差大大增加了，到一九八五年，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达460亿美元。

作为日本的传统贸易对象，一直以来是以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为主，战后，日本丧失了海外殖民地，并追随美国对中国和朝鲜采取敌视政策，贸易往来急剧减少，东南亚成了日本的主要市场。随着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出口贸易逐渐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的西方国家，到六十年代，日本形成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亚洲市场、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市场和以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主的西欧市场。

战后以来，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三十年间增长了近一百一十倍。从六十年代起，日本输美产品中重化工业品迅速增多，到七十年代初，重化工业品占了70%左右，美国成为日本钢铁和汽车的主要出口市场。日本对美出口的扩大，除战后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美日特殊关系之外，主要是由于日本商品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美国一直重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尖端技术发展，而对民用部门发展重视不够。相反战后的日本一直以民用部门为中心，再加上两国工资的较大差距，使日本的民用产品与美国相比，质量高而价格又低。根据分析，日本主要商品价格比美国低20－30%，其中小汽车比美国便宜25%、钢铁便宜38%。

日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在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因为当时日本还需要从美国进口原料、矿物性燃料和石油制品，两国贸易还处于平衡状态。但从六十年代中期起，一方面日本对美输出扩大；另一方面，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重相对下降，两国贸易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到一九八四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达350亿美元，一九八六年达515亿美元，增长速度之快和金额之大都是历史少见的。由此激起了美国的严重不满，造成了日美尖锐的贸易摩擦。一九六八年以来，美国一方面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一方面不断采取美元贬值，从而迫使日元升值，造成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日本的国际贸易条件。同时美国在钢铁、纤维品、电视机、汽车、半导体器件等产品上，不断采取限制日本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措施。但已经形成的贸易格局，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日美经济矛盾难以缓和。

亚洲是日本的另一个重要市场。日本出口商品的1/3左右输入亚洲国家，同日本贸易的发展，虽然促进了东南亚经济增长，但也打击了它们的一些民族工业。七十年代以来，在东南亚国家不时出现抵制日货的风潮，一些国家政府也日益加强了限制日货进口、保护国内市场的措施。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造船、纺织和家用电器等工业方面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同日本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也加剧了同日本的矛盾。

西欧是日本的第三个重要出口地区，一九六0至一九八0年，欧洲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17.1%，其中对欧共体国家的出口增长了三倍。日本对西欧的出口也和向美国出口一样，集中在钢铁、汽车、家用电器上。同时和日美贸易一样，日本与西欧的贸易也存在巨额顺差，至一九八五年达到111.3亿美元。整个欧共体国家除意大利外，输入日本的商品价值，只为从日本进口商品价值的25%至40%。这种贸易的严重不平衡，加剧了日本同西欧的矛盾。

日本为了缓和同美国和西欧的矛盾，也就是缓和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减轻在出口上对它们的更大依赖，便努力开辟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其中特别是中国市场。这一方面缓解了日本商品的出口危机，同时也帮助中国打开了国际经济交往的渠道，应该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快，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为日本商品出口创造了广阔市场，到一九八五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主要向中国出口重化工业制成品，其中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成套设备、化工原料占65%左右。而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燃料、轻工产品，其中石油及其制品、煤炭、玉米、服装、棉花、水产品占65%左右。这种不合理的贸易结构和中日贸易不平衡问题，已成为继续扩大两国贸易的障碍。一九八五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逆差达52.2亿美元。

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日本的国民经济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例由六十年代的2.8%上升至一九八0年的10.1%。按照一九八六年调整的美元与日元汇率计算，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7万美元，超过了美国的1.6万美元，在主要西方国家中名列首位。这期间，日本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3.2%上升至6.7%，而美国则由13.5%下降至11.7%。长期以来，日本的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特别是近几年呈现出跃进式增长。到一九八五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达526亿美元。其主要顺差来自日本同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十国之间，分别为367亿美元和106亿美元。

与日本相反，美国对外贸易连年逆差，进入八十年代后，逆差数额增长更为惊人。现在日本既是商品输出大国，又是资本输出大国，一九八五年末，日本对外纯资产达千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相反，到一九八五年初，美国的资本净输出额为零，到年底又变成了负有千亿美元的债务国。

此外，日本在技术上也赶上了欧美先进国家。到一九八五年，日本已在发达国家50%左右的开发应用技术领域占据优势，而且成为世界最大的尖端产品输出国。一九八三年，日本在世界新技术产品市场上独占25%。

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独霸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挑战，形成了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而且在这三足中，日本的经济实力在继续增强，面对这种形势，一些日本人踌躇满志地宣称，下一个世纪将是“日本世纪”。日本将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中充当主角。

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引起了日本与美国、日本与西欧矛盾的加深，使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最易发生摩擦的时期。长期以来，日本对美国连续发动贸易攻势，从纺织品战、钢铁战到汽车战，日本商品充斥美国市场，美国的外贸形势日益恶化，贸易逆差扶摇直上。日本的咄咄逼人攻势，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强烈要求日本拆除壁垒开放市场。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日本与西欧国家之间。

在美国和西欧的压力下，日本虽然不断作出妥协和让步，实行贸易自由化，先后七次削减了二千种商品的进口关税，但美国的外贸形势并未因此而好转。继而，美国指责日本的贸易优势在于日元定值偏低，力图迫使日本提高日元对美元和其他货币的比价，从而提高美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入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不断升值，使日本的出口贸易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关于日元与美元的关系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严重低估了日元的价值，确定了一美元等于三百六十日元的固定汇率，这一汇率一直维持了二十二年，经济发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日元的严重低估，造就了日本经济的竞争能力。一九七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同黄金及其他货币的兑换，从此美元开始大幅度贬值。接着又在一九七三年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日元呈现了不断升值的趋势，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底，一美元只能兑换一百七十五日元。

美元不断贬值，使美国的世界经济地位下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一九八0至一九八五年，美国总统里根实行三高政策，美国的利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率，从而使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量美元回流美国，美元的国际地位提高，美元汇率上升。一九八0年到一九八五年二月。美元对西方十种主要货币的比价上升了80%多，对日元汇率也上升到了一美元兑换二百五十九日元。

美元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形象，但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十分不利，贸易赤字空前增大，到一九八四年达1223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赤字达350亿美元。一九八五年九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财长会议上，美国认为美元汇率过高，是美国出现巨额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强烈要求与会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特别是要求日元升值。在美国经济地位下降，日本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日美矛盾日益尖锐的国际背景下，出现了日元不断升值的趋势，到一九八七年四月，日元升值高达45.7%。

总的说来，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日元坚挺和升值的基础。据一般计算，八十年代中期，一美元兑换一百六十日元左右是合理的。如一辆1500CC标准汽车，在日本售价为98.1万日元，在美国售价为6100美元。但金融市场上的汇率超出了这一价值。

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

不利的是它严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出口贸易，破坏了国内经济稳定，从而严重影响了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事实上，一九八六年是日元升值最猛烈的一年，也是日本出口贸易最困难、经济增长缓慢、企业破产数量最多、失业人口空前增大的一年。

从有利的方面看，日元升值有利于扩大进口，有利于扩大对外投资，有利于日元国际化和日本建立金融大国的目标。一九八六年度，日本进口量增加了12.7%，但进口金额却下降了2.2%，这是由于以美元计价，以日元支付的进口价格下降了。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对日本降低产品成本有利，也对日本降低物价有利。因此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贬值，一九八六年，日本的出口量虽然减少了，但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和贸易顺差却大增了，并且都创了历史最高纪录。一九八六财政年度，日本实现贸易顺差达898.7亿美元，增长了70.6%。

自从七十年代日元脱离同美元的固定汇率关系以来，日元作为国际硬通货之一，日渐成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但日元被使用的规模远不如美元、联邦德国马克、英镑和法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扩大日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使用范围，进入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公布了“新外汇法”，撤销了在贸易、外汇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措施，实行全面自由化，用以消除欧美国家对日本的谴责，冲破欧美对日本出口商品的种种限制，为日本商品和资本进入世界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打开大门。

同时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进一步开放日元债券市场。一九八五年，日本向世界银行提供了一笔三百亿日元为期二十年的可转让贷款，并开始允许外国公司发行可转让日元债券，发行额达一万三千二百亿日元。中国银行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就发行了日元债券。

日本政府还增设证券市场，一九八五年十月，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开设政府债券期货市场，开始允许外国银行经营日本政府债券业务。到一九八六年中，至少有二十四家外国证券公司在日本开业。同时扩大吸收欧洲日元存款，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的条件。一九八四年底，日元正式成为一种欧洲货币，存放在世界各地国际银行中的境外日元已达七万多亿。一九八六年六月，日本允许十二家外国银行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总额达二千亿日元。日本政府在推行日元国际化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日元作为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一九八五年，在日本进口中，以日元计价部分已达总额的40%，随着日本海外投资的扩大和日元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正在成为国际金融大国。

就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成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却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要求改革和发展成为社会的一股潮流。由于受到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挤压和冲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又将向何处发展呢？ 第七十四回自由化北京起风波四原则中国定基调

却说中国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化时期的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提高。但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受到极左思想领导和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度里，来自各方面反对改革的声音也层出不穷。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也为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首先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传入，加上新中国三十年来，中共也确实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犯了许多错误，做了许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首先是在经济政策上的改变，使人们看到了新经济政策的优越性，享受到改革开放和新经济政策的利益。因此出现了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其他自由化思想，出现了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抽象地提出讲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和自由化，把民主同共产党领导对立起来。

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成功，在中共党内和全国，出现了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出现了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就是向西方学习，就是要走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有人认为，中国的最终出路，就是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中国到底走什么道路？改革开放将走向何方？成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也就成为了各派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一个时期以来，各种思想应运而生。

就在这个时期，还是邓小平觉察到了这种政治方面的思想混乱，将会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消除，将会使中国再次陷入长期混乱，绝对不能让这种的状况继续下去！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在中共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是的，在新中国建国的几十年里，中共犯了许多重大错误，出现了许多工作上的失误。但中共不同于其他政党，它没有自己的私利，它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和独立富强的国家。对于中共所犯的错误和失误，是可以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在当今中国，舍共产党之外，还没有一个政治力量，可以担负得起带领十几亿中国人民走向繁荣昌盛。

鉴于目前的现状，早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思潮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引入歧途。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当时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思想混乱的局面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使邓小平感到了危机。

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的坚持下，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针对在这次全会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邓小平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二十年。一九八七年三月，邓小平又说：“不仅要讲二十年，还要讲五十年！”

这个决议的主要精神，是加强中共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实际存在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一九八六年底，发生了涉及不少城市的学潮。邓小平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根据这个讲话，中共党内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员的党籍。由于及时有力的疏导，学潮很快平息。直接引发这次学潮的原因，各地各学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产生对中共党的领导不信任情绪。但不少高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有些共产党员带头宣扬自由化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当然，总书记胡耀邦的思想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方面的成绩。会议决定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职务。

会议推选赵紫阳继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尤其是其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与万里在安徽一起，率先在四川省、安徽省进行农村改革，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全国农村改革树立了榜样，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序幕。一九八0年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工作方面也很有成绩，当时国外评价为他与邓小平、胡耀邦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架马车。他们配合了邓小平的总体改革方案，并把它付诸实施。所以赵紫阳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中共各级组织，要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中共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大会认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经济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是邓小平在一九八五年经过反复考虑后提出的。

十一月二日召开的一中全会上，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陈云为中顾委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个意见得到全会的赞同。

在一九八八年三月至四月举行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九八四年以后，就出现了一些结构方面的问题，虽然着手进行了调整，力争能够软着陆，结果不但没有着陆，经济过热现象反而继续发展。一九八七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收紧方针，但没有得到坚决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的总需求远远大于总供给，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国民收入增长70%，而社会固定资产投入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更严重的是由于逐步走向市场，原有的计划体系没有退出，新的市场机制没有完善，一方面大量设备、资金、产品闲置过剩；另一方面则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造成紧张局面。

此时全国的生产、建设、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益现象。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一九八八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近20%。这样的涨幅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在通货膨胀加剧情况下，一九八八年夏季又决定全面推行价格改革。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

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对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是消极对待，没有坚持下去。到五月中旬，赵紫阳认为，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这样一来，斗争就被扭转了方向。同时由于中共正处于政治路线的改革时期，对中共党内的风气、社会风气趋于恶化的情况和很多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滋长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一时间中共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战斗力削弱。

物价的大幅度上涨和经济秩序混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治理整顿中的暂时困难，也使人们产生忧虑。中共党内外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对中共领导进行攻击，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这时，国外西方势力正加紧推行意识形态战略，推行和平演变，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反对社会主义势力活动加速，这一切更使中国搞资本主义自由化的人们受到鼓舞。一九八八年末至一九八九年初，在中国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搞资本主义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一场政治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政治风波的直导火索。在北京的一些高校，由于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长期策划和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致死的。这样，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风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邓小平、攻击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时间，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占领天安门广场行动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在西安、长沙、成都等地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犯罪活动。

在此期间，制造政治风波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一九八七年初中共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对自由化中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

对于这种情况，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不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四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因赵紫阳赴朝鲜访问，由李鹏主持召开会议，对事态发展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

次日邓小平发表谈话，对这一决定表示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场动乱是打着民主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乱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社论和中共采取的一些强硬措施，使学生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五月四日以后，大多数罢课学生复课，全国各地局势迅速趋向平稳。

这时，已经回国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五月四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任何常委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共中央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谈话。

在已经出现政治风波的情况下，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在事实已经证明这场政治风波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在已有事实说明少数人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的情况下，他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判断，并且把中共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出来了。

这场政治风波的策划者，从赵紫阳的讲话中受到鼓舞，认定了中共内部的政治分歧，是这场政治风波的有利时机。他们便加紧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稳的局势骤然逆转。

五月六日，赵紫阳又同中共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胡启立谈话，说：“放开一点，游行作些报导，新闻公开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这次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导向，使政治风波开始聚集力量。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政治风波的策划者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活动，并于五月十三日开始，煽动和组织了大批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同时向新闻界和全国各地进行大力宣传活动，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以学生的大规模绝食活动来要挟政府，达到改变国家政体的目标。

由于众多学生的绝食和广泛的宣传报道，引起了社会上部分民众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导向，前往声援的人们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数十万之众。

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应该认为，这次学潮的动机之一，就是想利用中苏高级会晤期间制造影响，以应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这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是很有市场的，受到不少人的推崇。认为苏联的改革方向，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也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关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活动的报道，在全国泛滥开来，到处都是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和进展情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五月十六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多数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缩，只能更加坚决的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多数意见，仍然坚持退让。

第二天，游行示威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也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

为了阻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十七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五月十九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迅速结束这场政治风波。

赵紫阳反对中共中央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了他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同邓小平为首的中央在认识上的公开区别。根据国务院令，自五月二十日十时起，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政治风波的策划者则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蓄意挑起更大的事端，以引起国内外关注，竭力使规模加大，动乱加剧。终于使这场政治风波在北京地区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在全国传播开来。

在整个学潮和学生绝食过程中，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这与赵紫阳的绥靖思想有一定关系。但是这场政治风波的政治目标，远非用安抚工作所能够解决的，其根本目标，就是改变中共的一党领导，改变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所以，这场政治风波不可能按照中共中央的预期目标发展下去。

六月三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这场政治风波组织的头头们，策划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号召学生进行街垒战。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阻挠清场的事件，学生和军队双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场政治风波的组织者策划，想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此时他们的矛头直指邓小平和中共领导，明确提出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甚至于有了组织临时政府的动向。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邓小平再次亲自出马，督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定决心，迎接挑战，平息这场政治风波。

中央军委于六月三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政治风波。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批学生、群众和少数暴徒的强力阻击和袭击，根据上级命令，实行了武装自卫，并强行向前推进。

六月四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大批学生，被戒严部队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但数十万人的政治风波，也不免会出现暴力对抗，出现流血伤亡。

经过强力驱逐，此时政治风波大势已去，天安门广场的清理任务终于完成。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看，二战以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国际政治集团，出现了两种政治制度的对立与竞争。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战后危机，没有出现共产主义者所预言的崩溃和一天天坏下去的局面。反而重新获得了发展，特别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大为加快，这使一些共产党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种种矛盾和问题，却看到了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派繁荣昌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决策上都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致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优越性未能始终一贯地发挥出来。这就不能不影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思潮，相当普遍地广泛存在。

作为对立势力的一些西方政治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动摇和夺取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阵地。这种大气候对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知识界、青年学生，乃至中共党内的一些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从国内环境看，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通过改革开放，人们一下子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原来一直认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方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台湾、香港和澳门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相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现状，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运而生，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早在一九七九年初，这股思潮就出现了，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他又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党内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先是胡耀邦，后来是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酿发展为这场政治风波。险些使中共失去了政权，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将付诸东流，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那么，不可避免会出现严重政治混乱。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动乱历史，已经为我们写出了很多先例。

在平息北京乃至全国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共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还是在全会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赵紫阳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所犯严重错误，并且作出了相应的组织处理。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对赵紫阳错误的报告。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政治风波和分裂党的错误，对这场政治风波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有明显失误。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随后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又撤销了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长期在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曾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了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六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了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支持赵紫阳立场的胡启立等三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还是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即指出：经历了春夏之交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我们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以便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全会本着这个精神，初步总结教训，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和任务。

首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这是这场政治风波后，人们普遍关心的关键问题。邓小平的观念又是出人意料，他强调：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因为实践已经证明，这一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这也就是邓小平要求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这个最基本问题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

针对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推崇全盘西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严峻现实，汲取以往胡耀邦、赵紫阳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的教训。

全会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要求中共全党特别注意抓好四件事情：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政治风波，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不要辜负人民对中共的期望。

根据要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一九八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好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和政府着重抓了七件事，即：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人员少数食品的特供制度；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紧接着，中共中央强调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项基本国策，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一反自五十年代以来，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政治协商制度形同虚设的局面。举荐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并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各民主党派自恢复活动以来，在参政议政、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开发智力、慈善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上，改变了对于中共专制的传统看法。逐步扭转自北京政治风波，中共调集军队参与北京治安行动后，西方国家普遍反对的势头。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对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很大的干扰，给中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西方国家借口北京戒严部队驱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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