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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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研究试读：
总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建院虽然只有十余年，但院内新闻系、中文系和艺术系所辖学科专业都是学校前身中原大学1948年建校之初就开办的，后因院系调整中断，但从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出版《文心雕龙讲疏》开始其学者生涯，到当代学者古远清教授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台港文学研究，本校人文学科的研究可谓薪火相传、积淀丰赡。
1997年，学校重新开办新闻学专业，创建新闻系，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组建。近年来，在学校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人文社科类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中文系和艺术系相继在2007年和2008年成立，人文学科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检阅本院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实绩，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本院教师系列学术论著“文澜学术文库”丛书。
丛书以“文澜”命名，一是表达我们对老校长范文澜先生的景仰和怀念，二是希望以范文澜先生的道德文章、治学精神为楷模自律自勉。
范文澜先生曾在书斋悬挂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做学问的自律精神在今天更显得宝贵和具有现实意义。《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先生而立之年根据在南开大学的讲稿整理完成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国学大师梁启超为之作序：“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大有勋劳于舍人也。”学术研究之意义与价值，贵在传承文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陈出新。范文澜先生之《文心雕龙讲疏》后又经多次修订，改名《文心雕龙注》以传世，作者有着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为吾辈楷模。正因如此，其著作乃成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集旧注之大成、开新世纪之先河的里程碑式的巨著。
先贤已逝，风范长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是为序。胡德才2015年7月6日于武汉
引论
一 何为“童话”
童话是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体裁。那些美妙绝伦的童话故事不仅令儿童爱不释手，而且，每当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美妙的孩提时光时，也总会想到那些曾经陪伴自己度过快乐童年的精彩童话。我们会为《长发妹》中长发妹牺牲自己拯救村民的义举而肃然起敬，也会为《灰姑娘》中灰姑娘最终和王子幸福的结合而欢欣不已，还会为《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的悲惨遭遇而黯然神伤。我们都渴望和马良一样拥有一支神奇的画笔，也都希望能够像彼得·潘一样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飞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童话是人类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它既是诸多儿童文学体裁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文体——正如方卫平教授所说的：“一部童话的历史构成了一部儿童文学的历[1]史。”同时，它也是人类儿童时期最为重要的精神食粮。人们在儿时从童话中学到的知识、明白的道理以及接受的其他各种教益和熏陶都将成为伴随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
任何一项童话研究都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童话？这个问题看似已经有了定论，因为中外学术界在对童话这一概念进行界定的时候，通常都注意到了超自然的“幻想”，即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人、事、物，是童话最重要的一个文体特征。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对童话给出的定义就是“童话是一种包含了奇异的故事元素和故事情节的神奇故事，但并不一定会有精灵的形象。这一文体既包括《灰姑娘》（Cinderella）和《穿靴子的猫》（Puss-in-Boots）之类的民间童话（folk tales），同时也包括像王尔德的《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之类的作家童话（art fairy [2]tales）。”《大英百科全书》对童话的定义基本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于童话的理解，而中国学术界对于童话的定义也同样突出了“幻想”这一文体特征。例如蒋丰先生就认为：“童话核心必须由幻想因素构成，童话情节必须围绕幻想展开，童话细节必须与幻想因素相一[3]致。”贺宜先生也认为：“童话的根本特征是幻想，没有幻想便没有[4]童话。”民间童话是童话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很多民间文学学者也从民间文学研究的角度对童话进行过界定，例如我国著名民间文学专家刘守华教授就认为：“童话是幻想与生活真实相结合的产物……主要是凭借奇丽的想象，曲折地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出[5]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愿望。”不难发现，虽然中外学者们对童话的定义表述不一，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地明确指出超现实的幻想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特征。
之所以众多学者一致将幻想视为童话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那些被我们称为童话的文本中确实都存在着明显的幻想色彩，这种幻想色彩体现在童话的人物、情节、故事场景等多个方面，例如仙女、精灵、巫师等文学形象，愚蠢至极的皇帝赤身裸体游街示众的荒诞情节，以及永无岛，奥茨国等神奇仙境。事实上，也正是这些神奇的幻想使得童话中的人、事、物都焕发出耀眼的奇光异彩，造就了童话的独特魅力。就像中国学者汤锐所指出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童话的基本特征是幻想，换句话说，幻想是童话的主体、核心、[6]灵魂和生命，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
除此之外，将幻想作为童话的特征还有助于将童话与写实类的文学作品有效地加以区分。对一个文体的定义不仅要准确地概括该文体的内涵，同时也要明确地界定该文体的外延，从而有效地将从属于该文体的文本与属于其他文体的文本加以区分。而通过观察文本中是否存在具有幻想特征的构成元素，便能帮助读者将童话与其他写实类的文学作品明确地区分开来。说得简单点，如果一个故事讲述一个迷路的小孩被警察叔叔带回了家，那么这个故事就不可能是童话，但如果这个迷路的小孩是被一条会说话的狗带回了家，那么这个故事就是童话，因为在故事中出现了拟人化的动物这一幻想元素。我们之所以能够准确判断出《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和《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不是童话，而《灰姑娘》（Cinderella）和《海的女儿》（The Little Mermaid）属于童话，正是基于文本中是否出现幻想性的故事元素做出的判断。
然而，仔细推敲起来，仅仅将幻想视为童话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仍然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幻想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并非童话所独有。事实上，很多非儿童文学类的作品同样是以其奇绝的幻想著称于世。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这两部作品显然不属于儿童文学作品，更不可能算是童话，但作品中依然存在着大量带有奇幻色彩的情节。例如《百年孤独》中俏姑娘蕾梅黛丝乘着飞毯飘然而去，布恩蒂亚的鲜血像认路一样在故宅游荡，在母亲身边逡巡，《动物农场》里猪带领动物们推翻了人类农场主的统治，却回过头来像人类农场主一样残忍地欺压和剥削其他动物。上述文本中的这些奇思妙想即便是和最经典的童话相比，也丝毫不会逊色。因此，将幻想视为童话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区别性特征，多少有些差强人意，起码无法对童话与其他非儿童文学的幻想类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区分。
真正对童话的传统定义形成巨大挑战的是幻想小说在当代文坛的异军突起。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自20世纪初以来，一种新兴的儿童文学叙事文体Fantasy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文体既具有传统童话精于幻想的特点，同时篇幅又比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经典童话长，基本具备长篇小说的篇幅。国内学术界通常将这一文体翻译为“幻想小说”或“童话小说”，也有学者采取音译的方式，将其译为“泛达袭”。柯林·曼诺夫是当代西方研究幻想小说的专家，他的观点基本能代表西方学术界对于幻想小说的理解。按曼诺夫的解释，幻想小说是指“一种虚构的叙事文本，它包含了超自然或不可能的情节”，“所谓超自然，是指某种魔法或者超自然的存在，从天使到仙子”，“所谓不可能，是指我们公认在现实中无法出现的[7]状况”。显然，无论是童话还是幻想小说，都强调超自然的幻想是自己的文体特征，这就使得两个概念的内涵产生了混淆，而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的混淆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其外延的模糊。例如J.K.罗琳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和詹姆斯·巴里（James Matthew Barrie）的《彼得·潘》（Peter Pan）这两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人说是童话，也有人说是幻想小说，其文体归属便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问题。有鉴于学术界对于童话与幻想小说两种文体界定上的模糊以及由此引发的分歧，当代西方著名儿童文学专家齐普斯教授甚至在他主编的《剑桥童话研究指南》的序言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也许）世界上压根就不存在‘童话’这么个文类，只存在无以胜数的童话文本。而这些童话文本又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这[8]不禁让人心生疑惑，这些文本真的能被归于同一文类吗？”
看来，单纯从“幻想”这一文体特征的角度来定义童话，恐怕是力所不逮的。其实，正所谓“伐柯伐柯，其则不远”，Fairy Tale的汉语译名“童话”正好为如何区分童话与幻想小说和其他以幻想为显著特征的文学作品指明了方向。既然我们将一个文体命名为童话，其言下之意自然非常清楚，这个文体应该以儿童为主要目标受众。童话以儿童为目标受众，绝不是仅仅意味着作家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为儿童创作的，而是说文本必须适应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因而适合儿童阅读。任何文学文本都是运用一定的文学创作技巧来书写特定的主题，或是传达某种思想情感，而且文本中也必然会涉及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知识，甚至可能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因此，任何一个文本其实都对读者的接受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儿童与成人相比，在思维水平、知识储备、阅读能力，以及人生阅历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一个文学文本能否被归为童话，必须看它是否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能否被儿童读者接受和理解。由此便不难发现，虽然《百年孤独》和《动物农场》等作品与童话一样存在大量的幻想性的叙事元素，但它们是以成人读者作为目标受众，文本对读者的接受能力提出的要求也大大地超出了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因为儿童读者压根就不可能理顺《百年孤独》里复杂的人物亲缘关系，也无法理解《动物农场》里猪为什么要频繁地修改“十戒”，更不可能体会到《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对拉美文化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日益衰退与边缘化所表达的忧思，以及奥威尔试图在《动物农场》里表达的辛辣政治讽喻。因此，通过文本目标受众的不同，就能比较准确地将童话与非儿童文学的幻想类文学文本加以区分。
从文本目标受众的角度界定童话，不仅能将童话与非儿童文学的幻想类文学文本加以区分，同时也有助于理解童话和幻想小说的区别。童话与幻想小说虽然都是以儿童为主要目标受众，但是，儿童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概念。《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9]the Rights of the Child）明确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任何人”，这就意味着儿童这一概念涵盖了从襁褓中的婴儿到18岁的青年这样一个年龄跨度极大的群体。而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显然在文本接受能力和阅读喜好上会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年龄较小的儿童适合阅读图文并茂的绘本和情节简单紧凑的童话，而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就算阅读《红楼梦》这样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也没有太大的难度。回过头来说，幼童肯定读不懂小说，而青少年也肯定不屑于去阅读绘本中诸如“小猫小猫喵喵叫”之类的文字。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儿童文学研究界才按照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接受特点和阅读需求，将儿童文学[10]划分为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青少年文学三个不同类别。幼儿文学主要以三岁到六岁的幼儿为目标受众，童年文学则主要以七岁至十二岁的儿童为目标受众，而青少年文学则主要以十三岁到十八岁的青少年为目标受众。
优秀童话的标准是由贝诺童话、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等经典童话文本所奠定的，而通过对这些经典文本的分析便不难发现，童话主要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幼儿文学和童年文学的范畴，以七岁到十二岁的儿童读者为主要目标受众，无论是文本主题的深浅程度，情节的复杂程度还是文本涉及的社会文化知识都符合处于童年阶段的读者的接受能力。而幻想小说则属于青少年文学的范畴，与童话相比，无论是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还是人物关系都更为复杂，对读者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乃至生活经验都提出了比阅读童话更高的要求。如果将罗琳的《哈利·波特》和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女巫》（The Witches）这两部儿童文学名著加以对比，便不难发现童话和幻想小说的区别。从文体特征的层面看，《哈利·波特》与童话没有任何差别，而且文本中神奇的魔法和宝物、会送信的猫头鹰、魔法学校、魁地奇比赛等内容对处于童年阶段的读者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文本中对于魔法学校内部权力斗争、斯内普对哈利的爱恨交杂的情感、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时的羞涩情愫等内容的描写，显然已经超过了童年阶段的读者的理解能力，因此，《哈利·波特》应该算是典型的幻想小说。而《女巫》虽然在篇幅上类似于长篇小说，但文本涉及的所有背景知识，如亲情、女巫、老鼠、魔法药水等，都符合童年阶段的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而且情节简单、主题明确，所以应该被归为童话。
从文体特征和目标受众这两个角度加以考量，基本上能将童话和其他文体区分开来，但仅从这两个角度区分依然是不够的。事实上，有很多作品从文体特征和受众接受能力的角度来看，都符合童话的标准，但依然不适合儿童阅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0年曾在国内图书市场公开发售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这本书打着所谓“原版格林童话”的旗号，以充斥着血腥、暴力、情色的内容夺人眼球，被读者戏称为“黑色童话”。连成年读者都感慨：“想不到还有让我看不下去的童话，好几次鼓起勇气继续看，但是还[11]是只看了几分钟就不敢继续。”像《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这种文本，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童话的特征，但绝对不能被纳入童话的范畴，因为它违背了童话的一项殊为重要的基本功能，即伦理教诲功能。
伦理教诲功能是童话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能，这一点是由童话的主要目标受众决定的。童话是以儿童为主要目标受众。儿童是未来的公民，人类的希望，承载着为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的责任，而人类的童年阶段又是一生中一个重要而且特殊的阶段，因为“就人类个体心理的发展而言，从出生到成熟这一段时期是生长发育[12]最旺盛，变化最快，同时也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这就是说，儿童的心灵就像一块饱含着希望的土壤，但在这片土壤上是否可以盛开美丽的花朵，也取决于人们是否播下了善和美的种子。而作为儿童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童话必须承担起给予儿童积极的正面引导，帮助儿童顺利实现成长，培养未来合格与优秀公民的责任。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儿童文学是儿童成长的教科书，发挥着引导儿童道德完[13]善的作用。”这就要求童话的功能必须是给予儿童正面的伦理教诲，培养儿童正确的伦理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必须回避暴力、色情等有碍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内容。事实上，所有优秀的童话作品，例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小意达的花儿》（Little Yeada’s Flowers）等，无一不是在歌颂高贵的品德与高尚的情操，没有哪一部童话作品是因为颂扬恶德败行而流行于世。经典民间童话《小红帽》（Little Red-Cap）在早期流传的版本——例如法国学者贝洛（Perrault）编辑的《鹅妈妈故事集》（Tales of Mother Goose）的版本里，就有涉及情色和暴力的描写，但在后期流传的异文中，这些描写都被剔除掉了。戴望舒先生在将《鹅妈妈故事集》翻译成中文时，也将《小红帽》中的相关内容予以删除。那本让人不寒而栗的《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在书市上发售不久，便被勒令全面下架。这些事例说明，童话应该具备给予儿童正确的伦理教诲，不能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这其实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任何一种尝试给一个文体下定义的行为都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本书也并不打算就童话这一文体做出精确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部童话作品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征：首先，童话必须以幻想为主要的文体特征；其次，童话必须以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为主要目标受众；最后，童话应该给予儿童正面的伦理教诲，培养儿童正确的伦理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本书选作研究对象的九部英国童话文本，也正是根据这三个标准加以遴选的。
二 国内外英国童话研究现状述评
由于英国童话所拥有的光荣传统和卓越的创作实绩，英国童话研究一直是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学术实践，西方学术界在英国童话研究方面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史论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童话研究也不例外。哈维尔·达顿（Harvey Darton）的《英格兰的童书：五个世纪[14]以来的历史及其社会生活背景》（Children’s Books in England：Five Centuries of Social Life，Cambridge UP，1982）是目前最权威的一本英国儿童文学史著作，该书按年代顺序，系统描述了包括童话在内的英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其对英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分期，以及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点评导向，至今影响着同类的文学史专著。柯林·曼诺夫（Colin Manlove）的《从艾丽丝到哈利·波特：英国童话小说发展史》（From Alice to Harry Potter：Children’s Fantasy in England，Cybereditions，2003）按照历时的线索深入探讨了英国童话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对不同时期的经典文本进行了个性化的解读，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一部英国童话史著作。以上一老一新两部文学史著作，对于英国童话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此外，彼德·亨特（Peter Hunt）的《插图本儿童文学史》（Children’s Literature：An Illustrated History，Oxford UP，1995）和塞斯·莱纳（Seth Lerer）的《儿童文学阅读接受史》（Children’s Literature：A Reader’s History from Aesop to Harry Potter，Chicago UP，2009）虽然不是英国儿童文学专门史，但前者是当代西方最为通行的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而且以介绍英国儿童文学为主，后者则独辟蹊径，从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描写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变迁，对于儿童文学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这两部著作对于当今的英国童话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社会历史批评是西方童话研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研究方法，而且至今依然被学者们广泛使用。这类研究主要关注童话与其所处时代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例如安·艾克曼（Ann Ackerman）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与英国儿童文学》（Victorian Ideology and British Children’s Literature，North Texas UP，1984）主要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各种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如何在该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得以反映，克莱琛·加布里斯（Grechen Galbraith）的《阅读与生活》（Reading Lives：Reconstructing Childhood，Books，and Schools in Britain，1870-1920，St.Martin’s Press，1997）则详细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童话在内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是如何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晚期及爱德华时期英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变迁，以及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教育之间的关联，苔丝·科斯赖特（Tess Cosslett）的《英国文学中的拟人化动物形象》（Talking Animals in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1786-1914，Ashgate，2006）分析了人类对于动物的观念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是如何反映到童话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之上，这部著作“对于研究者认识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儿童文学领域的写实性与幻想性的动物故事创[15]作具有重要的文化和文学价值”。德国学者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权威专家，他的研究侧重于分析童话母题及文本在不同时期的异文及其折射出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齐普斯虽然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研究英国童话的专著，但他的大部分童话理论和童话发展史著作都是以英国童话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例如他的代表作《当梦想成真：经典童话及其传统》（When Dreams Come True：Classical Fairy Tales and Their Tradition，Routledge，2007）除了第一章概论外，剩下的十二章中有三章是对英国童话的专题研究，具体研究对象包括《彼得·潘》、王尔德童话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童话，而德国、美国、丹麦等其他国家的童话均只占一章篇幅。齐普斯对英国童话的重视也反映了英国童话在当代西方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叙事学研究也是西方童话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瑞典学者玛丽亚·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是当代西方运用叙事学方法研究儿童文学作品的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儿童文学的人物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Charact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Scarecrow，2002）运用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了《小熊维尼·菩的世界》（The World of Winnie-the-Pooh）、《五个孩子与沙地精》（Five Children and It）、《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Mary Poppins）等英国经典童话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且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主人公”等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概念。运用叙事学方法研究英国童话作品的重要成果还包括施密特（Schmidt）主编的论文集《儿童文学中叙事者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Narrato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Macmillan，1991）和彼德·亨特一篇被广泛引用的论文《叙事学与儿童文学》（Narrative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运用叙事学方法对童话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不限于对单个文本甚至是某一个国别文本的研究，而是将欧美儿童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通常一篇论文中会涉及对不同国家的好几个文本的分析。这恐怕与童话文本篇幅相对短小，叙事结构相较成人文学也更为简单，所以需要多个文本才能阐释相对复杂的理论观点有关。
对童话的心理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这类研究或是试图剖析童话中隐藏的人类的心理信息，或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童话故事对儿童心理所施加的影响。著名作家、学者托尔金（Tolkien）是20世纪较早从心理层面研究童话的先行者，他的代表性论文《童话论》（见The Tolkien Reader，Ballantine，1964）从心理层面探讨了英国童话的功能。托尔金认为，人类在阅读童话的过程中可以对日常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欲望实现一种代偿性的满足，这一观点至今仍对童话研究有着深远影响。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的《永恒的魅力：童话的意义及其重要性》（The Use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Random House，1976）不仅是童话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对《杰克与豆茎》（Jack and the Beanstalk），《三只小猪》（The Stor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等英国古典童话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作者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解读这些童话，指出童话是儿童调节自我心理，舒缓恐惧和被压抑情绪的重要工具。凯伦·科茨（Karen Coats）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中的主体》（Looking Glasses and Neverlands：Lacan，Desire，and Subjectivit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Iowa UP，2004）是西方学术界近年来童话的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该书通过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分析《爱丽丝梦游奇境记》和《彼得·潘》这两部经典英国童话作品，讨论了童话是如何帮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建构自身的主体意识的。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时下西方流行的一些文化批评理论，例如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理论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于童话研究当中。一些学者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解构传统童话文本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了很多富有洞见的成果。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克诺普马修（Knoepflmacher）的专著《深入儿童王国的历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童话和女性气质》（Ventures into Childland：Victorians，Fairy Tales，and Femininity，Chicago UP，1998），克劳迪娅·尼尔森（Claudia Nelson）的专著《英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伦理》（The Feminine Ethic and British Children’s Fiction，Rutgers UP，1991），以及伊迪丝·霍宁（Edith Honig）的《打破传统的天使形象：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中女性的力量》（Breaking the Angelic Image：Woman Power in Victorian Children’s Fiction，Greenwood UP，1988）。达弗涅·库茨（Daphne Kutzer）擅长运用后殖民批评理论分析经典童话作品，他的专著《帝国的孩子们：英国童书中的帝国与帝国主义》（Empire’s Children：Empire and Imperialism in Classic British Children’s Books，Garland，2000）和论文《帝国的失落与寻获：以三部童话为例》（Lost and Found Empires in Three British Fantasies）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流行的批评理论在儿童小说研究中运用得极为广泛，但在童话研究中运用得相对较少，这或许与童话的目标受众年龄相对较小，因而作者，尤其是当代的作家，在创作中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性别、政治等话题有关。
国内对于英国童话的译介起步较早。周氏兄弟是英国童话最早的中国译者，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就编入了他们翻译的王尔德童话《快乐王子》（当时采用的译名为《安乐王子》），这也是英国童话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之内。第二部在国内得到译介的英国经典童话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奇境记》。这部童话于1913年由孙毓修先生在《欧美文学丛谈》中向中国读者第一次推介，并在1922年由赵元任先生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在国内出版发行。此后，罗斯金的《金河王》（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版）、巴里的《彼得·潘》（上海新月书店1929年版）等越来越多的英国童话作品也逐渐在20世纪上半叶被译为中文。尽管20世纪中期我国对英国童话的翻译与引进几乎陷入停顿，但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内童书市场的兴盛繁荣，我国对英国童话的译介进入一个高潮期，不仅所有的英国童话经典作品在国内都有了译本，而且很多经典童话作家，例如罗尔德·达尔，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等人的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全集。尤为可喜的是，很多当代童话精品都能在中国得到几乎与海外同步的出版译介，例如克蕾熙达·柯维尔（Cressida Cowell）的《驯龙高手》（How to Train Your Dragon）系列童话2015年才在英国出齐全部十二册，但国内2014年已经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六册。英国童话译介事业的繁荣一方面推动了英国童话在国内的普及，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根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国内的英国童话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一阶段中国的童话研究主要致力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童话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例如周作人的系列童话研究论文、赵景深的专著《童话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版）以及由他主编的论文集《童话评论》（新文化书社1924年版）、贺宜的《童话的特征、要素及其他》（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等著作都为当代中国的童话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缺少对包括英国童话在内的外国童话的经典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是这一阶段中国童话研究的短板。虽然这一阶段也有一些针对英国童话的述评简介，或是在研究著作里间或出现过对英国童话的简短评论，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所欠缺的。事实上，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我国的童话研究起步相对西方较晚，在缺少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不贸然涉足作品研究，尤其是对外国作品的研究，而是立足于首先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探索有效的研究方法，这也体现出我国童话研究前辈严谨扎实的学风。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国内的英国童话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上一阶段有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已有三本对英国童话文学发展史进行介绍的文学史著作，分别是韦苇的《外国童话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年版）和舒伟的《英国儿童文学简史》（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年版）。韦苇的《外国童话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外国童话发展史著作，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于描述英国童话发展史的。张美妮的《英国儿童文学概略》是国内最早的一部英国儿童文学史，作者按时间顺序对17世纪至今的英国儿童文学发展史进行了概况式的描述，同时对一些经典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专节介绍。舒伟的《英国儿童文学简史》是一部颇具学术分量的英国儿童文学史著作，作者在梳理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发生论和认识论的视角对英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基本脉络进行了细致审视与梳理。一切文学研究都必须以文学史研究作为基础，而这三部系统地介绍了英国童话发展史的著作在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英国童话的发展概况，推介英国童话经典作家作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在中国知网上检索的结果，国内目前研究英国童话的学术论文在数量上已接近两百篇，而且这些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各种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方法均已被中国学者所采用。例如舒伟等人的论文《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童话小说崛起的时代语境》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分析了英国童话崛起的社会历史语境和儿童文学语境，并辨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刘茂生的论文《王尔德童话的道德阐释：以〈快乐王子〉为例》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阐释了《快乐王子》的道德内涵，吴美红的论文《浅析〈彼得·潘〉的模糊叙事策略》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彼得·潘》的叙事技巧及其效果，乔娟的《内斯比特沙地精三部曲之身份批评——性别与民族观重构》运用女权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方法分析了内斯比特“沙地精三部曲”如何帮助儿童建构性别身份意识和民族身份意识，周望月的《从接受美学理论看小说〈女巫〉》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女巫》是如何迎合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并调动读者的接受欲望。除了上述论文之外，蒲海丰的《内斯比特系列童话叙事结构分析》，程诺的《仙子何为——〈彼得·潘〉中的仙子“叮叮铃”形象研究》，王舜日、侯颖的《〈女巫〉的恐怖美学与情感指向》，贺启静的《浅谈〈柳林风声〉的教育功能》，张竹筠的《以艺术的精神看待生命——谈王尔德的童话美》也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英国童话中的经典作品做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阐释。这些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英国童话研究的重要性，正在紧跟西方学术界的步伐开展相关研究。但是，与西方学术界和国内英国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相比，目前国内英国童话研究论文在数量上依然偏少，而且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家作品上，例如在一百八十余篇论文中，仅王尔德童话研究的论文就有八十余篇，而很多在西方已经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并得到深入研究的作品，例如A.A.米尔恩（Alan Alexandra Milne）的《维尼·菩的世界》（The World of Winnie-the-Pooh），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的《小兔彼得和他的朋友们》（World of Peter Rabbit），帕·林·特拉芙斯（P.L.Travers）的《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Marry Poppins），目前国内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总体来看，我国的英国童话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研究范围有待扩展，但已经显示出较为光明的前景。
就中国知网硕士、博士论文检索的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尚没有专攻英国童话研究的博士论文，但已有六十余篇硕士论文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王尔德童话的论文最多，数量有35篇。研究《彼得·潘》的论文有七篇，数量上仅次于王尔德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撰写于2005年以后。换句话说，论文的作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80后”“90后”的硕士研究生对于英国童话的日益青睐既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英国童话的广泛译介所起到的积极效果，同时也昭示了该研究领域在国内学术界日益光明的前景。
国内学术界虽然还没有专门对英国童话进行研究的著作，但已有四部专著对英国童话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西方幻想文学的研究专著，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用于研究英国的幻想小说和童话。这部著作的特点在于详细梳理了英国童话的互文性背景和内在传承脉络，对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伊迪丝·内斯比特、巴里和托尔金等作家的童话作品有着独到的研究。而且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描述西方幻想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使得这部著作具有了很强的可读性与普及价值。舒伟的《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是当代中国西方童话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中也有相当大的篇幅涉及英国童话研究。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描述了欧洲童话的发展源流，对英国著名童话作家、理论家托尔金的童话理论也有系统研究，而且详细介绍了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的现状，对国内的英国童话研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提出了儿童文学的母题分类原则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示范，书中对《女巫》、《爱丽丝梦游奇境记》和《彼得·潘》等经典作品的研究富有新意。钱淑英的《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研究了儿童文学中的魔幻问题，其中涉及了对《纳尼亚》、“沙地精三部曲”等英国经典童话的研究。
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外学者对于英国童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英国童话文本提供了大量的有益借鉴，这就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依然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首先，当前的中外童话研究在大力挖掘童话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时，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童话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应当发挥的伦理教诲功能。诚然，童话首先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教育工具。但是，童话作为儿童重要的精神食粮以及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伴侣，其教诲价值，包括伦理教诲价值，也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而且，正因为我们不希望童话沦为简单的道德训诫工具和抽象的道德观念的传声筒，所以更应该通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对于童话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伦理教诲功能，以及实现这些教诲功能的正确途径有更加清楚的认知。其次，童话以六到十二岁的儿童为主要目标受众，这一年龄阶段恰好是儿童心智成长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不同年龄的读者在接受能力、审美趣味、成长需求等方面肯定都有所不同。试想，适合十岁以上儿童阅读的童话和适合六岁左右读者阅读的童话在叙事方式、主题意旨等方面，显然都应该有很大区别。因此，在对具体童话文本的研究过程中，除了要照顾到文本作为童话的文体共性之外，还要考虑到不同童话文本对于处于不同年龄和成长阶段的读者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即这部童话作品适合哪一个成长阶段的儿童阅读，能对处于这一成长阶段的儿童读者提供怎样的有益成长的帮助。而这恰恰是在以往的童话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此外，很多经典的英国童话文本在国内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亟须拓荒。当前我国童话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发挥空间。
三 文学伦理学批评：童话研究的新方法
本书主要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英国童话发展史上的九部经典文本进行研究，阐释不同的童话文本在儿童的不同成长阶段所能发挥的伦理教诲功能。
之所以使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主要是基于两点考量。首先，时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存在着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功能，却相对忽视其教育功能的倾向。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确系情有可原。由于受到“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思想和成年人“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自上世纪初起步以来，一直都侧重于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甚至有时会以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为代价。因此，作为对过往错误倾向的一种纠正，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都强调要将儿童从教育的桎梏与重负下解放出来，还儿童以自由，还儿童文学以审美。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当我们尝试对过往的错误进行纠正时，稍不留神就会步入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事实上，审美属性和教育属性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正如《大英百科全书》在“儿童文学”词条中所指出的，在儿童文学中“虽然教育功能和令人愉悦的想象通常被视为对立的两极，但[16]它们未必就是相互抵牾的”。因此，在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氛围中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与教育属性，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过于依赖西方学术界流行的理论和批评方法，缺少原创性的研究方法。正如我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朱自强教授所说的，“作为儿童文学理论重要资源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儿童哲学、童年史、民俗学等学科中，中国均没有原创性理论”，[17]这也导致“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评论，在整体上还不如人意”。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西方的儿童文学作品自然是如鱼得水，运用西方理论来“以西格中”地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也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放弃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努力。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伦理批评和[18]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摸索出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对中外成人文学作品的研究之中，并且取得了很多富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但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还相对较少。本书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研究英国童话，虽然是在“以中格西”，但也是在努力尝试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建设尽绵薄之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不同。两者的区别在于道德批评的目的是对文本进行道德评价，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19]目的则是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因此，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研究童话的伦理教诲功能，并不是对童话作品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分析这些童话作品在儿童伦理道德观念的培育和养成上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这些童话作品是如何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众所周知，儿童的心理发展与儿童的生理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因此，就伦理道德观念养成而言，不同年龄的儿童的伦理道德养成目标自然也不尽相同。对于处于低幼年龄的儿童而言，当务之急是采用合适的方式帮助他们形成初步的伦理道德观念，即实现儿童的伦理道德观念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一旦儿童具备了初步的伦理道德观念，下一步要实现的目标就转变为帮助他们巩固已经习得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日益成熟与完善。而且，在文学阅读方面，不同年龄的儿童读者也有着不同的接受能力和趣味倾向。所以，要让儿童从文学阅读中获益，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为儿童提供与其接受能力和审美趣味相契合的文本。本书研究的目标便在于通过对不同童话作品的细读，阐述这些具有不同特点的童话文本在儿童不同成长阶段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鉴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无论是在知识储备、智力水平、阅读趣味还是伦理道德养成目标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书拟分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研究童话的伦理启蒙功能，即童话如何帮助儿童实现伦理启蒙，从而帮助儿童摆脱混沌蒙昧的状态，具备初步的伦理道德观念，实现从混沌未开的懵懂生灵到有理性、懂伦理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转变；第二部分研究童话在儿童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伦理道德观念之后，应该如何给予儿童正确的道德教诲，引导儿童的道德成长，使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以及成人在儿童的道德成长过程中应该给予儿童怎样的引导和帮助；最后一个部分研究童话如何通过儿童对社会伦理道德环境加以净化，即在儿童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伦理道德观念之后，童话应该如何引导儿童正确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良伦理道德现象，同时激发儿童的潜能，鼓励儿童将自己在童话中习得的各种优良品德付诸实践，使儿童成为改变各种不良伦理道德现象的能动力量，从而为人类社会带来光明与希望。由于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童话进行系统研究目前尚缺乏成功的先例，本书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为了避免陷入“理论先行”的泥淖，本书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每节选取一部童话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个案研究方法。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在于使研究始终立足于文本，而不是陷入对理论的空谈。
本书之所以选择英国童话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英国童话在世界童话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英国童话不仅具有光辉而悠久的传统，而且至今仍在引领着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以1744年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编撰的《给汤姆和波丽以知识和娱乐的小书》（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为开端，到维多利亚时期《爱丽丝梦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水孩子》（The Water Babies）等作品带动了英国童话的强势崛起，再到20世纪初《彼得·潘》、《五个孩子与沙地精》（Five Children and It）、《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维尼·菩的世界》、《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等经典童话的井喷式涌现，一直到今天风靡全球的《驯龙高手》系列童话，英国童话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对世界各国的儿童读者和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童话代表了世界童话的最高水平，而英国童话发展史其实就是世界童话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因此，对于英国童话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英国童话本身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童话这一文体的认知和理解。而且，由于国内目前尚没有系统研究英国童话的专著，本书权当抛砖引玉，期待在未来有更多关于英国童话研究的高水平学术专著问世，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事实上，本书所运用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并不仅适用于英国童话，同时也适用于对其他国家的童话，包括对中国童话的分析。如果本书能为国内的儿童文学研究学者提供些许参考和启发，则幸莫大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作家童话，没有涉及民间童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取舍，绝非轻视民间童话。事实上，英国的民间童话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是世界一流的，著名民俗学者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搜集整理的两卷本《英国童话》（English Fairy Tales）就其艺术水准和学术价值而言，丝毫不逊色于《格林童话》。而《杰克与豆茎》《三只小猪》等英国民间童话更是家喻户晓的童话经典。此外，民间童话在叙事方法、人物原型、思想内涵等诸多方面，都对于作家童话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滋养作用。本书之所以只研究作家童话，主要原因是作家童话和民间童话相比有着更为明确的受众意识，即明确以儿童为目标受众，同时作家童话也比民间童话有更强的文体意识的自觉，从而更容易凸显童话这一文类的文体特点。
[1] 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新蕾出版社，2008，第69页。
[2] 见《网络版大英百科全书》http：//academic.eb.com/EBchecked/topic/200491/fairy-tale。
[3] 韦苇：《外国童话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5页。
[4] 贺宜：《贺宜文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第187页。
[5] 刘守华：《民间童话之谜——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之二》，《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2期，第121页。
[6] 汤锐：《童话应该这样读》，接力出版社，2012，第4页。
[7] Manlove，Colin，From Alice to Harry Potter：Children’s Fantasy in England （Christchurch：Cybereditions，2003），p.10.
[8] Zipes，Jack，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airy Tales：The Western Fairy Tale Trad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Oxford：Oxford UP，2000），p.1.
[9] 联合国官方网站，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docs/24.PDF。
[10] 儿童文学文类的三分法自周作人提出之后一直通行，也有学者提出四分法，即将青少年文学分为青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将少年文学和青年文学区分开来意义不大，故普遍认同三分法。
[11] 详情可参见中国新闻网相关报道：http：//www.gd.chinanews.com/2010/2010-12-06/2/73168.shtml。
[12] 桑标主编《当代儿童发展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4页。
[1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69页。
[14] 这本文学史初版于1932年，年代较为久远，所以目前市面上通行的是由英国学者布莱恩·安德森于20世纪80年代增补修订后的版本。
[15] 舒伟：《走进童话奇境：中西童话文学新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第239页。
[16] 见网络版《大英百科全书》http：//academic.eb.com/EBchecked/topic/111289/childrens-literature。
[17] 朱自强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第433页。
[1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页。
[1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5页。第一章童话与儿童的伦理启蒙
英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苔丝·科斯赖特曾经提出过一个疑问：“作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常常惊诧于当下提供给儿童的读物中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动物故事。为什么那些会说人话的大象、小兔和小猪在童书[1]中几乎俯拾皆是？”科斯赖特的疑问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儿童读物，尤其是适合低幼年龄儿童读者阅读的绘本和童话中，存在着大量的拟人化动物形象。这些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拟人化动物形象的作品一方面深受儿童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成年人也普遍认为这类文本特别适合于儿童阅读，因而乐于向儿童提供这种读物。那么，儿童为什么会对这些拟人化的动物形象特别感兴趣？塑造了这些拟人化动物形象的作品是否真的适合儿童读者阅读？儿童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能够有何收获？这些疑问都是童话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于拟人化的动物形象通常出现于低幼年龄儿童的读物当中，因此，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虑到低幼年龄儿童特殊的成长阶段以及特定的成长需求。儿童降生到这个世界时虽然已经具备了人类的形体与生理特征，但他们既缺乏人类社会成员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也缺乏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判断和认知的能力，更多时候是依靠与生俱来的动物本能来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对于处于低幼年龄阶段的儿童而言，他们最重要的成长需求便是通过接受伦理启蒙，逐步培育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增强自己的理性意识，从而使自己从混沌未开的懵懂生灵成长为有理性、懂伦理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在儿童这一成长阶段中，童话能够提供给儿童的最重要的帮助便是通过儿童容易接受的教诲方式给予他们必要的伦理启蒙，帮助他们建立初步的伦理意识和理性意识，从而结束自己的伦理混沌状态，而塑造拟人化动物形象的童话在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过程中恰恰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本章拟通过对《维尼·菩的世界》《小兔彼得的故事》《女巫》三部经典童话的分析，阐述这些童话是如何形象地再现了儿童从伦理混沌到接受伦理启蒙，并最终通过伦理选择成为伦理意义上的真正的人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童话是如何给予儿童有益于成长的帮助和教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