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新鑫,李婧,梁孙逸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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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大众传媒研究试读：
总序：加强亚洲传媒研究 促进亚洲交流合作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成为国家间合作交流重要的参与者和活动平台。在亚洲各国的合作中，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新闻报道、节目共享、稿件交流和人员往来等形式，向各国人民介绍彼此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增进了亚洲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
然而，从世界格局来看，全球的传播体系长期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非西方国家处于被动地位，整个亚洲的形象还不能在全球媒体中完全确立，从而发生偏颇与扭曲，甚至被妖魔化。为了将话语传播权和形象塑造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亚洲传媒必须像经济发展那样在世界格局中建立自己的份额与地位。
亚洲传媒研究者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超越既有的欧美学术范式，发掘并建立亚洲的传播研究范式。然而，因为视野、体系和语言等限制，目前国内外关于亚洲各国传媒研究的成果并不丰富，研究对象也多集中于日本、韩国等国，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传媒研究还是一片处女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建立的亚洲传媒研究中心（http：//amrc.cuc.edu.cn/）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亚洲传媒研究的学术网络和智库平台，多年来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2009年起，中心决定集中力量用5年的时间，开展“亚洲传媒国别研究”这一比较大的科研工程，从学术的角度对亚洲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传媒和传媒业状况，进行梳理和深入研究，以填补亚洲传媒研究领域的空白。为了使这一课题工程取得高质量的成果，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公开招标，遴选出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计划在5年的时间内出版一套35本左右的“亚洲国家与地区传媒研究”丛书。
本套丛书希望能在以下三个层面有所收获：
一、基础性研究。本套丛书致力于对亚洲46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全面的梳理，力图在亚洲传媒研究领域弥补亚洲各国传媒研究总体性不足的缺陷，积累起内容翔实、脉络清晰的基础性资料。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一定要研究相关国家和地区传媒、传媒业的独特特征，时要具备完整性和系统性。应该说，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是却值得。这一研究将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基础，树立中国亚洲传媒研究领头羊的地位。
二、应用性研究。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汇聚区，传媒在各国政治生活、国家形象建构，以及助推亚洲走向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入研究亚洲各国传媒业的整体现状、发展路径与未来范式，不仅可以透彻了解和把握亚洲各国传媒的运行模式和发展规律，也可以为我国传媒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教训和支持性的经验。另一方面，在建设文化强国、助推中国传媒和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进行研究，将更好地为利用当地媒介提供帮助，减少误区和盲目性。本课题项目将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应用性研究，为我国政府决策、新闻传媒和外宣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三、建立亚洲视野和亚洲意识。通过对亚洲各国传媒的深入研究，全面考察各国各类媒介形态对国家社会变迁的影响，将亚洲传媒国别研究置于全新的视角之下，建立亚洲视野和亚洲意识。这一成果分三个阶段完成。第一，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思考亚洲传播的现实本质；第二，理解并解释亚洲新闻传播存在的对立与争议；第三，探索亚洲新闻传播的对立统一，找到各国可以普遍认同的亚洲媒介传播价值观。亚洲视野和亚洲意识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有利于打造中国发展的亚洲舞台。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长苏志武先生以及前理事长金在烈先生、理事长朴仁国先生和一大批致力于亚洲传媒研究的国内外专家，都对本丛书的出版给予厚望，谢谢他们的大力支持。也衷心感谢本丛书的每位作者和责编，正是你们的辛勤耕耘才成就了“亚洲传媒国别研究”课题成果的不断呈现，使这一课题成为原创性的思想文化项目。希望通过本套丛书撒播的种子，能够培植出亚洲传媒研究的参天大树，进一步促进亚洲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是为序。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丁俊杰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序言印尼走向媒体变革时代
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总人口2.7亿，同时也是全球第15大经济体，在东盟十国占有重要地位。苏加诺时期以来，中国与印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海洋领域紧密相连，海洋面积各有500多万平方公里，风雨同舟的邻居情和海洋史把两国人民连接起来，成就了患难与共的兄弟缘。
印尼历史源远流长，但大众传媒却从近百年才开始发展，经历殖民统治与日本侵害的血戾沧桑，1945年8月独立后走过近70年的风风雨雨，许多传媒工作者为正义与专业作出贡献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进入21世纪的民主改革时代，传统传媒和新传媒才有较宽松民主的空间来发挥作用，对国家和人民作出务实的贡献。纵观印尼传媒发展史，印尼的大众传媒从荷兰殖民时代就以华裔精英为中流砥柱，靠着先辈们的资历和才华，兢兢业业从小做起，艰苦奋斗、惨淡经营，一步一脚印地将传媒业逐步奠基、发展壮大。独立以来，华裔族群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还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大众传媒或主流传播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技术和媒体发展，印尼媒体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与机遇，需要海内外所有同仁全力以赴，将印尼传媒产业引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教师刘新鑫带领研究生李婧，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在印尼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的梁孙逸博士一起，对印尼传媒的监管体制、伦理观念、发展变革、新媒体拓展、传媒行业发展的困境与趋势、主流报业、广播事业、电视传媒、华文传媒等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探讨。这是一项相对艰难却恰为及时的科研工作，在新的媒体时代，我们迫切需要有专业学者对印尼传媒过去的历史作出总结，认真深入分析，以对其未来的进步和改革起到借鉴指南的作用。同时，这本书也为有志于研究印尼传媒产业的各国学者提供了最全面的研究资料，希望有更多的人通过这本书了解印尼传媒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并且可以来到印尼，为印尼传媒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共享发展成果。
作为一个在传媒行业摸爬滚打了近60年的新闻人，我一生跟随印尼传媒行业的发展，历经狂风暴雨、走过风霜雨露，但我始终坚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论面对何其困难的环境，我相信前方总有光明。当前我们迎来了媒体变革的新时代，正是文化产业兴旺发展的最好商机，希望大家好好利用本书所提供的具体资料，掌握机遇，迎接挑战，在全媒体新时代的洪流中来到印尼或东盟大展身手，为时代写下光辉美丽的篇章。李卓辉2014年3月7日于雅加达
〔李卓辉，印尼资深传媒人，曾任印尼“新报集团”下属的《忠诚报》编辑兼主笔（1963～1965）、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兼主笔（2001～2012）、印尼《星洲日报》主笔（2012～2014）。目前，创办巴厘省首家中文报《巴厘风采》，并担任总编辑。已出版有关印尼华人史实的书籍25本，尚笔耕不辍，不断书写新作品〕第一章印度尼西亚国情背景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地缘政治与政权组成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简称印度尼西亚或印尼，是东南亚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由17538个岛屿组成，其中6044个有人居住，被誉为“千岛之国”，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和大洋洲，70%以上的领土位于南半球，因此是亚洲唯一的南半球国家。海岸线东西全长5000多公里，贯穿西太平洋的南北航线，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首都雅加达（Jakarta）位于爪哇岛西北部沿海，是世界著名海港和东南亚第一大城市。
印度尼西亚全国有32个省和3个特别行政区。其中，26个省分布在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等几个重要岛屿上。3个特别行政区分别是：雅加达首都特区、日惹特区和亚齐鲁萨兰地方特区。
印尼人口众多，截至2010年，人口总数达2.38亿，位居世界第四。国内民族众多，有134个民族，最大的民族为爪哇族，还有巽他族、马都拉族等，总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Bangsa Indonesia）。此外，还有许多从海外迁移到印尼的外国人，如华人、印度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其中，华人数量超过1000万，大多加入了印尼国籍。印尼的各种族都有不同的文化和语言，构成了印尼多样化的历史文化，也是印尼大众传播独特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尼是东盟唯一的20国集团（G20）成员。1998年以来，通过不断改革，印尼经济增长平稳，基本实现了多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改革对印尼摆脱腐败和裙带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加速了强权法律体系的废除。然而，由于长期遭受殖民压迫，独立后的印尼虽有成为东南亚大国的潜质，但后殖民国家结构形式的不稳定、地方分裂势力与民族宗教矛盾、残存的专制统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印尼发展为地区性的国家权力中心。目前，贫富差距较大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仍是印尼的重要发展议题，其发展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激活和释放。一、获得独立后的政治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诸多位于亚非拉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印尼历经长达三个世纪的荷兰殖民统治及短暂的日本殖民统治后，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民族独立英雄苏加诺和哈达分别担任印尼首任总统和副总统。印尼现代政治发展由此可分为三个阶段：苏加诺执政时期、苏哈托执政时期、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改革时期。（一）苏加诺执政时期
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然而，英国与荷兰不承认印尼独立这一事实，还试图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1945年11月10日，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爆发了抗击英军的保卫战。1946年，跟随英军进入印尼的荷兰军试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遭到印尼军民的反抗。1946年11月，荷兰与印尼签订了《林牙椰蒂协定》（Linggarjati），决定组成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1947年，荷兰单方面撕毁协定，发动战争并占领重要城市。之后，双方停战，签订了《伦维尔协定》（Renville），协定规定：“荷兰和印尼双方就地停战，印尼领土的大部分归荷兰占领；印尼必须加入‘印度尼西亚合众国’，荷兰在印尼领土上继续行使主权，成立‘临时联邦政府’。”1948年12月，荷兰向印尼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1949年11月，双方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根据此协定，印尼于当年12月27日成立联邦共和国，参加荷印联邦。1950年8月，印尼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颁布了临时宪法。同年8月27日，印尼成为第60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荷兰终于放弃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刚刚获得独立的印尼也成为诸多相互排挤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的“战场”，如伊斯兰国运动和马列主义。而来自其他岛屿的民众，如苏门答腊人和苏拉威西人对爪哇岛人主导印尼政治表示担忧，印尼各地爆发了规模大小不一的武装分离主义运动。外有殖民者对印尼恢复殖民统治的觊觎，内有不同利益团体明争暗斗的政治隐患，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并没有呈现出独立后应有的蓬勃生机。
苏加诺执政时期面临国外殖民主义者试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和国内各个互相斗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威胁，直接冲击到苏加诺政权的稳定。苏加诺本身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政治理念的民族运动领袖，而且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但是内外交困，在印尼复杂的国内环境以及国际上“冷战”两极格局等的干扰之下，他也难以实现印尼的长治久安。（二）苏哈托执政时期[1]
1965年9月30日夜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30事件”。该事件是一次由苏加诺总统卫队发动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被怀疑威胁到苏加诺政权的右翼军官，结果数名陆军领导阶层军官遭绑架和枪杀。这个军事行动之后被时任印尼战略后备部队总司令苏哈托镇压。为了夺取政权，苏哈托指控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印尼共产党及相关左倾组织进行“大清洗”，这次“清洗”主要针对印尼共产党，也波及一些共产党的支持者。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清洗”运动造成约50万到200万人受害，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20世纪最惨烈的大屠杀之一（one of the worst mass murders of the 20th century）”。面对苏哈托的咄咄逼势，苏加诺于1966年3月11日颁发史称的“3·11总统授权令”，将国家领导权拱手相让予苏哈托。
直至今日，“9·30事件”和“3·11总统授权令”的真相仍难以厘清，诸多当事人已经去世，依然健在者也因种种考虑而讳莫如深。由于苏哈托政权缘起于对共产主义的清洗，在其政权体系内，共产主义自然被列为“危险的意识形态”，华人遭到牵连，华文也被认作为传播共产主义的语言。苏哈托上台伊始，便执行严厉的排华反共政策——在社会上持续鼓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bahaya laten komunis）”，关闭了印尼境内所有的华文学校，禁止华人的传统活动和结社组织，还下令关闭华文媒体、同情共产主义的报纸杂志等。华人传统寺庙必须选择印尼文名称，华文不得在公开场合出现，甚至连[2]入境印尼的外国旅客都禁止携带华文读物。[3]
苏哈托政权还鼓动印尼普通民众制造排华骚乱和暴动。军人出身的苏哈托允许军人参与印尼政治，他认为军人参政具有“双重职能（dual function）”——印尼军队除了本身的防御、保卫职能外还被赋予社会政治职能，社会政治职能为军人干政提供了政治合法性，这成为他“新秩序”（New Order）政权的关键统治理念之一。正因如此，军人在印尼获得了崇高的政治地位。（三）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改革时期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也重创了印尼经济。在凋敝的经济状况下，民众心生不满情绪，统治印尼超过30年的苏哈托政府也因裙带盛行、腐败横生而屡被质问，苏哈托政权的威信和稳定性开始动摇。1998年，印尼社会内部矛盾升级、各地发生大规模排华骚乱以及军人向大学生开枪射杀等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苏哈托被迫于1998年5月21日下台，由时任副总统的哈比比接任。然而，哈比比政权也不稳定——他很快被改革派领袖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取代，印尼由此真正走上民主改革时期。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执政时期，华文得以解禁，农历新年（春节）重新被列为印尼的法定节日。印尼开始实施对华人和中华文化的包容发展政策，并且随着华人积极参政议政，华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印尼政治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对印尼大众媒体政策有直接影响，从政府的规章制度、媒体的发展变化到传媒产业的延伸等，都与印尼政治环境大背景息息相关。二、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关系
印度尼西亚占地面积居亚洲第五，也是东南亚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因为受周边国家的牵制过多，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处于多方受阻的状态。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经表示，印尼是“亚洲的一块宝石（the jewel of Asia）”，可见印尼在当时“冷战”两极格局中的重要性，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出西方强国对印尼丰富自然资源的虎视眈眈。从地缘上讲，印尼被北边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南边的[4]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联邦成员国“包围”，成为印尼国防建设的最主要考量。印尼在外交上奉行“自由、积极（bebas aktif）”，即保持外交上的独立。印尼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一）与美国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协助印尼获得独立地位。当荷兰试图恢复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地位时，美国选择支持印尼，并于1949年12月28日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冷战”格局形成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了阻止更多的国家投入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尼等国施以拉拢的外交政策。另外，印尼是原材料（如石油、天然气、木材等）供应国，也是美国高度关注的亚洲大国之一。因此，美国积极在印尼培植“代理人”和盟友，保护美国在印尼的利益，并想方设法阻止印尼政治向社会主义阵营倾斜。然而，苏加诺执政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恰恰是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他非常排斥美国对印尼内政的干涉和渗透。苏加诺本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和金日成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因此，在苏加诺执政时期，印尼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
苏哈托上台后，积极修复印尼与美国的关系，在外交上追随西方阵营。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共同推动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东盟在各项事业上都得到了美国的积极协助，该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美国为印尼培养的财经专家“伯克利黑帮[5]（Berkeley mafia）”受到苏哈托政府重用，其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为外资控制印尼天然资源和原材料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美国还进一步强化同印尼的军队，特别是与陆军的关系，为其提供武器装备、训练军队官兵、组织联合军演，还通过这些活动不断在印尼军中传播美式民主思想和西方意识形态，从各方面强化美国对印尼的政治影响力。
1998年，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尼开始推行民主改革。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和印尼的合作关系也从“反共盟友”转变成了“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二）与荷兰的关系
印尼1945年宣布独立之后，荷兰一度想要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地位，因遭到印尼的强烈抗拒未能成功。由美国推动成立的印尼政府间集团（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n Indonesia，ICGI）于1967年2月2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个政府集团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协调各个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对印尼的资金援助，荷[6]兰为集团主席。这个多边框架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或者两次。1992年，印尼宣布，如果荷兰还继续担任该集团主席，印尼拒绝接受该集团的援助。原因是该集团主席、荷兰籍的Jan Pronk谴责印尼于1991年在东帝汶的军事行动。而后印尼政府间集团（ICGI）更名为印尼协商集团（Consultative Group on Indonesia，CGI）。总的来讲，殖民时代终结后，荷兰已不具备实力采取太多手段来干涉印尼的内政外交。（三）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印尼与澳大利亚同为资源大国，且地理距离较近，因而长期以来存在着地缘竞争关系。印尼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四个标志性的事件来概括。首先，双方关系的不合始于1950年到1962年间爆发的西伊里安归属问题；但是到了90年代，出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和双方发展的需要，印尼和澳大利亚在1995年秘密签订了《共同安全合作协定》（Agreement on Maintaining Security），双方关系达到和平共处的顶峰；之后，1998年到1999年爆发的东帝汶事件又使两国关系坠入低谷；2006年，本着互相尊重和加强合作的互惠原则，印尼与澳大利亚签订了《龙目条约》（The Treaty of Lombok）。这些标志性事件体现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印尼和澳大利亚关系的跌宕起伏。其实，在1945～1949年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奇夫利（Chlfley）政府给予了印尼方面积极的支援，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然而，之后两国关系一直起落不定、阴晴不明，印尼部分政客认为是澳大利亚方面鼓动了东帝汶脱离印尼，并由此将澳大利亚视作威胁印尼领土完整的国家之一。一时间，印尼的假想敌和国防建设主要针对国便成了澳大利亚。然而，2002年发生的针对外国人（主要是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的巴厘岛恐怖袭击爆炸案让印尼被动地重新与澳大利亚展开了安全和反恐合作，澳大利亚更有机会消除印尼安全部门对澳大利亚的敌视与潜在威胁。澳大利亚方面，民众在多次民意调查当中认为印度尼西亚是威胁澳大利亚安全和稳定的最主[7]要国家。而澳政府则认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中国，并企图通过印尼打通进入亚洲的通道，实现对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遏制。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普通民众和政客对印尼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从印尼方面来看，澳大利亚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国家，因为除了曾经插手东帝汶事务之外，澳大利亚也积极培养印尼巴布亚省的分离主义分子，甚至为他们提供保护以及协助他们建立全球性组织。（四）与中国的关系
1950年4月13日，中国、印尼正式建交，时任印尼总统的是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他与中国领导人私交甚密。苏加诺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领袖魅力的政治人物，选择与刚刚成功争取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对抗与不合作态度。但是随着苏加诺政权的终结，新的印尼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苏哈托政权一直指控中国共产党援助印尼共产党，干涉印尼内政。1965年的“9·30事件”之后，印尼军警的反共反华活动愈演愈烈，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事件不断发生，数十名馆员在袭击中被打伤，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苏哈托政权并未理会中国政府的抗议，反而加大了对华人华侨的迫害力度。各地接连发生对华侨的烧、杀、抢事件，侨团、侨校等被迫关闭或被强占，有的地区还出现集体驱赶华侨离境的行为。苏哈托执政后，除了施行严厉的排华政策外，还于1967年10月30日与中国断交，施行对中国的封锁政策。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东南亚国家采取友好政策，并陆续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让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倍感压力。最终，印尼于1990年8月8日同中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印尼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创后，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矛盾突出。相对落后的印尼原住民开始对经济实力普遍较为雄厚的华人产生不满。从1998年开始，印尼各地频繁发生大规模排华骚乱事件，造成数千华人死伤，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后苏哈托被迫下台。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排华政策宣告终结。苏哈托之后的历任总统如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和苏西洛对华人采取了比较包容的政策。尤其是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两人不仅废除苏哈托时期所制定的诸多排华法令，也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接纳华人成为印尼大家庭当中的一分子。对华人的宽松政策改善了当地华人和印尼原住民的关系。瓦希德甚至公开说他具有华人血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印尼原住民对华人的误解和歧视。
近年来，鉴于战略发展的需要，印尼在政治、安全、经济、教育、投资以及能源等方面与中国开展了紧密的合作。2005年4月25日，印尼总统苏西洛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两国关系逐步迈入平稳发展的阶段。（五）与新加坡的关系
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正式脱离马来西亚管理，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时逢“冷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选择同西方阵营保持友好关系。新加坡和印尼也共同成为东盟的发起国，积极推动东盟内部在各项事务上的团结。两国关系在近年来变得微妙起来，最主要的纷争由天然矿产走私引起。新加坡政府为了增加国土面积，积极展开填海工作，而填海的主要原材料是来自印尼的沙，但是，来自印尼的这些天然沙土大多是通过走私的方式被卖到新加坡的。印尼认为新加坡购买走私的沙土是不合法的行为，而新加坡认为这是由于印尼方面疏于管理和正常购买渠道缺乏造成的。另外，由于金融和服务完善，新加坡成为印尼贪污和金融犯罪集团的避风港，印尼多次要求与新加坡签署引渡条约，但是新加坡方面动作迟缓，也是造成双方关系出现裂隙的原因之一。（六）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马来西亚位于印度尼亚的北部，无论是自然地理特征还是人文地理风貌，都与印尼相似。从该地区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来看，印尼和马来西亚同为地区大国，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双方就曾因印尼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而出现过政治冲突，当时马来西亚企图将印度尼西亚群岛兼并，组成“大马来西亚”。
进入21世纪，双方冲突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利益上，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是两国长期冲突的根源。早在1947年，两国就曾因东加里曼丹附近海域一系列拥有油气资源的小岛主权归属问题发生争议。2005年2月16日，马来西亚国营石油公司宣布把该海域一块油气田的开发权授予壳牌石油公司，而在此之前印尼方面已经将该区域的开采[8]权卖给了优尼科和意大利国家能源控股公司。这次危机使两国打响了领海争夺之战。时年3月，印尼派出7艘军舰前往马来西亚沙巴（Sabah）附近的海域；一周后，又派出4架F-16战斗机，并在北苏拉[9]威西省部署了增援部队。马来西亚方面则命令海军前往苏拉威西海域，并要求军队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印尼早在1962年就成为欧佩克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并且2004年印尼石油部长尤斯吉安托罗还出任了欧佩克组织的轮值主席。也在这一年，印尼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由于原油储量有限，印尼无法完成欧佩克所规定的限量，在2008年被迫退出欧佩克组织。所以，赢得苏拉威西海域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对印尼来说极其重要，正是如此，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石油之争演变成了国家生存权利的争夺，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争夺多年来一直存在。三、政权组成形式
印度尼西亚实行总统内阁制，建国后，政治体制经历了很大的变动。印尼现行宪法为《1945年宪法》，宪法规定“建国五项原则”（印尼语为Pancasila，中文音译为“潘查希拉”）为立国基础，即信仰最高真主、尊崇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精神、推动印度尼西亚的团结统一、推行在代议制和协商思想指导下的民主，以及使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获得社会正义。“建国五项原则”还规定人民协商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人民协商会议（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MPR）为印尼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修改与颁布国家宪法和大政方针，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并对总统实施监督。从1999年10月至今，人民协商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三次修改，主要包括规定总统和副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且每任5年；减少总统权力、强化议会职能等。人民协商会议共有700名成员，其中包括国会议员500名、地方代表135名和各阶层代表65名，任期5年。地方代表由省级权力机构选举，各阶层代表由社会各界推荐，分为12个派系。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可召开特别会议。
印度尼西亚的国会全称为人民代表会议。它是国家立法机构，行使除起草和修改宪法、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之外的一般立法权。国会无权解除总统职务，总统也不能宣布解散国会，但如果总统违反宪法或人民协商会议的决议，国会有权建议人民协商会议追究总统的责任。
印尼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之外。最高法院正副院长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最高检察长由总统任免。
苏哈托执政时期，严格限制新政党的成立，并下令解散了原来在苏加诺任期内存在的十多个政党。1975年，印尼国会通过《政党法》，只允许3个政党存在，即执政的专业集团党（GOLKAR）、建设团结党（PPP）和印尼民主党（PDI）。这实质上是专业集团党一党控制下的三党制。哈比比上台后，于1998年5月解除党禁。1999年1月国会颁布了新的政党法，该法规定，50名以上年满21岁的公民只要遵循“不宣传共产主义，不接收外国资金援助，不向外国提供有损于本国利益的情报，不从事有损于印尼友好国家的行为”的原则，便可成立政党，因此，印尼从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只允许3个政党竞选发展到1999年6月，已经有161个政党存在，其中48个政党在当年获得了参加1999年选举的资格。
三权分立、议会民主选举及各级地方首长和总统直选制等成为印尼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保障，同时，这一体制也保证了印尼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民主性。
[1] 准确时间是1965年10月1日凌晨3时30分。
[2] 昆章：《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2004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插图第10页。
[3] Ariel Heryanto，Stat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Indonesia：Fatally Belonging，London： Routledge，2007，p.23.Gerry van Klinken，Communal Violenc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Indonesia-Small Town Wars，London：Routledge，2006，p.5.
[4] 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五国成立了所谓的“五国国防安排”（FPDA—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成为东南亚地区的准军事联盟。这个军事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东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国防与安全合作。
[5] “伯克利黑帮”是指一群赴美留学的印尼经济学者。回到印尼之后，成为苏哈托倚重的财经官僚。他们在美留学期间享受美国政府的特殊津贴和生活补助，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灌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最核心内容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为资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这一学说恰恰是符合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类似的教育项目如美国为智利培养的“智利男孩（Chicago boys）”财经官僚，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洗礼的智利学者。Yashui Shin，“The Role of US-trained Economist i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The Case of Chile and Indonesia”，http：//repository.dl.itc.u-tokyo.ac.jp/dspace/bitstream/2261/15379/1/KJ00004191981.pdf。
[6] 其余成员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西兰、瑞士和美国。
[7] 《澳洲民意调查显示印尼对澳洲安全构成最大威胁》，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4/2004-08-25/26/476818.shtml。
[8] 优尼科，即Unocal Corporation，有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之称，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资产和项目。
[9] 北苏拉威西省是印度尼西亚一级行政区，位于苏拉威西岛的米纳哈萨半岛上，包括桑义赫与塔劳两群岛。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经济模式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结构与南亚各国基本相似，产业结构相对落后，国内工业欠发达。建国初期，印尼通过开发石油和其他资源，实现了粮食自给和生产自立。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分析来看，在印尼的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和农业。但在国民就业结构中，农业是印尼最多人从事的产业。
建国后，印尼一直寻求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战略，但由于新政府缺乏经验，且国内政治动乱，到了60年代，印尼经济衰败的迹象显露出来，国内财政乏力，饥荒遍野。苏加诺政权的倒台更是令印尼经济雪上加霜，全国经济陷入混乱。苏哈托上台后，实行了“新秩序”政策，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如抑制通胀、稳定货币、重建外债体系、吸引外资等。
1968年，印尼进入第一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的实行时期，对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通货膨胀控制在10%以内。从1989年到1997年，印尼经济以每年平均7%的增幅增长，外资大量涌入，其中，外向型制造业快速成长。
1994年，印尼开始了第二个25年长期建设计划，由此印尼迈入了经济的起飞阶段。政府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吸引外资，并采取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旅游、增加出口。然而，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排华运动及接二连三的天灾使印尼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了印尼经济。为摆脱经济困境，印尼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ation，IMF）求援。1999年印尼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整改阻力较大，私企外债、银行呆账坏账等问题难以解决。2000年后，印尼经济开始稳步增长。现在，印尼已成为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全球第十六大经济体。
图1-1 2008～2012年印度尼西亚国内生产年增长情况（%）[1]
图1-2 印度尼西亚2008～2012年GDP总值增长对比（美元）
混合型经济模式是印尼经济体制的特点，在这种模式下，私营业主和政府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两种不同导向的经济模式共同发展、互为补充，保证了独立后的印尼国民经济从无到有及其之后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情况之下，印尼大部分的出口还是依赖天然资源和原材料出口，形成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印尼的经济深受美国影响，美国是印尼头号贸易对象国、投资国和债权国。印尼进出口贸易总额中，美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对印尼石油与天然气的投资所占比重居首位，美国在西伊里安（巴布亚省）的金矿公司是印尼最大的境外公司，并且是印尼全国的交税大户。同时，以美国为首的援助印尼的国际财团（IGGI）长期给印尼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导致印尼成为世界上最大负债国之一，外债高达150亿美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0年发布的数据，在世界商品输出国的排名中，印尼位列第27位，其主要出口对象国有日本、新加坡、美国和中国，出口的自然资源以原油、天然气、锡、铜、金为主，出口的商品以石油、天然气、电力设备、胶合板、橡胶和纺织品为主。而输入印尼的商品大部分来自于新加坡、中国和日本，主要为机械设备、化学制品、燃料和食品。
[1] 以上两图表均引自www.tradingeconomic.com。第三节 印度尼西亚文化与价值观
印度尼西亚有134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文化。在历史上，印尼文化曾受到过阿拉伯、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及欧洲文化的影响，同时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印尼的文化与价值观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在多种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印尼形成了如今独特的爪哇文化及其价值观。一、爪哇文化的神秘色彩
爪哇文化代表了印尼的主流文化观念。在印度尼西亚群岛，最初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爪哇岛及其文化。在印度、中国和阿拉伯的古文献中，爪哇是对现在印尼大部分区域的泛称；欧洲人将群岛分为大爪哇和小爪哇；当地人将群岛居民叫作爪哇人。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学者才将“印度尼西亚”作为地理名词，用来指代原来的爪哇。
在印度文化和宗教传入印尼之前，爪哇人就已崇尚万物有灵论和物力论，认为一切生命和物体皆有灵魂，神灵用肉眼是看不见的，却能给人带来福祸。在印尼语中，kebatinan一词就指这种文化中的神秘论。崇尚自然的价值观使得爪哇人推崇神秘、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已融入印尼人的血液之中，影响着印尼人的处事方式——他们认为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表述尽管有时被人质疑和批评，但相比果断表态会引起的社会冲突、分裂，更易被信奉和谐价值观的印尼社会认可和接受。二、崇尚和谐的爪哇文化
爪哇文化自古就崇尚和谐，但是印尼人认为和谐并不需要创造，和谐安宁是社会的常态，只要不受干扰和破坏，就像海面风平浪静的样子即可。他们还相信，世上没有什么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要感受到了自我内在的和谐、自我与他人的和谐、自然及神灵的和谐，人将获得心灵的安宁与舒适。爪哇文化还认为，只要避免发生公开冲突，就可以维护现有的和谐，因而被西方学者称为“表面上的社会和谐”或“避免冲突原则”。
爪哇有个词叫“nerimo”（逆来顺受）。这是因为印尼老百姓多数以农业为生，农耕时代一切皆取决于气候的变化，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习惯导致印尼人性格普遍软弱保守。由此而生的和谐价值观使人们极力避免各种冲突和争执，对事情的发展不予过多干预，希望维持眼前的现状与和谐。因此，爪哇社会为了维护和谐价值观，通常会采用协商达成一致的做法来避免公开冲突。
这种和谐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尼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气质中，印尼人可以在多种宗教、多种语言、多种风俗中生存与发展。在印尼国徽上，有一句用爪哇语写就的古老格言——“异中有同（Bhinneka Tunggal Ika）”，寓意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和谐相处，为了共同的目标前进。三、崇尚尊卑等级的爪哇价值观
爪哇人认为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人都有义务维护它，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要与其所处的地位、等级相符合，如此，社会秩序、规则才能正常运行、良好发展。尊卑等级观念使得爪哇人特别注重礼节。也正因为此，领袖人物一般情况下会得到其手下官僚和普通百姓的普遍推崇。
在爪哇文化中，男女是被区别对待的，并有等级之分。爪哇文化对女性在生活中的地位和行为做出了特别要求。它认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和行为应该以“马特鲁（matelu）”为基础，即生育（manak）、打扮（macak）和烹饪（masak）的传统标准。在爪哇传统文化中，妇女最适合和最重要的角色存在于家庭中。爪哇的男性则被期望具有足够的男子汉气概、强壮并有权势，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境，并可以担当人群中的领导。爪哇文化甚至认为男人的能力和职责也反映在赌博（main）、女色（womanising）、喝酒（drinking）、吸毒（madat）和盗窃（maling）等方面，这些在爪哇语中可用“马利马（malima）”一词加以概括。虽然这些不是一个典型的优秀男性应具备的品质，但是从社会对女性的种种约束和描述男女不同社会义务的诸多词汇中可以看出，在爪哇文化中，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其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女性。这种价值观在当今的印尼社会中依然存在。四、现代文化中的伊斯兰因素
印度尼西亚有两亿多穆斯林人口，居世界第一。印尼的伊斯兰教带有强烈的地方文化色彩。在印尼文化中，伊斯兰信仰长久存在且影响深入。在“建国五原则”中，第一条就规定必须要有信仰。如今，这个转型国家在现代民主与传统伊斯兰信仰的互相较量中逐渐融合、发展，孕育出新的社会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印尼政治最活跃的时期，历史的机遇使这个国家出现了伊斯兰复兴。各种各样的伊斯兰组织出现，并参与到国家政治和日常治理之中，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穆斯林信众都可以虔诚地寻求伊斯兰的精神指导，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印尼穆斯林找寻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并能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实现自我信仰与国家精神的融合。第四节 印度尼西亚华人一、印尼华人的构成
中国人移居印尼历史悠久，17世纪西方殖民者大举入侵东南亚之前，印尼已有华侨华人近万人。最早的华人移民潮出现于荷兰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数是寻找商机的商贩。荷兰殖民者统治印尼期间为掠夺当地资源，大批招收华工前往，达近百万人之多。1949年印尼独立时，华侨华人已达200万左右。据估计，目前印尼华侨华人总数有近1000万，约占印尼总人口的5%，其中90%以上已加入印尼籍。
印尼华人祖籍以福建省为多，约占华人总数的50%；广东次之，约占35%；海南、广西、江苏、浙江、山东、湖北、台湾等共约占15%。由于印尼政府于1960年禁止华侨华人在县级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因而印尼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各大中城市，如雅加达、泗水、棉兰、北干巴鲁、三宝垄、坤甸（庞提纳克）、锡江（马卡萨）、巨港、万隆及邦加槟港等地。二、印尼华裔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
华裔与印尼原住民的关系到今天依然矛盾重重，这一渊源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当时荷兰人的殖民政策偏向华人。欧洲人位于社会的最高等级，华人属于社会的第二等级，土著印尼人处于社会最底层。荷兰人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华人很难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华人成为荷兰人在印尼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也成为缓解其与原住民矛盾的缓冲器。因此，在荷兰殖民时期，华人在这一地区取得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意识到华人经济实力增长后的威胁，又在一定程度上歧视和压迫印尼华裔居民，使得一些华裔转而倾向于支持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但是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显示，当年荷兰殖民者在粉碎印尼独立运动时因缺少资金，笼络了大量从事商业活动的华人，他们通过授予华人从商者政府管理职位等，以一种交换的方式得到华人的经济支持或者说准军事支持，这为荷兰殖民者镇压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因此，华人遭到印尼原住民的长期不满和敌视。三、印尼华裔的生存状况
印尼独立后，新政府将原属于日本和荷兰的公司廉价出售，具备经济实力的印尼华裔大量收购此类公司。这一举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印尼原住民，他们认为华裔在战争中不参战，缺少爱国精神，要求政府对华裔收购公司的行为进行限制，于是新政府强制华裔放弃已购得的财产。华裔的权利遭到政府限制，政治活动也开始减少，但即便如此，华人经济在印尼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针对华人的民族歧视也几乎没有得到缓和。原住民谴责政府未能提供一个平等的平台，这使得华裔与原住民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秩序也不断遭到挑衅。1959年，总统苏加诺强制命令印尼华裔关闭在农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1967年，在西加里曼丹的排华事件中，4.2万名华人被指控为分裂分子遭到清洗。为了表示抗议，许多华裔回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但他们发现虽然他们极力维护“纯正的中国血统”，但是世代的漂泊依旧阻碍了他们回家的脚步。
苏哈托上台后，还强迫印尼华裔改印尼姓氏，这被华裔视为最为耻辱的压制性法令。更为糟糕的是，1965年至1975年期间，印尼军队和警察猖狂地虐待印尼华裔，如对公开烧杀抢掠行径不作为，警察任意虐待讲中文的人等。这一时期，一些为印尼独立运动作出贡献的华裔人士也惨遭迫害。华裔通过各种渠道寻求生存依靠，如改变宗教信仰、邀请军队保护、向警察交保护费等，其中有不少人选择逃往中国。在文化方面，中华文化遭到严重打压，政府关闭了华文学校和华人社团、禁止使用和学习华文、取缔华文报刊、禁止电视台播出华文节目、禁止中文书刊和华语录影（音）带及影片的进口和发行、禁止保留中国的文化习俗。
苏哈托时期，印尼华裔的政治与公民权利几乎被全部剥夺，但政府逐步认识到利用华人资本对于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性，转而在经济方面对华人施行既开放又限制的政策。由此，华裔更专注于经济和产业领域，并获得了极大成功。一方面，这给政府和军方从华裔商人那里索贿提供了机会，使贿赂和腐败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华裔与原住民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双方矛盾加深。苏哈托政权中的投机分子同时宣传“30%的华人控制印尼70%的经济”的言论，进一步把社会不满情绪指向华人。原住民认为华人与政府勾结，玷污了政治体系，并且是华人掌控经济命脉造成了他们的贫苦。在这一点上，印尼政府态度明显倾向于原住民，社会上的排华运动频繁且有规律地爆发，影响[1]比较恶劣的有1965年的“9·30事件”和1998年的“黑色5月事件”等。1998年之后，频繁又有规律的大规模排华骚乱随着苏哈托的下台而逐渐消隐。
苏哈托下台后，在国内民众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印尼新任领导人取消了一些针对华人的歧视性做法。哈比比执政期间，他宣布取消华人身份证上的特殊标记，取消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提法，有条件地松动对华文的使用限制，允许华人成立社团和政党等；瓦希德执政时期，撤销了1967年颁布的限制华人公开庆祝自己节日的“第14号总统决定书”，宣布儒教为合法宗教等。但仍有许多忠于苏哈托的官员实施歧视性的法律。印尼华裔要想在印尼取得事实上的平等地位，仍需要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印尼华裔为印尼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华人经济在印尼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作用，并已成为衡量印尼国民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华裔的经营范围从种植业、商业向工业、金融业、旅游服务业等领域发展。商业方面，主要经营进出口、批发零售业，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商业流通网络；工业方面，华裔从事的行业主要有炼钢、机械、电器、造纸、水泥、木材加工、纺织及制衣、食品加工、塑料、橡胶、卷烟等；金融业方面，印尼全国华资银行超过70家，占民营银行的80%，印尼全国有民营外汇银行10家，其中一半为华资经营；旅游服务业上，华裔也涉足颇多。华裔的经营方式由家族经营转变为现代化企业，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如三林集团（Salim Group）、阿斯特拉集团（Astra Group）、力宝集团（Lippo Group）、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巴里多太平洋集团（Barito Pasifik Group）等。但跟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行为相似，这些企业集团也主要经营农业或能源开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三林集团经营面粉和食用油，金光集团经营造纸业，巴里多太平洋集团经营木材开发等。其中，阿斯特拉集团的经营业务相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汽车装配。
近年来，随着印尼的转型和改革，印尼政府减少了对华裔的限制和压制，但是，印尼社会真正接纳华裔、华裔真正融入印尼社会，还需要很长时间。同时，如何弥合华裔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也需要各方继续努力。
印度尼西亚独特的国情使它的文化具有了鲜明的特色，是印尼政治、经济、法律等的一种综合反映。大众传播事业作为社会文化的呈现出口，在产生、发展、成熟的不断演进中，适应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又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舆论环境，发挥了社会教化的功能。在印尼，大众传播事业在与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着。
[1] “黑色5月事件”指1998年5月13日到16日在印尼（主要在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和泗水）爆发的排华事件。当时，印尼穆斯林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被称为“黑色5月暴动”。根据印尼官方调查机构“联合实情调查团”发布的《5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这一排华事件中造成1250名印尼华人遇难，24人受伤，85名华裔妇女遭到强奸、轮奸和性骚扰。然而，这一数字受到了广泛质疑，据一些国际人权组织的估计，遭到强奸的华裔妇女的人数在千人以上。第二章印度尼西亚的传媒监管体制第一节 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演变
印度尼西亚政治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建国后的苏加诺统治时期、苏哈托执政时期以及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改革时期。苏哈托执政期间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历史分为“旧秩序（Old Order）”和“新秩序（New Order）”两个阶段。按照苏哈托政权的说法，所谓的“旧秩序”指的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统治印尼的时期（1945年至1966年），而“新秩序”则指苏哈托上台后的时代，与苏加诺时期的政策形成区别。
在苏加诺统治的后期，他借用各种传播文化的机会宣传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即“有引导的民主[1]（Guided Democracy）”。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媒体只允许报道对政府有利的新闻，并且必须接受极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此时的新闻自由无迹可寻，亦是空谈。
苏哈托执政时间长达30余年，“新秩序”作为“印尼自1966年实[2]施的一项体现政府威权的政策”也在印尼运行了30多年，它取代了苏加诺时期的“准则民主主义”政策，以至高无上的总统领导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区分为特征。“新秩序”政策假借重塑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之名，事实上禁止了政党的政治活动和有关国家政治的辩论，它最大的政治诉求就是彻底摧毁了反对派和潜在的危险势力，或者说铲除了印尼共产党及其追随者。
在苏哈托看来，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依靠国家媒体的发展，所以，国家媒体应该只传播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信息，这样一来，媒体就可以帮助国家强大起来。这种观念后来被写入当时的新闻审查法律。自1970年以来，被广泛宣传和实行。
然而在实践中，苏哈托政权的新闻审查法制造了极大的社会矛盾。新闻审查法规定新闻工作者只可以报道对政府有利的新闻，并且必须支持苏哈托政权的一切行为，如果有媒体或新闻工作人员违背规定，将会以侮辱政府的罪名受到法律制裁。许多新闻工作者在这一时期被关押起来。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的不满，但是，慑于政府的威权，很少有抗议活动发生，而且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很少见之于媒体。这时的印尼政府称印尼媒体为“自由且负责任的媒体”。政府毫无疑问地压制了新闻自由和民主，打压媒体作为监测环境“晴雨表”的功能，这与之后的一些新闻法令产生了矛盾，如1982年第21号的新闻界基本法认为，媒体对政府的行为有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绝对权利。
苏哈托下台以后，有关媒体控制的法律逐渐宽松，废除了新闻审查法等限制性法律法规。哈比比总统上台后，放宽新闻自由，并立法保障新闻自由。1999年出台的新版《新闻法》进一步改善了新闻报道的环境，在此影响下，印尼政府批准成立了700多个新的媒体机构。
1999年，瓦希德总统上台后表示“政府应该保护媒体，使它免受外界对新闻报道自由的干扰。我领导下的政府盼望着新闻自由的真正实现”。但是，在其任内，印尼最大的日报《爪哇邮报》却受到了准军事部队和瓦希德领导的基层穆斯林组织的攻击，起因是该报发表了批评瓦希德和他的亲属的文章。
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转变，印尼社会经历了诸多变化，而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演变是其中最重要的改变之一。在这里，我们将分四个历史阶段来回顾印尼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演变，这四个历史阶段分别是：印尼建国初期、苏加诺统治后期、苏哈托统治时期、后苏哈托时代。
[1] 指的是民主政府中暗含的独裁政治，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立法确认其在选举中的民主和公正，但是实际的法律条目在本质上却赋予政府修改国家政策和纲领的权力。
[2] Liddle，R.W.（1996）Leadership and Culture in Indonesian Politics.Sydney：Allen & Unwin.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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