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梅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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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性别意识与黑人女性文学——酷儿理论视域下的女性书写试读：
前言
美国黑人文学是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黑人文学记录了黑人被奴役、被迫害的命运，渲染了黑人为自己解放而勇于斗争的精神，从而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评论家关注黑人文学作品，大多从黑人悲惨命运的角度和抗争的视角解读作品，评论家也往往重视黑人文学的社会意义，而忽视其中的艺术价值，黑人文学被当成一种捍卫民族、性属和个人的武器，黑人作家被看作是负有特定任务的群体，黑人文学成为抗议文学，没有一部小说不是抗议小说。而且，当主流美国文化把黑人排斥在外的时候，黑人为了争取白人的承认也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模式，为了证明黑人与白人同样也是人，黑人文学抹杀了黑人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抹杀了黑人与白人在种族、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经过长期斗争，主流文化的大门终于开始向黑人文学洞开，黑人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前提了。在黑人文学中从追求“平等”的文学主题转而寻求和肯定具有黑人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黑人世界固有的生活习惯、家庭伦理道德、宗族和社区关系、生存的方式甚至性生活经验史等等这些逐渐成为黑人文学中独特的风景，从某种程度上讲，黑人自身的特性不再成为耻辱的标志，而是唤醒和正视自身的一种自信。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黑人女性文学呈现出其独特魅力，特别是黑人女性文学基于身体、性别意识的表达，完成了反抗种属和性别的双重压制的任务。黑人女性文学源于黑人文学，又一枝独秀。黑人女性作家的视觉、写作手法、表现方式与男性作家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也逐渐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
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女性性异态现象，黑人女性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为了维护家庭和子女、崇尚精神自由以及表达一定的政治诉求，身体成为她们唯一的本钱，这种异于传统价值文化的表达方式，酷儿理论能够很好地阐释这种现象。“酷儿理论”是著名女权主义者美国加州大学桑塔·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的教授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提出的，酷儿理论是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对人类的性向、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进行了质疑，提出人的性别身份是由社会建构的，而不是天生的。著名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继承和发展了罗丽蒂斯、威蒂格（Monique Wittig）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理论，综合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身份政治和话语政治、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和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的种族的结构关系，提出了性别操演理论。她深入研究了传统社会在身份问题上的排他性和强制异性恋体制，揭示出男权社会对女性，性异态群体的压迫。
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长期被遮蔽在男性作家的阴影之下，直到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于1970年发表了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引起美国文坛的关注，随后，她先后发表了小说《秀拉》、《所罗门之歌》等多部小说，并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关于莫里森作品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学者从叙事学的角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从神话原型阐释学的角度，从种族政治身份的角度，还有从意象的角度，小说主题角度对莫里森的作品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当然，在莫里森的作品研究选题上，存在着学术扎堆现象，重复选题比较多，有些论述难免缺乏新意（田亚曼，2012：2-6）。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是美国当代另一位著名的黑人作家，以其作品《紫色》为代表，也成为文学评论的热点，学者们从种族和性别的角度，从妇女主义的角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甚至从家庭暴力的角度对艾丽丝·沃克的作品进行了解读。但到目前为止，由于酷儿现象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抵触，人们对酷儿现象讳莫如深，因此，很少有作品从酷儿理论的视角去阐释广泛存在于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作品中的开放和反归类的人群及其性现象。随着我国新一届领导人正常接待冰岛总理同性夫妇来华访问，这标志着官方已经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性异态现象，在我国将酷儿理论引入文学批评，将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国内文学批评方法，扩大文学鉴赏视野，对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现实存在的性异态现象，将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性/别是酷儿理论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它包括性和性别两个方面主题，分涉两种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权利关系，性/别表达了“性”的一般特性，和“性别”中有明显的差异的概念，除了有男女跨性之别，还有各自内部差异，也有同性恋、异性恋和其他多种恋之别，各种恋内部的差异。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的怪异现象，比如，多年的种族压迫，使黑人男性逃离责任，缺失于黑人家庭，黑人女性在黑人社区和家庭里担当了双重性别角色，导致的性别模糊；来自男权异性恋单一的社会体制的影响，黑人女性常遭受黑人男性的摧残，她们通常转向同性伙伴中寻求安慰，产生的性相不稳定、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现象；由于种族压迫，经济穷困，精神崩溃以及性别压迫，在黑人家庭中，乱伦、暴力、遗弃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酷儿现象广泛存在。脱离了对种族压迫分析这一个大前提是不能深刻解读黑人女性文学的。因此，结合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批判，黑人文学作品的酷儿阅读才能够更真实、更准确地把握黑人女性文学中的精髓。
本书主要以梳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概貌、女性书写历史、罗列托妮·莫里森和艾丽丝·沃克的作品中性的异态化现象，以酷儿理论为主要视域，还原隐藏在这些异态化背后的人性之美、和谐之美、情愫之美、抗争之美，从而使读者对黑人生活和乃至黑人文化有一个正态的认识，对美国当代黑人文学有一个完整的解读。
多年以来，笔者致力于美国少数族裔女性文学的研究，特别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研究。2013年、2014年笔者分别主持了四川省社科联高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项目“酷儿理论视域下的黑人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身份诉求”和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社科项目“酷儿理论维度的托妮·莫里森作品研究”两个项目，在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两个项目均已完成，其中省社科联项目以优秀结题。通过这两个项目的研究，使我能够系统地运用酷儿理论的视域来解读部分黑人女性作家的文本，特别是比较深入地走进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之中，系统地对照研究。本书的内容既是笔者关注黑人女性文学的心得，也是上述两个基金项目的直接研究成果和后续研究成果，部分内容业已公开发表，但作为一个视域来解读黑人女性文学是一项庞杂和系统的工程，酷儿理论的内涵也在丰富和完善之中，限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一研究领域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对于笔者来说，这项研究还在路上。第1章女性书写的主题1.1女性书写的内涵
1.1.1 女性主义
世界近代以来，追求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构成了世界发展史一个多姿多彩的组成部分，广义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包括各领域、各层面的为争取妇女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各种努力。然而有影响且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当属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Feminism）又称女权（女权主义）、妇女解放（女性解放）、性别平权（男女平等）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剥削（sexual exploitation）、性歧视和性压迫（sexual oppression），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批判之外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性底层的权利、利益与议题（百度百科）。女性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社会运动。人们认识到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处于第二性地位。在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作为第二性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是如此。传统性别思想认为，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是现实存在而且也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与男性思想不同的是，女性主义认为，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地建构起来的。
在男性占统治的社会里将女性这一性别视为低下的、附属的和第二性，女性只能通过挑战男性的固有地位秩序来改变自身的性别地位。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虽然男性也受压迫，但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制，而不是因为是男性而遭受压制。女性则与其不同，除了男性所可能遭受的阶级和阶层压制之外，还背负了仅仅因为是女性而受到的压制。女性主义走过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斗争的阶段像波浪一样，前仆后继。
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发表了《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可以看作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序幕。《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中明确宣告：“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以及“第三波女性主义”。与此对应的妇女解放运动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当中国还处于鸦片战争的初期，美国却诞生了世界第一个女权主义的组织——美国全国妇女选举协会（the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这一阶段主要是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由于历史、宗教、习惯、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女性在政治上和男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除了参与社会的众多机会和男性处于完全不平等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一个国家公民，女性没有基本的政治权，没有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也受到极大限制。1792年，英国著名学者、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发表了《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通过了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女权主义纲领《权利与决议宣言》（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and Resolutions）。她在书中对18世纪那些试图否认女性教育的理论家进行了回击，主张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其社会地位，女性能够成为与丈夫心智平等的伴侣，她们应该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被视为社会的装饰品或是婚姻交易中的财产（刘岩，马建军，张欣等，2012：21）。《宣言》的核心内容是“确保妇女神圣的选举权”、“一切把妇女置放于男人之下的法律都严重有悖于自然的伟大法则，因而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和权威”、“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权利和义务用正当的手段去追求正义的事业”（Sheila Ruth，1997：519）。决议呼吁造物主赋予妇女更广阔天地。这个阶段以女性争取到选举权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的妇女普遍获得了选举权，美国的妇女于1920年也获得了选举权。
这一时期，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话语，但是有两位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却给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她被誉为“当代女权主义之母”。她的“双性同体”的思想否定了社会性别身份是一成不变的观点，同时，她关注妇女文学创作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在《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里，表达了女性创作应该探索女性自己的经历，而不是套用男性的经历。她的著作推动了女权主义的事业。另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思想家是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她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塑造出来的，塑造女人的是整个文明。”（西蒙·德·波伏娃，1998：45）她揭示了在男权社会里，男人被当成“本体”，女人是“他者”，其统治地位确定了女性服从男性的思想意识，男性从立法、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以及一些现代医学来捍卫男人的主导地位，以此来说明妇女的从属地位是天生的。在她的著作中，区分了人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把妇女从本质上解放出来，昭示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到来。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男人们都到了战场上，而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填充男人空缺的劳动岗位，充当起男人原来的社会角色，国家也动员妇女要为国作贡献，部分妇女还直接到前线。原来男人担当的所有社会工作，女人都能承担。但是战争结束后，男人们从战场上回来了，男人们夺回了原来属于他们的社会角色，女人只能又回到家里。这种状况使女人非常不愉快，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浪潮。这次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很快，到了70年代改变了很多社会观念。
第二次浪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吉尔梅·格里尔（Germaine Greer）、舒拉密丝·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和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等。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揭露了呈现在当时美国社会的一种虚假的“幸福的”家庭主妇，待在家中的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不满足于做男人笼中的“金丝鸟”，她们由于脱离社会，虽然衣食无忧，但是心理压抑、生活空虚、自我封闭、情感失落，展现了美国妇女在法律上获得选举权以后，再次跌入父权文化的陷阱。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宣称的那样：“当妇女们最终自由地成为她们自身的时候，有谁知道她们能成为什么呢？当妇女们不摒弃爱情就能培养自己的才智时，有谁知道她们这种才智将奉献出什么来呢？当男人和女人不仅分享孩子、家庭和花园，不仅分享他们生物作用的满足，而且分享工作的责任和热情，这种工作将创造人类未来以及他们是谁这种完美的人类认知时，有谁会了解这种爱的希望呢？妇女们的自我探寻已经开始了。女性奥秘的喧嚣再也不能湮没这种驱使妇女们日趋完美的内心呼唤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了。”（贝蒂·弗里丹，1999：448）女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觉醒》很好地阐释了她的理论，中产阶级妇女埃德娜脱离丈夫为她准备的优渥的家庭生活，独自来到新奥尔兰生活。对她来说，婚姻就是一个“牢笼”，妇女的独立应该走出把女性看成财产的父权制的家庭。
另一位女性主义代表吉尔梅·格里尔在《女宦官》中提出了性自由、性解放的思想，拔高了女性意识在女性能动性中的地位，相对于贝蒂·弗里丹来说，她的思想已经进了一步，不是逃离，而是主动寻求幸福。舒拉密丝·费尔斯通是美国激进妇女组织“红袜子”的发起人之一，她们不满足妇女获得选举权这类空洞承诺。在她的《性别的辩证法：女权主义革命的个案研究》一书中，她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类阶级压迫的根源在于男女两性生物划分，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是把妇女从传统的母职中解放出来，即改变现存的社会和家庭结构，让家庭解体。她的“革命终极目标”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思考”。然而，凯特·米利特的身体政治在当时格外具有轰动效应，至今仍然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她关于性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狂澜。在她的《性政治》中，以著名男性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诺曼·梅列（Norman Mailer）、D.H.劳伦斯（D.H.Lawrence）等小说的文本为研究案例，深刻剖析了小说人物性行为中的政治性，指出“性事里含有经常被人忽略的政治问题。”（Kate Millet，1994：229）男人对女人的性欲望、性占有包括从身体到语言，从场景到物品都烙上深刻的政治印记。第二次浪潮是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旨在消除以性别为出发点的一切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废除男性的性别特权，打碎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枷锁，建立男女平等的人类社会。如果说第二次浪潮仍然具有局限性，那么第三次浪潮的革命性就更加彻底。
第二次浪潮的批评热火朝天地进行，但是，女权主义并没有结束父权制，根除性别歧视，妇女仍然受到剥削和压迫。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女权主义开始追问一系列传统的问题，最终导致后现代主义阶段女权主义的产生。第三次浪潮，一般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这个时期，女性主义内部呈现多样化发展，走上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出现了各种流派。比如，后现代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同性恋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性别政治等。
第三次浪潮同先前的女性主义一样，关注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但是更加注重妇女身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认为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们所关注的中心过于狭窄，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体验，而忽略了少数族裔和同性恋妇女的体验，主张妇女勇于探索性，选择性，要求女性主义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灵活性以及可行性。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属以及身份政治是第三次浪潮追问的主题。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爱丽丝·贾汀（Alice Jardin），她创造了“创女纪”这一术语，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妇女”进行分析，通过追溯希腊哲学经典著作中的性别关系，她认为决定人们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存在于男性和女性这对根本的二元之间，现存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妇女被压制被剥削的社会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被“自然化”。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三驾马车——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伊里加瑞（Luce Irigaray）、西苏（Helene Cixous）——都认同权利是通过制度与话语在女性身体上施加力量的观点。她们都认为在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下，女性的身体被掩盖，被循环利用，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的欲望和表达受到了压抑。伊里加瑞的理论直指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对传统哲学话语进行了解构。在《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她批判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所有西方主要哲学家，认为父权制依靠内化的男性形象确立其社会关系，根据男性的自我定义去反观和定义女性，将女性构建成男性的他者和对立面，使其丧失主体性，倡导独立于男性标准以外重新构想女人和女性特征。她指出，在西方哲学中，他者的意义被简化为主体投射在他者上面的意义，女性的身体成为反射菲勒斯中心主义同一性的镜面，认为男性把女性泯灭为自己的“反射镜”，使得女性缺乏独立主体和特质。朱蒂斯·巴特勒是第三次浪潮中影响巨大的人物之一，也是酷儿理论的奠基人，她的性别操演理论为揭露社会性别的虚假性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将会在酷儿理论章节里详细论述。
在英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发展女权主义主张，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话语和身体，试图解决女性主义理论话语权。女权主义扩展到了哲学、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多个领域。在这波的女权主义运动中，性别与阶级是各流派争论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强调经济因素对妇女被压迫地位的影响，而忽视两性关系的作用。而激进女权主义者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批驳弗洛伊德的阳物中心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妇女地位》一书中，认为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女人在生产、生育、儿童社会化与性关系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共同决定的，而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妇女的束缚并不亚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精神革命”。她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结合，解释妇女思想意识。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把符号学理论引入女性主义批评，进入了女性政治的道路，形成了一套反对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人中心论和逻各斯主义中心论的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策略。她反对将女性看作同质的、普遍的，反对将“女性特质”等同于生物意义上的女人，不主张将父权和女性话语视为两个无法相容的存在。她的理论为女性主义批判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高度重视妇女个人权利，喜欢通过大众文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有不少的批评者认为第三次浪潮的政治性不够，这种个人化的哲学重视个人权利胜过行动，有碍于促进社会变化。也有学者认为第三次浪潮聚焦于身份问题，这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且，第三次浪潮“把妇女的性与权利等同起来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作用。这种性的权利纯粹是个人问题，不会导致社会的变化，反而可能促使妇女性化。”（程锡麟、方亚中，2011：12）
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从名称本身来讲，如潮水一般，荡涤了一些藏污纳垢的地方，并且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潮水本身却面临着退潮，不能持续，甚至力量和方向也单一。这也许是最早使用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这个词的艾丽丝·沃克的女儿吕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所始料不及的。因此，这恰好形象地描述了女权主义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是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两者互为支持。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主义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从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女性生活中提取了素材，论证了女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女性主义理论却从理论上、政治上分析了女性的现实社会地位和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指明了女性奋斗的方向，为女性文学提供了研究视野。两者之间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为推动女性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欧洲的（与民族的相对而言）思想家在严重的冲突出现时会求助于一种普遍的传统。从这个传统中，产生了一个认识，认为文学的比较可以有助于形成跨国界的、甚至泛人类的关于文学作用的观点。因此，关于比较文学的观点不但表现了普遍性和对语言学家获得语言体系的理解，而且象征一个几乎是无危机的理想王国。（爱德华·W.萨义德，2003：59）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历史上两次重大的运动中，女性文学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是19世纪的废奴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19世纪，美国妇女广泛参加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为解放奴隶和解放妇女而斗争。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女性作家，她们以自己的作品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值得一提的是，曾被林肯总统赞誉为“一个小妇人掀起了一场大战的”女性作家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她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激励了北方战士解放奴隶的决心。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继续投入到反种族歧视，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当中。如果没有妇女的帮助，马丁·路德·金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成功。女性文学的作品呈现出体裁多样化的特点，但反映的主题较为集中，表现的阶级、性别、地域、种族、族裔和宗教等因素都作用于妇女身份。
1.1.2 女性主义的文学实践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们，由于传统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没有和男性一样的表演舞台，只有写作或者使用笔名发表作品的机会，文学创作于是就成为她们的现实选择。由于文学的影响力女性主义的实践把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和方式也就理所当然了。我们把女性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称为女性主义的文学实践。文学实践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女性文学写作，另一条是女性文学批评。这二者应该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女性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女性文学，其目标是解读、梳理、完善女性文学创作的元素；女性文学批评所建构起来的概念、规则和理念又深深影响着女性作家的创作。早期的女性创作多以迎合男性读者的口味，甚至冒用男性的名义进行创作，女性创作既没有被承认，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然而，这不符合女性主义的目标。女性的创作、女性的独特视角、女性文学中所表现的妇女显然和男性作家所表现的不一样，更有其独特的文学、审美、伦理、文化的价值。在此背景下，“女性书写”概念应运而生。“女性书写”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提出来的概念，即打破语法规则、反逻辑、反理性、非线性的、不受任何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束缚和制约的书写策略（埃莱娜·西苏，1992：188）。如西苏所言“女性必须通过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出蕴意丰富的语言，摧毁隔阂、等级、修辞话语、法规条文……”（Hélène Cixous，1976：886）“女性书写”成为当代世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理论，它是女性主义批评者寻找到的新的批评话语，并成为支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理性的唯一重要前提。（刘岩，2012：2）女性书写的概念是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整体背景下提出的，该术语适应了女性主义发展进程中对于新的文学批评话语的需要，与同一时期的众多理论术语和批评实践一起推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促使女性研究全面进入学科体制。西苏的女性书写理论从根本上认清了女性在父权文化中所处的被压抑、被消音的地位，它批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认知方式和再现方式，呼吁女性言说身体和欲望。（刘岩，2012：6）
根据西苏的描述，女性书写具有开放、变化的特质。首先女性应该解放身体，女性身体具有的流动复杂性自然成为女性书写的要素。其次，女性要从母亲身体里汲取滋养，加强同母性的文化联系，从而颠覆并利用男性秩序和理性逻辑，建构起没有边界的语言模式。第三，写作成为女性书写的主要方式，在特殊的环境中，在特定的传统职业定位秩序模式之下，相对自由的写作模式成为女性书写的有效表达方式。因此，女性书写应该以“给予”为特征，以“倾诉”为方式。（刘岩，2012：6）西苏认为女性必须书写自己：她必须书写女性，也必须引导女性书写。女性已经被粗暴地驱赶出了书写，就像被驱赶远离了身体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律法，怀着同样的目的。女性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活动把女性写进书本，写进世界与历史。由此，不难发现，女性书写并不仅仅是女性的独特视角，并不仅仅是异于男性的细腻手法，也并不仅仅因为女性是局中人，还在于女性书写从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一种使命、一种抗争、一种呐喊。这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条主战线，还可能是触及灵魂的战线。在传统的现实社会中，无法表达的期盼、无法被接纳的现象、无法全面被窥视的全景，统统被塑造成文学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女性文学批评则持续跟进，对其进行解读、争论，强化了文学形象。
值得持续关注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因为在其之上承载了种族、性别、家族以及历史文化变迁等重大课题，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女作家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新生力量，把美国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如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秀拉》、《柏油娃娃》、《天堂》，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她们眼望上苍》、《道路上的尘迹》、《骡子与人》，宝拉·马歇尔（Paula Marshall）的《寡妇颂歌》、《褐色女郎》，艾丽丝·沃克的《紫色》等等。1993年，黑人女诗人丽塔·达夫（Rita Dove）被誉为美国桂冠诗人；同年，另一位著名黑人小说家托妮·莫里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多以其本人特有的生活经历，以其独特的视角，反映在种族、性别、阶级压迫下，妇女被歧视的屈辱境遇和被压抑的心理状态，表现黑人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此相呼应，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也以各自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构建了自己的批评理论，这些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既反对性别歧视，又反对种族压迫，同时探讨种族或种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消解男性中心论。美国文学评论界对美国黑人女作家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1.1.3 女性书写的历史
女性书写的历史并不久远，而且女性书写如一个飘忽在男性阴影下的幽灵，这个幽灵从一开始被作为异类而遭到了来自传统秩序和霸权话语系统的封剿。女性书写在肇始之时只能以他者名义书写，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帮衬之下，费尽周折而突围出来，却带着身体的累累伤痕，高举着性别的大旗，彰显着女性书写的特殊魅力。女性书写的特殊魅力被深深地打上了性别特征的烙印，女性书写强调理清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的本质之间的差异，女性书写的历史是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是近现代妇女求得解放的历史。“女性书写”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女性模仿主流文学模式采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的阶段，这一阶段直到1880年；第二阶段是女性作家大胆挑战男性秩序，书写女性经验的时期，这一阶段直到妇女广泛获得选举权的1920年；第三阶段女性作家开始运用自己的语言再现女性生活现实，从形式上和价值取向上彻底摆脱男性传统的束缚。伴随着“女性书写”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权运动延伸到教育、文学和文化领域的产物，其目的是揭露性别歧视，挖掘女性的文学成就，建立新的女性理论视角（刘岩、马建军、张欣，2012：30-46）。
20世纪60年代，伴随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应运而生。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于1970年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始形成。在此之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地发展。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在这一时期，以西蒙·德·波娃的作品《第二性》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为代表，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研究初具规模。在第一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埃伦·莫尔斯（Ellen Morse）的《文学妇女》，肖沃尔特（Elaine Showlter）的《他们自己的文学》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等；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二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借用其他批评理论，如新历史主义、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黑人美学等，运用其中大量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并形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各种观点和流派。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带动下，西方学者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日益丰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繁盛，带动了对女性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也因此确立了女性文学的当代地位。
绝大多数批评家把圣经故事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罪责算到了夏娃身上，上帝因而对夏娃施加了十月怀胎的痛苦和依附于丈夫的地位，因而，西方神权思想最早确立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中世纪之后，女性是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被遗忘的解放对象，这导致了此后数百年女性仍然行走在为争取男女平等，获得女性独立的主体地位的斗争当中。以女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伤筋动骨的，“是以毁灭二元对立项中的女性项，解构不平等的二元对立的成立，从而从根本上粉碎了父权制历史塑造女性的文化模式与轨道。”（林丹娅，1995：327）以消解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进而消解男女两性的社会定义，在此过程中，激进的女权主义也从拒绝婚姻关系，认同流动性相的酷儿现象，以达到女性独立和男女平等的目标。
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一次将女性身份的界定由生理范畴引入社会文化范畴，将女性的智慧从身体的自然符号中解放出来！波伏娃破解了西方社会女人是男人肋骨的传统思维，促使女性个体在精神上建构起男女平等意识！”（王影君，2012：4）埃莱娜·西苏把女性被排斥在男权秩序之外的原因归结为女性不具有和阳具联系的性别身份特征，以及没有历经阉割情结的过程。（刘岩、邱小轻、詹俊峰，2007：137）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一方面否定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又把两性的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两性的生理差异，这反映了她们自身也经历着身份的焦虑，承受着“符号的感染”，吉尔伯特和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可以看作是作家自身的副本。朱迪斯·巴特勒悲观地认为，“选择什么样的身体就意味着游走于预先设定下的规范中，而这些规范是在这些选择作出之前就已经定下了。”（朱迪斯·巴特勒，2009：7）关于男女两性差异的争论无法得到男女两性的共识，女性主义把目光投向自然。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女性生态主义是把两性平等寓意于自然平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唤醒有关人类对自然、男性对女性的平等意识，倡导人类对生命的热爱，不同种族之间的合作与共处。虽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推动点‘不是主要来自文学研究内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但最初在文学研究内部的这种批评的发展已经逐步超越了文学文本，开始引领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进行规范的生活行为。”（陈凤姣、赵粟锋，2015）这多少是一种理想化的倡导，虽然其效果并不能小视，但这一定不能脱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背景。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可以为女权主义的理论架构、实践走向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促进女权主义的反思、矫正和完善，因此，女权主义不能拒绝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去汲取有益的养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概念、理论和视角必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女权主义，对女权主义的实践起到积极作用。1.2女性书写的逃离主题
男女两性差别而形成的性别规制体系，多以囚禁女性为特征。这种囚禁既表现于身体的囚禁，也体现为心灵囚禁。在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规制体系中，为女性设立的性别的社会定位通常标记为主内，家务、生育和抚养孩子，其生活圈子和活动的轨迹理所当然地以男权为中心，而成为丈夫的附属，女性丧失了自我的本体意识。随着世界范围以唤醒女性本体意识为主要内容的女权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审视自己，关注自己和周围的关系，关注自己所处的藩篱，系统地表达妇女解放的政治诉求的女权主义诞生在20世纪中期，但女性为之奋斗的努力已经连绵几个世纪。其中女性文学可以视为其中重要的表现形式。
女性主义文本表达的女性文学，书写主体无疑是女性，书写客体也是女性的生活经验，因而，“女性文学，指由女性作家创作的，以表现女性生活经验为主的文学作品”（刘岩、马建军、张欣等，2012：6）女权主义、女性文学所要从事的是实现女性从男性制度下的突围。这种突围，一是采取直接抗争，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对抗男性的压制，拒绝压制，拒绝约束，要求平等，甚而反过来压制男性，这种情况在较长时期里不能说没有，但情况比较罕见，如果在文学文本中演绎出来，必定是男性文学中描写的悍妇而已。另一种突围的方式是逃离这个制度体系，而逃离则成为女性文学常见的主题。以文艺批评的角度，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种逃离现象，或许为女性主义的方向和路径提供新的启迪。
1.2.1 逃离方式
女性逃离“正常心灵”的社会规制，有多种方式，这是女性在希望和目标都确定之后采取的具体步骤。女性文学中存在的逃离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离家出走。因为社会对女性的定位是家庭，家庭的规制是女性感受最为激烈的，女性身份的演绎首先是从家庭内部开始的。当女性无法完成女性性别角色的担当，不可避免地将招致来自家庭内外的谴责和惩罚。为了逃避这种谴责和惩罚，女性选择的是离家出走。这种离家出走无疑是满怀悲怆的，因为家本来是人类个体所可以依赖的最后的港湾，决然地离家，是对家的绝望，需要和亲人诀别，甚至没有目标和方向，漫无目的。托妮·莫里森在作品中表达了强烈的悲怆情节，人物出走可能因心灰意冷而更加绝望，或者因出走招致更大、更深的伤害，因此，这种逃离成为一种满是伤痕的旅途。
二是欣赏本体。当简单的空间变迁旅程成为一种畏途，女性转而对自己被工具和物化的身体进行重新审视，将自己身体从他者的工具变为承载自身情感的本体。一直以来，女性的身体是具有特定功能而存在的，生育和性都有非常明确的社会定义，性的被压抑和缺乏自主性使女性的身体囚禁在社会定位之中。女性文学中对欣赏身体的描写，最初可能有满足读者的偷窥之意。然而，女性文学以此独特视角传达出一种异于男性文学的女性身体之美，这一视角转换的女权主义的意义是明显的。女性终于学会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而不是作为他者的工具或花瓶。“不少女性文本都将逃回自身躯体作为拯救女性的一条飞翔之路，女性们在自己的身体里确认了自我，发现了自我，建立起女性的自信和自觉。”（赵树勤，2002：1）托妮·莫里森作品中的秀拉，艾丽丝·沃克《紫色》中的莎格就是典型代表。
三是同性接纳。女性被压制是在女性被隔离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女性的聚会也主要是说些闲言碎语，甚至于背后传闲话。其女性的功能定位使其和男性相比明显缺少聚会的机会。当女性之于男性的附属地位被确立之后，女性从男性甚至家庭内部所获得的承认、尊重和关爱就比较少了。特殊情况下，处境艰难的女性把寻求帮助的目光投向同性，这种同性之间的互助从一般意义上讲是立足于相同的境遇和共同的遭遇，另外来自同性间吸引的也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改变性别角色定位的性相流动实质上也是一种逃离。酷儿现象是女性改变其性别定位，打破男权规制，甚至挑战整个社会性别语义系统具有积极意义，这也不能不看作是一种另类的逃离。
1.2.2 逃离的性别特质
男女的性别差异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家首先要突破的障碍，甚至极端的女权主义既不承认身体差异，也不承认社会差异。在女性挣脱的藩篱中，女性的觉醒首先是以男女的性别差异开始的，是为女性这一性别的类群体争取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待遇为目标的，因此男女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其出发点，没有这种差异和对立就没有女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彻底否定女性定义必然造成否定自我和落脚点，这无疑造成了女权主义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之中。女性的突围被采取固有的简单描写方式。因此有学者“在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存在着忽略西方理论的生成背景、体系特征以及实践方面与本土的差异，将某些概念和批评话语生硬地剥离其语境加以套用的现象。也有研究者习惯于提取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简单化地作出判断，无形中抹杀了文学的复杂性。”（乔以钢，2015）中国作家静心对女性主义的成果持很大的怀疑：“几十年过去，女性主义的热闹不过是一场假面舞会罢了。”（朱彦芳，2014）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女性主义走过的历程，甄别女性主义所依凭的逻辑前提以及判断，特别是女性解放之路的形式和目标以及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命题如何实现自洽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从离家出走到漂泊；从逃离可能遭受伤害的危险所在，到寻求能够彰显自我的理想王国，女性寻求解放的路似乎非常清晰和单一。然而，女权主义统摄之下的“女性书写”立足于女性的本体体验，过于强调性别的二元对立，对于性别融合着墨不足，更对于性别融合的条件挖掘不足，这种书写缺陷可能带来新的性别二元对立。因此，“女性书写”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视角。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天堂》无疑是这一新的“女性书写”的尝试。托妮·莫里森是迄今为止美国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是一位典型的把创作作为女性主义实践的女性作家，正如她在获奖之后所说“写作是我唯一为自己、靠自己做的工作。在写作中，你可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行使自己的主权。”（互动百科）《天堂》中关于逃离、逃离者的聚合、天堂的设计等为逃离主题尝试了一种新的模式。因此女性的逃离之路，实际上就是反抗男权中心文化、争取妇女解放的艰辛之路。所以，“考察、探究写作女性及其文本中逃离话语的发展变化及其实现方式，是一项极富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工作。它既有助于我们发掘女性文学的深度内涵，又有利于我们认识妇女解放之路的曲折艰难。”（赵树勤，2002：1）
法国女权主义者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在阐述其女权主义思想时，提出了“正常心灵”概念，认为人类社会是以异性恋的性规范为基础，形成人们赖以遵循的整套知识系统，由此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规范，并以隐蔽的形式强迫人们去遵守（莫尼克·威蒂格，2003：359-360）。男权社会塑造的符合主流社会对女性身份定位的整套规则系统，威蒂格把它称为“正常心灵”，符合这一标准的女性就是“正常心灵”，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就是非“正常心灵”，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非“正常心灵”的女性进行谴责和惩罚成为社会的道德评判和规范尺度的主要内容。“正常心灵”是一种从外到内的深入骨髓的语义符合系统，在这套系统之内，并没有女性呼吸的空间，那么女性只有逃离。“正常心灵”和“女性书写”一样，同样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但二者的角度不同，“正常心灵”着眼于男权建构的秩序和对女性的控制，站在女权主义的角度，显然具有反讽的含义。用心灵术语来表达这种控制，反映了控制之严，深入骨髓。如果成为非“正常心灵”，那么，除了遭受各种谴责和惩罚之外，可能还会被宣布为非“正常”的人，如文本中出现的各种“疯女人”。对威蒂格的“正常心灵”概念赋予和“女性书写”同等地位是合适的，因为“正常心灵”是因，“女性书写”是果，“正常心灵”正是“女性书写”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将其引入文学评论领域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学所要反映的不是现实的简单映射，而可能是作者的向往和理想。因此这种女性视角的文学创作对于创作者来讲，本身就是一种重塑希望的救赎，也饱含了对其他女性的感染和启迪。在面对千年传统和男权话语中心为主的社会，女性的觉醒该从哪里开始呢？作为在传统秩序中被相对隔绝的个体，她们能怎么做呢？选择逃离可能是最现实最可行也是最无奈的选择。女性文学中经常表现女性通过厌食或者易饿病逃离父权制的掌控，或者通过幽闭恐怖症和旷野恐怖症表达她们对于社会禁闭的不满和渴求逃离的想法。
1.2.3 逃离的目标
逃离不是一个简单的突破障碍的空间变迁。女性身心俱缚，女性的逃离往往要解决为什么逃？往哪里逃？怎样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担负有身心的双重任务，把传统符号化的女性还原为现实具有正常情感的人，这需要女性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只能以男性作为参照，没有参照的认识和了解显然并不彻底，但这将女性的觉醒首先奠定在承认男女两性的差异的逻辑起点上。如果女性觉醒所要达到的终点是彻底消除两性的性别差异，消除社会的性别定义，则其逻辑起点就是不存在的。这使女性的解放之路面临着自我否定的矛盾窘境。因此，简单否定两性差异的文学批评和女权道路显然存在问题。
女性作为一个规制的性别角色，她首先承载了生殖繁衍后代的功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女性必须要为男性家族传宗接代。繁衍后代除了生育之外自然包括了养育，从男女性别定位看，对孩子的监护和养育主要是妻子的责任。如果女性在这个方面出现问题，哪怕是情有可原，也会招致谴责。《天堂》中的玛维斯正是经历了这样的遭遇，由于简单的生活疏忽，致使孩子意外伤害，玛维斯由此遭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广泛谴责，由于承受不了压力，玛维斯驾驶自己的汽车逃亡，却被警察通缉为盗窃逃犯。
其次，女性作为男性间交换的商品而存在。《天堂》中鲁比小镇的女人是镇上15个家族交流和联系的礼物。“新娘，这个礼物，这个交换物品构成了一种符号和一种价值，打开了交换的渠道，这个交换渠道不止具有促进交易的功能性目的，同时也为通过这个行动而分衍的两方宗族履行了巩固内部联结即集体身份认同的象征性或仪式性的目的。”（列维·施特劳斯，1969：496）父系宗族建立以女性为媒介的男人社会，女人被当成男性宗族里相互交换的礼物，从一个父系宗族交付到另一个父系宗族，有效地巩固以及界定男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鲁比的女人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媒介。“妇女交换作为一种模式，以极为暴力和粗鲁的方式吞噬了历史，这种制度一向被视为规范。”（莫尼克·威蒂格，2003：359-360）看似规范正统、犹如“天堂”般的鲁比镇，正是建立在对女性压制之上的，镇上的女性整天忧心忡忡、烦恼满腹，并没有生活在天堂之中。
第三，女性身体的工具性和物化性是女性感受到窒息和屈辱的根本原因。男女性别的先天生理差异造成女性身体成为他者的工具，身体之于男性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工具，除繁衍后代之外，便是愉悦，女性封闭的处境往往加大了女性的身体的工具性和物化性。《天堂》中玛维斯就很少感受到性的愉悦，性行为对于她来说是义务和折磨。社会认可的是为了繁殖后代而存在的女性性行为，在家庭中，对男人履行性的义务也是女人的重要责任。即使是在痛失孩子，独自面对社会报道的尴尬的夜晚，丈夫也无视她的情感痛苦，强行粗暴地完成他的性游戏。在丈夫的眼里，“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托妮·莫里森，2005：40）这是优越的第一性对第二性的无言惩罚和鞭打。
第四，愚蠢、无知的社会角色定位。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限制妇女参与广泛的社会工作，女性被局限在家庭内部，获取社会信息极度匮乏，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新事物知之甚少，加之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由此对女性自然形成了愚蠢、无知的刻板印象。即使历史上女性有识字读书的风尚，也局限在中上层社会中，妆点门面，作为男性之间交往的炫耀罢了。和愚蠢无知相匹配的社会角色自然是卑微的。
因此，女性的性别角色定位以男女生理差异为肇始，以工具和物化的身体为载体，以内塑女性柔弱气质，外塑与社会无涉的形象为文化钳制，甚或加以人身圈禁与心理禁锢，“男性中心社会不仅制定出‘男尊女卑’、‘男外女内’、‘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女性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规范，禁锢女性的心灵，而且编造出惨无人道的缠足美学囚禁女性的身体，企图将女性永远闭锁于家庭的牢笼。”（赵树勤，2002：1）在这样一个建构完备的规训系统之内，女性的觉醒、突围和解放显得十分艰难。
1.2.4 逃离的归宿
女性的解放是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希望犹如一盏明灯，照亮身处暗夜里的女性，没有希望就没有女性的奋争和逃离。有了希望，如果只是在暗夜中摸索还是不行，目标是必需的，目标就是灯塔。《天堂》所设计的女性们的庇护之所是具有宗教想像的修道院。虽然女性们大多并不信教，进入修道院的女性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并无多少清规戒律，包括信仰也并不强迫，因为她们是从一个充满了法则和秩序的世界而来，她们只能在一个自己能够适应的自在世界里生活。修道院和鲁比小镇是天堂和人间的对比，修道院神的背景给人以很多想像。人们通常认为“女性在历史上的‘失语’，与她们‘第二性’的存在处境联系在一起。她的困境，是她的性别的困境，是缺乏自我言说与表达的困境。女性对话语位置的要求，与她们对主体性的追求有关。”（屈雅红，2006：5）
女性下意识地逃离，可以看作是不自觉的个体为主体进行的，其存在的问题在于觉醒艰难，逃离困难，目标虚无，归宿难定。以个体为主的逃离很难具有力量，女性的抗争之路充满了荆棘。《天堂》设计了修道院作为女性逃离的目标和归宿。在那里没有男性，只有相同境遇的女性，她们互相帮助，情感互相依托，彼此充满了愉悦。在远离了鲁比小镇的性别规制的男人世界之后，她们也远离了责难、谴责、压制，这里也成为附近女性短时间倾诉和避难的场所。遗憾的是，修道院只存在了8年时间，就被鲁比小镇上的男人们捣毁了。修道院的被毁，反映了女性们聚合在一起建立理想的女性王国仍然受到男性的骚扰和侵袭，命运仍然堪忧，最终结局并不好。但修道院的存在毕竟给压制中的女性点亮了一点希望，女性间的团结救助完全可以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性别定位的性别二元社会。
在女性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如果以否定男女两性生理差异进而否定两性的社会定位，来达到男女两性的社会平等这一女权主义的思维路径显然存在问题。事物本身因差异而存在，因差异而成为本体，女性受压制并不因为男女的性别差异而存在，而是因为男女社会定位的错位。需要否定的不是差异，而是社会定位，需要对以男权为中心形成的对女性形成的一套语义系统进行调整和矫正。简单地否定两性差异，只会使女性本体失去存在的前提。因之既不能以男性存在而女性的语义又被消解，则本体断难成立，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新的两性二元对立。“在福柯/女性主义理论框架内视男性为敌人的确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不仅会忽视男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状况中的权利差异，而且还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女人一样，大多数男人也会发现自己深陷于和被牵涉进各种体制和实践中。”（苏珊·鲍尔多，2009：3334）当代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作品以权威的口吻表明这种尖锐的立场，并将其奉为真理，但它实际上依赖一种关于文化转变如何发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太抽象，没有实际内容，并且脱离历史，倒是可以被收录进最枯燥的哲学教科书。（苏珊·鲍尔多，2009：48）法国当代女性主义者露丝·伊里加瑞告诫女性，摒弃异性快感将使女人建立起另一种新的禁闭，“如果她们的目标是把现存秩序颠倒过来，那么即使可以做到，历史最终也将再次重复回到阳物统治中去。”（Luce Irigaray，1985：33）因此，她致力于建构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主体交互性，寻求男女之间理想的异性关系模式。笔者赞同伊里加瑞的观点，当代后女权主义以解构异性恋霸权为主导的消灭家庭式的激进思想，违背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只是一种女性追求两性完全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因而是不可取。从差异中寻求多样态的、更加自由的两性生活方式是目前可以解决的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讲，威蒂格的“正常心灵”概念给我们认识提供了较好的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纵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开放性与自反性是它的两个鲜明特征。其开放性意味着，它可以将女性立场和性别视角，与任何一种批评方法相结合；而任何一种流派的女性主义理论主体，都借助了对文学艺术的解读来表达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存在于女性文学中的逃离主题，是女性主义本体意识觉醒而强化女性作为存在的价值从而消解对性别的传统定位所作的努力，对于女性而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哲学原命题的追问，几十年来，一直是引领女性主义者不断实践前行的原动力。修正女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其命题进行合理自洽，使其符合现实需要，也是女性主义实践的内容，因此，就当代来讲，女性主义的实践还不能停止，还在路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