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一辑)(总第一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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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一辑)(总第一辑)试读：

卷首语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思路和新设计，科学评估了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新环境和新挑战，确定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定位，提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设计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战略，形成了实施中国周边外交的新路径，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和中国外交史上思想空前活跃、对外影响空前巨大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学刊》创刊号应运而生。

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慷慨应允将他主持的研究报告《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2014～2015）》在本辑发表，该报告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现实性，使学刊创刊号大为增色。该报告指出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调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新的磨合与互动，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增强。强调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将出现三大趋势：中国同周边主要大国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有望延续；中国周边的安全热点问题，特别是“两海”问题，将朝着大局趋稳的方向发展，但个别国家如菲律宾等的挑衅行为短期内不会改变；恐怖主义威胁和互联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仍将处在高风险期，需要各方加强协调与合作。上述分析对于观察未来中国周边安全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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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外交综论

未来十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新挑战与周边外交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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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安全观

习近平主席的亚洲新安全观

论亚洲新安全观与中国

本辑“会议综述”刊载了李宁的《“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学术研讨会综述》，全面介绍了由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上海智库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和治理研究中心、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该会对于了解和理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周边外交的风格和精髓，具有积极而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周边外交学刊》的创刊出版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胡德坤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教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陈玉刚教授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各位同仁信强、方秀玉、郑继永、邢丽菊、涂怡超、徐海燕、刘舫等的热心关注，上海外国语大学忻华副教授协助了本刊的英文译校工作，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资助了本学刊的编辑和出版，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石源华周边外交综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2014～[1]2015）张蕴岭 任晶晶【内容提要】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调整。整体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安全形势的调整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磨合与互动，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增强。展望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有三大趋势值得密切关注：中国同周边主要大国关系总体向好的趋势有望延续；中国周边的安全热点问题，特别是“两海”问题，将朝着大局趋稳的方向发展，但个别国家如菲律宾等的挑衅行为短期内不会改变；恐怖主义威胁和互联网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仍将处在高风险期，需要各方加强协调与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关键词】磨合 塑造 周边安全 评估【作者简介】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任晶晶，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区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结构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性调整。整体来看，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总体趋稳，但安全关系和安全结构依然复杂多变，突发性事件仍难避免，风险升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全形势的调整与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的磨合与互动，中国塑造安全环境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著增强。一

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仍然延续了近年来大国博弈复杂、热点问题凸显和安全风险较高的特点。总体来看，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大国战略遏制的综合影响，热点问题特别是争端升温带来的风险，以及分离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暴恐活动等。（一）大国战略威胁与遏制

中国与多个大国为邻，在安全领域面临战略性遏制和战略性竞争的威胁与挑战。从安全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来说，来自其他大国的战略性遏制、挤压、竞争等，是安全之大患。

当前，中国的战略性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性部署主要体现在其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上。该战略的目标主要是应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和由此带来的挑战，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和重大利益。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运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加强自身军事部署，把主要海空力量逐步移向太平洋方向，主要是紧邻中国的西太平洋地区，以形成对中国的强大军事压力和遏制能力；二是加强同盟网络建设，主要是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重点提升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危机应变水平，加强前沿军事介入能力；三是扩大参与，提升影响力，为同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提供支持，扩大提防与遏制中国的联合阵线。从态势上看，一则，美国的战略运作对中国周边的安全空间形成了挤压。二则，助长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安全担心，加剧了一些热点问题的升温。在中国周边地区，曾被许多国家视为最大安全威胁的美国，似乎摇身一变成了维护地区安全的“使者”，让“安全上靠美国”的论调有了市场。

在美国国内，舆论和媒体喜欢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武断、贪婪的扩张主义者，支持政府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使得与中国展开战略对抗的声音不仅在媒体，而且在国会也频频出现。这无疑会增大中美发生战略性对抗的风险。

除美国外，来自近邻周边大国的战略性对抗和竞争也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在周边大国中，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日本和印度。日本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指向性很强。这其中固然有着力量对比反转的大背景（中国上升，日本下降），但日本不断提升军力、调整前沿军事部署、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获得更大军事运作空间（解禁集体自卫权）、围绕钓鱼岛争端同中国屡次发生军事对抗等行动，都给中国带来了直接的安全挑战与威胁。特别是，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速发展，其国内政治的重要取向是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国内主导舆论也向这个方向倾斜，使得公众对中国的友好度大幅度下降，把崛起的中国作为最不友好的国家看待，从而为以中国为敌的极端右翼势力提供了舆论支持。这样的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容易把日本的对华政策推向极端。

印度是一个综合实力上升较快的大国，与中国有着战略竞争的情结，与中国抗衡和竞争是印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性设计。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还存在领土争端，有着挥之不去的战争失败记忆，加上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特殊战略关系，印度的军力提升和军事部署有着很强的针对中国的因素。尤其是其战略核武器系统的提升，既有与中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因素，也有直接针对中国的考虑。同时，印、巴都是有核国家，依然严重对抗，作为近邻，任何冲突特别是战争，都会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直接威胁。此外，印度还积极拉近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意图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尽管中印之间再次因领土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作为实力上升较快的近邻国家，印度针对中国的战略性设计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不可轻视的负面影响。（二）热点问题升温

安全热点所带来的风险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影响很大。大的热点，同时也是高风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两海”，即东海与南海。

在东海，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端持续紧张。日本坚持“钓鱼岛无争端”的立场强化，并加强了“夺岛”军事演习力度和南部海上军事部署，提升了海上警备力量水平。因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而一旦危机事态发生，则很难保证不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出于对发生冲突所造成灾难性后果的理性认知，中日两国政府都会尽可能把握住分寸，掌控住有可能导致局面失控的“边缘界限”。因此，围绕钓鱼岛争端问题所展开的中日对决呈现出一种“动而不抗”“备而不发”的“准常态”。特别是，在APEC北京峰会中日领导人会面之前，两国就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承诺“继续发展战略互惠关系”，“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使得两国在东海发生安全冲突的风险有所降低。但是，中日两国政府原则共识的达成并不能改变日本安倍政权右翼强国路线的根本方向，维持强硬立场是安倍获得国内右翼势力支持的一张“牌”，日本不可能就钓鱼岛问题作出实质性让步。因此，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及其相关问题所引发的冲突风险将会长期存在。

在南海，南海争端出现“软硬兼施”的复杂局面。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院提交的“南海问题仲裁案”，是“软”的一手；而越南借“981事件”对中国在越投资企业打砸抢，掀起国内反华浪潮，大力提升海上军力，拉美、日、印介入南海争端等则是“硬”的一手。这两手都是企图把水搅浑，把问题炒热，对中国施压，以捆住中国在南海提升安全能力和有所作为的手脚。南海争端的对抗性增加，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接入，使得形势的发展更趋复杂，加大了中国南部海域的安全困境，使南海领土安全、海上通道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大幅提升。

鉴于菲、越两国的动机是“以攻为守”，企图陷中国于疲于应付的被动和“以大欺小”的不义（若中国采取对抗性举动），中国则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即守住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底线，切实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包括海空军事力量和重点岛屿开发利用能力建设），发布了关于“南海仲裁”的立场文件等。中国提出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也堵住了外部势力插手南海争端的路径。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中国占领了处理南海问题的战略制高点，争取到了主动权。到2014年底，南海争端热度有所降温，中越关系回到对话与合作的大局轨道，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气氛回暖。回顾2014年南海局势的发展，可以说，既有惊，也有险，但是避免了局部破坏全局的最坏结果。

在东北亚，朝鲜半岛问题的风险引信并没有拔除，核心问题仍然是朝鲜核武化所导致的新矛盾及由此引发的新威胁。六方会谈继续停滞，朝韩都处在新领导人执政的转型期，存在小火星引发大火灾的风险。中韩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中朝关系处于观察期，中国看似缺乏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有力抓手，这使得中国对朝鲜半岛安全环境的塑造力降低。不过，朝鲜半岛问题涉及多种力量参与、博弈和运作，单独一方难以挑动大局，中国关于不允许在家门口生战、生乱的警告是一条红线，中国因半岛问题再次卷入大规模对抗旋涡的可能性较小。尽管如此，对于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决不能袖手旁观，任其发展，关键还是要寻找抓手和切入点，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以增强对大局的主导性和掌控力。（三）恐怖主义威胁

2014年以来，以“东突”势力为代表的境内外“三股势力”发起的暴恐行动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成为对中国安全的最直接威胁。更重要的是，恐怖活动的频率在加速，破坏性有扩大和增强的趋势。例如，“东突”恐怖分子先后于2014年3月1日、4月30日和7月28日接连制造了“昆明火车站暴力袭击事件”“乌鲁木齐南站爆炸事件”“新疆莎车县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仅此三起暴恐事件就造成上百人死亡和受伤。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境内外恐怖势力相互勾结，恐怖主义“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和加剧。中东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对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构成威胁，该组织首领阿布·巴格达迪甚至狂言在“五年内打到中国新疆”。

特别是，国内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势力利用多种渠道引入宗教极端思想，在信教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人群中大肆传播，利用网络进行串联，建立地下活动组织。恐怖分子流窜全国各地，制造事端，扩大影响，不仅危害公众安全，而且还会造成社会恐慌。

恐怖主义势力对我国的运输通道、能源输送管线等造成了直接威胁。我国的油气管道跨境链接，传输距离长，安全保护力量薄弱，缺乏跨国合作保护机制，遭受恐怖破坏的风险始终存在。一旦大通道和大管道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和破坏，就会对我国的能源供给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构建境内外一体化联动的交通运输通道和能源输送管道安全体系已迫在眉睫。二

中国有着众多的周边邻国，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因素很多，各种因素又因地缘、关系、利益和博弈的差别而各不相同。因此，分析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分析周边安全环境的挑战，需要多维度、多视角的宏观视野，需要客观、理性的辩证方法。（一）如何看待美国因素

就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整体影响而言，美国无疑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针对性很强，主要是应对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性地位。

美国的主要做法是加强军事部署，加快构建全方位的空域攻防体系，提升前沿驻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形成对中国的强大军事优势，以压缩中国战略拓展的空间。2014年，美国不断在东亚地区进行远距离预警雷达系统、“全球鹰”无人机等先进军事装备的部署，持续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在2014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美军将把每年在亚太地区举行的演习增加到130次，将港口访问增加到700次，对该地区的对外军事资助将增加35%，对军事培训和教育的投入将增加40%。这表明，美国实施的再平衡战略正在稳步有序地推进。尽管美国的现实目标并不是进攻性部署，而是防御性部署，但在必要时，这些“防御性”力量是可以很快被动员起来转变为进攻力量的。

进一步加强同盟建设是美国应对中国综合实力上升的重要手段。美日同盟被视为东亚地区安全的基石和支柱，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主要意图是应对中国崛起，主要手段是让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支持日本修改集体自卫权条款，提升日本的军力水平，让其具备直接部署和参与军事行动的能力。为了拉拢日本，奥巴马于2014年4月访日期间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同时支持安倍政权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作出此类明确表示。在奥巴马与安倍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不仅极力抬高美日同盟的地位，还将其描述为“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肯定安倍的所谓“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积极”意义。对韩国，美国继续把持韩军战时指挥权，积极动员韩国构建“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与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连接。同时，美国还大力推动签署美日韩三方情报共享协议，以加强美日韩三国联动的军事动员和运作能力。

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是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的重点之一。2014年，美国重返菲律宾，双方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的新协议，美军得以重新进入菲律宾的海空军事基地。美国公开支持菲律宾向联合国国际法庭就南海问题状告中国，以此获取菲律宾政界和公众对其军事重返的支持。美国把澳大利亚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前哨基地，在澳建立长久军事基地，增派驻澳部队。美国还与新加坡、泰国加强军事合作，推动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等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在这些国家的军事采购和人员培训等领域提升影响力。

不过，由于多种因素制约，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未达到预期效果。首先，美国拉拢除日本、菲律宾等个别盟友外的其他国家的企图并未实现。就韩国、澳大利亚等中等国家来说，它们并未在战略上彻底倒向美国，其对华态度和政策依然相对独立，特别是两国率先与中国成功签订双边自贸区协定（FTA）基础协议的做法进一步强化了对华关系。其次，就缅甸、朝鲜等中国的传统地区伙伴而言，美国“挖墙脚”的努力也并未成功。例如，在2014年11月于缅甸举行的东亚峰会上，美缅之间就缅甸的民主化问题产生了明显分歧；而朝鲜近年来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成为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东盟大多数国家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它们纷纷表示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通过加入“亚投行”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加快互联互通进程，促进自身发展。这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竞争态势开始逐渐有利于中国的重要表征。更为明显的是，美国自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来力图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外交目标正在落空。在再平衡战略实施之初，亚太区域合作的议程设置由于受美国影响，开始纷纷从探讨区域经济合作转向谈论地区安全。然而，由于近两年来（尤其是2014年）中国外交的全面进取，加之两场“主场外交”的巨大优势，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主题再一次逐步回到了政治安全互信与经济发展合作上来，这不仅从亚信上海峰会和APEC北京峰会的会议成果中可以得到显著体现，而且即使在2014年8月举行并大谈南海问题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关于“冻结南海行动”的倡议也并未得到积极响应。

鉴于中美关系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结和多层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难以实质性地推行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战略。中国抓住两国关系的利益节点，从大战略出发，提出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通过领导人互访、谈判双边投资协定、深化战略对话等举措，不仅稳住了中美关系非对抗的大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战略对抗气氛，加上中东形势吃紧、美俄关系恶化等因素，美国全面运作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能力大打折扣。当然，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是基于长期战略利益考量的结果，不会轻易终止。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空间的战略挤压不会放松。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不得不更加重视对华关系。美国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因素”对其全球战略的成败乃至对其自身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美国不反对与中国探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要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和前提，相互尊重是途径和方法，互利共赢是宗旨和目标，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与合作的方式，而非对抗与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当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要指望中美之间没有战略分歧。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先是指责中国忽视其在乌克兰和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随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公开指责中国“破坏南海地区的稳定”，并警告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华盛顿将不会无动于衷。美国国防部在其发布的2014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中，指责中国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方面更加“强硬”，炒作中国军队加强军事演习训练、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可能对美国相关军事设施构成威胁等。美国还继续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批评，并“警告”中国不要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互联网安全问题上，美国更是无端对中国发难。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宣布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针对“已知国家行为者通过网络手段渗透美国商业目标”行为进行起诉。

中美安全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依然是战略上的互不信任：中国担心美国的战略围堵，美国担心与中国实力差距缩小会使美国不安全；中国担心美国会以非和平方式打断自身和平崛起的进程，美国担心中国崛起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可以说，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所面临的最大和最根本挑战。

当然，美国因素也有很强的政治含义。美国不会放松在价值观上的凌厉攻势，其公共机构和民间机构都会继续利用各种手段推进中国的政治变化，与国内外的反华势力相勾结，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工具，煽动和支持政治和社会的异动。美国针对中国的这种非传统战略运作也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成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二）如何看待日本因素

日本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塑造中的负面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中国作为战略和现实对手，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提升对付中国的军事能力，通过修改集体自卫权条款，获取主动先发制人的权利；二是拉拢美国，鼓动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和集体自卫权条款，在钓鱼岛争端中明确站在日本一边，特别是日本右翼极力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挑动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战略举措；三是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近日疏华”，渲染“中国威胁”，构建所谓“制约中国的弧圈”。日本对中国的上述战略基于中日之间综合实力翻转的大背景，日本企图通过这些措施压制中国崛起，特别是影响力提升的势头，并借此推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扭转日本在中日战略竞争中的颓势。如今，日本已经不具备主动犯华的实力，但日本对华采取的“组合拳”战略会增加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如果危机管控失败，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极高。

钓鱼岛争端具有鲜明的战略含义。日本之所以要将钓鱼岛“国有化”，坚持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的政治立场，就是惧怕中国打破所谓日本控制的现状，进而从战略上和实际行动上拒止中国采取行动。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不是出于对日本领土主权要求的公开承认，而是担心中国会借此打破地区秩序现状，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钓鱼岛问题涉及二战后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布局，是战后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美国强调的是维护秩序的责任。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不接受美国的此种安排，也不认可美国的这种责任。因此，从大局来讲，钓鱼岛问题反映的是东亚地区秩序重构的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涉及战后旧金山体制的解体，涉及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涉及中美战略博弈。日本对此也很清楚，因此极力压美国表明立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日美联动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安全风险。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基础上，推动钓鱼岛海域的公务船巡航更为常态化，而日本也加大了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力度，不断增加“专属巡逻船”的数量。因此，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始终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

不过，美国并不希望钓鱼岛发生实际冲突，也不希望日本过于激化与邻国的关系而扰乱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部署。因此，日本的单方面行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由于受到一系列复杂和具体的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中日钓鱼岛争端的长期性并不排除中日关系出现局部缓和甚至逆转的可能。日本在APEC北京峰会召开前夕与中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最终实现了APEC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即为这一态势的佐证。重新当选首相后的安倍也需要把与中国的关系保持在稳定和可控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日关系存在适度转暖的可能性。（三）如何看待朝鲜半岛因素

朝鲜半岛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形势。2014年，随着朝鲜在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制裁，朝核问题重新陷入僵局，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首先，美国的对朝政策依然是不断施压和进行制裁，同时拒绝同朝鲜进行双边对话与沟通。毫无疑问，美国的这种政策选择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迫使其很有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由此使美朝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当然，美国的对朝政策背后有着复杂的战略考量，尤其是为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一方面，朝鲜半岛局势的潜在不稳定性为美国将军事重心转移到东亚提供了充分理由，并起到了进一步增加韩国和日本对其安全依赖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利用朝核问题向中国施压，给中国出难题，为中国制造麻烦。此外，2014年美朝关系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美国除核问题外，开始利用人权问题向朝鲜施压，力图使其进一步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带甚至对立面。

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安全威胁极大，一是核武器本身，二是由朝核问题引发的复杂局势。然而，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很难。一则，朝核问题与美国对朝政策相互关联。二则，拥核已成为朝鲜的既定国策，是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在此情况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将难有真正的改善，朝鲜半岛局势仍然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中。

中国安全的首要关注是保持半岛局势的基本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重启六方会谈，为寻求综合解决方案创造条件。不过，随着朝鲜核能力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其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而屡次进行核试验，中国不得不加大对朝压力，一方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的第2094号决议，另一方面尽力阻止其进行新的核试验。由朝鲜领导人更替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变动和政策调整为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朝鲜没有进行新的核试验，朝鲜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表示，朝鲜愿意重启六方会谈，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半岛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助于缓和的新变化。比如，朝鲜和韩国都作出了愿意开展对话与交流的姿态，俄罗斯与朝鲜加大了交往的力度，朝鲜和日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互动，等等。这些是否会推动朝鲜半岛局势朝缓和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能否打开六方会谈停滞的僵局，还有待观察。（四）如何看待南海问题因素

南海问题涉及中国的重大安全利益：一是领土主权；二是海上安全；三是对外关系。涉及领土及其相关的海上利益是争端的直接领域，也是激化矛盾、引发冲突的直接导火索。南海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海上通道，确保航道安全是中国周边安全保障的重要内容。南海争端涉及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外部势力的介入大大增加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成本。由此，南海问题成为中国应对周边安全挑战的一个关节点。

在经历了2013年的相对平静之后，南海局势在2014年被一些新的热点问题所打破。首先是越南强力干扰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在西沙中建岛附近钻探项目的实施，意图将西沙变为争议海域。2014年5月2日，中国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在西沙群岛海域启动作业后，越南派出了包括武装船只在内的几十艘船只，对中方船只进行冲撞和袭扰。越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华骚乱，导致人员伤亡和中国投资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菲律宾则在仁爱礁制造事端。2014年3月9日，两艘装载施工材料、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船只试图向仁爱礁靠近，其目的明显是要对菲方坐滩舰船“改造升级”，补给物资和人员。此后，菲律宾公布了其“南海防御计划”，准备加大军事投入，包括部署巡逻船和侦察机以加强海上巡逻能力等。与此同时，菲律宾和越南似乎正在结束几十年来的不信任，加紧了在南海问题上的相互勾连与配合，就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法院协调立场，相互支持，以谋求在该问题上更多的“合作”。早在2013年，菲、越双方就举行了海军会谈。2014年10月，越南向菲律宾展示了其最先进的隐身护卫舰。此外，两国还计划于2015年初举行第一次战略防务对话。美、日则公开指责中国采取挑战性行动，对菲、越立场表示公开支持，以此获得菲、越深化军事合作的“邀约”，加强其在南海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不过，南海问题并没有沿着对抗性增大和争端升温的上升曲线发展，在高温之后出现了降温趋势。中国以完成预定任务为由撤走了钻井平台，越南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国内反华骚乱，中越举行高层会晤，重申了对话的重要性，承诺将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菲律宾政府和媒体的反华鼓噪也有偃旗息鼓之势，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参加APEC北京峰会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简短会晤时表示，菲律宾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尽管南海问题的内在矛盾没有解决，在新形势下还可能爆发危情，但是总体来看，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不存在。

对于南海问题，中国更多地强调应回到问题本身，从国际层面的权力和平转移过程（主要是中美关系）中分离出来，避免南海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中国也在力图寻找更为有效的应对办法。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中国表现出更为坚定的立场，提升威慑力；另一方面，也重视经济、外交手段，避免硬碰硬，引发直接的冲突。设立海上合作基金、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升自贸区升级版、推进互联互通等，都是为了缓解南海问题的矛盾，把各方的关注点吸引到共同发展利益上来的创新性举措。

不过，中美、中国与部分邻国围绕南海问题的战略博弈正在逐步走入“深水区”。在这场多方参与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博弈中，既有大国的战略性运筹，也有小国的战术性对冲。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当前各方之间的互动似乎走出了美国再平衡战略实施之初激起的激烈碰撞期，开始向更为稳重、务实、可控的磨合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五）如何看待印度因素

印度是中国的周边大国，其综合实力提升，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因素加重。印度因素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土争端；二是战略性竞争。关于领土争端，尽管两国就稳定边界局势达成了协议，但风险是，随着印度综合实力的上升，印度正在大幅度提升边界地区的军事能力，加之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增强，领土问题成为“高政治筹码”，一些挑衅性举动可能会得到国内政界、军界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从而增加稳定局面破局的风险。2014年9月，印度和中国在双方边境线附近尚存争议地区发生了持续三周的“帐篷对峙”事件，一度成为两国甚至国际媒体关注的热点事件。关于战略性竞争，主要是印度与中国在诸多领域进行战略利益和影响力的竞争，其中最为敏感的是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扩大活动高度警惕和以此为背景所采取的对抗性举措。不过，总的来看，印度与中国在和平发展上的共同利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领土争端还是风险最大的领域，但中印围绕陆上边界而产生的分歧和摩擦在可控性方面更强，由此引发实际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小。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双方逐渐形成了以协商谈判解决分歧的默契和共识，从而使分歧管控具备了一定的“制度性保障”。中印边界争端并未如东海、南海问题那样有强大外部势力的介入，因而通过双边协商的外交方式加以解决所受的外部干扰较小。实际上，类似的“帐篷对峙”事件在过去已发生过多次，最终都以和平方式得到了妥善解决，这说明中印双方都具有恰当应对边界问题的诚意，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印战略关系逐渐具备了区域和世界意义，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了管控分歧、发展合作的重要性。两国政府也都主张在承认双方存在边界分歧的基础上，合理关注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关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印关系的主流无疑是合作而非对抗。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了成功访问，两国领导人不仅再次确认要共同管控边界分歧，而且更重要的是，双方在经贸合作及战略互信上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如印度总理莫迪评价的那样，习主席此访使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六）如何看待“三股势力”因素

当前，“三股势力”内外勾结、制造事端，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最现实的挑战性因素。从外部看，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老牌恐怖主义组织继续活动，同时新的极端主义组织陆续出现，如“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哈里发战士”“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圣战”等。由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境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向中国渗透越来越容易，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也越来越难以控制。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北约在 2014年底把10多万军队中的大部分从阿富汗撤出，维护阿国家安全的职责将交由阿富汗政府承担，这是阿富汗问题的重大转折。阿富汗形势是逐步稳定下来，还是会发生逆转，目前没有答案。一种可能是，塔利班势力大幅扩张，甚至卷土重来，从而导致阿国内局势恶化，将使中国西北周边出现一个不稳定地带。这会给“东突”势力提供新的活动空间和发展机会，使控制和打击“东突”势力变得更为困难，并会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企业、人员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显然，恐怖主义的网络化、国际化趋势将给中国的西部边境地区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是网络化时代恐怖主义的应对问题，即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低门槛、大流量、广参与、无中心、跨国境、弱监管、难治理等特点所导致的有效反应滞后；二是区域外极端势力（如“伊斯兰国”）与境内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而蕴含的潜在威胁问题。这一点在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构想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为此，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合作组织防恐和反恐机制建设的水平，加强“一带一路”构想下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三

周边形势，特别是安全形势如何，对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影响极大。2013年10月，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把周边外交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摆在外交全局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把经略周边作为塑造全球外交战略新格局的重要内容。2014年11月，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突出周边外交，强调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总体来看，尽管周边安全形势复杂多变，但由于采取了更加重视周边、更加有所作为的战略性举措，周边安全形势恶化的趋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扭转，向趋好方向发展的势头得到显著加强。

作为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大举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积极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开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旨在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坚实利益链条，形成内在的共生机制，让周边国家真正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共享发展的红利，从而引导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利益取向，加固和谐共处环境的基础，建立交往与合作的平台机制。

以“亲、诚、惠、容”理念为指导，通过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推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发展。比如，提议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出处理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与印度新政府就加强发展合作、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在新形势下大力推动中俄关系提升，在能源、科技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新发展，在加强共同安全合作的同时，深化发展合作，签署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筹备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制订未来发展10年规划，推动其向综合区域合作组织的方向发展；以及从战略高度出发，推动中韩战略伙伴关系深化；等等。

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空前提升，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面临一系列更为复杂、严峻的局面和挑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随着综合实力提升，中国将周边安全战略纳入总体安全的大战略之中。

中国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周边安全合作，其中不乏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案例，这成为中国在周边外交中愈发强调“谋势”的生动写照，也为周边安全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路径。概言之，2014年中国的周边安全合作外交呈现出两个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在周边多边安全合作中更加积极有为，“议程设置者”的角色日益凸显。例如，借2014年举办亚信峰会这一重要主场外交活动之机，中国提出并积极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特征的亚洲安全观，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包容性和综合性，推动基于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亚洲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特别是提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的重要观点，引起了与会亚洲国家的巨大反响。又如，中国于2014年将旨在打造亚太安全合作新平台的“香山论坛”由两年一度改为一年一度，将其性质由二轨对话提升为一轨半对话，增加了其决策影响力，为促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第二，中国与周边主要大国美国、俄罗斯及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安全合作成为2014年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而中美、中俄、中印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更是成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有力助推器。例如，中美双方就军事交流和对话，以及构建军事合作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磋商，还就互联网安全、食品安全、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又如，中俄在2014年不仅进行了卫星导航等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而且还通过加深能源合作、签订网络安全合作协定、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等方式强化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协调与配合。再如，中印不仅在2014年成功举办了“手拉手——2014”陆军反恐联合训练，还决定在两军总部之间建立热线电话，以便及时沟通，加强交流。

总之，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在双边和多边、传统及非传统安全层面的周边安全合作中都扮演了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一）中美安全合作

自2012年中国正式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以来，中美双方已经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上达成了共识，并在实践中有所努力。例如，奥巴马等美国政要一再表示，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认为美中合作对两国和世界都有益，双方应避免出现对抗。在此背景下，军事交流与合作成为双方增进互信的重要手段之一。2014年，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有四个标志性事件：（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美；（2）中国应美方邀请参加“环太平洋——2014”军事演习；（3）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军事合作列为重点内容；（4）奥巴马访华期间与中方就安全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上述成就的取得，使得中美军事关系在2014年首次成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推进器和减震器。

2014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美国，并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举行会晤。在这次访问中，中美双方共同将两军务实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推向了前进：其一，双方同意尽早就相互通报相关重大军事行动、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开展实质性磋商；其二，双方确认进一步推动两军开展更多的人道主义救援和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并建立战略规划部门对话机制，继续推进陆军交流与对话机制建设；其三，双方决定将解放军总参谋长和美军参联会主席直通电话升级为视频电话，这是两军领导人之间首次开设视频系统，表明两军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了解，增进互信，避免误解误判，这在两军关系发展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应美国方面邀请，中国于2014年夏首次参加了“环太平洋——2014”联合军事演习。两年一度的“环太”军事演习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演。在此次演习中，中国海军“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岳阳”号导弹护卫舰、“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与美国、文莱、法国、墨西哥等国海军共13艘舰艇，共同组成175特混编队，在22天的时间内主要完成了海上封锁行动中10多个项目的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对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自信。通过派遣4艘中国海军先进舰艇参演，开展形式多样的多边交流活动，增进了各国海军彼此间的了解，充分展示了中国海军建设的新成就和参演官兵开放自信的新形象。其次，中国参演各舰艇的演训实施务实有序。演习中，各舰指挥协同密切、程序方法熟练，安全顺利地完成了演习全部内容，有效提升了与外军舰艇联合行动的能力。最后，专业交流与合作积极充分。参演各舰在各演习项目上，“和平方舟”医院船在军事医学交流、海上救援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等方面，均与美、法、文、墨等国海军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专业交流与合作，展示了中国海军良好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准。

中美坚持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举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提出促进中美军事交流机制建设，重申了致力于尽快推动建立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一系列海空相遇行为准则，作为中美建立互信的有力措施。毫无疑问，这对于双方减少战略互疑、避免战略误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奥巴马访华表明美国对华安全合作需求有所上升，双方以此为契机达成了多项安全合作共识。一方面，在朝鲜半岛去核化、伊朗核问题、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东等具有“共同利益”的安全议题上，双方特别是美方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就双边关系而言，两国元首决定在深化务实合作与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亚太事务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构建积极互动与合作的双边关系新格局。（二）中俄安全合作

2014年不仅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入推进之年，同时也是中俄在安全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回顾过去一年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安全合作领域非常广泛、合作愈发深入；二是安全合作机制化水平和战略互信度不断提高。两国领导人在各类场合经常使用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是对当前中俄战略合作（包括安全合作）最为恰当和贴切的表述。

2014年的中俄安全合作既涵盖了军事技术、军事产品、联合军事演习等传统安全领域，也囊括了反恐、互联网安全及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在传统安全领域，就军事技术和军事产品方面的合作而言，中俄目前已经进入到“互补式”合作阶段，即中国不仅从俄罗斯进口军事技术和产品（2014年最为引人瞩目的无疑是中俄在中国采购俄罗斯苏-35战斗机方面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也向俄罗斯出口大量军品，如无人机、微电子元器件等。此外，双方还于2014年9月初确定在对方境内互设3个导航卫星地面控制站，从而确保两国卫星定位导航的安全性。就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言，中俄不仅在2014年5月成功举行了第三次“海上联合”演习（其间两国海军首次作为混合舰队成员演练了教学战斗任务），而且还计划于2015年春季在地中海再次举行类似演习。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俄在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成效显著。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时，再次强调了中俄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作用，俄方表示愿意进一步通过类似合作的开展全面提升中俄战略合作水平。在互联网安全方面，中俄第二轮信息安全问题磋商于2014年10月15～16日在莫斯科举行，俄罗斯代表团由俄罗斯总统信息安全领域国际合作问题特别代表安德烈·克鲁茨基赫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外交部网络安全事务协调员傅聪带队。在此次磋商中，双方确认将准备联合打击利用通信技术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破坏国家主权、扰乱公共秩序和以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及犯罪为目的的行为。在能源安全合作方面，中俄于2014年5月21日正式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结束了始于2004年的中俄天然气“马拉松”式谈判。双方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将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总价值4000亿美元。

可以看出，中俄在安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对于双方而言都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例如，军事、互联网及反恐方面的合作有利于维护双方的国家安全，而能源合作则保证了双方各自的战略或经济利益，实现了互利双赢。此外，2014年中俄安全合作的亮点还在于，双方在“高水平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致力于将两国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向前推进。2014年6月，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首次会议和中俄第十轮战略安全磋商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是中俄双方将安全合作进一步机制化的重要进展。一方面，中俄建立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是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这种机制的构建也有利于两国执法安全和司法检察部门推动合作向更加便捷、高效、务实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充实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三）中印安全合作

2014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也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访印为双边安全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双方在印度境内成功举行了陆上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中印战略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2014年的中印安全合作主要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防务磋商机制不断完善。2014年2月，中印第六届防务与安全磋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双方共同商定了一系列合作措施，包括于年内举行联合军演，强化海上安全合作，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等。此外，双方还就其他合作事项达成一致，包括加强海军海上安全合作和各军种军官交流，以及在地区和平、反恐、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援等方面增加交流。中印双方一致认为，维护边境和平是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并决定双方都应朝这个方向继续采取适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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