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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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城市记忆研究(当代档案学理论丛书)试读：
总序
人类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以及我国不断推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刻地影响着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发展，档案工作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强烈地呼唤着理论的关注与回应，造就了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随着档案学研究领域的开阔与多学科化、研究内容的丰富与深化、研究方法的娴熟与多样化，我国档案学术研究的气氛日益活跃，一代学人正在成长。如果把档案学比作学术之林中的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令人欣喜的是，它不仅在传统档案学理论的变革和完善之处新花绽放，在充满时代气息的档案信息化、电子文件等新领域中也枝繁叶茂，硕果满枝头。
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丰硕是不争的事实，但成果的形式多为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比之下，专著数量显然不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所做的“十五”期间档案学科调查显示，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出版的档案学专著只有30余种，档案学研究人员和学生也常有“专业书荒”之感。看来，多编写和出版一些高质量的专著应当引起档案学者的重视了。
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原档案学院）是新中国开展档案专业教育最早的院系，也是目前国内公认的档案学研究的学术重镇。针对国内档案学专著相对薄弱的现实，学院精心组织编写了这套“当代档案学理论丛书”，其由一系列档案学专著组成。参加丛书编写的作者都是学院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新锐力量，他们以自己对档案学科的钟情和深思写出了一本本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档案学专著。
这套丛书所选择的题目大多经过相当的学术钻研和理论积累，内容涉及档案学的不同领域和方向，具有较强的前沿气息。总体说来，这套丛书具有质量高、内容新、开放式等特点：
一是质量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专业开启了我国档案学专业博士教育的先河，1994年以来已经培养了一批档案学博士，几乎每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都由作者深入其中，灌注心智，反复打磨而成。其中有些论文还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殊荣。这套丛书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以我院教师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进行补充和完善的，选题都是档案学某一领域和方向的前沿课题，内容具有较强的创新色彩，而且广征博引，研究方法各异，文字清新，既给人理论启迪，又让人获得知识享受。由这样的专著组成的丛书应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品位，值得一读。
二是内容新。这套丛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每一本书在选题时最重要的取向就是要有学术独创性，因为是由博士学位论文改编而成的书，所以当初作者还发表过“独创性声明”。读者从每一本书中都可以看到档案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资料、新论断，诸如：根据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轨迹，从逻辑起点、形成因素、基本结构和学科价值四个方面梳理和明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之作；立足来源原则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JP2]发展和完善进程，从哲学高度总结档案学支柱理论的发展规律——魂系历史主义之作；阐述档案法治的含义、法理价值和实践状况，构建档案法治的理论体系之作；阐述电子文件给档案管理思想、管理原则、管理体制、管理方法带来的全面挑战，探索和构建电子文件管理理论框架之作；研究电子文件管理流程的理论和构建方法，从组织内外要素分析入手，探索电子文件管理设计、规划、组织、控制和协调全流程及其实现之作；从宏观管理原则与方法、微观保护对策与措施等方面研究光盘档案的管理和维护之作；研究档案害虫化学防治的原理与方法，探析害虫产生抗药性的生化机制、环境温湿度对杀虫效果的影响之作；等等。以上书中很多独树一帜之处正是这套丛书的价值所在。
三是开放式。这套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近年来档案学研究成果的集结，书目的规划有开端没有收尾，因为我们希望把这套丛书做成开放式和具有连续性特点的学术品牌，不断将优秀的档案学专著及时补充进来。我们也相信，当代档案学理论的研究未有穷期，更优秀的学术专著还在后面。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国内档案学专著的出版都是独立推出、不相关联的，以丛书方式系列出版尚无先例。我院作为档案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希望以系列化的成果形式来集中展示档案学术研究水平，也希望因此而得到读者的更多关注。当然，这套丛书中每一本书的写作风格不可能完全一致，有的专著中还存在一些遗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我们热忱地欢迎来自读者的批评、补充和指正。冯惠玲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序言
谈到城市记忆，不得不提起著名的作家、画家、民间文化艺术保护学者冯骥才先生。1999年，惊闻天津估衣街要拆，冯骥才先生几番“上书”、奔走召集，呼吁“拯救天津老街”，却无奈“以失败告终”。值得庆幸的是，在冯骥才先生等人的努力下，以城市历史与传统文化为聚焦点的“城市记忆”保护与传承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并以记忆工程的形式迅速开展。自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以来，我国已有100余个大、中、小城市加入了城市记忆工程行列，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然而近年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造成了不小冲击，主要由档案部门主导的城市记忆工程饱受“数字难题”困扰。原先仅是对城市记忆资源进行简单拍摄、传统编研与线下展览的做法显然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发展迫切需要探索新环境下的全方位数字化解决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在冯惠玲教授的带领下，一直致力于数字记忆理论及实践研究，开发了基于OAIS的数字资源库内容采编平台、记忆工程数字资源著录系统、城市记忆照片档案地理空间化组织平台、数字照片采编平台等软件，并应用于北京记忆、广州记忆、天竺记忆等项目实践中，成效显著。
在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支持下，笔者所在的团队从实践回归，尝试对城市记忆的相关理论与技术进行整合与构建，推动形成系统化的研究体系。首先从资源—过程—实践三维视角解析“城市记忆”建设的基础、流程与现状；其次面向资源，进行城市记忆资源的整合与元数据标准研究；再次面向过程，设计了城市记忆资源生命周期；最后面向实践，分析了数字照片的记忆价值并设计了档案式保护模式，设计了城市记忆工程支撑平台总体框架，设计了城市记忆资源元数据方案，设计了城市记忆资源库以及城市记忆综合展示平台。全书从理论到实践，学术性与实用性并举，基本上可以提供数字时代城市记忆建构的全面指导框架，推动城市记忆走向数字全景世界。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数字时代的城市记忆研究》终于即将付印，首先感谢冯惠玲教授、张斌教授的培养和指导，感谢数字记忆团队老师们的帮助。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的研究生曾静怡帮助笔者进行了统筹与校对，王烨楠、焦恬雪、赵迪等帮助笔者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样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盛杰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城市记忆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人、事、物等很多要素，加上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变化，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笔者亦将满怀热情，继续探索，为推动数字时代城市记忆的可持续发展尽绵薄之力。牛力2019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章 城市记忆的概念及研究背景
城市记忆研究涉及跨学科、多视角，理论与实践均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但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或框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记忆的技术与机制产生了巨大变革，城市记忆在各方面，尤其是资源建设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亟须重新定义。本章首先理清城市记忆的研究背景、相关概念与阐述，确定研究总体范围，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
1.1 城市记忆研究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给城市的面貌和风格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城市文化、城市历史的部分断档与缺失，“已经使城市人群再[1]难体会到位于城市精神家园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开展相关的城市历史与文化传承工作，留存相关记忆已刻不容缓。城市记忆工程正是在此背景下，由档案部门、社会组织等机构运用多种记忆手段和工具，重新挖掘或整理包括档案、图书、实物在内的各种记忆媒介，通过记忆工程的形式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城市记忆，以实现城市文化和历史的永久保存与跨时空传播，满足当代与后代的记忆需求。其中，记忆媒介承载着城市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所产生的代表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源集合。
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提出，源于1999年冯骥才先生为“拯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这项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揭开了保护城市记忆的序幕。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了“城市记忆工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城市已有100多个，并不断有新的城市、地区加入进来。从建设现状与发展趋势来看，已有的城市记忆工程的建设越发注重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的运用，不仅对记忆资源进行传统的征集与编研、线下展览，而且近5年来更加注重对城市记忆资源库的构建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利用的创新探索，已取得初步成效。
然而从长远来看，当前的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仍存在诸多短板——资源开发与利用手段较为传统、单一，系统性、创新性欠缺，等等——远不能满足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数字时代，城市记忆资源无论是生成还是开发利用，都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数字烙印”，其中的新技术、新特点，无一不挑战着传统的记忆资源建设方式。因此，有必要对数字环境下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进行重新定义，形成相对完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框架，有效指导数字时代的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以更好地建构、保存、传承数字时代的城市记忆。
城市记忆是有选择的，是人们主观自觉构建的结果。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如何通过数字的方法，从真实而又分散的资源中找到城市的独特历史记忆，并将该记忆用新技术手段更好地留存和传播，构建文化的集体记忆，是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注释：[1]朱蓉.集体记忆的城市：城市形态构建的时间观与价值取向［J］.华中建筑，2006（1）：62—65，72.
1.2 城市记忆的相关概念
1.2.1 城市记忆我国对城市记忆的理论研究始于21世纪初，是社会记忆研究的[1]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城市记忆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2]邱冰认为，城市记忆是人们在对城市中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特点的空间视觉形式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组合规律形成认同后产生的集体记[3]忆。涂欣认为，城市记忆就是城市人的记忆，是该城市社会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表述了空间、记录了时间、体现了意义。郭红解[4]认为，城市记忆表现为在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和提[5]取过程的总称。冯惠玲、张斌等认为，城市记忆是对过去城市整体形象的认知和重构，其物化的载体就是城市记忆的历史记录，即在城市建设、管理、变迁、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
城市记忆是城市形成、发展和变迁的灵魂。综合各学者的观点，本书认为，城市记忆指处于同一城市中的群体随着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共同记忆。1.2.2 城市记忆工程
城市记忆工程即用记忆工程的方式保护城市记忆的相关工作的统[6]称。王毅认为，城市记忆工程即以城市历史发展为脉络，抢救性地收集反映城市发展并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字、照片、录像和实物等档案资料，整合馆藏及相关部门已有的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信息化、数字化等手段，分门别类地建立系统化的目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专题数据库，构建一个全面反映城市记忆的多媒体档案信息资源系[7]统。尹雪梅提出，城市记忆工程是从建构城市记忆的视角，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激活、再现、传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从构建城市记忆的视角对档案信息资源的程序、路径进行重新解读。
本书认为，简单而言，城市记忆工程即借助数字化等手段记录城市发展和变迁过程，并整合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同资源，以实现城市文化和历史的永久保存和跨时空传播的过程。1.2.3 数字人文
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认为，数字人文起源于人文计算。2004年，[8]《数字人文指南》出版。“数字人文”一词取代“人文计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学术圈内迅速兴起数字人文的研究浪潮。得益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十多年来，数字人文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主题不断深入，研究手段不断创新，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各式各样的数字人文项目如雨后春笋，井喷式增长。高校成立了专门的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机构，设置了数字人文专业与相关培训课程，数字人文边界在此过程中得到核裂变式的拓展。数字人文从基本等同于数字记忆，发展到远远超出了信息存储和展现媒介改[9]变的范畴。目前学界引用较多的定义由美国伊利诺伊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图书情报学院院长约翰·安斯沃斯（John Unsworth）教授在《什么是数字人文，什么又不是》中提出，即数字人文是一种代表性实践，这种代表性实践可以一分为二，一端是人文计算，一端是人文沟通[10][11]。安妮·伯迪克（Anne Burdick）等在Digital Humaniti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中译本，题为《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一书中提出，数字人文是一种生产性实践，是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的合作性、跨学科的研究、教学和出版的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模式，是一种“全球性的、超越历史的、媒介的创建知识和意义的路径”。
综合目前已有的数字人文的定义，本书认为，数字人文至少包含以下核心特征：跨界（跨国度、跨学科、跨机构）、多元（多手段、多语言、多思想）、融合（技术与人文、虚拟与现实、过去与未来）。[12]正如冯惠玲所描述的，数字人文在跨界中实现交融，实现数字技术与人文方法一体化成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数字人文为视角审视城市记忆资[13]源建设。如霍艳芳等提出，数字人文与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本质相同，数字人文指导城市记忆资源建设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趋势，数字人文有助于推动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与深度开发利用。注释：[1]加小双，徐拥军.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4（1）：22—32.[2]邱冰.城市历史地段景观设计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04.[3]涂欣.城市记忆及其在城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4]郭红解.对城市记忆及其档案文献的解读［J］.上海档案，2008（2）：7—11.[5]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6]王毅.探讨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工作内容的拓展［J］.山西档案，2008（4）：22—24，1.[7]尹雪梅.“城市记忆工程”：拓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程序的新取向［J］.山西档案，2010（3）：26—28.[8]SCHREIBMAN S，SIEMENS R，UNSWORTH J.A companionto digital humanities［M］.Oxford：Blackwell Pub，2004.[9]数字人文为人文学带来什么［EB/OL］.（2018—04—09）［2018—10—05］.http：//www.legaldaily.com.cn/Culture/content/2018—04/09/content_7516832.htm？node=80984.[10]UNSWORTH J.What is humanities computing，and what is not？[J].Jahrbuch für computerphilologie，2002（4）：71—84.[11]BURDICK A，DRUCKER J，LUNENFELD P，et al.Digital humanities[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2：56—57.[12]冯惠玲.数字人文：在跨界中实现交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21（8）.[13]霍艳芳，何思源.数字人文视阈下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与开发路径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1）：29—34.
1.3 城市记忆工程研究的意义
1.3.1 对档案部门：推进档案工作转型升级城市记忆工程不仅有利于档案部门工作空间的拓展，还有利于档案从业人员角色的转变。城市记忆工程给档案部门带来了新的发展契
[1][2]机。丁华东等提出，城市记忆工程是档案部门承担社会记忆传承的使命工程、开展城市文化建设的文脉工程、服务民生的情感工程、参与城市重点工程建设和重大活动的接轨工程、提高影响度的品牌工程。1.3.2 对地方政府：促进文化强市建设，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城市记忆工程建设能够凸显地方历史文化，增强文化产业建设，加强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响应国家“四个自信”之文化自信的战略要求，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打造属于城市自己的名片。1.3.3 对社会公众：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增强市民归属感
从客体角度来说，城市记忆工程有利于“社会记忆”的维护与认
[3]同。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能够增强公众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感受，使民众对城市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注释：[1]加小双，徐拥军.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4（1）：22—32.[2]丁华东，崔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40—45.[3]加小双，徐拥军.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4（1）：22—32.
第二章 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研究现状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原始记录，是辅助记忆的重要资料，“档案记忆观”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其理论的提出，为我国如何长久、有效地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1]路。本章从档案与城市记忆建设的匹配性入手，基于资源视角，以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框架和线索界定城市记忆建设阶段；基于过程视角，深入探究城市记忆资源从调研、收集到开发与展示的全过程建设；基于实践视角，抓取典型城市，探究全国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实况，总结已有建设成果并分析研究其不足，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注释：[1]徐拥军.档案记忆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7.
2.1 资源视角：城市记忆建设的基础
2.1.1 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记忆的延续2.1.1.1 记忆的存储与延续需要载体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孙德忠[1]从认识论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记忆由主体、客体和中介三个基本要[2]素构成，中介是连接主客体的工具手段。康纳顿认为，社会靠纪念[3]仪式和身体实践来实现记忆传递。朱蓉认为，城市记忆主要由记忆客体材料和主体两部分组成，显性客体材料由人体可感知的物化形式来彰显，隐性客体材料则由表达概念、意义的符号与行为来传承。总之，不管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都需要客观内容的承载者即记忆载体以实现存储和传承。
2.1.1.2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有效载体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4]
首先，档案是人脑记忆的延伸。任汉中指出了人脑记忆的四个缺陷：容量有限、保真性受到质疑、因人的寿命有限而消失、在交流[5][6]上受时空限制。丁健强调“档案是人类记忆功能的延伸”。汪俊进一步指出档案弥补了人脑作为记忆载体的容量有限及容易失真等缺陷，避免了“失忆”，是将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7]
其次，档案是稳定的记忆载体。肖岚认为，档案作为记忆载体有一定的稳定性，表现在它不会因为记忆主体的消亡和历史的变迁而[8]受到影响。张丽萍认为，人们通过纸张、磁盘、光盘、照片等介质材料，以书写、刻录、数字化等方式将记忆存储在载体上，将人类记忆固化起来，信息内容不会随时间的流逝增减和变化，具有稳定性。2.1.2 城市记忆建设依赖于可靠的记忆信息
2.1.2.1 档案是城市记忆的反映
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9]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完整性。黎妍晖指出，档案是各个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记录，也包括了城市从形成到发展各个阶段、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在内容信息上是丰富广泛的。许典[10]利指出，档案涵盖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技术等多领域的历史记录，人们通过积累档案保存历史事实。[11]
档案体现城市记忆的连续性。薛真真指出，档案的储存具有[12]连续性，能不断地将新的社会文化信息即时地吸纳过来。黄鹂将[13]档案看作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张丽萍认为，档案工作者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形成了收集、整理、保管、利用、鉴定、统计、编研等档案整理工作环节，这些连续的工作环节有效地保证了档案所记录的记忆的连续性。[14]
档案反映城市记忆的选择性。丁华东借用认知心理学的“记[15]忆选择定律”说明记忆具有选择性。库克等指出，“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发生在档案工作者装[16]盒之际”。张丽萍认为，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档案被档案工作者选中，经过系统整理，被赋予新的品格，形成了未来将要被拥有的新的历史记忆。
2.1.2.2 档案对城市记忆具有补校与恢复作用
这具体体现为：
第一，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证据，可补证校验历史。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指出：“大量的文书档案，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可以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17][18]具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丁华东考察史籍，认为“二十四史”无一不是在充分利用档案的基础上撰修而成的。
第二，档案作为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可实现缺失记忆的恢复。[19][20]保罗·康纳顿提出，“记忆的恢复借助了外来原始资料”。刘辉举例说明，如仅凭长城的外观只能获得它的结构、形状和建造材料等信息，若有档案可查，则可获得它的建造年代、建造过程和背景等深[21]层次信息。汪俊将档案视为记忆建构的“元资源”，是第一手材料。[22]许晶晶以“对古建筑的抢救性修复或重建需要以设计图纸作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2.1.3 小结
随着1992年“世界记忆工程”的实施，“档案”与“记忆”联系日趋紧密，档案界普遍认同档案的记忆属性，“档案记忆观”成为学界共识。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学者从档案的基本属性出发论证档案是城市记忆的载体，以及档案本身就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对于档案是城市记忆建设的重要资源的研究多是从档案与城市记忆的关系来谈档案的重要性，未能从城市记忆建设的角度出发，阐明城市记忆建设的具体要求，以实现建设目标与资源特性的匹配。这一点还有待深入探讨和论证。注释：[1]孙德忠.社会记忆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2]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朱蓉.城市与记忆：心理学视维中的城市历史延续与发展[J].南方建筑，2005（4）：65—68.[4]任汉中.档案起源：人类记忆的一次嬗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6）：139—143.[5]丁健.档案与档案工作：固化的记忆与记忆的固化[J].档案学研究，2002（5）：17—20.[6]汪俊.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7]肖岚.论档案与社会记忆[D].武汉：湖北大学，2013.[8]张丽萍.浅析档案记忆建构[J].兰台世界，2011（24）：24—25.[9]黎妍晖.关于城市记忆视角下的档案工作思考[J].湖北档案，2010（4）：16—18.[10]许典利.刍议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J].兰台世界，2010（6）：32.[11]薛真真.档案与社会记忆构建[J].档案管理，2006（2）：34—36.[12]黄鹂.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综述[J].浙江档案，2012（5）：11.[13]张丽萍.浅析档案记忆建构[J].兰台世界，2011（24）：24—25.[14]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15]库克，李音.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档案学通讯，2002（2）：74—78.[16]张丽萍.浅析档案记忆建构[J].兰台世界，2011（24）：24—25.[17]汪俊.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18]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19]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刘辉.档案是城市记忆的重要元素[J].兰台世界，2014（S1）：48—49.[21]汪俊.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2..[22]许晶晶.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存留[J].档案，2011（4）：43—45.
2.2 过程视角：城市记忆建设开展的流程
[1]记忆与档案具有统一性。杨惦南认为，记忆活动的识记、保持和再认、再现，与档案工作的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等基本环节有相似之处；而记忆中的“记”和“忆”与档案工作的“收藏管理”和“社会利用”这两对相似的基本矛盾都贯穿记忆活动和档案工作的全[2]过程。尹雪梅认为，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整合、激活、再现、传承的过程就是城市记忆的构建过程。
本节基于资源建设与管理的过程视角，认为以档案资源为基础进行城市记忆建设是一个以资源“输入—处理—输出”为主线的管理过程，是从记忆资源调查、收集、开发到城市记忆成果的展示与应用的全周期的建设过程。2.2.1 城市记忆资源调查[3][4][5]
综合郭红解、薛匡勇、杨洋等学者的观点，本章中的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指在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直接形成的对城市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认为所有的东西都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没有选择地进行记忆建设或者保存记忆。”[6]历史上形成的档案浩如烟海，“对资源的来源展开深入调查，掌握[7]资源数量、分布情况、原始形式等具体信息”，是进行城市记忆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2.2.1.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范围
基于档案资源进行城市记忆建设，首先要了解哪些档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记忆源泉，这就需要确定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具体范围。[8]
王立荣按载体形式来划定城市记忆资源的范围，将其分为体裁[9]类、文献类和实物类。任敏认为城市记忆属于“文化遗产范畴”，因此根据档案所反映内容的物质形态来划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但分[10]类较为简单，不够详尽；郭红解等人总体上按事由原则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进行分类，涵盖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仅关注文献类资源，仍存在局限性（见表2—1）。表2—1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范围
综上来看，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划分及范围的确定较为复杂，要兼顾物质形态与反映内容，还有待更为细致和深入的考察。
2.2.1.2 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分布[11]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曾指出：“档案馆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是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档案馆是保存档案资源的权威场所，大部分城市记忆资源也存于档案馆中。王[12][13]新利、黄振平指出，图书馆、博物馆也是城市文明的“收藏者”，保存有各种老照片、书信、档案等，如上海图书馆珍藏的“盛[14]宣怀档案”。戴志强指出，由于档案形成主体的多元化，民间团体、[15]企业、协会、个人等也保存有城市记忆档案资源。谢文群强调，近代以来因战争劫掠、盗掘以及不正当贸易等诸多因素，我国大量的历史档案流散在国外（见表2—2）。表2—2 城市记忆资源的分布
综上，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分布呈现出集中性与分散性并存的特点：城市记忆资源集中保存于档案馆等文化机构，散存于民间及海外。资源分布的这种现状给摸清全部城市记忆档案资源造成了困难，但为资源收集方式的选择及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2.2.2 城市记忆资源输入
因城市记忆资源分布广泛，资源输入可被理解为对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收集。收集方式要依据资源的分布和表现形式的特征而具有针[16][17][18][19]对性。笔者根据陈芳、徐丽萍、韩若画、朱强等学者的观点总结了如下四种收集方式（见表2—3）。表2—3 城市记忆资源输入续前表2.2.3 城市记忆资源处理
2.2.3.1 记忆资源有序化
被收集的档案资源是大量的、零散的、无序的，不利于记忆主体的获取和理解。因此，要按一定方式整理资源，使之有序化，以方便利用。[20][21]
张忠凤、王立荣都主张建立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信息资源导航系统等来全面梳理档案资源。[22]在档案资源有序化的问题上，薛匡勇认为，从范围上可分为局部和总体整合，从程度上可分为初步和完全整合，从维度上可分为横向、[23]纵向和立体整合。郭晶则在具体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可根据档案形成主体的性质、反映对象、载体形态的特殊性以及“高龄”情况进行资源整理。
2.2.3.2 记忆资源编纂[24]
一些学者认为，档案编纂就是对记忆的建构。如丁华东认为，编纂活动中对记忆资源的“挑选、考订、校勘、编排和注释”，是“对断裂记忆的延续，破碎记忆的整合”，是对历史记忆的重塑。[25]连发明认为，档案编研是城市记忆“记”与“忆”的循环模式的体现，既是记忆客体在主体意识中留下痕迹的过程，又是记忆主体将客体材料重置于现实并识别和理解的过程。[26]
在资源编纂的方式方法上，连发明提出，应遵循集体性、原[27]真性、整体性、系统性的原则。卫奕对资源的利用提出了具体要求：客观选材、适度阐释以保证真实记忆，多角度选题选材以保证广泛记忆，加强对细节的挖掘以保证深度记忆，注意形式的变化以保证[28]生动记忆。刘建英等认为，在新形势下要以需求为导向确定选题，通过联合编研的形式优化工作成果，依靠网络编研提高实效。
2.2.3.3 记忆资源数字化
记忆资源的数字化，即“利用现代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对传统实体资源进行录入、扫描、加工等处理，将其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字图像或文字，形成电子目录数据库、原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29]等数字资源”。“数字化形式的建设成果在可用性、共享性、持久[30]性等方面更具有优势”，记忆资源数字化既是存留过去的需要，也是适应未来的要求。对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31]
一是探讨城市记忆数字资源库建设方案。冯惠玲提出的“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以文本、图片、音频、[32]视频等为记录形式，各地区、各行业可分别建设子库。樊树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可行性与实施原则，提出了“加强领导，通力合[33]作”“资源收集多样化”“加强数字资源管理”等策略。吴建华等提出了建设具有整合、传承和服务功能的数字档案中心，将其作为城市记忆的“仓库”和“窗口”。
二是研究数字化资源的组织及规范。必须采用“统一的数字元数[34]据标准”以实现资源共享。资源存储及转换标准的统一能够移除多机构合作在资源采集过程中存在的格式不统一的障碍，为资源的组[35]织及深度利用奠定基础。美国记忆工程从“技术方案”和“质量标准”两方面重点对资源的基本单位、编目与元数据、检索与索引、[36][37]系统建设、质量标准等进行了规范。范维晨另辟蹊径，从Web 2.0视角出发，提出除元数据之外的分众分类法和主题地图的资源组织方式，但其现实可操作性还有待检验。2.2.4 城市记忆成果输出
实现成果输出原因有二：其一，档案资源作为触发记忆和过去事[38]件回忆的“试金石”的功能，只有在“被获取、理解与利用”中才能发挥，这就需要城市记忆主体的参与；其二，“保存城市记忆最[39]好的方式是不断传播城市记忆”。档案是一种固化的记忆或载体，以档案资源为主体建构的城市记忆传播范围有限，被记忆主体认知的机会同样有限。因此，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将成果输出，使之通过与记忆主体的相互作用，被人们广泛理解和认知，才能形成共同的城市记忆。
2.2.4.1 输出目的
城市记忆成果输出主要实现两个目的：[40]
一是实现历史文化的展示与传播。徐拥军强调，中国记忆工程旨在促进国家文献遗产的保护和中华文化的传承，提高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增强全球华人的归属感、身份感，促进中华文明[41]的对外传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魏彬冰等认为，通过展览、图书、声像和学术研究等形式实现的城市记忆输出，能够为公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历史追溯、精神熏陶、审美鉴赏”。
二是实现成果的应用与拓展。首先，建设成果可应用于城市管理。[42]赵淑梅总结了辽宁省丹东市实践经验，希望利用城市记忆资源形成的专题资政报告实现对城市建设规划的建言献策，辅助政府决策。[43]其次，建设成果可应用于教育领域。游毅建议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借鉴美国记忆工程，将记忆材料大量投入中小型教育，提供给公众作为终生学习之用。最后，建设成果可应用于相关产业发展，实现[44]增值。杨雪云、丁华东总结了徽州市利用城市特色记忆开发传统产品、吸引外资、开发旅游景点等经验，认为可将记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
2.2.4.2 输出平台
城市记忆的传播需要媒介，城市记忆建设的成果输出可分为线下与线上双渠道。[45]
线下主要依靠传统媒介，如出版社、电视台等。刘瑛认为，档案部门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出版相关书籍、光盘等；加强与电视媒体的合作，制作播出城市记忆宣传片。此外，举办展览也[46]是实现城市记忆传播的有效途径。宋鑫娜提出，展览的地点可从传统的社区、学校等拓展到文化广场、商业中心、旅游景点、机场大[47]厅等社会公共场所，扩大覆盖面。刘立指出，要对所展览的资源的“获取渠道、体现的历史背景、包含的内容、存在的意义等做充分说明”，以此“激发他们对城市历史进程研究的兴趣，以及身为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48]
线上则是通过网络实现输出。陈斌珠提出，既要借力档案网站，设置有关城市记忆的栏目，又要借助即时交互、简单方便、受众[49]广泛的博客和微博，并设置相关链接提升关联度。周婷则主张建立专门的城市记忆网站，利用网络技术，构建网络化的信息平台，更好地扩大宣传和利用。
2.2.4.3 输出形式[50]
刘付英指出，城市记忆应“以文字、表格、图纸、照片、拓片、摹本、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来展现，尽可能地[51]反映城市原貌。陈斌珠总结道，城市记忆展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利用图片、照片加文字的形式展示；二是采用在线网络视频[52]展示；三是建设3D虚拟展厅，采用三维方式展示。丁华东等认为，可通过档案汇编、档案图片选编等形式实现内容挖掘和展示，以文本、图像、声音、声像、多媒体等形式管理。
结合上一部分对输出平台的归纳，输出形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图文型，包括文字型、图表型和图文结合型，如文字汇编、图文并茂的展览等；二是影像型，主要包括音频型和视频型，如电视纪录片、光盘等。2.2.5 小结
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有两方面趋势：在认识上，重视程度增加，研究范围逐步展开，涉及资源的收集、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在方式上，由传统向现代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在资源的数字化建设方面提出构想与方案以实现资源的长期保存与建设。
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对资源建设的认识深度不够，只关注其中一两个阶段，未能形成对资源全过程建设的整体认识，缺乏系统性；其次，对资源开发方式的认识存在局限，多数研究集中于传统的档案编研，缺乏创新性；最后，数字化资源建设研究仍显空白，文章较少且多为整体方案设计，在技术及应用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注释：[1]杨惦南.钱学森先生关于档案的两次论述及推论：兼论档案是最典型的记忆工具[J].档案学研究，1990（3）：54—58.[2]尹雪梅.“城市记忆工程”：拓展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程序的新取向[J].山西档案，2010（3）：26—28.[3]郭红解.对城市记忆及其档案文献的解读[J].上海档案，2008（2）：7—10.[4]薛匡勇.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的整合[J].档案与建设，2009（11）：14—17.[5]杨洋.城市记忆工程对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影响效用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3.[6]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7]耿健.网络数字资源库建设研究[J].新世纪图书馆，2007（2）：75—76，49.[8]王立荣.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J].唐山学院学报，2011，24（2）：78—80.[9]任敏.构建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体系探析[J].档案，2014（11）：51—53.[10]郭红解，邹伟农.城市记忆与档案[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9.[11]卡洛斯.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致词[C]//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7—8.[12]王新利.公共图书馆保护“城市记忆”的实践与思考[J].图书馆，2011（5）：109—111.[13]黄振平.博物馆：城市记忆、标志及通向未来文化的桥梁：以江苏南通市为例[J].江南论坛，2005（11）：56—58.[14]戴志强.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涵义及其整合[EB/OL].（2008—02—25）[2018—11—20].http：//www.archives.sh.cn/dalt/daggz/201203/t20120313_9529.html.[15]谢文群.论档案在国家记忆建构中正能量的释放[J].档案，2013（4）：13—16.[16]陈芳，谭家发.整合城建档案资源与保存城市记忆[J].城建档案，2011（9）：26—27.[17]徐丽萍.“社会记忆工程”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J].浙江档案，2015（1）：17—19.[18]韩若画，刘涛，范紫薇，等.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19]朱强.城市记忆工程抢救性拍摄[J].中国档案，2014（8）：36—37.[20]张忠凤.城市记忆建设中的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J].兰台世界，2006（22）：19—20.[21]王立荣.城市记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J].唐山学院学报，2011，24（2）：78—80.[22]薛匡勇.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的整合[J].档案与建设，2009（11）：14—17.[23]郭晶.关于城市记忆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建设的研究[J].黑龙江档案，2012（6）：40.[24]丁华东.昔日重现：论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机制[J].档案学研究，2014（5）：29—34.[25]连发明.构建城市记忆：城市公共档案馆编研功能拓展初探[J].档案管理，2009（1）:25—27.[26]连发明.构建城市记忆：城市公共档案馆编研功能拓展初探[J].档案管理，2009（1）:25—27.[27]卫奕.论档案编研与社会记忆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08（6）：45—47.[28]刘建英，谢海洋，王思乐.档案编研在构建“城市记忆工程”中的作用刍议[J].北京档案，2013（4）：31—33.[29]喻玲.浅谈档案数字化“深加工”[J].兰台世界，2009（7）：19—20.[30]韩若画，刘涛，范紫薇，等.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31]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32]樊树娟.中国记忆工程数字资源库构建探析[J].浙江档案，2014（3）：10—11.[33]吴建华，戴晶晶，杭珊，等.城市记忆工程背景下城市数字档案中心建设研究[J].档案学研究，2009（6）：57—61.[34]李哲汇.地方特色数字资源库的开发与设计[J].情报探索，2003（4）：51—53.[35]徐拥军.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J].档案学通讯，2012（3）：9—13.[36]真溱.美国记忆：特点，技术方案要点及质量标准：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24（4）：313—315.真溱.美国记忆：特点，技术方案要点及质量标准：下[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24（5）：393—395.[37]范维晨.论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与档案工作发展[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2.[38]吕颜冰.唤醒记忆：论档案记忆的激发机制[J].档案，2015（1）：16—19.[39]孟晓华.城市记忆·档案行动[J].北京档案，2011（11）：24—25.[40]徐拥军.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J].档案学通讯，2012（3）：9—13.[41]魏彬冰，何珊珊.留住“城市记忆”[J].浙江档案，2013（1）：30—31.[42]赵淑梅.档案部门在城市记忆工程中的作用[J].兰台世界，2012（S2）：16—17.[43]游毅.“美国记忆”与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建设的比较与启示[J].情报资料工作，2008（5）：56—59.[44]杨雪云，丁华东.转型期档案记忆的资本化及其思考：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J].档案学通讯，2012（2）：8—11.[45]刘瑛.城市记忆工程中档案文化资源的整合[J].兰台世界，2012（35）：110—111.[46]宋鑫娜.保存城市记忆背景下的档案展览工作的创新与发展[J].北京档案，2009（12）：30—31.[47]刘立.档案馆可以为“城市记忆工程”做什么[J].北京档案，2012（11）：23—25.[48]陈斌珠.借力网络媒介宣传城市记忆的路径探析[J].黑龙江档案，2012（6）：28.[49]周婷.档案馆在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兰台世界，2010（10）：11—12.[50]刘付英.浅议古建筑保护档案的收集范围[J].兰台世界，2013（S3）：159—160.[51]陈斌珠.借力网络媒介宣传城市记忆的路径探析[J].黑龙江档案，2012（6）：28.[52]丁华东，崔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40—45.
2.3 实践视角：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现状
本节基于实践视角，以记忆资源的“输入—处理—输出”为基本维度，抓取典型城市，探究全国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实况，总结建设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并查找不足。2.3.1 城市记忆工程举要[1][2]
韩若画、加小双等对国内外城市记忆工程的典型做法已做总结，表2—4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城市记忆论坛的成果、相关网站内容及新闻等，对我国城市记忆工程做了进一步梳理。2.3.2 小结
十余年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从地区来看，由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市发展，由沿海发达城市逐步向内陆城市推进，由城市逐步向区、县延伸；从方式来看，由拍摄记录城市面貌到收集各类资源并进行有序开发利用，收集以及开发利用的形式也根据资源类型和时代需求逐步多样化。但上述实践仍存在诸多不足。表2—4 城市记忆工程举要续前表续前表续前表
一是对“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认识有待提高。许多城市盲目跟风，对“什么是城市记忆”以及“怎样将收集的资源提炼为城市记忆”没有深入认识，认为仅仅拍摄、收集就是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认知。
二是实施及参与主体有待扩展。城市记忆资源建设虽以档案资源为主体，但也涵盖其他多种资源。目前我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实施者绝大多数为档案部门，其他部门的参与度不够；另外，“城市记忆”的主体是全体市民，应广泛调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力量共同参与城市记忆资源建设。
三是资源建设的技术和手段有待创新。目前的城市记忆工程仍然以拍摄、编研和展览为主要方式，缺乏创新性。在新时代应与时俱进，以先进技术支撑多样化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手段，提高资源建设的效率和效果并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与参与。
四是建设成果的应用与拓展亟待加强。目前绝大多数工程以保存和展示为工程终结，没有针对建设成果的应用意识。工程建设的成果是对城市记忆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提炼，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充分利用，将其应用于文化、教育、知识产业等方面，发挥其最大价值。
虽然国内外对“城市记忆”的基本定位与文化内涵定义相同，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的记忆工程与国内城市记忆工程相比，具有一些[3]明显的区别：一是资源类型多样，内容注重生活化、平民化；二是注重机构合作，注重公众参与；三是记忆工程网站检索便捷，服务人性化。国外记忆工程建设的要旨在于注重主动采集和保留多元化的文化样本与鲜活的记忆资源，强调资源的高度整合性与全面开放性，致力于对各种书面材料与移动影像及声音捕获片段予以整合，将多样化的历史记忆资源以数字化形式留存下来，并通过网络展现给世界。国外记忆工程的建设思路可以为我们反思当前的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实践提供参考。注释：[1]韩若画，刘涛，范紫薇，等.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2]加小双，徐拥军.中国“城市记忆”理论与实践述评[J].档案学研究，2014（1）：22—32.[3]韩若画，刘涛，范紫薇，等.国内外“记忆工程”实施现状综述[J].档案学通讯，2012（3）：14—18.
2.4 本章小结
综合以上研究，笔者认为对于“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两点不足：首先，认识不到位，视野存在局限。现有研究未将城市记忆建设看作从资源输入到成果输出及应用的全过程，系统性欠缺；许多学者仅将城市记忆作为发展档案事业、提高档案部门地位的契机，将重点放在档案研究上，忽视了档案资源与城市记忆的契合。其次，缺乏创新性，基础研究有待加强。现有研究重点集中于一个或几个问题，易造成重复研究；宏观层面的建议多，对基础问题的重视度不够；理论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
基于以上问题，本书认为“基于档案资源的城市记忆全过程建设”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继续展开：一是从城市记忆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探讨档案的价值和匹配性，二是对全过程建设的流程和步骤做细致严谨的梳理，三是深入探讨在建设过程中档案资源成为城市记忆的内在机制。
第三章 城市记忆数据资源整合研究分析
记忆资源的整合近年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为了解当下研究现状，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分别从异构记忆资源整合对象、整合基础、整合思路与整合实现四个方面对异构记忆资源整合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并基于记忆资源整合建设的现状思考剖析“城市记忆”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观点，以求为推动研究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3.1 记忆资源整合对象：数据资源分析
3.1.1 异构特征显著信息时代新型记录材料与载体的出现使人类记录的手段日趋多样化，记忆资源不再单纯地以纸张为媒介，其异构性特征日益凸显。虽然记忆资源尚未在学界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但诸多学者对记忆资源的认识已能充分体现记忆资源的异构特征。
3.1.1.1 数据内容异构
记忆资源是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与形象表达，记载了地区方方面面的发展变迁。其反映的内容既包括地形地貌、森林、水力、建筑、古迹等有形环境，也包括无具体物质形态的在历史上、文化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民间风俗、特色文化、[1]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
3.1.1.2 数据记录方式与载体异构
记录手段与记录载体的演进发展是记忆资源记录内容日益丰富的[2]重要推动力。据此，刘喜球、王灿荣认为记忆资源主要包括记录城市地形、地貌、物质文化遗产的图册、照片、声像、视频等视听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史料，见证历史的文物三大类。在如今数字记录手段[3]飞速发展的环境下，王雪飞从我国“城市记忆工程”项目实践中指出，需将运用“声像”手段抢救与记录相关的有价值资源作为记忆工程项目的核心。3.1.2 异构记忆数据资源来源及构成
3.1.2.1 资源来源
目前记忆资源的主要来源可简单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1）官方来源包括档案、图书、文博等官方渠道。以美国记忆工程为例，美国记忆工程项目在汇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同时，与档案馆、博物馆、社会图书馆和历史协会等机构合作，共同为项目贡献记[4]忆资源。（2）民间来源指大量产生于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且尚未得到系统整理的记忆资源。而方言、戏曲、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是记[5][6][7][8]忆资源的重要组成。青岛、杭州、宁波、成都等城市在城市记忆建设中都面向广大群众开展了大范围的征集活动。
3.1.2.2 资源主要构成
城市记忆跨越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反映着城市方方面面的发展变迁，贯穿城市上百年的荣辱兴衰。记忆资源是城市记忆的具体体现，尽管从形式上看，记忆资源异构特征显著、来源分布分散，但这些资源在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内部联系，不应被割裂看待。（1）微观视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