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安德鲁.卡内基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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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自传试读：
序言
从生意场上退出之后，我丈夫禁不住他那些要好的朋友（有美国的，也有英国的）恳求，一有时间就回忆并写下他早年的经历。可是不久，他发现根本没有空闲时间。相比从前，他的生活甚至被更多的事情所占据。他的回忆录是在苏格兰利用休闲时间完成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夏天都会去沃特奈格旷野的小别墅，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简单的生活，而且卡内基先生的自传大部分也都是在那里写的。他很开心地追忆着早年的时光，正如他所说的，又经历了一次早年的生活。1914年7月，战争的阴云开始凝聚，这时的他正忙着写作。8月4日，当得知那个重大的消息时，我们立刻离开了这里并回到斯基伯，在那里能更好地了解局势。
这些回忆就是在那段日子里完成的。从那以后，他对自己的事情再没兴趣。很多次，他试图继续写作，但完全是徒劳。那时，他还过得像个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每天打高尔夫球、钓鱼、游泳，有时甚至一天进行三项运动。他是个乐天派，即使面对希望的破灭，他也试图表现出乐观。然而，面对世界的灾难，他的心碎了。在遭受重感冒，随即又两次患上肺炎后，他突然变得苍老了。
据一位与卡内基同时期的人（他比卡内基早几个月去世）说：“他不能承受衰老。”对卡内基先生的密友来说，从他那里得到的最鼓舞人心之处可能是学会如何承受衰老的勇气和技巧。他总是耐心、体贴、愉快，对别人给予的任何微小的快乐和服务都心存感激。他从不考虑自己，而是期待一点希望的曙光。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直到“他走了，上帝把他带走了”。
在他手稿的底页写了这样一些话：“对于我的回忆录，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而我的亲戚和朋友感兴趣的内容会多一些。有许多内容是我断断续续写的，我想应该删去。今后替我整理书稿的人要注意，不要给读者太多负担。一定要选一个有热情有头脑的人。”
除了我们的朋友约翰·C.范·戴克，还有谁是最佳人选呢？当他还没有读到卡内基先生的批注，只看到手稿时就说：“将它整理出版将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工作。”此时此刻，这是一个双向选择，他做这项工作的态度已证明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出于一份珍贵而美好的友谊做出的选择。路易丝·惠特菲尔德·卡内基1920年4月16日于纽约 第一章 父母和童年
正如智者所说：“真实的自传总是有趣的。”了解我的亲朋好友可能对它不至于太失望。我自信地安慰自己说，这篇回忆录至少会让一部分知道我的人感兴趣，就是这种信念鼓励我继续写作。
几年前，我在匹兹堡的朋友梅隆法官就曾这样做过。正因此，我更加坚定了这位智者的观点。当然，梅隆先生的自传带给朋友们极大的快乐，这必将惠及子孙后代。不仅如此，很多不了解他的读者，也将此书列入了他们的最爱。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揭示了人物的特性。书中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图，写书仅仅是为了他的家人。同样，我只是想讲出自己所经历的故事，不是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而是像与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聊天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是不起眼的小事也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我生于1835年11月25日，当时我们家在丹佛姆林的摩迪街和皮奥雷巷的拐角处——那是一个仅有一层的小阁楼。正如俗话所说，“我有贫穷而诚实的父母，善良的亲戚朋友”。丹佛姆林很早就被称为“苏格兰的织布贸易中心”。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名织布工。祖父名叫安德鲁·卡内基，我继承了他的名字。
我的祖父智慧幽默、和蔼可亲、坚忍不拔，充满了人格魅力，在当地颇有名气。他是那个时代激进派的带头人，同时还是一个快乐社团——“帕提梅尔学院”的主管，因此他远近闻名。当我在阔别14年后又回到丹佛姆林的时候，一个老人向我走来，他当时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鼻子和下颚都显露出他的老态。别人跟他说我是“教授”（我祖父的密友们都是这么称呼他）的孙子。
他蹒跚地朝我走来，颤抖着伸过手来摸我的头说：“上帝呀，你就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简直跟你爷爷一模一样！”
在丹佛姆林，一些老人给我讲了许多有关祖父的故事。其中一个说：“一个除夕夜，村里一位颇有个性的老妇人被窗户上突然闪现的鬼脸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便惊叫道：‘天啊，原来是那该死的家伙——安德鲁·卡内基。’”没错，当时我的祖父已经75岁了，却经常装扮成爱嬉闹的年轻人，跑出去吓唬他的老太太朋友。
我想我之所以这样乐观，拥有排解烦恼及谈笑人生的能力，还有朋友说的能把“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本领，皆因得到祖父的遗传。我因继承了他的名字而感到自豪。我觉得阳光一样的个性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应该懂得性格可以培养，思想也跟身体一样可以获得阳光。让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培养乐观的性格吧。微笑能驱走烦恼，一个人哪怕有一点哲学头脑，他就不会因为出了差错而自责。伯恩斯提出了生活中的重要法则：“唯有自责才可怕。”对我而言，这条格言比其他任何说教都更受用。我后来的一位老友贝利·沃克也抱持类似的信念。他的医生询问他的睡眠情况，他说不尽如人意，根本不能入睡，又眨着眼睛说：“但是我能在教堂舒服的打会儿盹。”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边，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更加著名，他是威廉·古伯特（《政治评论》的撰稿人）的朋友，他们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在丹佛姆林，一位认识我外祖父的老人说，他是最具天才的演说家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曾出版过《先驱报》，同古伯特的《政治评论》比起来，这只是一份小刊物，却被认为是最激进的报纸。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都是关于技术教育的重要性的。其中一本小册子在我看来最有价值，那是70多年前出版的，书名是《扑装载机与手持式装载机》。在某种意义上，他表现出对后者的重视，这说明他对工业教育的强烈支持。小册子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感谢上帝，让我在年轻时就学会了做鞋修鞋。”古伯特把这句话放进1833年出版的《政治评论》，以编辑的身份评价道：“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就是与我尊敬的苏格兰朋友兼记者托马斯·莫里森的书信，这些书信发表在《政治评论》上。”所以，现在看来我这信笔涂鸦的爱好来自于父母双方家族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的人既是读者又是思想家。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天生的演说家、热情的政客，是当地具有先进思想的激进派的头目。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接替了他的位置。在美国，不少有名望的苏格兰人来拜访我，同我——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一次，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总裁法默先生对我说：“我的学识和修养得益于你的外祖父。”著名的丹佛姆林历史研究家埃比尼泽·亨德森公开表示，他的成功源于他在孩提时期得到了我外祖父的帮助。
正是受到这些赞扬，我才对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目标。但是我认为任何赞美之词也比不上一位格拉斯哥的记者——他听过我在圣·安德鲁会堂上做的关于美国地方自治的演说，并且报道了很多有关我本人和家族的故事，尤其是关于我外祖父说的这句话，他说：“当我发现站在讲台上的是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他的风格、举手投足和长相，简直像极了老托马斯·莫里森时，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我记不起是否见过外祖父，但是我和他长得惊人地相像，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27岁那年第一次回丹佛姆林的情景。当时我和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他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里含满泪水。当时他无法言语，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跑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跟我解释说从我身上仿佛看到了他父亲当年的样子，可瞬间即逝。这只是一种感觉，他没办法准确表达出来。母亲时常能在我的身上发现外祖父的一些特征。像神态这种超出生理的东西也能遗传，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我常因此被深深地感动。
我的外祖父娶了霍奇小姐，她是爱丁堡一位受过教育、知书达理、有地位的淑女。但她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当时，外祖父的家境不错，他是丹佛姆林的一位皮革商人。但在滑铁卢战争之后，他破产了。只有他的长子——我的贝利舅舅，在童年时享受过奢侈生活，甚至还有小马骑，而其他几个小一点的孩子都只赶上了艰难的日子。
我的母亲玛格丽特是家中的次女，关于她，我恐怕难以言尽。她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涵养。也许有一天我能谈一些关于她的事情，但是未必能把她的形象完整地勾画出来。她给我的感觉只有神圣。没有人真正了解她——除了我。在父亲去世后，她成为我生命中的全部。我的第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献给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我很幸运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对孩子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艺术评论家罗斯金的研究发现，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男孩都会受到城堡的影响。在丹佛姆林的孩子也一样，会受到大教堂的影响。早在11世纪（1070年），马尔科姆·吹摩尔国王和他的王后玛格丽特（苏格兰的守护神）就修建了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城堡。大教堂和历代国王出生的宫殿的遗址尚在，皮坦克里夫峡谷、玛格丽特王后的圣坛也还在，还有马尔科姆国王塔德的遗址。古老的童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唱道：“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塔上，喝着血红色的葡萄酒。”
布鲁斯国王陵墓就位于阿比大教堂的中心，圣·玛格丽特王后的墓在它附近，许多皇室家族的成员也环绕在这周围。对初次来到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观光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非常幸运的。这座小城坐落在福思湾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上，可以俯瞰大海，朝南可以瞭望爱丁堡，北面是奥克山顶。一切都能显露出曾经有过的辉煌，当时的丹佛姆林是整个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呼吸着空气中的诗意和浪漫，接受历史和传统的熏陶。对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是童年的真实世界——但愿这真实永在。即使在后来的生活中，面对残酷的现实，这种真实也会仍然存在。即使在生命的终点，这种早年的影响也不可磨灭。或许会在某个瞬间消失，但它总会立即回来，发挥作用，帮助他提高思想，丰富他的生活。大教堂、宫殿和峡谷影响着每一个丹佛姆林聪明的孩子。打动他，并给他播下耀眼的火种，使他与众不同，使他不在意贫贱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这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身上具有浪漫和诗意。
在父亲的织布生意成功后，我们就从摩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住进了比较宽敞的房子。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把楼下都占满了。我们要走外面路边的楼梯，才能到达上面我们住的那一层。这是一座很普通的旧式苏格兰房子。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记事。记得有一天，我看见了一幅美国地图，用轴卷着，大约有2平方英尺。父母、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在地图上找匹兹堡，还指着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就去了那片乐土。
我们当时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表兄乔治·劳德（“多德”）和我都印象深刻。有一面非法的旗子藏在我家顶楼，那是在谷物法游行中使用的。我想那可能是父亲或舅舅，或者是家中其他的激进分子干的。镇上发生了几起骚乱，骑兵部队也被调进了市政府。父母双方的家族分成了两派，而父亲则忙于各类演讲集会。整个家庭岌岌可危。
我清楚地记得在一天夜里，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来人通知父母说舅舅贝利·莫里森因组织非法集会被关进了监狱。镇长带了几个士兵到举行集会的镇上，把舅舅逮捕了。当晚，舅舅又被带回那个镇，跟着一群围观的人。
我们后来得知，群众为了救他，发动了游行以恐吓政府。镇长劝舅舅去窗前看看大街上的情形，请群众解散。他同意了。他对人群说：“如果今晚在这里的是我的同志，请抱紧双臂。”大家照做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现在请安静的解散吧！”我的舅舅，就像我们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一样，正直守法而又激进爱国。
可以想象，当一些私下说的话被公开，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对国王和贵族政府的谴责、对各种形式特权的谴责、共和国体制的伟大、美国条件的优越、一块养育着我们自己同胞的陆地、一个自由的家园，在这里公民权应该属于每一个人——这一切话题都让我感到兴奋不已。作为一个孩子，我想杀死国王、公爵和地主，我把这看作是英雄所为，并认为他们的死是对国家的贡献。
正是童年的这些影响，使我对那些不是通过捷径获得特权的阶级或个人，充满了敬意。仅仅依靠门第或出身，免不了会遭到讥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干不了，只是碰巧出生在一个好家庭；他们家真正英明的人像土豆一样，埋在地里。”我怀疑这些人一定是过着天生就享有特权的生活，但特权不应该是生来就有的。
在这个国家，尽管丹佛姆林的佩斯利涡纹旋花呢颇有名气，但它的盛名还是因为它的激进思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丹佛姆林人大都是手工业者，大多拥有自己的织布机。他们的工资不是计时，而是计件。他们从大制造商那里分包下来，然后回家完成。
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激情的时代。整个城镇，在午饭后经常有系着围裙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讨论时政。休姆、科布登、布赖特等人常被人们提起。我当时虽然还小，却常被吸引过去。我总是认真地听他们谈话，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要有所改变。市民们组织了许多集会，征订了一些伦敦的报纸，常由舅舅贝利·莫里森来宣读最新社论。每晚来听的有普通市民，奇怪的是，这其中也有镇上的传教士。读过之后，大家就开始发表评论。这样的集会非常激动人心。
这种政治性的集会常有。对于集会，我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经常参加。我的父亲和一位叔叔总是在会上发表演说。我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在露天会场演讲，我钻进了听众的夹缝中，一阵喝彩声传来，让我更加无法抑制心中的狂热。我抬头望着将我夹在他双腿之间的那个人，告诉他在上面发言的人是我的父亲，他竟然将我擎到了他的肩上。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小共和主义者，我的信仰是“誓死捍卫公民权利”。那时，我并不了解什么是公民权，但是父亲知道。
姨父劳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和J.B.史密斯（丹佛姆林议会代表约翰·布赖特的朋友）有关。姨父是委员会中的成员，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直到宣布史密斯是一个“神教徒”。选区主持人问道：“你们愿意投这位神教徒一票吗？”场上一片沉默。卡耐·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一位铁匠，他宣称绝不会投票给他。姨父赶着车去找他辩驳。他俩在村里的一个酒馆碰上。“先生，我绝不会把票投给一位神教徒。”这位主席说。“但是，”姨父说，“如果竞争对手是基督教徒呢？”“该死！”
之后，铁匠投了史密斯的票。史密斯以过半数的选票赢得了此次选举。
蒸汽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布机，这对我们家来说是灾难性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而是继续用传统的方法苦干。他的织布机很快跌价，在这关键时刻，母亲挺身而出，她是家庭的中流砥柱，努力挽回家庭的经济损失。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补贴家用。尽管收入不多，在那时却足以维持全家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贫穷的含义。那是可怕的一天，父亲带着最后一点布匹去见那位大制造商。我看到母亲焦急地等待父亲回家，想知道能不能接到新的活儿。父亲当时的样子让我很心痛，虽然像伯恩斯说的那样“不卑鄙、不低劣、不可恶”，却也“祈求上苍再赐一片乐土，让他可以劳作求生”。
那时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努力改变现状。然而，和邻居们相比，我们家并没有因贫穷而降低生活水准。母亲仍想方设法让两个男孩穿得干净整齐。
父母曾无意中说过不会主动送我去上学，除非我自己要求去。这个承诺后来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长大后我丝毫没有提出过想上学的意思。他们只好拜托罗伯特·马丁校长关照我。一天，校长带我去远足，同行的还有一些伙伴，他们都已入学。回来后我就要求到马丁学校上学，这令父母感到释然。不用说，我的请求很快就被应允了。那年我8岁，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入学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不算晚。
上学对我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如果有什么事情妨碍了我去学校，我就会很不开心。然而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因为我早上有任务要到摩迪街头的井边打水。水井的储水量不多，也没有规律。有时要熬到快正午才能打到水，我常常遭到一群老妇的责骂，因为她们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占好了位置，却被我插了空。可以想象，我当然是毫不示弱，和这些尊敬的老太太理论一番。这使我得到一个“坏小子”的名声。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我的辩论和好斗能力，总也改不了。
正因为要干这些工作，我时常迟到。校长知道原因，所以总能谅解我。我通过关系找到一份活儿，课后到店里当伙计。回顾10岁那段日子，我很满意，因为那让我感到自己是父母的好帮手。不久以后，很多店主信任我，把账目交给我保管。就这样，我很小就对生意上的事情有了些了解。
然而，上学时，有一件事令我很苦恼。男生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宠儿”。他们也经常在大街上这样叫我。我不知道它的全部含义，但在我看来是极大的侮辱。正是因为这样，我始终没能回报这位好老师——我唯一的校长。我感到歉意，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在他生前给予报答了。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他带给我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父亲每天要在织布房不停地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姨父是海尔街一家商店的店主，因此他并不算忙。那条街是贵族店长（在丹佛姆林，店长有各种贵族等级）的聚集地。我刚上学不久，姨妈就去世了，这对姨父来说是很大的打击，从此他只有跟他的独子乔治和我在一起时，才会感到宽慰。他对付小孩很有办法，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他给我们讲英国的历史，让我们想象每个国王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位置，然后为我们上演一幅幅他熟悉的画面。所以直到今天，在我印象里的约翰国王仍在姨父家的壁炉上面签着大宪章；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坐在门后，膝盖上抱着她的孩子。
许多年后，我来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找到了历代国王的名册，才将姨父没有讲过的部分补完。在威斯敏斯特一个小教堂里有一张停尸桌，并说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尸体曾在此停放。他是最让姨父崇拜的共和主义国王，他给罗马写过一封信，通知教皇“如果他不停止对教徒的迫害，那么梵蒂冈将会听见大英帝国的炮声”。毫无疑问，克伦威尔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位大英雄。
从姨父那儿，我熟悉了苏格兰的早期历史——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布林德·哈里、斯科特、拉姆齐、坦纳希尔、霍格和费格斯。此时此刻，用伯恩斯的话说，我产生了一种苏格兰情怀（或称之为爱国精神），至今不灭。华莱士当然是我们的英雄。他身上集合了一切英雄的特征。令人伤心的是，有一天，一个讨厌的大男孩跟我争论说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于是我去找姨父求救。“不是那么回事，奈格。如果把苏格兰展成像英格兰那样的平地，当然是苏格兰大。但是高地能展开吗？”“哦，不会！”他的回答是一剂良药，安抚了我这颗受伤的爱国之心。后来，我又被英格兰人口更多的问题难住，我又去找他。“没错，奈格，7:1。但是班诺克本战役时，比例更悬殊。”（在班诺克战役中，苏格兰人以少胜多，打败了英格兰军队）这又给了我安慰——我开心是因为英国人越多，我们就赢得越光荣。
有一句名言：战争会繁殖战争。每一次战役都为下一场战役埋下了种子。国家之间因此而世代为敌。美国男孩和苏格兰男孩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学过华盛顿与福格谷的历史、黑森人被雇去杀死美国人的历史。美国男孩因此而仇视英国人。我和我在美国的侄儿都受过这种教育。苏格兰人很善良，英格兰人却很不道德，要打苏格兰。直到现在，两个民族的偏见还深深地根植在彼此心中，可能还会延续更久。
劳德姨父常带别人到家里来，跟别人说他能轻易地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哭笑，或让我们哥俩握紧拳头互相打架。总之，他能用诗歌来影响和控制我们的情绪。特别是华莱士被出卖的故事，成为姨父的一张王牌。凭借这张王牌，他每次都能让我俩幼小的心灵哭泣。这个故事永远都那么有吸引力。毫无疑问，姨父每次都会重新给故事润色。英雄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强烈呀！
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在海尔街，同姨父和“多德”在一起。因此，“多德”和我建立了一生的兄弟情谊。家里人总是叫我俩“多德”和“奈格”。我从不叫他“乔治”，他也不叫我“卡内基”。我们一直都叫彼此的昵称——“多德”和“奈格”。没有比这更显亲昵的了。
我家在镇尾的摩迪街，从海尔街的姨父家回来，有两条回家的路。一条是沿着教堂的墓地，没有灯，很可怕；另一条经五月门的大道，一路都有灯光。每当我要回家时，姨父总是坏坏地问我要走哪条路。一想到华莱士，我就会回答走教堂那边的路。我每次都能经受住灯光的诱惑，不走五月门那条路，这让我感到很自豪。每次经过漆黑的教堂门前的拱桥时，我都非常紧张，心都快跳到嗓子眼。我试着在漆黑的夜里靠吹口哨来壮胆。想退缩的时候，就想想如果华莱士碰到敌人、怪物或是鬼怪时会怎么做。
在我和表兄的童年时代，国王罗伯特·布鲁斯从来没得到过我们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国王，仅此而已，而华莱士却是人民心中真正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先生在我们心中是第二位英雄。强烈的爱国热情在苏格兰男孩的心中形成了一股力量，这力量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要问我这力量是从哪里得来的，我想定是来源于华莱士，这位苏格兰英雄。对一个孩子来说，自己所崇拜的英雄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我到了美洲一些其他国家，他们宣扬自己有很多的骄傲，这使我为他们感到可悲。一个没有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的国家能有什么样的骄傲呢？那时我一直认为没有到过苏格兰的人，全都只是沉浸在一种自以为是的自豪里。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面的拓宽，我才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英雄、传奇、习俗和成就。然而，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在若干年后，找借口贬低自己的国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会寻找足够的理由抬高那些来自别国的评价——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骄傲——以激励子孙做出贡献，而不要给生养他的这片大地抹黑。
许多年以后，我还感觉身处的这块新大陆只是一个临时住所。我的心只属于苏格兰。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问他是否喜欢加拿大，他回答说“那儿作为一个观光旅游的去处很不错，但是我不能住在离布鲁斯、华莱士太远的地方”。卡内基成功箴言
我很乐观，我的丑小鸭都是白天鹅。对我而言，世界一片光明，这里就是人间天堂——我总是很幸福，很感激这样的命运。 第二章 丹佛姆林和美国
劳德姨父在教育我和多德时，非常重视背诵。这使我们收益颇多。我俩经常在同学和大人们的面前，卷起上衣袖子，戴上纸做的头盔，把脸涂黑，用削尖木条做剑，扮成戏剧中的人物，背诵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诺瓦尔和格雷纳温之间有一段经典的戏剧对白，当中重复出现一个词——“该死的虚伪”。说到这个词时，我俩有些顾虑。起初我俩总是用一声咳嗽带过，观众就会大笑。直到有一天——这是伟大的一天——姨父告诉我们说“该死”这个词是没有关系的。于是后来我们就经常练习这个词。我常扮演格雷纳温，说这个词的频率就更高。这种自然的表达方式使我感到很轻松。我能充分理解马乔丽·弗莱明，一天早上，她正在发脾气，沃尔特·斯科特问她怎么了，她回答：“我想发脾气，斯科特先生，我真想说‘该死的’，但是我不能。”
此后，说出不雅的词也成了我们演出中的精彩之处。在讲道坛上，牧师说“混账”不算罪过；那么在朗诵时，我们也可以不受拘束地说“该死”。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诺瓦尔和格雷纳温在格斗时，诺瓦尔说“只有死亡能结束战争。”1897年《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里用了这句话，姨父碰巧读到，立即从丹佛姆林写信告诉了我。
在姨父的教育方式下，我的记忆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我认为有益于青年人的学习方法，莫过于鼓励他们去记住和背诵一些经典故事。我对自己的速记能力感到满意，这也让一些朋友惊讶。任何事情，无论有无兴趣，我都能记得住。但是对那些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我就会很快忘记。
在丹佛姆林上学时，我们有一个考试，内容是每天默写两首双音节的诗歌。我是这样做的，在上学的路上抓紧看一看。尽管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但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第一节课就是诗歌，所以我总会轻松过关。可是如果让我在三十分钟后再默写一遍，那我肯定就做不到了。
我没有依靠家人，而是完全凭自己的能力从马丁校长那儿赚到了第一个便士。那是因为我完整的复述了伯恩斯的诗《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后，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我和约翰·莫利先生谈起沃兹沃斯的生平。莫利先生说他正在找伯恩斯的诗《晚年》，这首诗他很是欣赏，可就是找不到原文。我很荣幸地给他背诵了其中一段，他当即给了我一个便士。啊，莫利先生真是和马丁校长一样可爱。对我来说，他是多么真诚的一个人啊！
我俩没有受到太多宗教上的束缚。别的孩子被强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而多德和我却不必去理解这些永远看不懂的经书。我的家族，包括莫里森和劳德家族都反对教义，对待宗教的立场就跟对待政治一样偏激。我们家族的圈子里，没有一个正式的长老教会员。我的父亲、艾特肯姨父和姨妈、劳德姨父，还有我的卡内基叔叔，都不信仰加尔文教。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斯维登伯格学说中找到了港湾。母亲对宗教的事情不发表意见。在我看来，她从不关心，也不去教堂。那时，她没有仆人，要干所有的家务，包括准备周日全家人的午饭。当时有一本读物《查宁基督教》，成为母亲的最爱。她真是不简单！
笼罩在一种宗教和政治的不安的氛围中，我度过了童年。我听到了当时很多政界最先进的思想——消灭特权、公民平等权、共和制等，也听到了许多宗教方面的思想，这些深远的影响，伴随着我的成长。加尔文教苛刻的条律对我来说就像噩梦一般，幸亏及时的倾诉出去才使我得以解脱。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那就是在牧师布道时，父亲提出脱离长老教会。当时我也在场。
父亲无法接受它的教义，他说：“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宗教，你们的神？我要去找一个更好的信仰、一位更英明的神。”说完他便离开了教堂，再也没进去过。但是他没有停止留心其他的教会。我记得他每天早上都要到小隔间里祈祷。他的确是一位信徒，永葆一颗虔诚的心。对他来说，所有宗教都应该是正义的化身。他发现宗教的流派很多，但信仰只有一个。我为父亲骄傲，因为他拥有比牧师更多的知识。正如安德鲁·D.怀特在自传里称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复仇者”——牧师给人们勾画的并不是一位圣人，而是一个古老遗嘱中残忍的复仇者。
我童年最大的快乐来自于养鸽子和兔子。每每想到父亲给我的这些宠物所搭的窝，我都感激不已。我家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聚集地。母亲认为家庭是培养孩子走上正道的最佳环境。因此她常强调要让家里充满快乐。对父母而言，没有什么比让我们得到快乐更重要的事情了。
我做的第一笔生意，是让我的小伙伴们为我服务一个季度，报酬是以他们的名字来给小兔子取名。他们要利用周末假日等闲暇时间给小兔找食物。每当回想起这笔不公平的交易，让伙伴们吃了亏，我就会良心不安。因为整整一个季度里，他们毫无怨言地采蒲公英、三叶草，得到的却是少得可怜的回报。唉！我一分钱也没有付给他们！
虽然现在想起让我感到愧疚，但我很珍惜这次活动，它是最早展现出我的组织能力的证据。要获得成功，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而是要懂得知人善任。对任何人来说，这种能力都是值得去珍惜。我不懂蒸汽机的原理，但我会努力去搞懂比蒸汽机更复杂的事物——人！1898年，我们乘马车旅行时，经过一家苏格兰高地上的小旅馆。一位绅士走过来，介绍说他是麦金托什先生，苏格兰的一位大家具制造商——我们后来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他说他是当初给小兔找食物的伙伴之一，而且其中一只小兔也取了他的名字。可以想象，我见到他是多么高兴啊！从前一起养兔子的伙伴中，长大后我只见过他。我希望和他一起珍藏这段友谊，并能经常见面。（手稿写到今天是1913年12月1日，我收到了一封他珍贵的短信，回顾了我们的童年往事。我也给他回了一封，他也一定会感到温馨的。）
随着蒸汽机时代的来临，丹佛姆林小作坊式的生意变得越来越糟。终于，我们给在匹兹堡的两个姨妈写了封信，说我们打算去投奔她们，不是为了改变家境，而是为了两个儿子更好的生活。她们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接下来，父母就开始拍卖织布机和家具。那段日子，父亲总是用甜美的嗓音唱着：
向西，向西，奔向那块自由的大陆。那里有波澜壮阔的密苏里河，流入滔滔江海。那里的人们虽然辛苦，却拥有做人的权利。穷人也能收获大地赐予的一切果实。
整个拍卖的过程都令人失望。织布机根本卖不上什么价钱。到最后，离我们去美国的旅费还是差20英镑。多亏了母亲的一位好友亨德森夫人的帮助——母亲总是能结交到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因为她也是这样对待朋友的——亨德森夫人冒险借给了我们20英镑，劳德姨父和莫里森舅舅为我们做了担保。劳德姨父帮我们打点好一切，直到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丹佛姆林。那年，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而小弟弟汤姆刚5岁——他是一个漂亮的白发男孩，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人见人爱。
从此，我再也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进过校门，只在美国的一所夜校上过一个冬天的课。后来有一阵子，父母给我请了一位法语家教，每天晚上教我。说来很巧，他不光是法语老师，还是一位演说家，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演讲的技巧。就这样，我能读写、会算术，并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在一次旅途中，我曾给劳德姨父写过一封信，可以发现我那时的书法比现在要强多了。我努力学习英语语法，勉强达到了同龄孩子所应该掌握的程度。我读的书主要是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的，并能背诵其中的经典诗句。小时候，我也读过童话故事，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它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故事时，它们也将我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天地。
那天早晨，我们登上了开往查尔斯顿的那趟列车，离开了丹佛姆林。我泪眼汪汪地看着窗外，看着丹佛姆林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我视线中的是那座威严而古老的大教堂。在离开丹佛姆林的这14年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像那个早晨一样，想“何时我能再回来？”在离开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到大教堂塔上富有魔力的文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那里有我童年的全部记忆、熟悉的乐园和大教堂，还有晚钟（每晚8点敲响，这是我上床睡觉的时间），全都联系在一起。
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马车的前排座位。我听到了大教堂的钟声，那钟声是为母亲和我而鸣的。我双膝跪下，止不住地哭泣。我转过身，告诉教士长说我控制不住了。有一会，我觉得自己仿佛昏了过去。还好，当时周围的人不多。我能有时间调整情绪，我用力咬住嘴唇，直到流出血来。我轻声对自己说：“会好的，要冷静，坚持住。”是的，从来没有一个声音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如此悦耳、美妙，震撼着我的耳膜，深入我的灵魂。
伴着晚钟，童年的我被抱到床上进入梦乡。每晚，母亲或父亲都会用慈爱的声音告诉我钟声说了些什么。透过他们的解说，钟声变成了许多甜美的话语。他们数落我今天又干了什么坏事时，声音就像从天堂和圣父那儿传来的。我知道他们并没有真的生气，他们从不生气，从来没有，只是会感到遗憾，非常遗憾。如果再次听到钟声，我定会激动得失声。晚钟有自己的语言，现在它想表达的是欢迎游子重回到它温暖的怀抱。
老天从不为我们计划，更不会给予我们任何东西。只有晚钟会无私奉献它的关怀。在我们走之前，弟弟汤姆也开始领悟到晚钟的美妙了。
卢梭希望伴着甜美的音乐死去。而我会选择在临终之时，大教堂的晚钟能在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赛跑已结束，最后一次召唤我入睡，就像从前召唤那个白头发的孩子一样。
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有的人说每当读到这一段时，都会潸然泪下。因为那是我的心声，所以也许也能唤起读者的心声吧。
我们乘小船到达福思湾，在那里转搭“爱丁堡号”汽船。就在我被从小船抱到汽船的那一刻，我冲向劳德姨父，搂着他的脖子，大声喊道：“我不离开你！我不离开你！”一位好心的船员将我们分开，把我放到甲板上。重回丹佛姆林时，亲爱的姨父来看我，说那是他目睹过的最感人的一幕。
我们乘坐重达800英吨的帆船“威斯卡塞特号”，从格拉斯哥起航。经过7周的航程，我和水手们已经混得很熟，知道了各种绳索的名字，还知道乘客该如何回答船长的指令。由于船上人手不够，有时需要乘客的帮助。因此，每到周日我都会得到邀请，分享水手们的葡萄干布丁。最终离开这艘船时我感到恋恋不舍。
初到纽约时，真是感到眼花缭乱。我到过爱丁堡，但那是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并且没时间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第一大工业区，交通拥挤，车水马龙，行人也都匆匆忙忙的。这一切都让人目不暇接。在纽约，有一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突然有人抓住了我的手，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的一名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穿着蓝夹克、白裤子，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
他把我带到一个冷饮摊，买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喝了一口，顿时感觉就像从刻花的黄铜瓶子里涌出的琼浆玉液，实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后来我每次经过这个地方时，就会去看看这个老妇的冷饮摊，怀念这位善良的水手。我曾想找到他，却徒劳无功，他早已离开人世。如果可以，我多想给他的晚年生活增添些欢乐。他就是我心中完美的汤姆·鲍林，每当听到这首老歌，我总会把“男性美的典范”想象成他的模样。
我们在纽约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玩伴。斯隆先生和父亲是织布生意上的伙伴。我们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招待。值得高兴的是，1900年，威利从我手上买去了一块地，就在我们纽约的房子对面。他把这块地留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我们的第三代也成了玩伴，就像当年斯隆夫人和我的母亲一样。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建议父亲从布法罗和伊利湖方向到克利夫兰，然后再从运河到俄勒冈州——这在当时花了3周的时间，而今天只要10小时就可以完成。当时没有铁路到匹兹堡，西部的很多城市都没有。伊利铁路也还在修建中，旅途中我们看见很多人都在忙着修路。回顾那3周的旅程，一切都还顺利。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我们被迫待在俄勒冈州的一艘趸船上，等待从俄亥俄州出发的汽船到达这里，再送我们到匹兹堡。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可怕。母亲遭了很多罪，以至早上起来看东西都有困难。我们也都受到了蚊子的攻击，但就算在饱受蚊虫叮咬的晚上，我照样能酣然入睡。我一向都睡得好，体会不到“可怕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这种情形。
匹兹堡的朋友们焦急地等待着我们的音信。他们热情周到的款待，让我们忘记了旅途的奔波劳苦。我们在阿尔勒格尼安下家来，和他们住在了一起。霍根姨父的兄弟在丽贝卡街开了一间小织布店，二楼有两个房间，那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房子是艾特肯姨妈的，不须要付房租）。不久，姨父就不做织布生意了，于是父亲把生意接了过来，开始织台布。他不光织布，还要四处推销，因为没有经销商愿意批发布匹。父亲只得挨家挨户去卖，收入相当微薄。
这时，又轮到母亲出来为家里解围了——什么也难不倒她。她小时候跟我的外祖父学过做鞋，挣零花钱。这手艺现在能解家中的燃眉之急。菲普斯先生（他的儿子是我的朋友及合伙人亨利·菲普斯）和外祖父一样，是鞋店老板。他是我们在阿尔勒格尼的邻居。母亲做完家务——因为家里根本雇不起用人——还得从他那儿接一些活儿来做。母亲靠做鞋，一周挣4美元。她常工作至深夜。每到傍晚，家务事暂告一段落，母亲就抽空将弟弟抱在腿上，让他帮着穿针、蜡线，一边又满怀慈爱地给弟弟讲苏格兰故事，或富有哲理的寓言，就像以前对我那样。
这是正直而贫穷的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值得珍惜的优势。母亲在家中扮演着护士、厨子、家庭教师、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与我们得到的相比，那些富家子弟和贵族孩子拥有的遗产不足为道。
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家庭主妇，但在邻居们的眼中她更是一位智慧和善良的女性。当他们遇到麻烦时，母亲总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很多人跟我说过母亲是怎样帮助他们的。无论搬到哪里，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来请她出谋划策。不管走到哪里，她总是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卡内基成功箴言
在家里，母亲扮演着护士、厨子、家庭教师、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与我们得到的这笔遗产相比，那些富家子弟和贵族孩子得到的不足为道。 第三章 匹兹堡和工作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找工作。我已满13岁，希望通过工作，帮助家里在新大陆上开始新的生活。但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相当渺茫。我那时的愿望是，每年挣到300美元——每月25美元，这是维持全家生活的最低标准，这样就不用依靠亲友的接济了。因为当时的生活用品相当便宜。
霍根姨父的兄弟常问父母打算让我做什么。我因此目睹了一件最震撼的事情，令我永世难忘。他善意地对母亲说，我这样可爱的男孩，反应又灵敏，如果提着篮子，装点小玩意儿卖，一定能赚不少钱。这时，我领教到了女人被激怒后是什么样子。母亲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丢下手里的针线活，两只手在他面前愤怒地挥舞着。“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和那些粗人一道沿街叫卖！我宁愿把他扔进阿尔勒格尼河。你走！”她指着门气愤地说。霍根先生走了。而她站在那里，仿佛一个失意的女王。瞬间，她整个人就瘫了下去，接着便开始哭泣。但是很快她就止住眼泪，把我和弟弟搂进怀里，让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态，告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只要走正道，就会成为有用的人，并且受到别人的尊重。母亲生气并非因为商贩的身份卑微，她一直教育我们懒惰才是最可耻的，而在她眼里，商贩难免有些无业游民的感觉，也得不到相当的尊重。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我们死去。母亲宁愿搂着两个儿子，同他们一起死去，也不希望她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被放入低俗的环境中去。
回过头去看以前的经历，我想说“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家”。家中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荣誉感、独立性和自尊心。沃尔特·斯科特给伯恩斯的评价是：他是最有远见的人。我认为用这句话来描述母亲也是十分恰当的。
伟大的人的心中是不允许有一点儿低俗、卑劣、欺骗和动摇的。父亲是一个品格高尚、备受爱戴的人，一个虔诚的圣徒。汤姆和我在他们的熏陶下，也拥有了这样的品质。
不久之后，父亲发现必须放弃手织机的生意，去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工作。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父亲也在工厂为我谋到了一份绕线的差事。这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周的工钱是1美元20美分。那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冬天，父亲和我不得不起早摸黑，为的是赶在天亮前到工厂。午饭时间很短，直到天黑才能下班回家。这样的作息使我痛苦，工作中也找不到丝毫快乐。但是，我也感到了一丝欣慰，那就是我终于能帮家里挣钱了。我赚过的钱数百万，可是带给我的成就感却远不及在这里领到的第一笔薪水。我现在是家里的好帮手，能够挣面包了，不用完全依靠父母了。我又能经常听见父亲唱起那首动听的歌——《整理船只》了，而我总是接唱后面的几句词。
不久，约翰·海先生——另一家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里帮忙。我去了，报酬是每周2美元。起初，这份工作比原来那份更乏味。我负责一个小型蒸汽机，在线轴厂的地下室操作一台蒸汽机，还要负责烧锅炉。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整晚守在床边，不停地测量气压，一边担心蒸汽的压力太低，工人们抱怨动力不够；另一边又担心压力过高会把锅炉炸掉。
但我并没有向父母诉说我的烦恼。他们也有烦心事。我必须做个男子汉，学会自己忍受。我的期望很高，每天都盼望有新的变化。我也不知道在期待什么，但是我肯定，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希望。那段日子里，我仍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做，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会怎么做。我想他一定不会放弃。
机会终于来了。海先生需要写海报。他没有文员，他的字也写得不太好，于是便询问我会写哪种字体，还分了一些任务给我，结果令他很满意。此后，他便觉得让我来出海报很合适。我也很擅长算术，不久他就发现让我做别的事情对他更有利。而且我相信，这位亲爱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发男孩也存有好感。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又跟我一样是苏格兰人，想要将我从蒸汽车间解救出来——分配别的工作给我。这些工作没有那么讨厌，除了一点。
我的新任务是把刚生产出来的线轴放到油桶里浸泡。幸运的是，因生产需要，这里是一个独立的车间，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但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自己的弱点感到多么气愤，依然无法减轻恶心和反胃的烦恼。我始终克服不了油味引起的恶心。即便是华莱士和布鲁斯在这时也起不了作用了。但我如果不吃早饭或午饭，晚餐就会有个好胃口，并且能够完成任务。一个真正的华莱士和布鲁斯的信徒，是宁愿死去也不会放弃的。
与棉纺厂相比，为海先生服务很明显是进了一步，还因此结识了一个对我不错的雇主。海先生使用的是简式记账法，这个我能帮他处理。但听说大部分公司采用的是复式记账法。于是我与同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还有威廉·考利商量后，决定这个冬天去读夜校，多学点东西。就这样，我们四个人去了匹兹堡的威廉斯学校，学会了复式簿记。
1850年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到家，得知电报局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向霍根姨父询问，能否找到一个好男孩去他那儿当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霍根姨父都是国际象棋的爱好者。这个重要的问题正是在他们下棋时谈到的。如此重要的事情却被当成一件小事处理。一个字、一个眼神、一个语调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布鲁克斯先生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小。如果有人劝他别费精力在琐事上，他总要问，什么才是琐事？年轻人要记住，小事往往是上帝赐予的最好礼物。
于是姨父便提起了我，说要看我是否愿意去。我还清楚地记得为此召开的家庭会议。我当然乐意去，如同笼中的鸟儿渴望自由。母亲也同意，但父亲却不太愿意。他说我还太小、太嫩，可能干不了这份差事。因为每周2.5美元的报酬，显然说明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大孩子。另外，也许很晚都要到村子里去送信，太危险了。父亲认为我还是继续目前的工作比较好。可是不久父亲就改变主意了，让我去试试。我想他一定是和海先生商量过了。海先生认为那有利于我的发展，尽管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损失，但还是建议我去尝试。如果我做不了，他随时欢迎我回来。
于是便下了决定。我得到通知到河对面的匹兹堡去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与我同去，于是他陪我来到位于伍德大道第四个拐角处的电报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切都很美好。父亲和我从阿尔勒格尼走到匹兹堡，约莫有两英里的路程。到了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着，坚持一个人到二楼办公室见这位伟大的人物，面对自己的命运。我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美国人了。起初，伙伴们总是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我回答：“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很自豪。”但是，我已经逐渐改掉了浓重的乡音，说话时只会带出轻微不同。我觉得和布鲁克斯先生单独谈话，要比老苏格兰的父亲在场更放松、表现得更好。
我穿着只有在安息日才穿的白色亚麻衬衫，内衬蓝色的紧身衣，穿戴了周日的全部行头。在电报局工作的前几周，我的夏装仅有这一套，每到周六晚上，不论我是否值班，也不论回家有多晚，母亲都会把它们洗净、熨干，为的是在安息日的早上可以穿得干净整齐。为了在这个西方国度站稳脚跟，母亲可以付出一切。父亲因为长时间的劳作，已经筋疲力尽了，但他仍如英雄般支撑着，并不忘时常给我鼓劲。
面试成功了。我谨慎地解释说，我不太了解匹兹堡，可能起初会做得不够好，但我会努力尝试。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回答如果需要的话现在就可以到岗。这个回答值得现在的年轻人深思：有机会一定要牢牢抓住。我得到了这个工作。如果错过机会，这个职位也许就是别人的了。既然得到了，就要好好把握。布鲁克斯先生叫来另一个男孩——因为我是额外增加的员工——让他领我熟悉环境，摸清业务。我找到机会出来告诉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去告诉母亲我已经被聘用了。
这是1850年，我真正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曾经为了每周2美元，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操作蒸汽机，弄得满身煤灰，没有一点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现在的工作简直是进入了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阳光。每一分钟，我都能学到新东西，或是发现还有很多要学的知识，这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很不够用。我仿佛看到身边有一架可以攀登高峰的梯子，一定要用尽全力向上爬。
我唯一担心的是不能很快记住所有商家的名字，而这些商家都是我们的固定客户。因此，我用笔把这条道上从头到尾的公司的名字全记下来。到了晚上，我依次背诵这些名字，终于记了下来。不久以后，我闭着眼睛都能叫出这些公司的名字，并且倒背如流。
下一步是要去认识这些商户里的人，这对信差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认识这些公司的职员，就可以少跑一趟路。很可能在给某家公司送信途中，碰到他们的职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幸福。信差本人还会从中得到别的快乐，那就是一位大人物（在信使的眼里，大多数人都是大人物）在他旁边停下来，还免不了得到一番赞扬。
1850年的匹兹堡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还没有从1845年4月10日那场烧毁了几乎整个商业区的大火中恢复过来。当时的房子主要是木结构，很少有砖结构的，更没有耐火的。匹兹堡的人口不超过4万。当时的第五大道很冷清，商业中心还没有延伸到那里，只因剧院在那里才有点名气。阿尔勒格尼的联邦大街只有零星几家公司。现在的第五大道的中心过去是一片池塘，我还曾在上面滑冰。我们联邦钢铁厂的厂址就在那里，多年后，这里变成了甘蓝花园。
鲁滨逊将军是第一个出生在俄亥俄州河西部的白人孩子，我给他送过一次电报。我见过第一条从东部到本市的电报线路，也见到了第一列连通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火车机车，是途径费城走运河到阿尔勒格尼的，在一艘平底船上卸的货。本市没有与东部直接连接的铁路。旅客要通过运河到阿尔勒格尼山脚，然后坐火车走30英里到荷李傣伯格，再从运河到哥伦比亚，坐火车走81英里到费城——总共花费三天时间。
那时有往返本市和辛辛那提的汽艇，它的到达和离开，是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为确保两地每天的通讯工作，汽艇负责收发和递送两市的邮件。因为地处内陆河到运河的中转站，本市便成为东西部地区商品流通的枢纽。一家轧钢厂在此投资炼钢，但是当地的生铁不多，因此一年的钢产量不超过1吨。由于找不到合格的燃料，这家生铁加工厂最终彻底破产了。虽然周围储备着质量最好的焦炭，却和地底下的天然气一样开采不了。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信差的生活都是幸福的。而且就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挚友。他是负责顶替调走的信差队长的，名叫大卫·麦卡戈，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阿尔勒格尼山铁路部门主管。他成了我的搭档，我俩负责来自东线的所有信件；另外两个男孩负责西线的。尽管当时东西两线的电报部门都在同一间办公楼，却是各自独立的。大卫和我很快成了铁哥们，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跟我一样，也是苏格兰人，虽然他出生在美国，可父亲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就连讲话都和我父亲一样。
大卫上任不久，这儿就需要再招个人。这次他问我是否有适当的人选。我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思，他后来接替了我的位置，做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分部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是纯粹的苏格兰人。所以大卫、鲍勃和我，这三个苏格兰男孩，一起负责递送匹兹堡所有东线的电报，报酬是每周2.5美元。信差的职责还包括每天早晨打扫办公室，我们轮班打扫。所以说我们三个都是从底层开始做起的。后来，侯·H.W.奥利弗——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总裁，和律师W.C.莫兰德也在电报公司工作，他们的起步也和我们一样。在人生的竞技中，努力上进的年轻人不必担心会输给富家子弟。看吧，从打扫卫生起步的男孩就成了一匹“黑马”。
那时的信差能得到许多快乐。有时因为及时递送一封信件，便从水果店里得到一整袋苹果，有时则是一些甜点。信差总会遇到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对他表示尊敬，夸奖他的机警，或者让他帮忙寄一封信出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会比这些更让一个孩子在意，这些就是一个真正聪明上进的孩子所需要的。英明的大人物总会关注那些聪明又上进的孩子。
那时最大的快乐便是得到额外的10美分。当时规定只要递送的信件超过一定数量，就可以多得10美分。我们人人都渴望那“10美分的信”，因此常发生争执。这成为我们之间发生争吵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共享这些信件，到了周末把所得的钱平分，我来当财务员。这样做之后，我们之间便没有争吵，只剩下和平与快乐了。额外收入的共享不仅没有引起纷争，反而促进了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策划方面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孩子们认为他们可以自如地使用这笔红利，大部分人还在糖果店里立有户头，因此账目时常超支。作为财务员，我便会通知糖果店的老板，说我不会为这些饥饿和贪婪的孩子负担任何债务。罗伯特是赊账最多的一个，他满嘴都是糖牙。一天，在我数落他的时候，他辩解道如果不吃甜食，虫子就会在肚子里面咬他。卡内基成功箴言
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知人善任并给予适当的回报是必须的。 第四章 安德森上校和书籍
信差们愉快而努力地工作着。公司安排每两天轮一个晚班，直到邮局关门。轮到我值班的时候，很少能在11点前回家；而不值班的时候，也要6六点才能下班。因此根本没有多余时间充实自己，更不可能从家里拿钱买书。然而，感谢上天的眷顾，一个文学宝库向我打开了。
詹姆士·安德森上校（愿上帝保佑他），宣布要向孩子们开放他的藏书量达400册的图书室，每周六对孩子们开放借书。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安德森上校的图书室是面向童工开放的，但是不知道是否面向信使、店员或是其他不在工厂的童工开放。于是，我给《匹兹堡快报》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媒体。我在信中强烈要求图书室应面向所有童工开放。亲爱的詹姆士·安德森上校很快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作为一个投稿人，我的初次发表是成功的。
好友汤姆·米勒的家离安德森上校家很近，他把我介绍给上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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