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田,陆静怡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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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试读：
专家推荐
大多数能够留存下来的东西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这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进化论的思想是如此重要。将进化论的理论运用于决策问题的研究，是目前决策领域非常前沿的方向，而王晓田教授便是在该方向上很活跃并且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我本人非常推崇这本著作，因为你不需要很用心就可以发现许多可圈可点的新颖且有趣的内容。比如，“三参照点理论”由王教授原创后又被其他学者反复验证，但出现在本书中时却一改以往枯燥的学术外貌而变得亲民起来。另外，青年学者陆静怡的加入也为该书带来诸如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最新解答。这既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学术专著，同时也是可以用于指导我们日常决策的生活指南。谢晓非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不仅决定了人类的生理特征，也决定了人类的心智模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的”，但长期以来，这一假设一直受到心理学家的质疑。或许，近几十年来发展的进化心理学为化解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之间的分歧提供了途径。一方面，自然选择亲睐理性，不理性的人在竞争中不具有进化适应性；另一方面，由于环境变化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人又不可能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完全理性。王晓田和陆静怡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进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作者本人的贡献），读来受益匪浅，我愿推荐给经济学同行一读。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教授、经济学家
人的一生必然要有选择、判断、计划这些活动，从心理学的概念来说，这些都是决策。从这个意义看，凡是成功的人生，都是决策比较正确的结果，因此决策是任何人不得不有所了解的科学知识。王晓田和陆静怡的新作《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集作者几十年研究决策心理学的成果，用殷实的科学实验证据和通俗易懂且风趣的语言全方位地总结了科学界对决策研究的过程、路线和最新成果，是所有研究心理学的人和对自己与他人的心理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的好书。张侃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
总主编序言
《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下文简称《文库》）的出版，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文库》编撰工作的启动，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应《中国科学院院刊》之邀，中国心理学会组织国内部分优秀专家，编撰了“心理学学科体系与方法论”专辑（2012）。专辑发表之后，受到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特别是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热烈欢迎。部分作者在欣喜之余，提出应以此为契机，编撰一套反映心理学学科前沿与应用成果的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彭呈军社长闻讯，当即表示愿意负责这套书系的出版，建议将书系定名为“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邀请我作为《文库》的总主编。中国心理学在近几十年获得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拥有三百多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遍布全国各省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心理学所有传统和新兴分支领域。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心理学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彰显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都取得很大成就，出版发行了多套应用和基础心理学教材系列。尽管如此，中国心理学在整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它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学界力量，编撰和出版一套心理科学系列丛书，反映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的概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要完成这项宏大的工作，中国心理学会的支持和学界各领域优秀学者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前提和条件。为此，成立了《文库》编委会，其职责是在写作质量和关键节点上把关，对编撰过程进行督导。编委会首先确定了编撰工作的指导思想：《文库》应有别于普通教科书系列，着重反映当代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方法论和发展趋势；反映近年来心理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前沿和进展，以及应用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反映和集成中国学者在不同领域所作的贡献。其目标是引领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展示心理学在现代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我国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心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争取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支撑条件。
根据这些考虑，确定书目的遴选原则是，尽可能涵盖当代心理科学的重要分支领域，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理论学派和前沿问题，以及富有成果的应用领域。作者应当是在科研和教学一线工作，在相关领域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学识广博、治学严谨的科研工作者和教师。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书目和作者，我们的邀请获得多数学者的积极响应。当然也有个别重要领域，虽有学者已具备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参与《文库》的编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种缺憾。
编委会对编撰工作的学术水准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是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要求在写作计划确定之前，对已有的相关著作进行查询和阅读，比较其优缺点；在总体结构上体现系统规划和原创性思考。第二是系统性与前沿性，涵盖相关领域主要方面，包括重要理论和实验事实，强调资料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在把握核心问题和主要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突出反映最新进展，指出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第三是理论与方法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介绍主要研究方法和实验范式，使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编委会对于撰写风格没有作统一要求。这给了作者们自由选择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空间。有的作者以专著形式，对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系统阐述自己的理论创见，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有的作者则着重介绍和阐述某一新兴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重要发现和理论体系，同时嵌入自己的一些独到贡献，犹如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条新的地平线。还有的作者组织了壮观的撰写队伍，围绕本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手册（handbook）的形式组织编撰工作。这种全景式介绍，使其最终成为一部“鸿篇大作”，成为本领域相关知识的完整信息来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尽管风格不一，但这些著作在总体上都体现了《文库》编撰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在《文库》的编撰过程中，实行了“编撰工作会议”制度。会议有编委会成员、作者和出版社责任编辑出席，每半年召开一次。由作者报告著作的写作进度，提出在编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等，编委和其他作者会坦诚地给出评论和建议。会议中那些热烈讨论和激烈辩论的生动场面，那种既严谨又活泼的氛围，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编撰工作会议对保证著作的学术水准和工作进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同时又是一个学术论坛，使每一位与会者获益匪浅。可以说，《文库》的每一部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集体的智慧和贡献。《文库》的出版工作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极大支持。王焰社长曾亲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表达对书系出版工作的关注。出版社决定将本《文库》作为今后几年的重点图书，争取得到国家和上海市级的支持；投入优秀编辑团队，将本文库做成中国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彭呈军社长是责任编辑。他活跃机敏、富有经验，与作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从编辑技术角度进行指导和把关，帮助作者少走弯路。
在作者、编委和出版社责任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文库》已初见成果。从今年初开始，有一批作者陆续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文库》已逐步进入出版程序，相信不久将会在读者面前“集体亮相”。希望它能得到学界和社会的积极评价，并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杨玉芳2015年10月8日图3-3 元分析显示的不同风险类别的遗传性2222
注：a、d、c、e分别反映相加性遗传因素（additive genes）、显性遗传因素（dominant genes）、共享的环境因素（common environment）和非共享（独特）的环境因素（unique environment）对相关行为的影响的比例。（引自Wang et al.，2014）图4-4 与框架效应相关的神经基础的元分析结果（引自Wang et al.，2015）序风险中的理性：用进化心理学解读决策的行为规律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开篇之处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然而，对于书籍而言，平庸的著作大多是相似的，而优秀著作各有特色。我们的写作初衷，在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具有自身特色的书。
这本书是对作者多年来研究工作和思考的一个介绍和总结。除了面向从事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读者之外，我们也试图能够和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体有所交流。进化心理学和行为决策是当代心理学研究中发展迅速而又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在这本书中，我们融合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介绍了作者如何在理论的基础上用实证和实验的方法研究决策心理和风险行为；梳理进化中的风险，分解决策的理性。本书借助达尔文理论的力量，聚焦人际和社会文化问题，探讨理性决策的依据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帮助读者拓展视野，与读者分享研究的感悟以及生存与生活的哲理。行为学的研究着重于人们“如何”选择以及选择的偏好与偏差，进化心理学则着眼于决策的功能以及人们“为何”会有选择的偏好与偏差。这两者的结合有助于我们知己知彼，避免或减少判断和决策的失误。
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接一个的不可避免的抉择。尽管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能够主宰自己的选择；但是，更多的决策需要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这些无法控制和预知的情况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天灾、股市和出身。那么，在不确定和不可预知的环境中，决策理性的标准是什么？人们如何在风险中形成偏好并做出选择？这些选择是否符合理性的标准？《进化的智慧与决策的理性》一书力求为研究人类决策提供一个新视角，为决策偏差寻根溯源。我们在书中探讨了决策与进化的关系，决策心理的进化环境、进化机制，并通过进化及适应性的理论解读决策行为及其信息处理机制。达尔文的进化论150多年来经受了严格的科学检验，是目前唯一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而未被证伪的理论。进化论为我们研究人类行为提供了理论的框架和聚焦的指南。这就使得归纳性的科学探索有了演绎推论的基础，从而避免了盲人摸象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进化心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相辅相成。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1）进化的智慧和综合适应性（包括从天演的弱肉强食到自私的基因，从市场调节的无形的手到塑造行为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在进化论的透视镜下，通过亲缘选择理论、性选择理论、觅食理论、个体生命史理论和进化博弈论了解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律，以及为应对不确定性而衍生的适应性机制和社会规范。（2）梳理归纳决策的理性（包括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社会理性和有限理性）并量化价值观和适应性。（3）用适应性理论整合多种看似独立的心理现象，解读判断与决策的误差。（4）借助进化认知心理学和进化社会心理学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近年来在脑成像和双生子等研究上的发现）更深入地了解从择偶与合作到投资决策，从自我控制到具身认知的行为规律。（5）探讨如何在风险决策和管理沟通中运用功能性的决策参照点和具有生态效度的简捷启发式。
如果你的思考曾涉及以上这些问题，相信你能从本书得到一些启示和收获。这本书既可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作为一般科普读物。当然，读者可以自行决定阅读过程。如果你更加关注本书的中心思想和综合性的论述，不妨着重阅读第1章至第4章，以及第8章和第13章。这些章节面向对行为科学、经济学和人文学科有兴趣的广大读者。其余各章则着重介绍作者基于相关理论所做的具体的实证研究，希望能对从事心理学和决策研究的学者和同行有所启发。我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各类读者的反馈和指正。
一次写作就像是一次徒步跋涉；是在精神世界中的一次旅行、探险和游历。这个过程既是艰辛的又是快乐的。而与英语写作相比，母语写作因为语言与思想的互动更为微妙，为这个过程带来了额外的愉悦。
我们感谢每一位书中提到的研究合作者和参与过研究的数以千计的被试们，感谢《当代中国心理科学文库》主编杨玉芳和副主编李纾研究员的邀请，以及两位对本书建构布局上的建议；感谢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对本书初稿提出的宝贵意见。王晓田，陆静怡2016年1月第一编进化与决策第1章进化的智慧
市场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变化多端又有迹可循的经济现象。而人类行为进化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右手叫做自然选择，左手叫做性选择。——作者1.1进化的智慧表现在综合适应性上
我们的身体结构是人类进化的结果，这是大多数科学家认可的一个研究结论。进化心理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智和行为也是人类进化的适应性结果。对于任何一种行为现象的解读都有着远源与近因之分。动物行为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Nichol Tinbergen（1951）提出了对行为的四重生物学解释：生理的、发育的、进化的和功能的。前两种解释着重于行为的近因而后两种解释则着眼于行为的远源。比如，雄鸟的鸣唱行为就可以从以上这四个方面加以研究。虽然鸟都可以发出叫声，但只有雄鸟可以唱出各自所属的种系独有的曲调。对这一现象的生理学研究发现，雄鸟的脑内有一个核团专门控制鸣唱的功能。雌鸟脑内的这个核团则很小或缺失。而雄性激素可以刺激雌鸟脑内的这个部位的发育，并使雌鸟也能够鸣唱。从发育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则发现雄鸟只在春季唱歌。新出生的雄鸟只要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比如，出生后三周至两个月）听到父兄们的歌声，就能在下一个春天来临时也唱出自己种系独特的情歌。而进化的研究则发现，情歌的相似度可以帮助了解不同鸟类进化的同源关系。而鸟类的歌声有两大功能：歌声既有标示领地的功用，也是雄性求偶的工具。此外，歌声可能反映了雄鸟身体的健康状态，同时还有催发雌鸟生蛋的作用（Kalat，2015）。
要真正了解一种行为，就需要对其远源近因进行综合的分析。进化的智慧表现在综合适应性上，也就是行为、环境和遗传的共同进化，身体和心智的共同适应。进化的智慧不一定是意识层面的，而是润物细无声，成事于无形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例子中得到佐证。
镰刀型细胞贫血是一种由隐性基因造成的遗传性疾病。患者血液中的镰刀状异形红细胞失去了携带氧气的功能，并阻滞血流，从而造成贫血、感染和脑血栓等急性或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30万的新生儿患有镰刀型细胞贫血，2013年约有17.6万人死于镰刀型细胞疾病。3/4的镰刀型细胞贫血发生在非洲赤道附近的地区。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在进化的过程中淘汰这种有害生存的隐性基因？为什么这种基因的携带者大多是非洲人和在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后裔？带着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对镰刀型细胞贫血的适应性进行了探索。首先被发现的是镰刀型红细胞对疟疾感染有很强的抵抗力（Ferreira et al.，2011）。在一些疟疾流行的非洲地区，携带一个镰刀型细胞等位基因的杂合子的个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性高于没有镰刀型细胞的个体（Durham，1982）。在这一生物学发现的基础上，人类学家前往非洲的镰刀型细胞贫血多发的地区做了进一步的实地考察。在这些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是一种红薯。红薯的收获季节是在雨季开始的时候。但是，根据宗教的禁令，这些收获的红薯必须储存起来，直到雨季结束时的庆典之日才可以开始食用。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尽管有足够量的红薯，人们却要在雨季中忍饥挨饿等待庆典之日才能食用这些红薯。尽管宗教的约束可能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但当地的人们并不知道红薯中含有缓解镰刀型细胞贫血的成分（Houston，1973）。也就是说，对于镰刀型细胞基因的携带者，红薯不仅是他们的食物还是药物。那么为什么在雨季中不能食用红薯呢？这种源于宗教的行为管束也是整体适应性的一部分：因为雨季正是蚊子传播疟疾的高峰期，所以也是最需要镰刀型红细胞抵抗疟疾的时候。图1-1 行为、遗传与环境的适应关系 注：（-）表示抑制，（+）表示加强
如图1-1所示，因为对疟疾有更强的抵抗性，隐性基因遗传造成的镰刀型红细胞在进化中得以保留。镰刀型红细胞的这一功能在蚊虫肆虐的雨季尤为重要。雨季过后，镰刀型红细胞带来的贫血等健康问题可通过食疗（红薯）加以医治。而宗教习俗则规范了食疗的时段必须在雨季之后，从而保证了对可能致命的疟疾风险的控制。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进化适应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发现看似无关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了解行为与环境和遗传之间的因果关系。1.2理性是人类的特征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进化的智慧在于延续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繁衍后代。在生物的本质上，人类和其他动物相同。然而，人与禽兽不同，有目标，有灵性，有使命，有理性。正是那与猩猩不同的2％的基因，给了人类独有的理性。Homo sapiens（智人）这个生物学的名词告诉我们，智力和理性是人类的定义性特征。因为有了理性，人类也就有了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欢乐和苦痛。在《动物趣谈》一书的引言中，作者（Mitchinson & Lloyd，2008）准确地描述了这一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动物之间通常都是这样的：与人类不同，它们在一生中度过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所表现的都仅仅是它们自己。一只雨蛙……在早上醒来时不会因认为自己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曾是一只坏雨蛙而内疚，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袋鼠或者一只大蚊子上。它们只是在做着自己作为一只雨蛙所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它们做得非常好。而我们人类呢？哦……我们从来没有满足过，总是感觉到心虚，几乎没有做好大自然要求我们作为现代人所应该做的事情。”
由此看来，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的生活有目的和目标，我们会对自身的行为和结果进行反省，并由此而产生了对情和义的追求。情义二字正是人类所特有的，体现了人类的社会性。那么在人类进化的历程中，是何种独特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使得情义无价？又是哪些人类进化的特性束缚了兽性而让理性成为可能？
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有着明显的特点：人类个体成长期远远长于其他动物，依赖于父母无微不至的照看，而维系这种长期的亲子关系的心理纽带是亲情。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的后来者，在残酷的资源竞争中既处于食物链的末端又处于体能的弱势地位，这使得工具的使用和团队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工具的使用挑战智力，而合作则需要沟通，前者促进了智力的发展，而后者推动了语言的进化。智力、语言和理性成为人类在复杂的群居环境中得以繁衍的精神武器，而情义则成为在人类群体合作与竞争中的心理保证。1.3进化的智慧如何帮助我们了解风险和把握决策理性
在复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人类如何依靠智力、语言和理性把握自身的行为？我们总结了心智进化如何影响决策行为的八条路径和基本原则。1.3.1 特性基于共性
E.O.Wilson（1975）在其《社会生物学》一书中曾经设想一位来自火星的科学家将会如何观察和了解地球上生物的行为规律。这样的科学考察只能从地球上各种生物的行为共性入手。在了解了共性之后，特性就会自然显露。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个种系并不超脱于生命进化的自然法则。
截止到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其间，2001年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发表被认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成功的里程碑。目前的数据显示，在人类基因组中只有大约20000至25000个基因，远远低于大多数科学家先前的估计。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人类和猩猩的基因有98%是一样的。这两个发现揭示了进化机制的简洁高效和生物进化的共性。
根据生物进化的共同起源的假说，生物的进化有着同源的机制。这些共性的生物特征是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面临反复出现的相似的生存挑战而形成的。而每一个种系又有各自在种系分化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问题。这一点可以从人类胚胎发育和形成中窥见端倪。个体胚胎的发育和变化反映了人类从海洋生物到两栖动物再到直立行走的进化历程。而我们独特的大脑皮层是包裹在哺乳类动物所共有的边缘系统之上的；而边缘系统等“哺乳动物大脑”又是建构在脑干等“爬行动物大脑”和“原始大脑”之上的。因此人类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特质既有和其他生物体的相同之处又有自身的特征：它们都是被自然选择和性选择保留下来的用于解决不同的生存与繁衍问题的机制。这些与人类生存和繁衍息息相关的问题包括觅食、择偶、哺育、亲缘识别、同性竞争、互惠合作、资源分配、亲本投资等等。1.3.2 进化的理性在于基因的传递
行为的终极目的在于基因的传递。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了划时代的巨著《物种起源》，也引发了知识界持久的热烈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有三点主要的逻辑关系：变异为选择提供了基础；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为选择提供了途径；适应是选择的标准。其中，（1）变异是指物种中个体间在生理和行为的表现上存在差异，生物亲代和子代之间、代代之间皆有变异；（2）物竞天择指的是个体对生存资源和繁殖资源的竞争；而（3）适者生存则使得高适应性的表现型获得选择和繁衍，并推进了物种的进化。但是，达尔文对变异和选择的洞见是建立在个体水平的分析之上的，对于其内在的遗传学机制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物种起源》发表6年后揭晓了。1865年孟德尔（Gregor Mendel）发表了他对豌豆杂交遗传的研究。然而，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把这两项重要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直到35年之后的1900年才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1900年是孟德尔遗传理论的再生之年。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植物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植物独立完成了对孟德尔提出的遗传机制的检验。这三位互不相识的欧洲学者Hugo de Vries（荷兰）、Carl Correns（德国）和Erich von Tschermak（奥地利）都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他们在发表自己的实验结果之前，分别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了孟德尔发表于1865年的文章，便都在各自的文章中引述了孟德尔的发现，并同时表示自己的工作只是对孟德尔提出的遗传规律的进一步验证（Roberts，1929）。其后，1910年Thomas Morgan等人用果蝇做实验证实了细胞核染色体中基因的存在；1918年Ronald Fisher开启了遗传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现代合成”（Fisher，1930； Huxley，1942/2010）；1944年DNA作为基因的物质基础被成功分离；1953年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首次证明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到2003年，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成功完成了对人类全部基因的化学结构和成分的破译，测定了人类染色体中所包含的30多亿个碱基对组成的核苷酸序列，从而绘制出了人类基因组图谱，达到了破译人类遗传信息的目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破译的只是基因蓝图的语言书写，如何完全掌握这门语言并读懂字里行间的含义，却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也许是人类科学所面临的一项终极挑战。
基因作为人类遗传性状的载体，自然成为自然选择的目标。道金斯（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1976/2006）一书中说：“它们存在于你我之中，是它们创造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它们的延续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自我复制者们从远古一路走来，它们现代的名字叫做基因，而我们则是保证它们生存的携带者。”也就是说，生物个体是基因们生存的卫士，是基因的信使和基因传递的携带者。1.3.3 行为的特性在于适应人类进化的典型环境
人类进化的典型环境称为进化的适应环境（environment of evolutionary adaptiveness，EEA）。在人类从能人（Homo habilis）到直立人（Homo erectus）再到智人（Homo sapiens）的大约200多万年的进化史上，男人狩猎女人采摘和以亲缘关系组成小群体的生态环境的占了90%以上的时段。人类心智的进化因而是一个适应EEA的过程。人类的心智既不是任由环境的彩笔描画的一张白纸，也不是一部用于解决各类问题的智能计算机。人类的心智包括了解决进化中反复出现的重要问题的各种模块和线路板。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我们在解决某些计算问题（比如辨认面孔和表情）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在处理另外一些计算问题（比如记住20个随机的数字）时捉襟见肘，不得要领。当我们“反推”生活在EEA中的祖先们时，可以想象出识别面孔的重要和无法识别面孔的后果，却难于想象默记随机数字的重要适应性意义。
对进化心理学有开创性贡献的考斯梅蒂丝（Cosmides）和图比（Tooby）（1992，1994）认为，人类的心智不可能是一个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普适性系统，而是为应对人类进化中长期存在的众多生存挑战而形成的一一对应的适应机制的集合体。近30年来，进化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些EEA中重要的任务有了一定的了解。以下是一个对这些驱动心智进化的任务和挑战的简要列表：觅食、择偶、亲子依恋、亲子投资、社会交换、狩猎、摘采、群体内合作与竞争、群体间合作与竞争、亲友识别、测谎、心智解读（theory of mind）、资源分配（Buss，2005； Pinker，1997）。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书中指出：“自然选择是通过千万代人而实现的（物竞天择，万代之功）。在其存在的99%的历史中，人类是生活在小型的游牧族群中的觅食者。人类的大脑适应的是那漫长的但目前已经消亡的生存形态而不是农业和工业文明。大脑的网络设计并非为了应对大量的陌生人、学校教育、文字书写、政府、警察、法庭、军队、现代医疗、正式的社会机构、高科技，以及其他的现代社会的新事物。现代人的心智所适应的不是计算机时代而是旧石器时代，因而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找出适应性的解释……现代城市人的恐惧来自过去的危险而不是来自现实世界的危险。我们本应当对枪支、高速行驶、开车不系安全带、液态气体和在浴池边的吹风机，而不是蛇或蜘蛛，更感到害怕……然而，当问到芝加哥的小学生们他们最害怕什么时，孩子们列举了狮子、老虎和蛇，而不是他们的父母反复警告他们要避免的诸如追逐滚到马路上的皮球之类的事情。”（Pinker，1997）又比如，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于甜味的偏好，使我们在狩猎—摘采时代的祖先们能够辨别和选择有营养和能量的食物。但是由于现代农业和工商业的结合使纯化的糖得以大量的生产和销售，这一科技的进步也改变了我们的味觉偏好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为可能导致现代健康问题的隐患。1.3.4 决策的价值观始于亲友理性
达尔文理论与遗传学的新合成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海墨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或亲缘利他（kin altruism）理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注意到某些社会性昆虫比如蜜蜂中会有专门照看姐妹的后代而自身绝育的工蜂，并因此想到了亲缘选择的可能性。Fisher（1930）和Haldane（1932）分别对亲缘选择的进化做了数学推导。海墨尔顿则最终确立了亲缘选择理论在进化生物学中的地位。海墨尔顿定律（C
亲缘选择的理论为我们研究决策行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比如，亲缘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涉及基因传递和亲子投资的一个重大的风险。这种繁衍风险的程度越高，对利他行为的折扣就应该越高。一个反映亲缘关系不确定性的概念叫做父系不确定性（paternal uncertainty）。也就是说，母亲对其子女与自己的亲缘关系比父亲更为确定。进化心理学家研究了父系不确定性的高低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比如，从祖父到父亲（FF）再到下一代的子女，血缘关系上经过了两次父系不确定性的影响；而从外祖母到母亲（MM）再到下一代的子女，血缘关系上没有任何父系不确定性的影响；其他两种情况，即从外祖父到母亲（FM）或是从祖母到父亲（MF）再到下一代，血缘关系上则经过了一次父系不确定性的影响。由此推论，祖辈对孙辈的投资（金钱、时间、感情）可能会与父系不确定的程度负相关。也就是说，投资的多少符合以下的关系：MM>FM=MF>FF。这一推论的确得到了来自德国和美国的一些实验证据的支持（Euler & Weitzel，1996； Gaulin，McBurney，& Brakeman-Wartell，1997； Michalski & Shackelford，2005）。
另外，堂/表兄弟姐妹之间在父系不确定性上也不尽相同。按照堂/表亲的父母一辈来排列的话，父系不确定性从低到高的顺序为：姨<舅=姑<叔伯家的孩子。实验研究发现人们更关心和更愿意帮助父系不确定性低的母系的表亲。帮助意愿的高低的具体排列为姨家的孩子>舅舅或姑姑家的孩子>叔伯家的孩子（Jeon & Buss，2007）。
父母亲对子女的投资同样受到父系不确定性的影响。亲子投资的一个指标是出生间隔（interbirth interval）。一个孩子出生后到下一个孩子的出生之间的间隔越长，则父母对第一个孩子的投资就越多。作者（Wang，2002b）于一项在中国西北农村地区所做的调研中发现，如果父母认为一个孩子的长相（而非性格）与父亲相像，与那些长相不像父亲的孩子相比，这个孩子得到的父母投资的时间更长；其与下一个孩子的出生间隔也更长，平均出生间隔从20个月（n=51）增加至47个月（n=32）。
人类的利他行为不仅涉及亲人还包括朋友。朋友之间的交往体现在长期的互利共赢。维系这一关系的是称之为“友谊”的经历和情绪体验。而友谊的要素就在于否定“即时性的利益最大化”；在不求即时回报的前提下帮助朋友。真正的朋友“雪中送炭”而无需“锦上添花”。而长期的回报则是有利于双方的。这就是在生物进化中友谊得以留存的社会理性基础。Trivers（1972）的研究证明了这种互惠利他（reciprocal altruism）的进化机制。成员之间有长期交往的小群体的社会生态促进了进化中互惠利他的自然选择。1.3.5 博弈中的进化稳定策略与合作行为
理性的基因并不一味地自私。在人群中的个体需要通过彼此合作才能生存和繁衍。亲友之外，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之间也广泛存在着合作与竞争。没有血缘的人之间的合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因为，受益而不回报的背叛行为在一次性的零和博弈中才是一种进化稳定性策略。英国进化生物学家Maynard Smith首先提出了进化稳定性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SS）的概念，也为决策理性的分析和博弈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Smith，1982； Smith & Price，1973）。假设一个社会种群中存在两类成员：鸽子和老鹰。两类成员相互博弈的生存策略不同。老鹰为了获取资源会主动进攻，在战斗中宁死不屈。而鸽子则从不主动伤害别人，遇到冲突和挑衅则退而避之。当老鹰遇到鸽子，老鹰将获得资源，鸽子有损失但不会受伤。当老鹰遇到老鹰，则两败俱伤。当鸽子遇到鸽子，两者互相观望直至其中一只离开，另一只会获得资源，但无人受伤。如果种群中都是鸽子，它们会相安无事，轮流获得资源（比如，更需要能量的鸽子可能会在获取食物是观望对峙的时间更长，从而获得资源）。但是，鸽子策略缺乏进化稳定性，如果由于基因变异出现了老鹰策略的话，这种策略将战胜鸽子策略并迅速在种群中传播。但是，老鹰策略同样缺乏进化稳定性，因为当群体中大多数的个体是老鹰时，同类策略导致两败俱伤，从而使鸽子策略又起死回生。因此，老鹰策略和鸽子策略都不是进化稳定策略。只有当某一种策略被种群中大多数成员采用后，或几种共存的策略被不同比例的成员选择后，仍然可以不被其他的新的变异策略入侵或改动，这一策略格局才具有进化稳定性。
Smith和Price（1973）指出，一个策略要成为进化稳定性策略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E（S，S）>E（T，S），或E（S，S）=E（T，S）且E（S，T）>E（T，T）。也就说，对个体来讲，一种策略S被种群中大多数成员采用后，要比种群中有S和T两种策略更好。这也是典型的纳什均衡。此外，还有一种条件，虽不是纳什均衡，但满足进化稳定性，即一个纯S策略的种群与一个S和T策略共存的种群中的个体收益不相上下，但两者都要优于一个纯T策略种群中的个体。
有意思的是在激烈的获取资源的博弈中，合作的策略可以具有进化的稳定性。
Nowak（2006b）通过计算机模拟，总结了合作的五种进化机制：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联接互惠，以及群体选择。此外，实验和模拟的研究都表明，博弈的重复性、个人声誉的影响、组织或群体的大小，以及惩戒机制的运行是决定合作的程度和范围的四个重要因素（Fehr & Fischbacher，2005）。在组织成员之间有长期交往的、声誉受重视的、背叛能够被惩戒的小群体中，合作最为普遍和稳定。我们会在下一章对此做更为详细的讨论。1.3.6 觅食策略调节风险决策，生命史策略影响跨期决策
决策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类决策：风险决策和跨期决策。前者需要在风险规避选项和风险寻求选项之间做出抉择。比如，确定得到1000元还是有50%的可能性得到2000元。而跨期决策则涉及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选项间做出取舍，比如，较快和较少（smaller and sooner，SS）的获益还是较迟和较多（larger and later，LL）的获益。
从进化的观点出发，人们对金钱的渴望是对食物的渴望的现代衍生物。因此，人类与生俱来的觅食需求使人们对食物资源的稳定与变化十分敏感。根据风险敏感性觅食理论（Stephens & Krebs，1986），动物对食物资源分布相当敏感。当蜜蜂或是小型的鸟类觅食时，它们需要选择觅食的地点，在有些地方总是能够获取少量的能量，而另一些地方食物的分布比较分散，有时可以获得大量的能量，有时则可能毫无收获。选择前者意味着规避风险，选择后者意味着冒险。蜜蜂或鸟类能够根据自身的能量状况调节对风险选项的选择：在维持生存所需的能量要求较高时，选择高风险的觅食点；而在身体能量要求较低时，选择低风险的觅食点（Kacelnik & Bateson，1997； Real，1991； Wang，2002b）。这种对预期结果变异度的敏感使得风险决策可以通过追寻变异或是规避变异而增加适应性。
人类的决策也是如此，男女在繁衍成功上的变异不同，男性普遍在财富和生育数量上比女性有更大的变异度。男性的子代在数量上变化很大，多的可以上百，儿女满堂，少的则是零，无后而终。而女性则比较平均适中。这使得父母的投资决策可以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儿子和女儿做出有区别性的投资（Trivers & Willard，1973）。从生育和致富的可能性上看，养儿就像是投资股票；养女则像是投资基金。作者的研究发现，和邻里家庭比较起来相对贫困的父母对儿子的投入和投资更高；而相对比较富裕的父母则对女儿投资较多（Wang，2007）。对于贫困的家庭，脱贫致富和传宗接代需要更大的变异，因而儿子更有潜力；而对于相对富有的家庭，则不必太过冒险，女儿可以带来更为稳定的生活和生育回报。
觅食理论帮助我们了解风险决策，而个体生命史理论（life-history theory）为我们研究跨期决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Kaplan & Gangestad，2005； Wang，Kruger，& Wilke，2009）。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不同发展时期，对于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有着不同的优先性，比如，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身体的生长和社会学习还是用于择偶与生育（Stearns，1992）。从生育适应性上讲，一个个体生命中最本质的权衡在于生育的早晚（Promislow & Harvey，1990）。因此，生命史策略决定基本的跨期决策。个体在时间和能量资源的分配管理中，最为重要的是在躯体投入（somatic effort）和繁衍投入（reproductive effort）之间做出适应于特定环境的权衡和取舍。躯体投入包括个体在维持和发展身体以及学习（例如，知识、技能）上的投入，可细分为维持和成长两个维度；繁衍投入是指个体在同性竞争、求偶、繁衍以及子女养育上的投入，可进一步分为择偶（mating）和养育后代（parenting）两个方面（Griskevicius，Delton，Robertson，& Tybur，2011； Kaplan & Gangestad，2005）。
生命史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对群体平均智力水平的变化做出独特的推论。被称为“Flynn effect”的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指的是百年来IQ测试的平均成绩持续上升的现象。对此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Pietschnig & Voracek，2015）。根据生命史理论，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简单合理的解释。我们认为，IQ的提高是群体的生命史策略由数量导向的“快策略”变为质量导向的“慢策略”造成的。工业革命后，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从而增加了在“成长”维度上的投入。这一生命史策略权衡变化的解释也与近百年来家庭平均人口下降、平均结婚年龄推迟、教育投入增加等趋势相一致。为了更形象地描述躯体投入和繁衍投入之间的关系，Kenrick和Luce（2000）将躯体投入比喻为“存款”，而把繁衍投入类比于“取款”。当环境变富裕时，增多“存款”有利于将来的“取款”，人们为了将来更好地繁衍而不断提高自身的资源积累，其中也包括了智力的提升。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生命史最大的特征在于出生后的缓慢的成长期。儿童智力成长的可塑性使得人类个体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儿童比成人更可能不受常识的束缚，更可能发现不常见的逻辑关系（Gopnik，Griffiths，& Lucas，2015）。1.3.7 自然选择与性选择的信号交流
以色列动物学家在《障碍（缺陷）原则——达尔文谜题中一个缺失的谜底》（Zahavi，Zahavi，Zahavi-Ely，& Ely，1997）一书中描述了一只在沙漠中觅食的羚羊在看到野狼和猎人时的不同反应。见到野狼向自己靠近，这只羚羊并不藏匿或是马上逃离，而是先挑衅性地炫耀自己的技能。它先是站起来并发出叫声，然后盯着野狼用前蹄猛烈地刨地，造成的震动在沙漠中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如果这时野狼进一步靠近，羚羊仍然不跑，而是先上下跳动几次，然后在白色的臀部上甩动着清晰可见的黑色的短尾巴，从容不迫地绝尘而去。这一系列的额外的炫耀是不惜多花代价而发出的信号：我真的是一只健壮敏捷的、你无法追上的羚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当羚羊遇到进化中新的危险时的反应。当它遇到一个开着吉普车的猎人时，它不再需要显示自己的本领，而是掉头就逃，以最快的速度沿着最可能掩护自己的地形尽可能无障碍地逃脱猎人的追捕。
对于进化中长期交往而且彼此了解的老对手，有代价的信号传递（costly signaling）才更可能是诚实的信号传递。人们对一个便宜的信号，比如随口可以喊出的“狼来了”的信号的可信性是怀疑的。要使一个重要的信号起到预想的作用，常常需要不惜工本、不惜代价，甚至是自残而达到目的。
有代价的讯息，才是有力量的讯息。比如，好莱坞拍摄的英雄主义大片《拯救大兵瑞恩》所讲的就是一个为人道主义不惜代价的故事。当军方得知瑞恩的两个兄弟都已阵亡，他是家里唯一的“命根子”时，决定派出一个小分队，穿越火线，寻找到这个士兵，并把他撤离战场。在做出拯救大兵瑞恩的决定时，军事指挥官们应该知道因此有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牺牲，如果依照功利最大化的原则，这个拯救计划就应当撤消。的确，为了找到和保护瑞恩，小分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这部电影通过演绎不惜代价的道义原则而成功地彰显了美国参加二战的正义性。由此可见，道德原则的功用也许在于凝聚人心，从而加强为族群的生存而战的利他行为。Richard Alexander提出了道德系统生物学（biology of moral system）的概念。所谓的道德系统就是间接的互惠系统。他认为：“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利益的冲突，并且——至少迄今为止——人们设计出道德体系是为了帮助群体成员，并且明确地不帮助其他有竞争关系的群体中的成员。”（1987，p.1）Alexander强调，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利益冲突促进了群体内的合作。因此，能够促进群体内忠诚和团结的儒家思想在群体建设中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本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取胜。
在现实生活中，有代价的信号传递还可能通过个体的风险行为间接地影响到公司的政策制定和业绩。Roussanov和Savor（2013）对两万多名公司CEO的调研发现，这些CEO的婚姻状况对公司风险管理有着显著的影响。与已婚的CEO治理下的公司相比，在单身的CEO治理下的公司其上市股票波动明显增高，更加偏好攻击性强的投资策略，并且缺乏对风险特征变化的反应。这种差别随着CEO的年龄增大而减小。这些发现说明，适婚而未婚的CEO可能会把个人的择偶策略带入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中；把“炫耀”自身“强壮”的择偶信号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公司的冒险决策加以传递。
一种信号或特征可以被自然选择也能被异性选择。如果某种信号或特征在择偶过程中得到异性普遍的青睐，这一信号或特征就会通过性选择得以遗传。性选择使得男女在身体和行为上出现系统的不同。在同性之间的零和竞争中，性选择使得获胜者的特征得以流传。这些性特征可以分为两类：装饰性的性特征和工具性的性特征。装饰性的性特征（比如，雄孔雀的彩羽尾屏）主要用于吸引异性；工具性的性特征（比如，雄鹿的鹿角）主要用于同性间竞争。这些性特征成为同性竞争和异性择偶中的信号，传递出携带者适应性的高低和繁衍的能力。
在人类的性选择中，女性是选择者而男性是被选择者。女性是生育资源的主要提供者所以更有选择权。从精卵结合、胎儿在母体内的孕育、临盆生产、母乳哺育到养育子孙后代，女性的付出远远大于男性。女性作为生育资源的提供者而男性作为这些资源的享用者，两性之间在资源获得和分配的心理机制和策略上也自然会有所不同。正如Robert Trivers（1972）所说，亲子投资多的一方（女性）在择偶上将更为细致、谨慎和挑剔，而亲子投资少的一方（男性）将会为获得女性的生育资源而具有更强的同性竞争。Sarah Hrdy（1981）则说：“作为投资方的女性的喜好决定着人类潜在的进化方向。因为女性才是择偶中决定何时以及与何人交友的仲裁者。”1.3.8 行为遗传的非基因机制与人类的特性
Jablonka和Lamb（2005）提出遗传和进化有四种途径：基因遗传（genetic）、基因外遗传又称表征遗传（epigenetic）、行为学习（behavioral）和信号传递（symbolic）的遗传。学习的效果可以通过符号系统加以传递。
除了直接改变基因的DNA结构之外，通过基因外环境的变化也可以影响基因的遗传表达。研究这一课题的是一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新兴学科——表征遗传学（epigenetics），又译为“表观遗传学”、“外遗传学”等。这一学科为探讨行为的遗传机制开启了新的方向，对于了解心理和行为有着巨大的潜力。表征遗传学的成果显示，行为的遗传和进化不仅可以通过基因的突变、父母染色体的结合及孟德尔的遗传法则实现，还可以通过改变染色体和基因的外环境进而改变基因的激活和表达实现。也就是说，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通过某些机制引起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或细胞表现型的变化。比如，一个孕妇的饮食可能影响到她的孩子某种基因的表达或不表达，这种对基因表达的调控甚至可以通过孩子再传给下一代（Spector，2012）。
表征遗传学是在研究与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遗传法则不相符的许多生命现象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表征遗传学研究的是对基因选择性转录表达的调控（比如，DNA甲基化、基因印记、组蛋白修饰和染色质重塑）以及基因转录后的调控（比如，非编码RNA、反义RNA、核糖开关）。遗传学研究的是基因本身的DNA序列的变化，而表征遗传学研究的是基因在表达上的变化。表征遗传与传统遗传相比，表突变率比一般突变率更高，也更容易逆转。其中，基因印记（genomic imprinting）特别值得一提。
基因印记是一种不遵从孟德尔定律（有关等位基因的显性—隐性关系的分离定律以及非等位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的遗传学现象，是一种依靠单亲传递某些遗传性状的现象。只有来自特定亲代（父亲或母亲）的基因得以表达。被打了印记的等位基因如同被噤声，无从表达相关的遗传性状。来自父母的基因在子代的体内往往并不和谐，而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比如，一种叫做Igf2的生长因子来自父系的基因遗传，而Igf2的受体则来自母系的基因遗传；父系基因促进胎儿生长，母系基因则控制胎儿生长。如果父系基因被打上印记（比如，被甲基化后而无法表达），胎儿出生时的体重仅有正常体重的60%。而如果母系基因被打上印记，胎儿出生时的体重则是正常体重的140%（Wilkins & Haig，2003）。由此可以看到，基因印记现象反映出亲代（父母）的基因在子代（子女）身上的竞争。因此每一个自我都是一个带有多种冲突的矛盾综合体。
基因印记现象对了解人类行为的启示还远不止于此。如图1-2所示，通过基因印记，表征遗传可以改变亲属之间在某些等位基因上的相似程度（r）。如果只有母系的等位基因得以表达，这一母系基因控制的遗传性状在母子之间的相似度便不再是50%而是100%，兄弟姐妹之间的母系基因的相似度便不再是25%而是50%。可以想象，这种遗传相似度的变化可能会使得个体之间的某些心理特征的相似度增加或降低，还可能使特定个体间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因遗传相似度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图1-2 表征遗传对亲属之间等位基因相似度的影响
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 Baldwin，1896）反映了另一种环境—学习—基因的交互作用。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学习能力高的个体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将会更好。因此与学习能力有关的基因就会获得自然选择，并得以遗传。另外，如果在新环境中存活下来的个体的基因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而这种在下一代身上发生的变异正好造成了与适应性学习特性相似的表现型，那么这种基因变异也同样会获得自然选择，得以遗传。比如，社会合作可以通过上述机制得以传播（Baldwin，1896）。对饮食环境的适应，也使得那些长期生活在食用乳制品地区的人们对乳糖的耐受性增高。这种代谢的适应性变化也许是一种鲍德温效应。
不仅遗传和表征遗传可以影响行为，行为的学习还可以通过文化代代相传；知识则可以通过文字信号系统加以保留和积累。然而，通过不同的遗传系统传递到下一代的信息有的是具体的结果和内容（比如，一首歌曲），而有的只是形式和能力（比如，感受音乐的能力）。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曾经谈到过这种内容遗传和形式遗传的不同。比如，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东西是完全没有进步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自然科学是前赴后继的，知识、文字、音乐都是可以传承的。但爱情却无法直接传承，它不可能做到前赴后继。比如父亲对爱情的领悟无法成为儿子爱情世界的基础。每一个人还是要从青春期开始，通过各自的经历，从骚动走向各自的成熟。因为，爱情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领悟（渡边淳一，2014）。1.4如何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内研究人类决策
进化论的思维使心理学家能够更加有的放矢。首先，研究的问题应当聚焦在识别人类进化的典型任务和典型风险。比如，Kruger、Wang和Wilke（2007）开发的五个进化类别的风险量表。五种典型的风险类别包括：组内竞争、组间竞争、自然界的风险、为了吸引异性的资源分配以及生育与繁衍的风险。第二，对于每一个进化的典型风险，我们都可以推论出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的心理适应机制。比如，认知幻觉和决策偏差如何在进化的典型环境和非典型环境中消长（Wang，1996a，2008b）。第三，进一步了解在现时环境下启动或抑制这些适应性心理机制的因素。比如，生命史变量（性别、年龄、出生排行、兄弟姐妹的多少、是否已生育后代、生育目标的高低以及主观寿命预期的长短）如何影响人们对进化典型和非典型风险的偏好（Wang，Kruger，& Wilke，2009）。第四，对于适应性行为的直接机制（情绪的、神经生理的和代谢的机制）进行探索。比如，运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决策中对不同的社会线索进行处理的脑区分布（Zheng，Wang，& Zhu，2010），或是通过调节血糖水平对跨时选择中的延期折扣的代谢机制进行探索（Wang & Dvorak，2010）。
至于如何通过实验实施和落实研究思路，我们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行为研究方法的三足鼎立
研究的方法各有侧重，但是没有所谓高下之分。如果我们把心理学或行为学的研究视作一个三足鼎立的三角结构的话，那它的三个端点可以分别是准确性、普适性和真实性。一种研究方法无法同时兼顾到这三项指标。比如，实验研究的准确性高，可以验证因果关系，但真实性因实验控制而降低，普适性也因样本等原因而受到限制。案例分析和实地研究的真实性高，但因为揭示的是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而降低了研究的准确性和普适性。理论研究和行为模型的建构则能够以高屋建瓴之势，收纲举目张之效。因为是纲，普适性高。也因为是纲，则不免抽象，因而使准确性和真实性降低。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可以根据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分类（Hendricks，Marvel，& Barrington，1990）。这三个维度分别是实验环境、数据收集的方法和研究设计。其中，实验环境包括实验室（L）和实地（F）两类，数据方法包括自我报告（S）和观测（O）两种，而研究设计则分为实验（E）、相关性研究（C）和描述性研究（D）三个类型。由此得出12种（2×2×3）研究类型。依此分析，我们常用的实验性问卷研究可归入FSE一类。对研究方法的分类既有助于我们认清自身研究的现状，又有助于对互补性研究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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